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的儿子能够成为元帅吗？
不可能。元帅们自己都有儿子。
—— 罗刹笑话
一
五岳剑派，是嵩、华、泰、衡、恒这五个江湖门派的松散联合，彼此间虽说“同气连枝”，到底三教九流、面貌不同。其中，华山派宗儒，恒山派礼佛，泰山派崇道，是为“三教”。
“衡山派历代高手都喜音乐。”（《笑傲·洗手》）衡山派既是江湖派别，又是艺术流派。当前的衡山二巨头，莫大与刘正风，虽无坚定的宗教信仰，却有极高雅的艺术追求。莫大先生以胡琴随身，如弹唱艺人，他是瞎子阿炳的同道与先驱。刘正风则与曲洋合作，对古琴曲《广陵散》进行发掘整理，改变了配乐方式，是竹林嵇康的隔世传人。如此衡山派，无忝“上九流”。
至于执五岳派牛耳之嵩山派，既无正当的宗教信仰，又极端敌视高雅艺术（嵩山派高手费彬居然丧心病狂地认为：一旦刘正风、曲洋二人合奏几次《笑傲江湖》之曲“不但要害死武林中不计其数的同道，而且普天下善良百姓都会大受毒害。” ）， 并且，左盟主为了遂行将五指攥成一拳的目标，召集吸纳了江湖上许多旁门左道、鸡鸣狗盗之徒。嵩山青松，为之蒙羞，决然“下九流”。
除了这五岳剑派之外，还有少林、武当、魔教、青城、昆仑等诸多门派，共同组成所谓“江湖”。
《笑傲》中的“江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概念，金庸是以“江湖”来隐喻“天下”，他在书中要刻画的“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笑傲·后记》），是“江湖”中的“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跟那授予刘正风“参将”之职的皇帝与朝廷无关。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放弃大晋朝廷任命的“彭泽县令”职务，挂冠求去，而金庸认为“令狐冲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我想并非因为令狐冲没有一直扮演圣主皇朝任命的“福建泉州府参将吴天德吴将军”角色，而是他在“江湖”上漠视权位，连续三次拒绝入盟“神教”做教主继任人，又从我做起打破江湖领袖终身制，自恒山派掌门人的领导岗位上主动退下来，闲云野鹤，优游山林……
（题外话：《笑傲》有两处巧合，一、刘正风、令狐冲皆半真半假地担任过“参将”；二、向问天曾是童百熊的本家——化名“童化金”，是否暗示这两个二者，精神相通？）
在衡山派内部，相对于刘正风，莫大先生是“当权派”；在整个“五岳剑派”，相对于其他四岳，左冷禅的嵩山派是“当权派”；在“江湖”中，相对于其他门派，方证掌理的少林寺与任我行控制的日月神教分别处于正邪两道最有力地位，是整个“江湖”的“当权派”。
再强大再稳固的当权派，也是要死的。“千秋万载”？纯属瞎掰！晋武帝仰观扫帚星而悲叹：“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
老的“当权派”将谢幕，新的“当权派”要登场，权力的继承与转移，就成为最关键、最危险的问题。
因为宗教原因，少林、武当、恒山诸派掌门人是不可以有后代的，而在日月神教、华山派以及丐帮，老领导的子女在接班人争夺战中先天性地据有更优势的地位。
金庸写《笑傲》试图“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则“父传子，家天下”正是中国这三千年来政治生活中最普遍的现象之一。
林平之傍上华山岳掌门的掌珠，所希图的，不仅是岳父手中的武功心法《紫霞秘笈》，更在于岳父身后的华山派掌门宝座。
“向问天道：‘听说丐帮中的青莲使者、白莲使者两位，虽然不姓解，却都是解帮主的私生儿子。’”——丐帮帮主的私生子，爬升到“青莲使者、白莲使者”的高位，接班的态势也很明显。
二
