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金庸先生一直对他的小说再次进行修改，他的修改本也已经出版了，看得出他对自己的这些作品的确非常珍爱。本来，一位作家修改自己的旧作乃是他个人的权力和自由。但是因为金庸先生修改的是已为众多读者所广泛接受的武侠小说，尤其重要的是这次修改已经不仅仅是局部的修修补补，而是轰轰烈烈的结构性调整了。于是这一事件就引起了广大金迷们的强烈关注，从决定修改到修改本出版，金庸先生这个动作的每一步都在各大网站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金庸先生修改旧作并不仅仅是一个茶余饭后讨论的话题，它涉及到对于武侠小说基本定位的认识，还涉及到对武侠小说价值的评判。在此意义上，金庸修改旧作是值得学术界关注也理应引起我们更多思考的。

一、金庸小说有无必要再次修改

这个问题，是我首先要提出的疑问。

自然，任何一位作家都想让自己的作品尽善尽美，都想让自己的作品尽可能完美地流传下去，这大概是金庸先生在耄耋之年仍要修改自己小说的动力。我不同意有些人将此纯然看作商业行为，因为金庸先生不缺这个钱，更没有必要拿自己年过八旬的身体开玩笑。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我却不赞成金庸先生对其作品进行再次修改。理由是：

文学作品一旦发表，它就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财产，而且是社会大众共有的资产，无论是美是丑，“媳妇”已经见到了“公婆”，“她”早已成为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即使脸上有些“雀斑”，大多数家庭成员并不以此为怪，何况金庸先生的“女儿”如此受人喜爱呢？现在金庸先生再次修改他的小说，就像给自己的“女儿”重新“描红画眉”，让她再嫁一次，此举大概既不尊重“公婆”，也不尊重自己的“女儿”。不妨设想一下，一位画家会不会去修改自己年轻时候的作品呢？无疑，画家的创作经验越丰富，其创作技巧也越趋于成熟，对于自己年轻时候的作品也就越容易产生不满，但是无论如何他不会把已经发表多年的作品拿来涂去其中的部分或者多添几笔。既然如此，金庸先生又何必“悔少作”并大动干戈呢？当然，这并不是说小说文本一经问世就不可更改，但是这些修改仅限于个别不通词句的梳理和错漏的订正，如《射雕英雄传》中黄蓉的年龄、韦小宝的母亲究竟叫韦春芳还是韦春花等等。因为，在匆忙仓促间写作、请人代笔续书等似乎是武侠小说（乃至整个通俗文学创作）的通病，金庸先生也未能免俗。在金庸先生撰写武侠小说之初，尤其是在《明报》初创时期，他“在报馆工作很忙，不可能整个故事写，只能够一日写一段”，而“日日写”就难免有漏洞［1］。同时，金庸武侠小说也有他人代笔的部分。如1965年写作《天龙八部》期间，金庸先生因故赴欧洲旅行，但连载期间不能脱稿，便请倪匡代笔写了4万多字。但金庸先生毕竟是个写作态度严谨的作家，修订时把倪匡代笔的那一段删掉重写。在上述情形之下，

金庸小说难免泥沙俱下，所以金庸先生在1972年完成《鹿鼎记》之后，花了10年时间把全部作品逐字逐句地修订了一次，以求达到“完美”的效果。应该说，这次修订是十分必要的。“删改这些小说，第一：这些小说是过去在报上连载的，每天写一小段，有的写了二三年，前后一定有些不连贯，有漏洞，这是一定要补足的。第二：报上连载总是比较噜嗦些，出版单行本就把不必要的、冗长部分删掉很多。情节方面也是如此，删除不需要的，或者再补充一些进去。像《天龙八部》的前面两本等于是重写。”［2］ 它是金庸武侠小说走向经典化的必由之路（在修订上花费大量的心力，正凸现了金庸先生“自我经典化”的意向），而且金庸先生对连载版本的修订也得到了学者的肯定，正如刘绍铭所说，金庸先生“受了大众传播工具的报纸和读者的趣味限制，即使有志写文艺武侠小说，也无法施展抱负”，但一旦重新订正改写，就有可能成为武侠小说的经典，因为“既不在报纸连载，一来不必每天制造一个高潮，二来人物和情节的发展，该怎么写，不必投读者所好”［3］（33页）。也正因此，金庸先生上次对其小说的修改并未引起轩然大波。

