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不刻意讨好读者——再谈金庸小说前后期之分野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6-10-22 10:38 编辑金庸自觉他的小说，后期所写胜于前期作品。
我将金庸小说前后期的分野，定在《连城诀》。
《金庸作品集》三十六册，《连城诀》一册，写于《连城诀》之后的《天龙八部》五册，《侠客行》两册，《笑傲江湖》四册，《鹿鼎记》五册，合计十七册。
金庸后期所写《袁崇焕评传》，收在《碧血剑》中，《越女剑》收入《雪山飞狐》那一册。《袁崇焕评传》与《越女剑》，再加上《成吉思汗家族》《关于“全真教”》（附录于《射雕英雄传》），大致也有一整册的篇幅。
将金庸小说前后期的分野，定在《连城诀》，正好之前十八册，之后十八册。“二水中分白鹭洲”，《连城诀》就是金庸小说创作的白鹭洲。
这样划分，主要考虑的，当然不是金庸前后期写作的字数相当。在我看来，《连城诀》之前的作品，金庸主要写给读者；《连城诀》之后的作品，金庸主要写给自己；这才是金庸前后期小说创作最大的不同。
然而，六十年代末金庸对朋友们说：“写小说是为了‘自娱娱人’，现在娱乐自己的成分是越来越少了，主要都是娱乐读者。”
我的看法，与金庸的说法，似乎正相反对，那是因为视角不同，两论似相反而实相成。2008年我在《金庸小说前后期的分野》一文中说：“朋友们可细思之，我不详细解释了——因为说不清。”
七年过去了，今天我尽力把这难以说清的，尽量说清楚。
金庸这句“主要都是娱乐读者”，还有他在另一场合说的“我主要是要办报纸。报纸要吸引读者，那么我写点小说就增加点读者”，似乎都表明，金庸在迎合读者！
也是，也不是。
办报的同时写小说，太辛苦，金庸很早就想过要停掉小说创作，但为了给《明报》增加订户，还是坚持着写下去，这个过程中，金庸确实主要考虑的是订户，也就是读者，这就是金庸自言的“现在主要都是娱乐读者”。
但，当他已然决定继续写下去，之后，写什么题材，怎么写，却主要出于自己的喜好与思考，而不是“读者至上”的迎合态度，这就是我所说的“后期作品金庸主要写给自己”。
金庸写作，心中一直都有读者的，一直有“娱乐读者”的用意的，但他晚年也说过：“过份迁就市民、大众的口味，就庸俗化了，我也不同意。通俗一点，让他们可以了解欣赏的意义。”由此可知，金庸又非一味地要迎合读者、讨好读者。
林以亮先生劝说金庸“应该继续写下去”，金庸答说：“我觉得继续下去，很困难。虽然为了报纸，有这个必要。……但是我每多写一部书，就越觉得困难，很难再想出一些与以前不重复的人物、情节。我想试试看是否可以再走一些新的路线。”其实，大多数读者在当时并不要求金庸不重复以往的人物与情节，只要重复的内容不很多、不十分显著，也就可以了。好像也没有哪位读者明确要求金庸“再走一些新的路线”，“《射雕》三部曲”的旧路线，反而是他们一直喜欢的（据倪匡说，新加坡报刊就找到金庸，要求写《倚天屠龙记》的续集。这应该是港台与海外华人读者共同的心声了）。这些，都不是读者的要求，是金庸对自己的要求。
金庸，期望自我提升。
《明报》旧人张圭阳先生所著《金庸与明报》一书，附录有《明报》历年的订户数量，看1972年金庸“封笔”之前那几年、之后那几年的订户数，可知不再连载金庸小说的《明报》，最少要减少一万的订户。这一二万订户（几万读者）中的大多数，只要能继续读到出自金庸的小说，不需要写得太好，还是会订阅《明报》的。
金庸继续小说连载可以增加一二万订户，金庸“封笔”就减少了一二万订户。
金庸正在为《明报》写连载，如果他刻意迎合读者，可能会增加一两千订户；他不太在意讨好读者，《明报》可能就减少一两千订户；这一二千，无关紧要。
《连城诀》的路线，《侠客行》的路线，并不会让读者十分开心与欢迎，以金庸的商业头脑，不可能预料不到，但他仍是写了。写给读者，更写给自己。
《鹿鼎记》起初在《明报》连载时，反响不佳，“不断有读者写信来问：‘《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鹿鼎记·后记》）。随着故事的发展，多数读者才回心转意，回嗔作喜。金庸在《后记》中解释何以要写“不太像武侠小说”、“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的《鹿鼎记》：“那是故意的。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的尝试一些新的创造。”这仍是出于金庸自我提升的需要，不是刻意讨好读者。
文学天才，而写作带有“传奇”性质的作品，根本不需要刻意讨好读者，读者自然被吸引。相反，太多二三流的小说家，绞尽脑汁迎合读者，讨好读者，读者却不买账。人与人的才气，相差太大，读者们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哄骗的。