“当日在朝阳峰上，向大哥与十长老会商，一致举我接任日月神教教主。”
北岳恒山，朝阳峰上，任我行殒命，接任教主的，何以是任盈盈而不是向问天或鲍大楚、秦伟邦？
盈盈十几年来在日月神教一直地位尊崇，但《笑傲》书中主要描写了一干“江湖散人”对她的敬慕服从，而这帮子“散人”，不属于日月神教的正规军，只好算作“外围组织”，令“江湖散人”归心，并不足以将任盈盈推上教主的大位。
任盈盈接教主位，其合法性来源何在？
很简单：因为她是已故“圣教主”任我行先生的唯一直系后人，也就是日月神教教主唯一的合法继承人。
“上官云道：‘教主指示圣明……如日月之光，布于天下’”（三联版《笑傲》1188页），日月神教视教主为“日神”，实行的是神权政治，而任我行乃是神教“圣教主”，盈盈则是神教“圣姑”，我行与盈盈这“圣父女”，像古埃及法老或日本皇室一样，乃被视为“神圣家族”。埃及法老自称是太阳神阿蒙-拉神的儿子，是阿蒙-拉神在地上的代理人和化身。日本天皇则自称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后裔。埃及与日本的皇位只在皇族内部承袭，日本天皇更号称“万世一系，天壤无穷”，为了“皇族”也是“神族”血统的纯洁性，法老与天皇家族都发生过亲兄妹通婚之事。
日月神教毕竟不是正统王朝，而是一个草莽气息极为浓重的群众组织。跟它形态接近的是历代的农民暴动团体。自秦末“陈胜、吴广喜，念鬼……”以来，装神弄鬼、自我神化一直都是农民首领鼓动愚民暴乱的基本功架，必备戏码。梁山上的一小撮草寇，也不妨“婢学夫人”，搞一点“忠义堂石碣受天文”的小把戏。
历史上与“日月神教”的组织形态、意识形态最接近的，当属神棍洪秀全呼隆出的那个“拜上帝会”。日月教教主忙着跟太阳神羲和套近乎，把自己装扮成太阳在人间世的总代理兼首席执行官，“拜上帝会”洪教主则充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与耶和华他老人家拉关系，自我标榜作了上帝的二子，基督耶稣的幼弟（洪秀全也在玉玺上自称“洪日”）。
在各自组织内部的地位（而非性格），任我行如洪秀全，“光明左使”东方不败似“东王”杨秀清，而“光明右使”向问天则接近“太平”早期的萧朝贵或后期的石达开。
无论在埃及、日本，还是中国，也不论是正统皇朝还是“太平天国”这样的草台班子，老王死了，理所当然要由老王的后人继任新王。
中国历史上数次遭遇蛮族入侵，北方沦陷后，老皇帝的某一子侄逃到江南，便能迅速聚拢人心，组织班底，或长或短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此亦无他，“血统论”在起作用也。
同治3年，洪秀全服毒，南京克复，清廷如释重负、欢忭无已。接到洪秀全幼子洪天贵福居然走脱的消息，紫禁城气氛骤变，再次风声鹤唳、如临大敌，连发数道上谕，追索“幼天王”下落，必欲置之于死方能安心无虑。一个16岁的毛孩子，何以令皇清政府紧张到此？此亦无它，还是因为此人的血统，仅仅因为洪天贵福是洪秀全的儿子，一旦逃脱，对太平天国残部具有天然的号召力、凝聚力。死灰犹可重燃。
人性本“私”，贤如郭靖、黄蓉，亦乐见自己的女婿攥紧那根“打狗棒”做丐帮之主。将自己的权位交由子女继承，是人性的常态，同时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对王位世袭普遍接受甚至衷心拥护，因此“父传子，家天下”才成为中国这三千年来政治生活中最普遍的现象之一。任我行以传东方不败《葵花宝典》的手段，向对方表达了将“教主”大位让渡的诚意。那就不是“中国三千年政治的普遍现象”，是四五千年前尧舜禹递相禅让的故事。别说东方不败本人不信，向问天又何尝相信？！12年后，任我行脱困，向问天与老领导共同回忆往事：“再说，小姐（即盈盈）一天天长大，越来越聪明，便在一二年间，只怕便会给她识破了机关。等她成年之后，教主又或许会将大位传她。”
一叶知秋，通过东方不败与向问天的反应，可知：当时的日月神教中，坚信东方不败会成功接位的人，不会太多。
