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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如果任我行不死》贴中，谈到是金庸谋杀了圣教主任我行，让他在马上要‘一统江湖’的关键时刻殒命。而“冲虚一思索，老任就发笑”，冲虚道长在恒山的种种布置（主要是安放炸药），根本如大野捕风，完全无效。金庸在书中已经隐晦地提到：那天任我行根本不想去恒山悬空寺旅游！
任我行的大方略是：“令狐冲回去，必然向少林与武当求援，这两派也必尽遣高手，上见性峰去相助。我偏偏不攻恒山，却出其不意的突袭武当，再在少室山与武当山之间设下三道厉害的埋伏……”
因此，我谓：以《笑傲》的逻辑演变下去，任我行不死，势必‘一统江湖’！只是为了使结局免于太灰色，金庸才安排他出师未捷身先死。
此帖发出，好多网友不同意。认为‘任我行不死，未必能一统江湖，别忘了武侠小说的第一要素就是出人意料’，然而，我们也不可忘记《笑傲江湖》不是简单的‘武侠小说’，金庸自称“这部小说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政治在细节上也有‘出人意料’的地方，但最后的结局，总是任我行这样具有赌徒痞子流氓性格的政客笑到最后，绝少例外。因此金庸才会说‘历史上大部分时期是坏人掌权’。
在《笑傲。后记》中金庸自称：‘（任我行）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既然金庸要以《笑傲江湖》‘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那么，任我行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了一种政治家类型。
中国政治普遍现象是什么？是秦始皇、曹操、铁木真、朱元璋……这种人混一天下。
2006年，余英时先生获得素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克鲁格终身成就奖”，实为华夏之光。余先生也是金庸小说的老读者了，他认为：“金庸无疑是现代武侠小说最有创造力的作家，是当‘大师’之称而无愧。1970年代我回到香港工作了两年，和金庸变成了朋友，对他深厚的文史造诣更为欣赏。……恰好新儒学大师牟宗三是他的知音。”
金庸和余英时先生对中国历史的认知，颇有相通之处。余先生也认为：“中國史上的成王敗寇大致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是社會邊緣的人物。近人張相輯了一部《帝賊譜》，可以使我們看到他們的社會背景。清初呂留良（在《鹿鼎记》中劝韦小宝争夺帝业的就是此人——刘注）曾大膽指出，歷史上所謂「創業垂統」的英雄其實多是肆無忌憚的「光棍」。”
《笑傲江湖》中，谁最肆无忌惮？谁更“光棍”？
唐德刚先生深研国史，结论略同：“做开国之君者要雄才大略、文武兼资。更重要的还须泼皮胆大、心狠手辣；行为上要带数分流氓、几成无赖，才能打得江山，坐得第一把交椅；古人说「自古帝王多无赖」，至理名言也……英雄们都是最大的赌徒，输了，你要有把老婆孩子也「押」到赌台上去的雄心，才能翻本，才能发财。畏首畏尾，婆婆妈妈，「多端寡要」，哪能上得了赌场？”
《笑傲江湖》中当以任我行最具‘赌徒’性格，当年他把《葵花宝典》传给东方不败固然是一场豪赌，论者低看任我行的政治才能，往往以此为口实——这次他赌输了，然而，不敢赌或只赌小钱，消除了身上‘霸气，’他就不是任我行了！12年后，在少室山上，其赌性丝毫未改：“方证大师双掌击他后脑，不必击实，掌风所及，便能使他脑浆迸裂。任我行反擒余沧海之时，便已拿自己性命来作此大赌，赌的是这位佛门高僧菩萨心肠，眼见双掌可将自己后脑击碎，便会收回掌力。”
改掉了‘赌性’，任我行会更周密更细致更谨慎更稳妥，然而，也就沦为萧何、胡汉民一流人物，成就不得余英时先生所言“打天下的光棍”。
政治角斗场上，并不是每一个肆无忌惮的赌徒都会赢，也并不是每一个‘任我行类型’的政治家都能‘一统江湖’，那是因为还有同类型的政治家比他更邪恶，更暴虐，更无情！曹操一统北方就死翘翘了，后面跟着司马懿、司马昭……三马同槽！
或者金庸可以再写几十万字，让另一个‘任逍遥’灭了任我行，还是要‘一统江湖’！否则，就谈不到“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
金庸这样写，当然也是受文类限制，毕竟《笑傲》是基于历史与‘政治基本现象’采用‘武侠小说’形式进行的模拟虚构，写出《笑傲江湖》真正的大结局，那么所有的江湖门派必然归于日月神教一统，《倚天屠龙》中“先诛少林，再灭武当、惟我明教，武林称王！”的宣言，明教做不到，而日月神教会真正将其实现。
这样，就与历史、现实发生矛盾，毕竟少林、武当，今日犹存。
另外，就是武侠小说的‘商业性’，有以致之。金庸终于未能跳脱‘大团圆’的俗套，在结尾处，以‘瞒和骗’手段敷衍过去，他终于没有把“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的真面目呈现出来。因为太肮脏、太可怕、太恐怖，会把《明报》的读者脆弱的心灵吓出病来。
《笑傲》当然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寓言小说，然而对比西方最杰出的同类小说奥威尔的《1984》，思想差距，是巨大的。
