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兆文，系金庸高中同学
一
凡是读过金庸小说的读者，和看过由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的观众，皆知金庸其名。金庸的原名叫查良镛，浙江海宁人。他并不是个专写武侠小说的文人，更不会耍拳弄棒，而是道道地地学生出身，很早就当记者，今日在香港是妇孺皆知的创办《明报》的名人。
金庸从小喜欢看书，也爱看武侠小说，但他爱而不迷。在小学里，他的文章就写得很
好，在班上非常突出。
读初中时，一位语文教师看了他的作文，竟毫不掩饰地在学生面前流露出一副望尘莫及的样子，喟然叹道：“说实话，要我再读二十年书，恐怕还写不出这样的文章。”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转入浙江省立联合中学。读高一时，同学们要他为墙报写篇文章，他就仿效《阿丽丝漫游奇境记》，描述了学校里的一些奇人怪事，自然也提到那个身负护卫学风校纪之责的训育主任。可中国是个几千年来一贯维护“天地君亲师”教规，而又最会利用各种名义大兴文字狱的国家，那位训育主任又无端失去了封建官爷们“好官我自为之，笑骂由你笑骂”的古风和雅量，今见自己管教下这个乳臭小子，竟敢如此批逆鳞、捋虎须，亵渎师尊，只恨学校没有火刑柱。学校最严厉的处分是开除。于是金庸因“亵渎师长，败坏学风”之罪被革出校门，逐出了联合中学。
因我在联合中学初中毕业后，是在衢州中学升高中的，这时，他也愿意转到衡州中学插班。从此，我们又再同窗共读了。
第二年，也就是1941年，初夏的一天，有位跟金庸非常亲近的同学，为了一点小事，和一位老师争吵起来。那位老师三十多岁，自认自己身大力不亏，盛气凌人，一边恶狠狠地谩骂那位学生，一边走向前去想动手动脚，还口口声声扬言要开除他。那位学生被逼得忍无可忍，心一横，豁了出去。毅然拾得一块砖头，声言：“如果这样无理开除我的学籍，那我就宁可杀头，也先要开除你的生命籍。”幸亏这时走来几位同学，尽力从中斡旋，又劝又拉，这才避免了一场鏖战。
金庸对于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师道尊严，记忆犹新。今见此事，自然义愤填膺：学生不许批评老师，老师却可以污辱学生，动辄就要开除学生的学籍，这种歪理邪道，他再也不能容忍。他奋笔疾书,写了篇《一事能狂便少年》寄到了《东南日报》。
二
《东南日报》是沪杭沦陷前夕由杭州迁往金华的，这家是当时我国东南地区最大的报纸，居然将金庸这篇文章登在文艺栏最显著的部位。文章没有指名道姓，也不曾就事论事，而只是借题发挥，明辨是非，伸张正义；并且强调干大事、成大器者必须具有大无畏精神，敢于蔑视一切虚假的尊严和顽固的传统势力。他还高度赞扬了19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的俊杰玛志尼的宏伟气魄。
这篇文章的发表，在衢州中学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家都明白：作者所说的是什么事，指的是什么人。同学们人人争看，无不拍手称快。由于以金庸为首的一些同学的声援，或许也怕那位“少年”万一真的“疯狂”起来，当初那位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老师，竟也渐渐变得识时务了，不再叫叫嚷嚷要公开开除谁了。
《一事能狂便少年》的发表，可说是一文惊人，不久《东南日报》有位名叫陈向平的老资格记者，因事从报馆所在地金华出差到衢州去，这位陈先生在那段时间，他的思绪似乎一直难以保持宁静。他始终觉得《一事能狂便少年》的作者虽然名不见经传，鲜为人知，但他那短短千余字的杂文，论述精辟，笔力浑厚，既有唐宋散文笔调，又具西方文艺韵味，出手颇为不凡，陈向平先生一再思忖：“自己远道来衢，何不趁便登门造访，亲谒其人。查理（当时的笔名）先生究竟何许人也，今日流落至此？”
