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保守主义
金庸的要求是点点滴滴的改良而非剧烈转换的变革。有趣的是，他的这句话与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还在“家长制”运作得得心应手之时，金庸即已深谋远虑，开始准备在《明报》内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从70年代末开始，《明报》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改革，几度反复进退，无数争斗浮沉，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初步实现了预定目标。作为这一进程的直接推动者，金庸始终面临两难:制度化是他坚决推行的大政，但他又不希望因为改革而引起《明报》内部的大动荡。他的指导思想是:“改革要一点一滴地累积起来，东改一点，西改一点……进步太慢，还是胜于急躁而酿成了重大错误。与其失足，还不如走一步，看一步，再跨出半步试一试，不对就立即缩回。”(《金庸与报业》，香港明报出版社2000年版)可见，金庸的要求是点点滴滴的改良而非剧烈转换的变革。有趣的是，他的这句话与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不能就此认定金庸必定受了邓小平的启发，但至少是“英雄所见略同”，或是一种“认同”。就此而言，金庸对内地改革开放在实践中的某些做法表示出巨大的热情，自然良有以也。
然而，在激进人士看来，点滴改良未免“保守”。就是在《明报》制度化进程之中，也弥漫了“激进”与“保守”之争。而呈现出白热化状态的，则是1988年底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在未来香港政制上的歧见。在这场饱受炮轰的争论中，“保守”的金庸屡被指为政治投机，出卖港人利益。但以金庸的思想认识与处世方式来考察，其中固然有思想本身缘由，更可注意的，则是体现了与《明报》制度化实践一致的指导思想而已:积小改成大改，以不影响稳定为上。
金庸的“保守”有其思想渊源。说起他一生中最喜爱的史书《资治通鉴》，他的旧部、传记作者张圭阳注重的是:“查良镛逐行逐句地仔细阅读，加上眉批。他以史为鉴，评论当世事务成为日后查良镛写《明报》社评的一大特色。”如果更深入地探寻，就可以发现《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不正是历史上著名的稳健派、保守派么？《资治通鉴》所传达的治国理念，不也正是稳健的、保守的么？这就不难理解《天龙八部》里隐约流露的对“新法”的贬斥了。有意思的是，按照时下某些学者对20世纪知识分子的划分，金庸差不多是要归入“一二·九”一代的，而这一代的总倾向，恰好是“文化保守主义”。这就不仅是个人的体验了。
金庸一生谨慎，所以，在他的生命里，既不会有致命的惨败，也不会有快速的跃进。《明报》发展成报业王国，得益于四十年的苦苦经营。别人若有他这样的资产，难免会有冒进的冲动，而金庸没有。这也是“保守”。金庸说自己:“我比较保守、稳重，甚至可以说是过分保守。我办《明报》时，除了买明报大厦需要向银行借钱外，其他的全没借过。或者，可以这样说，我没好好利用报馆的资产……”所以，于品海接手后一系列大胆的新动作，便格外引人注目。有人说起，金庸只好说:“现在新的管理阶层做生意好广、好大，和我的经营方法不同，是进取了。”
还是董桥说得有意思:“我未必同意查先生的一些保守观点，可是，他的每一篇文章我都细读，读的是那毫不保守的文字和气势。”
(摘自《读库》0706期新星出版社2008年1月版) 金庸是老江湖啦,做人很圆滑的 晕,原来是2位不同的牛。哈哈。
金庸的为人处世,言谈举止,从各个采访节目里都能清晰的感觉到。------世故+圆滑. 用词稍显贬义了吧。 保守 不如说是适应形式的改革 在文学体制不断创新,形式不断变化以及作者参差不齐的今天,闪电式的文学革命反而收不到太好的效果 金庸已经非常成功了。无论小说，还是报业，常人有其一，就了不得了。 从几届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看金庸文学地位
一：98年5月17至19日，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学隆重举行。来自美国各大学的十五名教授和博士研究生，以及来自中国大陆、港台、日本、英国和加拿大的二十六位学者聚首一堂，提交了三十多篇论文，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金庸小说的政治意识、文化意义、艺术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将金庸小说研究推上了又一高峰。
与会者提交了三十多篇中、英文论文，探讨了金庸小说的政治意识、文化意义、艺术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亦剖析了金庸创作中的疏失，甚至就金庸评论再作审视和评说。各国学者竞相“上阵过招”，高潮迭起。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以“紧凑丰富、应接不暇、大开眼界”十二个字来概括与会的感受，并预言这次国际研讨会将成为金庸研究的“里程碑”。会议召集人、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葛浩文指出，这次研讨会不仅将对未来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产生积极影响，而且将“促使金庸小说进入西方文学批评的视野”。
二：98年11月4日，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中g时报》、台湾远流出版社联合举办了又一次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来自美、日、澳、法、英、荷兰、越南、瑞士、以色列和中国内地、香港、台湾（金迷连战亲自到场）共220人参会。学者们就金庸小说的作品与人物，金庸小说的社会、政治结构，金庸小说的宗教信仰、民俗及文化等不同的研讨课题，从不同的视角解读金庸小说，发表了26篇论文，出版了此次会议的论文集：《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以色列的汉学家夏维明表示，自从以色列文版的金庸作品出版后，以色列的大学生都是很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的。
三：最有影响力的一届