只在某一二方面“迎合”着读者或观众，虽莎士比亚亦不能免，不足为病。
金庸前期作品“迎合读者”的嫌疑更大，却也不是像傅国涌、王彬彬认为的那样，只想迎合、总想迎合。
倪匡说金庸让杨过、小龙女十六年后重逢于绝情谷底，是为了照顾《明报》订户的情绪，这只是他的猜想。我们可以认同此一猜想，但难以断定这就是实情。即便此事属实，也不能以偏概全，由这一个细节来断言整部《神雕侠侣》总在迎合读者，只在迎合读者。
《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黄蓉，为多数读者所喜爱，到了《神雕侠侣》，金庸竟将二人的长女郭芙写得人见人恨、神憎鬼厌，金庸一心迎合读者讨好读者，会这样写吗？金庸原来“智障”啊！
《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蓉可爱至极，到了《神雕侠侣》，人到中年的黄蓉却有几分阴险了。不少读者向金庸表达不满，金庸表示：“但要反映真实，这是没办法的，真实就是这样子的。”（中国友谊出版社《金庸茶馆》第五册46页）
原载于《羊城晚报》
2015、11
金庸小说前后期的分野
金庸看金庸小说：“长篇比中篇短篇好些，后期的比前期的好些。”（《鹿鼎记·后记》）
我不太反对前半句，而完全赞同后半句。
论金庸小说的紧张刺激、好玩过瘾，当然是：超长篇优于长篇，长篇优于中篇，中篇优于短篇。
至于艺术手腕、思想内涵、带给我心的震撼，金庸的几部中篇短篇（尤其后期的《连城诀》、《侠客行》），在前期的《神雕侠侣》以上。
前、后期的分野，鄙意当以1963年创作的《连城诀》（又名《素心剑》）为断。
《连城》之前，作品九部：
《书剑恩仇录》： 1955、2、8——1956、9、5 ；
《碧血剑》： 1956、1、1——1956、12、31
《射雕英雄传》： 1957、1、1——1959、5、19
《雪山飞狐》： 1959、2、9——1959、6、18
《神雕侠侣》： 1959、5、20——1961、7、8
《飞狐外传》： 1960——1961年
《鸳鸯刀》、《白马啸西风》：1961年
《倚天屠龙记》： 1961、7、6——1963、9、2
《连城》之后，作品（含《连》）六部：
《天龙八部》： 1963、9、3——1966、5、27
《侠客行》： 1966、6、11——1967、4、19
《笑傲江湖》 1967、4、20——1969、10、12
《越女剑》：1970年1月
《鹿鼎记》：1969、10、24——1972、9、23
金庸作小说，1955年始，1972年终，总计17年。《连》前，8年。《连》后，9年。
《金庸作品集》共36册。《连》前，约18册。《连》后，约18册。
《连》后的18册计入了《倚天》第四册与《连城》本身。《倚天》与《连城》的写作时间相重叠，梁羽生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从《倚天屠龙记》开始渐渐转变”，把《倚天》视为金庸小说前后期的分界，这与我的分法貌异实同，也许梁先生不太重视《连城》这部短篇幅的小说罢？
大致而言：
《连城》之前，昂扬向上；《连城》之后，反抗绝望。
《连城》之前，摹写人物；《连城》之后，映现社会。
《连》前，亮色；《连》后，灰色。
《连城》之前，礼赞“江湖”；《连城》之后，质疑“江湖”。
《连》前“江湖”，天高地迥、光风霁月；《连》后“江湖”，污烟瘴气、沆瀣沉浊。
《连》前气象，如“花枝春满，天心月圆”（李叔同临终《偈》）；《连》后氛围，似“落花辞枝，夕阳欲沉”（李叔同《诀别之音》）。
《连》前人物，“知其不可而为之”；《连》后人物，知其为之而不可。
《连》前诸作，精彩源于对“真善美”的描画。《连》后诸作，高明在于对“假恶丑”的揭示。57年《射雕》中的“丐帮”，只有一个坏人（梁长老），63年《天龙》中的丐帮，几无一个好人（新修版甚至又把原来年高德劭的徐长老改写成色魔）。
《连》前小说，主要着力于编造故事；《连》后小说，记录作者本人的心灵史。
《连》前金庸，努力使作品符合古代的背景氛围；《连》后金庸，则在小说中表现了强烈的现世关怀。（刘按：《碧血剑》始发于1956年，但书中颇具讽喻性质的“三条道路”之争，却主要是1975年修改时补写的。）
《连》前写作，商业动机明显；《连》后创作，经济考量渐弱。1955—58年，金庸写小说，要挣稿费。59—62年，金庸要靠小说为草创的《明报》吸引读者和订户（“我写小说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副业，我主要是要办报纸。报纸要吸引读者，那么我写点小说就增加点读者。”）。
