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论语》邂逅政治时
我一向不以为自己可以写出厚重的书，读《论语》不过是写一些我感受，如果要放在“史海飘香”里，我会觉得不安，且当闲话闲聊。[ 本帖最后由 韩江 于 2009-5-10 11:02 编辑 ]
序章
听说百家讲坛有一个栏目叫作“于丹说论语”，究竟是否叫这个名字，不大清楚，因为我没看过。今天打开新浪博客，称有于丹在伦敦耍泼一事，好奇之下，看了几个相关博客，其中一篇博文说：“于丹之名气之大，也差不多是人人皆知，电视讲坛热播，书大卖。不过她的东西我还真没看过，只几个朋友和网上一些人介绍之后，就没有想看的欲望。中国多少年来都宣扬君君臣臣的，要知足常乐，感觉自己境况差，要学会去想这世上还有比自己更差的，别有不满情绪。有碗饭吃时，就知足吧，别再多想能够吃肉，要学会满足。如果介绍没错，她的观点就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不管统治者是对是错，都应该维护，即要摆正君臣民的位置。如果现实中有丑陋的、阴暗的等，要学会只看阳光鲜花那一面，学会忽视自身的痛苦，忽视外力引起的不公和不平，这样就会觉得生活还美好的。一句话，学会做奴才，就是幸福的。”而在另一篇博文里，听说于丹自称读《论语》三十余年，并且称其渐渐有圣人之象，不禁大为好奇，心想，五千年来有资格称得上圣人的寥寥可数，孔孟老庄似乎可以称作圣人，而今竟还有圣人，未免有些扯淡。不过也因此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想看看于丹是如何读论语的。于是下载了一本于丹的《论语心得》，大略翻了几页，谈不上失望，基本上是在意料之中，不过是正统学者的言辞罢了，消遣而已。
当然可能有人会反驳我，于丹有那么多的粉丝，你算老几，凭什么说她的东西不行？！！有更冲动者，也许还想给我一巴掌。
我无意于批评中国人的素质和文化修养，只想说当代社会的大多数人对文化传统不过是叶公好龙罢了。
那些自称喜欢《论语》的人，有几个人真正读过《论语》，研究过孔子的思想？连《论语》本身都没有接触过，却谈什么觉得于丹说得不错，实在是有点荒唐。举个例子，这好比是有人跟我说天庭蟠桃园的蟠桃很好吃，我连连点头称是是一个道理。
安徒生写过一篇童话叫《皇帝的新衣》，大臣和百姓们都很聪明，可以看见皇帝的新衣，而我就找揍吧，做一回看不见新衣的孩子。
我今年二十三岁，不敢自称读《论语》二十余年，真正接触《论语》，并且去阅读，也就是近一二年的事情，心得全无，牢骚一片，且发些牢骚吧。
第一章 《论语》的前尘往事
北宋太祖赵匡胤的宰相赵普说，他半部《论语》治天下，后世多有人引以为经典之句。对此我有文明点的说法——扯淡。不论是熟悉中国历史，还是不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或多或少都知道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事情，赵匡胤这个皇位是怎么来的，恐怕算不得正大光明。孟子虽然说过：“只听说过杀了一个叫纣的家伙，没听说过弑君这回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但是，七岁的后周恭帝何罪之有？赵匡胤身为国之重臣，不思保家卫国，迫君退位，摆明了和儒家的君君臣臣思想叫板，哪里还知道什么半部“论语”？而史书上有明文记载，陈桥兵变的策划者正是赵匡胤和赵普。
所谓的半部《论语》治天下，不过是一个噱头，更是赵普对赵匡胤的承诺——他会谨守臣子的本分，皇帝陛下，您就放心吧。
闲话扯完，且说说《论语》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大家都知道，孔子是春秋时期的人，而《论语》成书年代据说是在战国初期，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籍。然而我翻阅《史记》，只听说孔子编纂《诗》、《书》、《乐》、《易》、《春秋》，却不曾听说有什么《论语》。《论语》一书在儒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司马迁是一位严谨的、伟大的史学家，竟然会将这本书给遗漏了，实在是有些难以想象。
由此我想《论语》的编纂者可能有孔子吗？如果没有孔子，其中的记录真实性有多少？
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首当其冲，大多数书籍都不见了，说《论语》成于战国初期，倒也不好找出反驳的证据。仿佛黄易先生在他的《寻秦记》中说，始皇帝焚书坑儒将一切有关项少龙的记载都消除了，我们明知道荒谬，却也不得不说，这确实合理的解释了为何史书中不见项少龙如此风流人物。
据可靠的历史记载，《论语》到了汉朝有三个本子：（1）《鲁论语》二十篇；（2）《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3）《古文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
