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召政
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得益于潘耀明先生。我与潘先生大约是 1999年相识于北京的一次会议上。那时潘先生担任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明窗出版社社长，是金庸先生的得力助手。翌年，趁金庸先生来京参加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期间，在潘先生撮合下，我安排了一个饭局，请金庸先生到一处小胡同里吃了一顿厉家菜。记得参加的人有王蒙、金坚范等，本来还有张贤亮，他临时有事没有来成。金庸堪称武侠小说的大宗师，我极喜爱他的作品。记得 80年代中期，有友人从香港购回《碧血剑》与《射雕英雄传》送我，我如获至宝，废寝忘食一口气读完。从此，凡能找到他的作品，我都先睹为快。与他见面之前，我备足功课，想向他讨教小说创作的诸多问题，但真的见面之后，才发觉他是一个谦谦君子，忠厚长者，他不擅长篇大论，且只说眼前的事，倒让我想问的问题一个也问不出来。但因为这次相见，就算是与金庸先生结识了。
每次去香港，只要金庸先生在，潘先生就会告诉他，他总会抽时间请我吃顿饭。让我印象深刻的饭局有两次，一次是“镛记酒楼”的老板弄了一条很大的鳗鱼，请金庸先生去品尝。金庸先生请潘耀明先生和我同行，那一次赴宴的都是香港名人。还有一次是我接受金庸先生的邀请来香港，同时受到他的邀请的还有台湾老作家柏杨、张香华夫妇，台湾远流出版社社长王荣文等。席间，我们畅谈两岸三地的历史文学的写作。其间，金庸先生郑重向王荣文先生推荐了我的历史小说《张居正》，这也是我的台湾版《张居正》问世的机缘。而在此之前，正是由于潘耀明先生的力荐，金庸先生读完了《张居正》，并决定在他的明窗出版社出版。所以说，没有金庸先生的鼎力相助，香港、台湾两种版本的《张居正》，不可能这么顺利地在两地相继出版。
此次宴请后的第二天，在潘耀明先生的陪同下，我前往金庸先生工作室拜访。这次我们谈得较多。他说，他正在修改《碧血剑》，并讲到他的武侠小说，其实也是历史小说。因为他虚构的那些人物，其实都活跃在一个真实的历史时代中。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某个特定的历史朝代，都会衍生出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他虽然写了那么多令读者喜爱的侠客武士，但他其实一点也不懂武术。我说，我碰到一位武林中人，还是某个门派的掌门人，对书中写到的降龙十八掌情有独钟，并言这就是他的门派的独门秘籍。金庸先生听了笑了笑，缓缓言道 :“这个降龙十八掌，其实是我编造的。”
其编造却成为武林中人奉为圭臬的秘籍，可见金庸对中国武术的认识与感悟何其独到。因此，中国武术界都承认他的大宗师的地位。在谈话中，金庸一再强调，他爱好不多，读书虽广，但最爱的还是历史书。他说，《碧血剑》的修改中，多处涉及明史。因《张居正》亦是明史小说，因此，我们谈话的主要部分就是明史。他问了我一些问题，如万历皇帝为何自张居正死后，竟四十年不上朝？万历皇帝是不是中国第一个抽“谈巴菰”（即香烟）的人？李自成逃离北京撤退南方时，是否有过屠城的行为？《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将明朝的落后归结为没有用统计学的数据来管理国家，这观点是否成立？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探讨的时间可不算短。最后，他还就《张居正》的写作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他问到:
“民间有一些传说，说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有私情。作为小说，你可以写，但你并没有写，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我说：“这种传说不足信，尽管有些地方戏曲拿张居正与李太后的艳情说事儿，甚至有“黑心宰相卧龙床”这样的唱词，但这是泄愤之语，缺乏根据。张居正同代人中有两大政敌对他攻击犹甚，一个是前任首辅高拱，一个是礼部侍郎王士祯。但是，无论是高拱的《病榻遗言》还是王士祯的《万历首辅传》，都没有片言只字提及此事。张居正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为实现他的万历新政，他竭力维护与李太后及冯保的关系，他决不会因小失大，对反对者提供口实。当然，不可否认张居正喜欢女色，但他以宰辅之尊，并不缺年轻貌美的尤物，他大可不必冒那么大的政治风险去和李太后发展私情。在《张居正》写作中，我若使用这些不真实的传说，会降低作品的历史品格。”
金庸先生对我的这种写作态度表示了肯定和赞赏。临分手时，他签名送了我一整套远流出版社出版的印制精美的《金庸全集》。那次短暂访港回来没几天，潘耀明先生打来电话，言金庸先生为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我读张居正》，旋即发来了他的手稿传真件。这对于我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不几天，这篇文章便在《人民日报》上刊载了出来，在读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兹后再次访港，我当面向金庸先生表达了谢意，并邀请他访问武当山。他对武当山也很向往，在其小说中，不少篇幅都写到武当山。他回答说，适当的时候，他会上一次武当山。那时，到武当山既无高铁，又无机场，从香港乘机到武汉，再换乘小车到武当，路上最快也得四个多小时，已届八十高龄的他，确是有些困难。就因为这个原因金庸先生的武当之行一直未能如愿。如今，去武当已有高铁与飞机两种选择，可是年逾九旬的金庸先生，身体条件恐已不允可了。每念及此，不免心下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