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钱锺书《阅世》

“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

这一观点是金庸1980年写到《笑傲江湖•后记》中去的。这样的认识金庸在十数年前构思写作《笑傲江湖》时当已具有。

“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政变。

20世纪60年代，金庸写《笑傲江湖》之时与之前，正是世界各国政变的高发期。

金庸1967年起笔写《笑傲》，此前一年，林彪1966年开口谈“政变”：“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相结合，……大轰大闹大乱，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61次政变，搞成了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6年中间，每年平均11次。……”

金庸试图藉由《笑傲江湖》刻划“政治生活中若干普遍现象”，无可避免的要写到当日满世界都在发生的“政变”，写到军事政变，也是宫廷政变。

十二年前，黑木崖上，那一场“宫廷政变”，小说未作正面描写，我们只能将少数当事人与知情者的追忆拼接起来，想象其大致情形。

活着的知情者，约有十人。

魔教三巨头的任我行、东方不败、向问天，当然既是当事人，又是知情者。

魔教十大长老中，丘、郝、文三位，是任我行教主最铁杆的支持者，在政变之前两年多的时间里，先后遭东方不败翦除。东方不败接掌日月神教大权之后，又有朱雀堂罗长老“心中不服，啰里啰唆”，被风雷堂长老童百熊一刀杀死。

人已死了，这里就没有把他们算进“知情者”行列。剩下的六大长老，童百熊长老是知情者，也是重要参与者。

再有鲍大楚长老，极可能参与了那场宫廷政变。小说中写道：
“他决断也是极快，说道：‘任教主，我鲍大楚自今而后，效忠于你。’任我行道：‘当年你曾立誓向我效忠，何以后来反悔？’鲍大楚道：‘求任教主准许属下戴罪图功，将功赎罪。’任我行道：‘好，吃了这颗丸药。’……”（三联版《笑傲江湖》849页）

当年东方不败“行使诡计，把任我行囚禁起来，欺骗大家，说任教主在外逝世，遗命要他接任教主。”（三联版《笑傲江湖》1096页），若是鲍长老不知内情，那他忠于由老教主任我行所指定的新教主东方不败，正是延续了对老教主的忠诚，不存在任我行所说“当年你曾立誓向我效忠，后来反悔”的问题。

鲍大楚第二度服下任教主特制“三尸脑神丹”后，为任教主唱赞歌,最起劲，最嘹亮，最动听，倒不见得是他天生无耻，实在更因为恐惧。有此一段背叛老教主的不光彩历史，更须拼命“戴罪图功，将功赎罪”——靠腿，也靠嘴，才好令任我行网开一面，不好意思跟他算老账。

余下的四大长老，大约有两三人为东方不败的人马，积极参与了推翻任教主的政变；另一二人，是“骑墙派”，默默接受了政变的结果，转而效忠新君东方不败。

除了魔教三巨头、六长老之外，还有第十个知情者，就是黄钟公。

黄钟公知情不在政变之后，在政变之时，甚至之前。看管囚徒任我行，不是东方教主交下来的任务，是黄钟公自己争取到的。如任盈盈所言，东方不败发动政变，行事甚为隐秘，只有极少数人知晓，若非事先知情，黄钟公哪有机会“讨此差使”。

黄钟公最后的遗言，为十二年前那次政变的情形，提供了重要证词：

“我四兄弟身入日月神教，本意是在江湖上行侠仗义，好好作一番事业。但任教主性子暴躁，威福自用，我四兄弟早萌退志。东方教主接任之后，宠信奸佞，锄除教中老兄弟。我四人更是心灰意懒，讨此差使，一来得以远离黑木崖，不必与人勾心斗角，二来闲居西湖，琴书遣怀。十二年来，清福也已享得够了。人生于世，忧多乐少，本就如此……”（三联版《笑傲江湖》852页）

看来，黄钟公对老教主任我行的作风，一向心存不满。这份不满之情，为东方不败和他的亲信查知，因此在政变之前就跟他联络，黄钟公或者同意参与政变，或者不参与，但承诺决不向任教主告密。不管哪种情况，在任我行眼中，黄钟公的行径，都是背叛。东方不败把任我行交给黄钟公看管，还是很放心的：黄钟公无野心，也就没有主动释放任我行的动力；而一旦任我行越狱出逃，对东方不败很危险，对黄钟公也是极大的威胁。

