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自从倪匡1980年7月在香港出版《我看金庸小说》,揭开金庸武侠小说研究的序幕后,有关金庸武侠小说相关的论述及研究,在中国香港、台湾及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不断展开。1980年10月始,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先后出版了22部《诸子百家看金庸》;1987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举办“国际中国武侠小说研讨会”;1998年5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办“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11月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与《中国时报》、远流出版公司主办“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此外,截至目前,台湾有4本以金庸小说为题材的博士和硕士论文,期刊发表论文也有20余篇。
20世纪80年代,金庸武侠小说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开始在内地出版,而相关的研究与论述也开始产生。自冯其庸肯定“金学”的名称与研究价值以来,[1]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在中国大陆不断扩散。10余年来,研究金庸武侠小说的著述与论文数以百计,硕果累累,如陈墨“金学研究系列”丛书、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等专论,对金庸小说展开了一系列研究。然而,促使金庸小说进入学术殿堂,则始自1995年严家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的“金庸小说研究”课程,随后于1998年4月,云南大理举办“金庸小说与大理”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九八金庸论坛”在浙江省海宁市召开,2000年北京又举办了“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至此,金庸小说研究在中国大陆已渐呈“显学”之势。这些论文、专著,有的从金庸小说的文本着手研究,有的则对金庸小说的叙事模式加以探讨,有的则就金庸小说的思想内涵加以申论,有的探究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2]对于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颇见用心。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宗源《金庸、勒卡雷异同论》、章培恒《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陈墨《〈唐诘诃德〉与〈鹿鼎记〉比较初论》、严家炎《似与不似之间──金庸和大仲马小说的比较研究》等论文,从中、外作家及文学作品方面,以不同的研究角度,对金庸武侠小说作出深入的探讨。
金庸在多次的访问中,也从不讳言他的武侠小说作品,深受中、外作家及作品的影响,因此,近年来讨论金庸武侠小说与中、外文学作品的研究篇章,也渐次增加。然而,在这些研究当中,对于金庸武侠小说素材来源的探讨,还属于起步阶段。缘此,本文企图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以金庸武侠小说《碧血剑》为题,从人物、情节两方面,作一探本溯源的工作。
二、《碧血剑》中相关人物之探源
《碧血剑》是金庸创作的第二部武侠小说,创作于1956年,香港《商报》连载发表,金庸时年32岁。《碧血剑》于1980年始由张彻导演,井莉、郭追担任男女主角,首次搬上银幕;1985年,香港峨嵋电影公司重拍《碧血剑》,并且分为上、下两集;1993年,又由张靖海导演,元彪、张敏、李修贤、袁咏仪等人主演,拍摄成电影。电视剧方面,1985年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碧血剑》,由黄日华、庄静而、毛舜筠等人演出;2000年,无线电视台再拍《碧血剑》连续剧,由林家栋、江华、吴美珩、欧子欣等人演出。
