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书剑江山弦初调—我与书剑恩仇录

明哲

一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但并不是我看的第一部金庸小说。
我们那时候看金庸小说，是没什么选择权的。能看到什么在于书店里或者书摊上有什么在售，或者能从小伙伴们的流转中能借到什么。

初中的时候，学校里有一项活动，到区里参加运动会，我们则要到会场去当观众。哪个时代当然没有任何的电子设备，觉得干坐一天很无聊的，就只能带本书去看。我本已事先从小伙伴那里借了两本《兴唐传》，准备带到运动场去看。但在前一天再去小伙伴那里的时候，却发现了一本没看过的“新书”。
严格说来，那并不是一本书，而只能说是一本杂志。16开的开本，褐色的封面，封面上是两个武侠人物的形象，封面左边四个大字的书名，不仔细看还看不清楚，仔细看才看出来是“乾隆秘史”四个字。书脊上印的是“希望增刊”。正文只有一部名字叫《乾隆秘史》的小说，署名是金庸。
拿着这本充满了地摊儿气息，书不像书，杂志不像杂志的读物，我还是犹豫了一下。当时形形色色的标着“金庸”旗号的书也见过了不少，而那时我还没看过《鹿鼎记》，还不知道使用“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来分辨真假。当时是搞不清这是真金庸还是假金庸的。
简单翻了翻，初步判断真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把这本也借了过来。第二天到运动会现场去看。为了保险起见，将《兴唐传》也带了去，如果看到一半实在不好看的话，就继续看《兴唐传》好了。
第二天，我们排队进入运动场，在指定的看台区域坐定。我便拿出了那本《乾隆秘史》开始看起来。看到“秋风野店书生笛”，我就知道这肯定是正牌金庸作品，而不是哪些冒名的作品。一天过去，运动会开完了，一本书也就看完了。
这本所谓的《乾隆秘史》便是金庸的开篇之作《书剑恩仇录》。只是只有上半部分加上最后大结局一回的内容。当年看到最后一回的时候，感觉有些地方接不上，比如天山双鹰怎么就出现了？但当时并不知道这只是一个节选本，并非全本。但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以为我看的就是全本，一直认为自己看过《书剑恩仇录》。
直到许鞍华导演的两部电影《江南书剑情》和《戈壁恩仇录》内地上映，我在影院看了电影后才发现，怎么后边这部分大漠的戏我完全没有看过！当时一阵阵地抓狂！才明白一直以来看的是个残缺的版本。
于是后来又开始在小伙伴间寻找《书剑恩仇录》，后来还真借到了。这次是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上、下两册本。封面是紫色底色，一张枯枝的照片。
此书的出版是因上面说过的天津电影制片厂与香港合拍《书剑恩仇录》的预热，由金庸授权内地出版。这也是八十年代金庸热中唯一正版授权出版的金庸作品。原本金庸计划授权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全部作品。遗憾的是，最后并没有达成这个愿望。金庸赚的5万版税全部捐献，其中一万元给天津电影制片厂做奖金；两万元赞助北京围棋协会；两万元留在百花文艺出版社，给所有员工发福利。
当年我们并不了解这些情况，也不理解这版和其他的金庸书有什么区别，直到1996年，看到三联版的前言，才了解到这个版本的不同。
我现在保存的八十年代内地版本的《书剑恩仇录》是由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版本。封面白色，竖排的书名，线描武侠人物的图案。
这套书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把我的藏书借给了同学，同学借走后长时间也没还，临近毕业的时候，却捧了一堆的书给我送了回来，这里面有我的书，也有不是的。她也不记得是向谁借的了，以为都是向我借的，就一气儿都给我搬来了。
这也是当年我们小伙伴之间书籍流通的常见的情况，书借出去后，往往并不会看完就还回去，经常是转着转着就不知道转到哪里去了。有时候转着转着还能转回来，大多数情况下是转着转着就完全没下落了。我的书也有许多转的不知去向的，这次便有一套《京华烟云》没有还回来，不过却多了一套《书剑恩仇录》和一套《天龙八部》。这两套还正是我没有的，于是这两套就成为了我的收藏。

明哲

二

《书剑恩仇录》为金庸武侠的开山之作，也是新武侠的奠基之作。从书名来看，“书”是锦绣文章；“剑”为凌厉武功。一为文，一为武，意为“文武双全”。引申来看，书为指点江山，剑为纵横江湖。书名上体现了古剑侠小说的风格，又充满了文人气息。
当年最初读《书剑》的时候，对书名的理解还停留在直观理解的阶段，一心在情节中寻找“书”是什么书？“剑”是什么剑？
小说开篇从一片塞外风光中开启，大漠孤烟中的官家车队，独自感慨吟咏稼轩词的老人。此情此景，我们现在首先会联想到《卧虎藏龙》。咦！不对，串戏了！但其实这是连载版中的第一个场景。由此开启了金庸武侠的世界。
修订版的开篇从李沅芷撞破陆菲青金针刺蝇开始，以师徒二人返回关内的情节为线索，一路上叠逢奇遇，千里接龙头让红花会群雄渐次登场，为总舵主的出场做足了铺垫。翠羽黄衫惊艳亮相，飒爽风姿让人眼前一亮，各种线索交错纷纭，令人目不暇接。
“金风野店书生笛”中余鱼同的出场充满了名士风范与意境，难怪李沅芷会芳心暗许。文泰来英雄落难，骆冰以一弱质女流独撑危局。各种冲突于此汇集，精彩情节在开篇不久便快速展开，第一时间抓住读者的眼球。
铁胆庄中种种阴差阳错，足见作者组织情节的高超技巧。陈家洛正式踏足江湖，铁胆庄上进退有据、有礼有节，百花错拳技惊四座，彰显了文武双全、英俊潇洒的人物形象。而“俏李逵”周绮与章进二人一憨一莽，起到了轻松幽默的调节氛围的作用，而骆冰盗马的形象，让人感觉这就是黄蓉的雏形。
陈家洛安排人马营救文泰来，指挥调度有方，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红花会群雄则各逞其能，各司其职，虽是江湖帮会，俨然沙场点兵。
木卓伦与霍青桐夺取经书支线剧情结束，陈家洛与霍青桐还书赠剑，情愫互生，可惜李沅芷出来这一搅和，凭添风波。陈家洛此时表现与之前的光彩照人完全不同。没有江湖侠客的豪爽，也不见帮派龙头的气度，倒是彻底体现了小知识分子的犹豫、软弱、脆弱和束缚。金庸对王度庐评价不高，但陈家洛却颇有李慕白的神韵。
乌鞘岭群雄斗张召重，营救文泰来，十二郎探路，清水铺骚扰，黑白无常“双鬼会判官”，黄河边群雄合围，终于夺下了关押文泰来的大车。陈家洛斗战张召重的情节，则通过骆冰向文泰来描述的方式来描写。此处金庸明显想增加描写的丰富性，避免平铺直叙。但当年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仿佛隔着一层不大清楚的玻璃窗在看这场重要的大战，感觉这个着急。客观说，这样表现方法有些刻意，实际效果并不够好。
营救行动因群雄始终拿不下张召重，而清兵又大举来援而最终失败。全书第一个大高潮戏落幕。这场戏充分展示了红花会群豪的风采。人物虽多，却各有特点，由此体现了金庸塑造群体形象的功力。
高潮戏后，用徐天宏与周绮的戏份做为过场戏，群雄追随文泰来奔赴杭州。下天竺上，陈家洛邂逅化名“东方耳”的乾隆。此段中陈家洛与乾隆的往来应对，全然一派文人雅士谈吐口吻。开口必援引典故、诗词。现代人听起来文绉绉的在拽文。但如果是熟悉《红楼梦》的读者，应该对这种对话风格并不陌生。金庸在《鹿鼎记》中对这种情况有过最为生动的描述。韦小宝与天地会众人听顾炎武等三人谈话，明明说的都是汉语，却完全听不懂在说什么，以为是在说江湖切口。其实《鹿鼎记》中顾炎武三人的对话已经是颇为平实，并不难懂。而《书剑》中的这段才真是如听江湖切口一般。这种风格的对话只在书剑中有此一段，其后的作品中，只在《雪山飞狐》中胡斐与苗若兰初见时的对话风格仿佛，但与此相比已通俗多了。
红花会夜探行宫，乾隆身份揭晓。乾隆爷过于轻敌与自负，轻率赴陈家洛的西湖之约，结果铩羽而归。陈家洛跃然马上，将一朵大红花带在胸前，红花会众人欢声雷动，清军中大批红花会教众上前拜见总舵主，将情节推向高潮。
喧嚣过后，陈家洛独自返家祭奠亡母，意外再次遇到乾隆，全书大秘密露出端倪。之后，红花会几番营救文泰来，虽是计谋百出，终是未果。虽是主角团屡经挫折，但双方各自斗法，看的颇为过瘾。最终，以余鱼同的自我牺牲破局，文泰来获救，余鱼同也完成了救赎。
西湖花魁一齣，古之文人吟风弄月，别有寄托之事，乾隆皇被羁粉腻脂香。六和塔上涉及乾隆身世的大秘密完全揭晓。震惊之余，却不免感叹红花会新老两代总舵主想法的大胆。
清朝版的“西安事变”以乾隆与红花会结盟结束，江南的剧情以徐天宏与周绮的婚礼做结。余鱼同的短暂出家，倒是突出了文泰来的英雄气概。文泰来刚出场时一直处在受伤状态，一直处在压抑之中，虽文戏上可圈可点，此时一朝猛虎脱牢笼，确是威风八面。
陈家洛孤身深入回部，塞上风光跃入眼帘，大漠地图展开。香香公主不似人间人物，万马军中，令六军辟易。霍青桐则运筹帷幄，黑水河之战，以少胜多，绝境中大破清兵。但却独自承受所有误解与委屈。陈家洛面对两姐妹的感情，又一次显现出知识分子的犹豫与彷徨。在他的内心深处，对霍青桐的才华与能力是存在着莫大的压力的。在众人欢庆中，霍青桐独自离开，遭遇关东三魔，险遭毒手，幸好被天山双鹰赶到救下。大漠之中，陈家洛、霍青桐、香香公主与天山双鹰和袁士霄这两代六人的纠葛，在我看来所要表达的是对于能干的、强势的、脾气有些霸道的女性应该如何相处、相爱的问题。
陈家洛与霍青桐、香香公主在沙漠中遭遇关东三魔、张召重和狼群，陈家洛在短剑中发现古城底图，三人进入古城迷宫暂避困境。玛米尔的故事暗喻了香香公主日后的结局。
当年看此书时，措不及防遭遇了异常熟悉的人物，心怀大畅。阿凡提是我们幼时再熟悉不过的人物，这得益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片。不想竟在武侠小说中相逢。当年很诧异的是香港难道也看“上美”的动画片吗？
阿凡提指导了李沅芷驱驴奇术，李沅芷心领神会，活学活用，得偿所愿。张召重穷途末路，陈家洛以古城迷宫中领悟的“庖丁解牛”功大败张召重。张召重最终没于狼口而亡。
“庖丁解牛功”体现了金庸武学的特点，文与武的融合，哲学思想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武功需要有理论指导才能更上一层。理论与实践需要相结合。
塞外剧情结束后，陈家洛率群雄上福建少林，探寻老舵主及自己身世的最终秘密。陈家洛在莆田少林寺斗智斗勇过五关，扣人心弦。与天虹禅师的谈经论道，深化了全书的主题。
全书情节到了尾声，陈家洛返京再次见到乾隆，而香香公主也被乾隆捉入宫中。此时乾隆已经掌握大局，具有政治人物的城府与谋略。与乾隆相比陈家洛作为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幼稚性和妥协性则充分暴露，天真地将劝说香香公主为反清大义顺从皇帝。最终结果却是香香公主在清真寺地砖上刻下“不要相信皇帝”后香消玉殒，空余碧血葬香魂。
小说的结局还是留下了光明的尾巴，红花会众人虽然谋划失败，但却基本全身而退，为这个悲剧性的结局留下了一些“瑜儿的坟上的花环”式的希望。