他整了整衣冠，走到外面打听了一下。讵料衢州中学那时并不像他想当然的就在这个衢州城里。为了免遭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全校师生早已搬到乡下去了，现在一个离城十多里的小村子里。但这位陈先生访贤若渴，毅然不顾十余里之遥，独步趋访。出了南门，踏上了乡间纵横交错的荒径小路，边走边问，好不容易找到那个小村。而后问到衢州中学教师办公室，欠身向看门人问道：“贵校有位查理先生，在办公室吗？敝人是《东南日报》记者，因事从金华到衢州出差。现在，我是从衢州城里专程前来拜访他的。”
那位看门人抿着嘴笑道：“这里是有个查理，可他是学生，并不是先生。”
陈向平一听，大为惊骇。他脑海中时隐时现的那个老成持重文人的身影，顿时变成了一个满脸稚气的少年模样，似乎他原先的意想这时全乱了套了，他迟疑了一下，然后央求道： “啊！查理不是先生，而是个学生，那，我更想见见他。”
三
金庸，一个方脸宽额却又瘦骨嶙峋的十六七岁的学生，终于被领到办公室来了，让他和这位远道来访的老记者先生见面。请想：他们两人素昧平生，从不相识，年纪又相差二三十，初次晤面，还会有什么共同语言？谈些什么？又从何谈起？
万没料到他俩这次会晤，却是一见如故，交谈十分投契，彼此都感到相见恨晚。这事在当时的衢州中学和《东南日报》都曾传为美谈，众口赞叹不已。古人以文会友，并不乏例。但现在一个弱冠少年，只写了几句文章，竟逗得一位资深记者如此神魂颠倒，思绪不宁，直至最后还要踽踽独行，躬身趋访，有似朝圣拜佛，这确是世间罕见之事。
1941年底，日本突然偷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美日海战愈战愈烈。次年夏初，沪杭日寇更加狂妄，调兵遗将，一心要攻占金华、衢州等地，以打通浙赣铁路，企图牢固控制从上海到广州以及印度支那半岛的陆路交通。
局势紧急，《东南日报》仓皇从金华迁往福建；而衢州中学也不得不向山区转移。为了减轻旅途中过多的累赘，学校在出发前，想方设法丢掉一些可以丢掉的包状，决定尽早让毕业班学生提前毕业,这就使金庸成了“早产”的高中毕业生了。
他很想升学，但挑来拣去，对当时闽、浙、赣一带的几所大学，都不感兴趣。由于那时我国文化重心西移，最后还是决定跟几位同学结伴西行，匆匆奔赴内地投考大学。
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就在这兵慌马乱、小百姓纷纷逃难之时，金庸竟在漫漫旅途中又和那位老记者陈向平先生不期而遇了。故人重逢，喜出望外。无奈流亡途中不能久聚，当晚，就在陈先生下榻的旅店里，二人关起门来促膝谈心，自上灯时分一直谈到翌日天明，仍嫌言未终，情未尽。人生难得一知音，金庸为此写了篇《千人中之一人》。这篇文章登在《东南日报》分上、中、下三天连载，文词委婉亲切，至为感人。他俩这次旅途邂逅，遽逢而又遽别，陈向平南下福建，金庸要去四川，可谓南辕北辙，从此彼此越离越远了。
金庸和同学们拾路继续汲汲西行。一路上，车船十分拥挤、步行又很缓慢，身边盘缠也不足，最可虑的是内地大学的考期却很逼近。心想：当年是万难如期赶到参加考试了。
四
金庸处境困窘，真是进退维谷，因他没有经济来源。仔细想想，觉得还是和同伴们暂时分手较好。于是，他单独一人转到湘西一个同学哥哥的私人农场去工作。论头衔是农场主任，独当一面。其实也只是在茫茫飘泊之中，惶无定所，暂时找个栖身之地罢了。直到第二年夏天，他才从湘西负笈前往重庆。正好赶上考期，考进了中央政治学校。他读的是外交系。
两年时间，历尽艰辛，跑了近万里路，到了重庆，在学校，却只读了一年零两个月的书。1944年，秋末冬初，盟军对法西斯战争的已经胜利在望，国民党遽然一个劲儿鼓吹“反攻，反攻”，大张旗鼓地开始招兵买马，声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次主要是招募大中学生，即后来所谓美式装备的“青年军”。
金庸所读的中央政治学校，在这次招兵中规定：所有学生，不论哪个年级，也不管什么科系，都要有“投笔从戎”的壮志和“为国捐躯”的决心，自己先报名，校方后审批。这是国民党官爷们搜肠刮肚，挖空心思，苦想出来的似有民主色彩的巧妙手法。这种手法妙就妙在毋须强拉硬拽，就能请君乖乖地自动入瓮，上下不伤和气，是一杯“敬酒”。可金庸偏不报名，拒不参军。后果怎样呢？那还用说，你不参军，他们并不勉强，只是另请高就，滚出学校。