相对于金庸其他的武侠小说,如《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鹿鼎记》等长篇小说而言,《碧血剑》在学界研究中显得颇为冷清,论述的文章寥寥无几,份量稍嫌薄弱。
(一)制将军李岩
研究《碧血剑》的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碧血剑》的真正主角”袁崇焕与金蛇郎君夏雪宜“两个在书中没有正式出场的人物”[3](P1010),以及“性格并不鲜明”的袁承志、李自成与温青青、何铁手等人身上,而忽略了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李岩。
李岩事迹,见于《明史》卷三百九“流贼”传:
杞县举人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尝出粟赈饥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会绳伎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卢氏举人牛金星磨勘被斥,……二人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严”。
关于李岩生平等文字记载,亦见于吴伟业《绥寇纪略》、计六奇《明季北略》等书。金庸在《碧血剑》第四回“矫矫金蛇剑,翩翩美少年”中,也写到李岩的出处:
那李岩虽是闯军中带兵的将官,但身穿书生服色,吐属儒雅。原来他是前兵部尚书李精白之子,本是举人,因赈济灾民,得罪了县官和富室,被诬陷入狱。有一位女侠仰慕他为人,率领灾民攻破牢狱,救了他出来。那女侠爱穿红衣,众人叫她为红娘子。李岩实逼处此,已非造反不可,便和红娘子结为夫妇,投入闯王军中,献议均田免赋,善待百姓。
金庸《碧血剑》叙述的李岩生平,与上引诸书基本相同。然而,让人惊讶的是《绥寇纪略》、《明季北略》、《明史》等史籍文献所记载的李岩生平,却是源于明清之际懒道人口授的《剿闯小说》第一回“李公子民变聚众,闯踏天兵盛称王”:
再说河南开封府杞县,有个公子举人,姓李名岩,为人良善好义。为连年荒旱,米价腾贵,县官不知抚恤穷民,单比钱粮,日事敲扑。李公子遂动个条呈到县……李公子见话不投机,叹口气,自家把仓中稻谷打算一回,除了饭米,余下的尽数将来给散本乡百姓。……就有一般(班)无赖好事的,纠五合十,向乡中富家巨室门前吵骂,引李公子为例,要他发粟济贫。也有要打抢的,也有要放火的。那些富家巨室,悭吝者多,慷慨者少,都抱怨李公子开端起,去禀知县。……(知县)连夜备起文书,申到上台,说道举人李岩,心怀不测,私散家财,买结众心,团聚千人,倡言抢掠……若不早治,恐贻大害。……知县奉了上司批文就去密拿李公子,监禁铺内。众百姓都忿忿不平,道:“李公为要赈济,我等累他为事,于心何忍,不如劫了他出来,奉他为主……。”(众百姓)救出李岩……李公子道:“……今闯王强盛,见在本省邻府,不如投奔他入伙……。”李公子附李自成,为之谋主……。
在懒道人的《剿闯小说》中,李岩已具备了基本的籍贯、身世、赈济、系狱、投闯等事迹。据今人考证,“李岩故事,导源于街巷传闻,增益于小说家言,进而由小说混入史籍,集大成于《绥寇纪略》、《明季北略》,一统于《明史》。”[4](P63)
《绥寇纪略》、《明季北略》、《明史》等书所记李岩生平资料,取源于小说,已使人惊讶。然而,更使人讶异的是,李岩并非历史人物,而是个子虚乌有的小说人物,并非如《明史》所说是“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更与李精白毫无关系。[4](P105-114)李岩的故事,经由民间传说而被文人写进小说,后来又被《绥寇纪略》、《明季北略》等书所撷取,而《明史》不察,竟然将一个原本流传在民间的人物及其故事写入正史当中。对此,甲申史专家栾星先生已有详细之考证,并且有所结论:
杞县李岩,今脍炙人口,就是这三部小说(指《剿闯小说》、《定鼎奇闻》、《樵史通俗演义》)最早集中描写的人物。然今甲申史研究者逐渐继续发现,李岩其人为子虚乌有。他的事迹,或为虚构,或为“张冠李戴”——即把大顺军中其它李姓将领的事迹移置于他的身上。早期传说中的李岩(或写作兖、延、炎等),为李自成的别名,传说中的“李公子”,指自成自己。后李岩被派定了籍贯(河南杞县),虚拟了家世(父李精白等),遂由有关李自成的传说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传说人”或“演义人”了。继而进入史籍,最后成为史籍人。这三部小说,正是李岩由“传说人”变为“史籍人”的中介。[4]P287
