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贬斥黄仁宇，何以故？—— 2011新年猜想
金庸这个人，还是很厚道的，也可以说是滑头。对文化界当世的成名人物，金庸很少口出恶言（对方先已牵扯到金庸本人和他的小说，就是另一回事了）。或三缄其口，不予评说。多数情况下，是尽量说好话。花花轿子人抬人，你好我好大家好。人家没招他，没惹他，金庸可是积极主动地公开表示对此人的恶感，言辞且很激烈，这样的事，也不是没有。有两次，一次对张艺谋，第二次针对的，则是黄仁宇先生。
金庸与张、黄，好像素未谋面，不可能有什么私人恩怨。
并无私人恩怨，金庸仍是公开表达对张、黄二人及其作品的反感，那应该只有一个原因了：金庸与二氏，理念不同。也不是不同，是各自理念恰相反。
金庸与张艺谋之大不同、正相反，我在06年所写《倚天长剑飞寒铓——金庸、张艺谋不同视角下的暴君秦始皇》一文中曾有评说，这里撮要复述：
【一】金庸与张艺谋的武侠观，正相反。
金庸写武侠小说，张艺谋拍武侠电影。
金庸小说中的侠士，惯于以武犯禁；张艺谋电影中的‘英雄’，只会以武犯贱。
张艺谋认定为了完成秦始皇的伟大事业，任何人都必须为之让路，为他去死，且须死得心甘情愿、精神愉快。不是一般的贱啊。
金庸的武侠观，灌注于“倚天剑”：
“张无忌说道：‘（倚天）剑中所藏，乃是一部厉害之极的武功秘笈。……若有人一旦手掌大权，竟然作威作福，以暴易暴，世间百姓受其荼毒，那么终有一位英雄手执倚天长剑，来取暴君首级。统领百万雄兵之人纵然权倾天下，也未必便能当倚天剑之一击。’”（三联版《倚天屠龙记》1562页）
张艺谋的‘英雄’，给暴君忽悠得找不着北，直接找死去了。金庸笔下的“倚天剑”却是用来“取暴君首级”的。而《笑傲江湖》之曲的前身《广陵散》，又称：“聂政刺韩王”。这样的思想反差，才令金庸说出：
“最不喜欢《英雄》，完全否定。《英雄》把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秦始皇拍成了这个样，和历史上的形象截然相反，欺骗观众，而且有为他洗身翻案的意思，把人的价值分几等，不尊重生命，这是一部拍得很荒唐的电影。”
【二】金庸与张艺谋的历史观，正相反。
像历代儒家学者一样，金庸对秦始皇类型的政治人物的评价，相当负面。
“柏杨第一次来香港，我跟他辩论了一次。他认为秦始皇很好，我认为秦始皇坏到透顶，……他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把一些乱七八糟的小国统一成为一个国家，所以秦始皇对中国有贡献。……柏杨认为秦始皇好，我说：你是受到毛洗脑。”
张艺谋，像他在《古今大战秦俑情》演过的那个秦代武士一样，两千年后，仍是奴性入骨，匍匐跪地。
至于黄仁宇先生，既没写过武侠小说或武侠史，也不曾拍过武侠电影，金庸对他的贬斥，只剩一个原因：彼此历史观不同。
仅仅是观念不同，也不致令金庸言辞如此出格。不仅不同，是历史观正相反。
09年，金庸接受李怀宇访问，当时是这样说的：
“余（英时）先生的学问做黄仁宇的老师绰绰有余，我认为黄仁宇非常不对，余先生教得不好。余先生学问很好，不应该教出这样的学生来，这个学生很差。余先生我很佩服，可是余先生这个学生我一点都不佩服。”
金庸晚年想写一部《中国通史》，他既知黄仁宇其人，则黄先生的著作金庸不见得全读过，《中国大历史》定曾寓目。
在我看来，金庸很难认同《中国大历史》的两大论点，甚至会彻底否定。
【一】“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
03年，金庸为《倚天屠龙记•后记》补写了一些内容，其中谈到自己“一直相信：历史并非命定，充满了偶然因素。”而“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之论，确乎隐含着“历史命定”“必然趋势”的内容。
主观上，黄仁宇应该并无那么清楚的动机，但在客观上，他的论说确乎有为权势者张目、卸责的效果。他们的一切罪恶，人民的一切苦难，似乎都可以淹没在这个“合理性”中，忽略不计。
金庸拟想中的《中国通史》，则是：
“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陈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换一个角度，用人民的观点去看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起到了什么作用，他们在当时的生活过得好还是不好，由此来评判统治者的功过是非。”
金庸在宗教信仰上，是佛教徒；立身处世上，更近道家；而他的政治理想，数十年一以贯之，仍是儒家的“仁政”。
