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文化都需要制造“成人童话”，用以安顿人们被生计与名利折腾得疲惫惶恐、患得患失的心灵。武侠传奇作为中国人的“成人童话”，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它的主角是一些神乎其技、侠义心肠的人物，通常担当除暴安良、扶助弱小的责任，既满足人们的英雄情结，也寄托升斗小民对人间正义和安稳日子的希望，希望一个强有力而且道德高尚的人物出来为一方百姓维持秩序。因此，武侠传奇在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之中，一直是相当有市场的，与之相应，民间道德观、价值观的变迁，也在其中得到生动鲜活的展现。这一通俗文学类型发展到1950年代之后以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为代表的“新武侠”阶段，不仅融入了现代性的社会文化意识，更在文体上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新武侠小说一方面大量吸纳、消化了言情、推理等其他通俗文学类型以及西方“流浪汉小说”、“成长小说”等类型小说的模式和内容，另一方面也有意识的在通俗的题材、情节中融入了严肃主题和叙事技巧，扩大了武侠小说的创作空间，提升了武侠小说的艺术含量和文化内涵，拓展了武侠小说涉及的社会人性的深度和广度，也吸引了更广泛的读者群。因此，“新武侠”在继续担当“成人童话”功能的同时，也出现了向严肃文学靠拢的迹象。对于“新武侠”文体的形成，金庸的贡献和地位已得到公认，所谓“金学”，也渐为学术界接纳，从业余研究发展为专业研究，今天，金庸小说进入大学课堂，成为学术著作、学术研讨会的议题，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闻，但“金庸第三次修改”的消息一经传出，仍然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关注。时而透露出来的修改内容，以及与版权变更相关的种种传闻，从1999年开始，坊间的道听途说已持续了数年，如今，随着第三次修改版的正式推出，这一切终于尘埃落定了。
一、“新武侠”的余晖
这次修改，就武侠小说本身来说，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惊喜。之所以引人注目，不过是因为“金庸”的品牌效应，不过是“新武侠”业已建立起来的影响力的回声。
作家改自己的作品，不是什么稀奇事，尤其是对于最早以报刊连载方式发表的作品，事后作一些字句的推敲，理顺前后有出入的地方，那很自然，所以金庸的上一次修改并没有引起多少争议。这一次之所以不同，在于金庸修改了其中一些重要人物的情爱归宿，甚至重写了某些结局，颠覆了在读者心目中已成为经典的形象。从读者的观感来看，这些改变也许是令人震撼的，但就金庸对武侠小说这一文体的贡献来看，并没有新的突破。
把武侠小说从写故事、写武功发展为写人性、写社会、写文化、写哲学，是“新武侠”的最大成就。以一种通俗文学而成功地把历史反思、哲学观念、人性拷问、道德困境、浪漫爱情、武功境界、曲折起伏高潮迭起的故事、栩栩如生形象鲜明的人物融为一炉，吸引不同层次的读者，不能不说是中国武侠小说史上的一次根本性提升，形成了武侠小说这一文体的新特征、新规范，改变了武侠小说在文学格局中的位置，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化形象。此后武侠小说的创作队伍中虽然不断有新鲜血液注入，不断有成功作品推出，但对金庸那一代作者所开创的武侠小说的新格局，却没有真正的突破。金庸自己也不例外，段誉不爱王语嫣了，黄药师移情梅超风了，张无忌三心二意了……凡此种种，也许体现了金庸对于人性与爱情、历史与社会有了新的理解；修改版中人物的心理刻画也许更细腻，结构也许更圆熟了，情节发展也许更自然了，但对于武侠小说文体的发展来讲，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因素，并没有再次提升它的文学层次、文化层次。六七十年代以来的新武侠小说，已使这一文体发展到巅峰状态，再要有所突破，恐怕只有走偏锋了。古龙就走过这样的偏锋，得以与金、梁鼎足而三。一个有追求的作者，总会体验到创造的焦虑，超越前人，超越自己，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活儿。金庸的第三次修改，尽管颇见气魄，不再限于字句段落的修补，而是对人物情节动手术，但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在做一种完善的工作，似乎一个文物工作者，一边修补，一边缅怀、眷念曾经的辉煌，其目的是使过去以更完美的面目流传于现在，而不是重新开创新局面。当然，要求金庸再一次为武侠文学的发展提供思路，那是苛求，他的使命在30年前就已经完成，再度突破、另立山头，不是金庸那一代人的任务，而是步非烟们的任务了。