明哲

三

《书剑恩仇录》于1955年2月8日至1956年9月5日在香港《新晚报》进行连载。1954年，香港的白鹤拳弟子陈克夫与吴派太极拳掌门吴公仪起了争执，于是双方下了战书，约定在擂台上比武，两人均签下生死状。当时香港把这种行为定义为“私斗”，不允许举办，于是双方将擂台定在了澳门。
当时的香港经济并不富裕，生活节奏也不紧张，很多人整天闲着没事干，突然有个比武，可以给无聊的生活解解闷，于是纷纷开始吃瓜。当时金庸所在的《大公报》旗下的《新晚报》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热点，首先是两位比武人的家庭背景以及武功家底，然后则是两个门派的历史渊源与门户之见。总之，一切可能的花絮都被挖了出来，《新晚报》出版的关于比武的“号外”也顷刻被一抢而空。
开战当天，有超过5000香港人跑到澳门观看，香港的报纸也全程跟踪报道，气氛极为热烈。这场比赛的视频现在网上也可以找到。在比武视频中，只见两人挥拳互抡，跟普通人打架没有什么区别，丝毫不见武术的精妙招式和杀伤力。比武持续了3分多钟，以吴式太极掌门把白鹤派门人鼻子打出血而告终。
比武草草收场，眼看热度就要消退了，当时《新晚报》总编辑、原《大公报》副总编辑罗孚灵机一动，在想能不能在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以满足喜好比武的香港读者。他首先找到了在他手下担任编辑的陈文统。陈文统平时就喜欢诗词歌赋，又懂写文章，罗孚觉得可以找他来试一下。陈文统为人很仗义，很爽快地答应了，仅仅酝酿了一天时间，在比武之后第四天，即1954年1月20日，陈文统使用梁羽生为笔名的《龙虎斗京华》便开始在《新晚报》连载。
这是梁羽生的武侠处女作，也标志着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
《龙虎斗京华》连载7个月，读者反响热烈，梁羽生一炮而红，《新晚报》销量大涨。此后又继续连载《草莽龙蛇传》。写了两部之后，《大公报》将梁羽生的第三部小说《七剑下天山》调到《大公报》的小说林上发表，加上其他报馆的约稿，梁羽生应接不暇，实在脱不出身来为《新晚报》写武侠小说了。但当时连载武侠小说确实提高了报纸的销量，武侠小说不能停，于是总编罗孚又想到了手下的另一位年轻编辑，坐在梁羽生对面的查良镛。查良镛平常也很喜欢这些东西，应该也能行。于是罗孚紧急向查良镛拉稿。说《草莽龙蛇传》已完，必须有“武侠”一篇顶上。写稿之责必须落在你查良镛的头上。
查良镛没想到这件差事会着落到他的头上，当时他还不但没写过武侠小说，甚至连小说都没写过，但事已至此，也只好硬着头皮顶上。
查良镛憋了半天后，打电话到报馆，说小说名叫《书剑恩仇录》，至于人物和情节，则一点也没谱。报馆编辑马上就派了一个老工友上门来坐等，在九点之前无论如何要一千字稿子，否则明天的报上就要“开天窗”，有一大块空白。老工友触发了他的灵感，他便写了一个老者在塞外古道上大发感慨的一篇文字，这个开头下面怎么接都成，先把这个工友打发走再说。
可以说，《书剑恩仇录》是彻底的仓促上马，查良镛将自己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拆开作为笔名，叫做“金庸”。而且在一开始，金庸只是将写小说的目的当成领导安排的一件工作 。并坦诚只是尝试性质，没有什么冀望，如果反应不好，便打算搁笔不写了。 岂料读者反应强烈，自此金庸横空出世，大名响彻江湖。

之所以介绍《书剑恩仇录》的创作、发表的情形，主要是为了说明《书剑恩仇录》创作的过程是非常意外、仓促、缺乏思考和统一规划的。所以其主题、结构、人物等等文学元素都是未经过周详计划和安排的。如金庸所说，“第一部开始在报纸连载时。当时只随兴写好一半，就匆匆忙忙推出，……后来第二部以后，就都是想好结构大纲才开始写的。”因此，金庸对《书剑恩仇录》的评价是“《书剑恩仇录》原本是比较浅显的小说”。
虽说整体较“浅显”，且只是“随性”创作，但也只能说构思比较简单，不等于没有构思。那么对于金庸的第一部小说处女作，都有哪些构思呢？又是如何构思的呢？分析这些问题，需要我们首先看一下当时金庸的一些经历。

1947年10月底，查良镛进入上海的《大公报》做电讯翻译。年底，胡政之组织年轻的班子到香港恢复出版《大公报》。原定的翻译因太太临产，不能前往。报社最终决定派查良镛南下。这年，查良镛24岁。1949年新中国成立，曾担任东京国际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官的梅汝璈于1950年初，连发三电邀查良镛北上进京到外交部做他的研究助理。
1950年，查良镛向《大公报》辞职，满怀着做外交官的希望，不顾妻子的反对，只身北上来到北京。但结果并不如意，查良镛的家庭按当时的阶级划分属于地主，他本人又在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上过学，政审无论如何也通不过，根本不具备进入外交部的条件。冷静下来后，查良镛意识到这次北上太过冲动，权衡一番，他决定放弃并重新返回了香港，也重新回到《大公报》。
当时的查良镛已经与其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结婚，杜冶芬杭州人，大家闺秀，长得很美。这是他的第一次婚姻，只维持了几年，在金庸从北京返回香港后二人自此分手。有人推测查杜分手是因为查良镛执意北上，虽然这不是他们分手的主要原因，想必也是加剧感情破裂的重要事件。
查良镛返回《大公报》后，传来了父亲在土改中被新政权当作“恶霸地主”枪毙惨死的噩耗。他在《大公报》也做得越来越不开心。1952年，《大公报》筹办《新晚报》，查良镛调往《新晚报》做副刊编辑。在《新晚报》上撰写文化评论，包括书评、影评以及艺术评论。在50年代初还写过电影剧本，其中由长城电影公司投拍、李萍执导、夏梦主演的《绝代佳人》，在1957年中国文化部主办的1949—1955年优秀影片授奖大会上，获得优秀影片荣誉奖。生活上，查良镛也在1956年5月1日与朱玫(英文名璐茜)缔结姻缘。这是其第二段婚姻。朱玫是新闻记者出身，美丽能干，懂英语，但性格上比较强硬。

金庸创作《书剑恩仇录》的1955年，正是在《新晚报》担任副刊编辑期间。
当时正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期，50年代的香港，国共两党在香港也展开了角力，香港的报业分为两大阵营，一边是拥护国民政府、反共抗俄的报纸，另一边是拥护中共政权的报纸，《大公报》持拥护中共的左派立场并逐渐向党报靠拢。
金庸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读书的经历，使其对国民党并无好感，在《新晚报》期间，其对新政权非常支持。这一时期，金庸的立场是与《大公报》的左派立场相一致的。
《新晚报》作为《大公报》的副刊，创办原则就是为了争取香港民众，连载武侠小说更是为了招徕读者，扩大发行量，并以此吸引人民来接受“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金庸在仓促上马的情况下，为了完成工作任务，首先考虑的是自然是如何吸引读者，要吸引读者就要故事编的好看。金庸在1969年接受林以亮的访谈时，提到其第一篇小说是先写故事的。根据从小听到的乾隆皇帝出生海宁陈家的传说来做一个骨干，自然而然就先有一个故事的轮廓。 我们也试着分析一下这个故事轮廓是如何“自然而然”产生的。都有哪些情景对小说的构思产生了影响的。

首先起作用的是作者的思乡之情。金庸想到了在自己的家乡海宁，想到了从小就听到的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故事，关于他其实是汉人，是浙江海宁陈家的子孙之类的传说。
第二个起作用的是当时金庸受《大公报》影响下偏左的立场。按照左派的观点，乾隆皇帝是属于“帝王将相”，是革命的对象。因此乾隆这个角色就不可能成为电视剧《戏说乾隆》中那样的英明神武的正面形象。金庸本人对乾隆的印象也不佳，他说，“乾隆的诗写得不好，本来也没多大相干，只是小时候在海宁，后来在杭州，到处见到他的御诗石碑，心中实在反感，现在见到好多名画，也到处是他的题字，不讽刺他一番，闷气难消。” 因此，从阶级感情和个人好恶两方面来看，乾隆皇帝都不可能成为这个故事的主角和正派人物，而只能是反派人物。正面人物需要是具有革命精神的人物。
第三个影响则是革命文学的影响。解放前后革命文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山药蛋派”的发展，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上形成了自洽。革命文学要表现 “革命集体主义”而批判“个人英雄主义”。因此作为正面形象的，需要是一个革命团体，而不能只是一个英雄个人。金庸当时首先想到的“革命团体”一定是“天地会”。但仓促上马，不可能有时间去做查天地会史料的工作。方便法门便是以“天地会”为原型虚构出一个“红花会”。人物方面，金庸先虚构了陈家洛一个主角人物，让他出身海宁陈家，作为红花会的领导者。并设计了霍青桐跟香香公主一对姐妹。据说，“陈家洛”的名字来源于是长城电影公司负责夏梦宣传照的剧照师的名字。而书中其他人物如文泰来、徐天宏、章驼子、余鱼同等红花会群侠，都是劳动人民出身的革命者和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这些人物则是有的写生，有的想象。如周绮是金庸认识的一位绰号“胡涂大国手”的小姐的写照。
第四个影响是五四新文学的影响。陈家洛的人物形象有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人生选择幻灭小说的影子。如鲁迅、巴金、钱钟书、郁达夫。但同时也多少有一些作者自己的影子，家世显赫，青年才俊，文武双全，为国为民。金庸对陈家洛形象的构思，显然是受到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时也是对自身知识分子阶层的一种自我刨析。
第五个影响是中外文学名著及历史、民间传说的影响。从这里可以看到《水浒传》、《红楼梦》、《卧虎藏龙》、梅里美的小说《马铁奥·法尔戈内》、《布拉热洛子爵》以及乾隆身世的传说、香妃的传说、福康安身世的传说、阿凡提的传说、乾隆平定大小和卓的“黑水营之围”的历史事实等等。金庸在接受林以亮访谈时说道“在写《书剑恩仇录》之前，我的确从未写过任何小说，短篇的也没有写过。那时不但会受《水浒传》的影响，事实上也必然受到了许多外国小说、中国小说的影响。有时不知怎样写好，不知不觉，就会模仿人家。模仿《红楼梦》的地方也有，模仿《水浒传》的也有。”
第六个是影响是近代史的热点事件。金庸早期作品中，有很明显的近代史事件的映照，因为这是作者所亲身经历的年代，也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在这第一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西安事变、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反围剿斗争等等近代史中历史事件的影子。
第七个影响是作者个人生活的影响。金庸么女查传讷接受《明报》专访时表示 “他的小说就是他的平生，每本都是他的人生经历，《书剑恩仇录》的霍青桐，就是我妈妈”。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看出金庸在构思故事的时候，作者的个人经历与立场及现实的社会状况，依次发生影响。金庸也在故事情节设计上巧妙地将历史、传说和自己的想象力糅合在了一起。

