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谈金庸，及其它
金庸小说在廿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刘再复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席研究教授转自清韵武侠论坛
提交者：纸醉（纸醉按：以下一文录自明报月刊一九九八年八月号有关五月份
在科罗拉多大学举行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报
导。）
五十年代中期，金庸首次执笔写武侠小说，前后约十七年，他笔无停缀，总共
发表了十五部作品。他把书名的第一个字连缀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
书神侠倚碧鸳”。其后又经过作者封笔之后花了十年工夫认真修订，现今刊行的版
本比当初在报纸连载时精致了许多。尽管人们对金庸的作品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
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承认，金氏作品拥有最多的读者。他的作品先是在殖民地一隅
香港产生影响，继而流布至东南亚地区，广受欢迎，七十年代末开始有坊间盗版本
盛行大陆，至九十年代才有全套正式授权版在大陆发行。可以说问世以来四十年
间，读者对金庸作品的喜好未曾衰减。我们虽然不能仅仅据此论定金庸作品的质
量，也不能仅仅据此论定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贡献，这样做有失文学研究的严
谨。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象，作出学术上的解释。因为由读者广泛喜爱和支持
的金庸作品在文学上的重要性，是任何试图重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人不得不重
视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评说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残缺不全
的文学史。如果我们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迁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
果我们不囿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解释去看金庸，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
看问题，就会看到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真正继承并光大
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
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
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
新的境界。
承继和发扬光大中国本土文学传统以往的文学史对二十世纪初文学变革的解释
带有强烈的启蒙意识形态色彩，它把那个时代凡不具启蒙意识的文学一律看作是“
封建文学”，或带有贬义地称之为“旧文学”。其实，如果平心静气看二十世纪初
文学的变革，就会看到，由于社会变化和外来文学影响，中国文学已逐步分裂为两
种不同的文学流向；一种是占据舞台中心位置，由“五四”文学革命催生的“新文
学”；一种是保留中国文学传统形式但富有新质的本土文学。新文学以启蒙意识、
外来文学形式、欧化白话文为其核心因素。（它与此前文学的联系是次要的，充其
量是某些作家采用了某些古代技法。）它以前所未见的面貌出现于文学舞台，为那
些赞同和倾向于“新思潮”的都市知识分子所认同，可以说新文学是表现这批活跃
于都市的知识分子思想感情的。在新文学崛起的同时，另一种文学，即植根于古代
文学悠长传统的那部分文学也在发生缓慢的蜕变。它虽然不能像新文学那样以耳目
一新的形象示人，但文学史家戴著启蒙意识的眼镜，把它描绘成“封建文学”在清
末民初的垂死末落，是不合适的。我们姑且把这种文学命名为本土传统的文学，它
与“新文学”一起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两大实在，或者说两大流向。本土传
统的文学于缓慢的积累中构造自己的文学大厦，在本世纪初有苏曼殊、李伯元、刘
鹗作为其代表，三、四十年代则有张恨水、张爱玲等作家，而金庸则是直接承继本
土文学的传统，并且在新的环境下集其大成，将它发扬光大。
金庸的意义在于在香港殖民地一隅延续并光大了本土文学的传统。当老一辈的
作家因政治急流而退出写作生涯的时候，金庸却在香港异军突起。文化的种子因严
寒的政治气候不能生长于大陆，却在殖民地的土壤又破土而出。这个事实本身就有
文化的存亡继绝的意味。金庸的写作相当自觉地继承了本土文学的传统而又在新的
环境下持续探索和创新。五、六十年代的都市毕竟不同于以往的上海、天津和北京
，香港读者毕竟不同于上海与北京旧时代的读者，而大陆政治又非常微妙地影响著
香港。金庸的写作虽然说认同于本土的传统，但毕竟要面对新的环境、新的读者。
我们看到，金庸的小说一方面并没有失去悠久的文学传统所造就的独特趣味，尤其
是清代至民国年间本土传统的文学演变过程中产生的成功的地方被金庸继承下来了
；另一方面，他又有许多创新的地方，尤其是他注意刻划和表现人性（这虽然是古
今中外优秀作品所具有的，但在民国时期本土传统的文学是不多见的。）全面提升
了这一传统中作品的品质，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至高境界。例如，他既保持了传统章
回形式“文备众体”的一贯特点，又作出了符合现代阅读弹性的改变；既在作品中
坚持善恶是非分明的价值传统，又为充分表达的具体价值观念带来新的时代内容；
既继承了语言平易、绝无欧化弊端的白话文风格，又使白话文与时俱进，形成新文
体；既秉承了传统武侠小说的题材形式，又极大地拓展了武侠题材的表现空间。这
些都是对本土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他的贡献使他成为本土文学传统在二十世纪
的集大成者。
自由写作精神对单维文学的突破众所周知，二十世纪文学史的一个显著现象是
文学的意识形态化，“五四”时期短暂的自由氛围转眼便烟消云散，文学自觉或不
自觉转变成党派的工具，作家自觉或不自觉改变立场成为党派中人。特别是新文学
