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本文首次考证金庸当年寄居的湘西浦市湖光农场位于泸溪县浦市镇麻溪口村种羊场、农场主为王侃。同时也对存世文献已经披露的金庸湘西经历进行综述，并阐释融入金庸小说的湘西见闻感知。
一、云雾迷蒙
民国时，沈从文在《湘西》提及凤凰的神秘时，写下了“不易了解，值得了解”八个字。
对金庸的人生而言，湘西也是一个云雾迷蒙的地方。
金庸在随笔《民歌中的讥刺》中曾自述：“抗战时我曾在湘西住过两年，那地方就是沈从文《边城》这部小说中翠翠的故乡。”而打量金庸近百年人生，竟发现他在湘西居住的时长仅次于香港、海宁和衢州等地，湘西实为金庸人生旅途无可回避的一大驿站。
但湘西又是似重还轻的，金庸这段行历，旁人几无文字相涉，本人也欲语还休，仅在两篇随笔中留下一点片段，见闻感知则大多化进了小说，其湘西行历也就变得极不显豁，以致当年的湘西居址，数十年来都无从确定。
既然一睹《金庸湘西行历图》全貌，已是煎水作冰而不可得，那不妨将现有文献做一番管窥，明明灭灭的雪泥鸿爪连缀起来就是一幅行历简图。
二、湖光农场
穿越时空，回到那个神州陆沉的年月。
1942年夏，金庸从衢州中学毕业，其时江浙一带已大半沦陷，他被迫西奔重庆投考大学。千里跋涉，备尝艰辛，行经浙、赣、粤、桂、湘五省，途经湖南时路资将尽，只得于当年冬天投奔正在湘西开办农场的同学之兄。此时离考试还有些时日，他便寄居农场，打工备考，直到1943年夏，才赴重庆考取中央政治学校。
1944年秋，金庸因与国民党职业学生发生冲突（一说因拒绝参加青年军）被勒令退学，托表兄蒋复骢关系，谋得中央图书馆馆员工作，暂得寄身。或许冥冥之中与湘西缘分未尽，那位湘西农场主来渝办事，再度邀请金庸协助经营农场，并许诺有收成后，资助金庸出国游学。求学之志不减的金庸颇为心动，便于1945年4月19日从中央图书馆离职，与当时已从中央大学休学的高中同学余兆文一道前往湘西农场，直至1946年6月才离湘返浙。
前后两度寄居湘西农场，约两年之久。
那么金庸当年寄居的湘西农场究竟位于何处呢？时人持不同说法：
一说农场在“沅陵”。此说疑出自蒋百里侄孙蒋启霆的回忆，严晓星《金庸年谱简编》便采此说，记载为:“（一九四五年）五月，与中学同窗余兆文赴湘西沅陵，仍经营农场”、“（一九四六年）七月，从湖南沅陵返乡。”
“沅陵说”长期以来是主流。沅陵今属怀化市，怀化媒体曾登文采此说。
一说农场在“泸溪”。此说出自万润龙《“华山论剑”，79岁的金庸是如何上山的？——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十一）》，其回忆：2003年9月23日下午，金庸先生出席“五岳联盟”长沙媒体见面会，兴致勃勃地谈及自己年轻时到湖南的经历，说道：“那是湘西泸溪的一个农场”。
“泸溪说”在金庸去世后才出现。泸溪今属湘西州，湘西媒体曾登文采此说。
各持己见，莫衷一是。
直至刘国重兄于2022年2月26日传来查玉强2月25日从余小亚处获得的余兆文《履历表》，余小亚正是当年与金庸同赴湘西的余兆文之女。
这份南京市第四中学档案室的余兆文自填《履历表》显示：1945年5月至1946年6月，余兆文在湘西浦市湖光农场从事杂务管理，介绍人为查良镛。
浦市镇位于泸溪县，有了这宗线索，湘西农场地点便缩小到一镇。这激起了笔者一发其覆之心，且附骥尾，做最后一步考证。
经笔者查阅《泸溪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于2022年2月27日发现：
第256页记载：“麻溪口种羊场位于沅水中游西岸，地邻浦市、李家田、上堡三个乡镇地界，面积1.2780万亩。民国时，宁乡人王侃在此办湖光农场。新中国成立后，县于1956年在此创办畜牧场。”
第262页记载：“民国29年（1940），岳阳人王侃在麻溪口办的“湖光农场”内开辟第一个苗圃，育油桐苗10亩。”
至此，已可确定：金庸当年寄居的湖光农场位于湘西州泸溪县浦市镇麻溪口村种羊场。
