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此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曹丕  《典论》

一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此言，当是后世流传的“三立”与“三不朽”的最初版本。近人陈三立、严立三、马三立的名字，大致皆源出此言。

举凡聪睿才智之士，天赋超群之人，自幼年起，几乎都会兴起一种要让自己的精神生命比肉身活得更长久的强烈的企图心，死了，也要化身为雕像，长留在后人的视野与记忆中。

肖伯纳尤其好玩，他的自负使他腆颜声称自己与莎士比亚比肩而立、不分轩轾，似乎对自己最终“大名垂宇宙”的结局信心满满。实在还是有几分心虚，没有十足把握，于是又请罗丹为自己塑了一座雕像，这就像是买了双重保险，就算若干年后（万一啊）自己的剧本被扔到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世人也将通过大师罗丹的雕塑，知道20世纪活过一个老头，叫做伯纳·萧。

幼年的查宜官，可以算作这些追求“不朽”者中的一个。

如今的查先生已是桑榆晚景，可以对他一生的行止作一盘点了。

在“立德”方面，似乎金庸并无几多建树，六七十年代他在香江倒也展现了一定的风骨气节，毕竟环境宽松，不比大陆之肃杀严苛。晚年金庸，却是颇有结交官府、向威权靠拢的趋势。

中国传统观念，向来“道德”与“文章”相提并举，似乎文章大家必然同时就是道德楷模，所谓“文如其人”。这种观点其实大谬，对人也不公平。
金庸当然不是圣贤完人，读者先入为主地把他等同于郭靖或是乔峰，只是我们的一个幻觉。然而因为金庸的一些道德瑕疵而彻底质疑、否定其人格操守，却也未免小题大做。

金庸也许真的很吝啬、很小气，但我们总得承认他的财产每一分都是干净的，既不曾贪污受贿，也没有偷税漏税，像李敖大师那种侵吞朋友财产的豪举，金庸更是做不来的。既是合法所得，当然可以自由支配。乐善好施，向社会多所捐献固佳，但不捐或是少捐，也是个人自由，不容他人置喙。

至于金庸对他前妻、家人如何如何，那更是私人领域的问题，与别人无关，与社会无涉。

金庸晚年略显趋炎附势，也还没到卖身投靠的地步。

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说：

“道德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两类：努力目标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是好人；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物质欲望，而损害旁人的，是坏人。好人或坏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损害的人数和程度而定。”

金庸当然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似乎也不曾做过什么损人利己甚至伤天害理的恶行。人们对他的某些道德义愤未免无的放矢、过甚其词。

傅国涌在《金庸传》中讲述了传主吝啬、寡情、世故种种，我倒不觉有何不妥，既不“为尊者讳”，也非“隐善扬恶”，是现代传记作品的基本要求。知道了这些事体，有助于破除对知名人物的“偶像崇拜”，不复迷信盲从什么鸟权威。

至于多位论者扭住这些事不放，对金庸全盘否定，甚至牵连到他的作品，似乎作者道德上稍有瑕疵缺失，作品的价值也就跟着“应声下跌”，这种思维就过于“中世纪”了！

宋明理学（道学），往往对人持论过苛、陈义过高。一个人若“不为圣贤”那就“必为禽兽”了！其他“存天理，灭人欲”“大公无私”种种高调，实在无助于提高国人的道德修养，只给岳不群这样的伪君子的成长提供了丰腴肥厚的土壤。

至少在原儒时期，儒家尚未如此不近人情，孔子讲求“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也包含“自己达不到的标准，不宜强求他人”的涵义在，弟子子夏则认为：“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也曾犯过“责人过苛”之病，他们的祖师爷耶稣同样不会赞同他们的观点、作风。当众人无比兴奋地捉住一个“淫妇”，满怀道德激情要用石头砸死她时，耶稣基督如是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众人废然而退。

金庸在爱财等方面的特质，在傅国涌那本传记出版之前，我也零星知道过一些，失望是难免的，却不曾太过介怀，更不影响我对金庸文学成就的评价。

他的作品比他的为人更伟大。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教导我们说：“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是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

老恩许多话已过时，但对歌德特性的评判倒也不算失真。

能否以此否定《浮士德》的文学价值？

我看我自己，实在看不出什么地方比人金庸更加地慷慨大方、重义轻利、纯洁无瑕。自审没有资格妄加指摘批评。

张爱玲“因为了解，所以慈悲”的说法，我向来喜欢，用在这里并不十分妥当——识者当知我并无居高临下、俯视人寰的心态与做派。

二 

金庸之得以“不朽”，端在“立言”。

《左传》所说的“立言”，指的应该是苏轼颂扬韩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言”，而班固指称的“小说家言”之“言”，不与焉。逮及近世，标准放宽，凡是留下了可以传世的文字，都算“立言”有成。