中的左翼作家，不仅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当成解释生活的信条，当成观
察生活的唯一角度，而且更将作家组织化，致使作家的思想、生活、写作都置于一
个非个人的机构的统制之下。就像本土传统的写作易于屈就都市商业的压力一样，
新文学传统的写作在“五四”退潮之后便屈就了意识形态的压力。文学成了意识形
态、政治权力的婢女，这是一个事实。从二十年代后期，经过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和
四十年代延安文学到五十年代直至文革结束，前后六十馀年时间里，文学就像得了
不治的绝症一样，在意识形态的统制之下奄奄一息，了无生机。
金庸的写作与新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五、六十年代，文学的
写作万马齐暗，大陆作家纷纷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而金庸在香港一隅保持了文学
的自由精神，这是极其可贵的。他像他笔下虚构出来的武侠英雄一样，凭著一身胆
识、一身武艺，敢爱敢恨，无拘无束，堂堂正正做事，本本色色做人。假如我们追
问金庸何以写得出如此脍炙人口的作品，那答案自然在除了文学的本领外，还在于
他对文学的这种信念。伟大的创作无不根源于自由的精神。当然，或许有人会说，
金庸生活于人身自由度较大的香港，政治生态环境不至于如当时大陆那般恶劣，写
作自由本来就存在。这只是一个大体上的事实。应当注意到，社会体制赋予的写作
自由并不等于文学的自由精神。在一个充分商业化的社会，束缚精神的压力，较少
来自政治，但更多来自商业利益、大众趣味，来自心灵的自我束缚。不错，金著武
侠初刊报纸时就获得了读者的喜爱，但他正当写作的盛年便决定封笔，放弃了巨大
的后续商业利益，又费时十年，全面修订已刊作品，这在武侠小说史上也是仅此一
例，足见金庸对文学的信念。六十年代初，因大陆三年自然灾害引发难民潮；六十
年代中期，因红卫兵运动引发左翼学潮、工潮。查先生其时主持《明报》，持论均
逆潮而上，他成了众矢之的，受到人身安全威胁而处之泰然。这种“虽千万人吾往
矣”的勇气与信念，既见于他的做事，也见于他的写作，而这正是自由精神的体现
。作品所写，不必尽是作者的经历，然必与作者的品质精神息息相关。我们在金庸
作品中体会到的独立不拘气息、任情自由的精神，正是金著武侠成就的因由本身最
好的注脚。
金庸写作的自由精神，不仅使他的小说能够以自觉自创的文体把本属于俗文学
的武侠小说提升到与新文学同等的严肃文学的水准，而且使他的小说在审美内涵上
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单维现象（只有“国家、社会、历史”之维），增添了超验
世界（神奇世界）和内自然世界（人性）的维度，使“涕泪飘零”（刘绍铭语）的
中国现代文学出现了另一审美氛围，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缺少
想像力的弱点。而在描写“国家、社会、历史”维度时，又用现代意识突破狭隘的
“民族——国家”界限，消解汉族主义，质疑了通行的本质化了的“中国人”定义
，使得金庸小说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和共同梦想。
缔结现代白话文的宝库新文学产生于社会中上层的知识圈子，它的使命是启蒙
，尽管它的意图是使社会大众都懂得新思潮，接受新思潮，但事实上却无法做到。
新体白话文与社会大众依然是悬隔的。这不仅仅因为语言问题，而且是价值观念的
问题。新体白话文在整个二十世纪都只能在知识圈子发生影响而难以深入社会大众
。二、三十年代新思潮的先锋如胡适、鲁迅、郑振铎等人热烈提倡民谣，三、四十
年代又有“大众形式”探讨以及延安文学的产生，但这只是体现了中上层知识圈子
对社会大众的“入侵”，并不等于社会大众本身的“承认”，悬隔的问题依然未能
解决。五十年代之后，新思潮不再新了，社会主流思想趋向单一，新体白话又有了
它的变体。但是，总而言之，新体白话文始终改变不了舶来的毛病与高高在上的社
会身份。如果说新思潮及其主导意识形态对二十世纪社会进程还有重大正面作用的
话，那么，它们的语言表述——新体白话文——对民族语文的建设则没有留下太多
有价值的遗产，至少它们的语言遗产不像它们声称的那么多。
其实，二十世纪文学的白话文努力还来自另一方面，这就是本土传统的文学。
它们没有大事声张要建设什么“国语”，也没有宣称要建设什么文学，因为这一切
都是不言而喻的。白话文学的读者自宋元以来一直是社会大众，大众使用的语言、
大众喜好的形式、大众认同的趣味，与白话文学保持著最密切的关系。明白了新体
白话文的缺陷，明白了悠久的白话文学的语言取向，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探讨金庸
对二十世纪白话文的重大贡献。他不但是本土传统在文学上最为杰出的代表，而且
也是本土文学对白话文作出最大贡献的作家。清末民初的时候，本土文学的白话文
虽然也有清新自然的，但市井气味较浓的不在少数。没落的才子在都市里舞文弄墨
，文字自然矫情做作。到三十年代，这种情况逐渐改观。例如张恨水小说的白话文
，不但能流畅地叙事，也能自然地描写。金庸小说的白话文，承继了这个语言传统
接近社会大众的特点，去除了它们在早期矫情、俗艳的毛病，丰富了白话文的表现
力，缔造了一个现代白话语文的宝库。与新体白话文相比，它没有各种各样的“腔
”，既没有欧化腔，也没有社论腔，纯然是道道地地的白话。在各种文化相互冲突
和交流的时代，知识分子都为如何保持民族价值观和跟上时代潮流而煞费苦心，二
十世纪文学语言的选择同样烙上了知识分子努力的印迹。新体白话文是新文学作家
交出的一份答卷；金庸小说的白话文是金庸交出的另一份答卷，同时也是本土文学
作家中交出的最好的一份答卷。两者的孰优孰劣恐怕还会有争论，但是无疑金庸的
白话文比新体白话文负荷著更多的民族文化价值。假如我们要从语言观察、体认、
学习汉语本身的文化价值，金庸的白话文肯定比新体白话文提供更多有益的启示。
金庸透过写作，不但提高了白话文的表现水准，而且在西潮滚滚的时代，在中国文
化价值备受挑战的时代，用他一以贯之的语言选择承担了重振民族文化价值的使命
。
金庸对武侠小说的贡献是人们谈论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武侠小说的成型是在
清代，到了民国年间有了大的发展，被称为旧派武侠。旧派武侠在叙事描写、塑造
人物上都有可观的成绩，但它们的最大不足在欠缺表现人性。金庸对武侠小说的最
大发展是将非现实的武侠题材同探索人性结合起来，于无处可寻的江湖看出社会，
于无处可见的英雄大侠读出丰富无比的人性，于神奇怪异的功夫显出文化特徵。在
他的笔下，武侠小说既有娱乐趣味，又有深入严肃的思考；它的题材纯粹是文学传
统的产物，但在荒诞不经的想像里又蕴含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金庸将武侠小说带
