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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被称为“侠之大者”。何为大？为人大气，作品也大气。
金庸出身书香世家。清代查氏曾出过“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金庸自幼聪明好学，读书甚多，却不是一个食书不化的书虫。他精通国际政治，1950年曾抱着一腔热情来北京谋求外交上的发展，坐了一年冷板凳。历史虽然没有使他成为外交家，但他没有灰心丧气，后来为《明报》写社论大获成功。某些国家的领导人常把他撰写的社论收作重要参考。然而这个并不为衣食所困的大雅书生忽然又弄起最为文人雅士所不齿的武侠小说。
金庸写武侠小说本在梁羽生之后，谁知他却后发先至，成为当今“武林一个高手”。可谓雅俗兼善、正邪兼长。平时生活也是进退有据，大度雍容。他的书大陆有多少盗版，他却不屑一顾。偶尔在家聚几个朋友，“豪赌”一番，输便输了，赢便赢了。有朋友输了钱，打骰子骂牌，他不嗔不恼，反而拿出一架高级照相机来，赔他了事。写武侠小说就更体现他的大侠本色，写完《鹿鼎记》艺术达于顶峰，却“金盆洗手”，放笔收刀，“披阅十载”，修改旧作。那些号称“严肃作家”的作家，又有多少人能如此严肃呢？
金庸的作品也大气。大故事，大人物，大背景，大气魄。当然，大故事不只是反映的篇幅长，更主要的是框架丰满。通俗小说要有故事性，这是自宋评话以来的传统。故事要吸引人看下去，就得有引人之处。所以古来说书艺人在生死关头，来一个“且听下回分解”。现代通俗小说和古希腊悲剧的手法，写得结构精严、情节曲折、矛盾纷繁、人物众多。但他都能够自理得井井有条，情节发展波浪推进，高潮叠起。《连城诀》环环相套，步步设伏；《天龙八部》、《鹿鼎记》、《射雕英雄传》等大开大阖，放得开，收得拢。《雪山飞狐》商家堡一战惨烈异常，却只是个小小的开端；《碧血剑》欲写中原之事，却先从孛泥国起笔；读金庸的作品让人觉得丘壑无尽，天外有天，时时给人以智能的启迪。
若论人物，中国古今作品，称得上千人千面的，只有《红楼梦》与金庸的作品。郭靖、萧峰可谓大英雄，可与加载正史的岳飞、文天祥媲美；令狐冲的放荡不羁，岳不群的阴险狡诈，可称一时无两。而韦小宝则可称为与阿Ｑ、贾宝玉、堂•吉诃德并称的人物典型。金庸笔下的人物，不但个性鲜明，而且能够同中求异。金庸写一个“刁丫头”群，黄蓉、温青青、周芷若、赵敏，个个鲜活灵魂，但“刁”味又各不相同：黄蓉灵秀，温青青妖嗔，周芷若阴狠，赵敏机智。即便如韦春花那样的一个小妓女，寥寥几笔，也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金庸刻画人物的这等功力，确实称得上大家高手。
金庸写的虽是武侠小说，但他突破了公案小说和中国古典小说的道德框架，而把历史和人生作了大舞台。他常常驻在历史的夹缝中去开拓天地。“侠”在他笔下已不是纯然的江湖草莽，而是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思考。萧峰、郭靖夹在两民族之间；张无忌夹在正邪之间；陈家洛夹在国恨与亲情之间。人物的内涵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这其中体现着金庸本人对历史人生的反思。《碧血剑》后附的《袁崇焕评传》虽不能妄攀历史学家的学术论文，却也显出他的深厚功底和创作上的严谨认真态度。
由于金庸是站在文化高层次用形象来对历史进行反思，因而萧峰的悲剧、韦小宝的成功所提供给我们的历史内容，应该说比历史学提供给我的还要丰富。至于人生，从个人到社会，从友情到爱情，简直是个无所不包的万花筒。纯情的，痴迷的，邪恶的，放荡的，使人照到复杂多彩的人生。
金庸下笔举重若轻，熔天地于一炉。凡天地所有，山川大海、园林建筑、花鸟草虫、书法绘画、僧儒佛道，下写草泽，上写朝廷，无不信手拈来。而他所写，又以真为根，以奇为相，造境奇特，引人入胜。处处给人以艺术享受。
金庸，确实不愧为“侠之大者”。
线索、道具的妙用
武功秘籍藏宝图是武侠小说的模式之一。
所有武侠小说都有一本什么样的武功秘籍或者藏宝图作为引线，这个创作秘诀似乎不能逃避，金庸也只能如此。
不妨把他不说中的这些什物开列出一张清单来：
《书剑恩仇录》中的玉峰山藏宝图。
《射雕英雄传》中的《九阴真经》和《武穆遗书》。
《神雕侠侣》中的《玉女素心剑》和情花解药。
《雪山飞狐》中李自成的宝藏。
《飞狐外传》中的胡家刀谱、冷月宝刀、《药王神篇》，也牵涉到李自成的宝藏。
《倚天屠龙记》中的屠龙刀、倚天剑，还有《九阳真经》。
《白马啸西风》中的古高昌国图。
《鸳鸯刀》中的鸳鸯刀。
《连城诀》中的神照经和连城剑法，还有一处宝藏。
《天龙八部》中的六脉神剑。
《侠客行》中玄铁令和侠客岛上的《侠客行》书法中暗藏的武功。
《笑傲江湖》中的葵花宝典和辟邪剑谱。
《鹿顶记》中的《四十二章经》和鹿鼎山宝藏。
金庸的作品也有不能脱俗之处，他的每一部作品中，也几乎都有一部或两部武功秘籍或宝藏之类的东西。
文学是最忌讳公式的。金庸小说也是在一个公式中重复。可是金庸小说人们照样爱看，而且人们并不觉得其中的藏宝图或是武功秘籍的重复和累赘。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首先在于人们对公式或模式的看法和理解。
许多文学样式自觉不自觉地会形成一个模式。比如刑侦推理小说，首先必得发生一个案件，或者有人被杀，或者遭受抢劫，或者某宝物被盗。然后是复杂的侦破过程。案件终究是要被破的，如果破不了，又写它干什么呢？
文学史虽然厚厚的一本，但古往与今来的某个时期的作品的分布密度不同。越是古远的时期，人们的信息无法交流，作品也相对少得多，作者间相互影响越小，作品的模式也不容易重复。现代人一天写的小说总量，恐怕要超过古是的一个世纪。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人们创作中的重复面会越来越高。
某些文学类别或样式的形成，意味着某种程度的重复或模式已经不可避免。或者反过来说，某种模式已经成为某种文学样式的标志，这正如每个人都长了鼻子和眼睛一样。推理小说中如果没有案件发生，武侠小说中如果没有武功秘籍或藏宝图之类，这样的文学样式也就难以成立。
换个角度来看，那些“重复着昨天的故事”的作者也往往并不甘于重复，他们也想摆脱过去而推陈出新。但过去又很难完全摆脱，如果能够完全摆脱，他们也早把这些所谓武功秘籍或藏宝图弃之不用了。
因此读者读武侠小说时，所关注的往往不是有无武功秘籍或藏宝图，而是作者能否在模式中出新，也是就能否吸引住读者。金庸的小说谁都知道是假的，但是人们仍然爱读，这就说明自有它的优势所在。
金庸小说虽然每部书都有这些东西，但这谜语一般，精妙的谜语人们永远爱猜。
同样是武功秘籍或藏宝图，金庸碌却在这里明修栈道，在那里暗度陈仓。
《倚天屠龙记》中的屠龙刀、倚天剑，一开始就大张声势，全书的题目就以倚天、屠龙为目标。小说开始，就开诚布公地写明倚天剑 、屠龙刀的来历，把这部小说与《神雕侠侣》续接起来，吸引了读者，聚集了人物，成为全书的一个重要线索；而《鹿顶记》中的《四十二章经》却让人渐入迷宫。
全书从韦小宝开始，而从海大富、假太后毛东珠那里渐渐透露消息，充满一种神秘的氛围。读者和书中人物都在迷局之中，作者却在从容不迫中构架了一部大书。相反，《神雕侠侣》中的玉峰山只作轻笔点染。陈家洛与霍青桐相见非常偶然，二人的离别又甚匆匆，霍青桐临别以短剑相赠，只是暗中铺垫，作了千里伏线。待到二人困于狼群之中，这把短剑才开始发挥作用。
武功秘籍和藏宝图作为金庸小说的重要引线,就好比一条条弯弯曲曲的瓜藤，至于能在上面画出什么样的瓜来，是苦是甜，是大是小，是多是少，是青是黄，则全凭作者的妙笔了。