既然有了故事框架，而小说体裁事前便已确定为武侠小说。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用武侠小说的形式来表现这个故事。这就首先要先看一下武侠小说在当时的发展状况。
中国武侠传统，从《史记-游侠列传》到唐宋传奇、宋元话本一直到明清公案小说方始现端倪。但这一路发展下来，侠客的形象从锄强扶弱、为民除害退化成了为王前驱、循规蹈矩。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旧武侠小说与五四新文学的大发展几乎是同步开始兴起，并与新文化运动彼此冲撞融合。旧武侠小说虽然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使侠客走出了奴才的禁锢，但却也主要表现剑仙斗法、门派纷争、镖师与绿林仇杀的题材范围。
20世纪五十年代，世界上经历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发展，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反帝反封建的胜利。到梁羽生开始进行武侠小说创作的时候，以其左派背景，自觉或不自觉将革命性注入了武侠小说之中，这也使得侠客形象发展到了反对强权、反抗暴政的形象特征。在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及《草莽英雄传》中，对义和团农民运动的立场，义和团集体主义斗争的塑造，侠义人物对真实历史事件的参与等，的确是采用了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来创作武侠小说，并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梁羽生“新派武侠小说”鼻祖的名号实至名归！
到金庸开始创作《书剑恩仇录》的时候，梁羽生已经通过两部作品的实践，为新派武侠小说创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金庸接受了梁羽生所开创的新武侠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首先，在思想主题上，同为左派背景的金庸采取了与梁羽生一致的在武侠小说中注入革命性思想的思路，表现了朴素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反殖民化的民族独立倾向、突出侠客形象的革命性和人民性，突出革命集体的塑造。其次，为武侠小说加入明确的历史背景，并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指导思想下，为侠客赋予了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让处江湖之远的侠客开始进入了庙堂之争。第三，保留了民国旧武侠小说的正义战胜邪恶的江湖价值观。同时也继承了其江湖格局、帮派设置、武林规矩、武术源流、技击技巧等方面，但在继承的同时也增加了一些写意方面的转变。
《书剑恩仇录》对于新武侠小说发展的贡献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明确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将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引入了小说之中，进一步将真实历史与武侠传奇进行融合。二是，对异域场景的开发，对草原、沙漠场景的描述及少数民族地区人文风情的描写。三是对团体群像的描写各具特色、曲尽其妙、入木三分。这些都体现了金庸远远高出侪辈的创作才华和新颖的思路。