入了全新的境界，被公认为新派武侠最杰出的作家。武侠小说大概会为锺情于它的
作家一直写下去，如果我们不能断言后无来者的话，那么说金庸武侠的成就属于前
无古人之列，应当不是什么夸张其辞。（编按：本文原长七千字，因篇幅所限，曾
加删节） 刘：不错。我在会上和沟口雄三教授进行了一次质疑性的对话。首先我肯定了沟口教授重视中国内部因素自然发展的线索，过去我国学界在讲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时，忽视了这一点。１９８８年我在科罗拉大学召开“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提出一个论点，思路与沟口教授接近。我说中国现代小说史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双线双向”的文学史：第一条线是外国文学刺激下的文学史，这是由欧美留学生与日本留学生创造的，即由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和胡适、冰心、巴金、老舍等创造的历史；一条则是由本国自身的文学语言传统自然演化的历史，这是由刘鹗、苏曼殊、鸳鸯蝴蝶派、张爱玲、张恨水、金庸等构成的历史。前者可称为“外烁新文学史”，后者可称为“本土新文学史”。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介入，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本土传统一脉的文学，也会自成系统，自己汇成江河。但是，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成其现代文学，恰恰是由于外国文学的刺激而获得全新的视角、全新的方法和全新的语言。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主线索的是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胡适、冰心等为骨干的“外烁文学史”一脉，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鲁迅自己就说过，他写《狂人日记》全仰仗阅读一百多篇国外小说和自己的一些医学知识。没有异国文学的刺激，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沟口教授的思维方式是在关注内部线索时否定作为主流的外部线索，这样书写下来的历史只能是片面的、丢掉基本事实的历史。
李泽厚：金庸小说讨论会，我也参加了。你以文学的例子说明现代历史的论述方法，我也是支持的，而且即便是苏曼殊、张爱玲也仍然受西方影响很深，刘鹗、张恨水包括金庸倒是更本土一些，但观念和作品内容仍大受西方影响。 站在旁观者角度看透人生——金庸谈《共悟人间》
（推荐嘉宾：作家金庸简称金；“2002十本好书”主持：郑启明，简称郑；韦佩文，简称韦。）
韦：金庸先生，你为何推介这本书给年轻人？
金：这本书是我读过的书中，较适合年轻人阅读的，其他我所看过的文学和历史书比较深奥，不适合中学生。这本《共悟人间》，文字流畅，内容浅白，加上容易在香港买到，适合中学生和大学生阅读。
关于文学与人生的对话
韦：这本书的作者刘再复和刘剑梅，两人你都认识，其实他们父女两人，性格上有什么相通或不同的地方？
金：我跟他两父女都熟稔，刘先生有两个女儿，剑梅是大女儿。看这本书，就像看到两个朋友在讨论文学问题，除了领略到他们父女之间的亲情外，亦可学到很多知识。读者不一定完全同意他们的见解，但由於文章很有感染力，看这书是一种享受。
韦：现在我们常讨论代沟的问题。这本书是刘教授父女的书信对谈录，他们两父女在书中有何共同话题?中国文学里，有没有其他类似“家书”体裁的作品?
金：两父女讨论文学的话题，他们之间没有代沟。刘先生没有摆起父亲的架子教训女儿，不像《傅雷家书》或曾国藩写信给儿子的书信般，用父亲教训後辈的口吻，现在哪有年轻人爱听教训？其他著名的，还有鲁迅夫妇婚前和婚後的通信，但说的是平淡家事，读者因为认识他们才对他们的书信感兴趣。像《共悟人间》般父女通讯的家书比较少见，但是，即使你不认识两位作者，看这本书也会乐在其中，因其中谈及的是文学与人生，可以乾脆不把它当书信，作为一般文章来看。
“悟”的境界
郑：两位作者在书中谈及对人生及文学的看法，刘再复教授有什么想法最感动你？
金：不能说是感动，可以说是同意。例如刘先生在美国教书时组织了一个研讨会，我参加了，当时刘小姐也在座，许多外国的学者也参加。会上有人问我，在我的武侠小说里，往往是许多女子爱上同一个男子，似乎很不公道，是否性别歧视？我其实在为女性平反，在我笔下，女性的素质都比男性好。男人多数重视政治、工作、名利及社会地位；和男人不同，女人则看淡名利、重视爱情及家庭、婚後也可为家庭而放弃工作。平均来说，女性比男性伟大，她们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男性则较自私。刘先生这方面的意见和我很相似。当年刘再复还在国内的时候、剑梅跟他通电话，告诉他必须离开。她认为不值得花时间在斗争上，做学问也好，人生也好，总之离开名利斗争和是非总是好些。
韦：这本书是刘教授的“漂流手记”系列之一。是两父女自九0年代旅居海外写的。是否因为这样，两人回头看国内的政治、文化，可以有较客观的角度?
金：刘先生离开了中国大陆，身在美国，对内地的斗争置身事外，所以能够以旁观者、以平常心客观地看大陆的情况。共悟人间的“悟”就有看透的意味。但是我推荐这本书给年轻人，并非要求他们有所顿悟，毕竟他们还年轻。许多时候，人要亲历其境，再跳出来，才会到达“悟”的境界。相反这书值得年轻人欣赏的，还有刘剑梅谈到在哥伦比亚大学如何写博士论文、后来在马利兰州大学如何执教，我们可看到她如何做学问，这都值得大家学习。
韦：刘氏父女共同领略文学世界的真善美。读者可否投入那个世界?
金：他们两人讨论《红楼梦》和《桃花扇》的世界，引用王国维的比较，指出前者出世、是人生之思，而後者则入世是故国之戚。《红楼梦》里，最后贾宝玉看破红尘，出家当和尚。唯有年纪大丁，我们才会渐渐了解这两个世界。
心的清静
韦：作者提及做人应保留赤子之心，不要太事故。我们如何可达到这种境界？
金：刘先生说凡事不要太执着做人不要贪心，不要恨一个人太久，凡事要看开些。《红楼梦》不是叫大家去做和尚，《桃花扇》不是叫人离开世界，人要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才能看透人生。像哲学家所说，追逐名利，心便难以清静，我们不要对别人的评价看得太重。写文章是知易行难的事，刘再复说凡事要看开点，说得潇洒，其实不易做得到。刘小姐现在有一个女儿，她对女儿日夜挂念，其实也潇洒不来。
韦：你一开始提到这本书的文字优美浅白，就文字角度而言，两位作者风格有什么不同呢?