早早晚晚，复辟成功的任教主，总要秋后算账的。

“霎时之间，任我行心中一片冰凉。他困囚西湖湖底十余年，除了练功之外，便是想象脱困之后，如何折磨东方不败，天下快事，无逾于此。哪知今日来到黑木崖上，找到的竟是个假货。……任我行失望之余，烦躁已极……哈哈大笑，叫道：‘跟随东方不败的，一个都活不了！’盈盈见父亲举止有异，大有狂态，……”（三联版《笑傲江湖》1210页）

此时的任我行，极度失望，一不留神，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这就是他女儿理解的“大有狂态”）：“跟随东方不败的，一个都活不了！”

黄钟公自杀，因为他天性高贵，不想再改换门庭，苟且偷生了，也因为他了解任我行，目下任我行地位不稳，“一统江湖”的大业未成，暂时不会计较鲍大楚、黄钟公当年的叛行。日后的鲍、黄，势将不得安生的。
“东方教主接任之后，宠信奸佞”，黄钟公这里说到的“奸佞”，不是杨莲亭——那时黑木崖上还没有小杨呢。喜欢受人吹捧，在东方不败，一向如此。后来者的杨莲亭，投其所好，在吹捧圣教主上头，花样翻新，创意奇多，这才得以宠冠神教。

黄钟公参与推翻任我行的宫廷政变，却不是出于“往上爬”的个人野心。黄钟公希望黑木崖的易主让自己早年“在江湖上行侠仗义，好好作一番事业”的理想更有条件实现，但他很快失望，绝望了。黄钟公发现东方不败谋篡，完全出于个人的野心与私欲。东方不败眼中只有权位，一登大位，便即“宠信奸佞，锄除教中老兄弟”，黄钟公由此“更是心灰意懒”，正好看管任我行需要高级狱吏，黄钟公便“讨此差使”。

由黄钟公的证词，我们可以推断：任我行被俘之后，约有半年时间，被囚禁在一个临时处所。既是俘囚，也是人质。一旦任我行的死党有所异动，东方不败就可以把任我行推出来，令他们投鼠忌器，不敢妄为。

半年后，东方不败已经牢牢掌握神教大权，仍决定不杀任我行，而将他永久“圈禁”到西湖梅庄，这才显示了东方不败的婆婆妈妈、妇人之仁。

黄钟公就是在此时“讨此差使”的。东方不败仍不放心把这么重要的囚徒交到他一人手上，于是黄钟公推荐了与自己志趣相投的黑白子、秃笔翁、丹青生，四人改名换姓，结为“江南四友”，在西湖岸上梅边，一住十二年。

参与还是没参与过政变，黑白子、秃笔翁、丹青生在神教的地位都不重要，就像黑白子说的：“我们三个怎能和大哥相比？”

黄钟公做狱吏，极为尽责。如果不是令狐冲表现出的坦诚令黄钟公完全信任他，就没有可能出现地牢比剑的一幕。

大错，由此铸成。

“黄钟公脸色惨然，从怀中取出一本册子，正是那《广陵散》琴谱，走到今狐冲身前，说道：‘尊驾武功固高，智谋又富，设此巧计将这任我行救了出去，嘿嘿，在下佩服得紧。这本琴谱害得我四兄弟身败名裂，原物奉还。’说着举手一掷，将琴谱投入了令狐冲怀中。令狐冲一怔之际，只见他转过身来，走向墙边，心下不禁颇为歉仄，寻思：‘相救这位任教主，全是向大哥的计谋，事先我可半点不知。但黄钟公他们心中恨我，也是情理之常，我可无法分辩了。’……”（三联版《笑傲江湖》852页）

此时，黄钟公对令狐冲，其实不“恨”，是嫌厌，再不想与此人有任何交道；是绝望，对人性，对友情的绝望。

这是《笑傲江湖》最令人伤心的几个情节之一。黄钟公与令狐冲，本是同类，却因为龌蹉的权力斗争闹到这步田地，真太残酷了！

黄钟公与令狐冲，本是同类，他们对于改朝换代，也有相似的感受。

十二年后，任我行取代东方不败，再登教主宝座，令狐冲感叹：“坐在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却有甚么分别？”（三联版《笑傲江湖》1226页）

十二年前，黑木崖上一次政权更迭。在前教主统治下，黄钟公“早萌退志”，新教主上台以后，黄钟公“更加心灰意懒”，很明显，他比令狐冲早十二年，已经深切感受到了：“坐在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却有甚么分别？”

