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菁
今天淚別金庸的眾人里，有幾個沒被“全庸”荼毒過呢?
盜版橫行，有人甚至將金庸作品列入“污染源”
1979年以前，大陸與香港雖近在咫尺，但書店書攤從未出現過武俠小說。1979年改革開放后，隨着中國文壇的復蘇，尤其是鄧小平的《在中國文藝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的祝詞》發表后，大陸與海外經濟文化交流隨即增多。1980年10月廣州《武俠》雜志首次連載了《射雕英雄傳》，標志着金庸第一次正式進入大陸讀者的視野。
其實金庸本人早在1981年就受到鄧小平接見，此后更不遺余力地支持內地的改革開放。但是長期以來，金庸作品一直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有些人甚至將他與鄧麗君列為兩大“污染源”，但這些並不能阻止無數讀者對金庸所構建的那個武俠世界的神往。正規出版渠道的阻塞，使得金庸小說盜版盛行。許多版本粗制濫造，錯訛百出;還有人以“金庸新”、“金庸巨”、“全庸”等惡劣手法盜用、化用金庸的名字。
80年代有大量未經授權的金庸作品面世
長期被盜版所困擾的金庸本人也曾很無奈地說：“有人借用‘金庸’之名，撰寫及出版武俠小說。寫得好的，我不敢掠美;至于充滿無聊打斗、色情描寫之作，可不免令人不快了。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台灣其他作家的作品而用我筆名出版發行。我收到過無數讀者的來信揭露，大表憤慨。”
“金學”提出，金庸作品引起出版界重視
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金庸為代表的新武俠小說廣受讀者喜愛，把金庸武俠小說熱推向新的高峰，引起了一些專家學者的關注。1986年《中國》第8期上刊登了著名紅學家馮其庸的《讀金庸》一文。他認為：“金庸小說所包含的歷史的、社會的內容的深度和廣度，在當代的俠義小說家中是極為突出極為罕見的。”在文末贊同把關于研究金庸小說的學問叫做“金學”。這一現象也逐漸引起出版界重視，其中就包括三聯書店。
“大約是1988年左右，我們非常想出金庸作品”，沈昌文(編者注：三聯書店前總經理)回憶。沈昌文稱自己是一個標准的金庸迷，他也一直想方設法與金庸方面接洽上。“后來我找到了一個非常理想的人選”，沈昌文所指之人即香港著名報人羅孚，他把包括董橋在內的許多香港文化界人士介紹給了沈昌文。據沈昌文回憶，在羅孚的引薦下，他在1989年初在香港與金庸見過面，也與金庸有了大概的出版意向，“回來后我打了報告給上面，希望能出金庸作品，但很快就遇到了這一年的政治風波，導致這一意向流產”。
1991年，已經在香港三聯書店工作的董秀玉，得以有機會與金庸再續前緣。“我在香港工作期間，與金庸先生見了很多次，我跟他談由三聯來出版他的小說，他很痛快地答應了”。金庸也一直想找一家出版社認認真真地在大陸出，另外他在香港對董秀玉的口碑也認可，于是雙方一拍即合。
克服障礙，三聯書店決定出版金庸作品
真正授權給三聯，是在董秀玉回到北京工作之后。三聯為什麼做金庸?這個問題董秀玉首先得給自己一個答案，“武俠小說的名聲不太好，我們要先把自己說服，”董秀玉笑着回憶。她坦承：“我思想斗爭得很厲害，雖然我自己喜歡讀金庸的書，也很想把他的書引進來，但是我也一直在考慮三聯的品牌究竟適合不適合做金庸。”為了掃除心中的疑惑，董秀玉還找了許多朋友討論此事。
董秀玉，著名出版家、三聯書店前總經理
1992年底，董秀玉從香港三聯書店又調回北京，當時的三聯還租了地下室作為辦公室，經營狀況仍然局促甚至窘迫。在這個地下室里，董秀玉疏理了一下發展戰略，定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發展藍圖：以本版圖書為中心、打開通道、發展期刊群。在這個過程中，她也從一名出版者的角度漸漸明晰了對金庸作品的看法：“我后來慢慢形成了一個觀念，我們的書應該分層次：既有比較嚴肅的學術著作，也有中等的知識讀物和大眾讀物，我們不能只做寶塔尖上的那一點點。但是不論哪個層面，我們都要做一流的。金庸是以武俠小說而出名，但本質上是一流的文學作品，是可以進文學殿堂的，想透了這一點，就沒有問題。”
