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小宝、金庸与“精神胜利”
鲁迅先生，曾经记述了阿Q种种光辉的优胜业绩，例如，当阿Q打架打输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正传•第二章•优胜记略》）
如此克敌制胜，自然无往不利。老Q，真真不愧为“精神胜利”之集大成者。
金庸自称：“我写韦小宝就想到鲁迅先生写阿Q，……阿Q的一种精神胜利法。”因此，当我们从《鹿鼎记》中看到韦小宝的与阿Q相似的“优胜记录”，应该不会感觉太过突兀。
韦小宝初进北京，就让大太监海大富给制服了，
“韦小宝忍不住口中不干不净，但两个重重的耳刮子一打，也只好乖乖的不敢作声。众大汉叫了两顶轿子来，……韦小宝此刻只好自己心下安慰：‘他妈的，老子好久没坐轿了，今日孝顺儿子服侍老子坐轿，真是乖儿子、乖孙子！’但想到不知会不会陪着茅十八一起杀头，却也不禁害怕发抖。”（三联版《鹿鼎记》95页）
将打不赢的强大敌手，一律想象为自己的“儿子”“孙子”，自然“心满意足”，心下得到“安慰”，这是阿Q与小宝共通的必杀技。
“精神胜利”，本非阿Q一人的专利，体现的是华夏民族整体的国民性格。
金庸更自称“将观察到、体验到的许许多多的人的性格，主要是中国人的性格，融在韦小宝身上了”，在《鹿鼎记》中，不可能让韦小宝独得其秘，“精神胜利”的群众基础，必然是广泛的：
“其时明亡未久，人心思旧，却又不敢公然谈论反清复明之事，茶坊中说书先生讲述各朝故事，听客最爱听的便是这部敷演明朝开国、驱逐鞑子的《英烈传》。……听客听来兴致最高的，却是如何将蒙古鞑子赶出塞外，如何打得众鞑子落荒而逃。大家耳中所听，是明太祖打蒙古鞑子，心中所想，打的却变成了满洲鞑子。汉人大胜而鞑子大败，自然志得意满。”（《鹿鼎记》79页）
一个个，都是“意淫强国”的先行者。
“精神胜利”，体现在《鹿鼎记》主人公身上，体现在小说中群众演员们身上，更表现在小说作者金庸身上，尤其表现在作者在小说中对“罗刹国”的描画中。《鹿鼎记》径以“罗刹”称呼俄罗斯(“罗刹国就是俄罗斯，该国国人黄发碧眼，形貌特异，中国人视之若鬼，‘罗刹’是佛经中恶鬼之意”)，本身就带有几分糟蹋人的意味。
金庸给康熙年间的中国凭空捏造出个“神龙教”，有深意焉。“神龙教”最恶心的地方，不在内部的装神弄鬼乌烟瘴气，而在它对外跟俄国人的挤眉献媚勾搭成奸。
何平《侠义英雄的荣与衰》，是我衷心赞佩的一篇大文。但感觉文中某些表述，仍待商榷，例如：
“英雄道义的另一明显特点就是强烈的汉族中心主义。……它表现为对汉文化圈以外、华夏文明以外的文化状态和文明成果缺乏细致观察、深人体会的耐心和推己及人、对等平视的姿态，多少取一种猎奇态度。……对异质文化的观察表现没有那种平实亲切的大家气度。……《鹿鼎记》中对旧俄的描述，除金庸一贯的诙谐穿插其中、尚可称道外，其余乏善可陈。……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这节文字，未免过于“学理化”了，忽略了金庸当年眼望北极熊的时候那么复杂的感情因素。
鄙人感觉：金庸在1969-1972年创作《鹿鼎记》讲到俄国人的时候，心态极度不平衡甚至变态。
一个稍具民族情感的现代华夏文人，在谈到写到俄国（无论新旧）的时候，居然是一种“对等平视”的眼光“平实亲切”的态度，怎么可能？
前几日，俄国军舰，很无奈，‘被迫’以五百发炮弹，击沉我商船“新星”号，国人多有伤亡。俄外交部发言人安德烈•涅斯捷连科说，“俄方对这样的惨剧感到非常遗憾，但过错方在‘新星’号货船。”
如果此时我正写一篇康熙朝的故事，会不会浓笔写雅克萨之战？写时犹能抱持“对等平视”的眼光“平实亲切”的态度？我会不会让主人公上了俄国摄政女王的床？会不会让中国军队剥掉罗刹鬼的裤子？总之，写来是一种对俄国极度‘轻侮’的姿态？……
应该会。
书中写道：
“当韦小宝之时，罗刹国一切器物制度，文明教化，远远不及欧洲法意等国，更与中国相去甚远。”（花城版，1859页）
金庸在《鹿鼎记》中对俄国的描写，姿态与阿Q近似，“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我承认这种心态很变态，根本是在意淫，但总比仍对着罗刹国苦害“单相思”的诸公更正常罢？
1969—1972年，金庸写作《鹿鼎记》的时候，因为这个邪恶民族的存在，中国面对的还不是一艘货船几条人命的问题，而是亡国的威胁。
我认为“《鹿鼎记》中对旧俄的描述”，确实“乏善可陈”，也许是“不能”，同时更是有意“不为”。
俄罗斯，一个极度邪恶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产生了、存在着并且壮大，是耶和华老人家创世过程中最大的败笔。