陈平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所说，「武侠小说在思想观念上，与整个时代思潮大体上保持『慢半拍』这么一种不即不离的姿态。既不前卫，也不保守，基本态度是『随大流』」。这一论断是对武侠小说，甚至通俗小说思想主题上的一个总括，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概莫能外。对于武侠小说，以致金庸武侠小说中所体现的思想观念，更应考量的是如何与时代思潮的契合以及时代思潮所产生的原因与影响。
《书剑恩仇录》作为金庸的处女作，同时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发轫之作，虽然普遍认为尚不够成熟，与其后期的作品有较大的差距。但是这部金庸武侠的“开山之作”，首创之功概不可没。虽然此时金庸的创作手法还有些陈旧，技法尚不娴熟，思想也尚不够深刻，但在这部处女作中已经包含了贯穿金庸全部作品中的基本思想观点，基本创作方法、套路、题材和桥段，为金庸后续的探索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下面我们就对这些从处女作便已开始形成的金庸武侠中基本套路梳理一番。
第一，确立了金庸武侠的“江山”与“江湖”这一对相辅相成，贯穿其全部作品的主题。金庸与梁羽生共同走出的新派武侠小说的路线，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便是将历史、传说注入到武侠小说，将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历史真实与虚构情节共冶一炉。真实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加入，使得侠客的活动空间从传统的“江湖”迈入“庙堂”。这即增加了武侠小说具有了历史小说的厚重感，又扩展了侠的活动空间。金庸在其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中，已经开创出体现家国情怀的“江山”主题和体现江湖恩怨的“江湖”主题。我们在《说射雕》中，已经分析过，这两个主题，前者是代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后者代表的是路线斗争和正邪之辨。这一主导思想，贯穿于金庸的全部作品之中。无论其如何创新求变，创作手法如何成熟、思想如何日趋圆融，始终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首先，我们来看“江湖”主题。作为武侠小说，“江湖”应是人物和故事活动的主要空间。在《书剑恩仇录》中，江湖格局和江湖架构还主要是继承自于民国的旧武侠小说，包括“南向北赵”及“北派五大家”。在《书剑》的江湖架构上，风格还是比较偏向于写实的。江湖上虽然门派众多，但门派普遍没有什么组织性和约束性，掌门人不过是个牵头人，对弟子门人也没什么实际约束力。大名鼎鼎的武当派也不过三两号人，一个师傅也就带一两个徒弟。这与其后的武侠小说中执武林牛耳，一出场动辄十几号人，几十号人的武当派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帮会倒是江湖中的活跃力量，红花会就是江湖第一帮会，帮会往往具有组织架构帮规戒条，组织性、纪律性较强。而镖局也成为江湖中一股颇有影响力的势力。只是镖局的组成则较为松散，人员三教九流、芜杂混乱，其组织的商业性更为突出。
红花会作为正面形象，其成员也都是武功高强、义气深重、锄强扶弱、行侠仗义的英雄好汉。与以往的侠客形象所不同的是，《书剑恩仇录》中的红花会群雄成为了彻底的革命者，不仅不再是侠义公案中的“为王前驱”的奴才，也比水泊梁山的“替天行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更进一步，而是直接彻底地站到当权者的对立面，“金庸在他的小说中就把这一点武侠的人民性，重新擦亮，让它焕发出光芒” 。与此相对的，为反动政府效力的武林中人，则成为了为江湖中人所不齿的“朝廷鹰犬”。为了自己的仕途前程、荣华富贵与武林中人为敌作对的，则成为江湖中公认的大反派。
《书剑恩仇录》在江湖主题上，大量沿用的民国旧武侠的江湖格局和正义标准、江湖规矩等等，还比较陈旧，未能形成自己的风格。金庸江湖世界，则是从《射雕英雄传》开始形成。这也是很多人建议读金庸小说从《射雕英雄传》开始，而不是从其处女作《书剑恩仇录》开始的原因。从《射雕英雄传》开始的金庸江湖，开始形成一种急公好义、锄强扶弱的江湖侠义道；义薄云天、重诺轻生的江湖情义；“轻王侯、慢公卿”的平等思想，来去无拘束的自由意识。这样的“江湖”，体现了一种对新秩序的追求与新世界的想象。摆脱庙堂政治的束缚，超越政治等级，不拘门第和出身，靠一己的修炼和提升实现理想。总体上更接近于一个相对自由平等的公民社会。
其次，再来看“江山”主题。《书剑恩仇录》由于将“江山”所代表的庙堂之争引入武侠小说之中，使得原本处于社会底层的江湖侠客参与到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件中，极大地提升了侠的形象与高度，及至到《神雕侠侣》中，则形成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思想境界。
这种对于侠客形象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香港左派阵营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影响，也是源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
第二，确立了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的主题。
《书剑恩仇录》所处的时代是清乾隆年间，这一时期，距离明亡清兴已经百余年，而且是公认的“康乾盛世”。当此国家富足，人民安康的时代，红花会群雄的反满兴汉是否还有其积极意义呢？《书剑恩仇录》中通过红花会群雄所要表现的江山主题是否是具有正义性呢？
这也是对于《书剑恩仇录》的评论中的一个常见的问题。由此引发的问题是，红花会在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依然进行“反满兴汉”的行为，明显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在作祟。
就连金庸本人也承认在创作《书剑恩仇录》的时候，汉人正统观念比较重。他在访谈中说道：“《书剑恩仇录》是我年青时的作品，很多道理我还没有真正懂得，老实说有一些大汉族主义，以为只有汉族才是正统，杀其他的民族是杀鞑子，好像汉族的好汉才是英雄，还有以为正邪是绝对对立的，君子杀小人就是天经地义。”
但同样在访谈中，金庸表达了“《书剑恩仇录》讲民族团结，讲我们汉族跟维族要大家互相亲爱，要和平共处”的思想。并且从小说情节中，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出，小说的女主角霍青桐与喀思丽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不仅血统上是“异族”，而且文化信仰上也是“异教”。但小说中表达的确是“大家互相亲爱，要和平共处”。这能说是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汉人正统观念吗？
既然二者出现了矛盾，那么就至少有一方是存在问题的，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一方呢？。
我们先来看“狭隘的民族主义”这一方面。那么“反满兴汉”或者“反清排满”真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吗？
首先说一点，《书剑恩仇录》中红花会始终用的是“反满兴汉”的口号，从来没提过“反清复明”，最早的连载版即便如此。批评红花会在乾隆年间还进行“复明”活动不合时宜的，都是属于不好好看书的。
“反满兴汉”的口号最初显然来自于“反清复明”的口号，“反清复明”的提法由来有自，自明亡之后直至辛亥革命始终绵延不断，期间虽经清政府高压政策和奴化措施一度被压制，但始终未曾断绝。在晚清之时，星星之火终又再度燎原。只是此时“复明”已经没有了现实意义，所以此时的口号是“反清排满”。最终，孙中山的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纲领，推翻了满清政权。
满清政权属于外来政权的征服，并且在满清入主中原后，采取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自古以来的惨案。满洲贵族跑马圈地，朝廷重要职官全用满人，地方督、抚大多用满和汉军旗人，普通满洲人也不事生产，由其他民族劳动人民进行供养，满清至终朝尚有满汉之分。更有“剃发易服”、“文字狱”的文化抹杀。这种占领土地、经济掠夺、文化抹杀正是殖民主义的特征。加之满清政府在晚期时的政治黑暗和丧权辱国，中华民族到了国破家亡的边缘，因此反清更具有了民族自立和救亡图存的意义。因此，在“反清”“反满”这个事情上，绝不是表面上的民族矛盾问题，内核实质上是反侵略、反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
在《书剑恩仇录》创作的年代，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胜利、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世界殖民地独立浪潮风起云涌。而此时的香港却依然没有摆脱殖民地的地位，海外华人中也普遍存在着身份认同上的困惑。因此，反侵略、反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是当时海外华人世界社会的主流意识。社会各界对于文学作品中的“反满兴汉”内容的接受度，一如金庸在《鹿鼎记》所描述的清初人们爱听《英烈传》一般无二。
我们再来看民族团结的问题。《书剑恩仇录》中，代表汉人观念的红花会与身为异族的回部之间是明确的相互尊重、相互友爱与相互扶持的关系。《书剑恩仇录》中的回部维吾尔族木卓伦部，则是取材自乾隆年间有名的“大小和卓之乱”，回部首领老英雄木卓伦的原型即是小和卓，本名叫霍集占。所以金庸才给他的一双儿女起名霍阿伊和霍青桐。我们在中学历史课本上对大小和卓的反清定位是“叛乱”。正史中是破坏国家统一的民族分离主义。在小说中，则是清廷压迫、剥削回部木卓伦一族，清朝官员盗取回部圣物《可兰经》以图从精神信仰上彻底控制回部，失败后又采取了军事镇压措施。
金庸在“金庸作品集”新序中说：“我希望传达的主旨是：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也尊重别人的国家民族；和平友好，互相帮忙，重视正义和是非，反对损人利己，注重信义，歌颂纯真的爱情和友谊；歌颂奋不顾身地为了正义而奋斗；轻视争权夺利、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为。”
这种观点如果反过来说，就是反对不尊重和爱护别人的国家、民族；反对民族间的压迫、反对国家间的侵略。从金庸创作《书剑恩仇录》的年代来看，正是美苏争霸的年代，作为超级大国的大国沙文主义正是大行其道的时期，香港各界对于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也是普遍讨论的问题。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也借此巧妙地对民族沙文主义进行了讽刺和批判。
由此看来，在金庸的作品中，特别是早期作品中，民族冲突不过是表象而已，所谓民族问题其实都是国际政治！
根据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的理论，任何文本都有其背后的政治含义。金庸本人在创作《书剑恩仇录》时，显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他只是遵循了社会主流思想来讲好一个故事。《书剑恩仇录》造成的影响令其本人也颇感意外。金庸在“三剑楼随笔”中的一篇《从一位女明星谈起》中提到：我并不认为“书剑”有多大意义‚然而谈起这部书或写信给我的人中有银行经理、律诗、大学的讲师‚也有拉手车的工人有七八十岁的老婆婆也有八九岁的小弟弟小妹妹。在南洋许多地方它被作为电台广播与街头说书的题材。……我们写“三剑楼随笔 ”的人模仿了古来作品的形式来写因而合了中国读者的心理，唯一的理由只是如此。
这时的金庸显然已经意识到了民族冲突主题与当下读者心里的契合，因此将这一主题在其后的作品中一直延续了下去，并在作品创作中不断进行发展。按照金庸自己的话则是“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
第三，对于正邪对立价值观的确立。
金庸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最初创作时，我主要是构思故事，设法将故事编得好看。但我在编故事的时候也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褒扬真善美，抨击假恶丑，这是发自我内心的基本原则。在我的作品中不会把恶人写成好人。当然，在我的小说中，没有绝对的坏人，也很少有十全十美的好人，因为生活的真相就是这样，我不能脱离了生活来编故事” 。 在《书剑恩仇录》仓促上马的情况下，采用的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正邪观念，正邪双方壁垒森严。此时金庸作品中的正邪观念显然还没有其中后期作品中对于正邪观念的思辩，真正代表金庸作品中的正邪之辩，还要等到金庸脱离左派阵营后的路线纷争中逐渐形成。
第四，作品中的悲剧性色彩。在《书剑恩仇录》中，金庸便没有采用中国传统小说的“大团圆”结局模式，而是采用了陈家洛是在爱情、事业双重失败的悲剧模式。由此可见，金庸从一开始创作武侠小说，就有意识地在他的创作中融入他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在他的创作中熏染悲剧氛围，而不是单纯地文人的侠客梦式的“意淫”，更不是如今的所谓“爽文”。这种悲剧性的特点是不同于中国传统通俗文学的特点的，金庸在其后的作品中，将这种悲剧性模式一直延续了下去，陈默说“金庸小说几乎都是悲剧，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尤其是武侠小说世界中的一大奇观。”
第五，武功的个性化和武学的学术化。金庸与梁羽生都是典型的文人知识分子，完全没有接触过武术，他们对于传统武术的认知完全来自于旧武侠小说。所以在他们赶鸭子上架的写起武侠小说时，自然要想办法扬长避短。除了从旧武侠继承武功门派、招式、兵刃等之外，金庸则创造性将武功与人物结合，而将武功进行学术化，使得武侠小说中的“武”不仅十分热闹，还具有了深刻的人文内涵。《书剑恩仇录》中，金庸为陈家洛设计了“百花错拳”，为霍青桐设计了“三分剑术”。俱是与人物性格高度契合，成为人物性格的外化形象，为人物性格的一个重要提示。其他人物，如无尘道长的快剑、赵半山的太极拳及暗器、陆菲青的芙蓉金针等等无不与人物性格贴合。而在“庖丁解牛功”的描写中，金庸将《庄子》养生主中的传统经典引入武功之中，为武功增加了形而上的理论总结和哲学思考，进而将经典思想引入武侠小说中，提高了小说的思想高度。这种创作方法一直被其后的作品所继承，如，郭靖的降龙十八掌、张无忌的乾坤大挪移、段誉六脉神剑等等，以及《九阴真经》的道家思想、剑冢遗文的儒家思想以及少林武功的佛家思想等等。
第六，写情的模式。《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面临着霍青桐与香香公主两种不同类型女性的选择。霍青桐精明干练、具有领袖气质与军事才能，是女强人的类型。而香香公主则是温柔善良、体贴顺从，典型的小鸟依人型。陈家洛则在这两种类型中左右为难、摇摆不定。这种对比性的写情模式，无论是来自于《红楼梦》或张爱玲，亦或作者自己的人生情感经历，在其后的作品中作为主要的写情模式一直被沿用。如青青与阿九、黄蓉与穆念慈、郭芙与小龙女、周芷若与赵敏、袁紫衣与程灵素……。特别是对于能力出众但性格较强的女性的态度，金庸始终存在一种矛盾的态度。
金庸的处女作虽然仓促上马缺乏成熟的构思，创作经验不足，可以看到明显的生涩，但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这首部作品中，日后名满天下的作品中的基本元素已经形成，无论如何，有了这么一个开端，接下来就有无限可能。

《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开始连载的两三个星期，反应平淡，没有引起特别的轰动，刊载一个多月后，曲折、起伏的情节打破了平淡的局面，深深吸引着读者，不仅在香港，在东南亚一带都有很多忠实读者。一时间“金庸”名声鹊起，为新武侠小说的发展添了一把火，锋芒直逼梁羽生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新派武侠小说的另一位宗师诞生了！

明哲

四

前文介绍过，金庸对于《书剑恩仇录》的评价是“比较浅显的小说”。从其创作过程来看，的确缺少精细的设计与安排。所以对于《书剑恩仇录》的解读评价，也应从简单理解为主，虽然按照读者响应批评理论（Reader-Response Criticism），文学作品的意义并不是由作者单方面决定的，而是由读者的阅读经验、背景和态度等方面共同决定的，同一本书在不同人眼中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和解读。也就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对于《书剑恩仇录》可以有深度的解读，但也应考虑作者创作的原构思，不宜盲目拔高，更不适合将读者解读作为作者原义。

《书剑恩仇录》的主旨可以说是一个“错”字。按照陈默先生的说法，就是“开头是错，结尾也是错”。这个“错”字集中体现在小说的主人公陈家洛的身上，陈家洛出生即错、错入江湖、错居高位、错误地介入政治斗争，执行了错误地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轻信了错误的政治盟友，错误的爱情抉择，错误地处理爱情与事业……，一错再错，终于无法挽回。最终形成了《书剑恩仇录》的悲剧结局。
按照传统武侠小说或者通俗小说的标准套路，文武双全的人物往往是厉害角色，能在文武两方面均吃得开，并且可以互补不足。但这往往是文人的意淫想象，现实中状况往往并非如此。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则用悲剧的结局打破了这种意淫的虚幻，并从人物本身出发、从现实逻辑出发来构思情节和塑造人物，这实际上体现了武侠小说作者创作思路的转变和立意上的提升。
《书剑恩仇录》故事的主线，是陈家洛领导的革命的失败过程。金庸通过这个失败的过程剖析了知识分子领导革命斗争的不足。红花会恢复汉家江山的革命行动的关键就是陈家洛试图用汉人认祖归宗的宗法道德观念和兄弟亲情打动乾隆。希望通过在敌人内部的和平演变来实现革命的成功。这个计划在读者看来，都明显感到不靠谱。故事的发展也证明了这条路线行不通。陈家洛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武装斗争，不依靠人民的力量，企图依赖一两个当权者的行为改变局势，并且对当权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红花会光复汉家江山的失败与大革命的失败颇多相似之处，大革命的失败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错误地相信了蒋介石，放弃了革命武装。而陈家洛同样错误相信了乾隆皇帝。金庸通过香香公主，用她自己的鲜血在地砖上刻下了“决不要相信皇帝。”这是作者用最为震撼人心的方式在对当权者、对权力的最为彻底地否定！用金庸本人的表述，“我企图用《书剑恩仇录》来表现这样一个主题：‘决不要对压迫人民的统治者存幻想，不可和他妥协’。”
陈家洛对于乾隆皇帝的轻信，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幼稚性。这种幼稚性具体表现为盲目、轻信、软弱和保守。而究其原因，则在于知识分子的自视清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用金庸的话说，就是书生气，或者是贵族气太重 。用武侠小说的语言来说，就是江湖经验太嫩，陈家洛连李沅芷女扮男装都看不出来，这位总舵主的江湖经验实在是太嫩了点儿，加上脸皮薄，拉不下面子，也就只能误会越来越深，错误越来越大。
《书剑恩仇录》的价值在于金庸并没有对文人知识分子的软弱幼稚进行美化，而是对中国传统书生、士大夫的精神弱点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即便金庸自己本身也是知识分子的一员，也同样没有留情，这种自我剖析的精神尤为难得。金庸本人北上外交部求职的失败经历，也是由于幼稚地认为自己有学识、有才华、有能力，便能在政治中心具有一席之地。在完全不清楚新中国政府的政治运作的情况下，全凭一腔热血，抛家舍业北上京城。结果事业上未能如愿，只能返回香港，生活上也导致婚姻破裂。也许这段经历正是促使金庸反思知识分子的精神弱点，进而在《书剑恩仇录》中通过文学形式进行表现。
通过对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作为金庸处女作的《书剑恩仇录》在立意和主题上，是颇有高度的。但也不得不承认，作品中随处可见的生涩和稚嫩，使得主题的表现既不突出也不深刻。甚至我们也完全可以置疑，这些主题是否是作者的自觉思考，也许只不过是作者潜意识的暗合，或者是读者的过度解读。一如金庸本人所说“把我的胡思乱想说成刻意经营” 。