《鲁论》和《齐论》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候张禹先学习了《鲁论》，后来又讲习《齐论》，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为根据，“采获所安”，号为《张候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嘉平石经》就是用的《张候论》。
《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
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论语》基本上是根据《张侯论》来的。
到此为止，我们似乎还是无法得出《论语》的编纂是否有孔子的份，对此我也无法给出确切的考证，只能说说我的观点：
《论语》这样一本书，不大可能是孔子自己编写的，否则不可能不见诸于《史记》的记载。但是，我想《论语》中的言论，应该还是有不少确实是孔子的言论，但是无可否认，他的弟子们有打着师父的名号，混饭吃的嫌疑。这种事情，在当今社会也不少见，一部学术专著出来，总要印上与内容编纂几个无关紧要的名人教授的名字，以此来壮大书的声威，博得学术界的一片喝彩，平民界的一片瞻仰，于己于人尽皆有利。
而孔子与那些名教授学者不同的是，他不会借着弟子的名声来壮大声名。诸弟子在专著上署上老师的名字，大概是出于敬意和其他需要吧。
当然，我学习国际政治四年，习惯性在考虑问题时，掺杂政治因素，又或是以阴谋家的心理来揣测人的言行。
清朝末年，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声称是孔子真正精神所在，大有儒家原教旨主义的感觉，然而所图者，是为了方便变法——用圣人的改革应对保守派的守旧，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儒家在战国时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学派，那个时代成为一名法学家才是最吃香的，其次是做军事家。儒家仅仅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到了汉朝初年，为了平复秦朝给帝国造成的战争创伤，黄老无为思想占据主导，政府甘当守夜人的角色，民间无政府主义盛行，给了百姓喘息的机会。
等到汉武帝君临天下，经过文景之治的汉朝已经具备的超一流的实力。来自北方匈奴国的侵扰，让年轻的汉武帝无法忍受，靠女人苟全汉王朝的时代将成为过去。汉武帝要用求新求进取。
儒家的入世思想与汉武帝的主张不谋而合，为了达成汉武帝成就一代大帝的宏愿，刘彻选择了儒家，选择了董仲舒，这才有了儒家思想两千余年的兴衰不绝。
而《论语》中的言论，时常教人安分守己，教臣子尽忠报国，于国于民尽皆有利，汉武帝岂能放过。默认此书乃圣贤之作也就理所当然。
这些仅仅是笔者猜想，是否属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用了如此大的篇幅说明《论语》的来历，其实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论语》乃是中国古代的马列主义教材，既然如此，《论语》可能像于丹说得那么简单，仿佛真得只是说些为人处事的道理？
儒家有两大圣人，孔子和孟子，他们是哲学家，更是政治家，他们的一切理念和行为都是在试图为政治服务。
政治是最高的智慧，它集哲学、历史学、地理学、心理学、法学、社会学等若干学科为一身，能够称得上政治家的人，无疑是绝顶聪明的人——请注意是政治家，不是政客。
孔子是政治家，孟子是政治家，老子、庄子都是出色的政治家，他们的精神和理念在很长一个时期都是中国治国的内在精神支柱。
当我们了解这些以后，我们可以开始读论语了。
[ 本帖最后由 韩江 于 2009-5-10 11:03 编辑 ]
第二章 《论语》是谁的（上）
且从“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说起吧。此一句出自《论语·学而》，乃是曾子所语。对于这句话的一般理解是“对于刚去世的人要谨慎地处理丧事，对于早已去世的人要真诚地祭祀、追忆，民众受到感化和教育，仁德之心就一定会更加敦厚、浓淳。”
儒家讲究的是以孝治天下，很多人将这句话引到尊老、敬老和孝道上，然而这种观点未免狭隘。死亡不是老人的专利，年轻人也是会死的。死之人也未必就是长辈、亲人。因此这句话更可能是在表达儒家对死亡的态度。
相对儒家，道家对待死亡是另一种态度。秦失听说老聃死了，跑去哭了三声就出去了，老聃的弟子很奇怪，觉得这样不合礼节。秦失说：“老聃在他该来的时候来了，该走的时候走了，是顺乎自然的死亡。”秦失这种行为是儒家无法接受的。而庄子的行为在儒家眼中恐怕接近于神经质了。
庄子的老婆死了，庄子的朋友惠子前来祭奠。却见庄子盘膝而坐，一边敲打着盆，一边高声歌唱，大有“老婆死了，我就可以娶**”的味道。搞得惠子一头雾水，忍不住骂庄子无情无义。庄子却说，人的生命不是自己的，是天地给予的，人就算死了，不过是归于天地，有什么好悲伤的。