姑且不谈对金庸文学价值高低的认知，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金庸小说是必传的！

1931年，金庸的表哥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后来他的“新月”老友梁实秋先生为《徐志摩与陆小曼》一书作序，认为：“文学作品要禁得起时间淘汰，大概五十年可以算是一段不长不短的时间，禁得起这样考验的作品便不是没有价值的作品，我想这也不失为衡量作品价值的一个标准。”其时，梁先生重读志摩诗文，“依然觉得光芒万丈，能度过五十年考验大关殆无疑义”。

金庸1955年写作《书剑恩仇录》，至今五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其读者数量更多，而又遍布社会各阶层，上自学界名流，下及贩夫走卒，多以阅读金庸为生平乐事。

金庸小说这50年是站住了，以梁实秋先生的标准推论，以后的500年，也应该可以站得住。

因此，我说：后500岁，必有广众乐读金庸，且其狂喜如我！

芦笛先生算不上“拜金主义者”，对金庸小说总体评价不高，但他仍然认为：

“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当在两极之间。他当然算不得伟大的文学家，但也不能算平庸的文学家。他写的当然是通俗文学，不过他好歹到达了通俗文学的最高峰。使得本来不能登堂入室的下九流玩意入侵了高知们的书房，其文风影响了整整几代人，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当之无愧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文学家之一。是否读过金庸，从作者的文风中一眼就能看出来……就连老芦写文章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金庸的影响，可见流毒之深之广。在中国历史上如此影响全民文风的似乎只有三人：鲁迅、毛和金庸。”

这段话，算是对金庸“立言”成就的最佳概括了。

金庸如此成就，得力于他在幼年及少年时期在文史上打下的坚实基础。金庸既生长在一个诗书世家，家族成员多以读书尤其阅读小说为乐趣。他大哥查良铿为花钱买书，“弄得连饭钱也不够”，金庸更是自幼“一天到晚地看书”，“在小学期间，读过的小说就已不少”（《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86页），尤其是在8岁时无意间读到武侠小说《荒江女侠》，对他冲击犹大。此后，金庸对武侠小说的阅读就没有间断过。

除了这份爱好与勤力，金庸的成就尤其得力于他的文学天赋。他自幼就喜欢也善于给弟妹讲故事，说者兴味盎然、津津乐道，听者孜孜忘倦、欲罢不能。金庸后来对池田大作说起：

“文学的想象力是天赋的，故事的组织力也是天赋的。同样一个故事，我向妻子儿女外孙讲述时，就比别人讲的精彩动听得多，我可以把平平无奇的一件小事，加上许多幻想而说成一件大奇事。”

惟其如此，有件事就越发让人讶异了：金庸如此天赋，在30岁之前，几乎从来没有写过小说（唯一例外是《白象之恋》），也不写诗，散文只寥寥数篇。

1969年，金庸对林以亮谈到：“在写《书剑》之前，我的确从未写过任何小说，短篇的也没有写过。”这种情形在中外古今的杰出小说家中可说是绝无仅有。也尽有三四十岁方始成名的大作家，但他们此前大多会有多年的习作试笔。

金庸的情形最古怪。他一出手写小说，就震惊当世，此前居然从未练习过！

原因很简单，在金庸早年，他的抱负，就不在“立德”，也不在“立言”，而在“立功”。在于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具体而言，就是作外交官，折冲樽俎之间也。

“学而优则仕”本来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传统，也可称为“通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青年时期的查良镛把小说当作了一种爱好与消遣，却无心以此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君子弗为也”！

杨雄《法言》也有类似说法：“雕虫篆刻，壮夫不为。”金庸壮年，本无意于文字功夫。后来终于以“雕虫篆刻”为生，是因为他50年到北京求官不顺遂，仕途绝望后不得已的选择，非其本意也。

李贺《南园》诗或可为金庸少年怀抱之写照：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

那么，金庸从政济世的念头何时产生的呢？

答曰：起自幼年。

象任我行那样大政治家所必备的“霸气”，金庸并不缺乏。

金庸7岁入学，12岁时受教于龙山小学堂陈未冬先生。50年后，金庸致信恩师：“我年少顽皮，自封为‘独裁者’，老师颇加优容，此时思之，仍感汗颜。”

