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金庸先生逝世三周年忌日之际。谨以三年前悼念金庸先生的文章，表达对先生的缅怀和哀思。
当今网络经常发生恶搞名人逝世的消息，金庸先生本人也曾数次发生过在网络世界“被逝世”的事件，所以，今天白天看到金庸先生逝世的消息，还是将信将疑，生怕弄成乌龙，不好收场。直到晚上看到新华社的消息，才敢确信下来。而一旦确信，悲痛之情和忆旧之念就如同潮水般汹涌涌来。
作为古代小说研究学者，我在读过部分金庸先生作品后，深深为其对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继承和创新所深深折服，也曾写过学术文章进行学理分析。但从个人情感来说，我对金庸先生逝世的伤感悲痛，更有那些曾经相处的日子成为燃烧伤逝的导线，从中体会感知他的人格魅力。
我本人除了是他热心读者外，还曾有过工作和私人交往。2001年，金庸先生应邀来南开大学讲学，我受陈洪先生委托，负责并全程陪同金庸先生来南开讲学全部行程，因此结下深厚情谊。2007年浙江大学举办金庸先生卸任浙大文学院长暨武侠小说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出席大会，那是与金庸先生最后一别。回想往事，更觉悲痛伤怀。
2000年，南开大学由原中文系和东方艺术系联合组建了文学院，首任院长为陈洪教授、书记为乔以钢教授。其下设建制单位由原中文系产生中文系和传播学系，由原东方艺术系产生东方艺术系和艺术设计系，由原中文系承担全校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师和原东方艺术系承担全校艺术类公选课教师组建了文化素质教学部。由我出任文化素质教学部第一任主任。
次年2001年，为扩大文学院影响，活跃校园文化气氛，当时担任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的陈洪教授决定邀请金庸先生来南开讲学，并把这次活动的具体操办联系和陪同工作交给当时担任文化素质教学部主任的我。为顺利完成任务，陈洪先生派我出席教育部在杭州举行的高校通识教育工作会议，择机联系当时担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金庸先生。
因之前与金庸先生无缘结交，我到杭州后与当时担任浙江大学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古代文学研究界老朋友廖可斌教授取得联系。可斌教授得知我们的心愿非常支持，在与金庸先生联系得到同意之后，很快就具体行程和时间达成共识，并在较短时间内就实现了南开讲学之行。
按双方协商意见，金庸先生南开讲学之行，浙江大学方面由徐岱副院长全程带队陪同，南开大学方面由我全程陪同。金庸先生一行下榻在天津利顺德饭店，当时利顺德虽然还是四星级，但却是具有百年历史的著名饭店（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名人基本均曾在此酒店下榻，有饭店下榻名人墙为证）。南开大学派专车，由我陪同，每天早上到饭店接金庸先生一行到南开大学进行学术活动。
金庸先生在天津期间的主要活动有四项：
一是由南开大学校方举行的学术报告会。报告会地点在南开大学伯苓楼报告厅。报告厅好像只有三四百人的座位，但却来了上千人，保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把大部分观众安排进会场，那可是十足的水泄不通，连舞台上都坐满了人。当时陈省身先生也闻讯赶来与乡梓见面，聆听报告。不过，让广大观众稍感意外的是，金庸先生的口头语言表达与他的那些名扬天下的武侠小说似乎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除了浓重的浙江方言外，金庸先生给人感觉性格很文气、很内敛、很低调，所以与大家期待的热烈气氛有些落差。好在陈洪教授的机敏反应和超人口才完全弥补了当时的尴尬场面，大家像听逗哏捧哏相声一样领略了两位先生的学识和风采。
二是在南开大学文学院举行了受聘仪式和与师生交流会。侯自新校长亲自向金庸先生颁发了荣誉教授聘书，佩戴了校徽。金庸先生与文学院师生畅快交流，并题字留念。这场活动在南开大学范孙楼章阁厅举行，场面较小，不足一百人，照样人满为患。但这场活动金庸先生显然放开了一些，与师生交流显得更为热烈了。
三是在天津水西庄的盛情邀请下，金庸先生专门造访了水西庄。因天津水西庄曾有查氏家族生活活动的经历。金庸先生出于对宗族的亲情，拨冗访问了此地。但因当时水西庄实在已经没有多少查氏家族生活的真实遗迹，金庸先生又不大乐意作为道具被人摆放安排，所以这个活动也很快结束了。
四是我陪同金庸先生去天津中国大戏院看了一场京剧折子戏。具体剧目记不清了，但还记得上场演员有样板戏《红灯记》的男主角钱浩梁（浩亮）。因连日活动，金庸先生有些精力体力不支，戏没看完就提前退场回去休息了。
六年之后，2007年，金庸先生卸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浙江大学专门举办了金庸先生卸任暨武侠小说研讨会。我有幸受到邀请出席这次盛会。会上不仅见到很多学界同行，更是与金庸先生久别重逢，异常亲切。他不仅亲自莅临会场，认真聆听大家的学术发言，而且还不厌其烦的与所有有合影要求的朋友一一合影留念。
两次与金庸先生的交往只有短短几天，但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印象已经超出他的文学成就和学术影响，而是人格的魅力。
这人格魅力的核心就是完全超乎我想象的低调和平易近人。见到他之前对他人格的想象完全是和他作品的豪侠风气和江湖连在一起的。但他本人的性格却完全颠覆了原有的想象。几天共同相处的时光，我们几乎无话不谈，上至国际国内大事，下至个人学术和家庭琐事等等，可谓事无巨细，毫无遮拦。见面后我送他一部著作《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请他指正，作为小说创作大家和历史文化学者的金庸先生深知此书分量，不仅当面跟我反复说明这种工具书的重要，而且还在给全校做学术报告的时候，专门提到我的这本书，作为读书、治学、创作均须从基础做起的例证。不仅如此，他的天津之行全程由我陪同，这本来是工作安排，也是我本人乐意为之之事。但金庸先生显然把我的这次陪同作为一种深深的情谊记在心上了，所以2007年的武侠小说研讨会特地点名邀请我参加。像他这种大家能把这种小事情记在心上，投桃报李的为人习惯，以我多年阅历，貌似不是很多。
还有一件小事可以作为此说的佐证。金庸先生来南开期间，南开大学派专车接送他活动。司机曹师傅跟我很熟，有一天他不大好意思地跟我说，能否请求和金庸先生合个影。我向金庸先生转达此意后，金庸先生非常爽快答应了，曹师傅十分激动，连连致谢。
金庸先生的人格魅力，使我联想到他在作品中描写的最为理想的武侠境界是——没有武侠。这个来自老庄思想不仅是武林豪杰的最高境界，而且，我个人以为，这也是金庸先生本人的人格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