此言此语是儒生不能接受的，可是道家之言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那么提“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还有什么意义呢？
惠子在骂庄子无情无义的时候，有一句话说得很好：“理虽如此，情何以堪？”
道家是出世的哲学，追求的是放纵自然，绝对自由；
儒家是入世的哲学，追求的是投身社会，人情练达。
正是这样的差别，才有了儒道两家对死亡的不同看法。人死之后，亲朋故旧谨慎真诚的处理先人的丧事，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哀思，也在情理之中。其他人受到这样的感化和教育，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仁德之心。
然而如此解释，总觉牵强。我们不可能因为看了一场葬礼，道德水准就上去了。真要如此，也不必开设什么思想道德教育课，直接将学生拉到灵堂就好了。
这句话究竟该怎么理解呢？
我想如此理解似乎更为妥当——如果想要有好的结局，就该有好的开始，此所谓“慎终追远”；如果做到了“慎终追远”，那么民众的仁德之心就可以敦厚和浓醇。
佛家说：菩萨畏因，凡夫畏果。畏因才是真正的畏惧，畏果却是不得不畏。当今社会，大到违法犯罪，作奸犯科；小到扣斤少两，背后非议，莫不抱有侥幸心理，妄图躲过恶果。却不知道一切恶果都是由因而来。若世人都能在做事之前，想想做这件的事可能后果，必不敢放纵自我，久而久之，民德焉能不厚？
只是世人多是凡夫，凡夫畏果，能如此理解者，将有几人？曾子一番苦心，怕也只能当作教化孝道的格言。
儒家是讲究孝的，孔子应该也是尊崇孝道的。在《论语》中关于孝道的言谈很多，仅仅《学而》一篇就有诸多论述。
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意思是，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要观察他的志向；在他父亲死后，要考察他的行为；若是他对他父亲的合理部分长期不加改变，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尽到孝了。
我说过中国提倡以孝治天下，这个观念不是从封建社会一开始就有的，并且这个观念也只是提提而已。
在权力的道路上从来就没有父子兄弟可言，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的“赫赫武功”犹自血淋淋的在我们眼前招展，杀兄迫父，屠杀子侄，一代明君尚且干出此等寡廉鲜耻的恶性事件，更不必那些权力欲熏心的人。
中国是大国，传统上中国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国家，帝王的权力尤其大，诱惑力也尤其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何等的威风。而位居权力顶峰者，又怎么可能安心的坐在王位上？那么他就需要一种思想——以孝之名，愚弄百姓，宣扬所谓的忠君报国。
臣，也叫臣子；与之相对的便是君父。
常说什么自古忠孝不两全，其实，圣人是有办法的，对于君王，便是忠孝两全了。
《论语》中孔子的这句话，无外乎要求谨守先人法度，才是孝道所在。而一个人如果做到了孝，就算是成功人士了——“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事务，根本建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也就有了。孝顺父母、顺从兄长，这就是仁的根本啊！）“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一个人能够看重贤德而不以女色为重；侍奉父母，能够竭尽全力；服侍君主，能够献出自己的生命；同朋友交往，说话诚实恪守信用。这样的人，尽管他自己说没有学习过，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
如此等等，此番言论颇多。
然而，这真得是孔子的想法吗？
孔子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政治家，他的一生是为政治而奔忙的一生。虽然他一直致力于恢复周朝的礼，但是他所倡导的礼其实是变革了的，而不是完全的尊崇。我在第一章中已经说过，孔子他是借周朝的礼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本质上来说，孔子是一个具有改革思想的政治家。