但时至今日，金庸小说早已深入人心，在华人读者中获得了普遍的、高度的评价。而金庸先生在其小说影响越来越大后，又做出了再度修订，也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广泛关注。在接受香港《苹果日报》访问时，金庸先生称这次修订是用“逐字逐句”的方法，他解释这次修订作品是希望文字和内容“更加好”，而新版本面世后，旧版本即不再出版［3］（35页）。在《〈金庸作品集〉新序》中，金庸先生又提到，这次修订“改正了许多错字讹字以及陋失之处，多数由于得到了读者们的指正。有几段较长的补写改正，是吸收了评论者与研讨会中讨论的结果”［4］。联系金庸先生修改旧作期间不断爆出的种种传闻，不难发现，金庸先生这次修改自己的小说确实听取了读者（尤其是众多专家）的很多意见。金庸先生相信通过采用学术研讨会的意见作为修订基础，加上金迷及非金迷巨细无遗的“校正”，修订版不但可以把“漏洞”减到最少，而且其“艺术性”必然大为提高。更重要的，可能是作者认为参考专家学者的意见，并以类似“学术研究”式的严谨态度修改其作品，其作品的价值也就会增加，因为专家学者等学院中人的评论多以学术理论开始，旁征博引，如能把这些评论融合到作品中，就更能符合“经典”及“传世”的要求。但这些意见（即使是某些专家学者的意见）是否就是正确的呢？很值得思考。例如被炒得沸沸扬扬十分火热的金庸先生的两处修改，依我看都没有必要修改，一是《射雕英雄传》中“东邪”黄药师与梅超风的关系，二是如何处理《鹿鼎记》中韦小宝7个老婆的问题。

二、从《射雕》、《鹿鼎》看金庸小说第三版

在旧版《射雕英雄传》中，黄药师与梅超风的关系有什么不自然吗？黄药师清高、偏执，对妻子至情至性，对女儿呵护有加，是一个个性十分鲜明的人物。当然，黄药师之“邪”与其徒弟梅超风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正因为她与师兄陈玄风“学艺未成而暗中私通”，深怕师父责骂，相偕偷走九阴真经后逃出桃花岛，才导致黄药师的妻子为硬背“九阴真经”呕血而亡，引起黄药师大怒，迁怒于留在师门的其他弟子，将他们“一一挑断大腿筋脉，尽数逐出了桃花岛”。但是黄药师与梅超风毕竟是师徒关系，他们之间的恩怨是“家丑”，不允许别人插手，更不允许别人利用。故此在关键时刻，他们相互帮助、一致对外，十分正常。令人不解的是，黄、陈之间这种相当精彩又令人信服的关系却被修改。因为黄药师不让陈、梅两位得意弟子结为夫妇以及在他们逃走后迁怒于其他弟子这些情节曾经引起一些读者的疑问，他们认为单单是“性情古怪”并不足以解释黄药师的行径，尤其是无法解释为何陈梅二人私结夫妇之后“情知如被师父发觉，不但性命不保，而且死时受刑必极尽惨酷”。于是，金庸先生在新版中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金庸不仅完整地交代了“黑风双煞”陈玄风、梅超风在桃花岛上学艺、相恋的过程，还借黄药师抄写欧阳锋写给其小侄女的一句词“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明确点出了他对梅超风的感情，一改旧版中黄药师对妻子一往情深的形象。正因为黄药师对自幼收养的女弟子梅超风产生了一种超乎师生之外的暧昧感情，他才不许梅超风与陈玄风结为夫妇。