凡是抗战时期到过重庆的人，大都会有这样一个同样的看法和印象：那时在重庆，对于一个流亡学生来说，读书和吃饭几乎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两者是互相关联，互为因果的，有书读，才有饭吃。学校是读书的场所，同时也是吃饭的地方。所以，离开了学校，失学还只是小事，而丢失了吃饭地方，那就要挨饿，这可是大事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经过熟人的介绍，他有幸进入当时藏书最多的中央图书馆。那个图书馆的馆长也是浙江海宁人,和金庸算是小同乡。倘若寻根究底，他们还沾点亲呢。因此,金庸能在中央图书馆谋得一个职位,也还不能说是无缘受爵。
那他在图书馆倒底干啥事呢?无甚要职,只是管管阅览室。每天上班，捧本书坐在阅览室门口，见人进来，努努嘴，示意请他拿个阅览牌；看人出去，要他将阅览牌丢下。那时并不时兴什么工作证或身份证，衣冠楚楚就是好人。所以，管阅览室也就没有收证、验证、退证之类的麻烦。还有别的什么行当差使比这更轻松的？他金庸也算倒运之后又碰上好运了。他每天都可以读他的《资治通鉴》或英文诗选。
五
那时重庆有家杂志，叫做《时与潮》，内容多是从外国书报上翻译过来的小说、散文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的特写，还有各种趣闻和名人轶事，颇受读者欢迎，销路不错。金庸见《时与潮》风行一时，禁不住跃跃欲试，也想办个什么刊物。在那时要办刊物，他单枪匹马是不行的。于是便邀了三位中学时代的同学合伙，创办了一种月刊。鉴于美国有本著名的《大西洋杂志》，因此就取名《太平洋杂志》，指望以刊名相似而引人瞩目，以广招徕。
《太平洋杂志》主编之职，当然非他金庸莫属。他不但有主编能力，且也有编写时间。他每天上班，一边照顾阅览室，一边顺便编写他的杂志稿子，身边参考资料又方便，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得其所哉。挨到下班，他又随身带上一本英汉字典，匆匆赶到美军俱乐部去，抢译新到的外国书报。这个俱乐部正好也在重庆两路口，离中央图书馆不远。那里外国报刊的来路非同一般，全是由美军飞机直接空运去的，所以要比重庆任何单位买到的外国报刊都早得多，要闻趣事贵在一个早字，越早越好。迟了，人云亦云，成为陈词滥调，读者就厌腻了。
《太平洋杂志》的文章，不论写的还是译的，尽管笔名张三、李四、王五篇篇不同，其实，极大多数连同发刊词都是他金庸一个人的手笔。自己的作品为何不签署同一个笔名？他的想法是：一种刊物既需要广大读者，也该拥有很多作者，最好不要让人看成是本个人文集，刊物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是重要的。
没有资金，怎么印刷？变卖衣物么，他们只有这冬天正穿着的一身破旧，如何卖法？到头来，免不了托亲求友，好话说尽，转请出一位同学的亲戚的朋友担保，才得在重庆大东书局赊印了3000本。
这样依靠间接又间接的关系，仰人鼻息办杂志，怎能长期维待？第一期虽然以“正在申请登记中”的名义出版了，3000本也几乎全部售完了。可第二期，大东书局死活不买这个帐，无论如何不肯赊印。因为当时纸价飞张， 赊印肯定是赔本的。《太平洋杂志》告贷无门，它的创刊号也就成了停刊号了。
六
正在这时，那位很想成为桐油大王的湘西农场场主，因事千里迢迢从湖南到重庆出差，这位场主非常赏识金庸的才华，这回又礼贤下士，敦请金庸再到湘西去为他经管那个私人农场。他慨然提出：只等农场开垦出来，种上了油桐树，就送金庸出国留学，金庸也不是个计较一时薪金报酬的人，只求有个陪伴，要带我同去，待遇也和他一样，这也是有待农场有了出息以后的事，算不上苛求。所以双方毋须讨价还价，也不必立据订约，只是君子协定，开诚布公几句话就谈妥了。我们又没有什么细软或大包大件要的打点的，两人只带一卷铺盖一只箱，说走就走。金庸很快办理了图节馆的离职手续，就轻装简束启程去湘西走马上任了。
