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明河社的门口挂着金庸先生手书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先生的办公室是一个宽敞的书房，落地窗外，维利多亚港的无敌海景尽收眼底。书架上的藏书，其中一面是各种版本的金庸作品集，两岸三地的繁简体版外，还有多种译文。
金庸先生乡音未改，闲谈中多次提起家乡：“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我叫徐志摩、蒋复璁做表哥。陈从周是我的亲戚，我比他高一辈，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是钱学森的太太，是我的表姐，当年我到杭州听她唱歌。”现在常常一起吃饭的朋友是有同乡之缘的倪匡和陶杰，而美食家蔡澜是新加坡人，只对中国的潮州、福建、台湾以及东南亚的菜肴有兴趣，金庸先生对这些菜能不碰就不碰。
提起围棋，金庸先生谈兴甚浓。“围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之说，他颇为欣赏。“以前我兴趣最好的时候，请陈祖德、罗建文两位先生到家里来住。”而他与余英时先生的交往，多与围棋有关：“余先生喜欢下围棋，他棋艺比我好一点。他太太自称为‘围棋寡妇’，余先生老是下棋，没有时间陪她。”金庸先生笑眯眯地说，“余先生的岳父陈雪屏围棋下得很好，好像你要娶我女儿，先下一盘棋看看。”记者闻听这种“小说家言”，笑道：“听余先生讲，他和余太太陈淑平谈恋爱的时候，还不认识陈雪屏先生，是等到1971年结婚七年了才正式见到陈雪屏先生。”事后，记者为此事问过余英时先生，余先生听了哈哈大笑。
金庸先生提起老朋友黄永玉、黄苗子、郁风的旧事，感慨郁风过世了。对书画，他时有出人意表的品评，又提起启功先生：“启功来香港见我，我写几个字请启功先生教教我，他唯一教的就是：‘你绝不可以临碑帖。你的字有自己的风格，一学碑帖，自己的风格完全没有了。’我说：‘启功先生，你这句话是鼓励我。我碑帖没有学，但书法极糟。’”
金庸先生好奇心极重，不时主动问起记者访问过的学者近况。余英时、许倬云、金耀基的师承与学生的趣事，金庸先生听得兴味盎然。记者提起余英时先生的学生陆扬和金庸先生的老师麦大维(David McMullen)相熟，两人见面时曾细说金庸在剑桥大学研究唐史之事。又提起余英时先生现在戒烟，金庸先生说：“抽烟抽惯的人，要戒很难。邓小平当年见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年纪大了，人家劝我戒烟，我不能戒，戒了反而身体不好。’”
和金庸先生畅谈两个下午，恍觉曾经听说“金庸口才不好”不过是一种误会，原来只要是他感兴趣的话题，讲起来也像武侠小说一样引人入胜。谈话的焦点始终并非武侠人物，而是学界中人，南下香港的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远渡重洋的杨联陞、陈世骧、夏济安、夏志清，一一道来，如同江湖一样好玩。
到剑桥目的不是拿学位
时代周报：你在剑桥大学读书读得怎样？
金庸：剑桥大学先给了我一个荣誉博士，剑桥的荣誉博士很难的，排名在一般教授、院士之上，所以我再申请念博士，他们说：不用念了，你这个荣誉博士已经比他们都高了。我说：我的目的不是来求学位，是来跟这些教授请教一下，念书。后来校长就同意了。在剑桥念博士有一个条件，就是博士论文一定要有创见，如果是人家写过的文章，就不要写了。教授委员会有二十几个教授，他们要我提准备写什么东西。
我首先提到一个匈奴问题，因为中国学者认为在汉朝时，卫青、霍去病跟匈奴一打仗，匈奴打不过，就撤退到西方去。西方人就不同意这种讲法，认为匈奴是在东亚、西亚、中亚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个民族，所以跟中国讲法不同。我准备用中国的史料写关于匈奴的研究，有一位教授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专家了，他用匈牙利文讲了一些话。我说：我不懂匈牙利文，对不起，你讲的意见我不懂。他说：这个意见已经翻译成法文、英文了，如果你去匈牙利，我可以推荐你，你可以念三年匈牙利文再来研究这个问题。我说：我年纪也大了，再去念匈牙利文恐怕不行了。他说：你最好另外写一个问题。