金：刘先生年纪大，文字较娴熟；刘剑梅的长处是写英文，写中文当然不及父亲好。有关文字的问题，可参考白先勇的意见。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一定要文字好。
韦：很多年轻人都说看完一本书，很快就忘记内容，怎样才能像你一样牢记书中的内容?
金：我看过的书一定记得，这是天生的，老师说过的话我也一定记得。其实只要有兴趣就不易忘记。没兴趣的、像数学理论，我全都记不起，历史文化就难不倒我。
郑：平时你爱看什么书呢?
金：我正在读历史书，英文的看希腊、罗马史，中文的看隋唐五代史。历史和帝王的生平是看不完的，我好奇他们的生活，我想知道时代的真相，有兴趣知道某个帝王如何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中间发生什么事情，监古知今，觉得很有趣味。
（“2002十本好书”推荐活动，由香港电台与康文暑合办，节目逢星期六晚上九时至十时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五台联播，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同步直播并可重温。） 《明报》2002年4月20日 刘再复的赤脚兰花
董桥
（一）
我在《过客达达的马蹄)裏引述一些前辈的经历和观点，说明者老—辈中国人经过战乱流离—心盼望国家安全，百姓无恙，风调雨顺；新一代中国人长期顺境，没有苦难意识，相信民主，相信科技，不能接受任何维护民族主义的法律概念。一位来港定居九年的秦先生托我一位朋友传话；说是读了《过客》一文百感交集，既同意我的分析和顾虑，也不能不想到大陆上几经的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秦先生说，他们的苦难感是“深刻的、不易磨灭的”。《遇客》—文主要说香港回归前新一代人的心态；我心中当真然也想到大陆上二、三十岁人的情况，他们也不会有太深沉的苦难感，文革时期毕竟还是些娃娃。秦先生说的当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听了朋友转述秦先生的话，我心裏很难过，格外怀念大陆上我认识的所有中年、老年师友。
(二)
我在《明报》副刊上读刘再复的文章，感触常常也很深，觉得他写得真好。他过去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文学研究所所长，现在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研究教授。我不久前才读；到余英时先生给他的散文集《西寻故乡》写的序文。余先生引经据典，阐释“西寻”和“故乡”的历史源流，描绘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苍凉的旅程，给刘再复的命运下了深刻的脚注。最近，《中国时报·人间副刊》请刘再复加入《三少四壮集》笔阵，第一篇写的是《努力做一个人》。他说他心中淤积的苦难记忆实在太多太重，那是“本世纪下半叶故国土地上集体性的经验”，所以“还有话要说”。文章裏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我两次到台湾，留心遇同龄的作家学者，这才发现，他们具有许多大陆作家学者所没有的长处，例如，他们一般外文的水平都比较高，国际资讯的掌握都比较丰富，言论举止都比较平和平实，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天生不足，这就是缺少苦难记忆，与此相关，也就缺乏大陆作家所普遍经历到的心灵大震荡、大分裂和大痛苦，於是，也难有大爱大憎大悲伤与大欢乐。想到这裏，便觉得苦难记忆乃是一种精神宝藏，不妨把它挖掘出来。”香港成长的作家学者跟台湾的作家学者也很相近，只是外文水平容或更高，中文水平客或稍弱。
(三)
刘再复有今日的成就，也许真是来自苦难记忆的精神宝藏。浏览他的著述，我感佩之余，往往觉得不忍：一个政权凭什么要把自己的子民折磨得忧患重重、过早成熟?如果真的是这样才能孕育出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发明、伟大的作品，我宁愿不要这些伟大。看到西方千万客居异乡的犹大人出类拔萃，我常常为他们高兴，也为他们悲哀。刘再复的文集题为《漂流手记》、《远避岁月》、《西寻故乡》，闪闪发光的才情学养背後，毕竟蕴藏着多少“赤脚兰花”之志!吴冠中先生写中国早期旅法画家常玉，说常玉的作品教人想到八大山人之高傲、孤僻、落寞、哭之笑之；说郑师南忠於宋，元入主後画赤脚兰花，即带根的兰花，因已无土地可种植，寓首阳山釆薇之志。“大爱大憎大悲伤与大欢乐”，代价实在很大。我不认识刘再复、读他的文章却往往挂念不已。
《明报》1997.6.27 潘耀明：刘再复的两个女儿与金庸
作者：潘耀明 阅读次数：273
刘再复的两个女儿与金庸
亲近刘再复的朋友都知道他有两个相差1 0岁的女儿，还知道他特别宠爱正在修读计算机工程硕士学位的小女儿刘莲。最近小莲从美国到香港来看望奶奶与父母亲，果然让再复兄特别高兴。他放下书稿陪小莲到深圳广州游玩，—直送她上飞机。在他笔下，这个小女儿简直就是美丽的“天使”，活泼可爱，水样的嫩白，冰雪的聪明。他称她是“净水世界里的诗意生命”。最近金庸作东的一次饭局，席中有人说小莲是金庸笔下的小龙女，金庸也欣然顿首。1989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办“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金庸见到小莲，大约也感到这个小金庸迷性格诗意，一直念念不忘。这次听说她来香港，便邀请再复兄夫妇和她去吃饭，我和几个朋友也应邀参加。见面时，金庸特别高兴地对小莲说：“我早就要收你为弟子，如果你写出来，我给你修改。”小莲拿《连城诀》让他签名，他欣然在扉页上写下：“小莲记名弟子：平生唯一弟子”。见到这一题辞，不仅刘莲意外的惊喜，让我们在座几位朋友也称羡不已。金庸在今年由香港电台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举办的“2002年十本好书”的评选活动中，大力推荐《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时，在推荐语中就特别提到天真的小莲：
“我推荐的十本好书之一，是《共悟人间》。这是刘再复先生和他女儿刘剑梅小姐的通信集。两人都是文字优美、见解独到的当代作家，以温馨可爱的情绪，表达深刻的思想，在我读的时候，我像是在他美国科罗拉多家中的花园树荫下，跟他父女俩谈论文学与人生，他们可爱的小妹妹小莲没有在书中出现，但我感到她仰起了头在用心的听。”
刘莲是个金庸迷，能让金庸如此器重，怎能不格外高兴？她五岁时就开始读金庸小说。据再复夫人陈菲亚说，小莲8岁的和她表姐到长城玩，看到书摊上有金庸小说，她立即把带去的午餐费和饮料钱全部掏出来买了一部《射雕英雄传》。结果饥渴了一天，回家时还很高兴。上小学读书不久，她就开始学写武侠小说，写了一篇《五女暗器震天下》，她按美貌、胆量、武功三个标准，把五女分为五等，原型分别是自己、表姐，姐姐和两个女同学，而最完美的三者于一身的名叫“莲子”的女英雄，就是她自己。可是刚写了两三页字，就没有词了。当时在北大读书同样也是金庸迷的姐姐本想帮助她，可是一读发现妹妹把自己列为武艺不错、勇敢不够(名叫“梅子”)的第三等女侠，便不肯帮助她“震天下”了。1992年再复兄到斯德哥尔摩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瞿小松(著名音乐家)到他的寓所作客，交谈中露了一句话说他对金庸小说的熟悉，恐怕中国很少人能与他相比。小莲听了不服气，就要求当场和他“比试比试”。小松虽是名家，但也一派天真，就和她互考细节难点，比试了几十个回合之后，小松说：“幼者可畏”。至于她的姐姐剑梅这个金庸迷，不仅在课堂上讲授金庸小说而且在1998年学术会提交的论文《论金庸小说中的性别政治》，得到一致好评，李陀和刘禾特别激赏，把它刊登在杂志上。近两年剑梅的名字香港人已不陌生。她和父亲合著的“两地书”，今年连印五版，而且还和父亲一起在《明报月刊》和《亚洲周刊》上写专栏文章。两年前“两地书”首次在《亚洲周刊》上刊登时，陆铿先生兢激赏不已，打了越洋电话来赞美。书籍出版后，戴天。薛兴国和《亚洲周刊》书评栏均发表热烈推荐文章。范用老先生更向北京三联大力推荐，上海文艺出版社已出版并连印两次。我拜读后也禁不住立即在《明报》上写了推荐文章。
刘再复学问的渊远，加上他的博闻强记的天禀本领，是许多文友都有同感，但是想不到他的女儿也有那么丰富的学识和体验，文字的纯熟，斑斓率真，与她的父亲一样，竟然没有半点学究气更想不到她完全没有当代许多年轻学人那种自我膨胀的坏习惯。她当了哥伦比亚博士和马里兰大学助理教授，进行双语写作，第一部英文著作也即将出版，但还是那么谦卑，时时不忘学者的使命和做人（包括做年轻妈妈）的使命。她敢于向父亲提出质疑，但又充分尊重父亲的观念，她很聪明，但对自己的聪明保持警惕。她对同—代的女作家。女学者竭力推荐，所有的语言都是赤诚的。因此，读《父女两地书》是一种享受，恍如进入知识的百花园的蜜蜂；面对取之不竭的花粉，感到意外的惊喜，又如刘姥姥迷失大观园，在饱饫珍饪百味的盛宴之余，仍流连忘返。这并不是过誉之词，当我拿起《父女两地书》时便不能释着，一天劳累下来，仍然津津有味地挑灯夜读直到凌晨四时许，才带着意犹未尽的心情入眠，可见其慑撼心魄之处。