据栾星先生《甲申史商》一书考证,李岩这个人物,创造及集中于《剿闯小说》、《定鼎奇闻》与《樵史通俗演义》等三部产生于明清之际及清代的小说,并非历史人物。那么,300年来的“史学家是上了小说家的当了”。[4](P293)引古鉴今,不但历来的史学家上了当,连“援引历史入武侠”[5]的金庸,也因为阅读和使用了《绥寇纪略》、《明季北略》、《明史》等史书材料,而上了史学家的当。然而,小说可以容许有虚构的人物出现,但是《绥寇纪略》、《明季北略》、《明史》等史籍文献,却不加以审察辨别,便将虚构的人物抄写入书中,稍嫌轻率大意。
(二)女侠红娘子
红娘子在《碧血剑》中的份量很轻,仅出场三次,第一次伴随李岩出场,见于《碧血剑》第四回“矫矫金蛇剑,翩翩美少年”;第二次是被刘宗敏部下追捕,逃奔华山,为何惕守(何铁手)所救;第三次是在西安城东的灞桥军营,随李岩自刎身亡,见于第二十回“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
《碧血剑》在第四回红娘子初次伴随李岩出场时,有一段文字介绍她的来历:
有一位女侠仰慕他(李岩)为人,率领灾民攻破牢狱,救了他出来。那女侠爱穿红衣,众人叫她为红娘子。……(李岩)便和红娘子结为夫妇,投入闯王军中。……(李岩)请夫人红娘子出见。那红娘子英风爽朗,豪迈不让须眉。
《碧血剑》中关于红娘子生平的叙述文字,不见于《剿闯小说》、《定鼎奇闻》及《樵史演义》等小说叙述。据栾星《甲申史商》一书考证,红娘子事迹的始作俑者,乃是吴伟业《绥寇纪略》一书,及后《明史》不察,亦将红娘子事迹写入正史,文字大略与《绥寇纪略》相同。姑引《绥寇纪略》所记文字观之:
中州时讨红娘子贼,红娘子,绳伎女也。获信(岩)强委身事之,信不得已而从。后乘间窃归,为杞人所执,红娘子来救,饥民开门纳贼。
据吴伟业《绥寇纪略》记载,红娘子职业为绳伎女子,流贼出身,因曾掳获李岩,乃强逼李岩与她结婚。金庸在《碧血剑》中,也写红娘子破城救出李岩,两人共投闯王,与《绥寇纪略》基本相同。但是金庸却将红娘子逼婚一段文字隐去,并将红娘子的身份改写成一位“女侠”,对于“红娘子”一名的由来,也以“那女侠爱穿红衣,众人叫她为红娘子”,权为诠释。此外,《绥寇纪略》只写出红娘子的身份、与李岩结合的经过,但是并无提及红娘子后来的结局;金庸却在《碧血剑》第二十回交待了红娘子最终随李岩“自刎”身亡的结局,除了突显李岩与红娘子之间的深厚感情外,也更符合红娘子“英风爽朗,豪迈不让须眉”的性格与“女侠”的身份。两相比较之下,红娘子的形象在《碧血剑》中前后统一,比起《绥寇纪略》更加完整。
红娘子人物的来由,显然源于吴伟业《绥寇纪略》一书,金庸在《碧血剑》中关于红娘子生平的文字,大有可能便是改写自《绥寇纪略》。然而,红娘子却与李岩一样,都是子虚乌有的虚构人物,红娘子是个依附在李岩身上,才出现的角色。[4](P91-105)不同的是,李岩源自小说家懒道人的创造,而红娘子则是吴伟业据传说增添的人物。
三、《碧血剑》中相关情节之考索
《碧血剑》一书,除了李岩来自懒道人《剿闯小说》的创造、红娘子源于吴伟业《绥寇纪略》根据传说增添外,在情节方面,如第五回袁承志、黄真等人赈济温州石梁百姓、第十八回阿九被崇祯挥剑砍断手臂、第十九回闯王入北京城射箭等,也是有所本源,而由金庸运用生花妙笔加以改写而成。
(一)袁、黄赈民
沿袭于懒道人《剿闯小说》的《定鼎奇闻》,对于李岩赈济百姓的文字,基本上依旧袭用,于小说而言,套用人物情节原是无伤大雅的事情。但是,《定鼎奇闻》中李岩赈济灾民的一段文字情节,因为被计六奇《明季北略》一书所采录,而间接地又被金庸在《碧血剑》第七回中,运用巧思妙笔化用在袁承志等人身上:
四人来到温家,只见乡民云集,一担担白米从城里挑来……温方达当下请黄真过目点数,然后一斗斗的发给贫民。四乡贫民纷纷议论,都说温家怎么忽然转了性。
金庸在《碧血剑》中,将《明季北略》中李岩赈济之事,巧妙地转介到袁承志、黄真等人身上。李岩赈济百姓之事,变成袁承志、黄真等人强逼石梁五老中的温方达,赈济一千六百石白米予当地百姓,来解救四位兄弟被袁承志所封闭之穴道。
计六奇《明季北略》抄录《定鼎奇闻》的文字并不止此。蓬蒿子在《定鼎奇闻》第五回“李自成纠凶谋叛李公子发粟赈饥”,创作了一首署名李岩的“劝赈歌”,也被计六奇《明季北略》抄录。金庸在《碧血剑》第七回“破阵缘秘籍藏珍有遗图”中,根据《明季北略》一书,将这首署名李岩的“劝赈歌”完整引录,并改由袁承志的大师兄黄真来唱:
黄真见温方达认真发米,虽知出于无奈,但也不再加以讥诮,说道:“温老爷子,你发米济贫,乃是为子孙积德。有个新编的好歌,在下唱给你听听。”放开嗓子,唱了起来:
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
米价升腾增数培,黎民处处不聊生。