但是让黄药师喜欢上梅超风，这恐怕是大多数读者都难以接受的。尽管金庸先生一再强调，最初写《射雕英雄传》的时候，黄药师和梅超风师徒之间有点感情；又说其实自己早就有伏笔了，只是以前写得不明显。但是，写得“不明显”才是最有韵味也最能给读者留下想象回味空间的。连金庸先生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改，旧版中那一点想象的空间被点破了，也就没有余味了。而且，做这样大的改动，既修改了黄药师与梅超风师徒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他们两人的性格，还要理顺涉及到黄药师、梅超风、陈玄风等人的众多情节。这些人物的个性和小说的众多情节一动，也就很难说是修改小说，而更接近于重新创作了（最要命的是这种改动并不高明，也不可能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假如金庸先生把这种感情写得若有若无，或者只是黄药师对梅超风这个徒弟有所偏爱，甚至是连黄药师自己都不知道，直到了梅超风死了之后才发觉，这样既不必大动干戈，又能获得多数读者的认可）。

韦小宝有七个老婆，大概是最招致批评者对金庸小说（乃至对于整个武侠小说创作）非议的了。金庸先生动了修改的念头，恐怕多少也受到了这些非议的影响。“我经常收到年轻读者的来信，他们都说自己很喜爱韦小宝，还想模仿他。”金庸先生表示，这样的现象令他深感不安：“虽然小说不是社会教科书，但假如社会影响不好也不太好。”出于这样的忧虑，金庸先生想把《鹿鼎记》的结尾重新修改：韦小宝沉醉于赌博，被高手骗得钱财尽失，之后又遭老朋友背叛，险些被抓回北京面见皇帝。而在他人生最灰暗的时期，连过去情深意重的众老婆也接二连三离他而去……。但是，这个“悲剧下场”却遭到了很多读者的反对，而反对的理由也令金庸先生觉得不无道理：“很多人跟我说，《鹿鼎记》这部讽刺性的小说并不是为了给人教育，而是表现人性和情感的。在全世界有华人社会的地方，其实都有韦小宝这种人，他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一样，身上一直带着一种精神胜利法。我觉得中国人性格中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求生存，只要人家不打死我，我就能生存下去。”据此，金庸先生决定还是“放过”韦小宝，让他一直过着财色兼得的日子，因为“现实中这种人是不太会输的”。虽然还是从教育意义上作想，一度决定在《鹿鼎记》结局让主人公韦小宝人财两失的金庸先生，终于改变了主意，对《鹿鼎记》的修订就只改动文词不动内容。

读者议论多种多样，金庸先生大可不必理睬，更不必根据这些议论修改自己的小说。读者的这些议论有些是感想式的，有些就是没有真正读懂小说。就拿《鹿鼎记》的非议来说，不管这些非议是什么说法，其出发点都是一个：这是一个陈腐的一妻多妾的模式。用现代法制的眼光看，似乎确实是这么回事。但是《鹿鼎记》恰恰就不是一部宣扬法制、讲究道德的小说，而是一部消解既有文化、消解既有道德的反武侠小说。而且金庸小说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其自由立场和挑战权威的姿态而非教化功能，因为这些小说说到底仍然是通俗小说，是以大众的愉悦为目标的，不必向所谓“高雅小说”或主流意识形态靠拢，更不必向“五个一工程”奖看齐。就《鹿鼎记》而言，这是自《射雕英雄传》之后金庸先生萌发出来的逆向思维、追求真我的创作思路结出的最为丰硕的果实。《鹿鼎记》嘲笑的是顾炎武等知识分子狭隘的民族观念，嘲笑的是陈近南等人狭隘的忠义观念，嘲笑的是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产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揭露的是顾炎武、陈近南等人思想意识中的丑陋的一面，展示的是历史事件发生的很多偶然性和或然性。《鹿鼎记》所嘲笑的正是众多武侠小说包括金庸先生前期武侠小说所歌颂的人物和事件，揭露的正是众多武侠小说和金庸先生前期武侠小说所掩盖的人物和事件。所以说这是一部“反武侠小说”。韦小宝有七个老婆正是这种创作思路的必然结果。在正格的“武侠爱情观” 中，无论是“众女追一男” ，抑或是“众男追一女”，哪怕爱情写得再热闹，真正的大侠都是对爱情忠贞不二的，他心中的恋人只有一个。但韦小宝并不是什么大侠，而是一个讲义气、无原则的小流氓，他没有什么爱情，只有满足自我的欲望，他不是恋人一个，而是女人七个。一个小流氓做了武侠小说的主人公，他娶了七个老婆，不正是对正格的“武侠爱情观”的嘲笑和消解吗？这是写得相当合理和精彩的。试想一下，真要让韦小宝像杨过那样对爱情忠贞不二，挡住众多女性的诱惑，只娶一个老婆，那倒真是滑稽可笑了；再试想一下，如果小说最后让韦小宝的7个老婆离他而去，只留下他孤身一人，以达到惩戒和教育的目的，那么整部小说的创作思路就不顺畅了，其思想内涵也就会稀薄得多了。