我就想写一个关于大理的论文，因为我到云南去，大理送了我一个荣誉市民称号，送了我一块地：如果你喜欢在这里住，我们欢迎你。我说：我有一些研究大理的资料，也去过几次，我写大理成立一个国家的经过是怎么样的。大理是很好的，西方也不大了解。不过，有一个教授就讲了许多古怪的话，我也不懂，他说：这是藏文，本来南诏立国是靠西藏的力量来扶植的，所以大理等于是西藏的附属国，后来唐朝的势力扩张过去，才归附唐朝，大理跟西藏的关系是很深的。我说：我也不懂藏文。他也觉得写大理不大容易。
那么，我就考虑到中国考古学家从西安发掘出来的东西。以前说唐朝玄武门之变，兵是由东宫从北向南走，再打皇宫。我说这条路线不通的，为什么要这样大兜圈子呢？直接过去就可以。所以，我心想唐朝写历史的人，是在李世民控制之下的，他吩咐这样写就这样写了。我研究发现是皇太子和弟弟过来，李世民在这里埋伏，从半路杀出来，把他们打死了。历史上这条路线根本就是假的，因为李世民作为弟弟杀掉哥哥不大名誉。教授说：有没有证据？我说：证据就是发掘出来，东宫在这儿，皇宫在这儿，过去就方便了，这样大兜圈子不通的。我认为唐朝的历史学家全部受皇帝指挥，不但是唐朝，从唐朝、宋朝，一直到“文革”时候，所谓真的历史好多是假的，喜欢怎么写就怎么写。原来历史学家完全是皇帝叫你怎么写就怎么写，现在的历史学家还是一样，还是假的。好像开国大典的照片出来，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彭德怀这些人都在哪儿。后来彭德怀发生问题，彭德怀在照片上没有了，后来林彪发生问题，林彪在照片上没有了，彭真有问题了，彭真在照片上也没有了。
时代周报：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金庸：哪个人打败了，胜利的人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现在林彪慢慢恢复名誉，林彪就慢慢出现了。现代的照片都有假的，我说唐朝的历史也有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剑桥大学的教授就说：那你写这个问题好了，其中怀疑的地方必须要有历史根据。我说：中国历史上忠直的历史学家很多，但是假的历史也是很多的。所以我认为玄武门之变的那一段历史中有些假，那些教授就一致同意：这个问题蛮好的，而且在外国人中没有人提过，你把这个问题写出来。我的硕士论文就以玄武门之变为主要的内容：《初唐皇位继承制度》(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early Tang China)。得了很好的分数。
时代周报：现在你的博士论文准备写什么？
金庸：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写安禄山造反，唐玄宗派了他的儿子荣王去抵抗，后来这个荣王死掉了，历史上也没有讲为什么会死掉了，他手下的两个大将也给皇帝杀掉了，我说这中间一定大有问题，是太子派人把弟弟害死了，把两个大将杀掉了。我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把弟弟杀掉了，而且他占有军队，连父亲也不敢动他。
我的导师也同意。我就认为中国为什么缺少民主，从唐太宗开始，到宋元明清，都是所谓“枪杆里出政权”，哪个人兵权在手，就是哪个人做皇帝。我要在这上面发挥。我的导师就说：你这个意见蛮好的，可以写，尽量找点历史根据。外国论文好像跟中国论文没有关系的，外国人写论文，一定要有历史根据的，完全没有根据，自己想出来是不行的。我说：好吧，我会找根据。我的基本论点是中国的皇位从来不讲传统或宪法，宪法是讲皇帝的皇位应该传给嫡长子的，实际上是哪个有兵权，哪个会打仗，就传给哪个。中国是不讲宪法，讲兵权，外国也讲兵权，但是外国做得表面上漂亮一点。
时代周报：那你的博士论文规定什么时候要交？
金庸：博士论文本来规定要到剑桥去念的，一方面是我年纪大了，另外一方面我已经得到荣誉文学博士，地位比校长还要高。教授委员会决定我可以不在剑桥做研究，要研究中国历史，在香港也可以，在北京也可以，在西安也可以。我的指导老师麦大维年纪大了，已经退休了，他要等我两年，两年之内把博士论文写好。
时代周报：你原来在剑桥大学读硕士时住了多久？
金庸：我在剑桥大学真正读书差不多两年。在剑桥大学，本来我骑单车就很快过去，我太太说：年纪大了骑单车很危险，汽车也不大守规矩。所以要我坐的士去上课，坐的士就很贵，差不多一百块钱港币一次，也是她陪我去的。后来，我去一次，我的老师也会骑单车到我家里来教一次。