若从本源来看，这样的一种模式也是来自民间故事。在古老的民间故事中，就曾有各式各样的金山银山，宝物宝洞之类，武侠小说不过是将这些复杂化艺术化了而已。武侠小说的描写和构思，吸收了民间故事的手法，只不过是把民间故事上的金山银山更加多样化，什么宝刀，拳经、剑谱，珍珠、珊瑚、碧玉、玛瑙、翡翠、猫眼儿、祖母绿以及金银应有尽有。
与民间故事不同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仅仅有着民间故事中明确的道德范性，而且有着深刻的隐喻性。武侠小说中的武功秘籍或藏宝图之类，虽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财宝，但却是某种“利益”和“权力”的高度象征和集中体现。岳不群对《辟邪剑谱》的处心积虑，欧阳锋对《九阴真经》的梦寐以求，田归民为谋得李自成所藏巨宝而蝇营狗苟，洪安通为得到《四十二章经》而无所不用其极，其实都是为了取得武林霸主的地位。武侠小说中的人物与非武侠小说中的人物，以及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物一样，大家都是在围着什么经什么宝什么图的“座椅”，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阴谋与爱情”。武侠小说只不过是把们日常的这种争斗写得更集中更夸张而已。
历史和现实生活中虽然很少有什么宝刀、宝剑、武功秘籍、藏宝图之类的东西，但们实际上也在为着某种利益或权力而时刻斗不息。
历史这出戏既严肃又滑稽。史书往突出它那严肃的一面。《春秋》写得很是正儿八经，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但事实上它仍然掩抑不住当时世界的乱哄哄，熙攘攘，无法回避仿佛武林霸主那般的你争我夺，勾心斗角。所以通过一部被奉为儒家经典的《春秋》，后人还是看出了“春秋无义战”的历史奥秘。
“春秋无义战”，那么有什么呢？所有的只是大家都在像武侠小说中一样地争夺财产，争夺美女，争夺城池，争夺土地，争夺霸主。区别只是一个是历史的真实，一个是寓言式的夸张而已。虽然史家们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但事实上乱臣贼子们也没有因为孔子的“口诛笔伐”而恐惧起来，从“春秋”而“战国”，乃至以后的两千年，这种争夺不但没稍有减轻，反而愈演愈烈。
皇帝是很神圣的，但中国皇位的取得，无非有两中形式，一是残酷杀戮，一是宫廷阴谋。皇帝的宝座和武侠小说中的宝图之类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摆在明处，一个藏在暗中，大家争来夺去，实质却是相同。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其实也是无限重复着的一部武侠小说。只不过因为那是历史，只不过因为历史的严肃，大家都不敢或不好意思说三道四而已。为人称道的春秋五霸、秦始皇，都是历史的大赢家，但实质上他也就是一个个实现了愿望的岳不群、欧阳锋、田归农、洪安通。因此从这层意义来说，金庸小说通过武林侠客对藏宝图和武功秘籍的争夺，更加鲜明地反映出了历史的本质，因此从这点上来说，他的小说与史书具有同样的深刻性。
所以从这层意义来说，武侠小说的藏宝图和武功秘籍，实际上是构成武侠小说的一个要件，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有趣的故事来读，也可以从生活和历史的深层来理解。看似完全是同一模式的藏宝图的武功秘籍，在金庸笔下不但花样百出，在形式上不给人重复的感觉，而且要注重意蕴的开拓，每一件藏宝图或武功秘籍几乎都有着独特的韵味。
《书剑恩仇录》中霍青桐给陈家洛的定情匕首写得轻灵巧妙，藏宝之所玉峰山更是一座人间仙山；《射雕英雄传》中围绕《九阴真经》既写出了梅超风的阴风飒飒，欧阳锋的阴狠辣毒，又刻画了老顽童的天真无邪，郭靖的至正至纯；借了《倚天屠龙记》的屠龙刀和倚天剑，金庸展开了一幅浩大的历史画卷；《神雕侠侣》中的情花解药，则是爱情百味的象征。当然金庸的智能无不只此，在他的“次要”作品中，他也仍在努力开拓这些藏宝图和武功秘籍的独特韵味。
《鸳鸯刀》很像一部讽刺小说。鸳鸯刀自然也像其它武侠小说中的什么秘籍和宝藏一样，被写得神神秘秘：“鸳鸯刀一短一长，刀中藏着武林的一大秘密，得之者无敌于天下。“为此，皇帝悬赏天下；总督大众不但派四名亲信扮作镖师护送，而且把周大镖头的一家老小十二口人扣做人质。一路上武林人士你争我夺，最后谜底揭破。原来宝刀之上，只写着事实上人们并无法办到的或是武林人士嗤之以鼻的“仁者无敌”四个字，这实在是给现实的人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围绕这把宝刀，金庸刻画了一堆可笑的人物。先看宝刀的护送者周镖头，这位大名鼎鼎的镖头号称“铁鞭镇八方”，实际上却是脓包至极。用他自己的话说，“寻常黑道上的人物，他铁鞭镇八方也未必放在心上，八方镇不了，镇他妈一方半方也还将就着对付”。面对这把宝刀的秘密，他当然心中垂涎欲滴，但他却是只有贼心没有贼胆。
他当然极度想见识见识宝刀的模样，倘若侥幸得知了刀中的秘密，铁鞭镇八方变成了铁鞭盖天下，自然更是妙不可言，但总督大人的封印谁敢拆破？周大镖头数来数去，自己总数也不过一个脑袋而已。
再看前来劫夺宝刀的，也是装腔作势，满口“胡吹大气儿”的“太岳四侠”，吵闹夫妻林玉龙、任飞燕，武林中初次出道的袁冠南、萧中慧。小说结局，却又出现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萧半和。其中趣味，就如同《鹿顶记》中的韦小宝突然板起面孔，要他的七个老婆祭奠师父一般，让人哭笑不得。
鸳鸯刀是贯穿《鸳鸯刀》的一个线索，但又是一个很有意味的故事。鸳鸯在中国文化中是恩爱夫妻的象征，但是在《鸳鸯刀》中，作者写出了形形色色的夫妻。二人总是磕磕碰碰，不但有着他们磕碰的实践，而且有着他们磕碰的理论：
萧中慧道：“你们既是夫妻，怎的又打又骂，又动刀子？”任飞燕冷笑道：“哈哈，大姑娘，等你嫁了男人，那就明白啦。夫妻若是不打架，那还算什么夫妻？有道是床头打架床尾和，你见过不打架不吵嘴的夫妻没有？”
萧中慧脱口而出，说道：“我爹爹妈妈从来不吵嘴不打架。”
林玉龙抚着伤腿，骂道：“他妈的，这什么夫妻？定然道路不正！啊唷，啊唷……”
任飞燕听得丈夫呼痛，忙放下孩子，去瞧他的伤口，这神情半点不假，当真是一对恩爱夫妻。林玉龙兀自喃喃叫骂：“他妈的，不拌嘴不动刀子，这算什么夫妻？”
这对吵闹夫妻可以说是无事不吵，他们学了一套需要夫妇同心才能用得好的“夫妻刀法”，然而却是永远配合不来。他们也要抢夺鸳鸯刀，也真不知这对鸳鸯刀到了他们手里会成什么样子。
和这对吵闹夫妻相对的，还有一对不吵不闹和和美美的夫妻，那就是萧半和和他的袁、杨两位夫人。而这样的夫妻却让任飞燕无意中说对了，确实是一对“道路不正”的假夫妻。这样精心的正反对照设计，初看很有些荒诞，实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讽。
《侠客行》中的武功图谱则另有一番意味。如果说《雪山飞狐》、《连城诀》写了人们对财宝的贪恋，那么《侠客行》则写出了人们对武功或某种事物的痴迷。从外界来看，被请去侠客岛的各派武林高手有去无返，充满着无比的恐怖气氛。然而进了侠客岛，却是另一番景象：“龙木二岛主邀请武林高人前来参研武学，任他们自由，但三年来并无一人离岛，足见这石壁上的武学迷人极度深。”至此谜底揭开，名派武林高手之所以有来无回，并非被迫不能离去，而是痴迷于《侠客行》的图谱武功自愿留下来参研武功。
痴迷常被人看做一种病态心理，其实也是一种很值得歌颂的人类精神。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文学艺术或其它什么门类，如果没有人入痴入迷地忘我钻研，人类是不可能有所发明创造的。
