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先生，主编《明报月刊》，十二年。1988年，又就聘为《明报日报》总编辑。他读《袁崇焕评传》，“觉得笔调和布局都超出了中国史家的规矩和视野，后来在金庸府上的书房里果然看到几部斯特拉奇的传世之作”，言下之意，金庸的《袁崇焕评传》与斯特拉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一样，“兼具深远的史识和清明的文采”，前者的文风，必然受到后者影响。

读到老董这段文字，我非常好奇。不知在金庸那堪称‘书城’的大书房里，董桥有没有看到两本小册子，也是英国佬的作品，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农庄》？

奥威尔1948年完成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第二年出版，在英国首印2.6万册，在美国首印数为56万册。至今，此书以60种语言，在全世界卖出了5000多万册。

金庸在1967年创作《笑傲江湖》之前，没读过《一九八四》?可能性有，然而不大。

金庸自称：“我看的英国书多。受那边大学的影响也深，我也喜欢法国、意大利……”（《金庸传》381页），于欧洲文化大国，金庸对英吉利，更偏爱些。

《一九八四》是小说，金庸喜欢小说；奥威尔是英国人，而金庸欣赏英伦文化；《一九八四》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寓言小说，而金庸不消说，对政治的关注，与生俱来、贯彻终生。

 “他生活中的主要兴趣仅集中于两种酷爱之事上——文学和政治”，这话谁说？说谁？是美国作家迈耶斯《奥威尔传》对传主的认知.

金庸又何尝不是？并且，次序颠倒一下，可能更合适，“金庸生活中的主要兴趣仅集中于两种酷爱之事上——政治和文学。” 

《1984》出版于1949年，《笑傲江湖》结撰于1967年。在这18年间，金庸竟不曾通读《一九八四》，可能性极微，虽不能完全排除。

1945年，金庸“在（中央）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就读了许多书。一年时间里，我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严家炎《金庸答问录》），1946年，金庸已经在阅读英文版的汤因比《历史研究》了。金庸的英文没有问题，可以直接读《一九八四》原文，不必等待中译本出版。

果真金庸没有读过《一九八四》，那就充分验证了钱钟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论断；如果此前他曾读过《一九八四》,那么，《笑傲江湖》就堪称落实‘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最高指示的光辉样板。

前两年，满世界都在喧传“金庸承认《笑傲江湖》发生在明朝”，乍闻此语，俺不免莫名惊诧，金庸不会这么瞎扯罢？

看了最近出版的《金庸散文集》，这才回过神来。

北大学生提问：“《笑傲江湖》的时代背景是否明朝正德至崇祯年间？ ”

金庸是这样“承认”的：“大致是明朝吧，没有具体时代背景。因为我想这种权力斗争、奸诈狡猾，互相争夺权位的事情，在每个朝代都会发生。如果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反而没有普遍性了。这位同学估计是在明朝正德至崇祯年间，我想他很有历史知识，大致差不多。”

 一头一尾，都在‘承认’，首尾之间的每个字，又无一不在‘否认’。这一回答，与《笑傲·后记》“因为想写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所以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说出的还是同一观点。

   金庸这个人，非常厚道，也非常世故。好在他的世故，往往表现得非常厚道。例如这次答问，给足了提问者面子，表扬他“很有历史知识”，避免伤及年轻人的脆弱自尊。

    不佞妄作解人，解析这番答话，如下：《笑傲江湖》确实不存在历史背景问题，但你一定要说它有历史背景，那么，此书确实与朱明一代更为契合。

   如果《笑傲江湖》是历史小说，那么，我认同克罗齐“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的观点。然而，《笑傲江湖》之后的《鹿鼎记》，才被金庸认作“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鹿鼎·后记》）。《笑傲江湖》，不是历史小说，“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它不像《鹿鼎记》，更像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和《1984》，一个政治寓言。

   “寓言”也不能完全与现世隔绝，《笑傲》不可避免会在官制、服饰或其他方面带有明代或其他朝代的印记，以此来坐实《笑傲》的历史背景，胶柱鼓瑟了。

   《笑傲江湖》故事发生在明朝的证据多得很，《笑傲江湖》故事不发生在明朝的证据，也多得很。因此，“本书没有历史背景”。如此设定，作者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度，可以在时间隧道自由穿梭，同时调动不同时代的各种资源，结撰他“没有历史背景”的政治寓言。

奥威尔《动物农庄》中那头猪领袖，名叫‘拿破仑’，我们可否以此断言：曼诺农庄的这些畜牲，生活在拿破仑·波拿巴或者是路易·波拿巴时代的法兰西？

    曼诺农庄与人类、与其他农庄，无从完全隔绝。但关起了农庄大门，此一‘动物世界’，就隐喻着一整个国家，一个大社会。

  《笑傲江湖》与《动物农庄》在这一点上，非常相似。“江湖”与外面的世界，不可避免地存在交错。但是，金庸似乎刻意把这个‘江湖’，与外面大皇帝管制的‘天下’，尽可能的撇清关系。

