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金庸先生在杭州与文汇报读者互动。
文汇报驻浙江记者站前站长、高级记者万润龙与金庸先生是好友。金庸先生生前曾接受过万润龙多次采访，文汇报曾发表万润龙采访金庸先生的50余篇独家专稿，其中，《与金庸对话》《十问金庸》《邓小平与金庸》《金庸剑桥论剑》等均以整版篇幅刊出，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十问金庸》还被中央电视台“子午书简”栏目全文朗读。万润龙还应金庸先生聘请担任了杭州金庸书友会总经理兼《金庸茶馆》（杂志、网站）主编，参与策划了“华山论剑”“五月联盟”等活动。金庸先生昨去世后，文汇App约请已经退休的万润龙撰写了他与金庸先生的交往经历。文汇App将以连载的形式发表。
▲2003年，应湖南卫视约请，万润龙作为特约主持人，与金庸先生对话。
今年国庆前夕，有朋友告诉我，金庸先生身体有恙。这类消息之前已经有过几次，我都会打电话去香港，向金庸先生的秘书求证，然后辟谣。但这一次我没有向香港求证，而是随即去杭州市出入境管理局办理了港澳通行证，准备专程去香港探望老先生。没想到我还是迟了一步。
昨天傍晚，金庸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我的心一下子变得十分沉重。我随即走进书房，打开金庸先生赠给我的那幅字画，刚劲的启功体跃然纸上：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先生的音容笑貌如同过电影似地浮现在眼前。
我第一次遇见金庸先生，是1996年秋。那一天，位于杭州九里松景区的云松书舍落成。此书舍是金庸先生出资1400余万元建造。云松书舍位于杭州钱塘十八景之“九里云松”的起点，这里松林繁茂，鸟语花香，十分幽静。
金庸先生携家人出席了落成仪式。时任海协会会长、上海市老市长汪道涵先生与浙江省和杭州市的领导一起出席了落成典礼。仪式十分简朴，书舍门外放一扩音话筒，金庸及家人与领导在话筒后站成一排，发言者上前一步即可。
那一天，汪道涵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自己也是金庸迷，通读了金庸的14部作品，从中看出了两个字，“仁”与“义”。汪道涵随口举出了大量书中的故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汪道涵最后说，他认为，金庸的小说是可以当做爱国主义的教材来读的。
金庸先生当时十分感动，在答谢时连说了十几个“不敢当”。
典礼结束后，我以《汪道涵论金庸》为题，写了一篇本报特稿，在文汇报上刊出。这篇报道后来成为我独家采访金庸先生的敲门砖。
1998年9月，浙江四校合并成新的浙江大学。次年，浙江大学邀请金庸先生担任该校人文学院院长。金庸先生到任当天下午，浙江大学安排了一次短暂的媒体见面会，金庸先生亮相并作简短讲话。主持人是浙江大学新闻办主任、本报特约记者徐有智教授。徐教授拒绝了数十家媒体采访金庸先生的意愿，却于当天晚上与我一起来到金庸先生下榻的世贸中心大酒店。一见面金庸先生就说，万先生写的《汪道涵论金庸》看到了，许多朋友也看到了，很感谢。当天晚上，我们对金庸先生作了100分钟的独家采访。在这次对话中，金庸先生谈到了与文汇报的友谊，首次披露了自己决定以一元人民币的价格把《天龙八部》的改编权卖给中央电视台，并介绍了自己接受浙江大学邀请的经过。文汇报很快就以整版篇幅报道了我们与金庸先生的对话。
1999年11月3号，我正在文汇报总部开会。翻阅报纸时，我突然看到11月1号的中国青年报上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很醒目：《王朔：我看金庸》，仔细一看，是知名作家评说金庸的小说，持总体否定态度，认为金庸的作品“看不下去”，属于“四大俗”。
国内知名作家如此评说金庸小说，我感到很意外。第一感觉是尽快采访金庸先生，做个专访。于是通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要了金庸先生在香港的电话。金庸先生不在家，我留下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当天晚上，金庸先生电话联系了我。当时，金庸先生还没有看到中国青年报上王朔的文章。当我逐字逐句地读完三千多字的全文后，金庸先生向我表示了三层意思：一、我不认识王朔，过去没有交往；二、去北京大学讲学时，有学生递条子问我对王朔的印象如何，我回答说，王朔的作品看得不多，只看过一两部。我的评价是，很有特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个评价应该不是贬义。三、我的作品既然是大众读物，理应让人评说。王朔愿意评说，就让他说吧。
