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李敖《‘金庸式’伪善》——为金庸声辩之二[修订版]
李敖看三毛不顺眼（就像他看不惯除他自己而外所有人一样）：“她在关庙下跪求签，这是那一门子的基督徒呢？她迷信星相命运之学，这又是那一门子的基督徒呢？”以西方标准衡量，三毛做法确实不妥，在中国，却是宗教信仰者的常态。不过李敖向来是以最高道德标准去要求别人的‘大思想家’，他的不满与不屑是可以理解的。李敖的不满其实还有：“ 三毛跟我说：她去非洲沙漠，是要帮助那些黄沙中的黑人，他们要她的帮助。她是基督徒，她佩服去非洲的史怀哲，所以，她也去非洲了。我说：‘……史怀哲不会又帮助黑人，又在加那利群岛留下别墅和外汇存底吧？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 三毛听了我的话，有点窘，她答复不出来。她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三毛式伪善’。”
然后大师笔锋一转，直扫金庸：“提到他儿子死后，他（金庸）精研佛学，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佛经里讲……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经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金庸式伪善’。”
李敖所言并非没有道理（我也认为金庸算不得纯正的佛教徒，其思想太杂，但其底色非儒非佛，反是道家），只是由李敖嘴里说出，未免滑稽。最起码金庸与三毛的财产都是辛劳所得，还算干净。他们没有李大师的本事与面皮去侵吞朋友的财产。
1979年李敖的老友、《文星》创办人萧孟能因债务问题离开台湾，临行将总值约2500万新台币的所有财产（包括自己的印章）当然交付给交往近20载并时时以‘仗义’标榜的老友李敖，甫料半年后萧孟能返台，李大师已将所有的房产、股票、文物收归自己名下。
少年李敖就很有共产主义觉悟，50年代还想着偷渡返回大陆，壮志未酬，仍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台湾上演了一出‘剥夺剥削者’的大戏，壮哉！猗欤盛哉！
可恨的是大资本家萧孟能不甘心失去自己过去的天堂，竟然丧心病狂地以‘侵占与背信罪’将大师告上法庭。大师凭藉自己的‘讼棍’本色，发挥了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在法庭上巧舌如簧，抵赖耍赖。无奈萧孟能手中握有铁证，再加上李大师当时的妻子胡茵梦女士作证：亲见李敖将萧的财产据为己有。大师被判‘侵占罪’，入狱6个月。好在那笔财产未被剥夺，终于回到了以李敖为代表的人民手中，考虑到房产、股票、文物（包括乾隆御批、傅抱石、吴昌硕、齐白石的画作）一直在升值，1979年的2500万资产到今天早就超过亿元了。
犹记得李大师亲临北大，捐出150万新台币‘巨款’为胡适塑像，便要四处宣扬，现在好像地球人全知道了罢？
瞧啊，这个人！自己背负‘侵占罪’，居然腆着脸挨个质问他人：“你怎么解释你的巨额财产呢？”，这种修养惟有‘请随便’总统“以最高道德标准要求自己”的自我表白才足以与之比肩而立、笑傲江湖！
明乎此，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大师的倨傲：“要找我佩服的人我就照镜子”！
我读李敖大作早在20年前，他在大陆初无藉藉之名，跟柏扬、龙应台不可同日而语，那时我对李敖钦仰之极：不意‘燕赵悲歌之士’复见于今日，古之李贽，前之鲁迅，不能过也！稍稍认清此公嘴脸则是七八年前，晚间听电台采访李敖，谈天宝旧事，大师的高论令我震惊，我甚至怀疑那是否确为李敖的声音。
我读到的《金庸式伪善》最早版本，有这样的内容：“金庸的风度极好，他对我的话不以为忤（虽然他此后在他的报上不断诽谤我）……”后来我买的几本李敖作品集，也多收录此文，这段文字却是不见了。怎么回事？
不会是有些事过于敏感罢？李敖要刻意回避什么呢？
金庸于1979年赴台，参加‘国建会’，与李敖的晤面正在此时。巧合的是当金庸赴台晤李之日，正是萧孟能将财产交付李敖后离台之时。半年后东窗事发，李敖因‘侵占他人财产’被告上法庭，官司打了很长时间，或许是出于对李敖作为文学大师地位的尊重，《明报》对此案相当重视，进行了深度报道。那时的金庸尚不知‘记者应该向军队学习’‘加强纪律性’的真理，《明报》记者睁着眼说瞎话的训练也就不足，《明报》连篇累牍都是李大师‘侵占与背信’的光辉业绩了……