12岁少年，而以“独裁者”自视，那绝对不是“年少顽皮”的问题——此子志向恐不在小。

“独裁者”与某人的“春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如出一辙，只是更直白，更加有恃无恐。

金庸后来在他的明报，做了具体而微的“独裁者”，正是本性难移。他说沈宝新先生（他的合作者），“对我的意见从来没有驳回过”。报纸是金、沈两个人出资办的，大方针总决策，从来都是金庸一人说了算。此后，他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存在“新闻自由”，不惜拿自己说事：“我管《明报》其实是很独裁的。”而据《明报》旧人李文庸揭发：“明报机构上下百余个职员，在背后都以‘主上’称呼他。”

又据常年为《明报》撰稿的林燕妮女士观察：“查良镛谈吐温文，但性格可说是刚多于柔，强多于弱。《明》系是他的王国，他的作风有点像帝王，永远礼数周到，但休想影响他的决定一分一毫。他是个天生便有权术的人，在他的王国内，没有人能逃得出他的五指山。”

林燕妮的老相好黄霑，看到的金庸，“很独裁,一点也不民主”。

林燕妮的老相好黄霑则说金庸，“很独裁,一点也不民主。”

1941年金庸在《东南日报》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一事能狂便少年》与《人比黄花瘦》，文风剽悍，盈溢着一股浮躁凌厉之气。两文都出现“伟大”一词，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文学爱好者，却全无“为赋新词强说愁”迹象，尤其后一篇文字：

“我是对现代一切吟风弄月，缺乏战斗精神的思想提出抗议，我控诉那种自我怜惜的心理，……人家的同情只能证明你是一个弱者，失败者，……失败者那种企图得到别人怜悯的心情，实在是充分卑劣的。”

如果现在有人拿这样两篇文章，不告知何人所写，让我预言这个少年的未来，我绝对料想不到他成年后会成为小说家。

1943年，金庸考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作了“天子门生”（蒋中正挂名校长，陈果夫主持校务）。

金庸回忆说：“我当时也考取了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四川大学的外文系”，为何舍彼而取此？据他自称：“经济上负担不起，而中央政治学校不收费，我便去了。”

金庸所言，或许是真，不过经济问题是他选择“政校”的唯一考虑？大可存疑。莫非他在报考时对各校收费情况一无所知？

金庸选择的专业则是“外交”，当1943年金庸入学时，中国空前地融入国际社会，国际地位大幅提高：

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同名条约同日在重庆签字，中国收回租界，取消了“治外法权”与“片面最惠国待遇”，获得了“关税自主权”，废除了百年来各种不平等条约。 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讲，轰动美国朝野。1943年10月30日，中美英苏“四大强国宣言”通过，倡议战后建立联合国，建立世界安全体系。中国两年后也就相应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获得了对安理会决议的“否决权”。 1943年11月蒋宋与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会谈，通过了《开罗宣言》，郑重宣告：“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

金庸在这一年选择了“外交系”，固然是出于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冀望自己既“读万卷书”，更“行万里路”，走向并了解世界，恐怕也从当时的势态看到二战一旦结束，外交工作大有可为。至于数年后，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国“一边倒”向北极熊，再次对西方文明世界封闭了国门，那是再难预料的。

一年后，金庸被中央政治大学开除，他的外交官之路遭遇第一次挫折。

再后来，金庸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专业，仍是远离“艺文”，而亲近“政治”。

1946年，金庸进入报界，先就职于《东南日报》，后转到《大公报》，似乎过的仍然是“煮字生涯”，其实不然，那时的新闻业实在更接近“政治”，而疏离于“文学”。

旧社会的报刊、出版社多系私人创办，官府很难切实控制其导向，一时间处士横议，百家并起，对社会人心影响巨大，甚至干涉到政府的人事任免及重大决策。１９４７年初傅斯年先生（五四时代《新潮》的主编）在《世纪评论》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文章发表后各报章纷纷转载，举国瞩目，行政院长宋子文只好卷铺盖下台。

因此，傅斯年的老师，胡适之先生，才会宣称：

“这一班穷书生拿了笔杆在白纸上写黑字而印出来的话，可以得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好感，得到一部分人的同情，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这个就是力量。……我们拿笔杆发表思想的人，不要太看轻自己，我们要承认，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

