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全文，转自金庸吧，园怡晨】
海光文艺1966年四月号佟硕之兄那篇《金庸梁羽生合论》在《海光文艺》上发表后，他要我对他的批评表示一些意见。佟兄是我已有了十八年交情的老朋友，当年共居一屋，同桌吃饭，相知不可谓不深。这篇批评文章的用意，确如他所说，是出于“友谊”两字，老友有命，自当略抒己见。
他那篇文章的标题前加上“新派武侠小说两大名家”的称呼，我很觉愧不敢当。我写武侠小说，着眼点只是在供给读者以娱乐，只不过讲一些异想天开的故事，替读者们的生活中增加一些趣味，绝不像梁羽生兄那样具有严肃的目的。所以“梁金”不能相提并论。羽生兄是一位“文艺工作者”，而我只是一个“讲故事人”（好比宋代的“说话人”，近代的“说书先生”）。我只求把故事讲的生动热闹，羽生兄却以小说来灌输一种思想。我自幼便爱读武侠小说，写这种小说，自己当做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当然也有金钱上的报酬）。佟硕之兄的文章中“责以大义”，认为羽生兄小说的思想正确，而我的小说思想有偏差，甚至是美国好莱坞思想，“实迷途其未远，觉昨是而今非（原文如此，金庸笔误？）”劝我痛改前非。他的盛意虽然可感，但和我对小说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我以为小说主要是刻画一些人物，讲一个故事，描写某种环境和气氛。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的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我以为武侠小说和京戏，评弹，舞蹈，音乐等等相同，主要作用是求赏心悦目，或是悦耳动听。武侠小说毕竟没有多大艺术价值，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点来说，那是求表达一种感情，刻画一种个性，描写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和政治思想，宗教意识，科学上的正误，道德上的是非等等，不必要求统一或关联。艺术主要是求美，求感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分辨是非，艺术并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非道德的”。《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既爱上了林黛玉，却对薛宝钗，史湘云，以致袭人，晴雯，紫鹃，金钏儿，妙玉，芳官等等都有情义，和秦钟，蒋玉菡更有同性恋的意味，我们实不必去研究贾宝玉的做法是否合乎道德，更不能说一个男人爱几个女子便是“好莱坞式”。沙剧《麦克白斯》的主角弑君篡位，古希腊悲剧《伊迪普斯》主角杀父娶母，从道德来说，不忠不孝之极，但在艺术上，我们却感到了惊心动魄的人性之激荡。古来巨大的文学作品，无不如此。《水浒传》中的英雄杀人，放火，偷鸡，偷钱，开黑店，吃人肉，都不能用寻常的道德标准来加以衡量。宋江最后受招安而去征伐农民起义军方腊，以佟硕之兄的标准来看，那当然是革命叛徒，投降主义者，罪大恶极自超过李秀成，那么《水浒传》也就不值半文钱了。
我对写作中国旧诗词完全不会，不是如佟兄所说“非其所长”，而是“根本不会”。对佟兄的批评全部接受。
佟兄一文很反对我《射雕英雄传》中宋代少女黄蓉唱元曲这段情节。我所以写这一段，主因是在于极欣赏这几支元曲，尤其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几句话，忍不住要想法子抄在小说里。
元曲的曲，起源于唐。据王国维的研究，元曲三百三十五种调子，出于唐宋古曲者一百十种，此外若干种虽不知其来源，亦可确定是从唐宋时的曲子变来。其实，我以为在小说戏剧中宋代人不但可以唱元曲，而且可以唱黄梅调，时代曲。山西人的关公绝对可以讲广东话，唱近代的广东调。梁山伯祝英台是晋朝人，越剧的曲子却起于民国初年，梅兰芳以起于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的皮黄曲调唱秦朝末年的《霸王别姬》，董永是东汉时人，黄梅调起于清朝末年，《天仙配》中的董永却满口黄梅调，那在艺术上都不成问题。我想很少有人会去研究“空城计”中诸葛亮所唱的曲调在三国时代是否已经存在。
任何历史小说中的人物，所用的语言必须是现代化的，司马迁写史记，就将《尚书》中尧舜等人古奥的对白“现代化”（汉代化）了。如果认为宋人不能唱元曲，那么宋人说话“的了吗呢”更加不可以了。我国的成语都有来历出典，假定每一个词都要研究一下出于什么时代，比如说，在写历史小说时，马援之前的人不能说马革裹尸，刘秀之前的人不能说得陇望蜀。三姑六婆四字，出于明人所述元朝史事的《辍耕录》，我们在写宋代的故事时，事实上不能用三姑六婆四字，那不是太迂腐了吗？
佟兄关于段誉和萧峰的批评，完全错了。因为这故事的结局，与佟兄所想象的完全不同。作为一个说故事人，发现别人一点也猜不到我在两年多前所布置的结局，不免沾沾自喜。因为我所重视的，正是好好的说一个故事。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吗？
【全文，此前从来未见】 此文最早是从江湖流出PDF版的（未打成文字）： http://www.jyjh.cn/bbs/thread-55541-1-1.html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