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本名查良镛，出身于浙江海宁县的名门望族。1942年冬，他告别故乡远赴陪都重庆求学。在重庆小温泉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国际法专业读书的查良镛，因对校政不满、为被国民党学生欺压的同学打抱不平，行侠仗义，遭校方勒令退学，在校学习时间仅一年零两个月。
退学后，查良镛既愤懑又沮丧，因为离家千里，孑然一身，无依无靠，前路茫茫。他突然想起了比他大26岁的表兄蒋复璁。蒋复璁是江南著名藏书家蒋光煦的曾孙，我国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的本家侄子。北京大学毕业，曾留学德国，在柏林大学研习哲学，后来专攻图书馆学；1940年出任国立中央图书馆首任馆长。走投无路的查良镛，便从小泉来到两路口找表兄蒋复璁，在蒋的帮助下查良镛进了中央图书馆，任书记职务。
国立中央图书馆坐落在重庆两路口复兴路（今长江路）56号，即两路口通往复兴关（今佛图关）方向左侧的半山坡上。是一座三层楼的大厦，解放后成为重庆图书馆馆址。国立中央图书馆当时有在册职员65人，馆长以下的职务还有：主任、编纂、人事管理员、干事、助理员、书记。书记是最低一级的职务，共有22人，查良镛排位16名。职能部门设有：特藏组、编目组、采访组、阅览组、总务组。查良镛被安排在阅览组，具体工作是登记借书和还书；工作时间为每天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比较轻松，当然薪俸也不算高，但足以糊口。
档案记载：馆长蒋复璁的月俸是国币560元，而刚进馆上班的查良镛的月俸仅为50元，不过另外还有生活补助费。1944年12月馆长的生活补助费是7600元，查良镛是2500元，到了1945年2月，查良镛的生活补助费就增加到了4250元。重庆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查良镛在国立中央图书馆的职务、薪俸、生活补助费金额等原始资料。
查良镛后来对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桂冠诗人池田大作说：“我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就读了许多书，我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我比较喜欢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浪漫派小说，像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森、雨果。这派作品写得有热情，淋漓尽致，不够含蓄，年龄大了会觉得有点肤浅。后来我就转向读希腊悲剧，读狄更斯的小说。俄罗斯作家中我喜欢屠格涅夫，读的是陆蠡、丽尼的译本。”
查良镛对池田大作说，“我年轻时最爱读的三部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这部书是伍光建先生翻译的，当时的译名是《侠隐记》、《续侠隐记》。《侠隐记》一书对我一生影响极大，我之写武侠小说可说是受了此书的启发。”
他读雨果的长篇小说《钟楼驼侠》（今译名为《巴黎圣母院》），认为“这部小说描写在一个丑陋的躯体之中，包藏着极美丽高尚的灵魂，而道貌岸然的副主教和英俊潇洒的青年军官，内心精神却丑恶至极。”“雨果的浪漫戏剧，例如《艾那尼》很早就有了中文译本，我在其中激昂的吟咏中，感到了激情和‘魂之热火’。”（《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
这些观点，就是青年查良镛对西方文学作品最初的解读，这些经典之作，也给他日后的武侠小说创作留下了抹不掉的痕迹。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查良镛虽然被撵出了校门，可他却赢得了一个书的海洋！他的学识与学养因此而获得极大的提高，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