试想：洪秀全“天王”服毒之时，唯有李秀成一人随伺在侧，李秀成目送洪秀全上觐“天父”“天兄”去也，然后，走出来向“太平”全体军民庄严宣布已故洪秀全“天王”的遗命：“天王”大位不传儿子洪天贵福，而命李秀成继位。太平天国的民众能否接受？
当东方不败“说爹爹（盈盈语）在外逝世，遗命要他（东方）接任教主”之时，日月神教的听众们所感受到的震惊、茫然，应该跟这种假设的情况下太平军民的反应不差多少。
《笑傲》一书，最为混沌模糊的情节，是任我行被囚禁后东方不败继位。只有将这段时间的状况理清，方能对日月神教的权力格局与光辉历史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在《给向问天卸妆》《父女之间》两文，我曾对此节有所探讨，可惜有些关窍仍未讲说清楚，乃续有所论，要说“大胆假设”，阿拉向来不肯让人，至于“小心求证”，那就谈不到了。
广大日月神教群众对东方不败的继位，不能不生大困惑大疑惧：（一）任教主“如日方中”、福体康健，如何一朝撒手、突然暴毙？抑且死不见尸，事体委实太过蹊跷；（二）任教主怎么可能不将教主之位传给女儿盈盈反倒让东方不败继承大宝？
东方不败要成功收服人心，首先必须祛除他们的疑惑，因此“东方不败为了掩人耳目，对我（盈盈自称）异乎寻常的优待客气”——对女儿如此眷顾疼爱，当不会对其父太过辣手。
“我不论说甚么，他从来没一次驳回。因此我在教中，地位甚是尊荣”“原来这也是东方不败掩人耳目之策，他是要使人人知道，他对我十分爱护尊重。这样一来，自然再也无人怀疑他的教主之位是篡夺来的”——东方不败再次确认了任盈盈作为日月神教教主继承人的地位。“圣姑”的冠冕，我相信就是这时候由东方教主本人加到盈盈头上。
在一个“神教”组织中，祝“圣”是天大的事体。任盈盈“圣姑”之号从何而来？书中全无交待。不外两种可能：（一）某一教徒感念盈盈或其父我行的恩义，首倡“圣姑”称号，尔后便在教内传扬开来。可是，神教之中谁人如此大胆，擅自封“圣”？就算有此胆量，又哪来的资格？！就算某一人敢如此僭越，其他教众慑于教规教义，也不会跟着他一起“不懂事”，因此：这种可能性极微。（二）最大的可能，是盈盈“圣姑”之号，出于东方不败的钦定。只有他才有资格给人封赠“圣姑”的名号。
何时发生的？应该是东方不败当上教主不久的事。这才能达到收买全教人心、瓦解反抗势力的目的。
东方不败企图通过这种手段，使教众产生这样的联想：已故任我行教主并不是不想将大位传给女儿，只是考虑到盈盈7岁，年龄太小，无力领导神教，这才选择了自己的忠诚部下和亲密战友东方不败，但东方不败仅仅是一个“过渡者”，教主之位，最终还是要经由东方不败，传到盈盈手上。
此时的东方不败，扮演的不像是历史上新登基的皇帝，更接近摄政王一类角色。
未来发展，有两种可能：（一）盈盈成年后，东方不败缴还大政，自己复退归臣位，但权力太诱人，谁都知道这种可能性不大，因此：（二）东方不败教主为神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死后再由任盈盈继承。
东方不败自己没有子嗣，更使日月神教教众的这种联想具有说服力、可信性。教徒们总不免自作聪明甚至带着几分怨毒之心地推想：任教主之所以选中东方不败作权力的过渡者是因为你东方不败没有儿子！
《笑傲江湖》于1969年完成，不仅是在“总结历史”，更像在给华人社会的未来编写剧本。数年后的美丽岛，中正—严家淦—经国。数十年后新加坡，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权力继承的轨迹，出奇的相似。
7岁那年的盈盈在日月神教中的地位，更接近哈姆雷特在丹麦王室：本来是父亲王位的第一继承人，父亲死了，自己无缘继位，仍是王位第一继承人，却变成了继承叔叔的王位。
甚至在得知东方不败囚禁自己父亲的作为之后，盈盈在跟令狐冲谈到东方不败时居然还曾脱口秀曰：“后来东方叔叔……不，东方不败，我一直叫他叔叔，可叫惯了。”