时代周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你过了80岁，还到剑桥大学去读书？
金庸：因为剑桥大学有学问的人多，教授虽然只研究一个学问，但是一门功课很复杂的问题他都了解。
时代周报：可是你在世界上很多大学都拿了荣誉博士学位和教授称号，还是那么感兴趣到大学读书？
金庸：我到剑桥，目的不是拿学位。我喜欢跟有学问的教授讨论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历史学家认为投向清朝的那些有学问的人是汉奸，现在我们的民族观念跟以前不同了，不大分汉族、满族，大家互相团结、互相帮助。我到北大演讲也主要讲这个问题。好像大家都是兄弟民族，我们汉族办得不好，你满族管管中国也不差的。
时代周报：听说你小说封笔后，有人问你有什么感兴趣的事，你说想写一本中国通史，现在还有这个兴趣吗？
金庸：我研究历史越多，就越觉得困难了，历史的观点也不同了。北京大学有一位教授苏秉琦先生，现在过世了，他说研究中国历史有两个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我们用汉族观点，你满族人来侵略我们，投向满族的人就称为汉奸。我的观点跟苏先生一样，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各种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一起发展。还有一个怪圈，他认为教条马列这种西方的观点来套到中国头上，是不对的，中国历史的性质跟外国历史的性质是不同的。马克思有一个观点我是很同意的：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因为经济问题，经济因素是很重要的。中国历史要经过五个阶段这一套，苏秉琦先生认为是不对的。我觉得苏先生这个观点对，中国历史不是照那个划分这样发展的。
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到了中年以后，已经没有写中国通史的想法了。
金庸：我将来还是想写中国通史的，但是我觉得越来越难了。当时年纪轻，还不知道这样难，觉得照以前钱穆或者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改一下就可以了，现在我觉得他们很多都写错了，其实中国通史不应该照朝代来写，应从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一路发展下来，你到西安看看、到杭州看看哪一代的文化，不应该照朝代来写，而是照文化来写。中国通史是很复杂的。
时代周报：其实你的一些历史观点已经表达在小说里了。
金庸：像明代最后，李自成的手下到了北京城以后就奸淫虏掠，有些朋友就不赞成我这样写，他们认为李自成很好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位老师，专门把李自成放纵部下在北京做很多坏事的资料给我，我把这些资料都写到小说里面。
时代周报：你是不是对明代历史读得比较深？
金庸：明代历史比较懂，明代、清代跟现代比较近一点。
时代周报：有人考据说，《笑傲江湖》就是发生在明代的。你的小说没有写过唐代，但是论文现在写到唐代了。
金庸：我觉得唐代历史比较难写一点，因为唐朝离开我们太远了。我的《射雕英雄传》最早写到宋朝，宋朝还可以，唐朝的人坐在地下，喝的酒、茶跟现在不一样。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辉煌的，但是唐朝的生活习惯我不大了解，所以我不写，因为写武侠小说要写到一个人的生活习惯。
办报纸和写小说都要讲老实话
时代周报：我听说你对《资治通鉴》读得非常熟。
金庸：因为那时候《资治通鉴》比较好看，容易看，我小时候在家里没有事，看《资治通鉴》像看故事一样，我觉得文笔好。
时代周报：有人说，你也把《资治通鉴》运用到《明报》的领导上来。
金庸：办《明报》跟你们办时代周报不同。如果今天晚上港督打个电话给我：“查先生，这个问题你明天怎么写怎么写。”我就把这个电话录音下来了。我明天去报告英国政府，明天就炒他鱿鱼了，所以港督是不敢这样做的。任何香港政府的人员想要干预舆论，你录音下来确定证据，告诉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马上把港督召回。