在我看来，自清末以还，中国大政治家主要出身于军界与新闻界。以创办报刊起家的政客不知凡几，梁启超、章士钊、于右任、汪精卫、胡汉民、陈独秀等等，皆是也。

甚至毛，在全国范围内为人所知，最初依凭的也是那份《湘江评论》。

“现在国家的中坚人物，哪个不是新闻记者出身？你莫妄自菲薄”，这话，是金庸的海宁同乡远亲蒋百里先生1938年时对记者陶菊隐说的。（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蒋连根……补充）

金庸是想做外交官而未成，确乎做了外交官的蒋廷黻先生则说：“当我1919年夏入哥大（哥伦比亚大学）时，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认为我应该专攻新闻。我想如果我成为中国报界大亨，我就能左右中国的政治。”（《蒋廷黻回忆录》）

篡改林副的说法，可以讲：笔杆子，枪杆子，要攫权就得靠这二杆子！

最后，金庸北上京华，轻叩外交部大门的故事就尽人皆知了：

49年国共就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金庸根据他的国际法知识，写了一篇题为《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的长文，阐明这些资产应归共方所有。著名国际法学家梅汝璈先生读到此文，印象深刻。1950年梅先生到北京担任外交部顾问，即发电邀请金庸至京协助他工作。金庸不顾妻子阻拦，北上求职。先去找乔冠华，乔老爷表示欢迎，但还是指明：由于金庸出身地主家庭，又在国民党的政治学校接受过教育，恐怕很难被红色政权接受。惟一的希望是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受训，或者在外交部的外围机构人民外交协会工作，等适当的时候争取入党，再被决定能否转入外交部工作。

兜头一盆冷水，金庸满腔热情顿时化为乌有。他后来回忆说：“我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感乐观。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党。而且，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做出贡献……”

金庸黯然离京，返港。31年后，金庸再进北京，成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的座上客。面对邓小平，作如下建言：“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经济建设是很艰巨的工作。为了调动全国一切积极因素投入经济建设，在起用人才、提拔人才之时，似乎应当重视才能、知识、品德，不是共产党员也应当有同样的机会。”1993年，金庸在中南海晤江，作《北国初春有所思》，指出“中国近年来改革开放所以能得到这样巨大的成绩，不根据阶级成分来任用干部是决定性的关键之一”，联系金庸的早年经历，再体味此二语，当别有会心也。

金庸在1944年，写过一篇短篇小说，《白象之恋》，参加重庆市政府举办的征文比赛，获二等奖，证明他在小说创作上确有天赋与实力，但此后十数年间，金庸再不曾写过一篇小说，我由此断言金庸志不在此，他根本不想以文人墨客小说家作自己一生的职业，参加“征文比赛”，更看重的是“赛”，不是“文”。

金庸一九四九年，发表国际法论文，竟蒙国际法的国际权威梅汝璈先生赏识，证明他在国际法方面的学术功底，正可以此为契机，在学术有所开创。

奇怪的是金庸再度戛然而止，离开北京后，他再也没有写过国际法方面的专文，更不要说专著了。

由此，不能不怀疑金庸写那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怕不是出于学术兴趣的纯粹的学术探讨，也不仅是为了“文章报国”，向新朝建言献策。

我认为金庸的行为，充满对个人功名的考量算计，这篇文章根本就是“投机”之作。此时的金庸，类似于战国时期“卖论求官”的“策士”。唯一不同的是现代有报纸为载体，不需要把自己的策论直接投送中南海门前。

四九年《大公报》放弃了以往“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的立场，急速“左转”，与北京声气相通，这份报纸高层必看；金庸的专文谈的又是他们最关心的财产问题；新旧易代之际，在外交与国际法方面需才孔亟……

金庸假想的读者，恐怕还不是梅先生，更可能是北京的外务官员，甚至是周。

当然，以上都是我胡乱猜疑……

金庸多次表白自己“权力欲极其淡薄”，那么，他在骗人吗？那倒也不是。

金庸的性格充满了矛盾，在某一性格特质上，把完全相反的词汇用到他身上，都可能是对的。

金庸权力欲比较淡薄是真的，他具有强烈的功名之念也是真的。并且在这一点上，他并非特例。念念不忘建功立业，“兼善天下”，是传统文人的通病，曾文正公说：“古之贤者，其志趣殊不愿以文人自命。”五柳先生的权力欲够“淡薄”，还要慨叹：“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此中之“志”，仍是政治抱负。
我把政治家分为两大类：大多数为了做官而做事；少数人为了能做事而做官。金庸一旦从政，似应归到第二类。