2000年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出席开幕式并任会议荣誉顾问。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迟惠生致开幕词。香港作家联会创会会长主席曾敏之、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友梅、著名作家宗璞以及金庸也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金庸以及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以色列、日本、韩国、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的学者近60人参加会议。大会在四天会议中，发表四十余篇论文，共邀请六十余位专家发表意见，包括能操普通话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冈崎由美，以色列夏维明教授，美国田晓菲教授、宋伟杰博士。八十多岁的柳存仁博士也远自澳洲赴会，可见大会之备受重视。 这次会议是近年来规模较大的一次金庸小说研讨会。会议议题深
入，注重学理性，涉及金庸小说的文化内涵、雅俗特质、现代精神；金庸小说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武侠小说的文类发展和文学史境遇等多方面问题，部分学者还从国家、民族、地域、性别等角度对金庸小说作出独特解读。
四：2001年11月，日本横滨神奈川大学也召开了「金庸小说研讨会」。
五：2003年浙江嘉兴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在市行政中心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德荣，市委副书记寿剑刚，市政协主席徐良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龚吟怡，市会副主任黄济华，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邓友梅，北京大学教授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严家炎，中国社科院研究所研究员胡小伟等出席开幕式。副市长王淳主持开幕式。
为期四天的此次研讨会是进入新世纪后首次金庸作品研讨会。来自十多个省、市和台湾、香港地区以及美、英、法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参加研讨。研讨的主题包括金庸小说的思想、艺术或语言研究；从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心理学等不同角度探讨金庸小说。
浙江省作家协会、上海金庸研究中心等单位和个人发来了贺信、贺电。
六：2006年10月下旬举行上海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会期四天）
2006年上海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参加出席会议的有：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华人《新语丝》网站、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越南文学院、瑞士汉学研究中心、法国科研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韩国金山大学、岭南大学、日本中央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大学、悉尼尼麦克里大学、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荷兰莱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科技大学人文部、岭南大学中文系、浸会大学、香港《明报月刊》、香港明河集团、中文进修学会、台湾清华大学、中正大学、佛光大学、淡江大学、远流出版事业公司、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联合大学、中国电影研究中心、上海市人民z府办公厅、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新民晚报》读书乐、上海艺术研究所、恒嘉文化公司、天津南开大、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国际文化系、研究生院、浙江社科院文学所、杭州师范学院、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广东中山大学、福建厦门大学、河南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大学外语学院、嘉兴学院等近80位专家、学者、作家和相关人士。 参与单位：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上海文艺出版总社主办，上海金庸文学艺术研究会、上海文化联谊会承办
七：
2008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
北大教授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严家炎、“北大醉侠”孔庆东、台湾远流出版社董事长王荣文等在内的海内外50多位专家学者，在海宁纵论金庸小说，充分肯定了金庸小说的当代意义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冯其庸在贺信中表示：“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构思宏大、情节奇妙、语言优美、形象典型，将当代武侠小说推到一个高峰，可与古典文化名著并驾齐驱。”
此外，发来贺电、贺信的还有浙江大学文学院、浙江省文联、浙江省作协、香港《明报》以及日本作家等。
八：
第三届中国舟山桃花岛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9月召开，此次研讨会由普陀区人民z府主办。美国、日本、法国、韩国、越南、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7个国家，北京、上海等13个城市的40名学术界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意蕴、创作渊源、重要作品及其主要人物的精神内蕴等，进行了多方面认真解读和深入剖析，同时对于武侠小说与武术文化关系、小说文本修改、传播及其研究史，以及金庸武侠小说的独特艺术手法等几个方面，展开热烈探讨，颇多新见。 终于可以回复了吗？发一贴试试，已经N多遍不行啦，真搞不懂……
金庸老于世故，可以说是人老成精，他的营销模式以及才华在那个时代罕有对手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