泸溪县浦市镇自古便是水陆要津，晚清以来商贾辐辏，舟楫络绎，是湘西四大古镇之首。种羊场位于沅水西滨，山垄延绵，白浦公路穿境而过，如今场内有中南最大种羊场“泸溪县种羊场”。大大小小的水塘湖泊错落于山丘间，当年农场取名“湖光”，自有应景之意。
而蒋启霆回忆为沅陵农场，或许有历史语境的原因。沅陵自古便是湘西地区“首府”。1942年，湖南设第九行政督察区，以沅陵为治所，辖沅陵、泸溪等县。由于督察区以序数冠名，不易辨识，又经常变更序数和辖县，到了民国后期，不得不改以治所地冠名，而民间为图便利，早以治所称呼督察区，如泸溪所在的第九区便被称为“沅陵区”，由此产生了“大沅陵”概念。因此，将泸溪归入沅陵，在民国语境下并无不妥。
那么，收留金庸的农场主王侃，又是何人呢？
2000年9月24日，金庸在岳麓书院作“中国历史大势”演讲时，说道：“我对湖南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什么原因？我是浙江人，当时我在浙江南部念书，我自己的家乡跟浙江北部给日本军队占领了。在钱塘江以南守御这一条线的是湖南部队,即国民党王东原的部队，192师在我们浙江北部布防，抵抗日本人。当时我们在浙江南部念书的人对那一支部队很亲厚，常常去慰劳他们,觉得这些湖南老乡帮我们守卫家园,不容易。王师长是湖南宁乡人（笔者按：此处记录者耳误，将临湘听成了宁乡），他的两个儿子在我们学校读书，跟我同学，和我是好朋友，还带我去部队看过。”（《金庸：中国历史大势》第20页）
世人多为金庸口述所误，以为此处提及的192师王师长便是王东原，实则谬也，王东原是安徽人且当时军职更高，192师师长另有其人。查史可知是1941年12月升任师长的湖南临湘人王堉。《衢中同学录》显示，金庸的湘籍高中同学仅王铎安一人，为湖南临湘人，而据金庸另一位高中同学斯杭生回忆，王铎安之父便是驻衢部队192师师长，王铎安还有个弟弟也在衢中，低一年级。王侃既是王铎安之兄，那便是王堉师长的子侄了。据《岳阳市志》人物卷记载：抗战胜利后，王堉师长解甲归田，在岳阳湖滨开办农场，竟也叫“湖光农场。”
三、雪泥鸿爪
湘西旧称“蛮荒”之地，但抗战爆发后，国府迁都重庆，大西南战略地位彰显，湘西凭着沅江水系、川湘公路和湘黔公路之便，成为大西南的门户。当时日军多次轰炸沅陵，企图据有湘西，进犯川渝，但终告失败。沦陷区的党、政、军、校和难民纷纷涌入湘西，有的取道西迁，有的就地落脚，“抗战期间共有15000余人迁居泸溪。”（《泸溪县志》第522页）饱受颠沛无定之苦的金庸，得以栖息泸溪。
在湖光农场，金庸协助农场主王侃经营农场，在山坡上垦出梯田，种植桐树，再榨取桐油，行销出去。民国时，湘西造林种树以油桐、油茶为主（《沅陵县志》第314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年版），多年后，金庸还记得“荒山，乱石嶙峋，那是连油桐树、油茶树也不能种的。”（金庸《连城诀》）
桐油是一种防腐蚀涂料，广泛用于军工养护，在民国初年本甚平常。但随着世界大战阴云笼罩，桐油成为各国均需的战备物资。而中国本就是世界最大产桐国，巨大的出口需求促使国内桐树种植如火如荼。抗战时，桐油已位列中国控制换汇物资之首，国民政府多次以桐油为担保向美国借款。湘西是国内第二大桐油产区，湖南省成立了油桐推广委员会并在沅陵设工作站，油价奇涨，商人逐利，“于是种者愈多。环邑数百里，足之所及目之所接，皆是物也。”（《沅陵县志》第314页）
而1938年10月，沅陵成为湖南战时省会，诸多机构迁入。1939年，湖南省贸易局在沅陵设办事处收购桐油。1940年，中国植物油料厂沅陵榨油厂建成。（《沅陵县志》第25、26页）。“其时江浙一带内迁人员，多从沅陵站换车入川，川湘线逢1日由重庆开沅陵，逢2日，由沅陵开重庆，月各发车3次。”（《沅陵县志》第399页）。因此，沅陵作为旧湘西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对周边县域有着极强影响力。
