从昙花一现到严申禁令

金庸崛起于1955年，不旋踵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作家。在台湾，金庸作品很早就有流传，1957年，时时出版社出版了以金庸本名挂衔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及《射雕英雄传》三书，可以视为金庸小说进入台湾的前锋。其中，最引起读者瞩目的是《射雕英雄传》一书。金庸《射雕英雄传》于1957年开始连载于《香港商报》，立刻不胫而走，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与重视，向来认为武侠小说可以跻升文学殿堂，甚至曾发愿创作武侠小说的学者夏济安，在此书刊载不久后，即感慨地认为：“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余国去了。”而已故的武侠名家古龙，也曾回忆他年轻时每天清晨，鹄候在某出版社门口，等待着出版社老板请托香港友人用酱瓮裹以香港旧报纸，“偷渡”金庸《射雕英雄传》连载来台的旧事。

同时，就在《射雕英雄传》连载期间，台湾的出版社也开始以“盗版”方式，不定期地陆续刊行这部作品。我们有理由相信，以《射雕英雄传》所展现的武侠魅力，如果可以依正常渠道发行，一定足以对台湾的武侠创作，引起不可忽略的影响。

然而，就在金庸小说开始发挥影响力的同时，一场悄然掩袭而至的政治禁令，以令人措手不及的方式，扼断了这可能的生机。几乎就在时时出版社印行金庸小说的同时，台湾保安司令部即以“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二条“匪酋、匪干之作品或译者及匪伪之出版物一律查禁”及第三条第三款“为共匪宣传者”，对上述三书予以查禁、没收。1958~1959年，由莫愁出版社印行，署名作者绿文，题名取自梁羽生作品《萍踪侠影录》的盗版《射雕英雄传》地下出版，可视为金庸小说在台湾的第一个分水岭，也是台湾武版侠创作在突然失去奥援，不得不自行探索，而得以开展出新阶段的重要开始。

关于金庸小说遭到禁制的说法，历来论者多半指出，是由于《射雕英雄传》的书名，取自毛泽东《沁园春·咏雪》中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一词。在当时视中共政权为洪水猛兽，举凡有一事一物相关即惹嫌疑的风声鹤唳、鸡飞狗跳的氛围中，《射雕英雄传》居然“胆敢”与“毛泽东”挂钩，自然难以在政治魔掌下超生。此说相信是可以成立的，这是因为，即使到了金庸小说得以解禁，远景出版社第一次刊行的《射雕英雄传》，为了避免嫌疑，特意改成《大漠英雄传》，但还是难逃禁令，从这一境况判断，台湾当局对此书仍不免耿耿于怀。不过，造成禁制命运的，恐怕《碧血剑》也是祸首之一，因为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中，向来将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视为“流寇”，而金庸于此书中，颇因袭大陆“农民起义英雄”的观点塑造李自成等人。所谓“颠倒历史，混淆是非”的罪名，于此书更见贴切。

台湾当局的禁书政策，缺乏一套有效的政令及管理机制，不但“人治”为患，而且时松时紧。金庸的小说虽然在最初流传之际即遭禁制的命运，但起初不过和其他多数所谓“附匪”、“陷匪”的作家学者一样，尽管列名受禁，却还没有严重到被严密监控的地步，因此，在1959年之前，还是可以见到光明、合作等出版社，堂而皇之地以“金庸”本名出版他的小说。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直接侵袭到了金庸的小说。

1959年年底，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实施的“暴雨项目”，是台湾地区首度完全针对武侠小说展开查禁的一项工作，实施期间始于1959年12月31日（文号为48年12月31日（48）宪恩字第1018号代电颁发），总计查禁书目共404种。项目的内容究竟为何，至今文献犹缺，颇难查考，尚待进一步追索。不过，据1960年2月18日《中华日报》第三版刊载，警备总部于当月15~17日，于全省各地同步取缔所谓的“共匪武侠小说”，一天之内，就取缔了97种12万余册之多，许多武侠小说出租店几乎“架上无存书”，显见此一行动持续颇久。不仅如此，此波行动首要的针对对象，即可能便是金庸，据当时负责此行动的台北市警察局长潘敦义说明：

