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人相当讲究排座次。谁先谁后，是一门微妙的学问。中国文学史上，有着诸多并称，如李杜、元白等，这些并称的由来，往往有稽可考。而在武侠界，尽管“金古”并称，人所共知，但成于何时？受何种运势使然？却也说不清楚。
古龙自1960年开始创作武侠，但直至1965年《绝代双骄》连载于金庸所办《武侠与历史》杂志，金、古才发生交集，也正是此书和次年发表于华侨日报的《武林外史》，为古龙在香港赢得了声誉。
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古龙求新求变。他引入侦探推理改造武侠，情节奇诡，文风丕变，谱写出别开生面新篇章，很受读者喜爱。一时间鼓动风潮，不少港台武侠作家私淑其笔法，古龙文愈显名愈彰。
1967年3月18日，金庸与人合办新加坡《新明日报》，为助新报打开市场，金庸将新作《笑傲江湖》和古龙新作《名剑风流》一起交由新明日报创刊号独家首发。这是“金古”首次联袂登台，金庸对古龙的推赏不言而喻。1972年9月23日，《明报》刊登《鹿鼎记》结局一期，文末有一段“预告”称：“金庸新作在构思中。明日起刊载古龙新作《陆小凤》，该书故事曲折，人物生动，情节发展在在出人意表，请读者诸君注意。”金庸选定古龙作为他“封笔”后的“接班人”，大有“我老将休，付子斯文”意味。
以当时小说影响而论，古龙虽已坐上武侠第二把交椅，但还远未到可与金庸“并立称雄”的地步。古龙在文体上自有创新的功业，可武侠的福尔摩斯也决定了古龙的上限有限。
笔者审视两家，不免觉得金庸上至烹龙煮凤，下至野菜团子，什么都搞得头头是道，有滋有味，而古龙则像做不出满桌酒筵的名厨，只能烧几道拿手的招牌菜肴。何以后来骎骎然与金庸“并驾齐驱”？
想来自当别有机缘。作家地位高低是由作者创作史和社会接受史等多种合力，日积月累造就的，往往需要某种运势来一锤定音。稽之往史，笔者认为1976年至1982年的古龙影视，尤其是古龙电影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
古龙曾在《风铃·马蹄·刀——写在〈风铃中的刀声〉之前》一文中说：“作为一个已经写了二十五年武侠小说，已经写了两千余万字，而且已经被改编了两百多部武侠电影的作者来说，想求新求变，想创作突破，这种欲望也许已经比一个沉水的溺者，想看到一根浮木的欲望更强烈。”这段话道出了他“求新求变”的创作观和抱负，也看得出他对作品改编成两百多部电影，颇为自负，将之提升到与原著作等量观的高度。
二
香港是电影工业之都，号称“东方好莱坞”。在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电影长期是民众的主要娱乐方式。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电影开始迈入黄金时代，走上了感官刺激之路，功夫片、武侠片、风月片和艳情片大热，时人谓之“拳头”加“枕头”。
正是这时，业内人士发觉与金庸那些大部头相比，古龙小说更适合改编成电影，其受侦探推理小说影响甚大，短句对白与快打交织成章，更借鉴电影分镜手法营造场景气氛。乘着时代热潮，古龙小说被搬上银幕。
1971年，严俊执导的《玉面侠》打响了古龙武侠片第一枪。但真正使古龙成为港台电影圈“大红人”，还得是导演楚原。1976年，楚原拍出《流星·蝴蝶·剑》，主打奇诡、悬疑、人性、人情，与其它武侠片风格迥异，开创奇诡武侠片新路，引爆了香港电影票房。楚原自此掀起了改编古龙小说的热潮，至1982年共拍了18部古龙武侠片。古龙原著、倪匡编剧和楚原导演结成了铁三角，票房历久不坠。
这期间，古龙还亲任电影编剧、监制及投资人，于1978年创办宝龙影业公司，改编自己作品，忙得不亦乐哉。1980年5月17日的《联合报》刊有《古大侠“乘胜追击”，孙嘉琳“再展功夫”》的报道，提及：“创业第一部影片《楚留香传奇》赚翻倒之际，古龙自然‘乘胜追杀’，第二部影片再请出‘胡铁花’助阵，联手出招攫取观众口袋中的钞票。……古龙，在片厂导戏，必灌‘威士忌’助威，‘练功’有成，一声‘开麦啦’，将‘楚香帅’刘德凯、‘胡铁花’田骏一大批武林侠客，吆喝来，吆喝去，威风凛凛，俨然‘武林至尊’之慨。”
金庸影视改编之路，早期颇为坎坷。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岭南英雄”当道，武打片风头全被“黄飞鸿”系列电影等占尽，金庸片更像那陪衬红花的小绿叶。进入七十年代，又遭到李小龙功夫片和古龙武侠片压制。1968年至1974年间，更是惨淡到仅有一部不伦不类混改神雕和天龙的《太阴指》上映。1974年（一说为1975年），楚原“想拍《天龙八部》。开机前，方（逸华）小姐撕了通告不让拍，去了办公室问我：谁让你拍《天龙八部》的，亏本了你可以赔吗？楚原你根本不会拍电影！”可见当时邵氏公司很不看好金庸电影的商业价值。楚原改编金庸小说无望，才在倪匡建议下改拍古龙电影。
1976年至1982年期间，港台改编的古龙电影达75部。而金庸电影仅约20部，虽不乏胡金铨、张彻和楚原等名导，但票房远不及古龙。他们都遇到了改编难题——金庸小说“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面对整体性很强的小说，电影改编如何选取片段，如何以电影语言阐释原著神韵，让人物、情节和神韵相得益彰，是横亘在众人面前的大山。同时，1979年前，金庸小说在台湾遭封禁，香港出品的金庸影剧不能到台上映，在台改编亦受阻，仅有台视通过化名方式拍摄了一部电视剧，这极大地限制了发展空间。