东方不败这一步，着实高明。可进可退，致人而不致于人，一切皆操之在我。老子云：“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东方不败此举深得此中神髓。只有先赋予任盈盈崇高的政治地位和未来仍可接任教主的希望，才能使老教主的一干忠诚部属投鼠忌器，又患得患失，无从断然与现教主决裂，东方不败的教主位子才坐得安稳。
树任盈盈为接班人，这，当然是权宜之计，并非东方不败囚禁任我行之后的本意，“予之”，是为了“夺之”，将盈盈树立为接班人，是为了以后废黜她而不伤神教的元气。但东方不败12年来一直迁延不决，除了作为政治家，东方不败性格上致命弱点——人情味太重——之外，只怕东方不败真的在“千秋万载”（约等于“寿与天齐”）的颂歌声中陶醉了，而把废黜盈盈看作不急之务，于是，直至任我行脱困之前甚至之后，他的女儿在日月神教，一直安富尊荣。
在行文中，《笑傲江湖》的作者跳了出来，对任盈盈早年经历有所交待：“盈盈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她一生下地，日月神教中人人便当她公主一般，谁也不敢违拗她半点，待得年纪愈长，更是颐指气使，要怎么便怎么，从无一人敢和她说一句笑话。”（三联版1097页）。任盈盈的“公主”地位，跨越两任教主，十九年来她一直都是“公主”。何谓“公主”？难道仅仅是比他人更奢华的吃穿用度？还是代表了一种崇高的政治待遇？当然后者最为紧要。于是我们看到：“日月神教中人人便当她公主一般，谁也不敢违拗她半点，待得年纪愈长，更是颐指气使，要怎么便怎么”，再看“文成武德泽被苍生圣教主东方不败”待盈盈若何：“我不论说甚么，他从来没一次驳回”，东方不败对待盈盈的优容礼遇，涉及日月神教全面的、多方位的教务管理，何尝仅限于生活上的纵容娇惯？
在生活用度上尤其在政治权力上，东方不败待盈盈一如“公主”，这一点，任盈盈本人的感受最深切：“不由得觉得东方不败有些可怜，又想：‘他囚禁了我爹爹之后，待我着实不薄，礼数周到。我在日月神教之中，便和公主娘娘无异。今日我亲生爹爹身为教主，我反无昔时的权柄风光。’”（1384页）
生父重新当上教主，盈盈当然还是“公主娘娘”，‘教主’大位的第一也是唯一继承人。只不过任我行惩于权位被人篡夺的惨痛教训，连女儿也信不过了，开始着手侵削盈盈原有的“权柄风光”，任盈盈在日月神教，权力乃见大幅萎缩。
鉴于任我行与东方不败都没有子嗣，因此，日月神教的“公主”，其地位相当于“太子”。
“父传子，家天下”固然是“中国三千年政治的普遍现象”，但“父传女”，在中国历史上倒从未出现过（武则天是李家媳妇，不是李家女儿）。我想这是金庸为了小说情节的需要而对真实历史作出的调整，这一调整无关宏旨，尚属可以接受。同属东方民族的日本先后出现过八位女天皇。明仁天皇前些年一直无子，日本国不少人“如丧考妣”，闹哄哄嚷着要修改日本宪法，俾皇室女儿亦可继任天皇。
任盈盈“圣姑”的名号，也就与《倚天屠龙记》中“紫衫龙王”或其女小昭在明教的波斯总教内‘圣女’的地位相仿佛：老教主去世后，随时准备接任教主。
《倚天屠龙记》一书的政治意味也相当浓厚，书中的丐帮，在帮主史火龙被害之后，帮众拥立的新帮主，正是史前帮主的幼女。
如果阳顶天教主有儿子，我不认为明教会分裂到如此地步。当各派势力为了“教主”的宝座而相争不下时，共同拥立老教主的后人，就成为唯一可被各方接受的方案，明教的团结问题，不会彻底解决，最起码可以维持一个神虽离而貌仍合的局面。
三
任我行控驭他人的手段，主要有三：（一）动之以情；（二）诱之以利；（三）胁之以威。
由他脱困后与令狐冲的首次畅谈，可以略窥一斑：
“我和你二人结为金兰兄弟，今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是“动之以情”。“你便为我教的光明右使”以及借向问天之口对令狐冲作出的承诺，“你若入了本教，他日教主的继承人非你莫属”，这是“诱之以利”。被令狐冲拒绝后，“只见任我行左手拿起酒杯，重重在桌上一放……说道‘你如固执己见，不入我教，自己内伤难愈，性命不保，固不必说，只怕你师父、师娘的华山派……嘿嘿，我要使华山派师徒尽数覆灭，华山一派从此在武林中除名，却也不是甚么难事。’”，恼羞成怒，便要“胁之以威”了。
