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日之谜
金庸生于公历1924年3月10日，现下已成“社会共识”。各方皆以此为准，筹办“金庸百年诞辰”活动，便是不认同者，也不得不被这股浪潮裹挟其中。
实则金庸生日聚讼纷纭：光是年份就有“一九二三”、“一九二四”、“一九二五”三说，日期也有“农历二月初六”和“公历二月六日”两说。诸说交杂，不免使人困惑。
刘国重兄在《金庸评传》中，考证金庸生于民国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即公历1923年3月22日，农历癸亥年二月初六，属猪）。笔者认同刘兄的考证结论，但就部分材料的推断，仍有不同意见，试就此做一番补充，并谈谈1924年、1925年两个生年说，使金庸生日这桩公案更加明了。
先来梳理三种金庸生年说的由来：
二、支持1923年出生的材料
（一）金庸自述
1、2000年，金庸在自传体散文《月云》中说自己的小名“宜孙”是祖父取的，家里人叫他“宜官”。1997年，金庸对池田大作说：“可惜我出生不久，祖父就去世了。”（参见《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查文清三子查教忠、查钊忠和查懋忠（金庸之父）于1925年编印的《查公沧珊哀挽录》和族人编修的《海宁查氏族谱》，均记载查文清卒于民国癸亥（1923）九月廿二日。由此可知：金庸生于祖父去世之前，绝无可能生在1924年。
2、1997年，金庸接受新加坡《新明日报》采访，谈到：“我跟李光耀同年生，所以他退休不做的时候，我也是要退休不做了。”（参见韩咏梅《访问金庸》）而李光耀生于1923年。
（二）求学与工作档案
1、民国二十三年（1934）六月三十日，金庸初小毕业，海宁县立袁花小学颁发的《毕业证书》显示其年龄为12岁。
如按1923年出生，此时周岁11岁，虚岁12岁；如按1924年出生，此时周岁10岁，虚岁11岁。显然12岁是依据1923年生年得出的虚岁。
2、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有一份《东南日报社职工登记表》，为金庸在1946年11月23日亲笔填写的简历，“出生年月”一栏填写着“民国12年2月”，即1923年2月。
3、浙江省档案馆还馆藏了一份金庸1946年入职报社时填写的《东南日报社职工保证书》，金庸在年龄一栏亲笔填写了“23”岁。
由于相近填写的入职登记表已确立1923年生年，则保证书上的23岁是周岁。
可见在新旧交替的民国时期，既有虚岁计龄，也有周岁计龄。换算时，周岁通常比虚岁要小一岁，特殊情况下会小两岁。
上述书证、档案提供了金庸生年的早期提示。最早的记载通常最接近事实，以常理度之，一个人修改自己年龄，往往基于某种利益考虑，成年之前利益牵扯少，修改的必要性自然也小。
（三）亲友叙述
1、沈西城在《金庸逸事》中提及：金庸夫人林乐怡曾请他吃饭，席间告诉他金庸属猪，与他还有倪匡同生肖。
2、1999年8月26日，金庸大妹查良琇致信蒋连根，写道：“金庸是民国癸亥1923年出生在袁花镇太平村赫山房，属猪。”蒋连根还提及：1999年，他探望金庸小妹查良璇，她说：“二哥属猪，不会错的。”9月又探望金庸小弟查良钰，他也说：“小阿哥良镛是属猪的，生在1923年。”（2000年《人物》第7期刊登记者宾语、潘泽平撰写的访问记《金庸是我的“小阿哥”》，文中引述查良钰的话：“小阿哥良镛是属猪的。”）2008年前后，金庸大弟查良浩在电话中回他：“二哥良镛肯定是属猪的，不会是属鼠的。”
3、2014年，汤大友兄当面询问金庸的同父异母弟查良楠，得知金庸确实生于1923年3月22日。
4、“在查传倜的微信朋友圈，之前几乎看不到他发布与金庸有关的文图信息，只是会在3月10日这天集中发布几条与父亲有关的消息，然后给一众朋友反复解释，‘3月10日不是父亲的生日，他只过农历生日，他的生日实际上是每年农历二月初六’。”（参看2018年11月4日封面新闻《“爸爸，感谢五十多年，和你分享的美食！”金庸儿子查传倜泣别父亲》）
农历一九二四年二月初六，就是公历1924年3月10日。查传倜既然说：“3月10日不是父亲的生日”，足以证明1924年并非金庸生年。