既然孔子自己已经背叛了周礼，又怎么会反对改革，说什么“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江山得来从来都是不容易的，那些把脑袋提在腰带上功臣良将们好不容易获得了国家的控制权，怎么肯轻易放弃自己的利益？而国家的初创领袖为了稳定统治，稳定人心，必然是要进行利益分配的，这种利益分配一旦确定，往往在数十年内难以改变。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那些靠祖宗吃饭的王宫亲贵们基本上成为于国于民并无利益的蛀虫，对于国家，他们的字典里大概只有——“索取，索取，不断的索取”。
改革势在必行，但是改革最大阻力便来自这帮既得利益者。
宋神宗时代的王安石改革，万历朝的张居正改革，最后基本失败，不就是因为违背了祖宗之法，损害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提倡孝道，谨守先人法度，无疑是在人们心中确立一条道德——变法者不祥，变法者不孝，从而导出变法者不忠。
此处之所谓孝，本质上就是为了维护最初的利益分配体系。
第三章 《论》是谁的（下）
孔子的最佳传承者孟子，在孝道与忠君上有诸多惊世骇俗之言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君主把臣下看成自己的手足，臣下就会把君主当作腹心；君主把臣下看成牛马，臣下就会把君主当成路上遇见的一般人；君主把臣下看成泥土或野草，臣下就会把君主看作仇敌。）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 （破坏仁爱的人叫做“贼”，破坏道义的人叫做“残”。这样的人，我们就叫作他“独夫”。我只听说周武王诛杀了独夫殷纣，没有听说过他是以臣弑君的。）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百姓最为重要的，国家为次，君主是最为轻的。）
在孟子的仁政体系里，最为重要是人民，而非君王，这种思想无疑是民本位思想，与后世儒家的君本位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朱元璋当上皇帝后才会歇斯底里的删减《孟子》。然而，朱元璋终究熬不过《孟子》。《孟子》一千多年都活过来了，当然不会栽在小小的朱元璋手里。
相比之下《论语》就显得小家子气了。
《论语•泰伯篇》说：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让老百姓按照我的意志去做事，不要让他知道为什么）
《论语》虽然也主张爱民，但是爱民的前提是，老百姓必须是顺民，乱民是不足爱的。这句话可以看作愚民政策的始作俑者。
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便是愚民——在统治者的眼里，老百姓是可欺的。欺君是死罪，欺民却是圣人教化。中国得以长久的维持一统局面，愚民政策功不可没。然而时代在变，人的思想在变，在这个时代，愚民政策已经是行不通的了，这种政治理念不应该再被继续推崇。
由此，我联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人拍政治戏，总是帝王将相的戏剧，而外国人拍政治戏，却常常是用小人物的命运抗争来展示政治的命运。中国人的政治戏简单而直接，一看就知道是政治戏，而外国人的政治戏往往要深思后，才能察觉出其真实用心。
例子不多举，仅泛泛的谈一些吧。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可以拍成电视剧电影的题材实在太多，然而有几部电视剧是在展示小人物在政治面前的悲剧呢？歌功颂德之类的影视剧实在太多。什么《康熙大帝》、《雍正王朝》典型的王者政治歌颂，然而康乾盛世当真那般美好吗？便是近乎于搞笑的武侠剧《英雄》也扯淡的来了个天下为重。而最近比较流行的《大明王朝》系列，写的也是王公大臣的故事，只是赞美的声音稍微少了些，但是于谦和海瑞这两个角色也刚正的让钢铁也觉得自个儿是软的。至于说《汉武大帝》、《贞观长歌》什么的，也都包含着歌功颂德的味道，让我们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央王朝，感叹于领袖的力量，老百姓在这些伟大导师的面前应该崇拜和景仰。真正包含批判精神的影视往往是被禁播的，比如《走向共和》。
事实上，中国最美好的朝代是什么时候？是宋朝。那个最为国人所诟病的弱小王朝宋朝。
我为什么说宋朝是最美好的朝代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想先提一个问题，国人心中最美好的朝代是什么样子的？国家强大，对外强硬？不，不！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那种面子上的强大，绝对不是人民最关心的——尊严和荣耀只是酒足饭饱后的附赠品。
民以食为天，只有吃饱了，穿暖了，小日子过好了，才算得上好生活好日子——倘若国家越强，贫富分化越大，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时代岂能算得上好时代？