金庸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他其实并不甘心于此，于是，在书中隐约透漏了几分玄机：冲虚道长在恒山的种种布置，根本如大野捕风，完全无效。那天任我行根本不想去恒山悬空寺旅游！
要避免任我行‘一统江湖’的大结局，让他在关键时候死去，是最利索、最讨巧的处置。
然而，仍有另一种处理方式。
一位网友回帖，倒与我的观点暗合：“唯一的变数是老风看不过去了，出手刺杀任我行”，我也感觉金庸曾设想过用刺杀任我行的方式，来避免‘江湖一统’，不过，刺客应该不是风清扬（他在传令狐以‘独孤’之后，任务已经完成），而是令狐冲。
大胆假设一下：60年代的金庸是在聆听琴曲《广陵散》的过程中，产生了《笑傲江湖》的创作灵感，当时的金庸，胸中莫名一股郁怒不平之气。
《笑傲江湖》之曲，改编自《广陵散》，而《广陵散》原称《聂政刺韩王》，其声忿怒躁急，有雷霆风雨、“戈矛纵横”的气势， 幽微处，如闻聂政与韩王刀剑格斗之声。大儒朱熹敏感地觉察：“其曲最不和平，有臣凌君之意”。
《广陵散》一曲，是宰人的音乐！此曲元气淋漓，传递着追求自由、反抗暴政以及暴君的心声，2000年来流淌着这个民族浩荡不息的英雄血，是真正的‘武侠精神’。
《笑傲江湖》一书是极具张力的伟大作品，它的张力缘自‘灭门’与‘归隐’两大主题的碰撞，未尝不会演化成以令狐冲为代表的‘笑傲江湖’与以任我行为代表的‘一统江湖’的对决。
令狐冲所凭恃者，‘独孤九剑’。《笑傲》第20回谈到：“独孤九剑是敌强愈强”，这说的是‘剑’，其实也在说使剑之人。对方压迫力越大，自己的抗御力越强。令狐冲作为华山派掌门人最有希望的继任者，江湖地位已经不低，但他这一点也与陶渊明相似——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百姓。令狐冲首次在书中被人提起时，正在与一个“身上污垢足足有三寸厚，烂衫上白虱钻进钻出，眼泪鼻涕，满脸都是”的老乞丐共饮‘猴儿酒’，此后他在洛阳跟街上小痞子赌钱让人痛殴，也漫漫不以为意。然而“在黑木崖上，不论是杨莲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权，旁人随便笑一笑都会引来杀身之祸，傲慢更加不可”，此时的“令狐冲却是天生的不受羁勒”（《笑傲江湖。后记》）
全书最大的压迫力，来自任我行‘一统江湖’的野心，“独孤九剑敌强愈强”，完全可以演成另一结局：匹夫一怒，流血五步，天下缟素！
然而，金庸终于没有采取这一处理方式，因为这也不代表“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刺杀暴君之事，自秦代以来，几乎绝迹。
比较而言，任我行猝死与任我行遇刺，反而是前者更具有可信性。
《红楼梦》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则应劫而生……清明灵秀之气…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令狐冲与贾宝玉同属第三类，“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而任我行，当然是‘秉天地之邪气’的大奸巨恶——他与秦始皇是同类型的政治家，历史上的秦始皇也是暴卒猝死。
战国纷纷，何尝缺乏方证、冲虚、左冷禅这样高明的政治家，最后的结局仍不免‘六国毕四海一’，谁说任我行不能‘一统江湖’？
任我行与赢政，区别在于：任猝死于‘一统’之前，赢猝死于‘一统’之后。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11年猝死于沙丘，活了44岁。他要是再活30年，其功业，就不仅止于统一天下，并且要‘亡天下’。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一个政权的崩溃，谓之‘亡国’，整个民族文化价值的丧失，谓之‘亡天下’。在‘一统江湖’之后，秦始皇就开始‘焚书坑儒’的伟大事业，成功地毁灭华夏文化。
秦始皇焚书，伏生藏《尚书》于壁中。经过秦汉之交的战乱，其所藏《尚书》尚存二十九篇。汉初，召其入朝。此时伏生已九十多岁，行动不便，汉文帝便让晁错到济南伏生家中学习《尚书》。
如果秦始皇没有像任我行那样猝死，多活30年，各种典籍势必荡然无存，整个民族文化价值终将丧失。
窃以为：金庸并非一味反对‘一统’，甚至也不反对暴力统一，他反对的，是疆域一统后，秦始皇性质的思想一统、精神窒息、灵魂奴役。‘行者无耻，受者无礼’！
鲍大楚道：“咱们神教一统江湖之后，把天下文庙中的孔夫子神像搬出来，又把天下武庙中关王爷的神像请出来，请他们两位让让位，供上咱们圣教主的长生禄位！”（《笑傲。拒盟》），这种提议，已蒙圣教主嘉许，而方证大师预言的僧侣也要改变信仰，高呼‘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阿弥陀佛’的光明前景就一定会实现。
‘亡国’不可怕，‘亡天下’可怕；‘一统江湖’不可怕，这种局面最可怕。
余英时曰：“‘亡国’是由于外敌，‘亡天下’则是由于自己”，痛哉斯言！
（未完）
刘国重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25853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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