时代周报：许倬云先生讲，新闻是短历史，历史是长新闻。你做新闻的信条是什么？
金庸：英国报人史各特(C.P.Scott)讲：“事实不可歪曲，评论大可自由。”(Comment is free，but the facts are sacred)事实很重要，不能够歪曲，港督讲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情，或者某某某做过什么事情，这个事实不能歪曲，但是评论可以自由。我们的意见可以不同，但是根据同样的一个事实是不能歪曲的。这一点是我们办《明报》必要的信条。
时代周报：你从《大公报》出来，到了35岁时自己创办《明报》，重要的缘故是什么？
金庸：我在《大公报》工作时，《大公报》还是独立、自由的，所以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我考进去，当然是希望讲真话，后来到了大跃进，开始讲假话，我说这个报纸不行了。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它还是讲一亩地出5万斤粮食，我讲这是假的，我亲自到广东去参观过。
时代周报：后来《明报》还跟《大公报》打过笔战？
金庸：他们(文革左派)要来打《明报》，《明报》就退让，不跟它真正打。他们打到《明报》门口，工人就把铅熔化了，放在楼上：你们过来，我们就倒下来。他们也不敢过来了。
时代周报：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时，中国正是风雨飘摇的时候。
金庸：《明报月刊》的态度还比较温和一点，有些内地的学者或研究机构还可以订。《明报》就是跟“文化大革命”对着干。我说过办《明报》是拼了性命做事。幸亏最后没有死，那是运气好。
时代周报：当时你和朋友姜敬宽通信时，就认为《明报月刊》的风格想办成“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
金庸：对，那是很公正，凭良心讲话。到《明报月刊》四十年时，我还是讲：我当时是拼着性命来办的，准备给打死的，结果没有打死，还好。他们觉得我很勇敢，我说在香港做事情，勇敢一点也不奇怪。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广州，勇敢才了不起。香港这个环境中，要勇敢很容易的。
时代周报：你投入到办报的精力比写小说的精力更多？
金庸：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时代周报：你怎么不把自己在《明报》的社评集成集子？
金庸：现在大陆是不能出的，我出一本《金庸散文集》，很简单的，我访问胡耀邦、邓小平，这些在国内的《参考消息》都发表过的，他们还是建议这两个访问记都删掉。
时代周报：你跟同辈的罗孚先生、梁羽生先生还有联系吗？
金庸：我跟他们都是《大公报》同事，后来办《新晚报》。罗孚和梁羽生都是我的好朋友，罗孚常常见面的。梁羽生现在澳洲，生病生得很厉害，我准备过年的时候去看望他。他在香港中风进医院，我去看过他。现在我年纪大了，以前很多老同事都过世了。
时代周报：跟新闻界的晚辈交流多吗？
金庸：我在浙江大学做人文学院院长，其中有一个系是传播系，我在演讲的时候，有些同学就问我：你在香港办《明报》很出名，办得很成功，而且人家要杀掉你，你也不怕，我们现在学传播媒介，应该取什么态度？我跟学生讲：你们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这是唯一的标准，不能跟我在香港那样写文章，我在香港是拼了命来做的，是准备把性命牺牲，把报馆也准备让他们铲掉了。你们现在不能牺牲性命，牺牲报纸事业，你的报纸事业还没有牺牲，人已经先被炒了鱿鱼。如果做坏人的话，不做报纸也可以做坏人，男人可以做强盗小偷，女人可以做妓女舞女，宁愿做坏人的话，不一定做新闻工作，什么坏人都可以做。假设浙江一个高官老是贪污，老是欺压老百姓，你写一篇文章美化他，违背良心，这是不可以。
时代周报：你在香港办报纸和写小说，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
金庸：最核心的精神是讲老实话。中国好的，我就讲好，毛泽东讲大话，我就揭穿他的大话。写武侠小说是为了写正义的人，好人就讲他好的，坏人就讲他坏的。社会上有这种人，我就要把他表现出来。