当然这些武痴情们尽管痴迷，却是一个个进入了思维的误区。“侠客行”一诗二十西句，即有二十四间石室图解。这些图解或是文字，或是图画，既有精美的画图，也有艰深的注解，不管是龙木二位岛主，还是其它众多武林高手，都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多年来为此争论不休。
而只有石破天大字不识一个，既不会去顾及这些注解的含义，也不懂得什么书法笔画，才会直截了当地把这些图文看做武功图解，才会照直地练下去。
所以直到石破天的武功练成，龙岛主才恍然大悟：这些注解“非但无用，而且大大有害倘若没有这些注解，我十人无数心血，又何至尽数虚耗，数十年苦苦思索，多少总该有些进益罢”。“原来这许许多多注释文字，每句都在故意导人误入歧途。可是研究图谱之人，哪一个肯不去钻研注解？”
这个构思看似荒诞至极度，其实应该对人大有启迪。凡事执于一端，钻了牛角，佛家叫做“执”，现代科学叫做心理或视觉的盲点。
设想出这样一幅幅“侠客行”的武功图解来，显然是金庸有意为之。所以他在《侠客行》后记中说：“各种牵强附会的注解，往往会损害作者的本意，反而造在严重障碍。《侠客行》写于十二年之前，于此意有所发挥。近来多读佛经，于此更深有所感。”可见这样一个寓言般的故事，却暗含了金庸半生治学和思考的经验和体会。
如果细细研究金庸笔下的武功秘籍或藏宝图，几乎每一个知事都会给人以智能或哲理的启示。但如果说到其中奥秘，那就是他能够运用他的智能和人生经验，在“模式”中极度尽变化。
在真假之间
否定金庸作品的人说他胡编乱造。的确，金庸写的人物、事件都是“假”的。但人们爱看，人们着迷。作家网了一个套，好多人愣是往里钻。老百姓对此有最通俗的解释：“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
其实不只是那引起聪明人知道说书唱戏是假的，“傻子”们也知道。但他们仍要受“疯子”们的引诱和蛊惑。这大概就是艺术的魅力。
从创作角度说，不仅金庸，凡小说都是“假”的，完全真人真事的就不再是小说。即使所谓“纪实小说”，打出“纪实”的招牌，只不过是另一种“骗”“傻子”的手法而已。
所以问题不在于写的是不是“假”的，百在于是否能让读者感到真。比如看花，人们去买工艺品，赞美说，这花做是跟真花一样，这花就做得最好了。 人们观赏真花，又说，跟绫子做的一般，这花算开到了极致。这就是关于艺术的真假的辩证法。
金庸小说的成功因素之一就在于掌握了这个辩证法。通俗小说要吸引读者，常常靠奇诡和夸张，不能偈现实主义那样老老实实，这一点古代的武侠小说就已经开始了，比如《三侠五义》、《大、小八义》等。但到金庸笔下，这夸张已趋近于离奇，他笔下的武学大师，已不仅是能够蹿房越脊，而是几乎无所不能，带有了一定的神话色彩。
事实上金庸并不会武功，最无能的武师甚至一个莽汉都有可能一拳把他打倒在地。他所写的武功招工，都是翻着《拳经》摘取，或根据成语附会而来的。什么“凌波微步”，什么“养鹤调琴”，世上最高明的武师也无法理解和应用。即使那些传统武功、太极拳、少林棍之类，金庸也未必就懂多少。这就是金庸小说“假”之所在。但这样的“假”是允许的，其中道理就跟吴承恩并不会七十二变，也不能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施耐庵并不能倒拔垂杨柳，三拳打死镇关西一样。其实读者需要的，也不是什么真实实用的剑术拳经，而是一种情调，一种韵味，一种艺术想象的思维空间。
这个艺术空间既为读者留下了思维的余地，同时也是作者才华的展现《红楼梦》若是没有太虚幻境，《林海雪原》若真实地记下杨子荣的事迹，必将减味不少。这个空间既不能太小，也需要永远开拓。古龙拣了金庸一个“无招胜有招”，如获至宝。他的笔下，那些高手总是别人尚未看清他的刀怎样出手，已有几十个人倒地而死。作者才华一尽，读者势必兴味索然。好在古龙还能在推理和哲理上下功夫，让读者获得了另一片思维天地。
而金庸的“假”却是一个无尽的世界：“降龙十八掌”让人领略到刚然正气；“冲灵剑法”、“玉女素心剑”让人体验到人物内心世界；“百花错拳”、“三分剑法”给人以哲学的启迪。这不是胡编乱造，而是心有别裁。
金庸心有别裁的奥秘就在于真真假假的巧妙契合。他的虚构夸张非常大胆，似乎丝毫不受真实的羁绊，但同时又非常注意向真实的靠拢和回归。这就宛如放风筝，作者的思绪可以尽量高远，但总有一根真实的线索牵着不让它离开大地。
他笔下的人物本可是无所不能的，但作者总让他们受到种种限制。杨过从襄阳城上飞身而下，本可轻而易举，金庸却用一匹死马垫在他脚下作缓冲；郭靖凭着“上天梯”的功夫，本可一跃飞上襄阳城，但作者却极尽曲折，曲水生波，让读者的心情随着情节变化而波动一番。金庸的作品，总是在“神龙摆尾”的大声大势中，透着绵里藏针的功夫。这是作者的艺术才思，是用工笔写意。
金庸准确把握了真假之间的契合点，让人亦真亦幻难取舍，确实是一片独到的艺术天地。
金庸与塞万提斯
论及金庸《鹿顶说》最时髦的观战是这样的：“《鹿顶记》就是金庸的《唐•吉诃德》。韦小宝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反武侠的，故事的结局，也是对武侠小说的一个极大反讽。武侠小说到金庸已达极度至，再发展则如同山穷水尽的骑士传奇，实在没太大必要了。自此金庸正式宣布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
如果金庸的《鹿顶记》堪称奇文，那么这种评价就堪称奇论了。这奇论奇就奇在作者读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就立即能用小说中的武功大师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手法来说话。金庸自写完《鹿顶记》“正式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是真的，但说是“对武侠小说的一个极度大反讽”，则有些让人真假难辩了。是作者说的？还是论者评的？
那理由是很值得推敲的。若说“武侠小说到金庸已达到极至”是不错的，但这绝不是金庸自己的说法和看法。因为金庸还不会这般狂妄。至于因此要像塞万提斯那样用反讽的方法将武侠小说一举歼灭，自然更不是金大侠理所当为，义所当为。
我的理由很简单，因为金庸不是塞万提斯，也没有必然理由一定要去效法塞万提斯。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经历和心态也不相同。塞万提斯生活在中世纪即将结束的时期其时西方的骑士小说已泛滥了整个中世纪，其艺术生命已经死亡。塞万提斯在这种情况下用《唐•吉柯德》为痉不堪的中世纪文化实行“安乐死”，让它在微笑中死亡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而金大侠则不同。这不但因为当时金庸正在“涨价”而且“新派武侠小说”恰恰是由梁羽生、金庸“手创”。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开创这片艺术天地，不是顺应历史潮流，而恰恰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武侠小说已经几度幻来。公案小说、旧派武侠小说，已经成为文化的沉渣。中国虽然没有出《唐•吉柯德》，却出过无数“塞万提斯”。口诛笔伐在中国毕竟有着悠久的传统。所以金、梁要想让“沉渣泛起”，必得经受巨大的文化压力。来自自己的，是需要突破，再写成公安小说、旧派武侠小说那样“三脚猫”的功夫是绝对不得的；来自别人的，是种种责难、偏见和误解。