翻阅金庸小说，会发现他提及的湘西地区，不出泸溪、沅陵（辰州）和辰溪三县。因金庸往返泸溪与重庆，由沅陵乘车最便捷，从事桐油营生，又必往来于沅陵商谈业务，对沅陵的熟悉也就理所当然了，而湖光农场与辰溪仅一江之隔，其曾向内迁辰溪的湖南大学申请借读，这些都是他当年行经的故地，写进小说也就很自然了。
（一）“铁掌山”之谜
湘西一江如带，群峰似染，正是游目骋怀的好地方。
《射雕英雄传》中提到：“经常德、辰州，顺沅江而上，泸溪与辰溪之间有座形如五指向天的高山，那就是铁掌山了。”当郭靖、黄蓉两人到达山下后，“望见五座山峰耸天入云，峭兀突怒，形似五根手指竖立在半空之中。”
“铁掌山”是金庸杜撰的《武穆遗书》藏书地，郭靖、黄蓉在此大战铁掌帮，于铁掌帮圣地的山洞中发现遗书。
泸溪与辰溪以沅江为界，“铁掌山”自是屹立于沅江边。遍览两岸群山，唯有辛女岩形如五指向天。辛女岩在泸溪县武溪镇红土溪村，与湖光农场直距仅几公里，《大清一统志》描述辛女岩：“奇峰绝壁，高峻插天，壁立水中，有石屹立如人。”辛女岩为当地苗人的祭祀圣地，岩顶原有辛女庙，据《辰阳风土记》记载，每年苗人扶老携幼，祭祀于此，喝酒吃肉，打鼓唱歌，五日五夜方散。
而金庸将“铁掌山”设为《武穆遗书》藏书地，或许受到了当地历史传说“二酉藏书”的影响。二酉，指大酉山和小酉山。一说两山俱在沅陵，一说大酉在辰溪、小酉在沅陵。《元和郡县志》记载，“大酉山有洞名大酉洞，小酉山在酉溪口，山下有石穴，中有书千卷，旧云秦人避地隐学于此。”古人便以“二酉”为典故代指藏书丰赡，有“学富五车，书通二酉”之说，历代文人吟咏不绝。
金庸写《三十三剑客图》，有六篇故事参考了《酉阳杂俎》。而这部书的书名，正是取其包罗万象，仿佛是遍阅“二酉藏书”后所作笔录之意。由此推之，金庸是知晓二酉典故的。
他或许糅合了“辛女岩”山势和“二酉藏书”传说，形成了“铁掌山”藏《武穆遗书》的构思。
（二）“青龙滩”之险
沅江自大西南崇山峻岭间奔腾而出，在湖南四水之中，最具野性。《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二回“湍江险滩”中，郭靖、黄蓉船行沅江，望见“混浊的江水束在两旁陡峰之间，实是湍急已极”，到了“青龙滩”，河床陡然下倾，江水喷溅注泻，急流送船，势逾奔马，两人在骇浪之上与铁掌帮激斗。金庸以半章篇幅描写“青龙滩”之险，读来为之惊目。
这“青龙滩”有多险呢？出身东海桃花岛的黄蓉“虽然自幼与波涛为伍，但见滚滚浊流掠身泻注，也不禁头晕目眩，抬头向天，不敢平视江水。”而裘千仞这位武功仅次于五绝，又号称“水上漂”的大高手，在离岸不远的江面跌入水里后，怕被急流冲走，不敢浮上来透气，只能沉到江底攀住底部岩石，手足并用，憋气学狗爬，逃向岸边。“仗着武功卓绝，岸边水势又远不如江心湍急，虽吃了十多口水，终于爬上了岸。他筋疲力尽，坐在石上喘气。”（金庸《射雕英雄传》）
但查阅地图，沅江之上并无“青龙滩”，莫非是金庸杜撰出来的？
1956年，金庸在随笔《马援与二征王》中写到：“马援又去打湘西沅凌一带的苗族，因为水流湍急（那就是沈从文小说《边城》中爱上翠翠的大哥翻船而死的青龙滩一带），船不得上，天气又很热，军队中流行疫病，马援就病死了。”
这是金庸笔下“青龙滩”的最早出处，此滩与湘西历史地理相关，当非虚构。而历史上，马援病死于“清浪滩”边。因此，金庸笔下的“青龙滩”或许就是“清浪滩”，即沈从文笔下的“青浪滩”。
经查《沅陵县志》，发现第693页记载：“马援被阻于沅水青龙滩（今清浪滩）南岸壶头山”，可知“青龙滩”是“清浪滩”的古称。取水势湍急，宛如青龙过江之意，清人陆应谷有诗《清浪滩》云：“水声怒作伏狮吼，霹雳横飞蛟龙走。”
沅江以“清浪滩”最称天险，暗礁密布，激流狂泻四十余里，数千年来吞噬了无数生命，旧时有“船过清浪滩，闯出鬼门关”之说。沈从文在《沅陵的人》里写道：“沅水……以青浪滩最长，石头最多，水流最猛。顺流而下时，四十里水路不过二十分钟可完事，上行船有时得一整天。”1939年，国民政府在沅江设险滩照料站，“总站设清浪，配30人，照料船只过滩。”（《沅陵县志》第25页）。1949年后，经过数次炸礁疏浚，清浪滩之险不复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下游五强溪大坝横亘沅江，高山出平湖，沅江第一险滩“清浪滩”沉入水底，如今的清浪滩江面已静如处子。