时代周报：听说你现在还在改自己的小说，是真的吗？
金庸：现在不改了，已经改了三次了，第三次已经改完了。《碧血剑》、《天龙八部》、《雪山飞狐》改得多。我第三次修改，陈墨提了很多意见，很多意见我都接受，主要意见是《侠客行》、《飞狐外传》、《雪山飞狐》。
时代周报：还会再改小说吗？
金庸：第四次将来再过十年再改吧。
时代周报：沈从文先生晚年喜欢改自己的小说，张兆和就跟他说：你不要再改了，越改越没有以前那么好。
金庸：小说是自己的作品，自己看总是觉得不好，需要修改一下。人家的作品我觉得不好，但是不好去修改人家的。
时代周报：你是自己喜欢改还是听了别人的意见才去改？
金庸：自己喜欢改自己写的文章。鲁迅也讲，一篇文章写好了放在那里，不要发表，过十几二十天拿出来看看，觉得不好，再修改一下，又觉得好一点，还是放在那里，再一年半载拿出来看看，再改一下会好一点。
时代周报：你的小说在48岁以前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就写完了，后来做了第一次修订，还有第二次，还有第三次，这个我就觉得很好奇。
金庸：我自己不是好的作家，好的作家都是这样子的。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写好以后要交给印刷厂去付印了，印刷工人觉得这个字钩来钩去看不懂，他太太就重抄一遍，抄好了放在那里。托尔斯泰看这完全是根据自己修改的来抄，当然好得多，但是他觉得自己写得不好，又把他太太抄的草稿改得一塌糊涂。印刷工人还是看不懂，他太太又帮他抄一遍，托尔斯泰又把它改了。所以自己写的文章，一定可以改的。
时代周报：问题是人家觉得你的小说已经可以不朽了，还要那么改？
金庸：不敢当，不敢当！我这个明河社是专门出我的小说的，我修改之后要重新排过，每修改一次要花很多钱的。普通作家写了以后，叫他修改一个字，他也不肯修改的，改一个字花钱太多了。这个明河社本来是可以赚钱的，赚的钱都花在修改上面。普通作家没有这个条件，给了印刷厂，印刷厂就不肯给你改的，要拿回来修改一个字也很麻烦的。
时代周报：你有那么时间和精力来改自己的小说吗？
金庸：当时看看改过已经不错了，但是再过十天八天看看，觉得如果这样写会好一点。我写武侠小说还是比较认真，比较用心的。
时代周报：你的小说在中国大概是被改编成为电影、电视最多的吧？
金庸：很多改编把我的小说歪曲了。香港人看了也不满意，他们说：如果你有金庸这个本事，自己写一个好了。他们不会照我原来的小说这样拍的。
时代周报：张纪中拍的电视剧改编怎么样？
金庸：我跟他说，你改了，我不承认。他拍的，我有些看，有些不看。有些拍不好，我就不看，我跟他说你有些拍得不好，当面骂得他哭了。(笑)我太太就讲，你为什么骂人家，朋友嘛，他很努力拍，拍得不好有什么办法。我说：他不改好了。
时代周报：我觉得《天龙八部》拍得比较好。
金庸：《天龙八部》没有什么改动的。以前我说：你不要改了，要改不如让编剧自己去写好了。编剧写不出来就没有本事吃饭了。
时代周报：其实你在创办《明报》之前就曾经做过电影编剧，你的很多小说一章一节就是电影、电视的写法。
金庸：是的。我写剧本，当时是左派电影公司，他们要讲阶级斗争，讲贫富悬殊，要打倒有钱人，但是电影老是讲阶级斗争，人家是不喜欢看的。
时代周报：你原来看过许多西方电影，然后把电影手法融入到小说里？
金庸：对，西方电影、电视我都看。当时在香港写影评，就每天看一部电影，香港放电影很多的，每天看一部都看不完的。现在没有这么多电影看了。
和诸先生的交往
时代周报：我到北京访问过李君维先生，当年他跟你一起考进《大公报》。
金庸：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跟我一起考进《大公报》的。我到香港来跟他有关，本来要派他到香港来，他刚刚结婚，不来，那么，报馆就派我来了。他现在怎么样？
时代周报：李君维年轻时写小说很像张爱玲，非常可惜，后来几十年都不能写小说了，就在北京的电影公司任职。
金庸：这个人蛮好的，当时在上海，他穿得漂漂亮亮的。如果他不是结婚，派他到香港来，我就不来了，那我就糟糕了，我在上海要经过“反右”，一定反进去，“文革”一定糟糕，“反右”和“文革”两次一定非常糟糕的。说不定“文革”的时候就死了，武侠小说也不会写了。李君维后来不写文章也好，逃过“反右”，逃过“文革”了。