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人都很注意身体的健康，但是，人们在享受物质的时侯却往往忘记灵魂的健康，而我敢说,《共悟人间》是—部非常有益于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灵魂健康的书，尤其有益于青年学子、青年—代的灵魂健康。所以我更向天下父女推荐。
读到刘再复两父女这部著作，也知金庸为什么特别要一再推荐这部书了。 论金庸小说中的性别政治
刘剑梅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d081e90100btln.html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五六十年代达到创作巅峰状态的金庸武侠小说。1955年至1969年的金庸武侠小说创作表明,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学,不仅容纳了(无法在中国内地存身而飘落至香港的)“五四”新文学的一些传统,更容纳了曾被看作新文学对立面的另一个文学大传统,那就是保留中国文学传统形式但也富有新质的“本土文学”传统。称之为“本土文学”传统,是相对于新文学以启蒙意识、外来文学形式、欧化白话文为其核心因素而言,金庸的武侠小说就属于这一文学传统。③金庸武侠小说在一个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工商社会严重侵蚀的境遇中创造了不失现代韵味而又深具中国气派、风味的白话文,正是金庸对“本土文学”传统的丰富和发展。而他由此表达出来的人文关怀,正是对民族性文化资源的开掘。例如,金庸小说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学哲学意蕴。金庸本人入世深,又有传统的退隐观,他在武侠小说创作上“功成身退”对于工商社会的文化生存原则是一种制衡。他的小说创作自儒家学说始,1959年前的小说都强调救世思想,人物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义处世。但后来的小说,越来越明显地摆脱过于入世的人生观,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有多元的体现,《笑傲江湖》《天龙八部》就分别以厚重的人物形象生动对应于道、释文化,另一方面又以一种“反文化”的思路展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鹿鼎记》《侠客行》《鸳鸯刀》等小说中的反讽、隐喻,都包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构。而小说人物的情感形态,又都紧密联系着中国文化范围内的各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使文化哲学的“建构”和“解构”获得了生动的艺术视点。这种对传统“建构”和“解构”的呼应,不妨可视作对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和制动力关系的把握。而这种把握在阶级斗争意识强烈的五六十年代,是一种深刻的人文意识。至于金庸小说以包括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典章文物、历史掌故、医卜星相、渔樵耕读、人文地理、山川史话等在内的文化大百科式的描绘,组成了一个极有民族审美意蕴的古典中国,无疑也是一种超越五六十年代现实的人文关怀。
【此非刘文】 从金庸小说的流行现象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张从兴（新加坡）
如果说有水的地方一定有华人，那么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
说。这句话并非是金庸小说爱好者的夸夸其谈，而是铁一般的事实。自从金庸在
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为止，他总共创作了14部武侠
小说（不包括短篇小说《越女剑》）。在近50年中，这14部武侠小说一直在华人世
界流行不衰，并且是通过小说、漫画、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媒体流行开来。进入90
年代以后，金庸小说更因互联网技术的面世而上了网，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网民得以
“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广、其影响力之大，令人叹为观止。金庸小说为什么会
如此得到全世界华人读者的垂青和喜爱？根据金庸本人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近
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
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
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
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
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
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
式的东西”。如果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金庸的解释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颇能
令人接受。问题在于，金庸小说在华人世界的长期流行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现
象，同时还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呢？试想，金庸小说从问世以来，先是在香港、台
湾和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世界流行开来，接着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挟雷霆万钧之
势打入大陆市场，俘虏了亿万中国读者的心灵。90年代后，欧美华人移民日益增加
，金庸小说在他们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从流行小说的层次晋升到学术殿堂
讨论的严肃课题－－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学就以“金庸
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题，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获颇丰。这恐怕
也是美国大学首次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国作家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
与会学者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从方方面面触及了与金庸小说有关的多个课题。
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金庸小说在二
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席研究教授刘再复
就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评说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残缺
不全的文学史。如果我们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迁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
，如果我们不囿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解释去看金庸，如果我们能够不带
偏见看问题，就会看到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真正继承并