有趣的是：小说里郭、黄二人欲往汉口，从桃源境内的沅江下游登船往北边行进，而“清浪滩”位于桃源西南方的沅陵，属沅江中游，按方位，两人绝不会路过“清浪滩”。显然金庸施展了“乾坤大挪移”，将“清浪滩”从沅陵挪到了桃源。
这种因小说情节需要而施展的挪移术，在《连城诀》里也用了一次：金庸将杭州的蝴蝶挪到了湘西。旧版《连城诀》里提及湘西一带的人叫一种黑色大蝴蝶为“梁山伯，祝英台”，雌雄一对，双宿双飞，始终不分开。但由于他先前已在随笔《梁山伯与祝英台》里提到这种叫“梁山伯、祝英台”的黑色大蝴蝶是杭州一带的，为免附会，便在修订版《连城诀》里将“梁山伯、祝英台”改成了黄黑相间的大蝴蝶。
金庸写“青龙滩”时，还以纤夫拉船之艰烘托水势之险：
“只见上行的船只都由人拉纤，大船的纤夫多至数十人，最小的小船也有三四人。每名纤夫躬身弯腰，一步步的往上挨着，额头几和地面相触，在急流冲激之下，船只竟似钉住不动一般。众纤夫都是头缠白布，上身赤膊，古铜色的皮肤上满是汗珠，在烈日下闪闪发光，口中大声吆喝，数里长的河谷间呼声此伏彼起，绵绵不绝。下行的船只却是顺流疾驶而下，刹那间掠过了一群群纤夫。”
在写纤夫拉船力竭后，旧版《射雕英雄传》原文是：“这时下游又驶上一艘乌篷船，原本三十多名纤夫，到这里歇下了一大半。郭靖心道：“瞧来下面的江水，比这里更急一倍有余。”
修订版《射雕英雄传》，金庸增修了两笔：“这时下游又驶上一艘乌篷船，三十多名纤夫到这里都是气喘吁吁，有的便躺在江边，疲累之极，再也动弹不得。郭靖心道：‘瞧来下面的江水比这里更急得多。’又见纤夫中有几个是花白头发的老者，有几个却是十四五岁的少年，都是面黄肌瘦，胸口肋骨根根凸出，蓦地里觉得世上人人皆苦，不由得喉头似乎有物哽住了。”
笔墨一挥，便浮出悲悯，文字的气象就迥然不同了。为纤夫这一底层群体添“闲笔”，并非煽情，实则出自金庸当年亲身见闻。这些吃力气饭的人，终年在恶浪咆哮的沅江边上胼手胝足，却仍然衣食不周，这里头寄托着作者的恻隐，作者与这条江、这群人曾有过某种缘分。
在《倚天屠龙记》和《笑傲江湖》中，还出现了湘西排教。排教即排帮，旧湘西从事木材营生的人结成的帮会。湘西木材运输以“放排”为主，山中伐木后，将木材扎成排节，由放排人驾驭，经江河漂流到码头。放排时生死难测，遇到险滩急流，一不留神就木散人亡。浦市是当时排帮的重要交易码头，金庸耳闻目睹，便将排帮写进了小说。
（三）湘西土音
在《连城诀》中，戚长发为掩人耳目，将唐诗剑法讹传为“躺尸剑法”，其中的招式名称也改成谐音字或同声异形字。
旧版《连城诀》里，戚长发向狄云传剑时，将“衣冠拜冕旒”这一招说成“衣冠拜马骝”。然而马骝是粤语猴子的意思，湘西一带的人讲出来甚是古怪，修订版《连城诀》便改为“一官拜马猴”。
既然不便讲粤语，那改说湘西方言，总归妥帖吧？
于是“落日照大旗”这一招，在旧版里本是“绿日招大姐”，修订版里改作“落泥招大姐”，为何这般改动？金庸来了句旁白：“在湘西土音中，这“泥”字和“日”字却也差不多。”
湘西土音便是指“湘西乡话”，是分布在沅陵、泸溪和辰溪等地，归属不明的濒危汉语方言，以狄云老家沅陵麻溪铺的乡话最为纯正。乾隆年间编纂的《泸溪县志》称乡话为“乡谈谜语，语言聱牙，令人不可晓。”《辰州府志》便以汉字记音的方法记录乡话常见词。
其实，除了这招“落泥招大姐”，还有剑招据湘西土音改名，比如“孤鸿海上来”，在旧版里是“古洪喊上来”，修订版改为“哥翁喊上来”，因在湘西土音中，“鸿”和“翁”，韵母都是əu。如今的湘西土音已经濒危，使用人群很少，沅陵、泸溪和辰溪等地早已通行西南官话（客话）。
