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 吕坤

傅国涌说金庸与三联书店谈续约，提出了三个条件，“每个条件无非都围绕着钱”。

这话，我可真看不懂了。

俺本“三俗”，还以为跟出版社谈合约，必然“都围绕着钱”呢。

请教傅先生：据您所知，哪位小说家与出版社谈合约，不是围绕着钱？这些年，您自己，都围绕着啥子，在跟您的出版者谈条件？难倒阁下所谈，皆关乎全人类的解放？

傅先生又说：“在许多公益捐款中，人们确实很少或者没有见到过金庸捐款的报道。”

我不相信金庸靠他那十几本小说——即便是武侠小说——可以煽颠成功，取当局的地位而代之。社会弱势群体没有得到有效照顾是当局不是金庸的责任，谁也没资格要求在公益捐款中总看到或常看到金庸捐款的报道。

傅国涌写《金庸传》，爬梳材料，很用了些心思的。他应该知道金庸已经捐出了超过5000万的资产【注】。金庸不是世界首富，连华人首富都不是，在香港一地，他的财产也已经排到第64名了。以金庸的身家论，能捐出5000万，比绝大多数华人富翁，港台海外的，尤其内地的富翁，都更慷慨，而不是更吝啬。

有谁得了重病，“近五十万的手术费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此时，金庸肯捐款当然好，金庸不捐款，仍然无可指责。为每一公民提供医疗保障是当局不是金庸的责任。即便金庸有比他现在多一百倍的财富，都拿出来，帮助这片土地上那么多的无钱治病只好等死的人，仍是不足。

我倒很赞同傅先生的另一见解，“为了纪念抗击，杭州要集资建雕塑，金庸也只主动捐了一套大字本的《射雕英雄传》”，这样做太不合适了。

《射雕英雄传》，很干净的书，不该送到那么肮脏的地方。

在公共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如此之少，居然还有闲钱建什么狗屁雕塑。如此雕塑，除了给某某歌功颂德外，有屁用？金庸捐书真是胡闹，一口痰吐过去就够了。

《偶像的黄昏》中，傅国涌先生又将李敖当年的滥调，一字不差，重抄了一遍。

他抄，俺也抄：“‘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无言以对。”。

近2000年来，捐出全部家产的“居士”，几乎没有。按照李敖的观点，上亿人都是“伪善”的。

创教者要求信徒捐出家产的，不止佛教一家。

今日世界上的基督徒超过10亿，其中，比较有点钱（中产以上）的，也不止一亿人。我们不妨学习李敖，质问这亿人中的几乎任一人：

《马太福音》记载，耶稣说：“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玛门就是财利的意思）。”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基督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基督的话，你不遵从，也好意思自称基督徒，你丫这也太伪善了罢！

按照李敖的标准，2000年算下来，“伪善”的基督徒可能超过百亿人了。

李敖尽可以将所有“居士”或者基督徒都说成“伪善”的（尽管很无聊），李敖也可以说整个佛教或基督教都是“伪善”的（尽管很荒谬）。李敖的眼珠子却是只盯着一个人，将这样就没人能达到的标准强加到一人头上，达不到，你（这一个人）就是“伪善”的！

除了李敖脑子有病以外，我想不出其它合理的解释。

李敖说金庸听了他的质问，“无言以对”，这是李敖个人的理解，恐怕是超正常的理解，也许，对这样神经病的问题，金庸根本就懒得回答，不屑一辩。

李敖这样胡咧咧，我不奇怪——胡咧咧本来就是李敖的特点与特长。傅国涌先生居然连这样浅显的道理也想不明白，认同李敖的滥调，跟在李敖后面起哄，有些不可思议。

傅先生居然对“金庸早年在《明报》执笔写社评，就一再地引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中国箴言”也颇有微词，更加不可思议。

金庸晚年说了不少昏话，令人失望。但他的早年，真是光彩得很。《明报》社评中一再强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便尤其光彩。

首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完全不错。这话说的，相当有分寸。只说人不为己违反天理，却无除了为己外断乎不可为人的涵义，更不是要大家都去损人利己。

其次，金庸写出这句话时，名声啊，地位啊，财富啊，都有了，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成功人士”。这样的人，不肯自秘，而将自己很体己的成功经验（人须为己）分享、普及给普罗大众，这样的举动，不自私，不利己，也可以说是崇高的。

再次（却是最重要的一个“次”），傅国涌似乎完全没有考虑到金庸一再引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古训时的语境。

金庸引用此言，是有针对性的。

与金庸同时，还有一位畅销书作家，作品的销量比金庸多出不少，赚到的稿酬比金庸少不很多。
此人一面坦然地享受着全世界最高等级的安全、荣耀、财富、声华……，一面一再地教育训诫他的读者们：你们要大公无私、毫不利己、全心全意、一怕不死二怕不苦……

此二人，如风清扬与岳不群。岳不群教育弟子令狐冲随时准备为华山派的荣誉壮烈牺牲；风清扬则对令狐冲“就算他真是正人君子，倘若想要杀我，我也不能甘心就戮，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卑鄙无耻的手段，也只好用上这么一点半点了”的谬论，大加赞赏。

对这两位畅销书作者，都应听其言而观其行，再对比二人的言与行，就知道哪位爱人如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哪一个丧尽廉耻，“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我尊敬查先生，因为他是在那样的年代，面向公众，申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至理。