读书是金庸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在学校里，他是学生，学生的本职就是读书；进图书馆，有空他也同样看书；现在来到了这个荒凉的农场，闲暇时间，他仍手不释卷、孜孜不倦地读书。他是个一目十行的人，虽然初来农场时，从重庆带来了一些大学课本和参考书，但没过多久，不论英文版还是中文版的，他全都读了，有的温故而知新，还看了第二、三遍。
在湘西这个荒山野岭地方，无书可买，也无处可借。到后来，百无聊赖，他只能动手译书以自娱了。1942年那回在农场，他试译了一部分《诗经》。这次是按初来的计划，编译《牛津袖珍字典》。这两次翻译都是半途而废，未能译完，固然是憾事。但在翻译中掌握了大量词汇，使他的英文有了更扎实的基础，这对他日后的创业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是1945年5月初去湘西的，过了3个月，日本向盟军无条件投降了，艰苦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最后胜利，全民狂喜，举国欢腾。抗战开始时，从上海、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逃到湘西去的那些难民，在内地被称为“下江人”的，这时沦陷区光复，个个归心似箭，成群结队陆续离开湘西，都要“打回老家去”了。
金庸眼看着这副人群大回游的情景，方寸已乱，初来场时的信心渐渐动摇了。在这个偏僻的山区，垦荒植桐极其艰难，而留学的希望也很渺茫。挨到第二年初夏，金庸再也不愿在湘西这个荒山野岭的地方呆下去了。他终于辞去了农场里的职务，要返回阔别已久的海宁老家去看看亲人了。
七
这个离家多年的游子姗姗归来，一个战乱离散的家庭终于团圆欢聚了。他那鬓发半白的父亲翘首企足，总算盼到了这一天，当然欣喜无比。后来得知这个出门已有十年的儿子并非学成而归，而是被学校开除而辍学，后来虽在图书馆和农场工作将近两年，但也只是勉强糊了自己一张嘴。且不说没挣到什么钱补贴家用，就连自己换洗的衣服还欠缺呢。简直是一无所成，也一无所得，毫无意义地虚度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往后的日子怎么办呢？
做父亲的不由得忧心忡忡地问道：“还要从大学一年级ABC读起？这也太轧闷(纳闷)了。”话音是相当悲凉的。
金庸低头听着，一时哑口无言，只是苦笑而已。兄弟姊妹10多个，他排行第二。除了大哥、大妹已成家分居，其他弟妹都要家里抚养，小的在吃奶，大的要上学，这对一个久遭日寇洗劫的小康之家，谈何容易！
在这失学失业而闲在家的时候，金庸脑海中的那些悠悠往事活动了起来，他忽然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东南日报》的老记音陈向平，“啊！他可不可能……”
《东南日报》在日本投降后，早已搬回杭州。金庸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写了一封信给陈向平。
陈向平接到了来信，竟义不容辞，欣然应允荐金庸进《东南日报》工作。自从那年旅店分手，屈指已五年了。而金庸正正规规在大学里读书，却只有一年零两个月。金庸在信中已说明了自己的这些坎坷经历。但这位堪称伯乐的陈先生坚信自己当年见过的这匹马，家养的时间虽短，可这几年来，一定会自食自饮，扎扎实实吃了大量肥嫩的野草，吸收了充足的营养，现在更是膘肥体壮，很可能是匹千里驹了。
果真不负陈先生厚望，金庸进入《东南日报》，迅即脱颖而出。报馆安排他做的是翻译工作，晚上八点，听译伦敦广播电台的新闻。那时，报馆里还没有录音设备，要听译国际新闻，只靠一台收音机，一边听，一边写下几个字，听完以后，要凭记忆，并借助自己写下的那几个关键性的字，把刚才听到的新闻直接译成中文。好在他反应灵敏，记忆力强，中英文都好，忆译起来，得心应手，干净利索，译文几乎下笔不改，自也毋庸眷清，可谓一气呵成。这样，他一天的本职工作就轻而易举地干完了。
八
我问：“外国电台广播，说话这样快，又只是说一遍，当时无法核对。能听懂，已很不错。怎么还能逐字逐句直译下来？”
金庸道：“一般说来，每段时间，国际上也只有那么几件大事，又多是有来龙去脉的,有连续性。必要时，写下有关的时间、地点、人名、数字,再注意听听事件有什么新的发展,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不大有差错。”