在新派武侠小说已形成阵势之后，他还曾用著名的“菜刀论”为自己的武侠小说进行正当防卫，就不要说当初了。金庸不是塞万提斯，新派武侠小说是他新生的孩子，因此无论从历史还是个人，都很难找到他要杀死亲生儿子的动机。简单的比附，并不能找到对问题裨性的解释。
理由再反过来，是因为金庸就是金庸。金庸是个艺术上十分负责任的作家。从艺术形式上，他在不断追求。虽然写武侠小说有他难以脱开的套子，但从人物的塑造，到情节结构、艺术手法，他都在不断地探索和创新。在小说的主题意蕴上他更是深入开掘，几乎对社会、人生的每一重大问题他都有独到的见解，都可发语惊人。尤其是对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封建社会和封建文化的反思，更加无时无刻渗透在他小说的字里行间。他对权力和个人崇拜的泛滥是深恶痛绝的，不然他不会说妓院和宫廷是天下最丑陋、最腐败的地方，他也不会花那么多笔墨去写洪安通、丁春秋、东方不败、任我行那样的人物。
他写尽了在朝的封建霸主的形象。人性，在淫威下丧失；价值，在强权下毁灭。他笔下的英雄人物，陈家洛远避回疆；袁承志乘桴出海；张无忌失意；令狐冲隐居；只有郭靖和杨过结局好些，那是因为郭靖从强权的圈套中挣脱出来，没做成吉思汗的女婿；杨过虽受了磨难，却没有钻进权力和阴谋的圈套。
与此相反，合乎逻辑的另一个参照系，就是负面人性的舒展和无价值的成功。当然这从客观上并不是金庸思维的结果，而是确实存在的历史事实。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古久先生的陈年旧簿子写着“吃人”二字，那结果自然是吃掉了人类的正面，而养活了人类的负面。可惜直到现在，还有人并不清楚这一点。
因而，金庸在艺术思想上探索的真接结果，但出现了形式上是“反英雄”的人物，而在内涵上则是无价值如鱼得水，形同社会肌体癌瘤的韦小宝。金庸刻画韦小宝这个人物虽然用尽“游戏笔墨”，但写法上又决然不同于塞万提斯。以他深厚的文化修养，每一笔中其实都暗透着沉重。
金庸的确是在跟历史，跟中国文化开玩笑，但他笑得绝不轻松。不然，好好一幅轻松的“游戏笔墨”，何以从一场只要翻开历史就让人感到沉重的文字狱开始呢？《鹿顶记》的确可以称为应该是文学史最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这样一个内涵无尽丰富的人物，读者自然可以见仁见智。但若因此说刻画这样一个人物只是为了“反讽”区区“武侠小说”，这不是明摆着小瞧了“金大侠”，看不起我们堂堂一等的“鹿顶公”了么？
至于金庸的“封刀洗手”，更合理的解释是他珍惜自己的艺术探索，珍惜自己的艺术名声，不然，他为什么还要“披阅十载”，去修改旧作呢？完善自己的“武侠小说”，而又同时消灭别人的“武侠小说”，“金大侠”难道真的要当“武林霸主”了么？
金庸不是塞氏，金庸就是金庸。历史只能相似，而绝不能相同。
绝情谷与情花
有人把爱、生、死归结为文学的永恒主题，这是很有道理的。单就爱情而言，古今中外的人们，只要是身心健全的，大概没有人没品尝过其中味道；古今中外的文人，只要玩过文学的，大概也没人不涉及过个主题。为情所迷者深感其甜美；为情所伤者深感其苦涩。
西方文学创造了一个爱神，创造了一个爱情的象征物“丘比特神箭”；中国文学中虽然没有爱神，但也有主持婚姻大事的月老，至于象征物则有“关雎、鸳鸯、比翼鸟、连理枝”之类。两相比较，中国人似乎有些缺乏西方的浪漫，而更加注重夫妇的和谐，也似乎在有意无意间回避了爱情的复杂性。
虽然也有人早就提出了“问世间情是何物”的疑问，但中国的文学一直没有作认真的回答。不但那些“严肃文学”没有严肃的思考，就是那些专门言情的“言情小说”，也没能言出个子戊卯酉来。倒是一直被视为文学异类的武侠小说对此作出了具有哲学高度的诗化境界的描绘。
情花，也不知这个名词金庸是怎么想出来的，反正读者读到这里顿觉耳目一新。这个物象的设计，充满了象征，充满了作者对爱情的深透理解。
情花外形很美，花瓣的颜色却是妖艳无比，似芙蓉而更香，如山茶而增艳。花瓣居然可以吃。
入口香甜，芳甘似蜜，更有些醺醺然的酒气，正感心神俱畅，但嚼了几下，却有一股苦涩的味道，要待吐出，似觉不舍，要吞入肚中，又有点难以下咽。
情花花枝有刺，刺可伤人。“情花”的果实十分难看，或青或红，有的青红相杂，还生着茸茸细毛，就如毛虫一般。味道“有的酸，有的辣，有的更加臭气难闻，中人欲呕”。
当然也有甜如蜜糖的，“只是从果子的外皮上却瞧不出来，有些长得极丑怪的，味道倒甜，可是难看的又未必甜。”对情花、情树、情果的描绘，显然渗透了金庸自己对爱情的理解。因而作者借公孙止的说法侧重了情伤的一面，不过是夫子之道。公孙止与裘千尺是婚姻不是爱情，与柔儿是爱情不是婚姻。这一点现代意识不难认识，但在历史上却搅了几千年，是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因而才形成了公孙止这样的情伤，造成了公孙止与裘千尽惨烈的情仇。当然认识归认识，公孙止这样的婚外恋，即使在今天，人们在实践上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方式。
“情花”的确道出了公孙止对情味的体验，但金庸的“情花”这个形象的创造，决不仅仅只此而已，而是带有很强的概括性，也可以看做在他的整体创作上对爱情描写的总纲。杨过与小龙女是另一对情花。
杨过放浪不羁，小龙女则质系天然。二人相依为命于古墓之中，远离世俗，按说他们的情爱除了甜蜜是不应带有别种味道的，然而他们一到世俗之中，立刻因“师徒之分”而遭到世人的鄙视与唾骂。
老顽童周伯通身于俗世却不通世俗，他与瑛姑之爱，带有人类最童稚的色彩，他不能如杨过一般用理性与世俗抗衡，因而只能远远逃遁。虽然他仿佛是一个活得最为轻松的人，但他内心深处那“四张机”的缠绕造成的苦痛，却使他终身难以解脱。
倘若放眼《神雕侠侣》之外，金庸写出的是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情爱世界。
萧峰可称情圣，段誉可称情种，虚竹可称情痴，游坦之可称情迷。各人于甜蜜之中都能品出酸辣苦咸的味道。文学对爱情的表现，可分两个流派，现实主义的描写不能排除各种世俗的因素，门第财产、油盐酱醋，可而自然难免百味俱全；而武侠小说是超于现实的，因而其中人物的爱情可以更纯，其味道也必然更烈。情花之蕴意，可谓深矣！
然而最妙者，是情花生于绝情谷中，情花之刺，可使人中毒至死。何以解之，则非得服用绝情丹不可。这种象征的意蕴，更加难以解索。
我想金庸绝不是又在用佛法解脱仇杀，也不是有用“绝圣弃智”来使人类归于没有情爱的蒙昧世界，而是进一步反衬着“情之为物”的峻烈与缠绵。总之，金庸的情花、绝情谷、绝情丹的一系列的象征物象的创造，其中之味道的确比之西方的丘比特神箭，中国的鸳鸯、蝴蝶、比翼鸟、连理枝的意蕴更加丰厚，也更加耐人寻味。
朋友，倘若你中了情花之毒，是否要服有绝情丹，那只能由你自己去选择了。
阿紫的眼睛
按照金庸的愿意，原来没打算让阿紫瞎了眼睛。倪匡为什么要把阿紫的眼睛弄瞎呢？他说阿紫太可恨了。阿紫的确很可恨！金庸是描写刁丫头的能手。他笔下写了许多活灵活现的刁丫头，黄蓉、赵敏、温青青、李沅芷、袁紫衣、丁当、阿朱、钟灵、木婉清、郭芙，一个赛一个的顽皮刁钻，然而没有哪一个像阿紫那般可恨。
阿紫的性格，完全可用阴毒狠辣来形容。阿紫自小得不到父母之爱，内心世界本就阴冷，又兼之投师于星宿老怪丁春秋，就更加坏到了极点。
金庸本人具有深厚的现代博爱思想，也崇尚儒佛，星宿老怪丁春秋则完全是一个负面文化的象征。他自私、狂妄、狡诈、残忍集于一身。阿紫师从丁春秋，她竟敢盗走丁春秋练毒功木鼎，很有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阿紫年龄幼小，她有些恶作剧还带有童稚之气，但因心地过于阴狠而显不出丝毫可爱。她本是喜欢萧峰的，但为占有他而不惜狠下毒手；她对待游坦之，抽他打他，把他弄成一个铁头人，让猛兽咬他，还让他作自己练毒功的实验品。面对如此可怜的游坦之，她不但丝毫没有怜悯之心，反而折磨得越厉害她越高兴，科是一个十足的虐待狂。