董秀玉回憶，對出版金庸作品之事，當時連新聞出版署那邊也傳來不解之聲：出這種讀物干嘛?在有些人眼里，主打學術文化的三聯出版金庸作品，似乎有點“跌份”，是不務正業之舉。“我寫報告給上面，闡述我的分層原則，你們承認不承認金庸是大眾讀物里的一流?只要承認就讓我出。”董秀玉透露，其實在那個時期，梁羽生、古龍的版權代理人也通過種種渠道，表達願把版權給三聯之意。“但是我后來把他們都推掉了，不敢接。這樣的書一做多了就完了，我得守住在長期的歷史積累中形成的三聯品牌。”
其實董秀玉決定“做”金庸的另一個原因是出于現金流考慮，“因為我在香港摸爬滾打了幾年，對現金流已經有所重視，而當時國內出版界對它還沒有什麼概念”，1992年，三聯全年銷售的總碼洋才711萬，每年向外借錢度日。“金庸一套36本，光這一套書每年的現金流可達幾千萬，這對一個剛起步的企業極為重要”，董秀玉說，雖然由于合作方式的原因，金庸小說給三聯的實際利益並不像外面所說的那麼大，但通盤考慮下來，她還是接受了版權代理方的條件。
彼時，金庸創辦的《明報》已被年輕商人于品海所收購，金庸的版權也由于品海帮助處理。“金庸是我的前輩、尊敬的作家，我很早就向他建議，應該在大陸正兒八經、漂漂亮亮地出他的小說”，于品海說那時鋪天蓋地的盜版金庸小說讓他很是痛惜，正巧董秀玉也有此意，“三聯一直是令我們尊重的出版機構，與三聯合作，可以說是水到渠成”。
1993年3月29日，三聯書店與代表金庸方面的香港“智才企業有限公司”簽訂出版合同。15年之后回憶那次合作，于品海用了一個詞“天時地利人和”。在他看來，金庸+明報+三聯+董秀玉，是強強聯手、最優組合。
精心打磨，創造大眾經典，引領設計風潮
三聯上上下下對這套書都很重視，也很下了一番功夫。為這部作品集作封面設計的是三聯書店美術編輯室主任寧成春。“三聯與金庸談妥版權之事后，社里開了很多會，董總跟我們說這個工作很重要，發行部門來請編輯部征求意見，大家提了很多意見。”寧成春回憶。為了能更准確地把握金庸作品的內涵，並沒有看過金庸作品的寧成春還向金庸迷的兒子詢問意見。“當時的武俠小說很多，但是做得太‘濫’，在我看來，金庸雖然是寫武俠的，但也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所以我認為從設計的角度來講，應該尊重它的歷史感。”
以往無論是香港的明河版還是台灣的遠流版，它們的特點是大量選用宋元明清以及現當代國畫大师的作品，扉頁附有名家印章，在正文之前還刊載十數頁古代山水人物畫、地圖、名山大川的攝影等等。但在寧成春看來，這些封面有些“太花哨”。為了更好地體現金庸作品里的那種歷史感，寧成春也頗下了一番功夫，“每部小說，講的是哪一個朝代，我就去找哪個朝代的畫，找到那個時代的文化感覺”，寧成春也找了許多古代木版畫作參考。
當時任三聯書店總經理助理的潘振平回憶，為了滿足封面設計的想法，他曾經找到“中華文庫”的作者之一、美術史專家聶崇正，通過他向故宮博物院買了一些藏畫的膠片，其中《康熙南巡圖》就用于《鹿鼎記》的封面。
金庸作品集要一下子出齊36本，但留給寧成春的時間並不多。“當時還沒有采用電腦，我是用復印機作的墨稿，時間很緊張”。寧成春最終是以整齊划一的古典山水畫，作為三聯版“金庸作品集”的封面設計，出于印刷成本以及內地讀者購買力的考慮，三聯版僅保留扉頁的古雅印章，如齊白石的“江南布衣”、“要知天道酬勤”、吳昌碩的“心月同光”、“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趙懿所刻的白居易的詩句“襟上杭州舊酒痕”等，而省略了港台版所具有的提示讀者想象力的歷史圖片。
三聯版《射雕英雄傳》
“整套書的顏色也是有所考慮的：從第一本到最后一本，封面顏色是漸變的，這樣突出了整體的文化感”，此外，寧成春還從一些設計元素上強調了整套作品作為通俗讀物的特點，“字體設計得很活潑，避免呆板，也與三聯傳統的那些學術著作相區別”，但又不流于膚淺和輕浮。
1996年，寧成春為“金庸作品集”設計的封面獲得第三屆新聞出版署直屬出版社優秀圖書設計獎一等獎。“三聯版”的金庸作品集影響了此后一大批武俠小說的設計，無論是街頭的盜版，還是此后正規出版社出的古龍、梁羽生的小說，基本上都模仿並沿襲了這一風格。