11月4日，文汇报刊登了我对金庸先生的专访。当天上午，文汇报总编辑石俊升先生给我打电话。他表扬了我写的金庸专访，指令我马上与金庸先生联系，希望再次深入地采访金庸，“让金庸先生敞开说，有一个版的内容我们发一个版，有两个版的内容我们发两个版。我不相信王朔的一篇文章能够撼动有五千万以上读者的金庸！”
我通过电话向金庸先生转达了石俊升总编的意见。金庸先生非常重视。在通话过程中他问了我三次：“石先生真的这么说（不相信王朔文章能够撼动金庸的文坛地位）？”在确认之后，金庸先生很认真地对我说：“代我谢谢石俊升先生。但有一个数字我想更正一下，我的书的读者不是五千万，是三个亿，而且不包括盗版。”我问金庸先生这三亿读者的数据出自何处，金庸先生回答说，是国家新闻出版总局的一位领导亲口告诉他的。
金庸先生随后表示，在王朔先生评说我金庸的文章发表之后，我不能自己再来评说我自己的小说。我的小说好不好，读者可以任意评说，我会认真看待读者的评说。但既然文汇报石总编如此重视，我一定不会辜负。我今天会写一篇提供给文汇报作参考，但不会太长。
我问金庸先生，估计会写多少字？他思考片刻后说：1000字左右。
当天晚上6点多，金庸先生的稿件还没发给我。我急了。于是打电话到他办公室，无人接听。再打电话到他家里，通了。金庸先生告诉我，稿子刚刚写好，但打字员小姐下班了，香港有《劳工法》，不能够随意加班。能否等明天打印好再发传真？我一听急了。对金庸先生说，文汇报已经空出版面等着先生的稿件。我这里打字员还在，请先生直接把手写稿传真发我，我们打印后再请先生过目。金庸先生于是把改动较多的手稿传真给了我。
▲这是金庸先生赠送给万润龙的书法条幅。
《文汇报》编辑部：
接奉传真来函以及贵报近日所刊有关稿件，承关注，及感，兹奉专文请指教：-
一、王朔先生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我看金庸》一文，是对我小说的第一篇猛烈攻击。我第一个反应是佛家的教导：必须“八风不动”，佛家的所谓“八风”，指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四顺四逆一共八件事，顺利成功是利，失败是衰，别人背后诽谤是毁、背后赞美是誉，当面赞美是称，当面詈骂攻击是讥，痛苦是苦，快乐是乐。佛家教导说，应当修养到遇八风中任何一风时情绪都不为所动，这是很高的修养，我当然做不到。随即想到孟子的两句话：“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有时会得到意料不到的赞扬，有时会遭到过于苛求的诋毁。那是人生中的常事，不足为奇。“人们随随便便，那是他的品格、个性，不必重视，不值得去责备他。”这是俞曲园的解释，近代人认为解得胜过朱熹。）我写小说之后，有过不虞之誉，例如北师大王一川教授他们编《二十世纪小说选》，把我名列第四，那是我万万不敢当的。又如严家炎教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讲《金庸小说研究》，以及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行《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会议，都令我感到汗颜。王朔先生的批评，或许要求得太多了些，是我能力所做不到的，限于才力，那是无可奈何的了。
二、“四大俗”之称，闻之深自惭愧。香港歌星四大天王、成龙先生、琼瑶女士，我都认识，不意居然与之并列。不称之为“四大寇”或“四大毒”，王朔先生已是笔下留情。
三、我与王朔先生从未见过面。将来如到北京耽一段时间，希望能通过朋友介绍而和他相识。几年前在北京大学作一次学术演讲（讲中国文学）时，有一位同学提问：“金庸先生，你对王朔小说的评价怎样？”我回答说：“王朔的小说我看过的不多，我觉得他行文和小说中的对话风趣幽默，反映了一部分大都市中青年的心理和苦闷。”我的评价是正面的。
四、王朔先生说他买了一部七册的《天龙八部》，只看了一册就看不下去了。香港版、台湾版和内地三联书店版的《天龙八部》都只有五册本一种，不知他买的七册本是什么地方出版的。
我很感谢许多读者对我小说的喜爱与热情。他们已经待我太好了，也就是说，上天已经待我太好了。既享受了这么多幸福，偶然给人骂几句，命中该有，不会不开心的。
金庸
99．11．4
王朔先生的《我看金庸》与金庸先生的“八风不动”迅速激起读者的强烈反响，成为1999年中国文坛的“十大事件”之一。（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