本来，阿朱与萧峰应是十分理想的一对情侣。萧峰刚猛厚重，阿朱柔细灵秀，二人不要说像郭靖、黄蓉，就是如同袁承志、温青青那样的结局，也将是十分幸福的。然而金庸却“残忍”地让阿朱过早死去，而让阿紫来代替她。这于人物是太过不幸，但于艺术却是独具匠心。
一则，阿朱之死，本就可惜；又加阿朱是死在萧峰的掌下，这在萧峰心中会是永远的悲痛与怀恋。阿紫与阿朱外貌相似，在以后长长的情节发展中，每当萧峰看到阿紫，就势必想起阿朱，激起心中爱的波澜。这种情感，不是清水之涟漪，而是长江大河之波涛，其势汹涌，绵延不断。从此，写出萧峰对阿朱用情之深。
二则，萧峰关照阿紫，是受了阿朱的嘱托。以阿紫的行为，虽不能说等同于丁春秋，却也可称一个“小怪”，倘若素不相识地遇到萧峰，恐怕早已毙于萧峰掌下。但萧峰不但多次救她，而且携她历尽艰险，奔波万里，尽心尽力，体贴入微，而这一切，只是因为阿朱的嘱托。以此写出了萧峰对阿朱的用情之重。
三则，阿紫虽然可恨，但她身体渐好、心情愉快之时，也有几分童稚与可爱。更兼阿紫相貌之美，尤胜阿朱，不然不会引得游坦之那样为她“虽九死未悔”。
萧峰倘若能够接受阿紫的爱情，阿紫定能脱胎换骨，人性复归，成为一个十分可爱的姑娘。阿紫对萧峰屡抛情线，萧峰并非不知，但仍然对她脸上峻如险关，心中寂如冰雪，丝毫不为之所动。以此，更反衬了萧峰对阿朱用情之专。这一石三鸟的艺术效果，全靠了阿紫这个影子人物的出现。假如阿朱一直活下去，演至终场，其艺术效果反倒是难以想象的。
金庸运用阿紫这个影子人物，的确是剑走偏锋，兵出奇诡。但他的用法又与别人不尽相同。《三国演义》用徐庶作诸葛亮的影子，是引线，是，是正衬。所以徐庶一出场，便显示了高超的军事才能，是一个与诸葛亮相去无几的军事家，其目的是等待诸葛亮去超越。而阿紫对阿朱则是反衬，所以二人要有鲜明的的色彩反差。二人不但性格不同，而且也要按各自的性格逻辑发展下去，阿紫的性格基因是阴狠自私。
阿紫对萧峰之爱，是“久扣柴门不开”，用一句俗话说叫“剃头挑子一头热”，这种热量的积蓄，逐渐导致阿紫的心理变态。她心中久积之恨，便加倍发泄在游坦之身上，成为一个几乎不可理解的“虐待狂”。因此阿紫这个人物的成功，决不仅仅在于她作为一个“影子人物”来使用，而且在于她本身就是一个个性十分鲜明的人物。这个人物也和萧峰一样，有着很强的悲剧意蕴。
反之，萧峰对于阿紫屡抛情线的视若无睹也不是因为所谓“金庸式的虚伪”，而是因其个性使然。在金庸刻画的所有人物中，萧峰可说是外形最冷而内心最热的。他不是段誉那种人见人爱，见人爱人的泛爱主义，他的大男子风度足以使他对一切女人视若无睹。当初他是因为对自认为可以傲视一切男人的“自恋狂”马大元夫人不屑一顾引起她的妒恨，从而对他进行疯狂报复的。他的心扉不会随便对女人敞开，他与阿朱的爱情若不是激烈的冲突造成的重力撞击也不会得到那样的融合。所以他对阿紫寂如冰雪不是矫揉造作而是自然而然。这其实恰恰是用反衬的笔法，使萧峰这样一个用情至专至烈的“情圣”得以最终完成。
阿紫这个“影子人物”运用得成功，体现了金庸高深的艺术造诣。他在《神雕侠侣》中曾写到剑魔独孤求败的“剑冢”和他剑术的境界。那柄木剑之下的石刻写到：“四十岁后，不滞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自此精修，渐进无剑胜有剑之境。”金庸的技法，的确已达到了“草木竹石均可为剑”的境地了。
老顽童的童心
老顽童曾经自问：“咦，奇怪，我叫伯通，那又是什么意思？”金庸给他笔下人物的名字都取得很艺术。周伯通的姓名相连，除去中间作为序数词的“伯”字，是无所不通的意思；但“伯”与“不”音近，这就成了“周不通”。“周不通”者，其实是说周伯通于人情世故一窍不通也。
老顽童于世事一窍不通，但他的童心被极度度夸张了。
他喜欢恶作剧，这一点比洪七公还要厉害。洪七公最厉害的恶作剧是把“采阴贼”梁子翁的头发一根根拔掉以作惩戒。而周伯通报复黄老邪，则是弄他两脚臭屎，淋他一头骚尿。还在石洞的壁上刻字写道：“黄老邪，我给你打断双腿，出口恶气。后来想想，饶了你算了。奉大粪成堆，自尿数罐，请啊请啊……”老顽童童子之的善良之心并不识得仇恨二字，十五年断腿之恨，囚居之辱，竟以如此一场看似大不恭敬实则对黄老邪大便宜的恶作剧一笑了之。
老顽童喜欢打赌，不是赌金钱的输赢，而只是为了童心童趣的“要强好胜”。黄老邪、欧阳锋都深知他这个癖好。二人逼他《九阴真经》都是设法激起他的赌兴。黄老邪先是与他赌赛弹石丸，骗出他《九阴真经》；后是与他比定力，使他囚居山洞十五年，后者竟逼他去跳海。
而欧阳锋则以必胜把握与他赌毒死群鲨而逼他跳海。更有甚者，他竟不顾柯镇恶与重伤未复的洪七公的的生死安危，被激得与灵智上人赌博赛定力，后来发觉上当，他竟然赌兴未尽，吵着还要再比。直到黄蓉冷冷喝道：“我师父呢？你把他老人家丢到哪里去了？”周伯通才如梦方醒，叫声“啊哟”转身向山洞奔去。
对于周伯通，事情无大小，赌兴却是第一。尽管他与人赌赛常常上当，但他终是乐此不疲。
老顽童像一切孩子一样喜欢在动物世界中寻找乐趣。只有他，才能在茫茫大海中驯服鲨鱼，骑鲨而返；只有他，才能捉到蜜蜂，看见小龙女在蜜蜂翅膀上刻下的小字。在小龙女用野蜂战胜金轮法王的雪山彩蛛那场戏中，老顽童在身中雪山彩蛛之剧毒的死生之际竟也能大盛童心，他不但“瞧得手舞足蹈，心花怒放”，大饱了眼福，而且“笑逐颜开，全身脱得赤条条的，让野蜂针刺”，直至“遍体都是野蜂尾针所刺的小孔”。可真的算是过足了“蜂瘾”。
然而老顽童却怕蛇，怕得简直“杯弓蛇影”。当初在桃花岛上，他初见欧阳锋的群蛇，就吓得“周伯通脸色大变，返奔入洞”，“魂飞魄散”。他无意间修习了《九阴真经》，武功本在欧阳锋之上，离岛时竟不敢与欧阳锋同船。
他凭借高强武功曾在西域追得裘千仞千里奔逃，然而裘千仞手中有了一条毒蛇，却立即使他反胜为败，反过来奔逃千里，直到华山之巅。“南帝”四大弟子之一的渔人的“金娃娃”钻入他领中，他以为是毒蛇，竟令他吓得出尽了洋相。然而这一喜一怕，却走见他活灵活现的童心。
周伯通曾问小龙女：“你说我是聪明呢还是傻？”
小龙女说：“我瞧你年纪不上，仍是傻里巴叽，说话行事有点儿疯疯癫癫。”
小龙女的回答自然过于直观，其实他既傻也聪明。傻在他事无心机，常常上当。若论聪明他所创造的“空明拳”，左右互搏之术，便是聪明绝顶的黄药师也创造不出来。更何况他还常常弄些小聪明去骗人呢？他教郭靖上乘武功《九阴真经》，便是使用他特有的骗术使得在他眼里“简直蠢笨得紧”的傻小子郭靖“上了当”；此外，他还搓着下身上的泥丸当毒药，让沙通天等人服下。这些恐怕都是他一生最为得意的杰作。老顽童可以说是又聪明又傻，但无论傻还是聪明，都绝无害人之心，都充满着童趣和可爱。
关于自己聪明和傻的问题，老顽童在茫茫人海中，谁也不问，偏偏会问到小龙女，这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因为二人有着许多共同之处。
他们两人自己口心如一，对别人也毫不设防。所以在山洞之中，金轮法王等强敌在伺，“玉蜂针打完了”这样天大的“军事秘密”才会被二人脱口说出来让敌人听到。小龙女、老顽童、香香公主，是金庸笔下最为质朴的人，而以老顽童和小龙女最为典型。
在老顽童眼中没有许多世俗，没有长幼与贵贱产差别，只要性情相投，男女老少、尊卑贵贱都是朋友。他对黄老邪并不尊重，但与孩时的黄蓉却谈得投机。
他身为全真教的师叔祖，却从不摆出师叔的架子，甚至对那些尊他敬他的“小牛鼻子”讨厌至极。相反，郭靖、杨过却都与他结为“兄弟”。他没有许多礼法的拘束，对别人的直爽言行也不为忤。所以他对小龙女能够敞开心扉，把她作为一面镜子来观照自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老顽童甚至不懂得男女之大防，当着小龙女之面，自然而然地将“全身脱得赤赤条条的”让玉蜂来刺。在绝情谷，他竟毫无顾忌地脱下衣服来让人搜检。他教“南帝”的贵妃习武也是因此而终于生出事来。这是他一生中惟一能使他萦系于怀，牵肠挂肚的事情。