“任我行、东方不败…是政治人物。……大概在别的国家中也都有。”（《笑傲江湖•后记》）

20世纪后半叶，在亚非拉的许多“别的国家中”，都有他们各自的东方不败，发动宫廷政变，推翻各国之任我行。这些军变，除了争权夺利的目标之外，多少还带一点理想主义色彩，就是看不惯老家伙们的统治方式，试图刷新政治。

这些宫廷政变中，也总有黄钟公这样的“少壮派”军人【注】，为理想而非野心参与其中，最终，他们中有人将有着同样的感受：

“坐在总统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任我横，是东方不败还是南方不衰，却有甚么分别？”（三联版《笑傲江湖》1226页）

唯宪政，可解令狐冲之惑，且使宫廷政变，永久绝迹。

【注】小说中的东方不败与黄钟公年纪都很大，十二年前已经很老了，但在政治生活中，他们更像“少壮派”。

附录：黄钟公 • 陶渊明 • 令狐冲

许我忘年为气类，北海今知有刘备。——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

有朋友不赞成鄙人视令狐冲与黄钟公为“同类”，认为他二人“不能算是完全相同”。

属“同类”的两个人，不必“完全相同”，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世界上就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从古未有。

最大的区别，是黄钟公入教而令狐冲“拒盟”，一在“槛内”，一在“槛外”。但我们很可以想象得出：几十年前的神教，绝不像当日令狐冲所见那样子的乌烟瘴气。

神教统战第一高手，向问天，殷殷劝说令狐冲入盟神教：

“魔教中坏人确是不少，但等咱们三人掌了大权，好好整顿一番，将那些作恶多端的败类给清除了，岂不教江湖上豪杰之士扬眉吐气？”（三联版《笑傲江湖》858页）

“你若入了本教，他日教主的继承人非你莫属。就算你嫌日月神教的声名不好，难道不能在你手中力加整顿，为天下人造福么？”（三联版《笑傲江湖》863页）

听了第一段，“令狐冲点头道：‘大哥这话，也说得是。’”向问天所说第二段话，更让令狐冲心动（“令狐冲听他这番话入情入理，微觉心动”）。由此看来：令狐 冲入教的可能性本也是存在的。

向问天窥伺他人心意的本事真是一流，其说辞能让令狐冲心动，因为说出了令狐冲的心声：“教江湖上豪杰之士扬眉吐气。”“为天下人造福。”这与黄钟公早年的心愿（“在江湖上行侠仗义，好好作一番事业。”）基本是一回事。

令狐冲与黄钟公不完全相同，但仍属同类。

令狐冲与陶渊明当然更不完全相同，却也是同类，至少，在金庸，是把他二人视为“同类”的，《笑傲江湖•后记》即言令狐冲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

陶渊明、黄钟公、令狐冲，都无野心，有壮志。陶渊明归隐后仍是叹惜：“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此“志”，即是令狐冲愿为的“为人造福”，也是黄钟公年青时所念想的“好好作一番事业”。

三人都未遂所愿，无奈归隐，做了“隐士”。

假如生在政治相对清明的时代，陶渊明黄钟公令狐冲的心愿部分得以实现，他们仍是“隐士”，至少，是《笑傲江湖》的作者所理解的某一类型的“隐士”：“参与政治活动，意志和尊严不得不有所舍弃，那是无可奈何的。……为了大众利益而从政，非事人不可；坚持原则而为公众服务，不以功名富贵为念，虽然不得不听从上级命令，但也可以说是‘隐士’。”（《笑傲江湖•后记》）

也许，金庸在自抒怀抱。金庸自幼及老，身上一直有着“政治情结”，同时又有“隐士情结”，这样几乎完全相反的两样东西，在《笑傲江湖•后记》的这句话里，合而为一。

补记：

今年，最近，刚死的查韦斯，却与任我行东方不败为“同类”。

在查韦斯政治生涯的早年，是失败的东方不败。1992年，38岁的查韦斯中校，发动军事政变，试图推翻并囚禁时任总统的佩雷斯，失败，被囚。

查韦斯在他政治生涯的后期，确是很行的任我行。2002年委内瑞拉一些军人发动政变，并扣押查韦斯总统。任我行被囚十二年后才得脱困，查韦斯只被囚两日，第三天即复出，重掌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