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梁启超

三联是我素所尊敬的出版机构，三联版《金庸作品集》是我衷心喜爱的版本。两方未能继续合作，我是引为遗憾的。

仅仅遗憾，更无它感。

傅国涌《金庸传》写到此事，还只是流露出“微讽”之意，余杰《金庸的伪善和妥协》已经在大张挞伐了：

“金庸的‘第一身份’，与其说是才华横溢、国学渊博的文人，不如说更是成功的商人。……金庸一切行为都是从商人的准则出发，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最近，金庸与三联出版社的合作终至‘缘尽’。据三联出版社的编辑透露，当原有协议需要续签时，金庸突然提出要大幅提高版税、每年必须达到一定印数等诸多要求。这些要求超过了三联出版社的承受力。双方几经磋商依然没有达成共识，只好终止协议，数年的合作终于走到了尽头。尽管三联出版社对于在大陆推广金庸小说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金庸却翻脸无情，让编辑们感到寒心。……”

看了此文，不禁叹气，不为金庸，却为余杰。出道以来，这么多年，此人见识竟未随眼界扩大而稍有长进。他最好的著作，还是最早那部《火与冰》。

“一切行为都是从商人的准则出发，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我的天，“一切”？！这样的人，世上有吗？谁人见过？

文化界没有，商业界也不可能有。想把自己打造成如此“超人”的人倒不是没有，毕竟人的能力有限，想做，做不到的。

余杰“神化”金庸至此，不合适。

几乎所有的出版机构对待几乎所有的自家出版的著作，都会尽力推广的，这好像并不是一项慈善事业。出版社与作者合作，各有所图，也就各有所得。

金庸与三联，十年合约期间，金庸没有亏负三联（三联前总经理董秀玉：“金庸作品对于三联的现金流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三联也不亏欠金庸（“三联的各个环节都做得很干净，和金庸结算版税时连零头也交代得清清楚楚，金庸也比较满意”）。

合约期满，两方自然谁都可以提出于己有利的条件，谈得拢，继续合作。谈不拢，好合好散。

多么平常的事，也值得上纲上线，大肆批判？

作者必须对出版社不离不弃，从一而终？要是出版社倒了呢？是不是作者必须为他守节，从此弃笔不写？

金庸未能与三联继续合作，此事关乎性格，而完全不关乎道德。

商业谈判，讨价还价，没什么好丢脸的。

据说，仅仅是据说，朗声出版社对金庸提出再次修改的要求，金庸也同意了【注】。于是，老头子又添一宗罪过：为钱而改。

如果金庸是出于赚钱的唯一（！）目的而乱改，确实让人鄙视。如其不是唯一目的（在与朗声合作之前很多年，金庸就说想要再改），仍然不是丢脸的事。

1999年，金庸将《笑傲江湖》版权卖与央视，仅收改编费一元，这也让余先生大为不满，认为：“‘斤斤计较’的话，就应当在各个方面都贯彻到底”。

金庸竟主动与央视合作，我也觉遗憾，仍以为与道德无关。金庸对自己的作品拥有完全版权，他与谁合作不与谁合作、以什么样的条件合作，都是他的自由。

金庸一面在合约期满后取消与三联合作，一面以一元价码将《笑傲江湖》售予央视，孤立地看这两件事，没有一事缺德。即便将两件事放在一起考察，仍然得不出金庸缺德的结论。

不能由“甲对丙特别好”推导出“甲对乙不够好就缺德”的结论。甲之缺德与否，还是要看他对乙做过什么事。这些事缺德，甲先生就缺德；这些事不缺德，甲就不能被认定为缺德。

合约期满，金庸取消与三联合作，这件事本身，并不缺德。

一句“在各个方面都贯彻到底”，这话说来，真够轻巧，似乎做来也毫不费力，实则不然，这是极高的要求。在同类事情上，余先生对待每个人，就从来没有厚此薄彼？我不敢断言余先生一定做不到，但我认识的人里面，确实没有一人做到过。

歌德说：“我可以保证为人正直，然而不能保证不偏不倚。”从不厚此薄彼、总是贯彻到底，这样的境界，实在太高了。——对于歌德这样的普通人来说。

我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做圣人，因为我自己先就不是圣人。

许多事，看过，一笑（“金庸也就一俗人，道德不见得比你我更高尚！”），就好。再进一步，挥舞起道德大棒一通乱砸，很可以不必。

人，只是人。人，是很难经得起种种的诱惑、试炼与考验的。

万不得已的时候，卑鄙无耻的手段，只怕我也会用上那么一点半点；混得稍微有点人样，未必还如现今一样的状态；活在1959年，我实在不敢保证自己一定、绝对不会吃人。有了这样的认知，对太多的人与事，只好抱持一份“哀矜而勿喜”的态度。

现在没做、现在不想做、现在没条件做，有人就由此认定即使时空转换他也永远做不出（现在看来）很不堪的事。或者，他的道德确实远高于我。更或者，他比我更无自知之明。那道德，不过是“未经诱惑的道德”。

【注】2001年底，金庸与广州出版社谈妥了协议。据当时的《中华读书报》披露，金庸此次修订的背景正是因为他得到18%的高额版税，而广州出版社又担心三联版影响太深、太广，惟恐推出新版后受到市场、读者的冷落，所以索性要求金庸修改原著，否则将搁置出版计划。

这一说法，流传甚广。其实，完全经不起推敲。

1999年，金庸已经开始大幅修改他的小说了，哪用得着广州出版社在三年之后的2001年，提出“要求”？

改完一部，交给出版社，出版一部。金庸把修改稿最先交予的，也不是广州（朗声）出版社，而是台湾的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