他一生对此讳莫如深，但心中却时刻不忘。他劝郭靖别近女人别娶黄老邪的女儿时却随口带了出来；他在昏迷之中，叨念不休的是“四张机”。这是一桩贯穿《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两本大书的公案。刘贵妃瑛姑是个性情中人，却不幸成为“南帝”的“金笼翠鸟”。“南帝”为练“童子功”而不近女色，他于男人是个好朋友，于女人却不是好丈夫。所以深宫寂寞之中的瑛姑才对充满童趣童心的周伯通一往情深以至终身苦恋。
而老顽童却以一颗童心付之，既不知情之根也不知情之果，他具有儿童的特有的“性好奇”和“性罪恶”的双重心理。始乱之是不知此种事情深越礼法；终弃之是因为他以为这是得罪了朋友得罪了瑛姑罪在不赦。老顽童对瑛姑“始乱终弃”，不是出于世俗而是出自童心，他心中虽然已有了“四张机”的爱情的胚芽，却没有能够发育长大。
因而老顽童与小龙女又有不同。小龙女的不通世俗，一面是不通，一面是她发自自然的美好爱情的追求而对世俗的否定。此外，黄老邪之“邪”，杨过之“过”，都含有“自为”的成分，而老顽童的一切都是“自在”。他一切与世俗不合与世俗抵牾的言行都不是有意识的反抗，而只是童心的保持。
老顽童之妙，妙在“老”字。金庸笔下写过许多可爱的“小顽童”，“小顽童”的童心童趣固然可爱，但在读者心目中却仍然是个小孩；惟有将一颗天然完整的童心“克隆”进鹤发童颜的老顽童的躯体，才能产生这样色彩鲜明反差，才能形成特有的幽默效果。
老顽童是金庸捧给读者的一颗鲜活跳动的童心。这颗童心将永远跳动在读者眼前。
杨过之“过”
杨过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杨过之“过”在不同的人的眼里，含义也不相同。
金庸很喜欢杨过。他为杨过取这样一个名字，是为了突出杨过的反叛性格。这一点得到港台许多“金学家”的认同。当然也截然相反的意见。
其实不管达到的程度如何，就金庸的本意，是把杨过作为一个带有叛逆色彩的人物来写的。杨过之“过”最重的是对师门的反叛。他与第一个师父黄蓉倒不能算是公然叛离师门，但那冲突是很正常的。
杨过是个自小无人管教的野小子。郭靖是个大英雄，但不是一个好父亲，他对自己的子女教育也没成功。他收养了杨过，他们之间并没有完成亲情的融合。
黄蓉更是对他存有戒心。虽然名为师父，却只教他诗书而不教他武功。这对常受郭芙与二武欺辱因而迫切需要武功的杨过来说就更加深了对黄蓉的不满。
待到郭靖带他去终南山，他看到郭靖武功那样高强，非但不教他那样高深的武功，反而要拜赵志敬那么一个他根本瞧不上眼的草包做师父，这不但加深了他对郭靖的成见，而且也为他与赵志敬的冲突打下基础。
杨过与赵志敬的冲突是根本无法调和与转化的。一方面是因为赵志敬的品位低下的心术低下和心术不端；另一方面则是杨过的野性发作。因而他对师门公然的反叛，虽说不上有多么重大而深刻的社会意义，但却绝对是为世所不容的。
这用不着作什么历史考证。因为中国的师徒除了技艺的援受之外，还含有人情、经济和政治的因素。孔老夫子与他的学生，除有师徒之份，还有父子之情。坊间的师徒之份，还有父子之情。坊间的师徒除了以上的关系外，还有着以经济利益为联系的某种程度的人身依赖关系。武林的社会虽为虚构，但武林中江湖流派又是政治性极度强的组织。而忠字当头又是中国政治标志的第一要义。所以徒对师又同时产生了很浓重的人身附关系，所以叛离师门是绝对为世俗所不容的。更何况杨过所叛的又是大名鼎鼎的全真教呢？
关于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是否构成对礼教的反叛产问题有着较大分歧。专给金庸作品挑毛病的《班门弄斧》的作者则认为杨过师徒通婚并违背“礼教”。
其实这是一桩糊涂案，金庸固然没有举出师徒不得通婚的实例，而阎大卫也没有拿出师徒可以通婚的证据来。因为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在封建社会妇女根本就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当然也有家庭为女儿请教师的，但必得如同关最良与柳梦梅一般老少悬殊。
至于一般的技能传授，女人除了针织女红，没有其他劳动的需要，自然也就没有男师女徒或女师男徒的关系产生的可能。所以中国的文学中很少有西方文学中的那种师生恋。这不只是观念的差异，也是因社会制度的各异而产生的人际关系的不同。
金庸小说里这种男女混杂的师徒关系本变就是武林社会的一种假设。因而要到历史中去查找关于“师徒之恋”是否合乎礼法的语气是几乎不可能的。
中国的师徒关系虽然不同于血缘之伦理，但“师徒如父子”的类比已经将这准关系圈定在准伦理范围内。它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的以契约和人权为基础的师徒关系。所以，“师徒恋”在观念上不能被人们普遍接受是完全可能的。即使是现在，送他们一对“白眼”作礼物恐怕是大有人在。就不要杨过与小龙女所处的武林世界了。所以杨过、小龙女之爱的惊世骇俗也不能说不符合历史逻辑。
退一步说，在人们的世俗观念中，中国的婚姻还要讲究各种条件的平衡。而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从年龄，到辈分，到情理，都恰恰失去了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平衡。以黄老邪之邪，是完全可以不顾任何礼法的。但他为黄蓉选婿，还要顾及到“门当户对”与将来女儿是否会“恃强压夫”的问题。这并不是黄老邪忽然失去了邪气，而是潜意识中的平衡观念。这些其实也是不成礼法的。况且礼法、道德这种东西，每个人的敏感程度和感觉方式又绝不相同。谌容笔下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并非完全是虚伪的，也有第三程度和感觉方式的问题。
黄蓉对郭靖之有，即使算不上第三者插足，按传统道德来衡量，她“后发先至”也绝对有“鸠夺鹊巢”之嫌。但身处恋局之中的黄蓉，并不因此感到有什么不妥，也很难设身处地地考虑化铮将来会被置于何种境地，当然也就不会顾及人们会怎样看她的问题。
相反，她对杨过、小龙女却从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一则她早就对杨过心存偏见，二刚杨过又当众拒绝郭芙的婚事，令她与郭靖颜面扫地。黄蓉本就推动平衡的心理来看这不平衡的爱情，自然也就有分外不平衡的敏感。
尤其是此事关系到武林中最重的师徒之份，她作为一个一直有愧于心的“师父”，就更敏感。因而被她上纲上线到礼法的高度也不是什么况外的事情。郭靖本就比黄蓉迂讷，识见上更易守成。再加他对杨过爱之愈深，束之愈严，所以他以礼法相责，也是顺理成章。至于赵至敬的反对，则属于叛师之恨，不明真像的误解和市侩心理加在一起的恶意攻击。
所以在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上，虽然三个人反对的理由各不相同，但“三人成虎”，他们三个人，两人为师，一人为长。黄蓉自不必说；郭靖论武功威望都名重江湖；赵志敬虽不能与郭、黄二人同日而语，便他说起来不但应是杨过最为名正言顺的师父，而且是杨过“乱伦败德”的目击证人。所以三人之语在群雄之中，无异于惊天之雷。因而给杨过与小龙女的压力也是相当大的。
因此，杨过与小龙女之爱确实有着对世俗反叛的一面，但其反叛的程度远远达不到港台“金学家”说得那样高。因为杨过与郭、黄二人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误解。黄蓉在反对的同时，就有着一定的理解。郭靖虽然“愚笨”一些，但终究也不能殊死反对。至于赵志敬则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对的力量。