明哲

五

陈家洛是金庸创作的第一个主人公。如果说在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了作者本人的影子和理想应不为过。
陈家洛出身世家大族、文武双全，而且年青英俊，气宇轩昂，谈吐不凡，且在侠骨之中，另有一番缠绵悱恻的柔情，充分体现了“书剑”的象征意义。这几乎是别一种类型的“高大全”形象。五十年代的香港文学还是深受大陆文学的影响的，金庸早期小说中受左派思想影响下的道德模式和人物模式与大陆“十七年文学”时期也是有颇多的相通之处的。
但陈家洛的形象却并不讨人喜欢，评论者中，客气的认为陈家洛的性格比较模糊，不客气的则直接将其评为渣男。比较客观的也认为其天真幼稚、瞻前顾后、迂腐守旧，政治上糊涂、情感上自卑……等等，等等。
金庸说“陈家洛这样的性格，知识分子中很多。” 可以说，陈家洛的形象是中国知识分子形象的一种投射。我认为金庸在最初创作陈家洛的形象时，并不是将其作为一个批判性的人物进行塑造的，反而是其对知识分子在武侠小说中的一种的完美寄托，是金庸在当时那个时期的一种理想人格的投影。
但是因为小说的结局受到史实的限制，失败不可避免，金庸本意也许是通过最后的失败来体现悲剧意识，体现个人在历史大势中的无奈。但随着情节的推进，陈家洛作为知识分子的弱点却逐渐显现，成为促成悲剧的一个主要因素。而最终呈现的效果，不仅是历史的悲剧，个人的悲剧，更是陈家洛所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悲剧。这也体现了金庸作为一个文学大师的高明之处，在其初出茅庐，尚为懵懂的时期，便并没有按照“主题先行”的模式来走，反而是按照人物性格来推进剧情的发展。这一点也是金庸其后不断强调的创作思路。
陈家洛作为误入江湖的书生，最终败在了其的书生气、贵族气。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亦即儒家士人、书生，从诞生之日起，就是贵族路线和精英路线，其采取劝说乾隆内部反正的方式进行“反满兴汉”，而不是采取革命斗争方式，可以说毫不稀奇。群众路线从来不会在贵族、士大夫阶层内产生。儒家的“君子”、“小人”之分，使得居庙堂之上的儒生与处“江湖”之远的草莽之间具有天然的隔阂。再有，传统的儒家的核心在于“礼”，即孔子所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是要求将社会活动和个人活动都规范在“礼”的范畴之内，对于打破旧秩序的群众革命显然不感兴趣。由此，以书生领导的群众革命运动之间，就具有了观念和行动上的冲突，而陈家洛就恰好诠释了这种冲突。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并没有简单地按照通俗小说的套路，让主角无所不能，可以解决一切的麻烦和冲突，抹平一切的阶级冲突，从而取得最终的胜利。可以说，金庸是正视了这种矛盾，并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充分暴露了矛盾，也大胆地对主角和主角所代表的阶层进行了自我剖析和批判。由此也避免了人物的不真实和作品的庸俗化。而这也正是延续了五四新文学批判性的传统。
儒家思想中也有“汤武革命”、“公羊大复仇”这样的进取性，但依然无法摆脱礼的束缚，实践上往往墨守成规、保守僵化。其积极方面则是坚守原则、一往无前绝不妥协。在陈家洛身上的体现便是其对于“江湖道义”这一原则的坚持。为了坚持江湖道义，他几次三番放过了宿敌张召重的性命；在群雄捉住乾隆后，他会因为保存周绮的孩子而放过乾隆。这些行为以功利角度来看，往往被认为是迂腐，但实际上这正是儒家所坚持的“正道”，亦即“有所为，有所不为”、“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儒家风骨。儒家的这种不妥协，往往表现为一种执拗。这也就是金庸在《书剑恩仇录》后记中所说的，“海宁在清朝时属杭州府，是个海滨小县，只以海潮出名。宋代有女词人朱淑真。近代的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陈家洛身上，或许也有一点这几个人的影子。” 在金庸其后作品中的人物身上，基本都保留了这种“执拗”，即便是在韦小宝的身上。
陈家洛的艺术形象如果挖掘深刻的话，完全有可能成为五四以来新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一个特殊的武侠表达。但可惜的是，由于作品的仓促上马和作者本身文学素养尚有不足，缺乏创作上的自觉性，使得作品本身深度和人物高度均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状态。但在陈家洛的身上，也寄托了金庸乃至于老一辈知识分子对儒家文化的所有美好品质。因此，从作者的角度，金庸对于陈家洛这个人物明显同情多于批判。
陈家洛对于霍青桐与香香公主姐妹的感情，是最为人广为诟病的。霍青桐的形象比陈家洛要出彩耀眼得多，霍青桐懂兵法、有谋略，具有领导才能，完全是个能独当一面的女强人。更为难得的是深得族人爱戴，女人有才能、有能力的不少，但能让人衷心拥戴的则殊为不易。谈起霍青桐，往往对其“黑水营之战”中的表现颇多赞赏，但这段情节实际上基本是《三国演义》类的旧小说的翻版，包括故作神秘的“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我倒是觉得其在夺经路上的表现更为生动，特别是与李沅芷之间，两个小女孩之间的打打闹闹更为传神有趣。
吴霭仪在《金庸笔下的男女》中，对霍青桐既然看出陈家洛因为李沅芷产生误会，却不直接说明表示费解，“然而霍青桐的腼腆，亦令人费解。她既然明知陈家洛见了李沅芷，怀疑自己已心属他人，为什么不去解释清楚，而要转弯抹角，说什么‘这人是陆菲青的徒儿，为人如何可以问他？’就算不能锣对锣、鼓对鼓的说明‘陆菲青的徒弟’是女子，叫陈家洛不必多心，难道不可以借题点出这件简单事实么？” 对此也一直是我心中的疑问。最初认为这是由于女孩子的矜持和骄傲，或是旧时女子“全凭爹爹做主”式的委婉。但以霍青桐的聪明，应该有更好的方式在不露痕迹的情况下点明这简单的事实。直到年纪渐长，经历多了，特别是见识过“我为什么要说？我不说你就不知道吗？我想什么你都不知道吗？不知道就是说明不在乎我，不在乎我，我为什么要和你说？”式的灵魂拷问后，似乎可以理解作为女孩子的霍青桐为什么一定要不好好说话了！吴霭仪也说，“霍青桐这样的女子，今日真是多得不可胜数。” 不知是不是也是此意。
金庸在1969年接受林以亮的访谈时，提到其第一篇小说是先写故事的。 此处霍青桐的情节设计显然是属于为了故事的情节冲突而忽略了人物性格的例子。金庸多次强调小说中的情节应按照人物性格来发展，但在其匆忙创作的处女作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也并不让人意外。在霍青桐的情节中，偏偏这样的情况颇多，李沅芷的误会不好好说，黑水河之战的战略安排不好好说，向师父师公倾诉也不好好说……。“逢人但说三分话”的“三分剑法”倒是炉火纯青。这些情节如果都是由于作者功力不足所导致的，那么对于人物的分析价值也就大打折扣。

《书剑恩仇中》陈家洛有大段的内心独白来剖析自己对霍青桐姐妹的感情。
“霍青桐是这般能干，我敬重她，甚至有点怕她……她不论要我做什么事，我都会去做的。喀丝丽呢？喀丝丽呢？……她就是要我死，我也肯高高兴兴地为她死……那么我不爱霍青桐么？唉，实在我自己也不明白，她是这样的能干聪明，对我又如此情深爱重。她吐血生病，险些失身丧命，不都是为我么？”
一个是时敬可感，一个是可亲可爱，实在难分轻重。”
“虽然我们相互从未倾吐过情愫，虽然我刚对她倾心，立即因那女扮男装的李沅芷一番打扰，使我心情有变，但我万里奔波，赶来报讯，不是为了爱她么？她赠短剑给我，难道只为了报答我还经之德？尽管我们没说过一个字，可是这与倾诉了千言万语又有什么分别？”又想：“日后光复汉业，不知有多少剧繁艰巨之事，她谋略尤胜七哥，如能得她臂助，获益良多。不过……唉，难道我心底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是的，我敬她多于爱她，我内心有点儿怕她。”想到这里，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胸襟竟是这般小么？”
这一大段的核心思想就是“难道我心底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这也就是作者的态度。
金庸么女查传讷接受《明报》专访时表示 “他的小说就是他的平生，每本都是他的人生经历，《书剑恩仇录》的霍青桐，就是我妈妈”。 这里说的就是金庸当时的恋爱对象、日后的第二任妻子——朱玫。金庸结束第一段婚姻后，和同报社的记者朱玫谈了恋爱。朱玫是一个相当优秀的女性，懂英语、工作能力强，但同时也是个性强烈，有独立主张，后来与金庸矛盾越来越大，金庸也是苦不堪言，独自外出饮酒时遇到了现实中的“小昭”，最终与朱玫离婚告终。金庸与朱玫从恋爱到结婚正是《书剑恩仇录》的连载期间，金庸通过陈家洛对霍青桐的看法，艺术地表达了对有能力、有主见，具有独立性，在两性关系中强势的女性的看法。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现实生活中，这种类型的女性越来越多，甚至是越来越普遍。相应的，这种类型的女性在两性关系上，也大多未能摆脱霍青桐的魔咒。这才是吴霭仪所感慨的，“霍青桐这样的女子，今日真是多得不可胜数。”吧！