被权势者所利用、所扭曲的孔孟夫子，形貌可疑，面目可憎。但两夫子原初的“民本”思想，仍自有其光彩，不容抹杀。孟子宣言：“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争地以占，杀人盈野；争城以占，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人的生命价值，正高于一切大话空话。孟夫子对秦始皇所为，断乎不会认同，也与“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之论泾渭有别。
1963年，金庸发表《明报》社评《要裤子不要核子》：“‘即使中国人民全部无裤也要自拥核子武器’，这句话在我们听来，实在是不胜愤慨。……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即使勉强制造了一两枚原子弹出来，这个国家也是决计不会强盛的……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吧！”
此论正确与否，暂且不谈。但它完全符合儒家的“仁政”思想。——当然，是梁漱溟先生那样的“小仁政”思想。今日虽无裤后福必无穷的所谓“大仁政”，以他们的扁脑壳，想不到的。
【二】“数目字管理”。
此一论说，确饶新意。只是黄先生将之极端化了，成了“唯数目字论者”，似乎一实现“数目字管理”，吾国各种复杂问题已经解决大半，前途平顺。
实现“数目字管理”，未见得即是进步。可以往前进，亦可向后退。退回到奴隶制度或农奴制度之下，更方便这数目字管理。举国只有一个奴隶主、农奴主，“数目字管理”的效果就更直观，更醒目。
“数目字管理”，包不包括“人”的“数目字”？
人，也可以仅仅被看作一个“数目字”？
在“跃进”的伟大年代，据说大酋长确有取消农民的姓名而代之以数字编码的伟大构想，可惜，没有实现。要不然，如此“数目字管理”，必将为举世称羡。
中国人，不是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以疗治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像权势者们一样？要是用刀剑刺他们，他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要是用毒药谋害他们，他们不是也会死的吗？
黄仁宇先生的文字，我一直喜欢的，也很佩服。但我对他的什么“低层结构”委实不敢苟同。这篇谈的是黄仁宇与金庸，其实也掺杂了不少个人私见了（也是难免，呵呵）。
就像一位朋友所言，“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更是指一种适应工商社会要求的社会管理模式，人和资源的自由流动，以及民法对财产的保护等等都是相伴而生的。”但这位朋友似乎忽视了：为黄仁宇所肯定的“低层结构”的建立，除了“数目字”外，其它一切作为，皆与这真正的“数目字管理”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中国大历史》前面谈的“数目字管理”与后面谈的“数目字管理”，根本不是一回事。这么明显的差异，黄仁宇先生居然视而不见，只字未提，只一味地歌颂“数目字”。
即使撇除道德，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中对“数目字管理”的论述照样兜不拢。
黄仁宇先生身在异国，遭遇较为坎坷。对故国现状了解有限，不自觉间已经有了美化的意愿、倾向，情感压服理智，希望它好，努力说服自己相信它真的好。这种心态，在许多美籍学者身上都见得到（像余英时先生那样清醒的，不多），应给予同情之理解的。
黄先生与模范奴才张艺谋，毕竟不是一路人、一回事。把二人与金庸放在一起评说，只是为了参证、互证：金庸对文化界当世的成名人物口出恶言，多是因为理念不同。
金庸对张艺谋黄仁宇的反感，可能还有一个较为次要的原因：金庸不完全是、但仍然是“文化决定论者”。
金庸：“我将来还是想写中国通史的，……中国通史不应该照朝代来写，应从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一路发展下来，你到西安看看、到杭州看看哪一代的文化，不应该照朝代来写，而是照文化来写。”
毁灭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同时，也必然毁灭此一民族的未来。
1976年，《明报月刊》创办十周年，金庸写下一段寄托古今的文字：