　　　近来本市部分书店、书摊上发现有出售出租内容荒谬下流的武侠小说甚多，其中并有以匪统战书本翻印出版者，颠倒历史，混淆是非，其毒素之深，影响社会心理，危害社会安全至大。

“匪统战书本翻印”及“颠倒历史”等等，报道中明确指称为“香港匪报上连载的武侠小说”，而且这一行动的导因，实际上是因为去年（1959）香港亚洲出版社董事长张国兴、副总经理陈刘笃回台参加十月庆典时，眼见车站、街头各大小说报摊，充斥着许多盗版的武侠小说，因此向台湾当局抗议“没有尽到保护忠贞人士出版的责任，一方面为什么还容许盗印共匪小说集团的存在”。据此，金庸小说在台受盗印而广泛流传，无疑是“暴雨项目”项庄舞剑的实际剑锋所向。

自此以后，金庸小说的普遍流传暂时画下休止符，直到1980年金庸小说正式解禁，才又展现出前所未见的蓬勃气象。

禁令下的金庸小说众生相

在台湾当局的严格禁止下，金庸小说尽管未能正式发行，流传不广，但仍始终或明或暗地发挥着影响力。就实际层面而言，金庸的作品依然在地下流通着，但“金庸”这两个字，却等于是被湮灭了。从1959年开始，坊间仍然不时可以见到金庸的作品，但是为了规避当局的查禁，书商巧妙地仿照《萍踪侠影录》的故伎，以改头换面、张冠李戴的方式出版，截至1972年金庸洗手归隐为止，除了《白马啸西风》、《鸳鸯刀》之外，其他作品几乎都曾刊行过，而且发行的数量也不小。

大抵上，其间可以区分为前后两期，在1972年以前，流传于台湾的金庸小说，渠道多端，除了台湾的盗印之外，有些是由旅客从香港、东南亚等处携入的；而台湾的盗印，也有些直接取香港版本影印制版，既可节省印费，在查缉时也可规避刑责。附录2所列的“暴雨项目”查禁诸书，出版者多属香港出版商，基本上可依其数量判断为影印出版或海外携入者。此时，当局的查缉行动相当严密，想来也曾受过高人指点，无论书名如何变换，皆难逃一劫。1973年以后，台湾的政治气候突变，当局将心力完全投入到所谓“党外”政治书刊的监控中，无暇兼顾于武侠小说，台湾出版商遂把握住这一罅隙，大量出版各种盗版的金庸小说，其中，变易作者及书名的盗版方式最为常见，除《射雕英雄传》外，如《书剑恩仇录》(《剑客书生》)、《碧血剑》(《碧血染黄沙》)、《倚天屠龙记》(《歼情记》)、《连城诀》(《漂泊英雄传》)、《笑傲江湖》(《一剑光寒四十洲》及《独孤九剑》)、《鹿鼎记》(《小白龙》及《神武门》)等皆是；而作者题名，以“司马翎”最为常见，“古龙”、“翟迅”等偶然一用，只要不标出“金庸”之名，通常都可以苟延残喘于一时。

除了盗印诸版外，金庸小说的“伪本”，也在此一时期偶尔出现。“伪本”有两种情形，一是“纯粹伪作”，将与金庸完全无关的小说直接题为金庸的著作，以收鱼目混珠之效，如《查禁图书目录》中所列的《江湖三剑闹京华》(疑为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即为一例。不过，此类敢于标明“金庸”本名的书籍，在禁令严格实施之际，并不多见，因为没有书商胆敢冒此不讳也。反而是另一种“托名伪作”，于此时颇为流行。“托名伪作”指的是依据金庸小说的内容加以补充演述，或启其前，或继其后，或取其中人物另起炉灶，这些书多半集中于《射雕英雄传》，如《射雕前传》、《射雕后传》、《南帝段皇爷》等书即是。这些书应是香港作家所撰，可惜已难以考查名姓，台湾书商不过捡现成便宜盗印而已。