5、2014年3月28日，《北京青年报》报导：金庸亲属查台传、查传竞出席“金庸武侠与中国梦——百度贴吧金迷群英会”活动时，透露金庸先生应该是92岁生日，而不是外界所说的90岁生日。以1923年为生年，按虚岁计算，2014年正是金庸92岁。
6、2018年，金庸逝世以后，张纪中特别向封面新闻记者说道:“金庸先生的年龄应该更正一下。金庸实际真实年龄，今年确实是95岁了，而不是许多媒体报道的享年94岁。在金庸年龄这个问题上，金庸生前几次和我喝茶时，他曾亲口对我说，他是猪年出生的，是1923年生人。希望媒体朋友再报道金庸先生时，能及时更正过来。”（封面新闻《张纪中：金庸先生出生于1923年，应是享年95岁》）
（四）海宁方面早年记载
1、海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年出版的《海宁人物资料》第2辑和90年代出版的《海宁文史资料》第46辑，均记载金庸生于1923年。
2、2006年，海宁查氏新修《海宁查氏族谱》时，拟定了一份“查良镛”简介，呈金庸审阅，金庸在简介打印件上，用笔做了修订，将“查良镛出生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二月初六日（西历3月22日）”删改成“查良镛出生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二月六日。”可见海宁查氏此前对金庸生年是持1923年说的。
三、支持1924年出生的材料
1989年7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剑丛编写的《香港作家传略》，记载金庸生于1924年。这是笔者所能检索到的1924年说的最早记录。当然，该书并非权威信息源，只能让大家明白1989年已经流传1924年生年说了。
1998年，金庸小说的版权商——香港明河社搭建了金庸官方网站“金庸网”（www.jinyong.com），网页显示金庸生于1924年。
那么，金庸生于1924年3月10日的“社会共识”，又从何而来呢？
2000年11月，严晓星兄参加北京大学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当面询问金庸哪一年出生？金庸答曰：1924年，又问生日二月六日是公历还是农历，答曰：“农历。”农历一九二四年二月初六，换算成公历就是1924年3月10日。
这就是金庸生于1924年3月10日的由来，经过互联网二十多年的传播，已成“定论”。中华书局2012年出版的严晓星《金庸识小录》即持此说。
但在2006年，海宁查氏新修《海宁查氏族谱》时，拟定了一份“查良镛”简介，呈送金庸审阅，金庸在简介打印件上，用笔做了修订，将“查良镛出生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二月初六日（西历3月22日）”删改成“查良镛出生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二月六日。”
这意味着金庸推翻了自己从前的说法，将生日定在公历1924年2月6日。据见过金庸香港居民身份证件的友人反馈，这个日期也是证件所载的出生日期。
面对这种情况，严兄斟酌再三，不得不改变自己以往的观点，在2021年新出的《金庸年谱简编》中，以1924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二）作为金庸出生时间。
四、支持1925年出生的材料
1981年7月7日，新加坡《南洋商报》刊登倪匡的《我所知道的金庸》，提到金庸生于1925年。笔者认为：倪匡系金庸挚友，非他人可比，当有一定的“发言权”，误记金庸生年的可能性很小，或许金庸曾将1925年作为生年。
1925年生年说，曾经也有一定影响力，一些出版物采此说，如1988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黄南翔、冯湘湘著《港台作家小记》、1994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王一川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上》均将金庸生年记为1925年。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信息的更新变得快捷，1925年说旋即退出大众视线，湮没无闻。
