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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出生的穆旦（查良诤）是金庸的同族兄弟，抗战时期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是一位富有人文主义素养的诗人，曾写下了许多足以穿透时空的诗行。他的诗显露了出色的文学才华和对时代深刻的领悟和把握。然而，在1949年以后大部分岁月里，穆旦失去了写诗的可能性，却大量翻译了普希金、拜伦、雪莱等人的作品（多数生前都未能出版）。他这个名字曾被长久地遗忘在“文革”期间，竟成了“牛鬼蛇神”、“历史反革命”，他的命运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遭遇。1977年，当穆旦重新拿起笔歌唱时，死神很快就降临了。
穆旦的悲惨命运与金庸的无比风光构成了巨大的反差。有人评论：“金庸展示了文人的情趣，穆旦却坦呈了文人的灵魂。”他们的不同遭遇无疑是一个有关二十世纪知识分子耐人寻味的话题。穆旦早逝，我们无法看到他后来的变化，他对自己经历过的苦难、对这个浸透着血泪的大时代到底会有怎样的反思，这些我们也许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了。但在许多与金庸差不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那些1949年后留在大陆，曾历尽九死一生的人身上，我们却看到了一些不同于金庸的闪光的东西，也许他们人数不多，但最后都成就了现代人格，以他们傲岸的人格力量挺立在世纪变幻不定的风云中。在这些人中，有的重新举起启蒙的火炬，有的执著地追求民主与科学，有的倡导“重建文明模式”，有的被誉为“中国律师界良心”，有的代表着中国新闻界的良知……他们都出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也就是“五四”后的那个年代，大致上都是抗战期间接受大学教育（何家栋没有上过大学，只是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戴煌的情况也类似），并且大部分年轻时都投奔了革命，曾热血澎湃地参与到创立新中国的行列中。1957年，他们无一例外地成了右派，遭受了二十多年的炼狱之苦。在暗淡的岁月中，在无边的屈辱中，他们依然抬起头仰望星空，思考许多不合时宜的问题。在他们生命的黄昏，在经历了无数坎坷、曲折之后，他们都找回了自己，突破了思想的枷锁，开始一生中最壮丽的跋涉。在专业领域勃发出创造力的同时，他们几乎都达到了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高度。
和他们相比，生活在香港的金庸本来更有条件完成现代人格的转型，走出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精神桎梏，做一个真正有独立思想、独立判断的知识分子，但相反的是，他越到黄昏，越迷恋绚烂的夕阳，对世俗浮华的在意，对大众“偶像”的自我陶醉，最终摆脱不了历史给予他的局限，被名声的光环所遮掩，在鲜花和掌声中日益失去了自己。
一个在皇权下匍匐了数千年之久，没有经历过长期启蒙洗礼的民族，即使作为其精华的知识分子，要想在人格的层面步出中世纪也绝非一件容易的事。从古代到近代的精神转型上看，中国实际上没有最终完成，五四还是一个未结束的题目。金庸的选择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成就现代人格是何等艰难。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守护“文人论政”的理想，但最终没有脱出儒家民本思想的窠臼，只能在传统思想资源中寻找内心的平衡。他是个典型的入世的儒家文人，却喜欢出世的道家、佛教，在道的逍遥、归隐和佛的空无、超脱之间，不断地寻求精神世界的平静、自足、自得和超越。
金庸熟读《资治通鉴》等中国历史典籍，对专制权力有着一针见血的认识，他的武侠小说在寻找人间正义时，曾把希望寄托在“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身上，但最终意识到拯救苍生的使命只能由康熙这样的开明君主来担负。他对挣扎在苦难中的人民有着天然的同情，经历过刻骨铭心的乱世痛苦，向往太平盛世，是一个中国传统的读书人，要在传统中为苍生寻找摆脱苦难的道路。既然不食人间烟火的大侠是虚构的，那么除了康熙之类的明君，我们还能指望什么来普度众生呢？最近金庸对记者说正在以“人民性”的观点来写一部通俗的《中国通史》，更对宋朝皇帝不要宰相在宫殿上下跪津津乐道，对盛世充满向往。对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好官的赞美是金庸的“人民性”最生动的体现，与其对奸臣、昏君的恨和对明君、清官的爱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金庸所说的“人民性”不是指每一个独立的活的生命个体，与一切具体的人无关，“人民”在他这里无非只是一个个抽象的符号，类似于长城上的那一块块砖，是相对于朝廷、王室而言的芸芸众生，是“民为贵”的“民”，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水”。细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可知，其作品也常常是以儒家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取胜。作为一个中国人，金庸的悲哀不是孤立的，或许也是多数没有走出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哀。 | 
狗仔卡
发表于 2005-9-17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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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9-17 21:59
发表于 2006-8-22 1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