面对古龙电影的凶猛势头，让金庸方面松口气的是，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彩色电视兴起，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也随之登场。1976年，佳视《射雕英雄传》是香港电视史上第一部金庸剧，收视率突破百万，每四个港人里有一人看过。尝到甜头后，佳视又制作了《神雕侠侣》《碧血剑》《雪山飞狐》《鹿鼎记》，TVB也不甘示弱，拍摄了《书剑恩仇录》《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亚视则推出了《白马啸西风》。这些电视剧，与同时期的古龙电视剧数量接近，其中也有佳作，但若论当时影响，仍是不及古龙剧，电视剧《陆小凤传奇》获纽约国际电影电视节银奖，《绝代双骄》则获金奖。1979年的《楚留香传奇》更是在港台引起巨大轰动，成为现象级作品，而金庸方面出现这种电视剧，要待1983年《射雕英雄传》了。
1976年到1982年这七年间，古龙小说商业价值如日中天，港台改编的影视作品达84部之多，平均每月一部，密集地投向观众，反观金庸影剧才约30部。其改编之频繁，可谓空前绝后，既完胜金庸，也压得其他武侠名家黯然无辉。
但由于片子类型固化，盛极一时终有头，后期已出现票房颓势。1985年邵氏公司宣布停拍电影，经营重心转移到TVB电视剧，香港影视业迎来历史性变革，古龙也在同年去世，古龙电影受到重创，再也没有经典的影视作品问世。后又在九十年代上半叶的香港武侠电影复兴浪潮中，败于金庸，自此一蹶不振。
八十年代，香港进入回归过渡期，金庸小说饱含的国族想象及身份认同，与时代思潮不谋而合，商业价值大增。此时，金庸已完成作品修订，乘着在台湾和内地解禁的春风，打通整个华人世界，掀起了持续四十多年的金庸影视改编潮。
可即便如此狂飙，金庸影视作品总量仍远不及古龙。目前可考的古龙影视作品约为200部，古龙依然是作品影视改编次数最多的中国作家，这项记录他已经保持了四十多年以上，或许再过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金庸才能追上。在世人眼中，金庸影视热度比古龙高出一大截，那其实是后观之见。
三
现下，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记录，感触到古龙影视鼎盛期那烈火烹油之势。1976年至1982年期间，以影视改编次数和票房影响而论，古龙远超金庸等同侪。古龙电影一家独大，成了武侠片的代名词。古龙也在港台娱乐圈呼风唤雨，叱咤一时。更多民众藉由影视认识了古龙，也加深了古龙是武侠代表作家的共识。故在时风鼓煽下，“金古”并称最终定格，便是很自然的事了。
但福祸得失往往相依，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古龙在电影改编取得巨大商业成就后，变得无心写稿。以《陆小凤》为例，前五部载于明报，古龙特别用心，一口气写了两年半，全无代笔和断稿，部部佳构。而到了1978年开始创作的第六部《凤舞九天》及1981年开写的第七部《剑神一笑》，已不在明报连载，均出现断稿和代笔，水准滑坡严重。
当古龙在光影世界逐光，大放异彩时，金庸在干什么呢？这位老电影人沉潜在文本世界，花费十年光阴修订旧作以求完善，至1981年完成了36册修订版《金庸作品集》的出版。
古龙身后，由于版权分裂，掣肘作品传播和商业化，加之作品良莠不齐和时代好尚等多重因素叠加，日渐萧瑟，其地位与金庸越拉越大，越拉越大，开始有了霄壤之殊。
可以说金古各得其时。古龙是幸运的，生前得享作品最大商业化带来的荣光，见证了金古得以并称。当年，古龙在推崇金庸之余，说出：“武侠小说还是已到了要求新、求变的时候”，就是想扛起武侠的大旗。论创作野心，古龙或许不在金庸之下。古龙也善于经营造势，但过度沉浸于商业光环和资本追逐，兼为酒色财气所伤，未能潜心打磨原著，留下了身后芜杂，成为一大遗憾。每思及此，怎不叫人扼腕。
今天，金庸小说已渗入国民认知，成为一种文化典范。1995年，冰心主编的《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开设“通俗小说的历史发展”专节，以金庸为主要讨论对象。1998年，国家教委高教司编定《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大纲》，将金庸列为香港代表作家之首。金庸将武侠小说抬进了“中国文学史”殿堂。文学史的编撰形成了一种惯例，其他武侠作家往往只能附在金庸之后简而论之。以“附骥尾”方式留名文学史，想来不能叫有抱负的作家称心。
沾染商业曾是贬斥武侠的一大说辞。实则一个作家地位的形成，既取决于作品能否沾溉当世，启益后学，产生文学层面的影响，也与商业化脱不了干系，文学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作品只有进入世人的消费层面，才能更广更快地传播。考察金古所遇的时代好尚和风云际会，才能更好地明白他们两位的升降浮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