把标准放宽，他们也算“权力欲淡薄”罢？金庸本人在《笑傲江湖》的后记中是这样说的：“坚持原则而为公众服务，不以功名富贵为念，虽然不得不听从上级命令，但也可以说是‘隐士’。”

据传朱镕基致仕之后，对自己没有坚守不从政的初衷深感后悔，认为自己更适合在文化学术方面发展。他的真诚我不怀疑，但重新活过的话，恐怕他还是会走上仕途。“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实在太大，根本挥之不去。

1993年，金庸写道：“对于我……第二个理想是，进入社会后辛勤发奋，做几件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都有利的事……”

最初，金庸想做的这几件事，恐怕不是写小说、办报纸罢？

如果金庸果真是“嗜权如命”之人，他就不会离开北京，毕竟升迁之路没有断绝，要想做官，此地最佳。他是感到当时“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做出贡献”才黯然离去的。青年金庸立志从政，不是为了做大官，而是为了做大事。此愿难遂，毅然告退。

金庸生平钦仰的历史人物，是范蠡、张良。范蠡、张良，何许人物？帝王师也！而他们又“在大吵大闹之后飘然而去”（金庸语）。范、张二人，是大政治家，但他们是那种稀有物种的“权力欲淡薄”的政治家。

1994年，金庸在台北，讲《历史人物与武侠人物》：“过去也有人问过我最想当中国历史上的哪两个人？我说我想当范蠡和张良这两个聪明人，他们建立了很大的功业，但后来成功后功成身退，也不贪，也没做什么大官，逍遥自在，这种人很难得的”（《金庸散文集》235页）崇仰范蠡与张良，在其它场合，金庸也多次讲过，并且说的是“一直”崇仰这两位。可以见出，当金庸少年或青年时，他的理想就是“想当范蠡和张良这两个聪明人”，从政，不为“做什么大官”，也不为“贪”，也想如范张两先生那样，“建立很大的功业”。

不能像范蠡、张良，先在政坛“大吵大闹一通”，就只得“飘（黯？）然而去”，是金庸此生永久的遗憾。

这次求职不遂的经历成为金庸一生的转捩点。

从12岁到26岁，金庸一直在为踏上仕途作准备，从未偏离轨道。具备如此卓异的文学天赋，却没有小说创作，不写诗，不编剧，散文寥寥……

1950年，金庸仕途绝望，51年老父被枪杀，此后金庸开始真正把精力投入文艺创作，作影评、编剧本、写小说，“金庸”之名，横空出世……
1966年4月，金庸应罗孚邀约，在《海光文艺》刊出一篇短文《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30年前那个以“独裁者”自视的查良镛如今谦卑地表示：“我只是一个‘讲故事人’（好比宋代的‘说话人’，近代的‘说书先生’）……写这种小说，自己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须知：社会一般观念“说书先生”算不得多么高尚的职业，金庸在“自娱”之余，心中不能没有怅惘、郁结。

浙江海宁虽蕞尔一小邑，却是人文荟萃、人才辈出。近代以还，最特出者，厥为王国维先生。把元杂剧提到与唐诗、宋词等同的高度来研究、评价，王先生是学术界第一人。在《宋元戏曲史》中，静安先生指出：“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

金庸生性喜爱戏剧性强的文学作品，同乡大儒的著作更是必读。他对《宋元戏曲史》一定极为熟悉。那么，金庸所说“自娱娱人”与王国维指认的元剧作者的“自娱娱人”，会毫无关联？

如今，关汉卿的文学巨匠地位已经确立，成为常识、共识。但在他死后600年时间内，一直不为文苑仕林承认，人们充其量把他的剧作看作消闲佳品。这与今日金庸小说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相仿佛。尤其元杂剧的大师们是因为蒙元政权长期停办科举，仕途绝望之后，才走向瓦肆勾栏，从事这种下贱、很没前途的职业的，这与金庸的经历更是如出一辙。

知识分子地位低贱，古时以元代为最，所谓“八娼九儒十丐”，稍嫌夸张，大体如是。到了金庸发表《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的那一年，“臭老九”的尊号虽然还没有出世，但“读书越多越蠢”早已成为既定主旋律。作为传统文化的宝爱者，金庸如何能不起“异代同符”之叹？