寧成春回憶，當時三聯還通過美編張紅約到了一些作者為小說畫插圖，這些作者大部分是中央美院的老教授，雖然三聯給出的稿費只是一幅60元，但出于對三聯的熱愛和信任，他們投入了很大的創作熱情，研究主要人物使用的兵器、性格特點等，也拿出了比較好的作品。但是金庸對港台版的插圖有所偏愛而不願意進行更換，最終卻未能呈現在讀者面前，這也是寧成春略有遺憾之處。
據于品海透露，金庸對與三聯的合作也非常高興，整個合作過程中下來，“我記憶中沒有任何不愉快之事”。而金庸為三聯版寫的序中，很溫情地追述了他與老“三聯”的緣分：“小學時代我得益最多、記憶最深的，是我爸爸和哥哥所購置的鄒韜奮先生所撰的《萍蹤寄語》、《萍蹤憶語》等世界各地旅行記，以及他所主編的《生活周報》(新的和舊的)。在童年時代，我已深受鄒先生和生活書店之惠。生活書店是三聯書店的主要組成部分，十多年前，香港三聯書店就和我簽了合同，准備在中國大陸地區出版我的小說，后因事未果。這次重行籌划，由三聯書店獨家出版中國大陸地區的簡體字本，我不但感到欣慰，回憶昔日，心中充滿了溫馨之意。”
金庸方面有兩個大會計，每逢年底審核銷售狀況
1994年5月，三聯版“金庸作品集”正式推出，甫一亮相，便立即贏得一片好評，也成為圖書市場熱捧的對象。其實在決定出版金庸作品之前，董秀玉一直有一個擔心：“學術文化類書籍很容易被沖擊，所以我也怕金庸的書沖了三聯的文化書，畢竟文化類書目才是三聯的主業。”為此，三聯書店經過研究討論，有了兩個讓業界有些意外的營銷舉措：
一是堅持整套出版和銷售。當時盜版金庸作品很多，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兩本，分散銷售對于沖擊盜版作品沒有任何優勢;同時也是出于三聯的整體戰略，當時三聯一年新上架書有120種，如果拆開賣，單是金庸的作品就佔三聯一年新書的1/4還多，這個比例對三聯未來的銷售有潛在的危險，也會影響三聯的主業。
其二，每次訂貨會不上金庸作品集。主要考慮訂貨會上新華書店都有份額的，貨款有限，訂了金庸就很難再訂別的。所以上訂貨會的全部都是學術文化類書籍，這樣就保住了學術書年年增長。另外，金庸的書沒必要再借助這種場合去推銷，可隨要隨添，不影響銷售。
三聯版金庸作品集，平裝本和口袋本
董秀玉回憶，在與金庸簽訂的出版合約中規定：前五年每年5萬套，后三年每年4萬套。算下來，一千多萬冊的銷售量，“整個回款量非常大”。“金庸的書佔了很大碼洋，兩三千萬，如果我們把寶都押在他的書上面，給我們后面带來的風險也很大。”董秀玉坦承，這樣的舉措也是為版權期結束所做的長遠考慮。“版權書一定有走的那一天，而我很清楚我們的根本是學術書，這是不能動搖的。所以合約期間我非常清醒一點：一定不能讓版權書沖擊主業。只要我們按合同每年保證銷售5萬套，其他你無權干涉。慶幸的是，我們堅持得還不錯。”
現在看來，三聯書店當時的決策非常有遠見，在三聯與金庸合作的8 年期間，三聯的學術書籍非但未受到影響，反而一直有所增長。
三聯書店原來的計划中，曾打算出平裝本、精裝本和小開本(即口袋本)。 平裝本先出，從實際銷售看，平裝作為整套銷售是最合適的，三聯最終只是裝訂了一些精裝書，是作為禮品的非賣品，曾送了5套精裝本給金庸。1999年4月，三聯書店又根據市場需要，推出“口袋本”金庸全集，短時間內印數達到5萬套。隨着《笑傲江湖》的熱播，又掀起新一輪金庸熱，2001年3月，三聯書店又印了6萬套《笑傲江湖》和部分金庸作品集，使市面上一度脫銷的“金庸作品集”再度與讀者見面。
董秀玉介紹說，合約過程整個來說都很順利，代表金庸的代理是兩個大會計，他們對賬本很精通，到年底時，三聯會打開倉庫，請版權方面來審核銷售情況，操作非常規范，對方也對三聯的銷售和賬務以及誠信度都很滿意。
合作期間還發生過一個小插曲：1996年12月，香港明河版權代理公司與文化藝術出版社簽了一份“評點本金庸武俠小說全集出版合同”，該社邀請了著名學者馮其庸、嚴家炎、王春瑜等13位內地學者，為“金庸武俠全集”做了評點。
文化藝術出版社的“評點本”
雖然這違反了三聯與金庸之間“不能作相近的出版”的合約，但出于種種考慮，三聯並沒有出面提出過異議。不過反倒是金庸對這一套注釋版本很不滿意，在媒體面前稱“所謂對金庸作品的評點集，其實是一種聰明的盜版方式”。還說：“隨便找幾個人，說這段好，這段不好，就是小學生也會寫的。”為此，文化藝術出版社意欲與金庸對簿公堂，最后在有關人士斡旋下達成和解。