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
釜甑尘飞爨绝烟,数日难求一餐粥。
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
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归泉壤埋。
骷髅遍地积如山,业重难过饥饿关。
能不教人数行泪,泪洒还成点血斑。
奉劝富家同赈济,太仓一粒恩无既。
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
天地无私佑善人,善人德厚福长臻。
助贫救生功勋大,德厚流光裕子孙。[3](P289-290)
上引《碧血剑》中的“劝赈歌”文字,虽然是根据计六奇的《明季北略》一书而来,然而由于计六奇是取源于小说《定鼎奇闻》,因此,可以说《碧血剑》是间接取材于蓬蒿子的《定鼎奇闻》。
(二)阿九断臂
金庸在《碧血剑》第十八回“朱颜罹宝剑,黑甲入名都”中,描写崇祯砍断阿九左臂一段情节:
(崇祯)接过阿九手中那柄金蛇宝剑,长叹一声,说道:“孩儿,你为甚么生在我家里……”忽地手起剑落,乌光一闪,宝剑向她头顶直劈下去。
阿九惊叫一声,身子一晃。袁承志大吃一惊,万想不到崇祯竟会对亲生女儿忽下毒手。……。
崇祯提剑正待再砍,袁承志已然抢到,左手探出,在他右腕上力拍,崇祯那里还握得住剑,金蛇剑直飞上去。袁承志左手翻转,已抓住崇祯手腕,右手接住落下来的宝剑,回头看阿九时,只见她昏倒在血泊之中,左臂已被砍断。[3](P766)
金庸此处用了将近三百字刻画场面,对比懒道人的《剿闯小说》,却仅有“时长公主年十五矣,在侧悲啼。皇上欲杀之,手不能举。少顷,连砍二刀,闷绝于地”31字,《碧血剑》无论在人物、对话、动作的刻画,较之《剿闯小说》,更见细丽。《剿闯小说》对于长公主的文字仅止于此,而《碧血剑》则于后又交待阿九为袁承志救出,被木桑道人收为弟子,“成为清初一代大侠”。[3](854)
稍后于《剿闯小说》的《定鼎奇闻》,在第十回“崇祯皇泄露玄机,张真人祈禳妖孽”也将长公主断臂一事,写入书中:
(崇祯)看见长公主也是大哭,皇爷便要砍死他,手不能举。停了半晌,猛地狠下一刀,公主将手来遮掩,一臂已被砍断,昏晕仆地。……尚衣监太监何新与宫人救醒,要送出宫门,公主道:“父皇赐我死,我怎敢偷生。”何新禀道:“今贼已将入,恐公主遭他的荼毒,且至国丈府中躲避几日,再作计较。……。”
《定鼎奇闻》的文字与《剿闯小说》大致相同,只是《剿闯小说》写至长公主“闷绝于地”而止,并无交待长公主断臂后的情形;《定鼎奇闻》却写长公主被崇祯砍断一臂,“昏晕仆地”,随后在第十四回“恶党向逆闯陈言,公主梦先皇杀贼”,又增添了长公主逃进周国丈府中躲避,梦见崇祯“披发仗剑,逐杀闯贼”一段文字,使得长公主的人物形象更趋丰富、完整。
检考史籍文献,长公主断臂一段文字,也被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吴伟业《绥寇纪略》、计六奇《明季北略》以及《明史》等袭取改写自《剿闯小说》、《定鼎奇闻》。其中《绥寇纪略》、《明史》所记简略,且无何新救长公主避走国丈府一段情节,《明史纪事本末》、《明季北略》二书较详,且文字大致相同,姑以《明季北略》所记观之:
召长公主至,年十五矣。公主号哭不已,上叹曰:“汝奈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挥刀。(公)主以手格,断左臂,闷绝于地,未死,手栗而止。……。尚衣监何新入宫,见长公主断臂仆地,与宫人救之而苏。公主曰:“父皇赐我死,何敢偷生。”何新曰:“贼已将入,恐公主遭辱,且至国丈府中避之。”乃负之出。
长公主“年十五矣”,源自《剿闯小说》,断臂、避走国丈府等情节,却是《明季北略》取用于《定鼎奇闻》的文字,并且将长公主断一臂,改写为“断左臂”。对比金庸《碧血剑》与计六奇《明季北略》二书,可以明显看出《碧血剑》中阿九断臂的文字、对话等,是改写自《明史纪事本末》及《明季北略》二书,并非径取自《剿闯小说》与《定鼎奇闻》两部明清之际的小说。然而,由于《明季北略》等书取材自《剿闯小说》、《定鼎奇闻》,因此,《碧血剑》中阿九断臂事,实源自小说,而非史籍。
(三)闯王射箭
此外,金庸《碧血剑》第十九回“嗟呼兴圣主,亦复苦生民”中,闯王攻取北京城后,在奉天门射箭一段情节,亦是源自懒道人《剿闯小说》的第二回“北京城文武偷安,承天门闯贼射箭”。《碧血剑》第十九回写道:
他(闯王)转头对袁承志笑道:“你是承父之志,我是承天!”弯弓搭箭,飕的一声,羽箭飞出,正中“天”字之下。他膂力强劲,这一箭直插入城墙,众人又是一阵欢呼。
《碧血剑》此段文字,呈现出闯王的豪情与膂力神箭,但是在《剿闯小说》中闯王射箭一节,却是暗藏天命所归的谶语:
