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岁的金庸大侠近日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金大侠这种不顾年迈体弱一心向学的精神，诚如师旷所说那样：“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秉烛之明，孰与昧行乎？”令我等晚辈后学钦服汗颜。

金庸先生这一生做的事，无论从哪种标准来说，都是辉煌的。若以寻常财富衡量，古往今来，文人仅靠一支笔，所能积聚的财富，有几个超过金庸先生？若论名望，以“查良镛”之名创办《明报》，指点时事，臧否时人，在香江乃至更大的范围内掀起舆情风浪；而以“金庸”之名写出“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倚碧鸳”等十四部武侠名著，更是引发洛阳纸贵，创造出“有华人处，必有金庸”的盛况。等他晚年辍笔不再写武侠、写时评后，又成为业已开放的大陆官方贵宾，来去必有红地毯、鲜花迎候，更不用说声达宫禁，以德高望重备中枢咨询。

可以说，中国传统文人所追求的富贵与名声，在金大侠身上都得到和谐完美的统一。那么，他还缺什么呢？若说有什么缺陷，笔者以为，在传统的学术殿堂里，金先生的地位还不算显赫。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再搞进文庙配享孔子的评选，金庸恐怕还不太够格。

尽管，一些大学的中文系已经早把金庸的武侠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也有一些名校的名教授高度推崇他的武侠小说，更有某次媒体发起当代文学家评选活动中，金庸独占魁首，以大比分傲视群雄。但是，无论以古代 “经史”为主要内容的“立言”标准，还是以现代人文社科学科的研究标准，拥有数亿读者的金庸的武侠小说，还是很容易被划进“俗”流难登大雅之堂，就如明末的柳敬亭说书，听众再多，影响再广也难入《儒林传》。虽然，读金庸的武侠小说，许多人叹服其知识的广博，金大侠笔力所及，几乎涉及了中国传统文化所有的门类：儒典、佛经、道藏、书画、围棋、茶道、奇门遁甲、天文地理，等等。其小说中的故事以及一些人物，也和历史有所交集。但多数读者，也仅仅把这些看成小说家言，如果硬要通过金庸的小说去研究什么“国学”，或者将其小说情节看成真实的历史，就是谬之千里了。另一位知名度同样很高的华人作家高阳则不一样，高阳的历史小说建立在严肃的考证基础上，和历史事实契符相合，其“野翰林”之称名副其实。

如此说，笔者并非否认金庸在文史方面的学识，我想金庸早年若进大学正儿八经做学问，其成就当不亚于同龄的史学家。但武侠小说、政论文字的路数和学术文章大不一样，前者最注重的是传播效果，因此武侠小说借用历史上某一史实或人物做引子，大加演绎虚构，乃正常的创作手法。世间的事，有得必有失，好处不可能一个人占全，金庸晚年尽管名闻天下，但因壮年的武侠小说和政论文章的写作，而牺牲了成为大学问家的机遇，或许是一种缺憾。欲达到文人圆满的境界，如何弥补这种缺陷？金庸学生曾被浙江大学聘为教授，或许是一种途径，然而试看今日中国大陆，多少忙于政务几乎胸无点墨的高官都身膺高校教授，金大侠的“教授”身份，含金量能有几何？如果能进世界最有名的学府———剑桥大学，攻读学位，庶几能补人生的这种缺憾。

虽然金庸曾说过，自己追求的不是学位而是学问。但取得了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自然也是锦上添花的事，可喜可贺。可凭一个学位能否在中国学术殿堂里占一席之地，也很难说。至今无人超越的大家陈寅恪乃是真正追求学问而非学位，他游学欧洲多所名校，涉猎甚广，却没有取得任何学位，回国后，照样能担任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导师，而其学术水平，更令同时代学人和后世学者折服。金庸先生博士论文的研究领域，恰好和陈寅恪先生成名的领域重叠———隋唐时期的政治制度。有学位的金庸先生，其学术地位恐怕很难超过没学位的陈寅恪。———其实，金庸完全可为自己武侠小说的成就感到自豪，能否进文庙占个位置，真有那么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