而对于精英阶层来说，政治开明则是良好朝代的第一标准。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宋朝吧。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中国在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 ），城市化率达到惊人的30% 以上；在所谓“康乾盛世”时代，这一比例也不过9% ；新中国在21 世纪初才重新达到这一数值。 （《元丰九域志》《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
同样是元丰年间，中国华北地区的钢铁年产量达到了15 万吨；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在1788 年钢铁产量才达到7.6 万吨。
南宋时期，熟练雇工的工资高于知府工资。（宋朝知府一般是从三品或正四品，年薪在400 贯以上，至少相当于今天的15 万元人民币）
中国南宋时期最先进的织布机有1800 多个活动构件，其中有的技术是现代化织布机也无法达到的。
南宋中后期，中国（仅指宋）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 左右，经济总量却占到了全球的75% 以上；今天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1% ，经济总量占全球比例却仅为4% 。
南宋开禧二年（1206）中央财政收入达到8000万贯钱，当时全国人口约7000万。清廷到1900年代为8000万两,人口却有4亿。而南宋1贯钱购买力是清末一两白银的2倍。更重要的是，宋朝税率低于清廷。
宋王朝貌似孱弱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经济能量，不论是国家总财富，还是人民生活都很幸福。这些指标，不论是之前——让我引以为骄傲的大唐，还是此后的明王朝、清王朝都没能达到。至于今天的中国，我不多评述，数据可以自己去查。
而政治开明，在宋王朝也是最好的。终宋一朝，很少听说因为言论而杀士大夫的，文字狱更是鲜有听闻。而大清王朝文字狱事件多如牛毛，有史可查的也有近百起。如果苏轼生活在大清的话，恐怕万死不足以平君愤。
然而宋朝的孱弱似乎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我可以给你打个比方。在某座山下生活一家姓宋的人家，这家人勤俭持家，农商并重，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发家致富，过着安安稳稳的日子，然而在山上住着姓辽、姓夏的山大王，时时来抢劫，而后又又有姓金，姓元的山大王来打劫，硬是把宋家弄的破产了。
这件事我们应该把责任归罪于谁？是宋家不求自保，还是其他人违法犯罪？
作为一个国家首先关注的当然应该是人民富足，国家开明，而不是武力强国。
当然我这是理想主义下的世界，真实的世界是，我们的周围生活着一群强盗或者怀疑别人是强盗的人，因此，我们也只好用强盗的逻辑来捍卫自身的幸福——最终演化出来的局面就是以暴力对暴力，并且导致人性的扭曲——当我们比邻居成为更强大的强盗时，我们可能还会沾沾自喜。对此，我无意批判，只是无奈。
鲁迅说，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用来制作烟花，而西方人却用来做为武器，所以中国人错了。
而我想说，中国人有着不逊于西方人的聪明脑袋，但是中国人热爱和平，吃饭也用筷子，是文明礼仪的国度，即使暴力，在中国人的手中也会演化为喜庆的工具；而西方文明的逻辑是烧杀抢掠，强者为王的霸道逻辑，真正错的人是他们。
当别人是强盗的时候，我们可以反抗他，但是，不该因此赞美他。因此我想说，西方的文明是一种倒退。
让我们把话题拉回到《论语》上，《论语》中的政治观念是保守的，士大夫的，上层集团的，其中框框条条也不是为整个民众制定的，而是训练精英阶层的教科书。因此，从根本上来说，《论语》与下层人民的文化是格格不入的，过高的拔高《论语》，其实是一种盲目的崇拜。
《论语》不是全人民的，它是属于精英阶层的；《论语》不是超脱世外的，它是积极入世的；《论语》不是一部思想道德教科书，它是一部政治理念的集成品。
半部《论语》治天下只是一个托词，一个借口——根本上来说是利用《论语》治理天下，而统治者本身不必遵守——所谓刑不上大夫。 小江同学
这个我晚上回家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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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有空就看看啦，我就是瞎说而已。你瞎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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