他每晚收听一刻钟伦敦广播，连听带译， 一般不超过三十分钟。白天没有什么工作，自然十分清闲。后来，他自己提出在报上主持一个《咪咪博士》专栏，声称能为读者解难释疑，回答任何问题，就是古今各种奇案怪事，也都有问必答。我笑道：“那要上通天文，下知地理。还要博览古今中外，精通医药工农、诸子百家，三百六十行，行行都会，你比诸葛亮还‘来斯’。”
“可以查查资料，翻翻百科全书嘛。每天读者寄来那么多信，提出无数问题，即使能答，也无法全答。只能挑选几个普通人比较感兴趣的，在报上解答一下。这样，一般人就认为《咪迷博士》达古通今,无所不知了。”他接着又微笑道：“说来好笑，想不到当了几天《咪咪博士》，我在杭州竟混出一点小名气了。”
晚上听译伦敦新闻广播，白天主编《咪咪博士》；可令人惊奇的，他整天还是显得相当空闲，自由自在自己读读书，看看报。他看报又是中外兼顾，大小不分的，连小报的副刊也要浏览一下，有时还邀伴上街喝咖啡，学跳舞。他也到该找对象的时候了。
西湖虽好，却非他久留之地。1947年,金庸接受了《时与潮》杂志社的聘请,贸然离开了风景如画的杭州，转到十里洋场上海滩去了。
抗战时期的《时与潮》可以说是重庆最畅销的杂志。日本投降后，《时与潮》也和其他一些内迁单位一样，想方设法回迁，迁到了文艺人才荟萃的上海。国民党立法委员邓莲溪当了《时与潮》的后台老板。但这时的《时与潮》已难以在上海滩独占鳌头、稳执牛耳了。上海的报刊更是花样繁多，可谓群雄并起。
不过，邓莲溪的神通广大非凡。他为《时与潮》搞到的房子，那是特等超级的，是抗战前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成的公馆，巍然一座铁门高墙，并有花坛草坪的花园洋房，坐落在梵王渡路。
九
据说这幢三层楼房当时价值五百多根金条呢。《时与潮》的编辑部设在楼下最南面的一个豪华的小客厅里，客厅呈圆形，周围是厚玻璃板墙壁。
1947年冬，有一天，我路过上海，特地下车去看望金庸，只见他一个人，单独坐在那个圆形编辑室里,不慌不忙从一大堆新到的外国报刊里挑选文章，先剪下来，分寄给各个特约译稿去译。待那些译文寄回来后，再由他核阅修改。他名为主编,可手下并无其他编辑协同工作。因此，这个半月刊实际上只是他一个人包干，完全由他独立支撑。
我问：“你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邓莲溪和你又不熟悉，他怎会打你的主意，把你从杭州拉到这里来？
“不瞒你说，我为《时与潮》曾经翻译过一些文章。大概看我的动作比较快吧。在杭州《东南日报》时，我一收到这里寄去的原文，先看一遍，立刻动手翻译。一、二千字的文章两个多小时脱稿，一般不需要眷清重抄，当天寄回。这样译了一些时候，不知怎的，《时与潮》后来便聘请我。而我也觉得上海新闻界、文艺界比杭州活跃得多,所以就决定接受聘请来上海了。”他说话仍是不快不慢的，脸上带着笑容。他是相当自信，可并不显得自满。
那个邓莲溪可说是个精透得近乎悭死的人。那座花园洋房，我看见有几个高级套房被封锁起来空着。金庸是为他邓老板的《时与潮》撑台的唯一主编。他却只让金庸住在阁楼上，真是太不像话。
金庸转到《时与潮》不久，也像是时运亨通，适逢上海《大公报》缺人。他又进而在《大公报》兼任了记者，那时的《大公报》与《申报》《新闻报》并称中国三大报纸。而《大公报》的品位还略高一点，更受知识界欢迎，在舆论界也更具有权威性。可有一点还要说明，金庸这次进《大公报》，既非应邀受聘，更不是托情说项，而是硬碰硬。完全凭真才实学，正正规规考进去的。《大公报》那次招收记者，是公开招考，报考者200余人，其中不乏大学新闻系、中文系本科毕业生，本埠外地的小报记者想来跳槽转户的，也大有人在。最后揭榜，仅录取了金庸一人。他从此在《时与潮)与《大公报》两处同时兼任编辑,工作起来，好像也并不显得怎么忙累，都还是胜任愉快的。
十
我问：“《大公报》和《东南日报》比较起来，觉得怎样？”