五、存疑难断的材料
1、民国二十五年（1936）七月，金庸高小毕业，海宁县立袁花中心小学颁发的《毕业证书》显示其年龄为13岁。
2、民国二十八年（1939）七月，金庸初中毕业，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颁发的《毕业证书》显示其年龄为16岁。
3、浙江省立衢州中学第3936号金庸学籍表显示：入学年月为“民国廿九年七月”，即1940年7月，年龄一栏填写着“17”岁。
民国四年（1915）公布的第一次《修正刑法草案》，明确了法律采用公历的周岁计龄法。但在那个新旧交替、战乱频仍的特殊时代，民间仍存两可态度，形成虚岁与周岁在民间与法律实操中并行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出于过渡考虑，对50年代颁行的一些法律如婚姻法等，在实操上，仍然允许以虚岁代周岁，可见虚岁的隐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由于金庸在民国时期的毕业证书、工作档案，有的以虚岁计龄，有的以周岁计龄。上述三则材料所载年龄，如果是周岁，则金庸生于1923年，如果是虚岁，则生于1924年。
4、1955年10月5日，金庸在《新晚报》发表《漫谈<书剑恩仇录>》，文中说道：“梁羽生弟是我知交好友，我叨长他一岁”。
叨长一岁，未必指恰好长他365日，也有可能是长1岁多。梁羽生的真实生日为1924年3月22日，身份证件所载的生日却为1926年4月5日。由于参照无法确定，是以既可得出金庸生于1923年，又能推出金庸生于1925年。或许1955年时，金庸已经对外使用1925年生年。
以上四则材料，尽管笔者倾向于以1923年生年下按断，但不得不正视它们的两可性。
六、艰难取舍
金庸生日出现分歧，有金庸本人的原因，他在不同场合，向不同人透露不同生日，令世人感到不解和无奈。也有民国时期，虚岁周岁混用的原因，令人难以推定。
笔者认同1923年说，即金庸出生于公历1923年3月22日（农历癸亥年二月初六，属猪），但也不反对旁人采信1924年说。
金庸早年使用过1923年生年，后来又为何改作1924年？
外人不得其详，也只能推测一二。
老一辈的人，基于求学、就业、逃兵役等考量，改动年龄是常有之事。与金庸齐名的梁羽生，真实生日是“一九二四年三月廿二日”，身份证件和墓碑所载却又是“一九二六年四月五日”。梁羽生晚年曾向陶钢解释：“我的生日是1924年旧历二月十八日（折合新历应为3月22日）。到了我18岁那年，为了逃避兵役，家父将我‘报小’两岁，在将农历折算新历方面，不知怎的，折成了4月5日。以后遂成‘定论’了。”（参见梁羽生2003年12月8日致陶钢书信。）这样的错误生日，本尊心中有数，但久而久之，已成定论，本尊也无可奈何。
还有齐白石这种为避流年而改年龄的，也不在少数。明报前员工石贝在《我的老板金庸》一书中，谈到金庸在长子自杀后，开始对相术算命之类深信不疑。刘国重兄进而推测：金庸或许出于命理的考虑，修改了自己的年龄。
有人不禁要问：有必要如此纠结金庸生日吗？
诚然，如果生年仅仅作为一杆召唤“金庸百年”纪念的大旗，那么他生于何年，确实无须计较。缅怀逝者，随时随地，本来也不必有待周年。
但金庸生年，是任何一部年谱、传记所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厘清生年，并非炫奇立异，而是想尽可能求实留真。如取舍不当，则覆在先生身上的一些行年世事难以自圆。是以面对生年分歧，编年谱、写传记，应当以一说为主而兼述他说。这些，宜为识者所鉴。
至于个别人士认为：不采信金庸最终改定的公历1924年2月6日生日，便是忤逆金庸。笔者想借陈寅恪的一句话置评：“此老迂腐之见，囿于时代，可不深论。”
金庸何时何故将生日修改为1924年，已难知晓。今人在评论前人时，应有“知世论人”的观念，当有“理解之同情”的心态。金庸一生历经坎坷，有着非常复杂的人生经历，在生日问题上，他必定有过难言隐衷。
真相或许有一天会大白，或许永远都不会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