而金庸谈到湘西土音时，单单以“日”字和“泥”字相近举例，绝非信笔为之。而是由于它们“特殊”，涉及到音韵学著名论断，即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提出的“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简称“娘日归泥”，简单来说，便是声母n和r（中古时期的娘、日二母），均从n（上古时期的泥母）分化而来。湘西土音中“日”和“泥”读音相近，自是传袭了上古读音。杨蔚《湘西乡话语音研究》便认为湘西乡话由古吴楚方言流变而来，颇多古音遗存。
（四）湘西赶尸
在《书剑恩仇录》中，湘西辰州（今沅陵等地）有一路古怪功夫叫“僵尸拳”，只见：“言伯乾忽然两目上翻，双臂平举，僵直了身子，一跳一跳的纵跃过来，行动俨如僵尸。这是言家拳中的一路奇门武功，混合了辰州祝由科的慑心术而成。他双目如电，勾魂慑魄的射向敌人，两臂直上直下的乱打，膝头虽不弯曲，纵跳却极灵便。”
后来在《神雕侠侣》中，金庸又写了湘西武学名宿潇湘子，其身材高瘦，脸无血色，形若僵尸，手持哭丧棒，武功招数也形同僵尸。
这些都化用了“湘西赶尸”的传说。湘西山川险阻，人死异乡，运回棺木殊为不易，便由赶尸人在僵尸额头贴一道祝由科的符，念着咒语，摇着摄魂铃，引导僵尸走路回家。祝由科是一种以符咒治病的中医医科，盛行于湘西辰州，所用的符也叫辰州符，湘西赶尸便是通过辰州符来操控。
金庸善于驰骋想象，另辟武学蹊径，世间万象在他笔下都可以入武。僵尸武功，虽鬼气森森，但交手之时，一招一式，都清楚明白，场景感极强，再加以旁白，奇谲诡异却有根底，读者观之，神驰目眩，越看越有味道。
（五）杀蛙大侠与湘西猴儿酒
《泸溪县志》形容当地“八分山一分水半分田，半分道路和村庄”，县志536页提到“那时，水旱灾害连年，匪患祸乱频仍，官税加重，人民生活极其艰苦。”
金庸在《谈〈彷徨与抉择〉》中回忆：“这些农村之中，大多数人家是数代没有一张桌子没有一张椅子的，在大雪纷飞的严寒天时中也是没有鞋子袜子穿的，一百人中是难得有一个人识字的……。”
余兆文《履历表》显示，湖光农场“只供伙食无工资。”想改善伙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好办法，金庸时常跟着最要好的覃姓农民朋友“去捉鱼、钓田鸡、打山鸡。”（金庸《谈〈彷徨与抉择〉》）
许多年后，杨过在外流浪，便常常烧烤青蛙，充饥度日。而令狐冲和任盈盈在山涧之中初见面，他请盈盈吃的第一顿饭，竟是二十余只烤青蛙。见令狐冲洗剥青蛙，拔剑斩首除肠，动作麻利，盈盈笑道：“古时有屠狗英雄，今日岂可无杀蛙大侠？你这独孤九剑神妙得很哪。”
其实杀蛙大侠并不只有杨过、令狐冲，还有金庸自己。
而家中连一条凳子都没有，只有草织圆垫的覃姓农民朋友“搞野味”，未必是山村生活有乐趣，也可能仅仅只是为了充饥。
在《笑傲江湖》中，陆大有向同门讲述了令狐冲计赚“湘西猴儿酒”的趣事：“大师哥忽然闻到街上酒香扑鼻，一看之下，原来是个叫化子手拿葫芦，一股劲儿地口对葫芦喝酒。大师哥登时酒瘾大发，上前和那化子攀谈，赞他的酒好香，又问那是什么酒？那化子道：‘这是猴儿酒！’大师哥道：‘什么叫猴儿酒？’那化子说道：湘西山林中的猴儿会用果子酿酒。猴儿采的果子最鲜最甜，因此酿出来的酒也极好，这化子在山中遇上了，刚好猴群不在，便偷了三葫芦酒……。”令狐冲豪爽善饮，一番恳求，叫化子答允他一两银子喝一口。哪知令狐冲这一口好长，只听得咕嘟咕嘟直响，一口气就把大半葫芦酒喝得滴酒不剩。
“猴儿酒”在古籍中多有记载，并非湘西独有。如陆柞蕃《粤西偶记》中提及：“粤西平乐等府山中多猿，善采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数百石。饮之，香美异常，名曰猿酒。”
猿猴造酒，本就是酒的起源之一。猿猴以采集野果为生，且有藏果习性，久之，含有糖分的野果通过自然发酵生成天然酒浆。金庸当年或许在湘西山林中尝过“猴儿酒”这等野酿，心底难忘，于是化进小说，聊以为趣。
（六）负笈之志再挫
多年后，金庸回忆泸溪的生活经历，称“那是在自己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学业中断的他寄居沅江小山村，难免感伤国事蜩螗，命途多舛。但他并未荒废学习，曾试译《诗经》和《牛津袖珍字典》，可惜未能完成。