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
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
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
个全新的境界。”另一位与会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则认为，金庸小说
之所以有吸引力，在于“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世界包含两个成分：一是为了补偿
现实的遗缺，而在想像中创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乌托邦境界；另
一组充满杀机（危机）的世界，这是现实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对彼岸世界的侵
入。两者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从而在世俗社会与理想境界之间，在此岸与彼岸的
联结中，实现了文学的审美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
从刘再复和钱理群的发言内容可以看出，他们都给与金庸小说极大的评价，都
认为金庸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奇葩，而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化
现象。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看法，例如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就主张“重写一
部‘破除偏见，树立正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让金庸在文学史中占有他应
有的地位。
问题在于，他们都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
中国人（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无论是处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前现代（中国
农村和乡镇）、现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后现代（新加坡、香港、台湾
和欧美），竟然都会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说无甚差别，在内容上也不脱志
怪传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说？从西方文学的发展史看，现实主义艺术、现
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是有明确的分界线的。不同时期的艺术，无论
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截然不同，一目了然。套句卢卡契的话说，这是一个“要托马斯
·曼还是卡夫卡”的问题。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现实主
义和现代主义这一对矛盾的基础上的。无论是作为西方现代美学先驱者的斯宾格勒
和齐美尔，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巨匠大家如卢卡契、阿多诺、本雅明等，或者是其
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家，尽管理论出发点不一，学术派别也不同，都认为现实主义和
现代主义是一对不可通约，也无法协调的矛盾。但是，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任何
矛盾都是会转化的。因此，美国文艺批评家菲德勒才会在五十年代现代主义强弩之
末时，高呼“跨越边界，填平鸿沟”，预示着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
可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甚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走的却不是同一条道
路。尽管在本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
钱玄同等，也曾经痛心疾首地声讨过传统文化，其语气之激烈实不亚于西方现代主
义理论家。不过，他们当时提倡的却不是现代主义，而是为当时西方学界所唾弃的
现实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
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纸倡
导建设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
与此同时，当时的另一批新文化运动巨匠，如鲁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
若、沈从文等，也开始创作了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把中国文学史带进了崭新
的、有别于以文言创作的古典文学的以白话文为文字载体的现代文学阶段。
可是，这批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匠所创作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却没有强大的生
命力。如今，它们除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而被供奉在文学殿堂内，让中文系
学生“瞻仰遗容”以外，恐怕已经没有多少读者了。然而，应运而兴的却不是现代
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它们至今仍然打不进中国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没
有产生过任何足以夸耀的经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张爱玲等接着明清旧白话文学传统创作的作品，却越来越受
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奇特现象。无独有偶，唐浩明
的《曾国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说体的历史
小说，也开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还被改编成电视系列片，据悉这也是
九十年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不仅是小说，即使是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建立的新诗传统
，也始终无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蔚为大观。北师大教授郑敏就持这种看法：语
言主要是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号系统，其改革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
对此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延迟了白话文从原来仅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
成长。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
丰富内涵，包括杜绝对其中所沉淀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白
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实已证明，胡适、陈独秀以及鲁迅、周作
人在创作实践上，每逢要表达深刻的内容或追求艺术效果时，总是仍然求助于他们
在理论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诗体。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五四以来，不加思索、囫囵吞枣地把西方文学形式强行