我读李银河女士的作品很少，也不赞同近几年她的一些观点，但一直对她非常尊敬，只为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说过的一句话：大公无私，是奴隶主对奴隶的要求。

补记：

想了半天，不围绕着钱与出版社谈合约的作者，还真想到一位，就是“姓了一辈子钱”的钱锺书先生。除钱先生外，再想不起第二人了。

在内地出书，还有一个该谈的问题，就是言论的尺度。但于《金庸作品集》，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2006年，作家出版社印行《金庸散文集》，此前金庸一直在争取更宽的尺度，不理想，先生也很失望的。

【注】金庸给香港中文大学捐款100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1200万；拿出310万人民币给家乡嘉兴的一所中学盖了座图书馆；花费1400万人民币在杭州建造“云松书舍”，没住，捐出去了；1992年，以明报董事会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款2000万港币，看金庸当时所占股份，金庸为此失去的约有1000万港币；1993年，金庸捐赠100万元人民币，作为“北大国学研究院”的启动资金，2007年8月，又向北京大学一次性捐款1004万元人民币；1995年，金庸出资120万在浙大设立“金庸奖学金”和“浙大金庸人文基金”。

责人“伪善”，岂可随便？

讨论金庸的伪善或不伪善，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我从来没说过金庸不伪善，当然，我更没说过金庸伪善。

我说的，只是：由自称佛教徒却未全部捐出家产这一件事，推导不出“金庸伪善”的综合结论。

自古至今，在家的佛教徒，也就是“居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捐出全部家产。金庸捐出的，以他的身家论，不算多，也不算少，并不比大多数居士更伪善。

自称佛教徒却未全部捐出家产，不宜定为伪善。即便此事伪善，仍然推导不出“金庸伪善”的总体结论。
生平没做过一件伪善的事，谁啊？谁从来不曾假模假式、假冒为善、假戏真做？

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每个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性的各种弱点，例如伪善。但我们不可能不可以在每个人头上都烙上“伪善”的钢印，太不人道，也毫无意义。只有当某人在某方面的弱点特别突出，其程度超过61.8%（随便说个比例,取的是“黄金分割”）的大众，我们才好意思说他“伪善”、“奸恶”等等。

这个帖子中的朋友，加上我，都自己掂量一下：真的比金庸更不伪善？

我可不敢说。80岁时回头检点自己的一生，在私德、公德上做到查先生的地步，大节无亏，很够了。
自称佛教徒却未全部捐出家产，不算太伪善；把所有金庸做过的有“伪善”嫌疑的事加在一起，我也看不出他比多数人更伪善。

所以：我从来不说金庸不伪善，当然，我更不说金庸伪善。

一九三三年，萧伯纳访华，有人指责萧氏“虚伪”。鲁迅说：“你疑心萧有些虚伪，我没有异议。但我也没有在中外古今的名人中，发现能够确保决无虚伪的人。”（《通信（复魏猛克）》）鲁迅这样的态度，是我极为赞成与佩服的。萧伯纳的虚伪程度并不高于多数“中外古今的名人”，单单指责其人“虚伪”，太不厚道。同理，自古以来的“居士”中，像金庸这样没有捐出家产的占多数而非少数，以此指责金庸“伪善”，纯粹自己脑子有病。

对一个伪善程度有限的人，挑起伪善这个话题，而投以质疑的眼光，先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道德上失分的，不是对方，是自己。

我手里先拎着顶“伪善”的大帽子，随便从街上选定一人，好，就是你了，予以长期的密切的关注观察，小样，我就不信找不出你伪善的证据！然后把这些证据——真证据，很过硬——对公众一一宣布，广而告之，公众不自觉地就会对你的品德心存疑虑。你的名声，或多或少，已经被败坏。

每个人的人生轨迹，是包不同的。这事他做过，我没做，所以他伪善我不伪善！却来不及细想：他没做过的事，你做过；他做的事有些不是你绝不会做而是没机会没条件做。

再有，就是“堆砌法”。为了证明某人具有这一（设定为A）不好的品质就把他生平做过的有限几件不好的事拿出来罗列一遍，尽管其中有些事与这一A品质就没什么瓜葛；为了证明这人同时具有那一（设定为B）不好的品质就把他生平做过的有限几件不好的事再罗列一遍，……一个做过三四件不好的事的人，经过这么一“堆砌”，也会令公众疑心他五毒俱全、十恶不赦。

几个人架得起扛得住这样的道德拷问？

很佩服胡适先生的见解：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开始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人人都争当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都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是。我也曾对人，例如李敖，进行过道德拷问。原因，大致有三：

一、李敖自己向来以极高的道德标准拷问除他而外的几乎每个人，我有兴趣请他入瓮。

二、我相信89%以上的人不会见财起意侵占朋友家产，我自己不会。

三、我相信98%以上的人，不会一再地为美国当局1932年针对平民的屠杀辩护，我自己不敢。

私德、公德，皆已“跌破底线”。对这样的人渣，我只希望自己可以“骂”得更难听，能力限制，做不到就是了，一直引以为憾。

骂过李敖吗？没有！他没人性，我就说他没人性，这不是“骂”；他明明脑子有病，我偏要说他没病，那才是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