当时湖南大学已于1938年内迁至隔壁辰溪县办学，金庸便有了借读湖大，重续学业的念头。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金庸致函湖南大学校长胡庶毕：“学生原籍浙江海宁……恳请先生准予在贵校借读以成生负笈后方之志……如蒙允许，生愿受严格之编级试验，或请准予暂在四年级第一学期试读，如成绩不及格可即予开除，但求能赐予一求学机会…..自知所请于贵校规定或有未合，惟请先生体念陷区学生环境之特殊、情况之艰苦，准予通融借读或试读….。” （参见： 湖南省档案馆“国立湖南大学 · 人事类 · 关于各处学生请求借读等资料 · 自1945年起至1948年”的221号档案卷宗第35页之查良镛书信）
为打动胡校长，金庸还在信中吐露自己为求学辗转突破日军三道防线的艰难经历。虽然言辞恳切，但湖大并未给予通融。十八日，胡庶华校长按有关规定签字批复：“关于借读需向教部请求分处，本校不能直接收容….”回绝了金庸的借读请求。
金庸当时的失意，可想而知。
（七）民歌荡漾
“湖南乡间风俗，山歌都是应景即兴之作，随口而出，押以粗浅韵脚，与日常说话并无多大差别。”（金庸《连城诀》）
1957年，金庸回忆：“当地汉人苗人没一个不会唱歌，几乎没一个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对于他们，唱歌就是言语的一部分。冬天的晚上，我和他们一齐围着从地下挖起来的大树根烤火，一面从火堆里捡起烤热了的红薯吃，一面听他们你歌我和的唱着，我就用铅笔一首首的记录下来，一共记了厚厚的三大册，总数有一千余首。”“这些成为我后来写小说的宝贵素材。”（金庸《民歌中的讥刺》、三湘都市报座谈会自述）
在湘西，男女多以对歌的形式来谈情说爱。“那时他（覃姓农民朋友）正和邻村的一个姑娘在热恋之中。湘西农村中的恋爱很是罗曼蒂克，男的女的隔着一条小溪、躲在茶花后面你一曲我一曲的唱着山歌。这些山歌的调子很少变化，歌词是每个人即兴编造。他和那位姑娘在晓风之中，明月之下，不知已唱了几千几万首山歌，每块岩石、每一株桐树都记住了他俩缠绵的深情的歌声了。”（金庸《谈〈彷徨与抉择〉》）
中国民歌大致有山歌、小调和号子三种。金庸对民歌素来喜爱，对民歌掌故也是稔熟于心，曾写过《民歌中的讥刺》、《黄虹八歌》和《谈几首歌曲》等民歌随笔。他说“中国的小调，我们觉得悦耳动听，可是外国人听来却觉得简单无聊。”（杜南发访金庸《长风万里撼江湖》）。“拿我来说，一个地方有世界一流的音乐会，另一个地方是中国京剧、民谣，我觉得听京剧、民谣要更接近自己的兴趣，多半是与传统有关系。”（刘晓梅《香港学术界与金庸讨论武侠小说》）
1954年至1958年间，金庸以林欢为笔名，为电影歌曲填词，创作了许多歌曲。金庸认为“押韵的对唱，形式很是活泼新鲜”，自述“我曾学这种民歌式的体裁，替影片《小鸽子姑娘》写了一个‘猜谜歌’”（金庸《谈谜语》）。
金庸歌曲的代表作《梅心曲》便是典型民歌：“梅花村旁，湖水清，不知湖水有多深，抛块石子试深浅，唱个山歌试郎心。满湖落花不知深，不知郎心真不真，灯草拿来雨头点，碰头才知一条心。看花要到梅花林，梅花越冷越精神，种树要种芭蕉树，从头到根一条心。蜘蛛结网在梅林，蛛丝虽细黏得紧，由他飘东与飘西，黏东黏西在眉心。”通过借景抒情，表达出真挚的男女之情。其它如《门边一树碧桃花》等歌曲也有着很强的民歌气息，歌词简朴，曲调爽朗，像抒发喜怒哀乐时的即兴歌唱。要知金庸在这一时段末供职过的长城电影公司属于左派阵营，强调电影的社会教育意义，但金庸为电影歌曲作词，没有“以文载道”，更多是对爱情的纯粹描写，这是颇为另类的。
民歌本为民间性情之响，陌上桑间的男女，歌以传情，歌以择配，最浅、最俚、亦最真。金庸小说也不时出现民歌，陈家洛、温青青、秦淮河歌女、王铁匠、狄云、岳灵珊、李文秀等人均唱过。金庸善于借民歌写男女之情，既合情节，又显心境。