移植在中国文学园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的，任何尝试把西方现代文
艺美学理论生搬硬套地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现象的努力，恐怕也会是徒然无功的。换
句话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独特的现代性。金庸小说的流
行就是实证。
笔者认为，金庸小说的流行及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武
侠小说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俗文学的延续。中国的传统俗文学世界，原本就是以志
怪类、公案类、传奇类和侠义类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开始，到唐代传奇，到宋元
话本，到明清小说，无不按照这个脉络发展着。到了五四时期，由于种种时代原因
，这个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给拦腰截断了。这些知识分
子以西方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为经典，批判甚至否定了传统俗文学的价值。可是
，这毕竟是知识分子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群众所喜闻乐道的毕竟还是在传统俗文学
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本土文学。
二、武侠小说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们出于时代要求的缘
故，拼了老命的反传统，结果矫枉过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层，造成了民
族虚无主义的恶性循环，也就产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个民族缺乏了一种统
摄族魂的维系力量。武侠小说塑造了一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
王重阳、洪七公、郭靖、凌未风、吕四娘等，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炎黄子孙心仪的英
雄人物。大陆开放之后，武侠小说就成为了当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盗版再盗版的畅
销书，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关。
三、武侠小说是现代仙话。人类的心灵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灵也不例外。中
国人的传统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传统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对虚幻神仙世界的追
求，来超越现实人间世界的苦难。这就是所谓的儒道互补心态。现代社会的大工业
生产形式，已经把人沦为机器的婢女。在这样的情况下，武侠世界自然就会成为了
缺乏宗教精神的现代炎黄子孙的彼岸世界。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人正式跨入现代化社会门槛的时代。这个
时代的中国人，也面对了本世纪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个精神乌托邦来
调剂出于极度紧张状态的心灵。不过，肩负起这个重任的却不是像西方先锋派类型
的那种现代艺术，而是立足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本土文
学。
进一步地说，中国的现代性也是有别于西方的。无以名之，就称之为“有中国
特色的现代性”，而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也必定是立足于传统同时又有
别于传统的。也许金庸所创作的武侠世界，就是此种独特的现代性在文学彼岸世界
中的折射。
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这个课题。仅以两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和林安
梧对传统和现代的精辟见解，作为本文的终结：寻根意愿和全球意识表面是两种决
然不同的思潮。一种是因工业文明发展到了某一极点以后，因人类面临了毁灭边缘
而引发的反思；另一种是原来认为经过现代化洗礼后便逐渐消失的传统积淀，但面
向二十一世纪，传统的生命力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在现代化的后期、工业文明达
到高峰的社会里发挥了非常大的力量。
传统是在时间的赓续性所成的历史之流逐渐刷汰累积而成的，当它作为一个与
启蒙相对的词来看，特别强调的是以往的累积已难以消融而逐渐僵化成教条，并从
而使自身丧失了生机力，生命变得暗淡无光，衰颓破败。但果真传统就是这样的吗
？启蒙者往往重新点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审视传统，掘发传统的生机，再
造新局。当然启蒙者或许挥刀斩乱麻的想告别传统，但可能传统之水仍就浩浩荡荡
望前流去。启蒙，或如康德所说“是人之超脱与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状态”，但并
不意味得毁弃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躯。启蒙是生命力之再现，是生命之成长而不是告
别。亦惟有在其赓续性（Continuity）中才能护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
才能吸收、融化、望前迈进。
注释：1 杜南发：《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费勇钟晓毅《金庸
传奇》页342～343，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
2根据香港《明报月刊》98年8月号报道，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来自美
国各大学的15名教授和博士研究生，以及来自中国大陆、港台、日本、英国和加拿
大的26位学者聚首一堂，提交了30多篇论文，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金庸小说的政治
意识、文化意义、艺术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将金庸小说研究推上了又一
高峰……这一国际学术研讨会可谓群英毕至。与会者中不仅有北京大学教授严家
炎、钱理群、陈平原教授，还有李泽厚、杜迈可(Michael Duke)、赵毅衡、张隆溪等名学者及刘心武、李陀、吴亮等名作家，亦有如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以金庸小说作博士论文的韩倚松(John Christopher Hamm)等新一代汉学家”。
3 刘再复：《金庸小说在廿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刊登于香港《明报月
刊》98年8月号。
4 伍幼威：《金庸小说进入西方文学殿堂——“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国际研讨会现场报道》，刊登于香港《明报月刊》98年8月号。
5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结构－解构视
角：语言·文化·评论》页92，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6 杜维明：《现代
精神与儒家传统》页385，（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初版。
7 林安梧：《中国近现代思想观念史论》页173，（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
5年初版。 流沙河:又挑金庸(2007-04-27 21:28:45)
又挑金庸
作者：流沙河
出处： 新语丝
曾有拙文挑剔金庸给学校写门联，不谙对仗平仄，而且意境阙如，道理亦谈不上。前几日他入川，游九寨沟，返成都坐茶馆。据记者报道说，“在雪白的宣纸上，他动情挥墨，留下28个大字”：