我和李君维相识也非常偶然。我在中央政治学校念书，后来给学校开除了，那时候孙国栋比我高两班，也是历史学家，周策纵也是校友，我们学校最出名的就这两位。孙国栋就讲柏杨翻译《资治通鉴》有很多毛病。柏杨第一次来香港，我跟他辩论了一次。他认为秦始皇很好，我认为秦始皇坏到透顶，我们辩论得好剧烈，他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把一些乱七八糟的小国统一成为一个国家，所以秦始皇对中国有贡献。那时候张彻、董千里都是我的好朋友，大家围攻他一个人。后来我们不谈了，去吃饭。讨论学术问题也不损害友谊，后来我们也是蛮要好的。柏杨生病的时候，我去看过他。
柏杨认为秦始皇好，我说：你是受到毛泽东洗脑。柏杨其实有很多意见很好，像“酱缸”，“丑陋的中国人”。秦始皇这一点，很多中国历史学家讲秦始皇好的，我认为不好。
时代周报：后来张艺谋拍《英雄》不就又说秦始皇好吗？
金庸：人家来访问我，我说：“张艺谋拍《英雄》一塌糊涂。”
时代周报：你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心理，觉得自己没有很完整地读过大学，所以退休之后想到大学里去读点书？
金庸：我喜欢读书，我觉得跟大学生做做朋友很有味道的。年轻人什么话也不客气的，大家放肆地随便讲，在浙大、在北大，这些同学谈天蛮好的。
时代周报：当年你被中央政治学校开除是怎么回事？
金庸：我到台北，我的表哥蒋复璁在故宫博物院做院长。他是我们海宁人，我们海宁地方小，世家大族通婚姻就这几个人，所以徐志摩、蒋百里、蒋复璁都是我的亲戚。蒋复璁带我去见李济、屈万里，我说，以前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书，蒋介石是我们的校长，一听到蒋介石的名字要立正敬礼，我就说：“对校长当然要尊敬了，可是这样子就像对希特勒一样。”那些学生就打我：“你为什么把我们校长比希特勒，怎么可以比呢？”后来学校就把我开除了，说：“你污辱校长。 ”我说：“我对校长很尊敬的。”这一次到台湾去，现在政大的校长说：“查先生，以前我们把你开除了，很对不起，现在言归于好，好不好？”我说：“我当时应该开除的，我把校长比作希特勒。”他说：“我们言归于好，送你一个文学博士，你接不接受？”我说：“当然接受，不是言归于好，是我向你们道歉。”我和张忠谋、林怀民三个人一起拿了文学博士。
我在政治学校是念外交系，现在外交系这些年轻学生都是我的师弟师妹了，他们让我去演讲：我们现在台湾念外交有什么出路？我说：你们学外语，现在台湾外交当然没有什么希望，你们学一些偏门的外文像阿拉伯文或非洲的文字，将来你是全中国唯一懂阿拉伯文、非洲文的人，人家如果跟他们做生意，非得请教你不可。这些师弟师妹们很兴奋，见了我就问学什么文字好？我说东南亚这些小国家文字、伊朗文、土耳其文都有用，他们以后就去研究这些文字了。
时代周报：你到台湾去得多吗？
金庸：那时候蒋纬国生病很厉害，我去看他。我就跟蒋纬国讲：陈水扁在搞“台独”，你一定要反对“台独”。他说：查先生，我现在每天都在反“台独 ”，他讲“台独”，我就骂他。我最反对“台独”了，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搞“台独”呢？后来蒋纬国的家私都给陈水扁拿出来抖在街上。他说：我也不行了。
时代周报：你和李敖的交往怎么样？
金庸：我跟李敖本来要好的，他请我到他家里去。后来因为他跟胡茵梦离婚了，《明报》照实报道，他怪我为什么不帮他，我说：我们办报纸的人完全公平讲话，绝不因为私交好就帮你。我到台北去，他有一个房子想卖给我，我说：我在台湾不置产业。他说这个房子半卖半送给我，我说：你再便宜我也不要。
时代周报：这一代人中，余光中最近刚过80大寿，他的诗名气很大。
金庸：余光中是因为温家宝喜欢引他的诗，引了他几次所以名气很大。他最近不大写什么东西了吧。他如果再早一点，跟徐志摩他们写文章，就蛮好的。生得迟了！徐志摩是我表兄。他爸爸是大哥哥，我妈妈是小妹妹。
“我不赞成有金学”
时代周报：我曾问陶杰：香港谁的文章写得最好？他说：金庸。我又问：金庸之后谁的文章写得好？他说：董桥。
金庸：董桥在《苹果日报》，我跟《苹果日报》这些人都不往来。他年纪大了，兴趣在古董字画上面了。
时代周报：当年他和胡菊人主编《明报月刊》各有各的精彩。1966年《明报月刊》的发刊词写得真好，是你写的？
金庸：是啊。后来也登了余英时和姜敬宽的信。我和胡菊人先生去访问过钱穆先生一次，钱先生的眼睛瞎了，报纸、书都是他太太念给他听。
时代周报：钱先生晚年的《晚学盲言》就是由他口述，钱太太记录的。他讲话无锡口音重吗？