香香公主的人物形象相较霍青桐更为苍白，好在其人设便是一个天真、单纯、可爱、没有心机的美丽符号，性格苍白也就不成其为瑕疵了。以现实的标准来评判，香香公主这样的“天真状的成人女子”，难免让人怀疑智商堪忧，但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中，我们却尽可以接受这样的文学夸张而信以为真。事实上，霍青桐与香香公主两人都是一个符号，她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女子，一类是精明能干的女强人型；一种是温柔体贴的小白兔型。作者设置这样的两个人物，一是通过这种强烈反差对比来增加故事的冲突性，使故事更好看，另外也是通过文学的形式来表达对女强人型的看法和对小白兔型的向往。
陈家洛为了反满兴汉的大业，而将对自己一往情深、无限依赖的香香公主献给乾隆皇帝，并且用家国大义的思想来对香香公主进行洗脑。这在现今的读者看来，是彻底地无法忍受，简直就是丧尽天良。但以我看来，这就是属于用现代的思想来要求古人。不要说在陈家洛所处的清乾隆时期，就是在金庸创作《书剑恩仇录》的五十年代，这样的事情都会被认为是一种高尚的牺牲。封建时代，由于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为了崇高的家国大业，放弃一个女子，这才是“大义所在”。而在五十年代，为了革命事业牺牲家庭，固然令人伤心，但更令人敬佩，更是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大公无私的革命情怀。
《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的牺牲却是个悲剧，对乾隆的轻信，对当权者的轻信，导致香香公主的香消玉殒，陈家洛事业、爱情的双双失败。当年金庸满怀希望北上求职，结果却是谋职未成，婚姻破裂。也许这里也有这段经历的影子吧。

金笛秀才余鱼同这个人物一出场就又帅又酷，难怪李沅芷会一见倾心。余鱼同爱上了已为人妇的骆冰，深感恨不相逢未嫁时的遗憾，一直痛苦彷徨无以解脱。我当年只是感觉这人名字真够拗口、真够别扭的，也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个什么意思，后来看到网上有人说，这个名字是个谐音梗，意思就是“与余同”或“余与同”。不由得深自感慨，只是不知道夏梦是否有“爱笑的脾气”。
事实上余鱼同是陈家洛的一个补充，陈家洛作为主角需要承担表达理想人格的功能，对于人物丰富性上便难免有些缚手缚脚。而余鱼同这样的次要人物，则完全可以摆脱不必要束缚，反而更接近真实的人性。所以余鱼同的人物形象实际上要比陈家洛更为真实。余鱼同的故事，表达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这样的情感冲突，经历过了孽情、犯错、悔恨、救赎、面对、新生这一复杂的人生经历，特别是放下过去并接受李沅芷感情后的重新开始，这一切才是真实人生应有的过程和态度。

《书剑恩仇录》对于红花会群雄的群像的描写是本书颇受赞誉之处。这些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各具特色。虽然有些人物的形象有些太类似《水浒传》，章驼子的形象就是翻版的李逵，甚至连载版中的兵器也是和李逵一样的板斧，修订版中为了有所区别才改为狼牙棒。更为重要的是对“红花会”这样的政治团队的塑造。当然在《书剑》中，对于政治团体的塑造还颇为单一化，在其后的明教、日月神教、天地会及神龙教则更为成熟和精彩，此为后话，容后再表。

明哲

六

《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连载后的数月，金庸开始授权三育图书文具公司结集出版单行本。这种“结集本”一般是与连载稍迟的节奏，每五回为一本。小说连载完成后，结集本也基本出版完毕。《书剑恩仇录》最终结集本成书共八册（简称“三育版”）。金庸在每次结集的时候，都会对文本内容进行一些修订，所以结集本的文本与报刊连载也有所不同。
《书剑恩仇录》“三育版”重新编订了回目。《新晚报》最初连载的回目，前七回是使用的白话长短句的方式，如“一、塞外古道上的奇遇”、“二、红布包袱”、“三、铁胆庄”……。从第八回开始，统一为七字一句。如：八、各有因缘莫羡人；九、拔剑扬眉散黄金；十、长啸湖上碧水寒。 “三育版”结集时，全书共四十回，统一改为七字一句的回目。到修订版的时候，又把连载版两回合为一回，改为二十回，回目也变为对句，也调整了平仄，如修订版第一回的回目为“古道腾驹惊白发，危峦快剑识青翎”。
《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上连载的时候是没有插图的。这与金庸其他小说不同。但在“三育版”的单行本中，每回之前都增加了一张插图。第一集的五张插图，是由任逊画，风格像是中国传统的木板年画。第二集开始便换成了“云君”（即姜云行）的插图，共35幅。
1970年，在新创刊不久的《明报晚报》上，开始连载修订版的《书剑恩仇录》。此时《鹿鼎记》还仍在《明报》进行连载，但金庸显然已经决定不再继续创作武侠小说了，并开始对旧作进行修订，为出版修订单行本做准备。这个版本当时《明报晚报》打出的口号是“全新修订本”，但与后来明河社正式出版的修订版相比，还是有较大区别。金庸为这个“全新修订本”撰写了一篇序言——《为什么要增删改写？》。这一版中，《书剑恩仇录》的回目已经改为了二十回的七言对句。
1975年6月，明河社版的《书剑恩仇录》正式出版发行，这也是修订版的《金庸作品集》的第一部 。正式开启了影响我们大多数人的“修订版”。
1985年，金庸授权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剑恩仇录》。这是金庸作品进入大陆的第一步，也是当时与天津合作拍摄《书剑恩仇录》电影项目的其中的一部分。双方原本计划出版全部金庸小说，金庸表示会对自己小说进行一些修改，以适应在大陆出版。只是这个计划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进行下去。
1994年金庸与三联书店合作在大陆完整出版了《金庸作品集》的大陆简体字版本。这也就是通称的“三联版”。

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修订版《后记》里说：“《书剑恩仇录》是我所写的第一部小说，本书最初在报上连载，后来出版单行本，现在修改校订后重印，几乎每一句句子都曾改过，甚至第三次校样还是给改得一塌胡涂。”作为第一部作品，从回目到内容等各方面难免有不成熟的地方，所以修订时改动得多也实属正常。

以下我们先来看从连载版到修订版都进行了哪些修改。
1、开篇形式的修改。连载版小说的开篇是以南宋辛弃疾的 “贺新郎”词作为开篇，直接引出在大漠中吟诵该词的老人陆菲青，并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在清乾隆二十三年秋天，陆菲青正随从东家李可秀从甘肃任上升迁到浙江将军而一同南返，接着倒叙五年前讲述陆菲青收李沅芷为徒的故事。
可以说这个开头意境很不错，大漠黄沙、沧桑老人，加上忧愤的稼轩词。但从叙事节奏来看，倒叙部分内容过多，破坏了情节的流畅性。而且这种用诗词开篇的方式是旧小说的标准套路，连载版时仓促为之，模仿痕迹较重。修订版时，则对叙事方式进行了调整，开篇即以李沅芷的视角发现陆菲青的芙蓉金针绝技，江湖世界的神秘性、奇妙性一开篇便扑面而来并缓缓展开。另外，连载版中陆菲青的化名是陆高正，修订版改为陆高止，取自“高山仰止”，显然文雅了许多。
2、铁胆庄中文泰来被发现过程。旧版中周英杰泄漏文泰来的藏身之处，是由于张召重用千里眼诱惑小孩子，周英杰没经受住诱惑，用暗示的方式指出了文泰来等人的藏身处。这个情节一是周英杰自愿说出，太没英雄气概，二是小孩子有这样心机不太真实。修订版中修改为张召重使用激将法，周英杰小孩子受不得激，冲动之下脱口说出。显然这样修改合理的多了。
3、周仲英杀子情节的修改。连载版中，周仲英因周英杰说出文泰来藏身之所，导致文泰来被捕，为全武林之义，周仲英祭拜列祖列宗，让周英杰交代身后事后，掌击周英杰天灵盖而毙之。其妻子护在一旁苦苦劝说也无济于事。周仲英主动杀子这段情节的描写确实太不符合人之常情。修订版改作周仲英盛怒下丢掷铁胆泄愤，周英杰正好扑上来求饶，不料正好打中头部而死。周仲英亦悔愕不已。这样故事情节就变得合情合理了。金庸在新修版里对这段情节再次作了改动，容后再表。
4、于万亭的师承。连载版中，周仲英与徐天宏谈起红花会老舵主的出身，发现于万亭原来是自己的师兄。于万亭本名沈有榖，与周仲英同为福建南少林的弟子，且二人同门学艺感情颇深。后来于万亭被少林逐出师门，改名换姓在江南创立红花会。周仲英疑心这就是自己的师兄，曾去信相询，但于万亭只是以江湖同道口气客客气气地回了封信。周仲英以为并不是自己师兄，也就没有再追查。这次与红花会不打不相识后，细细道来，才发现原来这于万亭正是自己寻找多年的师兄。修订版此段情节全部删除了。
5、陈家洛母亲的遗书。连载版中，陈家洛母亲临死前曾给陈家洛留下封书信，但后来又烧掉了。只是没有烧干净，还留了一部分被贴身仆妇收了起来。陈家洛回府的时候，仆妇将烧了一半的遗书给了陈家洛，陈家洛看遗书上写了些“半生伤痛”，“仅为儿耳”，“威逼嫁之陈门”等等一些零碎词语，还有些什么“硖石沈氏之”，“妇道云”之类的话，也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内容。修订版中，此部分内容删除了。
另，陈家洛的母亲在连载版中叫徐惠禄，修订版中改成了“徐潮生”。现实中，陈世倌的妻子确实姓徐，名灿，字湘苹。金庸的生母叫做徐禄，出身海宁硖石镇徐家，1937年日寇入侵逃难途中死于疾病。
6、群雄定计的过程。连载版中，文泰来被救出后，群雄商议担心乾隆不肯善罢甘休，要文泰来学赵半山师傅假死的故事。后来又改变了想法，徐天宏设计了在妓院捉拿乾隆的计谋，众人计划妥当，余鱼同从昏迷中醒来。修订版中去掉了略显冗长的计划过程，只留下余鱼同在昏迷中醒来，听到了一个尾巴，只得知了红花会要去杭州妓院的消息，但没有点明红花会要去做什么。此处修改极妙，省去了冗长的反复讨论的过程，却极大增加了后文劫持乾隆计划的悬念。
7、乾隆的立碑盖章。修订版中增加了不少篇幅描述乾隆四处题字立碑，在书画名作上盖章题跋的情况。按说收藏家在书画之上盖收藏章原属正常，但一般都是在空处盖章，不能破坏书画。但乾隆被人称为“盖章狂魔”，偏偏要把自己的章子盖在字上和画面正中，而且印章是又多又大，说是在搞破坏都不为过。金庸因此对乾隆印象不佳，并在书中大加讽刺，于我心实有戚戚焉。
8、陈正德与无尘的比试。连载版中，乾隆被囚六和塔后，天山双鹰找上门来刺杀皇帝。由于误会陈正德与无尘多番较量未分胜负。随后清兵也找上门来，陈家洛此时也正在劝说乾隆回复汉家江山。为了向乾隆证明其手下都是无用之人，陈家洛请陈正德与无尘进行一场比试，双方杀入清兵之中，谁杀的清兵官职高谁就赢。二人欣然接受，无尘带回两颗人头，陈正德则活捉一人，最后议定为两人平手。此段在修订版中删除。
9、玉如意的命运。连载版中关于玉如意的情节比修订版中丰富的多。连载版中，玉如意借唱曲讲述了其青梅竹马的表哥并强征入伍，讨伐回疆，担心无法回还的悲惨遭遇，致使乾隆不高兴，而陈家洛则借机点明文泰来被捕一事，使乾隆和李可秀知道他是红花会的总舵主。修订版删除了玉如意自述身世，陈家洛以古喻今，提示乾隆学唐太宗政治清明，但没有暴露身份，同时还删除了有关玉如意的家事。
连载版里，余鱼同出家前，在客店中听到隔壁唱曲的即是玉如意，与之前在西湖船上唱曲时说到表哥的情节关联，讲述二人分别逃了出来，兵哥伤重而亡，玉如意也自杀而死，临死将乾隆所赠的书画留给了余鱼同。余鱼同写下一封信，留下元宝命店老板代为收验。修订版因为主要以余鱼同为故事情节发展的中心，所以没有点明唱曲的是玉如意，而且整段删除了玉如意的全部情节，仅从听曲来表现余鱼同当时的彷徨心境。
10、黑水河之战中的“蒋干盗书”。黑水河之战中，之前到回部营地招降的使者和尔大在开战后又带人来刺探军情，被回部捉住，霍青桐利用其玩了一出蒋干盗书，故意让其听到假的派兵布阵情况，然后放走。和尔大回营后向兆惠汇报，使得兆惠错判了回部的实力，导致最后兵败被围。这段情节旧评书的常见套路，修订版中删除掉了。
另外忽伦四虎在连载版中是投降过来跟了陈家洛，后来在回部战败，为保护霍青桐战死。修订版中改为回辽东做猎户去了。
11、陈家洛的身世。连载版中，于万亭与邻家姑娘徐惠禄是青梅竹马的情人，徐惠禄后来为豪势所迫，嫁给陈世倌为妻。因为乾隆的掉包事件，雍正暴死后，刺客执行雍正遗命，要杀陈世倌夫妇，于万亭潜入陈家救人，在徐惠禄房里连守半月，竟与徐惠禄私通，生下陈家洛。修订版中删改了这段情节。于万亭与徐潮生虽仍是旧情人，但他救徐潮生时只化身为仆，潜伏于陈家五年。连载版中于万亭因为是陈家洛的生父，将红花会总舵主之位传于陈家洛就更为合理。陈母将陈家洛交给于万亭带走学武的理由也是更为充分。修订版中于万亭只是陈家洛的义父，陈家洛以世家公子的身份踏入江湖草莽，则有些勉强。
12、降龙十八掌。作为金庸武学中最为著名的武功，降龙十八掌其实最早出现在《书剑恩仇录》中的。在连载版中，「降龙十八掌」是南少林的镇寺绝技，陈家洛上少林寺探问于万亭旧事，少林寺天镜禅师将此章法传授给了陈家洛，以园当年未能传给于万亭的遗憾。在修订版中降龙十八掌已经成为萧锋、洪七公、郭靖等人丐帮一脉相传的绝艺，且名气大如天。陈家洛的「降龙十八掌」就只能让贤了。
13、白振的结局。连载版及修订版中，作为乾隆忠诚护卫的白振在最后乾隆扑杀红花会的大战中，由于不敌陈家洛，被乾隆说了一句 “他是你救命恩人，你们又何必再打？”，知道皇帝已有疑心，自感忠义不能两全，挥刀自刎而死。新修版中，乾隆没说这句话，白振在不敌陈家洛后，陈家洛因敬重其是条汉子，也没有要他的性命。白振自觉无面目混迹江湖，跳出窗口，远远去了。感觉这改的就有些随意了。白振一直在乾隆身边，参与了许多秘密之事，乾隆如何能放心他这样离开呢？连载版中一句话便让白振自我了断，有如“二桃杀三士”，至少能表现乾隆的政治手腕高明。修订版改成这么个平平无奇的结局，让人费解。