李敖所说金庸‘此后在他的报上不断诽谤我’指的该不会就是此事罢？
下面我把几件事的时间、过程梳理一遍。
1979年发生了两件事：[一]李敖侵占朋友的巨额财产。[二]金庸到了台湾，晤见李敖。
‘半年后’的1979年底或1980年发生了两件事：[一]李敖被判‘侵占罪’成立。[二]《明报》大篇幅报道李敖的‘侵占与背信’罪案，又不曾帮他解释开脱。
1981年，李敖发表了《我是‘善霸’我怕谁》一文，第一次书面攻击‘金庸式伪善’，此后，李敖把大体相似的内容写进自己的多篇文章，并剪裁收入自己的《回忆录》中，一直到2004年，李敖在凤凰卫视谈到金庸，仍是骂不绝口。
金庸的度量我也感觉稍嫌不广，但我也实在看不出李敖如何宽宏大量。
这次会谈，李敖“接着谈到他写的武侠，我说胡适之说武侠小说‘下流’，我有同感。我是不看武侠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训练、认知训练、文学训练、中学训练，我是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的”。
李敖不是把读者当白痴，就是以为他们集体（像他李敖一样）患上健忘症。李敖果真“不看武侠”“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他先在台大读书，后在国军服役，经常给马戈等朋友写信，曾多次谈到正在阅读《射雕英雄传》，我未见他对《射雕》有一句贬语，莫非当年的李敖尚未完成“中学训练”？
‘修辞立其诚’。李敖确实是有大学问的人，其病，在于不‘诚’。他对于各种事实甚至史实，其实是取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说就写；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忘却。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
李敖入狱前，有一本‘巨著’正待印行，已经收了几十位读者的订金。此书后被查禁，这些读者虽付了钱就拿不到书了。李敖出狱之后，庄严宣告：此后自己的全部著作，将无偿地永久地赠与这批老读者。
此后李敖笔不停挥，著书近百部。但赠到第20本后，李大师不干了！据李敖说已经获得了这些位读者的谅解（我只奇怪：不谅解又能如何？），此后当然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书，大师的巨著可值钱了，大师的诺言又顶个球？
三毛私下对李敖表示要到非洲援助小战友，李敖就质问：“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 ，金庸刚说了自己皈依佛法，大师就问罪：“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意思很显豁：二人只有放弃全部财产才成，才能免于‘伪善’之讥。 那么，你李敖自己做出的公开承诺，就等于放屁吗？
当时我给李敖算了一下，践行自己赠书然诺，所费不赀，也用不到他财产的百分之一。李敖以自己的东北人身份为傲，自诩‘讲义气重诚信’，居然小气到这步田地？他骂陈水扁那句‘小店’（小格局）痛快淋漓，只是大师照镜子时居然对自己的那副‘小店’尊容毫无察觉？
我很喜欢房龙〈宽容〉一书，尤其赞同他的观点：唯一不可以被宽容的，是‘不宽容’本身。 我们（包括李敖）都不是天使，因此：谁也没有资格要求别人成为‘天使’。拿自己都做不到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他人，这不叫‘伪善’，这是无耻！
李敖公开承诺免费赠书，后来又反悔，这个，我能理解——谁不心疼钱啊？！我不能理解的是：这个人居然腆着脸要求他人：必须捐出所有财产，否则，就是‘伪善’！
为什么？因为你‘自称是佛教徒’！
在家的佛教徒，古称‘居士’，自古以来，中国有多少‘居士’，谁曾‘全部’（！）捐献家产？文学史上又有多少人以‘居士’自称？哪个把家财全部捐弃了？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把半部《中国文学史》改称《伪善文学史》？
李敖为了报复萧梦能，领着一帮瘪三，去萧的住所‘捉奸’——我们知道：李敖的私生活极其谨严端肃。不是吗？
我不说李敖伪善，我不敢。 李敖不伪善，李敖无耻！