金庸：无锡口音，跟我是一样的。无锡出了很多名人。章太炎先生在无锡也教过书，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也是有名的。钱钟书先生送了一套书给我，写一句“良镛先生指教”。我说《管锥编》当中有些我还看不懂，他送给我书，我就写了一封信多谢他。钱先生写信很客气，但是口头讲话就不留情面的，很锋利。
时代周报：钱钟书对陈寅恪是很有看法的。
金庸：钱钟书写东西一点一点，写《管锥编》不成为一个系统。陈寅恪喜欢成一个系统，自己有前后，成为一个系统不容易，中国历史研究成为一个系统，这中间一定有毛病。
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关于《红楼梦》的观点也跟一般的“红学家”不同。他也不是专门研究《红楼梦》，只是玩玩，当时正好中文大学有个演讲谈《红楼梦》，后来成了《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金庸：余先生关于《红楼梦》的想法我很欣赏，一般人不是研究《红楼梦》，是研究曹雪芹，我就认为这个作品可能不是曹雪芹作的，作者如果不是曹雪芹，研究曹雪芹根本是错的。余先生的方向我觉得是对的。潘重规先生在中文大学的时候，我跟他也熟的，潘先生就是“索隐派”，他认为《红楼梦》是反对满清。
我认为《红楼梦》不见得是曹雪芹写的，完全没有证据证明是曹雪芹写的，现在有人研究曹雪芹生平，一写几十万字，我觉得这个路线可能是错的。如果最后证明这个小说完全不是曹雪芹写的，那你的研究完全是空的。需要肯定作者是谁，如果连作者都不知道，去研究曹雪芹完全没有用的。
时代周报：现在除了“红学”，人家还提出“金学”。倪匡说，“金学”是他开创的。
金庸：我不赞成有“金学”！
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家里有一套你送给他的金庸作品集，他说睡觉前看一看。
金庸：余英时先生跟我下过一盘棋，我认为他的棋比我好，因为他一开头不小心让我占了上风，没有办法转，结果这盘棋他输了。我现在还是认为他的棋比我好。
时代周报：余先生以前跟沈君山先生还参加过新英格兰的围棋赛。
金庸：我们几个人中，沈君山的棋最好，沈君山让我三子，让余先生两子，我跟余先生还不及沈君山。牟宗三先生就比我们两个差一点，他的棋瘾很大，我请他星期天来下棋，他一定来的。
时代周报：以前余英时先生和张光直先生在哈佛大学谈武侠小说，严耕望先生从来不看武侠小说，听他们谈，最后受感染了，临行时向余先生借了一部武侠小说作为途中的读物。
金庸：严先生算不算余先生的老师？
时代周报：不算，是师兄，他们都是钱穆先生的学生。很有意思，黄仁宇先生比余英时先生大12岁，却是他的学生。
金庸：余先生的学问做黄仁宇的老师绰绰有余，我认为黄仁宇非常不对，余先生教得不好。余先生学问很好，不应该教出这样的学生来，这个学生很差。余先生我很佩服，可是余先生这个学生我一点都不佩服。
时代周报：许倬云先生也喜欢看你的武侠小说。
金庸：他们拿武侠小说来换脑筋。很多科学家喜欢武侠小说，比如陈省身先生、华罗庚先生、周光召先生。北京天文台发现一个行星，来征求我的意见，叫“金庸星”，我说：那欢迎得很。这些天文学家说：我们空下来就谈金庸小说。
有人说你是中国历史上最畅销的小说家。
我的小说容易看，像沈从文的小说我比较喜欢，但是比较高深，比较难懂，鲁迅的小说也很好看，但是我的小说比较热闹。
如果没有香港这个地方，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小说？
在内地不可能，在台湾可以，古龙也蛮不错的。
你相信一百年以后还有人读你的小说吗？
我希望有。
你有没有想过“不朽”的问题？
创作没有人生这样好，人生可以不朽，创作故事很难不朽。
有人把金庸、倪匡、蔡澜、黄称为香江四大才子。
这个讲法靠不住，不对的。倪匡本来在美国的，他最滑稽了，讲笑话。从前写书的时候常常和蔡澜在一起，我跟蔡澜讲：你讲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吃。他是新加坡人，喜欢的东西我全部不喜欢，你美食家再美也跟我没有关系，你推荐的东西我就不吃。倪匡和陶杰跟我比较投机，陶杰的妈妈是我们杭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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