至1963年，拜“大跃进”与《大公报》之赐，《明报》已经站稳了，此后他的武侠小说对《明报》越来越不重要，到1972年金庸写完《鹿鼎记》宣布“封笔”之时，几乎完全不重要了。当时香港人口三百多万，《明报》十几万订户几十万读者，市场接近饱和。没有了武侠小说，多数读者还是会订阅《明报》尤其要看预测时局极准的金庸《明报社评》，继续连载武侠小说，能增加的订户怕也有限。
假设，1972年，《明报》销量出现大滑坡，我感觉金庸的小说还是会写下去的。
全世界的小说家绝少有像金庸：起步（写作而非发表小说的年龄）如此之晚（31岁）而封笔如此之早（48岁）！
通俗小说的“商业性”，向来为人所诟病。金庸作品“商业性”最明显的，是在《明报》创立之初。
金庸自述：“《神雕侠侣》的第一段于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在《明报》创刊号上发表。这部小说约刊载了三年，也就是写了三年。这三年是《明报》最初创办的最艰苦阶段。”
在这篇《神雕侠侣·后记》中，作者写道：“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免有过分的离奇和巧合。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总应当是可能的。杨过和小龙女一离一合，其事甚奇，似乎归于天意和巧合，其实却须归因于两人本身的性格。”
金庸这段话似乎在为自己辩解，而我仍然与倪匡的“科幻推理”同感：
“金庸在写《神雕侠侣》时，喜剧收场，绝对可以谅解，因为那时，正是《明报》初创时期，《神雕》在《明报》上连载。若是小龙女忽然从此不见，杨过凄凄凉凉，郁郁独生，寂寞人世，只怕读者一怒之下，再也不看《明报》。但在修订改正之际，仍然保持喜剧收场，却有点不明所以了。”
归结到金庸63—72年这十年的创作，我不认为其“商业动机”比现今绝大多数所谓“纯文学作家”更强。
纯文学作家也不尽是“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写作发表作品，多少也会考虑稿费以及版税问题？每字少算他一分稿费，怕不也要拍案而起？
凡是写“纯文学”的，便心中全无一点渣滓，丝毫不考虑经济利益；凡是“通俗文学”作者，便心无旁骛，一门心思只想着赚钱；这样“黑白二分”的臆想，是极端可笑的。
1955—1975年，这二十年印行的金庸小说书籍，几乎全是盗版，金庸以及《明报》都赚不到几个钱。给自己办的报纸写连载，稿费怎么算？左手交给右手，双手互搏？63年以前，写武侠为了“增加《明报》的销量”，63年以后，这个作用也降低了。
金庸当然是商人，但商业动机在他后期的小说创作上已经不明显，他有更大的商业利益需要考虑，整个报系每年赚得千万，十几万的稿费或版税相对不重要了。
要“迎合读者”，金庸完全不应该写什么《连城诀》、《侠客行》，这种作品根本不讨好，把这份时间精力用在写《飞狐外传》类型的作品，定能得到更多赞美、获得更大商业利益。《侠客行》很容易给人造成“没头没脑、莫名其妙”的印象，而《连城诀》的气氛一如书中“大雪山”样的孤寒阴郁，更难为读者带来阅读快感，这种书他早先几年未必写得出，即便能写大概也不会去写。
我绝对尊敬余华先生的才气与品质，仍不免疑惑：同样描写一个讲“义气”的痞子在一个扭曲的社会如何出人头地，写《兄弟》的余华，写《鹿鼎》的金庸，到底谁的商业动机更强
金庸的小朋友也是老朋友的亦舒曾说：“今日被捧上天际的大师也不过靠江南七怪、桃谷六仙起家。”（亦舒《寂寞的心俱乐部》）这话虽略显刻薄，也不是信口妄言。查良镛本人早年也料不到自己的社会、历史地位将会主要靠那几本“武侠小说”奠定。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金庸之前的武侠作家写的并不差，但其社会地位很低，更不要说靠它名垂后世了。
金庸早期作品写得也很用心，个性决定的。用台湾用语说来，金庸很“龟毛”，一件事不做则已，做了总要做到最好。金庸自《连城诀》之后的后期作品写得尤其用心，因为他的小说在社会上层得到了相当认可，一些大学问家对它们评价也很高，而经济方面的压力与诱惑同时大幅降低，他后期几部作品的写作以及后来对旧作的认真修订，皆有将其当作“文章千古事”来经营的味道。
因此，我认为：《连》前作品，金庸写给读者；《连》后作品，金庸写给自己。
鄙见似与金庸“写小说是为了‘自娱娱人’，现在（指后期）娱乐自己的成分是越来越少了，主要都是娱乐读者”的夫子自道正相反对。那是因为视角不同，两论似相反而实相成，朋友们可细思之，我不详细解释了——因为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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