他道：“那《大公报》的要求高得多了，有些稿子付印以前，常要几个编辑过目，经过仔细推敲，互相商讨，方才定稿。报馆明确规定：稿子有误，编辑负责；排错印错，唯校对是问，职责分明，赏罚有则。写错印错都要按字数扣薪的，如果超过一定字数，那就要除名解职了。”说到这里，他又掉转话头，微笑着说：“嗯，《大公报》晚上的夜餐倒是报馆免费供应的。说起来，多是吃稀饭，可配稀饭的，不是香肠、拆烧，就是酱鸡、烤鸭，或者火腿炒鸡蛋，油氽花生米之类，自然也有酱菜。晚班工作完毕，街上没车了，报馆会派车子把所有的编辑一个个送回家去。”停了一停，又说：“《大公报》还有一点蛮有意思的，它上自总编，下至工人，全报馆的工作人员对外一律称为‘记者’，就是报馆负责人王芸生也不例外。”
1948年上半年《大公报》开始增出香港版。金庸被派往香港工作。因去港以前，曾在上海大操大办结了婚，借了不少钱，到香港后，业余时间便拼命写稿还债。五十年代中期，他接受了另一家港报的特约，开始试写武侠小说，那头一部就是《书剑恩仇录》。这部小说后来在香港拍成电视连续剧，后又拍成电影，即《江南书剑情》和《戈壁恩仇录》两部有连续性的姊妹片。后来，他写的其他小说也都先后搬上了荧屏。
1958年，他离开了香港《大公报》，应聘到一家影片公司当了一段时间的编剧和导演。内地曾放映过他编导的《王老虎抢亲》，这部影片用的是笔名“林欢”,有时又干脆映出正名“查良镛”。
不久，他又离开那家影片公司，改辕易辙，自砌炉灶，创办了香港《明报》。《明报》最初每天只出一小张，几个月后，便改为一大张，由于金庸思路敏捷，中英文均佳，他几乎每天都阅读相当多的中外书报；听译外国新闻又是驾轻就熟，这就使他在捕捉国内外新闻方面既广又快，胜人一筹；他又擅撰社评，再加上他自写的武侠小说连载，这样，《明报》的内容可说是包罗万家，雅俗共赏，销路越来越大，广告日多，而其版面也一增再增，很快就增至七八张，后又进而改为彩色印刷，并采用电脑排印。
十一
后来，《明报》发展成为明报集团有限公司，除了出版《明报》日报,还有《明报晚报》《明报周刊》《明报月刊》《明报》北美传真版，此外，又开办了颇具规模的《明报》书刊出版社。但在1986年，金庸来南京时，却说：“报纸无钱可赚，多靠广告收入，这段时间，《明报晚报》老是亏蚀，我打算停办。”果真，《明报晚报》只拖了两年多，最后还是暂时停刊了。
金庸办报，成绩卓越，几十年来撰写了很多社评、剧评、散文、传记，又写了武侠小说十五部，还翻译了大量文章，在香港，曾出版了《金庸选集》四十二部。他在文艺领域涉及面是很广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金庸自始至终激烈反对林彪、 “四人帮”。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金庸及其夫人和子女，一家四人，并和金庸单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邓还曾当面说他的《明报》有其“独特的见解。”而后，胡耀邦也邀见过金庸。1993年夏初，中央又邀请了他，江泽民也和他单独进行了交淡。金庸在香港确是位有影响的知名人士。
众所公认，金庸是拥有华人世界最广大读者的作家。每年版税收入2000万港元以上(不包括大陆)，居华人作家首位。
由于学识渊博、著作丰硕，他越来越受到国内外高等学府的赏识与器重。1986年香港中文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1992年上半年英国牛津大学遴选他为“访问院士”，邀他去牛津讲学半年，讲授中国小说和中国历史；1994年4月他先后荣膺浙江大学和杭州大学荣誉教授；同年10月，北京大学也颁授他荣誉教授你号，有的大学还开设了《金庸》课程，颇受学生喜爱。难怪有人推崇“金庸的艺术实践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
综而观之，如果说已故著名报人张季鸾是过去为国民党政学系吴鼎昌开办《大公报》的能人，那么，今日的金庸，更是凭他一支笔杆打开香港《明报》集团天下的奇人。香港人赞扬他是位眼光敏锐的企业家。他现年七十一岁，最近来信，他已于1994年1月辞去了明报集团董事长职务。目前尚“无固定的写作计划，研究方面的兴趣所在主要是中国历史”。“由于退休后摆脱了行政事务的羁绊,旅行的机会大概会多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