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一生中较长期的工作,只有两个:一是,给自己打工。从1959年创办《明报》到1994年退休,服务《明报》三十五年;之前,为老板打工,为《大公报》工作十年多,1947年进入,1958年离开。金庸的《大公报》十年,对他《明报》三十五年,有奠基之功。
傅国涌认为金庸不是一个“伟大的报人”,这我赞同。但,面向仅1000平方公里上约四百万市民,没有哪个报人可以办出一份“伟大”的报纸,也没有哪份报纸可以成就一份“伟大”的报人。这一点,似尚非傅先生思虑之所及。
王芸生50年代在港主持《大公报》,这份报纸后来一直延续着他定的方向,其报格比《明报》更低,而不是更高。“转向”之前的王芸生,其表现并不差于前辈张季鸾、胡政之。我们不能由此推论,假如张、胡二先生在20世纪后半期的香港办报就会像王芸生一样,比金庸做得更差,但断言他们必然比金庸有更佳表现也同样不靠谱。
时势使然。张季鸾胡政之是“伟大的报人”,金庸不是,这是事实。把事实表达清楚就可以了,没必要拿一方去踩低另一方。
金庸一直是志在天下的。有机会办一份报纸,左右举国舆论,影响国家进程,我认为他所能获得的成就感,远在多赚一倍钱以上。《大公报》也不是不赚钱的,“钱越赚越多。1926年复刊时的资金是五万元,1936年创刊上海版时,报馆资财已核算为二百万元,十年间翻了四十倍。”(引自徐铸成《报海旧闻》,下同),《大公报》盈利增长的速度,可能还在后来的《明报》之上。然而,将此时的《大公报》风格移植到金庸办报时期的香港,就行不通了,报社八成是要倒闭的。
要论“文人办报”,金庸比《大公报》诸子更纯粹。吴鼎昌是何等人物?入民国后历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四行储蓄会”总经理,第一等的大财阀。1926年,“由吴鼎昌拿出五万元,除接盘房子、设备用去一万多元以外,全部存着作基金,准备赔上三年”,金庸与同学沈宝新1959年创办《明报》时,哪有如此雄厚的资金支持?他们所能拿出的,不过自己一点可怜的私蓄。“《大公报》的成功,得力于吴鼎昌的钱,胡政之的经营,和张季鸾的一支笔”,《明报》要想成功,能靠的,却只有沈宝新的经营,和金庸的一支笔,没钱!《明报》在创办之初,商业味道重了些,可以理解,未必就品格更低了。
傅国涌说“伟大的报人必须要付出,但金庸做不到,他都要得到”,金庸数十年间经营一份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明报月刊》是“付出”;为了《明报》的长远发展,没有将报纸卖给出价最高的收购者,为此损失了几亿元,更是“付出”。看金庸1959年后对报业的投入,得不出他要是有条件面向全国办报不能成为“伟大报人”的结论。
金庸不能成为“伟大报人”,不因他的“商业心机”,而因“政治情结”。张季鸾1920年在日本主编《夏声》杂志,鼓吹革命,而不入革命组织“同盟会”,因为他初入新闻界,“已决心以新闻为终生事业”。我不认为金庸1946年加入《东南日报》时有同样的决心;甚至,我怀疑金庸进入新闻界本来就有以此为跳板投身政界的打算。从清末到民国,此路一直很通。以办报起家,终成政坛大人物,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金庸表叔蒋百里1938年对记者陶菊隐就说过:“现在国家的中坚人物,哪个不是新闻记者出身?”(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
易代之际,金庸终于因为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有利于新朝的文章而得外交部顾问梅汝璈赏识,有了从政的机会。金庸没怎么犹豫,已将新闻业弃如敝屣,欣然北上求职。结果不顺,仕路既阻绝,金庸才重返《大公报》,后办《明报》。视《明报》为“我毕生的事业和荣誉”,在金庸,是被逼处此,不得已也。
张季鸾与金庸易地而处,未必比金庸做得更好,金庸确有成为“伟大报人”的潜质;但金庸要是在张季鸾的年代办报,却难全始全终,为此,唯此,金庸终与“伟大报人”无缘。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