我们用“新武侠的余晖”来形容金庸自我完善的努力及其局限，也用它来形容武侠小说在文体发展上的停滞，这并不是说武侠文化失去了创造力，失去了市场。今天，武侠想象的活力已经转入视觉文化之中，影视、网游，塑造了一个个武侠的影像世界。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作为艺术表现的物质载体，语言的优势正在受到影像魅力的冲击，热爱武侠文化的人们把注意力和创造性从语言作品转移到影像作品，体现了这种冲击对武侠小说的影响。
二、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活动
新兴传播技术对文字作品的影响，并非都是负面的。至少，在大众传媒时代，读者的活跃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大众传媒搭建了诸多平民性的话语平台，使众多普通读者由沉默孤独的阅读个体，有机会成为热衷于交流、讨论阅读感受并通过批评、议论对文本进行再创造的群体性读者。文学作品固然是由作者创造的，但文学作品的意义，则是作者与读者的集体创作。读者对于此次金庸作品修改的种种反应，就生动地体现了这种集体创作的特征，可谓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活动的一个经典案例。
读者对作品的反馈，可能直接影响到作者的创作。大众传媒的便利，使读者对文学活动的参与更具深度，普通读者作为一种舆论力量，发挥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大。“金迷”凭借报刊和网络，形成了自己的圈子，《中国时报》“浮世绘”版有“金庸茶馆——金迷聊聊天”的专栏，网络上的“金庸茶馆”更是盛名在外，金迷留言已超过10万条。据说，金庸的某些修改，就接受了读者的意见，而对自己不认同的意见，则专门列出“新增注释”进行解答。可见，作者与读者互动，不仅是对作品意义的再创造，也是对作品文本的再创造。金庸的一再修改，不能说与读者数十年来有增无减的关注和业余研究兴趣毫无关系。
金庸的修改与读者对修改的评论，构成了有趣的互文现象。在金庸第三次修改过程中，每当有什么修改情节传出，读者总是迫不及待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在某网站做的调查中，黄药师与梅超风的师徒恋，段誉与王语嫣的分手，以及张无忌在几个女子之间的三心二意一直持续到最后，期待来一个“五人行”的大团圆，分列“读者最无法接受的情节修改”的前三位。显然，这些修改都是对旧版中“一对一”矢志不渝的爱情模式的放弃，而读者最大的不满，也正是在这里。“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是我们的梦想，既然现实中无法实现，我们就不想让梦想也被破坏”［1］，“原先痴痴傻傻又有些可爱的段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被王语嫣拒绝了几次就放弃了的花花公子”［2］，读者如是说。可见，读者对修改的抗议，是对自己认可的人物形象及其背后价值观的维护。“多少年来，我已经对小说的故事和情节了如指掌，更是把其中的人物当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刻骨铭心的阅读体验和个人体验奇妙地融合在一起。”［1］甚至有读者在网上建议成立“修订版罢读联盟”，以保持原版的权威性，看来，读者的抗议，也是对自己参与创造而生成的作品意义的维护。在第三次修改版正式推出之际，这些来自读者的有代表性的观点，已经与作品本身构成一个整体，作品的意义，将由这难以剥离的两部分共同生成，如同《红楼梦》与“脂评”已是一个整体。只不过，发达的大众传媒带来的快捷交流，使这种“写”与“评”的互文性整体，比《红楼梦》的时代更具丰富性、集体性、流动性。
读者的积极参与，尤其是在作者之外对作品意义的塑造和占有，是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活动最突出的特征。所以，围绕金庸作品修改的争议，以及各类媒体的争相介入，不止是一种文学现象，更是一个富有时代色彩的文化事件。
三、崛起的世俗性观念
读者的不满表达了某种文化怀旧的心态，表达了对理想主义的留恋，要求拥有借文学做梦，为不尽如人意的现实寻求补偿的权利，那么，根据情节更改去揣度金庸的意图，则会发现对理想主义的解构，对人性弱点和世俗性价值观的宽容，以及贴近现实，宁可煞风景也不提供童话的创作态度。
在旧版中，黄药师一生只痴情于一个女人，即使她已经去世近20年；段誉对“神仙姐姐”一见钟情，从此心无旁骛，即使她心有他属，对段誉的痴情长期不作回应。而在修改版中，这些爱情都被染上了人间烟火：鳏