一旦令狐冲光荣地加入日月神教，任教主的继承人真的非他莫属？如此，则任我行又将女儿盈盈置于何地？实则，这样的承诺，令狐冲不是第一个领教者。当年任我行将《葵花宝典》传于东方不败，岂非更明白地预示：“他日教主的继承人非你莫属”。那又何尝是任我行教主的本意？12年后，任我行“在东方不败尸身上又踢了一脚，笑道：‘饶你奸诈似鬼，也猜不透老夫传你《葵花宝典》的用意。你野心勃勃，意存跋扈，难道老夫瞧不出来吗？哈哈，哈哈！’”
眼下任教主要借重令狐冲的独孤九剑对付东方不败，当然要给人点甜头和盼头，支票开得飞快。“今日普天之下，人人都知日月神教的教主乃是东方不败。此人武功之高，决不在我之下，权谋智计，更远胜于我。他麾下人才济济，凭我和向兄弟二人，要想从他手中夺回教主之位，当真是以卵击石、痴心妄想之举”，此时的承诺，不妨尽量耸动人心，有朝一日自己重登大宝，此事正不妨从长计议，如令狐冲拿自己的前诺唧唧歪歪，适足以证明他像东方不败一样的“野心勃勃，意存跋扈”，杀无赦！
如果说任我行对令狐冲不尽然是哄骗，我想他当时已经有了撮合令狐冲与女儿盈盈的腹案在了。
任我行听闻了令狐冲与女儿的情缘后，要令狐冲接班的意向才真正明确，“将来老夫一命归天，日月神教教主之位，难道还逃得出我乘龙快婿的手掌么？”这话，是任我行在少林寺当着少林、武当、五岳、丐帮……几乎所有江湖重要门派的首领说的，非比以往的私相授受，未必千金一诺永无更改，终究是认真的。任我行所强调的，当在“乘龙快婿”四字。自己一朝撒手人寰，未来的日月神教，将由女儿与女婿共同管治，如同“光荣革命”时，英王的女儿玛丽与女婿威廉共治英伦。国剧《红鬃烈马》，西凉国的老王死了，也是由其女儿代战公主与女婿薛平贵共掌江山。
要论政治才干，盈盈比令狐冲高出的还真不是一星半点。
四
阿克顿勋爵曰：“权力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化。”
金庸在《笑傲。后记》中写道：“任我行因掌握大权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现象。”
令狐冲在黑木崖看到重新坐上教主位的任我行，深有所感：“坐在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却有甚么分别？”
盈盈的思索，更加深入：“只是我觉得，一个人武功越练越高，在武林中名气越来越大，往往性子会变。他自己并不知道，可是种种事情，总是和从前不同了……当上了日月神教的教主，大权在手，生杀予夺，自然而然的会狂妄自大起来。”
任盈盈也曾预言“（令狐冲）将来做了教主，一天到晚听这种恭维肉麻话，那就……那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子了。”，令狐冲终竟没当教主，这一预言也就落空。然则当任盈盈本人做了教主，她与任我行、东方不败可有分别？难道盈盈也“虽然自己并不知道而性子会变”，也将被环境同化、被权力异化？作了教主的任盈盈，遮没也“和从前不同了”“自然而然的会狂妄自大起来”？
任我行死后的日月神教，书中着墨不多。任盈盈的改变，稍稍可见蛛丝马迹： “当日在朝阳峰上，向大哥与十长老会商，一致举我接任日月神教教主。”
“向大哥”？以前的盈盈，对向问天可是一直称作“向叔叔”啊？！
这样改变称谓，从“人情”上也说得过去。叫“叔叔”是“从父”——任我行复辟之前一直称呼向问天为“向兄弟”。叫“大哥”则是“从夫”——向问天是令狐冲的结义兄长。
但改变恰好发生在盈盈接任教主的这个时间点上，仍是令我感到憋气。
向问天其人，外似粗豪浑放，内心实是周密细致无比，若非深谙明哲保身之道，他不可能20多年来在神教一直担任二、三把手而屹立不倒。哪怕仅仅是自己的辈分居然高于教主，他也会尽量避免的。我因此推断：在任我行死后，当盈盈再次称呼自己“叔叔”时，向问天必然要提出强烈抗议，并满怀善意地提醒新任任教主自己与令狐公子的曾经结拜为异姓兄弟。