因此杨过小龙女之爱受到的社会压力，充其量不如贾宝玉挨贾政一顿屁股板子或者贾母一皱眉头更加有力，尽管“旁人脸上都是又惊又又诧、又是尴尬，又是不以为然的神色”，终究也不如“检抄大观园”那样能让人感到“风刀霜剑严相逼”。因为后者不可克服，而前者并不能构成悲剧因素。
所以支撑杨过与郭黄二人之间的冲突主要是恩仇的化解而不是爱情的抗挣。至于有人根据小龙女被尹志平强奸等情节，推断金庸原来准备写成悲剧，但那悲剧的主因也只能是贞节，而不能是礼法。
围绕杨过之“过”，金庸的确作了文章，但没有和得充分而漂亮。
萧峰的悲剧性
萧峰被“金学家”们誉为“天下第一英雄”，却又被专为金庸小说挑毛病的阎大卫斥为“不仁、不智”。
说“天下第一英雄”有些虚妄，因为不同人的心目中英雄标准不同，第一便无法比较。说他“不仁不智”则又不实。
首先，说他“不智”是无的放矢，因为金庸并未着力刻画其“智”，况且萧峰受马大元夫人之骗误杀阿朱则完全可以用“当局者迷”和情节小说中常用的误会手法来解释。再高明的小说家也难免有不合情理之处。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明珠《红楼梦》也不例外。以此求之，世界上古往今来的小说最好付之一炬。
说萧峰“不仁”倒有些道理。因为在聚贤山一战中，“萧峰打死了这么多的武林人士，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是因为听说萧峰杀死了养父、养母及师父后聚在一起的。他们的信息不够准确，但其动机不能说坏，而萧峰打得性起，杀得血肉横飞，实为不仁。”这的确是言之凿凿。
那么什么样的算“仁”呢？阎大卫没有说，但他提出反面的例证。
“相比之下，金庸笔下别的英雄要好一些。如《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在糊里糊涂地和向问天联手时，受到人们的围攻。在一场生死恶战中，多只是将对手刺伤，而且，青城派的几位受伤啼重外，其余只不过是轻伤而已。”
幸好这里阎大卫没有提出令狐冲为什么“糊里糊涂”伤人或是否“智力水平太低”等问题。不过这好像是在根据死伤情况来进行法律判决。萧峰不打死人可能会好些，如此推断，令狐冲不伤人不就更完美无缺了吗？
然而“金学家”没有把萧峰捧傲，阎大卫也不能马萧峰 骂倒。因为萧峰是一个赫然的人物形象。他们观点虽然相反，但“捧”与“骂”的出发点都是道德标准。所以关于“仁”与“不仁”的问题他们可以自行去争论。
其实应该真正关注的是这个人物的悲剧意蕴。当然也可以说这样的悲剧有“赝品”之嫌，“虽万千人吾往矣”可以不往，萧峰也完全可以不去自杀。
哈姆雷特明知他叔父那样狡诈，可以不必上当去死，或者采取更加高明的报仇方法。贾宝玉也可以不去出家，因为薛宝钗也很可爱，“纵然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现在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这本身就是非常不现实的态度。《雷雨》中的周冲可以不死，作者干什么非让电线落下把他这样一个可爱的青年电死，岂不太过残忍了么？
不管艺术中还是现实中，事情到了一个重要关头，会有多种可能的结局。因此任何悲剧都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文学家们有权对此作出选择，他可以写出喜剧，也可以写出悲剧，这叫主观描写。文学与现实有很大差异，不给作者主观描写的自由和权利是不行的，那就等于取消了文学。
当然主观描写也不能随意而行，也必有内在冲突的根据。薛神医为阿朱治伤，可以治好，也可以治坏，还呵以治死。但冲突的双方都是江湖好汉。萧峰是好汉，重承诺，守信义，中原好汉在这一点品质并不比萧峰稍有卑劣。他们若是听信阎大卫之言，就会成为卑劣小人。
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萧峰若是打死了一群草包混蛋、品质卑劣的小人，便没有悲剧价值。“虽万千人吾往矣”，是必须要去的，不去就是不是性格刚硬性的萧峰。他带阿朱这样一个“小女人”去求医治伤只是原因之一。单为这样一个“小女子”而打死几十个中原好汉也的确不值。但真正使萧峰要赴战的是鲍千灵一席话。
中原好汉大撒英雄贴就是要。围剿他，他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以武侠小说中江湖好汉的那种本领和精神，世界虽大，但可说并无他的逃遁之处。所以这一冲突，不在聚贤庄也会在别处发生，区别只是时间早晚，地点有异而已。
以萧峰的性格而论，他也不会知难而退。明知百死一生也是要去的。关云长单刀赴会若是胜算在握，后人也只会称其智而不会称其勇。萧峰确曾立下誓言，说终生不伤一个中原好汉，这不是词语的疏漏，也不是言而无信，这是小说家张声造势的最起码的常识。
情势发展到此，以萧峰豪迈的性格，说出这样的誓言是必然的。这是萧峰彼时彼地的良好的心愿。作家如果写不出特定情境的约束的突破也是必然的，那是矛盾的继续发展和激化、冲突不可化解的结果。作家如果让人物回避或者不能把冲突激化同样也是笔力欠缺的表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岂同胶柱鼓瑟乎？阎大卫先生不愿看到几十条好汉无辜而死的惨状自然大有仁仁君之风，但作家也并不是草菅人命，而是更懂得鲜血的价值。
萧峰的悲剧意蕴是浓重的。他能够引起人们对历史上民族冲突中悲剧的思考。中原好汉们的民族对抗情绪是复杂的。其中有着捍卫民族利益的正义面，也有着严重的偏见和偏激。这种偏见和偏激不但很强烈，而且有着很长的历史延续性。君不见，反映民族斗争的《杨家将》、《呼家将》之类的小说、评书才有几天不流行了呢？君不见，直到中国的民主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中，不是仍然在用那种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民族常识作号召么？有着这样沉重的历史文化背景，还不足见《天龙八部》中萧峰这个人物的价值么？
当然，对于民族冲突问题，又可从人性和两个角度来评价。从人性角度来说，它直接造成了人民的极度大苦难，造成了人性的严重扭曲；从历史角度来说，它完成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历史学家关注的是后者，文学家关注的是前者，是在民族冲突中挣扎着沉痛的命运。
萧峰便是一个民族冲突重压之下的受害者。他本是一个人人瞩目的英雄人物，但一夜之间，便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契丹孽种”。这种命运的落差，使他的心灵受到严重的伤害，使他有了他人所没有沉重的命运困惑。中原好汉心灵的伤害则表现为偏见和偏激。他们要联手围剿萧峰，并不仅仅因为萧峰的灭师杀父，而是从知道萧峰是个契丹孽种开始。这种民族的偏见在汉族中尤为严重。萧峰要证明自己，要洗刷自己的清白而不可行。于是血的冲突必然发生。血是令人伤心惨目的，但不打破瓶瓶罐罐，人们不知道什么叫瓷器。
人们对历史的每一次深刻认识，都是用血擦亮了眼睛。所以聚贤庄一战并非是历史上未曾付出的代价。萧峰的民族矛盾的夹缝中如同孤魂野鬼，养他之地的中原好汉遗弃了他，驱逐了他。生他之地的辽国，其实也不能容他。他回到了辽国，又与辽国的最高人物耶律洪基结为兄弟，看来是找到了安身之所，但这只能是暂时的安稳，他与耶律洪基的矛盾早晚都要爆发。