《连城诀》里的湘西汉子狄云是唱山歌的好手，“他当年在湖南乡间，本就擅唱山歌，湖畔田间，溪前山后，和戚芳俩不知已唱过几千几万首山歌。”后来，为诓宝象，狄云装做无赖汉子，放开喉咙，大声唱起山歌：“对山的妹妹，听我唱啊，你嫁人莫嫁富家郎，王孙公子良心坏！要嫁我癞痢头阿三，顶上光！” 接着他逼紧喉咙，模拟着女声又唱了起来：“你癞痢头阿三有啥香？想娶我如花如玉小娇娘？贪图你头上无毛不用梳？贪图你……。”他歌声一出，胸间不禁一酸，自从那年和戚芳携手同游后，这山歌已有五年多没有出过他的喉头，这时旧调重歌，听者却不再是那个俏美的小师妹。
（八）苗汉世仇
湘西泸溪旧属“苗疆”，在这里，金庸对民族问题有了深切感触。
“湘西有许多苗人，千百年前就被汉人赶到了贫瘠的山里。汉人的官吏和土豪恶霸常常欺侮他们，每过十年八年，苗人忍无可忍，便会爆发一次武装反击。我在湘西时，最近一次的汉苗冲突过去还不久，农村中流传着各种各样汉苗互相杀戮的事迹。汉人有新式枪械，人数又多，每次冲突自然总是苗人失败。我在乡下的市集上看到苗人和汉人交易，苗人总是很少说话，对于轻薄汉人的侮辱和嘲笑只是默默忍受，交易上吃了亏，也不敢有什么争执。有一晚天下大雪，我在一家农民家里作客，听到一个保长喝醉了酒，口齿模糊地吹嘘他如何手执快枪冲入苗寨，如何奸淫苗人的姑娘、抢劫他们的财物。火堆旁的听众大都是贫穷的农民，但他们都觉得，欺侮苗人是很应该的，他这样做不是不道德，反而是个英雄。我忍不住向那保长挺撞了几句，说：“如果别人这样欺侮你的女儿，你心中怎样？”他大怒之下，从此和我成了仇人。”（金庸《谈〈彷徨与抉择〉》）
沈从文在自传里讲过一桩隐痛，他的生身祖母是苗人，由于当时苗汉通婚生下的子嗣没有社会地位，不能参加文武科举，在为沈家生下两个儿子后，就被远嫁他乡，沈家对外称她是汉人，已经去世，还为她立了个假坟。沈从文还提到官府镇压革命党时，屠杀了许多无辜的苗民，决人生死的方法竟是把人牵到天王庙前掷竹茭，一仰一覆的顺筊，开释；双仰的阳筊，开释；双覆的阴茭，杀头。
湘西的苗汉史就是一部“相斫书”，世代相杀的惨烈，让金庸思索民族相处之道。1961年，他提出武侠要“主张人类的平等，各种族之间的和平相处。在描写古代民族之间的斗争时，如汉人反抗满清等等，主要是从爱国心出发，而不是从种族偏见出发。”（金庸《对武侠片的期望》）
后来他的小说突破汉民族本位，越发强调民族融合，出现了超越民族界限的英雄萧峰，最终出现了没有民族属性的韦小宝，由于他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的任一族人，他天生不持任何一种民族主义立场。作为小说家，尝试通过小说人物命运的走向指出一条民族伦理革新的路子，这显示了金庸对中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思索。他自认为：“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
（九）惨酷不平
沈从文曾说湘西的山水“随意割切一段勾勒纸上，就可成一绝好宋人画本”，但若以为湘西是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那便是一种大误解。
“那年春天，农村中发生了天花。我所住地方附近的三个农村，十分之七八的大人和小孩都染上了。农村中没有半点医药设备，短短一个月之内，我所相识的农民死了五十多人，幸而没死的，险上也都留下了难看的疤痕。”（金庸《谈〈彷徨与抉择〉》）
金庸的那位覃姓农民朋友，全家染上天花，母亲、哥哥、妹子都死了，家中只剩下他一人。后来他虽然好了，但一个英俊的青年变成了满脸痘疤。他一头牛和三口猪都卖了，用来埋葬他的家人，从此成为赤贫，相好的姑娘不久也嫁了别人。他的田早在七、八年前就卖给了别人，但那买田的有钱人设法不转钱粮户册，每年的钱粮仍是要他缴纳，交涉和哀求都没有用。缴不出，县里下来催钱粮的税吏就要收“草鞋钱”——从县里走了几十里路，草鞋走烂了。税吏所收的“草鞋钱”其实就是迟交的利息，这次付了草鞋钱，过得十天半月，税吏又会再来。金庸气愤地向那税吏交涉，他却说这不关他事，县里的粮簿上记的是金庸那朋友的名字。