  ‘江湖’，由‘正教’与‘魔教’两方势力组。对于‘朝廷’，‘正’‘魔’两方，持同一种坚决的排拒态度。刘正风‘金盆洗手’，弄了个朝廷的‘参将’官位，前往致贺的每一位‘正教’成员，皆深为不齿，认定刘正风所为，乃是‘自污’。而当恒山派女尼遭遇令狐冲假扮的‘吴天德参将’时，开始也有人疑心“只怕他是魔教的奸人，在此向咱们挑战”，马上有人否定了这种猜想，“魔教中人决不会去做朝廷的军官，就算乔装改扮，也当扮作别种装束”（三联版873页），然后，这一判断获得了所有衡山派成员的一致赞同。——似乎，这是当时最基本的‘江湖’常识。

    一般情况下，相对于‘庙堂’，才有‘江湖’的概念。‘居庙堂之高’是‘在朝’，‘处江湖之远’，是‘在野’。但，任我行想‘一统’而令狐冲将‘笑傲’的‘江湖’，不是酱紫。

    “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而这些‘政治现象’，金庸是以‘江湖’为背景展开的。将‘江湖’与‘天下’尽量隔绝，写的是‘江湖’中的‘在朝’与‘在野’，刻画的是‘江湖’范围内的权力争夺。

     在《笑傲江湖·后记》，开头就写道：“一直都有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有一点先须确认：书中的“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与‘朝廷’‘天下’无关，金庸写的是‘江湖’‘绿林’中的“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

    此时的‘少林’‘武当’‘华山’‘青城’各派，与其他武侠小说中的‘门派’，绝对不是一回事，他们象征着各种政治势力，而不仅是一帮豪客散人的乌合。岳不群令狐冲的‘华山派’，与穆人清袁承志的‘华山派’均以西岳为活动基地，但，两者绝无传承关系，两码事。

    在《动物农庄》，关起曼诺农庄的大门，这个‘动物世界’就隐喻着一个国家，一个大的社会；在《笑傲江湖》，与‘天下’隔绝，‘江湖’本身就象征着一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现代意义的‘天下’，就是‘全球’。）

    当‘江湖’隐喻一国时，是一种战国、三国或北洋时期群雄并起的乱局。金庸本人不可能反对‘一统’，他反感反对的，恐怕是秦始皇那种伴随疆域一统而来的思想钳制、精神一统。

     与《一九八四》齐名的另一部‘反面乌托邦’小说，《我们》，出版于1932年。《我们》那个伟大的‘大一统王国’中，全体国民在‘大恩主’的英明领导下，在《守时戒律表》的光辉指引下，在同一小时、同一分钟，像一个人似的一齐起床。在同一小时，几百万人一齐开始工作，又一齐结束工作。在《守时戒律表》规定的同一秒钟，把饭勺送进嘴里，在同一秒钟出去散步。全体国民被灌输了同一的思想……

      任我行也是一位‘大恩主’啊，日月神教对教主的颂词之一，曰：“泽被苍生”！任我行‘一统江湖’，实现了‘江湖’的‘大一统’之后，想要达到的，恐怕也正是《我们》中那个‘大一统王国’般的理想境界。

      《笑傲江湖》之‘江湖’，所指归的，甚至不止是一个国家，更可能是金庸创作《笑傲江湖》时的整个世界，全球。‘一统江湖’，就可以理解为当时某一国家‘独霸世界’的野心与动作。

    果真如此，则《笑傲江湖》与《一九八四》，具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在奥威尔假设的1984年，国际上的超级大国有三：俄国吞并欧洲后形成的欧亚国、美国吞并整个英帝国组成大洋国、东亚国。

    当年读《笑傲》这部政治寓言，有些东西总觉得混乱不堪，理不清头绪。前年复习了一下《几何》课本，再读此书，顿觉豁然开朗。

    《笑傲江湖》的政治格局，无非大小两个三角，大三角套小三角：在整个‘江湖’，少林武当联盟、五岳剑派联盟、日月神教，构成大三角；在‘日月神教’内部，则是任我行、东方不败、向问天三派势力组成的三驾马车，形成小三角。

     金庸对政治，情有独钟。而他的视野，从未局限于母国，年轻时的志业在于做外交官。创办《明报》后，对国际局势更是念兹在兹，而写作《笑傲》的1967-1969年，国际情势相当紧张，世界大战的威胁，阴霾了整个天空，金庸在撰写《明报》社论，纵谈世界风云的同时，这份关心与忧虑，不可避免要反映到每日连载的小说情节中去。