此外，台湾犹有“仿冒金庸”之作流传。“仿冒”之作，指的是暗中抄袭金庸小说中的部分或重要情节，改为己作出版，如题为欧阳生所作的《至尊刀》，取金庸的《倚天屠龙记》改写，不过改换其中主要角色的名姓、关系，便俨然成一新作；而题为“古龙”(注：旧版作“温玉”)的《双流神剑》(原作《独臂双流剑》)，在全书三分之一以后，全取《笑傲江湖》故事加以敷衍；其他如石天龙的《傲视武林》(取《笑傲江湖》)、幻龙的《杀人指》(杂取《神雕侠侣》)等亦然。在金庸遭禁的状况下，不肖作者蓄意抄袭，宛然以金庸小说为“武林秘籍”，欺世盗名赚稿费，居然也能风行一时，足见金庸作品之优秀，而一般读者大众对金庸原著的陌生，亦可略窥一二。

台湾当局查禁金庸小说，从1957年开始，到1979年为止，一共延续了23年，虽然时松时紧，但亦不可不谓是“雷厉风行”；诡异的是，金庸小说虽然失去了广大的一般读者市场，却在社会高层中盛行不衰，尤其是在大专院校的教授层级中，传诵不已；而台湾当局高层，如蒋经国、严家淦、孙科、宋楚瑜等政要名流，似乎也无不对金庸小说满怀兴趣、耳熟能详。金庸的小说，虽受层层压抑，但其魅力固在，迟早将如旭阳之升，划破浑沌的黑暗。

金庸小说时代之来临

严禁金庸，本是政治的运作，金庸解禁，也导因于政策的松绑。事实上，从1973年金庸以《明报》创办人名义到台湾访问，并会见了当时的高层蒋经国、严家淦时，政治嗅觉敏感的人，早已就闻到“解禁”的气味了，因此坊间于此时所大量印制的盗版丛书，当局睁只眼闭只眼，也未见多大的动作。1979年，酝酿已久的“国建会”，又盛传金庸即将成为海外嘉宾，眼疾手快的出版商，私下运作频繁，更早已安排了各种腹案，只待时机成熟，就准备一鼓作气，打响金庸这块金字招牌。

1979年9月，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在历经两年的反复陈情后，终于获得当局首肯，以“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同意解禁出版。朝阳日出，金庸小说的光芒，得以遍照大地，宣示着“金庸时代”的来临。

武侠小说的“金庸时代”，是经由精密设计、完美包装而呈现出来的，是文学、政治及商业三合一的缜密组合——以金庸作品的文学质素为基础，配合着政治松绑的时机，再加上一连串有计划的商业营销手法，“炮制”而成。其中，沈登恩与当时以《联合报》总编张作锦、《中国时报》总编高信疆为首的报业人士，以及以倪匡、曾昭旭为代表的文艺学术界名人，是这一个“时代”的“舵手”。

沈登恩包办整个的营销策略，先是与《联合报》、《中国时报》两大报达成默契，邀约文艺学术界名家，在两报副刊上强力刊载推介金庸作品的文章，作为前锋；紧接着，《联合报》于9月7日起连载《连城诀》，《中国时报》于9月8日起连载《倚天屠龙记》；再者，情商倪匡在短期内赶写《我看金庸小说》专书；然后，1980年10月12日，在香港《明报》刊登“等待大师”的广告，扩大影响力；最后，则分期推出皇皇巨著《金庸作品集》，完成了第一波的造势行动，也确立了金庸小说在台湾屹立不摇的地位。1986年，金庸小说的台湾版权，转签予远流出版社，袖珍本、典藏本、普及本，三管齐下，金庸小说开始走入家庭，连续数年高居书市排行榜中销售第一名的位置，武侠小说的“金庸时代”来临，也即将跨世纪地谱写出光辉灿烂的一页。

多媒体、多向度的金庸小说

金庸小说之从传统租书店延伸，开始步入家庭，就武侠小说发展史而言，是一次破天荒之举，尽管这未必代表武侠小说全面获得社会舆论的肯定，但是却极具象征意义。武侠小说，至少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可以具有“传家之宝”的性质的，这对有心从事通俗小说创作的人而言，自然是莫大的鼓舞；更重要的是，在金庸小说普遍流传的推动、刺激下，通俗文学原所具有的特色——消闲娱乐，迅速扩张，在当今台湾社会五花八门的新、旧娱乐项目中，占有一席相当重要的地位。金庸小说，不仅是平面式、书面式的小说，正朝着多媒体、多向度而发展。

