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秋季，八十岁高龄的金庸先生要到剑桥攻读博士。

一位八十岁的老人，决意去剑桥读博士，精力上先不说，手续上就很是麻烦。剑桥是西方老店，想要跨入它的门槛，耄耋之年的金庸先生还得按它的规矩走。

校方首先要求金庸先生出示出生纸。八十年前的中国，风雨如晦、动荡飘摇，小孩子能否生存下来，都是一个未知数，更谈不到子虚乌有的出生纸了，再说那时的中国也没有出生纸制度。据说金庸先生花钱在香港某律师行办了一张宣誓书，声明自己某年某月某日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这一问题最后得以解决。

随后，剑桥又要金庸呈交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和大学的成绩单以及大学毕业证书。在那个年代的中国，金庸先生不会有高等考试四个A的成绩，他也没有大学毕业证书。金庸先生于是拿出一大摞的荣誉博士、荣誉教授证书来应酬，同时还声明，他在上海读大学时，适逢国内国共内战，上海附近陷于激战，学校提前放假，什么大学毕业证书都没有。

剑桥又有要求，要申请人所学的专业必须符合相关语言要求，金庸先生于是请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长和剑桥大学的一位教授出具证明，证明他能写能读中国古文，并无任何困难。英文方面金庸先生不可能和现在的年轻人一起，考英国的雅思，美国的托福之类。

剑桥的教授们于是改请他提交一份发表过的英文文章。金庸先生交了一篇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讲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英文文章。剑桥大学教授们的结论是，即便文章不算很好 ，英语老式了一点，但用于念研究生课程已经是可以的了，最终全票通过。

剑桥还有最后一关，很简单也很实际，要金庸先生出具个人经济能力的证明。金庸先生先请英国银行的总经理写了一封信，证明他的财务能力，又请了一位香港银行家作担保，保证他在剑桥读书期间，不会拖欠剑桥的一分一厘。家资数亿的金庸先生，在剑桥面前自己却不能担保自己。于是他又开具了一张现金支票，足够在剑桥一年的花销。就这样反反复复，到金庸先生正式收到入学申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三个月的时间。

海内外对于金庸剑桥读博士，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有人说，金庸是在作秀。金庸先生倒也实在，他说：“我本来是在中国的浙江大学做教授，但我对学生们说，我没本事做你们的老师，不过年纪大些，做你们的大师兄好了。”有人也亲自问金庸先生，说您既然刚刚获得了剑桥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这已经是剑桥最高级的学位了，又何必花钱费力，去读剑桥的这个普通博士学位呢？

金庸先生说，之所以要到剑桥去读书，是服膺于已故中国学人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话：“不求学位，只求学问。”因为中国近代大史学家如王国维、陈寅恪、钱穆等诸位先生，都是博古通今、学贯诸门的大学者。但他们并没有什么博士、硕士的头衔。他说自己的‘荣誉教授’、‘荣誉博士’、‘荣誉院士’等荣衔已经太多了，学位只是一个虚衔。他感到学问不够，简直与这些荣衔极不相称，实在是‘名不符实’，所以决意要到剑桥去读书。

金庸先生专门提到：“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和小朋友们，只要一提到金庸，就佩服我学识渊博，无所不知，其实我自己‘无所不知’是假的，我是‘只写所知，不知不写’，‘非知不可，快去查书’”。他还说：“我姓查，笔名金庸，我要自己把握住这个‘查’字，多用功读书，化去这个‘庸’字。”

“虽然王朔先生说我是四大俗之一，我并不在乎，我写通俗小说，俗字是免不了的。但是有人公开批评我学问不好，我就相当地重视了。学问不好是事实，唯一补救的办法是令自己的学问好一点，不是好过别人，而是今天好过昨天的自己，只要自己用功，每天都可进步一点。”

有人也提醒金庸，说他到剑桥读博士是自暴其丑，没有学问而心虚。金庸先生这样回答：“我到剑桥读博士，不是为了赚钱和升职。因为学问是学来培养人格修养和人品见识的，读书在其次，书是全世界都有的，但是剑桥是世界上顶尖级的学府，通人学者却只有好的大学中才会有。”

金庸先生去剑桥读书，如今尘埃落定，不再各执一词，沸沸扬扬。但是我们现在细细品来，金庸先生“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学”的求学思想，是不是对于我们当今重学历不重学问，要学历不要学问的现实状况，会有一些积极意义呢？

金庸先生的做法，无疑就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所处的这一时代虚邈沉沦，功利浮躁的特殊一面。金庸先生剑桥读书的结果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盛名之下，坦心求学的一种谦逊精神，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恰恰缺少的就是这种精神。

我们应该感谢金庸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