1970年，陈世骧教授致函金庸：“以为其（金庸小说）精英之出，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实则，在此前四年，金庸已经（也许在潜意识里）用王实甫、关汉卿、马致远等人的经历、怀抱来安慰自己。陈先生的信，相信会使他产生“读者遍天下，知己此一人”的感慨，因此他不寻常地在78年结撰的《天龙八部·后记》中对故友深致缅怀，若不胜情。

少年时的梦，太难忘却。金庸于是别开生面，“夹带私货”，在武侠小说中居然融入自己的政治主张与观感。2000年，金庸在岳麓书院演讲时提到：从《天龙》之后，自己“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

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为了赚钱？当然是！

但赚钱恐非主要目的，金庸终究不能忘情于政治，不能干，只好谈了。

小说与《明报》在金庸心目中主次分明，武侠小说是为报纸服务的，还是在岳麓，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起：

“我写小说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副业，我主要是要办报纸。报纸要吸引读者，那么我写点小说就增加点读者。”

“《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和荣誉，是我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

金庸的主要精力、志趣寄托于《明报》而不是他那名满天下的小说。

金庸论政，成就有目共睹。他对国内政局的预测之精准，令人惊叹。要是别人，我们可以说是文人论政，能说不能行。但金庸不同，他从不缺乏把认识落实到行动上的执行力，岂是一般书生可比？

假设金庸50年留在北京，一般情况下是要倒霉的，然而也不尽然。“生命中永远有特殊的意外”（《鹿鼎记·后记〉）。金庸的污点不外：（一）出身大地主家庭，其父是资本家。然而姚文元的令尊姚蓬子，早年参加过中共、“左联”，后被捕自首，出狱后成为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书店老板，小姚不照样青云直上？（二）金庸曾在国民党的党校“中央政治大学”受教育。然而据康生临死揭发江、张二人都有叛变经历，其实情况老头子早就掌握了，此前还不照样向林副推荐张作第二继承人？

金庸从政倒霉只是“极其可能”，不是“绝对一定”。

“做大官”，未必无望。

至于“做大事”，经世济民，造福苍生，太难。19世纪中期与20世纪中期，中国、日本两次站在了同一起点，但两次我们都渐处于较大劣势，在金庸写作武侠小说的那17年的同时，“战败国”日本却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超越战胜者，再次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在当时的大气候、大环境下，以周某人的资历、才干，尚且只能和稀泥、拆东补西，当国近30年，黎民果腹且有困难，区区查良镛又能改变什么？

但，文学家金庸实在比（可能成就的）政治家查良镛更具永恒价值。曾朴曰：“帝王将相的权力只有一百年，文人的权力有一万年。”

十几年前，电视新闻上乃见希拉克总统如奉神明，戒慎戒惧地护送大仲马灵柩进入先贤祠。希拉克明白：自己死后是无福消受这块圣地的。先贤祠230年间埋葬了72位法兰西伟人，其中仅有11位政治人物。是伏尔泰、卢梭、帕斯卡、雨果、巴尔扎克、雷诺阿……使法兰西伟大，而不是那些摇唇鼓舌、播弄是非的无耻政客。

金庸被称为“中国的大仲马”，他或许不能颉颃雨果、福楼拜，但与大仲马比肩，绝非僭越。

华夏、犹太两个古老的也堪称智慧的民族，在创造力上却有云壤之别。看诺贝尔奖典礼，感觉世界遍地犹太，十数亿的总人口才可能诞生如此众多人才【注】，而吾土吾民吾族，感觉满世界也就几百万人口……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官本位文化”在犹太民族那里市场有限，而对待不能作敲门砖藉以进入官场的纯粹的学问、文化，人家比我们有太多的尊重、仰赖。

自民国起始，我们也取消了叩拜官员的高雅仪式，而国人在面对权势时，仍是一副跪倒尘埃的心态、做派。我写过一张谈金庸与毛的帖子，网友普遍认为我是在抬举金庸。

犹太人则认为：“学者的地位高于以色列王，因为如果一个学者死了，没有人能替代他，而如果一个国王死了，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有能力担任国王。”

犹太伟人（更是世界伟人！）爱因斯坦，拒绝出任以色列复国后的首任总统。他临死最大的遗憾是：“再也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了”。

老爱同志，有没有搞错？！你同时也再听不到艾森豪威尔大总统的重要讲话了，你就丝毫不觉得遗憾？没有领导人的哼哼教导，死后你又如何把握自己的方向，你难道根本没有彷徨？

这个，爱因斯坦没说，我也不知道。

【注】诺贝尔奖设立以来，犹太人拿走了20%化学奖、25%物理奖、27%生理与医学奖、41%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