在多重打击下，“他成日痴痴呆呆，对什么都失却了兴趣。我想同他一起到县政府去交涉，改了粮册上名字，他也一样不关心了，只说：‘没有用的，命中注定的。’他一生之中再也没了幸福，或许，他还是死了的好。” （金庸《谈〈彷徨与抉择〉》）
读罢此文，让人想起沈从文，这位金庸最喜欢的中国作家。两位先生笔下的湘西都由两重世界组成，山川是极其秀美的，老百姓也多是勤劳朴实的，但却有一种“残酷”笼罩着这种“诗意”，让老百姓在一种无望的悲苦中麻木地活着。沈从文的《辰溪的煤》《丈夫》《贵生》等文字莫不流露出这种痛苦，《沈从文自传》更是充满了无辜乡民被肆意屠戮的回忆，仅榆树湾一地，清乡军阀就杀了两千人。冷峻的文字揭示了旧湘西的社会底色，兵祸、匪患、灾荒、苛政，老百姓在动荡不宁的历史风雨中命如草芥。金庸在《民歌中的讥刺》里也提到自己在湘西记录下来的那一千余首民歌中“谈情的数量固然最多，但也颇有相当数量的歌曲是诅咒当时政治的。”
沈从文晚年感慨道：“一个才质平凡的乡下青年，在社会剧烈大动荡下，如何在一个小小天地中度过了二十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由于‘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才有个转机，争取到自己处理自己命运的主动权。”（《沈从文自传》附记）
他和金庸都从近处瞧见了活在底层的那群湘西乡民，他们过着怎样的日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面对不公、面对死亡，无力改变，只能默默忍受着那份摊派到自己头上的命运。所谓“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如果没有沈从文和金庸的这些文字，他们照旧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水花都不曾溅起一朵。
在湘西的两年，是金庸唯一与底层老百姓打成一片的时光，他领略到了以他的阶层原本这辈子都领略不到的东西，这对后来办报纸、写小说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
1959年，金庸在《明报》发表他的第一篇社评《我们的立场》，提出帮助社会实现“公正与善良”的办报立场。他写道：“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2000年，金庸在自传体散文《月云》里写道：“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他正在写的时候、以后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他写佛山镇上穷人钟阿四全家给恶霸凤天南杀死时热血沸腾，大怒拍桌，把手掌也拍痛了。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伤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四、不胜低回
金庸前后在六部小说中提及了湘西，尤以《连城诀》为最，曾经熟悉的湘西风物，挥洒在字里行间：
“长身黝黑，颧骨微高，粗手大脚，那是湘西乡下常见的庄稼少年汉子。”
“四川湘西一带农民喜以白布缠头，据说是为诸葛亮服丧的遗风。”
“空心菜是湘西一带最寻常的蔬菜，粗生粗长，菜茎的心是空的。”
“这是湘西沅陵一带的花斑毒蝎咬的，咱们湖北可没这种蝎子！”
……
这些文字真是不胜低回。在这里，金庸见到了山川秀美，民风淳朴，也见到了悲风苦雨，向死而生。但世变之亟，无人能预知其流极。1946年离开湘西，金庸便再也没能回来。
许多年后，水阔山遥，湘西已在万重之外。他修订小说，让李沅芷做了金庸江湖头号出场人物，这一笔，真可谓隐于不言，细入无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