武侠小说的多媒体、多向度发展，从渊源而言，自然能推溯到过去的说书、戏曲表演，如《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等，皆在清代与说书、曲艺有相当密切的互动。近代以来，电影兴起，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中的部分情节，也在1928年首创一连开拍18集“火烧红莲寺”的纪录；而由邓公羽的《黄飞鸿正传》敷演而成的“黄飞鸿系列”电影，更在名演员关德兴挑梁下，缔造过高达百部的傲人成绩。台湾的武侠小说从很早开始就展现了朝多媒体发展的斐然成果：20世纪50年代，“台湾三大家”卧龙生(《飞燕惊龙》)、诸葛青云(《夺魂旗》)、司马翎(《剑神传》)的作品，就已经搬上银幕；而在1958年，漫画家叶宏甲的《诸葛四郎大战魔鬼党》(自创)、陈海虹的《小侠龙卷风》(取自墨余生《琼海腾蛟》)，则开启了台湾武侠漫画的新猷，并在60年代的台湾，一枝独秀；同时，台湾50~60年代的广播节目，七点到八点的“武侠广播剧”时段，在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更风靡不知多少听众。1962年，台湾电视公司开播；1969、1971年，中视、华视相继而起。1964年，第一出武侠剧《江湖一奇女》(闽南语单元剧，钟肇政编剧，陈淑芳主演)于台视制播；1970年，《红线盗》开启武侠连续剧先声；1974年，华视长达三百集的《保镖》连续剧，更形成前所未有的收视高潮。电影、漫画、广播及电视连续剧属通俗媒体，以武侠小说的“通俗性”与之结合，自然相得而益彰。事实上，也正是在通俗媒体与武侠小说的相互影响、共振下，使武侠小说拥有了更坚实肥沃的发展土壤。在这一稳固基础下，金庸小说挟着独尊的魅力，可谓集其大成。

金庸小说改拍成为电影，据资料显示，始于1958年由胡鹏编导、曹达华主演的《射雕英雄传》。其后，金庸小说开拍成电影的，约摸有50部以上，清一色为香港制作的港产影片。由于禁令的关系，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要迟到1977年由邵氏拍制、张彻导演的《射雕英雄传》，才开始获准在台湾上映。在以后的20年间，陆续开拍了30部左右，而1993年则一连6部，都普遍受到台湾观众的欢迎。综观这些影片，早期还颇忠实于金庸原著，自1990年《笑傲江湖》起，擅改原作，因而面目全非之作，大量出现，卖点只在“金庸”二字。

金庸小说改编的漫画，据传早在60年代即有《神雕侠侣》面世，但恨未见其书；1997年，东立出版社出版香港黄玉郎的《天龙八部》，其后，何志文的《雪山飞狐》、马荣成的《倚天屠龙记》陆续推出；远流出版社则自1998年起出版李志清的《射雕英雄传》、黄展鸣的《神雕侠侣》。部数虽仍不多，但颇受读者的喜爱。

金庸小说改编的连续剧，香港早在70年代就拥有大量的观众，台湾则于1983年由台视首度引入《天龙八部》，开创了台湾金庸武侠连续剧的先河。其后，无论是港产片的引进，或是台湾电视公司自拍的剧目，无一不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连带着也掀起一波波的金庸小说讨论潮。1998年，甚至有三家电视台同一时间推出《神雕侠侣》打对台的辉煌纪录。

90年代的新兴媒体——计算机游戏及网路，“金庸旋风”之裙角也多有波及。计算机武侠游戏始于1991年10月，是由精讯公司出版的《侠客英雄传》，其后陆续有各种武侠电玩推出。1993年3月，智冠科技取得金庸授权，发表了《笑傲江湖》游戏软件，正式揭开了金庸小说在计算机游戏界的一片天地。尤其是《金庸群侠传》，将金庸的14部作品融合为一体，玩家可以自己融人游戏中作各种尝试，受到空前的欢迎。

在1990年以后，新兴的网络迅速发展，武侠题材大受欢迎，而金庸小说的相关网站，更是一枝独秀。远流出版社规划的“金庸茶馆”，人潮热络，是目前叫好又叫座的金庸小说专业网站。其他大小相关网站，无虑数十个之多，可见金庸小说之魅力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