居的东邪对自己的女学生产生了暧昧难言的情愫，不那么纯粹，不那么绝对的感情，似乎更符合人情之常。与之属于同一类型的，是修改版《碧血剑》中的袁承志，他对阿九的态度，由原来的以礼自持，改写为坦承爱意，于是只好在夏青青与阿九之间，在义与情之间举棋难定。段誉多碰了几次壁之后，也就放弃了单恋，金庸对此曾这样解释：“段誉很爱王语嫣，但她毫无反应，他觉得很不是滋味：我这么努力喜欢你，但你却始终无动于衷，那我们还是做个普普通通的朋友算了。”［3］知难而退，相较于非卿不可，在芸芸众生的男欢女爱中似乎更具有普遍性；关于段、王结局的修改，网上还传有另一种说法，段誉倒是把爱情一直坚持到了王语嫣接受他的追求，却在日后的相处中，厌倦了她的唠叨与自恋，彻悟昔日执著容貌的迷思，最终撒手而去，这一桥段，仿佛是对人们戏言的“公主和王子结婚以后会怎样”的回答。无论金庸定稿于哪一种，段、王的爱情相较于旧版，都大大地世俗化了。
曾有研究者认为，金庸15部武侠小说中，《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是一个转折性的角色，金庸尝试了用一个浑身充满缺点的人物作为自己的主人公，在这种尝试的最后，则出现了《鹿鼎记》和韦小宝。有缺点的主人公，不圆满的结局，这样的作品倾向于表现现实而不是制造童话，倾向于世俗而不是理想。这样说来，对张无忌的修改，在金庸那里是早有伏笔的。旧版中，理想主义稍占上风，于是金庸成全了优柔寡断的张无忌在爱情上的纯洁性，与赵敏厮守终生，改版中，或许是承认了男性多多少少潜藏的“一夫多妻”情结，金庸笔下的张无忌向韦小宝靠拢了，“新版的结局虽然表面上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但却暗流涌动。故事结尾，张无忌表面上选择了赵敏，但仍然期待‘五人行’的大团圆，他不仅原谅了周芷若，还期待小昭放弃‘圣处女教主’，甚至幻想蛛儿‘说不定有一天又来找我这个大无忌’”［3］。虽有绮思，却不一定有机会付诸实行，修改后的张无忌的心理，比心无旁骛和到处留情这两种极端状况，都更具现实意味。
世俗性价值观的凸现，不仅能解释金庸的修改，也可以说明金庸的“不改”。据传，第三次修改中，修改最少的是《笑傲江湖》，只修补了行文与桥段的漏洞，没有对情节、人物动刀斧。为什么？恰是因为在金庸的所有武侠小说中，旧版《笑傲江湖》本身就是一部最能凸现世俗性价值观，从多方面解构理想主义的作品。主人公令狐冲的人生遭遇，是一个不断经历幻灭的过程。小师妹的爱情，师长岳不群的人品风范，江湖的正义，对正邪之分的信仰……一个接一个地坍塌，正义时常沦为野心家打击异己的托辞，道德不过是猎取名利的幌子，忠诚和友谊被利用，执著而纯粹的爱情导致死亡与毁灭，例如，东方不败始则因杨莲亭大权旁落，教政衰败，终则因杨莲亭一败涂地，身死敌手，又如岳灵珊对林平之的盲目，都暗含着金庸对这种爱情的微词。与之形成对照，《笑傲江湖》提供了另一种爱情模式：令狐冲对任盈盈的爱情，是在对晶莹剔透的初恋的执著随小师妹的渐行渐远而慢慢淡化之后，在长期相处的过程中慢慢滋长的，混合着爱慕、感激、亲情、依赖、责任，也许正因为杂，反而不会那么脆弱，对红尘烟火的薰烤和人间风霜的侵蚀更具有抵抗力，于是他们走到了最后。任盈盈的爱情，对令狐冲而言还是一种心灵的慰藉，是存在意义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惜取眼前人”，原来供奉在心灵殿堂中的种种信念都成虚无之后，总还留有这一点温存吧。古人说“借红巾翠袖，揾英雄泪”，现代流行歌曲里唱“即使我们生存的冰冷世界依然难改变，至少我还拥有你化解冰雪的容颜”，《笑傲江湖》飘然远引的结局，也就是这个意思了。令狐冲不是什么高蹈超然的隐士，而是代表着一种理想崩塌之后，人生还要继续，于是回归到朴素的生活本能的世俗性价值，追求一种安稳、平淡、温暖的生活。
随着社会关注重心日益转向经济和技术，人类社会整体上走向世俗化，进入后理想主义时代，这种朴素的生活本能，胸无大志的人生追求，不仅得到宽容，而且大有崛起之势。认识到陈义过高的道德要求只能带来虚伪，人性的弱点，世俗的欲望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认识到片面的理想主义是对人性与社会的简单化，是对现实的逃避，于是，对世俗性的认可反而成为一种清醒。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庸作品修改中呈现出来的世俗化倾向，就不单是个人兴趣，而是当下的社会文化氛围所致。
然而，认可世俗性有它的积极意义，并不意味着理想主义就全然失去了价值。读者的抗议之所以集中于这些最能体现世俗性价值的情节，就足以说明，现实生活再世俗，精神生活仍然需要梦想，文学仍然应该提供乌托邦。
从文学到文化，从武侠世界到人间百态，金庸小说的每一次出镜，总能引起广泛的话题，由此可见通俗文学在文化上的丰富性和创造力，它理应得到知识界的更多关注。
参考文献：
［1］ “金迷”抗议金庸改原著［EB/OL］．新浪网，http://ent.sina.com.cn/x/2005-12-08/0607921198.html，2005－12－08．
［2］ 明教de凉粉．浅评金庸对其作品的第三次修订［EB/OL］．新浪网，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376d4301000b3s.html，2007－10－14．
［3］ 郦亮．金庸对作品完成第3次修订 张无忌变成韦小宝第二［N］．青年报（上海），2007－0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