金庸曾说，他的小说改版像「胖女人减肥成功」，从《书剑恩仇录》连载版到修订版的修改情况来看，的确删除多于新增，对多处的冗余情节进行了清理，使得全书情节更为紧凑合理。同时也可以看出，金庸在修改自己作品时，依然保留了处女作的青涩与稚嫩，并没有用当时已经成熟的观念和技法来对旧作进行破旧立新式的改造。虽说文本上几乎逐句修改，但整体架构上基本还保持了作品最初的模样。
金庸从1999年开始对全部作品进行重新修订。1999年初，位於台北的远流办公室，收到从香港寄来的第一批《书剑恩仇录》校稿，修订大工程就悄悄展开了。新闻媒体报道了金庸重新修订全部小说的消息，一时间众说纷纭，引起轩然大波。2001年4月16日，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新修本《书剑恩仇录》的大字预先版。标志着新修版开始进入人们视野。
此次世纪新修版的《书剑恩仇录》细节上修改颇多，比如季节、小配角的名字等等，就不一一细数了，只择其重要情节的调整综述如下：
1、陈家洛对霍青桐的自卑心里的强化。陈家洛见到李沅芷与霍青桐的亲密举动后，心里有了芥蒂，新修版中加了一段，说陈家洛自负文才武功、家世容貌，同辈中罕有匹敌，忽然却给人比下去了，心头惆怅。再加上第一次统帅就出师不利，没有把四哥救出来，扫兴，刚跨出去两步要追霍青桐，就停住了。接着陈家洛又给自己找到了汉回不通婚的借口，什么除非我去信仰回教，可是我对回教的神一点也不真心信奉，如果只是为了泡妞去入教，肯定会被人嘲笑云云。
其后，余鱼同留书告知关东三魔去找霍青桐报仇的消息。众人有意让陈家洛先去回疆报信。此时陈家洛又开始嘀咕上了，开始想起李沅芷，但是新修版中把陈家洛变得聪明了些，已经隐约觉得李沅芷是女扮男装，但脂粉气太重，有些瞧他不起。而想起霍青桐英气逼人，似乎反而有些看不上自己，当她是个英侠好友，却难生儿女柔情。
回部的“偎郎大会”上，香香公主向陈家洛表白了。恰好此时有紧急军情，香香公主就和陈家洛坐在众人身后。陈家洛“真不知是身在梦境，还是到了天上”。新修版陈家洛接着又悚然而惊，想起了霍青桐，她把短剑送给了自己，难道自己能不顾信义出尔反尔？
总之，这些修改为了不断强调陈家洛在面对霍青桐这样能力出众的优秀女性时的自卑、逃避、推卸责任和找借口。
2、陈家洛为何始终发现不了李沅芷是个女人。这个问题是给金庸挑错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新修版中，金庸对此进行了解说。李沅芷在大漠中找到余鱼同等人。余鱼同向陈家洛言明李沅芷是个女生。新修版在此时增加了一段，说陈家洛以前老是对李沅芷比自己俊美感到自卑，因而不愿向她多看，又隐隐觉得她不是个男生，但是内心故意要将她贬低，只当她是个油头粉面的纨绔美少年。
后来陈家洛、香香公主与天山双鹰四人做游戏，陈家洛输了，讲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香香公主说梁山伯笨死啦，祝英台女扮男装都看不出来。陈家洛心想自己也没看出李沅芷女扮男装来。新修版中在此处又补充了一下，陈家洛反思自己内心甚至还要故意不把李沅芷往“女扮男装”那方面想，不愿由此消除对霍青桐的芥蒂。
陈家洛、霍青桐、香香公主三人在玉山的宫殿中时，陈家洛又是心潮起伏。新修版中，此处提到在西湖跟李沅芷比武后，自己已经明明白白知道她是个女子，自己负心薄幸，还找借口开脱。这里感觉是文本出错了，之前的情节中没有一直体现的是陈家洛对这个问题的有意无意的逃避，没有表面他已经“明明白白知道”的情节。
3、关于回部。修订版中对木卓伦、霍青桐的部族，一直称为“回部”，有时也有称为“维部”。因为我国现有名族中既有回族，也有维吾尔族，这就难免让人费解，霍青桐与香香公主究竟是回族人还是维吾尔族人？新修版中，在文中对此进行了明确的说明。原来霍青桐的部族是唐朝回纥人的后代，民风高尚，性格强悍，元朝时蒙古人自大，将他们称为“畏吾儿人”（这个称呼后来变成了“维吾尔人”），后人客气些称他们为“回部”，其实他们的形貌习俗与中原的回人（回族人）全然不同，并非同一个种族，只是都信奉伊斯兰教。书中出现的“回疆”、“回人”、“回部”等循着历史遗留的称呼，都是指维吾尔地区和民族。
4、陆菲青与骆冰。陆菲青出手相助文泰来，并与骆冰说起，是其父亲神刀骆元通的至交好友。连载版和修订版中，陆菲青对骆冰完全不相识，只是通过刀法认出她的身份。这个情节有些不够合理，对好朋友的独生女儿如何能够完全不认识呢。即便没见过，也应该听说过名字。新修版中，陆菲青对骆冰说出“你是阿冰？”，再加上一句“我是你陆伯伯，还认得吗”，就表面陆菲青与骆冰，在骆冰小时候是相识的。
5、满汉一家。陈家洛回家拜祭亡母，遇到乾隆。乾隆送给陈家洛一块玉佩，上面镌刻“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修订版中随后两人谈论玉佩上这几句话的哲理，新修版中改为乾隆说起圣祖（康熙）遗训说要满汉一家，永不加赋。又说自己一定会爱民如子。陈家洛也说要是真的能满汉一家那就太好了，且有匈奴和突厥的先例，现在都已经成为一家人了。此处修订一是遥接《鹿鼎记》中康熙的“永不加赋”政策，二是表达金庸经常提起的“民族融合”的思想。
6、回部玉瓶。修订版中回部求和的玉瓶上的画中人是香香公主。新修版中改为玛米儿。并且玉瓶上的画中人“腰间挂着一柄短剑”，这里的短剑应该就是霍青桐赠给陈家洛的短剑。画的作者依然是回部最出名的画师斯英，也修改为五百年前之人。并且他们族里很多器物上都画有玛米儿的肖像。 看修订版时，我就没想通，回部首领（木卓伦）将画着自家女儿的瓶子作为礼物上供，这背后究竟是什么机心？这应该是很明确的暗示要将女儿献上求和的意思吧。
新修版将画像改为玛米尔后，连锁反应就是乾隆没有看到香香公主的画像，如何会派张召重去兆惠军中寻访香香公主。新修版改为乾隆看到玉瓶上的画像，不信世上有如此美女，回人使者却说我们回部现在的美女比玉瓶上的美女还要漂亮。这使者是没脑子吗？是拎不清这么说话会造成什么后果吗？
7、雍正调包计的原因。历史上乾隆为雍正第四子，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雍正已经有三个儿子了，也不是没儿子，为何要做这调包计的事情。修订版中说雍正本有一子，但“懦弱无用”，素来不为康熙所喜。新修版对此进行了补充说明。说雍正初生之子弘晖（老大）早夭，现有一子弘时（老二）“相貌猥琐”，不为康熙所喜。另外还加说天花一事，当时天花流行，“孩子患上，十有五死”，大家都知道，得天花治好之后就不会再得天花。当时弘时没有出过天花，因此雍正盼望再生个儿子，谁知道下一个儿子（老三）难产，又夭折了。通过这段说明，也就清楚了：老大和老三夭折，老二长得丑，又随时有可能得天花而死。
8、阿凡提智斗巴依老爷。修订版中有两个阿凡提戏弄巴依老爷的小故事。这故事虽说与主线剧情没什么关联，但是童年中非常喜爱的桥段，看到这样的故事，会有一种如逢故人的感觉。新修版这两个小故事删除了。感觉缺了点什么。其实对于新一代的读者来说，可能对阿凡提没有那么熟悉，保留这两个小故事对于新一代对阿凡提并不熟悉的读者了解阿凡提的角色特点也还是有必要的。
9、庖丁解牛功。修订版中，陈家洛使用庖丁解牛功的时候，需要余鱼同吹奏音乐，和着节拍才能施展。新修版中删除了这一设定，陈家洛不需要再依赖于音乐了，直接把张召重打倒了。
10、张召重之死。张召重被投身狼群中垂死挣扎，陆菲青念起少时情谊，跳入狼城相救，不料张召重却要拿他当垫背的。新修版中张召重把师兄举在自己身上时神志一清，认出了这是陆菲青，说道师兄从小就对自己很好，像亲哥哥一般，急速翻身，反而把陆菲青护在下面。为张召重恢复了一些善良本性。再连载版和修订版中，张召重这个反面人物其实有些坏的有些不够有说服力。在张召重刚出场时，还是颇具有英雄气概的，表现很随和，不摆架子，对于不入流的镖师也很给面子，对于处于敌对状态的同门小辈，也一再照顾、留手。但越往后人物就越坏的没底线，残忍害死大师兄，还要拿二师兄垫背。缺乏必要的转换，略显生硬。新修版对张召重行为轨迹进行了一些调整，使人物的表现更趋合理。
11、方有德的情节。在连载版与修订版中，方有德的故事非常明显地是来源于旧小说和旧评书。年老的恶霸官僚强抢民女，无辜小民被逼上吊，为路过的侠客所救，侠客男扮女装闹洞房，惩治恶霸并且发现恶霸原来是多年前的仇人。标准的民间评书的情节、套路。艺术性、合理性和创新性都太低。新修版中对此段情节进行了全面的修改。首先将方有德从退休官员改为在任的福建藩台，不再是修订版中的糟老头子了。强抢民女改成了催缴回疆用兵的钱粮，徐天宏在榜文上看到方有德的名字，进而调查发现是其一直寻找的仇人。而不是修订版中周绮大着肚子闲逛并去蹭人家喜宴时发现的。
修订版中，红花会群雄闹洞房找方有德报仇，居然让方有德这么个糟老头子跑掉了，实在有些说不过去。新修版中修改为余鱼同打听到有京中五名五官来此，照应下文的火烧少林寺的情节。陈家洛与徐天宏商议，以为是乾隆履行盟约进行的兵力调整，为了不耽误大局，徐天宏放弃报私仇。
12、火烧少林寺。修订版中对火烧少林寺的情节交代不够，新修版中对于这一情节适当进行了一些补充。
首先是群雄在南少林捉住成璜和瑞大林之后，修订版是直接就放了。新修版中增加了陆菲青向他们询问乾隆派他们来福建找方有德所为何事，他们说乾隆派了白振和一个总兵带着加急密旨来找方有德，让方有德出三千旗兵和汉兵在德化集合，依旨行事。至于密旨里是什么事，他们俩也不知道。陆菲青问清楚之后才放了他们。
其次是增加了白振从福建回到了北京缴旨汇报的情节。白振向乾隆汇报已经和福建藩台方有德奉密旨火烧了（南）少林寺，格杀（南）少林方丈，杀散寺旁红花会余党（周仲英等留在福建少林寺旁等待周绮产子），并夺得红花会大头目徐某（徐天宏）的一个初生婴儿。乾隆得意于（南）少林寺被烧，什么证据都没有了。
同时也增加了一段乾隆召方有德觐见的情节。这个情节也为方有德进宫做了合理的解释，也为后文方有德以婴儿胁迫群雄的情节进行了铺垫。这样就不似修订版中方有德出现的那样突兀了。按照修订版中的设定，方有德是一位年老体衰的退休官员，乾隆不可能会将火烧少林寺这样的任务交给他去办，也不可能招他进宫、留宿；更不可能在后文挟持婴儿与群雄对峙的情节中，一群武林高手对一个七老八十的老头子束手无策，而这老头子在这种刀光剑影的场面下也尽能支持的住！而此时方有德不再是年老体衰的退休的糟老头子，而是当值的福建藩台。这就合理多了。
13、魂归何处。新修版的《书剑恩仇录》的修订大头儿就是书末增写的这一节《情归何处》。这一段谈理多于叙事。陈家洛悬梁自尽为红花会群雄救下，霍青桐请阿凡提带着陈正德自刎时所用的剑来，说如要自尽，请用陈正德的这把剑，而她在得到消息后则会用关明梅自刎所用的剑自尽。精通《可兰经》的阿凡提指出陈家洛以为香香公主会堕入火窟的念头是错解了经文。陈家洛在阿凡提、陆菲青劝说放弃自杀的念头，并信奉了伊斯兰教。他在沙漠狂奔发泄，昏迷后被霍青桐救醒，他竟产生幻觉，香香公主在云端上和他对话，终于化解了他的心结。
金庸在这一段中阐释了伊斯兰教的教义，也表达了“民族融合”、“民族一体”的阶级调和论的论调。
这一段就是典型的意识形态说教，新修版最大的问题在于强加于人的观念太多了些，而古今中外在小说中进行意识形态说教都是文学创作上的大忌。