    下面的推论一定有言过其实、过于坐实的弊病，我虽心知，亦无力避免：

    日本以神道教为国家信仰，崇奉日神‘天照大神’，因此，《笑傲》中的‘日月神教’，或许是‘日之本’的投影？也许是，也许不是。呵呵，呵呵呵。

    冲虚道：“少林之次，便是武当。更其次是昆仑、峨嵋、崆峒诸派”（《笑傲·密议》）。置换到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格局，少林似山姆大叔，武当像约翰牛，而昆、峨、崆等接近法、（西）德、意……

    下面冲虚接着给令狐冲上国际关系课：“五岳剑派在武林崛起，不过是近六七十年的事，虽然兴旺得快，家底总还不及昆仑、峨嵋，更不用说和少林派博大精深的七十二绝艺相比了”，那个执五岳派牛耳的嵩山派像不像苏俄？左冷禅对付其他四派的手段跟苏俄打压控制东欧卫星国的方式是否如出一辙？

    概括言之：《笑傲江湖》中的‘大三角格局’，与《一九八四》中的三大国并立的情势，惊人地相似。

    金庸在1967年写作《笑傲》之前，不曾读过《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金庸在《笑傲·后记》中写道：“因为想写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所以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

    《一九八四》没有《后记》，奥威尔却有‘后语’。在此书出版的当年，奥威尔公开澄清：“此书的背景地放在英国，目的是强调讲英语的人并非天生优于别人，如果不与其斗争，jiquan主义可能到处取得胜利”。

    两相对照，别有意味。金庸使年代‘不确定’（‘没有历史背景’），来表现‘普遍性’；奥威尔则使背景地‘确定’（‘放在英国’），所要表现的，更是‘普遍性’。

   《一九八四》与《笑傲江湖》，相似处，还有不少，不想再饶舌了。

    说点题外话：  

   二战甫一结束，奥威尔发表了一篇文章，《报复是酸的》。指出：“报复”这回事，根本无法成立，因为牵涉其中严重的逻辑自我矛盾。人只有在无法报复时，才会生出报复的欲望与情绪。等到报复那刻真的来临时，报复行为不可能带来报复的快感，只会有事过境迁的怅然与疲惫；所以说，报复必然是过时的、发馊的，是“酸的”。

     这一点，金庸与奥威尔的观点是相通的。‘报复’‘复仇’是武侠作品最重要的主题（或之一），金庸笔下的复仇英雄在诛杀仇敌之时与之后，多数得不到真正的快感与安慰，只有事过境迁的怅然与疲惫，他们的感受，是酸的，不是甜的。这是金庸小说在思想意识方面较唐传奇、旧武侠和梁羽生们高明的地方。  

    斯蒂文·朗西曼认为奥威尔其人“对人类状况感到怜悯，但对个体的人却没存多少怜悯之心”，金庸是否也是如此？

   ‘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附录]  网友“凹凸天空”，曾以《笑傲》第一回为例，谈时代背景问题，转贴于此：

     《笑傲》开篇：“福建省福州府西门大街，青石板路笔直的伸展出去，直通西门。”

　　省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到元代才确定下来。明代刻意消除元的影响，洪武九年就把行省撤销而置布政使司。既然出现了省字，笑傲如果发生在明代，就只能是洪武九年以前的事。那么，令狐冲就该和张无忌碰头，武当派由张三丰老头亲自挂帅，方正大师和圆真和尚是师兄弟（真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还有，那会儿华山派还使刀呢。

　　当然，凭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认定笑傲不是元代的事。元行省的范围极大，譬如所谓江浙行省，就把今天的福建也包括在内。也就是说，福建省的这个概念，为元代所无。福州府的说法，也要到明清两代才有。看来，倒像清代的可能比较大。

　　接下来林镇南的一番话：

　　“从福建往南到广东，往北到浙江、江苏，这四省的基业，是你曾祖闯出来的。山东、河北、两湖、江西和广西六省的天下，却是你爹爹手里创的。”　

　　广东、浙江、山东、江西、广西这五个地名没有问题，把湖广称为两湖，在这种非正式场合里，也很自然。但今天江苏省的地方，加上安徽上海，明代统称南京，或者叫南直隶。冲着江苏这个地名，令狐冲脑后就该挂条辫子。这还不算，后面“河北”一出，可就坏事了。河北这个行政区划，唐宋是有的（没有人认为《笑傲江湖》是那时候的事吧？），后来一般只作为纯粹的地理概念在用。明代河北属京师，清代河北叫直隶，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终于改直隶为河北了。——既然一直要到民国才有什么林镇南所说的河北省，那么看来令狐冲稍微长寿点，现在应该还活着。

　　总之，《笑傲》是好小说，没有时代背景就是没有时代背景，金老爷子爱把哪朝哪代的规矩拿进来都没问题。但若一定要说他是明代或者随便哪朝哪代，那就一定是自取其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