《鹿鼎记》的另一意义是消解既有文化格局。如果说康熙代表着“庙堂文化”，韦小宝则代表着世俗的“亚文化”。而康熙对韦小宝是那么地投缘，韦小宝在庙堂中如鱼得水，他们看起来是君臣关系，实际上是文化关系。他们如此地融合，说明他们本来就是一种文化，所谓“庙堂文化”和“亚文化”不过是人为之分，再将它们分为上下、清浊，那就更无意义了。根据这样的思路，韦小宝有七个老婆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康熙的老婆比韦小宝还多。为什么康熙有那么多老婆可以理解而韦小宝就不行呢？那些批评者还是用既有的文化眼光和道德眼光看问题，所以他们没有看到这部小说的文化意义。

三、我不赞成金庸小说再次修改

其实，小说的情节和人物确实是不能随意动的，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关目”更不能动，牵一发而动全身。武侠小说发展至今，虽然读者极多，地位也提高了不少，但武侠小说作者心中的阴霾始终未去。即使是最受推崇的金庸先生，也认为武侠小说这一文类比起纯文学作品来低了一筹，这是他和其他作家心有不甘之处，同时也是他们的盲点。金庸先生花了不少心力修改其小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把其小说修改得更接近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而在其小说未被学术界接受的30年前，金庸先生是并不在意其作品是否被接纳为纯文学或高雅艺术的。在接受采访时，他表示：“我本人认为武侠小说还是娱乐性的，是一种普及大众的文字形式，不能当成是一种纯文学。”又表示：“我以为武侠小说和京剧、评弹、舞蹈、音乐等等相同，主要作用是求赏心悦目，或是悦耳动听。武侠小说毕竟没有多大艺术价值，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点来说，那是求表达一种感情，刻画一种个性，描写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和政治思想、宗教意识、科学上的正误、道德上的是非等等，不必求统一或关联。”［5］显然，当时的金庸先生对其作品还是既充满了自信又颇有自知之明的。而今天的金庸先生更应该相信自己当年写作时的感觉和判断。

更应看到文学史上的先例。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由于种种原因，巴金、老舍、曹禺等很多作家都修改过自己的作品。但是，学术界评判一位作家的文学地位，从来都是根据初版本而不是修订本说话。对巴金、老舍、曹禺是如此，对金庸先生同样如此。从学术研究和文学史评判的角度看，金庸先生这一次大规模地修改小说，最多只具有参考的价值。从金庸小说的研究计，当务之急，并不是要看到金庸小说的修改本（哪怕是最“完美”的定本），而是要看到金庸小说最初在报刊上的连载本和金庸先生更多的创作稿。这才是兼具作家和学者身份的金庸先生更应该思考的问题。事实上，现在困扰着金庸小说研究者们的首先是资料问题。比如，金庸先生各小说首刊于何时何报刊，止于何时，有无缺期或移往他刊，有无因故请人代笔，续完时如何处理，成册时如何处理，该小说修订时除个别词句修饰外有无涉及内容的改变？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金庸小说走向经典走进更多研究者视野的基础工作。

基于以上理由，我不赞成金庸先生修改书中的人物情节，尽管更正一些错误或者改动一些用字无可厚非，但情节上、内容上的修改却可能产生新的问题。从作者的角度看来，有些环节、人物现在看来或许是可有可无的，删去了或改掉了也不觉得遗憾，但是对于读者来说，这些部分也许是很重要的。在创作之时，作者的情感早已不自觉地渗入作品之中，如今再看的时候反会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如此写了，这是因为那份感情可能是埋藏在作者的潜意识之中。因此，在听取别人意见的同时，金庸先生更应该尊重自己当年处于创作爆发期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