盈盈的可贵，不在于她出污泥而不染——她未必一直能做到——而在于她“生命中只重视个人的自由，个性的舒展。惟一重要的只是爱情”（《笑傲。后记》），毅然决然从教主的大位退下。日月神教的集权体制根深蒂固，盈盈若是长期处在权力核心，未必不会令人痛感：“坐在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东方不败还是任盈盈，却有甚么分别？”
令狐冲与任我行，性格上有截然反对的地方，却也有极其相似之处。年轻时的任我行未必不是令狐冲这样崇尚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而令狐冲若心念动摇，加入神教做了教主，也未必不会蜕化成新一代的任我行。
是体制，不是个人品质问题。
承网友提醒：张无忌也有与任盈盈相似的改变，以前张无忌叫杨逍是“杨伯伯”，当了教主，就改称“杨兄”了。
其实我并无对任盈盈进行道德批判的用意。盈盈与无忌的做法，也符合“中国三千年政治的普遍现象”，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虽是细节，却足以窥见中国三千年“官本位文化”的深刻影响：当了领导，连辈分也跟着水涨船高。最极端的历史事例，是明代末年满朝高谈“礼仪廉耻”的文武官员争先恐后屈膝作了大阉魏忠贤的干儿子。“太监魏忠贤，举朝阿谀，顺旨者俱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呼九千九百岁爷爷。” 天启四年，内阁首辅顾秉谦带着儿子向魏忠贤叩头说：“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这种集权体制的联体婴儿，就是“官本位”。“官本位文化”同时就是“奴才文化”，而“奴才文化”的最高形式，即为“太监文化”。
有人考证：《葵花宝典》的作者，是大理国王段誉。我想他要是考证出作者是魏忠贤或韩非子，更具可信性，也更好玩。
好玩吗？
无论怎样贬低金庸，他毕竟不是二月河。金庸后期的几部作品，带有秾洌的讽世劝世气息。我们要追问的，不是历史合理性——这样描写是否与历史面貌相符？而是现实合理性——“从来如此，便对么？”（鲁迅《狂人日记》）
再从金庸《袁崇焕评传》中抄录一段文字，这个帖子也该煞尾——已经写得太长了。
“只要专制独裁的制度存在一天，大家就只好碰运气……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在离开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诞生了孙中山先生。他向中国人指明：必须由见识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在袁崇焕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抗敌入侵，保卫人民；在孙中山先生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反抗专-制，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在每一个时代中，我们总见到一些高贵的勇敢的人，为了人群而献出自己的一生。”
归结到令狐冲，他不是袁崇焕，亦非孙中山，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 而“隐者也有积极的一面”（《笑傲江湖·后记》）。
令狐冲不及袁、孙“勇敢”，然而“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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