續約門檻太高，三聯與金庸八年后“分手”
在三聯書店的出版檔案里，關于“金庸作品集”的卷宗里，還保留了數封讀者的來信，其中來自上海的一位老編輯說自己在退休后才開始看金庸，立即被其“大氣磅礴，想象詭異”的風格所吸引。有趣的是，這位老編輯在信后面列了長長一個單子，列出自己校出的錯誤，其認真，令人感慨。
還有一封年輕讀者的來信，仔細地糾正了插圖的一個錯誤。“有一節是楊過與黃藥师分別從兩旗杆躍下，書中有一插圖，圖中楊過斷的是左手，而書中楊過斷的是右手，此已是自相矛盾”。他還希望編輯們能轉告給金庸先生——讀者對這套作品的喜愛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1994年發生的三件事是金庸小說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武俠小說研究學者陳墨說。那一年，三聯書店推出“金庸作品集”，北京师范大學中文系的王一川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师文庫”將金庸排在第四位，北京大學授予金庸榮譽法學教授。“幾乎就是在一夜之間，金庸小說從主流文化眼中的雕蟲小技乃至洪水猛獸突然步入了學術的神聖殿堂”。
有人評價說，三聯版的金庸全集有點一統武俠小說出版江湖的味道。此后，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其他武俠類小說，不僅在風格上仿照三聯版，在銷售上都是成套賣，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從此把整個武俠小說的出版納入到正規的渠道上。而另一方面，三聯版也使金庸作品從武俠小說的芸芸眾生中挺立而出。有人評論說：直到三聯版金庸作品的出現，金庸小說才終于走向“文化精品”意義上的流行，它也喻示着金庸小說本身的價值轉型，“即它已經從單純的閱讀和消費價值轉變成經典文本才具有的收藏價值”。
金庸作品的閱讀文化嬗變，是解密新時期大眾文化生長史的一把鑰匙。在這意義上，金庸武俠實乃市場化改革在通俗文化領域的體現。金庸作品從盜版流行直至踏入通俗文化經典的殿堂，正是市場化改革最終成為主流話語的真實表現。
2001年11月30日，是三聯與金庸版權到期之日。敏感的媒體在此之前就開始關注三聯與金庸這一段持續了8年的“姻緣”能否繼續下去。最終的結果是，金庸將作品集的出版授權給廣州出版社。
廣州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接續出版金庸
從2002年開始，新版“金庸作品集”就由廣州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聯合推出。對于外界對三聯與金庸“分手”的種種揣測，董秀玉不願多談，只是感慨“外界的誘惑太大了”，雖然董秀玉沒有泄露具體細節，還是有媒體打探到了一二。
據悉，金庸方面為續約開出了3個新條件：1.版稅由原來的15%提高至18%;2.出版社每年必須完成的最低銷售;3.“作品集”的銷售每年要以10%的速度遞增。在金庸先生不能降低門檻的情況下，續約只好告吹。
董秀玉不願對此發表評論，她只是表示：“我分析(武俠小說)市場已相當飽和，守住每年的4萬套已殊為不易。再提高版稅難度更大。另外，此時的三聯，對現金流的向往也不向以前那樣大了。”她也略替金庸先生感到遺憾：“畢竟在三聯出書不大一樣。”
讓董秀玉欣慰的是，金庸的書“走”了之后，三聯業務並未受到嚴重影響。反觀這段合作，董秀玉說，最明智的是把金庸作品放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上，認清主業。1993年初董秀玉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 “只有在文化責任和商業利益的博弈中運轉自如、具備長遠戰略眼光、守得住根本，才是最后的贏家。”——與金庸的8年姻緣，已足以證明了這一點。
文/李菁
節選自《守望家園——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