乘兴品茶顺兴馆
喜见传统皆呈观
蓉城悠闲宛然在
奋发腾飞心胸宽
金庸写完后，谦虚声明说：“我作文章，平仄押韵搞不清，作得不好。”这是老实话，我不好再挑剔粘对平仄的毛病了。他也未说过这是一首七言绝句诗，我又怎好以格律和意境绳之呢。只是有一点不得不指瑕，“呈观”生造躄脚，词性违碍，讲不过去。本来要用“呈现”才通，为了落脚平声，就强改“现”为“观”，以至明知故犯。韵文易犯这种错误，不足深责。我要挑剔的是他在九寨沟的题词。那也是“28个大字”。
第一句“长江源头九寨沟”就让我吃一惊，疑心自己老眼昏花，是不是看错了。忆我童年，小学地理课本就有“长江发源于青海巴颜喀喇山南麓”。与此相应，还有 “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喇山北麓”。老师叫背熟，期末要考的。过了六十几年，怎么又发源于四川九寨沟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勘测队到青海巴颜喀喇山南麓，找到长江源头，在那里竖了碑。噫，是他们找错了地方吗？这个玩笑开得不小，第一句为“长江源头九寨沟”的那首诗，还在成都报章上大字登着呢。当编辑的心知其错而不改正，不是安心拿大师来出丑吗？金庸若肯偶一收看中央台的天气预报，也不至于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天气预报一开头就映出中华版图，长江黄河两条明亮的曲线非常醒目，一瞥而知江河源头在哪个省区内。九寨沟离长江源头两千里以上，“失之千里”要乘二了。不但不是长江源头，九寨沟也不是岷江源头。准确说，是在白水江的上游，但也非源头啊。
金庸的这个错，错得“很有学问”。想必他读过《尚书·禹贡》吧。古人就是认岷江为长江上游，所谓“岷山导江”正是如此。古人这个错认，延续两千多年，到了明清两代，方才厘清。金庸可能为古书所累，犯了地理常识错误，贻笑于小学生。这是他游九寨沟第一天的事。
第二天又给一群著名作家讲羌族历史课。据记者报道说，“说起自己拿手的历史，金庸显示出了他的博学，成了名副其实的教授，在座的都变成了恭敬的学生”。鄙人不在现场聆教，未敢臆评。谨就报章文字所载，再来挑剔三下。
一，金庸说：“羌以前是母系氏族，所以羌字当时是姜。后来成了父系社会时，才改成了羌。”这是想当然的说法。甲骨文羌字多，有三十四种不同的写法，而所指皆族名。董作宾说：“羌字从羊从人，谊为牧羊之人。”说本《说文解字》，世所公认。羌字下面的儿即人，是指牧羊之人，代表畜牧民族，此与所谓父系无关。比较起来，甲骨文姜字极少见，只有一种写法，而所指为姓之一种。女生为姓，所以姬姒姚姜诸姓字皆女旁，此与所谓母系确有关系。照金庸说，造字之初，先有姜字，后有羌字。但是《说文解字段注》认为先造羌字，“姜字盖后所制”。吾从段玉裁说。
二，金庸说：“羌族在历史上曾经是最大的民族。羌族与西南的汉人联盟，建立了西周。”这大概是指周武王伐纣，建立周朝。所谓“西南的汉人”又是大笑话。据《尚书·牧誓》载，武王伐纣，统帅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族战士，宣誓牧野，直捣朝歌，灭了商朝。事实是姓姬的周民族在领导羌族以及其他七族（金庸称七族是“西南的汉人”），哪来什么“羌汉联盟”？那时哪有什么“汉人”？汉人这个称呼，受孕于项羽封刘邦为汉王，胚胎于刘邦以汉中为根据地，创建汉朝，直到北朝方才诞生面世。北朝民歌：“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汉儿即汉人。周武王伐纣时，周民族为多数民族，羌族以及其他七族都是少数民族，那时汉族不但尚未诞生，连受孕也不曾。到西汉武帝时，这八族被称为西南夷，仍有待于汉化。
三，金庸还说他“正在研究羌族的灭亡”。我很吃惊，羌族还在，茂汶羌族自治县也还在，俱无灭亡预兆，他是要去研究怎样使之灭亡吗？
据记者报道说，金庸正在编著一套中国通史。我想用拙文《小挑金庸》(XYS20040205)内的老话劝他，请勿“在他擅场的武侠小说领地外，乱出笨招，争当箭靶”。 对金庸捧的也好，骂的也好，都不喜欢。无论捧杀，还是棒杀，都不是可选之道。:sads 不和陈先生谈金庸
安 迪
安 迪 ●东写西读
突然收到童元方教授转来陈之藩先生的一封信，说是在陈先生的办公室里找到的，写信的日期是二○○七年四月，信写好了，当时没寄出，后来就生病了。
那年三月底，我去香港城市大学参加一个活动，抽空去沙田中文大学拜访陈先生和童教授。前一天陈先生刚做了一个公开讲演，那天有点累了，在家休息。童先生陪我看中大校园里的台湾相思树、木棉花、象牙红，一直散步到“天人合一”。此前我听陈先生说找不到《容斋随笔》好的版本，我带了一套中华书局版的繁体字直排本去。陈先生是收到书后给我写了这封信。
信写得一贯的趣味盎然。先谢谢我“为人民服务”，而他居然就是那个“人民”；又让我找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请代购两部，你自己会爱看，留下看，另一部寄给我。”陈先生说对了，《老学庵笔记》确实是我的爱看书，常拿出来翻阅。陈先生还让我找一本多年前上海出版的书：王浩所著的《哥德尔》。信中说：“一九九五年左右，王浩在纽约街头竟被一黑人打死。我听后，大概在台北，很不舒服。因为我在费城做暑假工作时，他曾与我畅谈了两小时。两人绝对的谈不来，他说金庸如何伟大；我说金庸如何渺小。也差一点打起来。”在这一点上，我是“王党”，下次见面决不同陈先生谈金庸。
陈先生说：“王浩是Ｇｏｄｅｌ专家，我是喜欢Ｇｏｄｅｌ，所以如想知道Ｇｏｄｅｌ这个怪人究竟什么意想，必得阅王浩这本书。”又说：“在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与爱因斯坦‘平起平坐’的，只有一人，就是Ｇｏｄｅｌ。Ｇｏｄｅｌ最后是饿死的，甚怪。他的‘不完备定理’是太重要，太出名了。他更出名的却是去考美国入籍的时候，要考美国宪法，Ｇｏｄｅｌ研究美国宪法后，问爱因斯坦：‘美国宪法有好多地方不合逻辑。’爱因斯坦无词以对，只说：‘你是考公民啊。’可见，他比爱因斯坦还认真，还不可救药。”
《老学庵笔记》已经买好，《哥德尔》也托了出版社的朋友去仓库找，想必很快能找到给陈先生寄上。
遥祝陈先生早日康复。 何兆武：兴之所至自由读书
【9/28/2007 11:02:23 AM】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李怀宇
何兆武：1921年生，湖南岳阳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系。1956年至1986年，历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译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文化漫谈》等，口述《上学记》。
以下内容均来自于《访问历史：三十位中国知识人的笑声泪影》一书（李怀宇/采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09月版）
一个人在看鲁迅的书，工宣队把他训斥了一顿：不要看与运动无关的书。还有一个人看马克思的《资本论》，结果也是被训斥了一顿：你不要好高骛远，你就老老实实地看你的小红书，好好检查你的思想。一个研究所，鲁迅也不让看，马克思也不让看，我觉得这太荒唐了。
何兆武先生爱笑。一见面我就问：为什么不出《上班记》？他笑道：还没写呢，也不好写，因为涉及好多事情。对《上学记》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他也觉得出乎意料。《上学记》为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他介绍，文靖是三联书店的编辑：原来没有想到写书，她找我想了解从前的事情，我们谈天，她有兴趣了，就成了书。
我对《上学记》中的大才子王浩甚感兴趣，便讲了一个从陈之藩先生那儿听来的故事：有一次，王浩到陈之藩任教的大学演讲，时间在下午。午饭后，王浩经过陈之藩的办公室，一看门牌上写的是中国人的名字，就敲门进去，自我介绍后，两个人聊了起来。王浩特别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陈之藩却从来不看金庸的小说。王浩说：我们在海外，这么寂寞，这么无聊，没有金庸小说怎么过？陈之藩说：我不看金庸小说，过得也不寂寞，也不无聊。两个人争了起来，争完了一看，王浩演讲的时间早已过了。何兆武听了，哈哈大笑，说起这位一生最好的朋友：王浩一个是天赋好，一个是外在条件好，没有外在条件也不行。 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
——鲁迅 无论捧的也好，骂的也好，都不要太在意，这样才能平心静气的客观看待金庸小说。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dvv
顶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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