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1947年，他转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中国语文和语言学。
1973年5月，中美关系破冰没多久，赵元任首次回国探亲，受到周恩来接见，引起海内外关注。金庸在明报社评《梅汝璈·刘敬宜·赵元任》里写道：
“著名的语言学者赵元任先生最近在大陆访问，许多报纸都提到了他。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一般人不大知道，但他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以及他作曲的那首《教我如何不想他》，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无人不知。”
1922年，中国儿童文学起步伊始，赵元任做了一件拓荒启蒙的事——翻译了《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今译Alice为爱丽丝），这本小小的童书，吸引着那个时代万千少年儿童的心。1940年，金庸在浙江联合高中念书，因仿写《阿丽丝漫游奇境记》壁报讽刺训导主任而被勒令退学，“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
在那篇社评中，金庸还提及：
“从未见过这位老先生。他所编撰的一部教外国人读国语的教本中，有一章谈金庸的武侠小说，许为海外最流行的中国通俗小说。语言学与武侠小说本如风马牛之不相及，但他老先生兴趣广泛，居然也留意到这些全无学术价值的东西。”
就笔者目力所及，当下的“金庸小说接受史”将金庸小说“首登大学讲台”溯源至1990年秋天陈平原在北大开设武侠小说选修课或1995年严家炎在北大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
然而，若观赵元任的教学旨趣，则金庸小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已由其专章评述，编入教材，登上了加州伯克利课堂。尽管不是专为金庸小说开设课程，而是放在汉语文学的脉络中加以述评，但以赵先生的学问修养和学术地位，在世界名校开讲金庸，于“金庸小说接受史”上的意义自是非凡。陈世骧曾提及讨论金庸小说，“有时想把类似的意见正式写篇文章，总是未果。”陈先生未竟之志，赵先生早行一步了。
任何作者都期待作品得到好评。能受到这样一位望若神明的大师推许，当然是十分高兴的事。尽管金庸谦逊地说自己小说无非遣兴之作，不值老先生一读，但语气之中难掩自得之色。
1959年，胡适在台湾作《新闻记者的修养》演讲，说到：“现在有许多报纸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是最下流的。”引起香港五十多位武侠小说作家惊诧，纷纷在报上发出质疑。在这场自发“围攻”胡适的行动中，名头最大的金庸俨然是那“带头大哥”。他以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回骂，那是他一生罕有的“箭弦文章”。
有趣的是：赵元任正是胡适生平头号挚友，胡对赵的才学极为折服，“每与人评论留美人物，辄推常州赵君元任为第一”，他决计想不到赵元任会推许金庸小说。
1970年10月1日，《明报晚报》刊登金庸《为什么要增删改写》一文，提到修订小说的一个缘由：
“最近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加州大学陈世骧教授来港，把酒长谈，说到了我这几部武侠小说，既有谬赞之辞，复多直言之评。提到赵元任、钱穆、李政道等前辈均是“同好”。有这些“高人”在瞧“门道”，纵不能藏拙，所献之丑也是越少越妙，所以下决心来修订一下，希望减少一些自己想来会脸红心跳的错误。”
得到这些“高人”的认可和指点，除了喜悦，更不啻为一种鞭策，深深助长了金庸的写作信心和修订动力。
1981年6月，赵元任第二次回国探亲，受到邓小平接见。一个月后，金庸也与邓公会晤。赵金两人因文字结缘，缘悭一面，终究感到遗憾。
赵元任是近代最注重保存资料的学者，有片纸不丢的习惯。去世之际，他将自己毕生收集保留的资料和手稿全部捐献给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谓“赵元任档案”。“讲演授课资料集”是“赵元任档案”六大类之一。封存三十多年后，加州伯克利东亚图书馆于2015年开始整理“赵元任档案”，目前仍未全部完成。
揆诸“金庸小说接受史”，早年即加推许的赵元任不该被遗忘。他对金庸小说有什么看法，由于编撰的国语教材尘封未彰，后人也只有悬想而已。他日从故纸堆中检出，方能明白其赏心所在。
二
上世纪下半叶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集结了不少华裔学人。赵元任、陈世骧长期执教于该校东方语言文学系。其后，李政道、夏济安、陈省身、张爱玲、胡美琦（钱穆妻）等人也执教或访学于此。连胡适都蒙赵元任推荐，于1956年到校担任一学期的讲席教授。这群人尽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
夏济安认为：“武侠小说这门东西，大有可为，因为从来没有人好好写过。”他一度生出“将来要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一定想法子写武侠小说”的念头。直到读了《射雕英雄传》，方始心凉：“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余国去了。”
夏先生不但推许金庸小说，还购书赠友，引诱同好。1960年4月13日，他在致夏志清的信中提及：“这几天因为等候胡世桢来，买了两种武侠小说，预备送给他。自己看看亦很出神，且把陈世骧引诱得亦入迷了。”
《天龙八部》附有两则《陈世骧先生书函》，对金庸评价甚高：
“《天龙八部》是悲天悯人之作。……。书中的人物情节，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其精英之出，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所不同者今世犹只见此一人而已。”
陈先生更基于王国维观点，进一步指出武侠小说并不纯属娱乐作品，也可以克服文类困难，抒写世间悲欢，表达高深的人生意境。
陈世骧在信中还提及：
“《天龙八部》必乘闲断续读之，同人知交，欣嗜各大著奇文者自多，杨莲生、陈省身诸兄常相聚谈，辄喜道钦悦。惟夏济安兄已逝，深得其意者，今弱一个耳。青年朋友诸生中，无论文理工科，读者亦众，且有栩然蒙“金庸专家”之目者，每来必谈及，必欢。……。《天龙八部》，中间常与朋友互借零散，一度向青年说法。……。青年朋友客厅中茶酒间谈话，又一阵像是讲堂的问答结论，教书匠命运难逃，但这比讲堂上快乐多了。”
可见在加州伯克利，喜读金庸小说的师生不少。陈先生信中提到的杨莲生即杨联陞，是赵元任的学生，执教于哈佛，其弟子余英时与金庸关系亦笃。
那一代知识分子，生逢跌宕大时代，每多流离转徙，故国情怀深沉。金庸小说虽是小说家言，却也非游戏笔墨。小说中的家国之思、民族认同和文化传统，何尝不是在“为故国招魂”？这与那代海外学人的心曲隐衷实相契合。
1960年4月13日，旅美的夏济安写信给夏志清，提及：“这几年来，要讲小说的倾向，读者顶多的是武侠小说。”在上世纪下半叶，金庸小说曾给海外游子以精神慰藉。
陈先生爆料赵元任、钱穆、陈省身、李政道、夏济安、杨联陞等均是嗜读金庸小说的“同好”。如金庸自忖，或许他们是出于“对中国传统形式小说的偏爱，或许由于我们对人世的看法有某种共同之处。”
无论如何，以赵元任为首的加州伯克利群雄喜读金庸，成为“金庸小说接受史”的海外缩影。他们的推许，无疑使金庸更加笃信武侠小说也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