“秦始皇要烧尽普天下的书籍，只保留极少数的医卜种树之书。这强力的摧残，使得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黄金时代风消云散，然而，中华文化并没有给他毁灭。只因为秦朝统治的时期很短，来不及毁灭一切，有些书籍给人藏在墙壁里，后来找了出来；有些书籍给人记在心里，后来默写了出来。如果秦朝延长到二三百年，很难想像今日的中华民族是否依然存在。”（《“明月”十年共此时》）
在张艺谋《英雄》，文化被压在秦始皇画出的那个特大号大饼下面，完全消失不见。在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对文化也缺乏重视，唯见冰冷的“数目字”。
文化，也可以用数字来衡量，以数目字管理吗？
秦始皇们，并不想管理文化，他们要的，是毁灭文化。因为知识越多，越不听话。在独夫民贼眼中，最美好的数目字，是：0。
1966年，金庸创办《明报月刊》，意在“做一堵小小墙壁，保藏一些中华文化中值得宝爱的东西”。在那个狗年月，他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个了。但，或许，金庸对这份“推广知识与文化交流的非营利刊物”的价值并未低估，为之孜孜矻矻，费尽心力，就像两千年前将书籍藏在墙里的先人们曾经做过的一样。
2011、1
补记：
金庸算不算历史学家，与他对黄仁宇的质疑正确与否没有关系。
按照某些朋友的思路发展下去，必然是：只看权威，不问是非。谁的学术地位高，他的观点就一定对。然后思想定于一尊，其他人等只可以学习领会，不可以有丝毫的质疑反对。
金庸只有初中生水平，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陈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做法也不会因此变得更错误。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话有点酸，道理还是有的。
拜个晚年，祝老朋友新朋友新年快乐！
参见拙文：《倚天长剑飞寒鋩——金庸、張藝謀不同視角下的暴君秦始皇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3b233010005sw.html
[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1-2-10 08:24 编辑 ] 当仁不让，沙发:ghg 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载于世，则功不立，名不遂。
几千年前的道理，现在也看到了。 与道共沉浮，同进退，或曰：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则可成也，然庄子又言：圣人无名，微妙也。 金大侠的父辈没参加革（）命（），注定了金大侠不能参政议政 那个《英雄》主要是编剧的原因，同样的编剧还编了一部李连杰演的《霍元甲》，两者都是先概念后故事，概念荒唐，故事瞎编，结合生硬，说教得让人生厌。当然，看重这样的编剧也说明张的眼光问题。
“秦始皇”，醉翁之意不在酒。
历史就是历史，过多的借古喻今对古人也不公平。 对楼主顶礼膜拜，太强了，好文一篇接一篇。 治学归治学，论证归论证。余英时学问好，和是否清醒是两码事。或者说，我不认为可以将学术上的高明，捆绑于对现实政治的透彻理解，否则如何理解周太初呢？
所以说，这篇文章，看不清是金庸政学不分，还是刘兄夹带私货~
拜年！刘兄及各位新年吉祥。 黄仁宇相信制度，金庸也相信制度，但感觉同样相信个人。 黃仁宇的問題
其實是不知道
這世上或能有至人卻絕無至法 感觉刘叔的文章好像在谈数目字，而不是在谈数目字管理。 金庸的观点未必就是对的。
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共党的人民历史观是不同概念。
中国的历史从来都是由帝王将相左右书写的，我认同“英雄历史观”，不认同“人民历史观”。 金庸的历史观相当传统，象宗法制，一般是作为反面批判的，金庸则独具只眼，看到其维护社会稳定、维系传统的一面（在此姑不做价值判断），而黄仁宇的历史观西方色彩要多一些，两人难免会冲突，不过我看黄仁宇写的历史很有大局观，有举重若轻的气度，也是一大家。 楼主果然好眼光、好才华，精辟独到。 稍稍增补了一点内容。
谢谢各位捧场。
碧海兄很久不见了，新年快乐！
夹带私货，这个俺早就招认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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