金庸确实伪善，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伪善’的一面一样。但孤立地看“自称佛教徒而未全部捐出家产”这一件事，谈不到什么‘伪善’。当然，如果是像弘一法师那样戒律精严的佛教徒因此说金庸‘伪善’，说得过去。李敖有什么资格？
在家的佛教徒，现代最典型的‘居士’，是弘一法师的弟子丰子恺。也没见丰先生捐出自己全部家产，弘一法师居然不曾骂他‘伪善’，不奇怪吗？
真正道德高尚之人，对他人身上所体现的人性的弱点，总是抱持一种‘哀矜而勿喜’的态度。相反，有时越是缺德败德之人，指摘起他人的道德瑕疵，越严厉。
胡适先生当年为李敖写过一件条幅，李敖30年后就卖了100万新台币。李敖在北大捐出的150万新台币是个什么概念？折合成人民的币也就30几万，给胡适先生塑像，买原（石）料哪用这么多钱？只是以胡先生‘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地位，总得找位真正的雕塑家罢？给人30万报酬拿得出手吗？ 在《李敖有话说》第二百四十五集，李敖说：“这笔钱折合成人民币是三十四万六千三百二十元，这个钱大概可以（？！）够建一个铜像了。”
花34万人民币，李敖当然不会赔本，吃小亏占大便宜。在最高学府树立一座由李敖捐资成就的胡适塑像，李敖分明要把自己装扮成胡适先生的思想继承人。胡先生当年对李敖其人其文的评价是‘轻佻浮薄’，我最初也很为李敖抱屈。现在来看，胡适先生识人之准，才真正了不起！
傅国涌指出金庸“抠门”，此语绝非诬蔑。但金庸好歹给香港大学捐1000万港币，给嘉兴一所中学捐310万港币。论财产，金多过李，但多不到40倍罢？较之李敖，金庸算是“乐善好施”得很了。
金庸与李敖都是我少年时代无限尊崇仰慕的大人物，30岁以后才明白人是复杂的，人也是会变的。‘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
我曾期望金庸能把孔子讲人到晚景‘血气已衰，戒之在得’的话，多读多想几次。对李敖，恐怕孔子的另一句话更适合：老而不死是为贼！
2006、9 刚在电子书里看完这一篇，感觉很解气，痛快！
不敢妄加评论，但也不想只说空话，还是回了。 这贴要回一个，所见略同。尤其是对于房龙的《宽容》，我看的时候也对“唯一不可以被宽容的，就是不宽容本身”这话最有感触。
另加两句不着边儿的，说说什么是宽容：
到米国这边深感，民主不仅是种制度，也是种文化，在你非常反对其他人的看法和观点的时候，也能接受别人与自己的不同意见，坐下来共同商讨和投票决议，而不是激烈地去骂他，反对他，并从中得到一种英雄式的自我满足。
中国自古以来是不存在这种宽容文化的，只有居高临下的“宽恕”，没有平等而言的宽容。因为大家都崇尚道德上的圣人。但实际上，趋利避害是生物本能，世界上不存在真正无辜的人。一味地拿道德说事儿，相互指摘，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谁也看不上谁，最后没办法，就只能“专制你算了”。
西方民主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之上的，它承认每个人的原罪，既然大家都有罪，判定的方法就是法律条文。法律认为有罪就有罪，法律认为无罪，道德上不齿也没有罪。
而中国一直以来都特别喜欢以道德作为判定标准，在以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人情社会的人情标准，现在这些标准被打破了一部分，就陷入混乱。因为道德是非常软性的，没有具体的条例，而且有些非常相互矛盾，在执行过程中常常无所适从，大多数时候还是拿权力或人情说事儿，标准变成了“谁有权谁就对”，或“你跟我是一拨儿的你就对”。所以我认为如果总是陷在道德圈里出不来，民主的实现，难矣。
当然民主文化有他的缺陷，就是如果没有法庭可以判定的时候，作恶变得理所应当。所以中国出大奸，玩弄道德，外国出大恶，玩弄法律。至于这两种文化能不能对接，就需要很长时间的实践了。 对刘兄的文章再顶一个。很早前看过刘兄的没改的那篇，所以对这篇修订版的兴趣不大，不过刚才还是看了一遍。
我也对李敖感觉很不爽，除了他的傲气外，也不知还有什么原因，看了刘兄的文章，感觉豁然开朗：自己很水，然后去指责比自己不水的，也就是百步笑五十步，甚至是百步笑一步，这样的人的确很让人讨厌。
五武陵说的也不错，不过咱没出过国，感触没那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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