1849年10月，林则徐辞云贵总督，回乡养疴。途经长沙，曾与左宗棠一晤。林则徐断言：“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
再一年，林文忠公辞世。他生前所言，一语成谶！中国最危险的死敌，永远是也只能是北极熊俄罗斯。
左宗棠终于“见之”！在他1885年逝世前，亲眼目睹了俄罗斯怎样鲸吞蚕食了华夏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若非左宗棠勉力撑持、艰难百战，新-疆160万领土也难免不被糟践于“熊”掌。
“君等当见之”！金庸1945年主编《太平洋杂志》，1946年到《东南日报》做事，从此进入报界。作为关心国运民瘼的一位报人，金庸对当时苏联匪军在东北沃土上奸淫抢掠的累累罪行会一无所知？外蒙古156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故土怎样被红罗刹劫夺而去，金庸会毫无感觉？
金庸创办《明报》，时维1959年5月20日，半年之后，11月7日，《明报》社评：“首先声明，本报乃民族主义者。”.这个“本报”，代表了报社老板金庸的立场，且贯彻他的一生。
1961年10月2日、11月20日，《明报》社评的题目，分别是：《西藏和外蒙都是中国领土》、《蒙古独立，中国之耻》。
二十年前，邓先生会见戈尔巴乔夫，回顾中俄关系：
“从战争起，……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但是由于日本战败，中国收复了所有被它侵占的地方，它在中国没有占去一寸土地。悬案是一个，……另一个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一九二九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第二个问题，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猫头鹰文选•第三卷•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猫头鹰是金庸推重的政治人物，也是金庸小说的老读者了，二人对俄国的认识，也很相近。认清“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 《鹿鼎记》这才以浓笔重述雅克萨之战，让主人公上了俄国摄政女王的床，总之，一种对俄国极度“轻侮”的姿态。
《鹿鼎记》在《明报》连载，始于1969年10月，结束于1972年9月。正是在1969年，中俄彻底决裂，俄国数十万大军压境，全面战争一触即发。当年3月的“珍宝岛战役”，短短四十年，我们不会这么快就遗忘了罢？
俄国的原子弹，对准中国，随时准备引爆！也是1969年。
1969至1972年，《鹿鼎记》的创作，基本与中美和解的进程同步，而北京与华府和解，最大的动因，便是共同面对来自北极熊的威胁，这一威胁，对北京，更加的迫在眉睫。
1969至1972年，《鹿鼎记》的创作，又伴以海外“保钓”运动的兴起。
1969年，联合国亚洲经济开发委员会指出，钓鱼台列屿海底大陆棚为一大油田，引起民国、共和国与日本的注意。
1971年4月9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美国将琉球以及包括钓鱼台列岛在內的“南西群岛”，于一九七二年交还给日本，此举造成台湾社会（以大学生为主）強烈的反应，以及旅美侨界与留学生的抗议。“保钓运动”，由此展开。
海外“保钓运动”，自1971年在纽约华人中兴起，延续至1972年，一直被除大陆之外的全球华人密切关注。北京，可能因信息不畅，不知此事（？），竟对问题未予置评。
清楚此一历史背景，我们对《鹿鼎记》第四十六回——这一章回正好发表在1972年——的下列文字才不会感觉古怪：
“至于这（由韦小宝居停并命名的）是否就是后世的钓鱼台岛，可惜史籍无从稽考。若能在岛上找得韦小宝的遗迹，当知在康熙初年，该岛即曾由国人长期居住，且曾派兵五百驻扎。”
处身于一个二流强国，乃有这样的民族主义，这样的“精神胜利”，如此无奈，如此无力。
2009、8
补记：
《鹿鼎记》连载完成于1972年9月23日，书中隐约涉及问题。此前一月，8月7日，《明报》社评的题目，则是：《不还钓鱼台，不必谈建交》。
2012、7 不是不想，是没水平回应。
我上学时是真正的“差生”，对归纳中心思想、总结作者用意这套高明的技术总是学不会。
抱歉，问好。 我想，楼主想表达的中心思想是：罗刹国不是好鸟，金庸（和楼主）都是这么认为的！ 刘兄高见！不同于流俗之见如韦小宝实际上是成功人士乃至真正的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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