萧峰不但身受民族冲突之害，而且亲眼看到了辽宋两国士兵“打草谷”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的独特经历使他与汉、女真和契丹人都有过真诚的交往，因而他的视野能够超越民族的樊篱，他不想再让任何人遭受他那样的灾难，这是他虽不直分强烈但却十分坚实的社会理想。这理想不是别人教给他的抽象道德观念，而是他苦难经历的升华。
但这种理想在现实中又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只能力所能及地入走几个辽兵打来的“草谷”，却无法阻挡辽主“牧马中原”的野心。耶律洪基没被写成一个错君，而被写成一个雄才大略的英主。这虽然违背了历史人物的真空，却反映了造成民族冲突的根本原因的本质上的历史真实。
“一将功成万骨枯”，历史学家更注重他们的凝聚功业的鲜血。萧峰的自杀不在于他与耶律洪基的君臣矛盾，而在于那刺目的“鲜血”。于是他失去了最后的容身之地。
萧峰与郭靖不同，郭靖最后有着与他血肉相连的同胞作依托。而萧峰则不同，郭靖最后有着与他血内相墨连的同胞作依托。而萧峰则不然，做辽主的马前之驱和塞上牛羊，对于他都是不可能的。前者他不愿，后者环境不许。他也不能再回归中原或者远避女真，国为在不可避免的民族冲突中，他不可能协助别人去残杀契丹同种，或者眼看着别人残杀同胞而置身事外。
萧峰或者蚵以活下去，但绝对不能像阎大卫先生所说的那样活着。他是个有所为的人，他性如烈火，固执而倔强。他虽然饱受中原文化的熏陶，但他的文化涵养中绝无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聪明和灵活。
萧峰之死，最根本的不是他与任何个人的矛盾所致，而是他的理想相对于现实的绝望。萧峰之死与聚贤庄一战中中原好汉的鲜血一样，是又一次对读者心灵和历史文化的震撼。因而萧峰之死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历史的悲剧。
现实的人们常常想方设法避开各种各样的沉重而尽量活得轻松，而文学家则尽量把众多的人身上积攒下来的沉重“轻松”地展示给人。金庸的作品固然写得好玩，便好玩之中却不乏严肃的思考。
商业效果与读者口味
《班门弄斧》有一个副题“给金庸小说挑毛病”。结果这一挑就挑了不少毛病。作者口吻十分客气，目光却十分犀利，不但为金庸作品挑出了许多毛病，而且给金庸指出了病根：原来金庸作品之所以出现那么多问题，根本原因都是追求商业效果和迎合读者口味。类似的话语在《班门弄斧》中出现在十五篇文章中达二十余次之多。笔者本没有大段引证的习惯，但因这些话过于精彩，所以只好不避其繁，姑且试举几例：
金庸的商业眼光极度为高明，靠办报和写小说就成了超级富豪。在金庸武侠小说的情节安排上也能透出这种精明。
金庸自己也认为韦小宝的作风是不应提倡的，但他为什么要将韦小宝写得这样可爱。说穿了，还是为了商业利益。
设计一个极度不合理的小情节，完成如此重要的事，按商业眼光来看，许是挺合算的吧。
这里却有一个写武侠小说的小诀窍。金庸当初写武侠小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他办的《明报》促销。他的武侠小说都是在这个报纸上连载的，人们爱看他的小说，自然报纸的销路也就好了。这样的小说必须要迎读者的口味，满足其心理上的需要，才有可能收到这种效果。
可惜的是，虽然这样写是会创造较高的商业利益，但却可能由于迎合了一个并不高明的读者群体的胃口，而使小说的自身价值受损。
也许是因为在香港发表的小说，读者主要是香港人，更可能是层次不很高的那个群体，他们当时没有机会到内地来旅游，因而不管小说里将华山写成什么样子，都没有什么关系。武侠小说的写作是从商业利益角度出发的，在这上面花很多功夫是不合算的，应该在尽可能更直接、更强有力地吸引读者的方面下大力气，这正是一个有商业眼光的人的精明之处，但是不是高明呢？
由此可见作者对商业效果和读者口味是何等愤之于心而泄之于口。倘若金庸作品中有十几处彼此重复的情节或语言，肯定逃不过阎大卫先生的语言重复，这真是不可解脱的逻辑悖论。
但阎先生的观点中似乎也存在着逻辑悖论。他认定追求商业利益、迎合读者口味导致小说品位降低，破绽百出，而品位降低、破绽百出的小说反而使得读者更加爱看。这真是一群奇怪的读者！他们也许确实并不高明或者层次不高，他们也如同阎大卫所评说的金庸笔下的许多人物一般“智力水平太低”。然而无论怎么说，人们越爱看的小说品位越低，或者小说品位越低人们越爱看，情节越不合理越受读者欢迎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香港的确是一个花花世界，可有什么理由能够证明这里必然是一个“群盲”聚居之地呢？金庸“迎合了一个并不高明的读者群体的胃口”可能是一个铁定的事实，但金庸的小说流利却远远超出了“层次不很高的那个群体”，而扩展到了整个华语范围，也是一个铁定的事实。按照阎氏的逻辑，也只能证明整个华语范围的读者都是“层次不高”而已当然受读者欢迎的并不一定就是评论家们认可的优秀作品，但也并不能说越受欢迎的作品就一定越坏。难产说今天的读者比清朝时“开篇不说《红楼梦》，尽读诗书也枉然”的读者更加趋于“下流”了么？
当然读者之中，聪明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阎大卫先生。因为他不但认准了商业利益是金庸小说的“百错之源”，而且从他“说穿”的语气和如同诸葛亮附耳低言要告诉别人一个“小诀窍”的神态来看，这似乎还是他独家发现的秘密。其实，这样的所谓秘密，在一般读者的眼中，早就已经成为文学史常识。
若考察文学与商业利益、文学与读者口味的关系，至少应该从宋朝开始，或者还要更早。如今被视为绝对高雅的宋词，最初产生在唐末五代时期，是从“曲子词”演变而来的。而曲子词恰是一种听众层次并不高的民间文艺演唱形式。
从柳永等人的事迹来看，宋朝时的词实际相当于在“坊院”之间传唱的通俗歌曲，是歌伎们谋生的重要手段；宋评话、元曲杂剧，更是流行于“瓦肆”之间，是专门供那些“层次并不很高”的“引车卖浆者流”去听去看的。那些歌伎、讲唱艺人和优伶虽然没有金庸那般“精明”的“商业眼光”，但也决不会傻到不知道一个铜板与两个铜板之的差别。他们肯定也会为了“商业利益”而去“迎合读者的口味”。至于明清期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言二拍》、《金瓶梅》，凡文学史上数得出来的文学名著的产生，都不曾离开“商业利益”的刺激，那些作者们也都确曾有过如同金庸那般的“迎合读者口味”的丑行。然而奇怪的是至今还未见什么样的“君子不言利”批评家对这些名著中的商业丑行拍案大怒，也没人指出这些“严肃文学”的扛鼎之作原来都是赝品。难道文学史上也以成败论英雄么？
可见这个问题实际已远远超出了对金庸作品的评论之外，而涉及了文学与商品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现在一般是把文学分为两类，一类是严肃文学，另一类是通俗文学。由于通俗文学的通俗二字本来就是“庸俗”和“低俗”的近义词，本变就被看做一些低层次读者的“小蜜”呀“姘妇”， 然而大家不要忘记，通俗文学是最容易被大众认可并欣赏的文化之一，你能要求所有民众都像文学家们一样关注品读严肃文学吗？
民众们是需要金庸的小说的，而金庸的小说也符合了民众的口味，读者喜欢自然就掌握了商机自然也就畅销了。 | 
狗仔卡
发表于 2006-4-6 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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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9-27 1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