初闯贼入都,持箭在手,自恃百发百中,射长安牌坊,祝曰:“若射中间(门)字上,天下太平。”一箭射在天字空中,宋军师(献策)姑慰之曰:“射在当中,以淮为界,中分天下。”其实为空虚之处,后来一旦成空,乃必亡之兆耳。
懒道人《剿闯小说》写作闯王射箭一事,点出天运所在,非人力可变,与时人的历史观念相同。类似的记载亦见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计六奇《明季北略》二书,《明史纪事本末》记载:
自成自西长安门入,弯弓仰天大笑,手发一矢中坊之南偏。至承天门,自成顾盼自得,复弯弓指门榜语诸贼曰:“我一矢中其中字,必一统。”射之不中,中天字下。自成愕然,牛金星趋而进曰:“中其下,当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笑。
此段文字根据《剿闯小说》,并且又增添了许多文字,显得天命思想更加浓厚,较之《剿闯小说》更接近小说文字。《明季北略》所记的文字虽然与《明史纪事本末》略有不同,然而天命所归的思想,仍然存在:
(自成)望承天门射之,暗祝曰:“若能一统江山,正中天字中心。”箭发中于旁,不悦。牛金星曰:“欲代大明承天,如何反射天也?适进大明门,何不射大明二字?”
《明史纪事本末》、《明季北略》根据《剿闯小说》的文字,并加以增删改写,更加凸显闯王射箭不中与天命思想结合的意味。然而到了金庸的《碧血剑》,却将这段文字情节重新改写,删去谷应泰与计六奇在书中表现的天命观,使得闯王射箭不中与天命所归的思想,荡然无存。虽然《碧血剑》取材自《明史纪事本末》、《明季北略》二书,但是金庸在《碧血剑》中却将此段文字重新改写,除了凸显出金庸进步的历史观念,清楚认识闯王之败,与天命所归并无必然之关系之外,亦见金庸对于历史材料的取舍,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选择,并非一成不变地加以套用。
四、结语
本文在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下,以金庸小说《碧血剑》为题,对《碧血剑》中的人物、情节等素材来源加以考察,发现《碧血剑》中的人物如李岩、红娘子等,基本是参考自吴伟业《绥寇纪略》、计六奇《明季北略》及《明史》等史籍改写而成,而《绥寇纪略》、《明季北略》、《明史》等又取材自明清之际懒道人的《剿闯小说》、蓬蒿子的《定鼎奇闻》以及清江左樵子的《樵史演义》。此外,《碧血剑》有几处情节,也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吴伟业《绥寇纪略》、计六奇《明季北略》等书改写而成,而诸书所记文字也是抄取自懒道人的《剿闯小说》、蓬蒿子的《定鼎奇闻》二部小说。
《剿闯小说》、《定鼎奇闻》及《樵史演义》三部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因为《绥寇纪略》、《明史记事本末》、《明季北略》等书的抄录袭取,《明史》又不加细察,将之写入正史,遂令三百年来的读书人信以为真。到了金庸创作《碧血剑》一书时,又据《明史记事本末》、《明季北略》等史料择要改写,辗转化用。虽然,《碧血剑》一书使得李岩、红娘子、长公主阿九与李闯王的事迹,更为世人熟悉,然而人物与情节的来源,是虚构自明清之际的小说,却并没有为人所注意。金庸小说《碧血剑》改写自明清之际及清代的史籍,而史籍又是取材自小说,由此观之,金庸武侠小说与中国古典小说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虽然金庸在访谈中提及:“《侠隐记》一书对我一生影响极大,我之写武侠小说,可说是受了此书的启发。”[6](P204)如果说金庸受到《侠隐记》的影响而写武侠小说,那么,透过本文对《碧血剑》中人物与情节的溯源来观察,则其小说语言、人物、情节等方面,无疑与史料典籍和中国古典小说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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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龚 敏(1975-),男,安徽人,台湾中正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原载:《唐都学刊》2004年3月第20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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