世纪新修版是我们这一代人完整经历过的。在金庸修订过程中，我们在网络上不断讨论，前期讨论修订是否有必要，后期会评论新修版改的好与不好。《书剑恩仇录》新修版发布后，论坛上的一位朋友的评论我至今还认为太牛了。他的评论是：“金庸老了，要做‘十全老人’。”
对于《书剑恩仇录》的新修版，我同意陈默先生的“有失有得”的评价，但我倒不觉得“失大于得”，我觉得是半斤八两。

明哲

七

《书剑恩仇录》这部金庸第一部小说， 虽说精彩程度和影响力与其后期作品都有所不及，但其影视作品的版本却一点也不少。
截止2024年，《书剑恩仇录》共有11个影视版本。
第一版《书剑恩仇录》，是由香港峨嵋影片公司于1960年出品的粤语残片。分为上集、下集、大结局三部。由李晨风执导，张瑛饰演陈家洛和乾隆，紫罗莲饰演霍青桐，容小意饰演香香公主，石燕子饰余鱼同，马金铃饰李沅芷。此版中的张瑛在1963年的粤语残片《倚天屠龙记》中扮演过张翠山，而容小意在首次被搬上银幕的《射雕英雄传》中出演了黄蓉，因此成为影视版本中的“黄蓉第一人”。容小意出演香香公主时年龄与角色差距较大，很难再重现“香香公主”的少女感。

第一部的电视剧版则是1976年TVB版《书剑恩仇录》，由王天林监制，郑少秋饰演陈家洛、汪明荃饰演霍青桐、余安安饰演香香公主、黄淑仪饰演李沅芷、夏雨饰演余鱼同。其他还有李司棋、朱江、伍卫国、高妙思、关海山、石坚、黄元申、吴孟达、狄波拉等，这些人在现在看来无疑是全明星阵容。王天林制作此剧是为对抗佳视的白彪、米雪的《射雕英雄传》。作为TVB的第一部金庸武侠剧，不得不说这部剧确实非常符合原著，基本上就是拿着小说当剧本，除了最后一集把天山双鹰的戏份交给了他们的两个徒弟，安排了一场红花会出宫后被太后追杀的剧情之外。此版长度也高达60集，劇情比原著還細，但也不得不说节奏是真的慢，常常几个人坐在那里讨论问题就能讨论半集。
此版中郑少秋一人分饰三角，陈家洛的书生意气与幼稚、摇摆，乾隆的阴险老辣和福康安的少年冲动，都演的活灵活现。秋官的气质明显演陈家洛要比张无忌靠谱的多。汪明荃的霍青桐更是温婉大器，余安安的香香公主确实惊艳了我们的视线。其他配角方面，也都是形神俱备，与原著人物匹配度颇高。
由於年代久遠，这版在制作上以现在眼光来看实在是太过粗糙。搭景搭的毫无技术含量，现在舞台剧的搭景都要比这真实的多。沙漠、远景都是画出来的，绿洲是水池子，花园是铺的地毯，大场面的戏根本表現不出來，黑水营之战、狼群，都没拍出來；在打戲上看着更像是打架。特别是大鬓角的辫子造型，现在看是真难看。
虽说如此简陋，但这版还真是能让人看的进去，特别是适应了那种不紧不慢的节奏，还真是颇有代入感。
此版也是金庸本人最为满意的版本。
此版目前网络上的资源是2003年左右重新进行的国语配音和拟音、配乐，是无线电视台重播的版本。

1981年香港邵氏推出了电影版的《书剑恩仇录》。由倪匡编剧，楚原导演，狄龙饰演陈家洛、白彪饰演乾隆、谷峰饰演周仲英、罗烈饰演张召重、文雪儿饰演周绮、陈琪琪饰演骆冰、顾冠忠、黄敏仪饰演余鱼同与李沅芷。这是一部标准的邵氏武侠片。类型片的元素运用的中规中矩。剧情上由于一部电影的时长无法涵盖原著的内容，因此进行了大幅删减取舍，只强调了两部分内容，一是铁胆庄剧情，二是将营救文泰来和劫持乾隆两段情节融合到一起，增加一些红花会群雄与清廷高手之间的比武的打戏。效果也还可以，但也只能是可以，无甚精彩。从结局陈家洛告别红花会群雄，匹马去回疆的情节看，应该是为续集做铺垫的。但事实上并没有续集推出。
这版是1981年推出，《书剑恩仇录》修订版是1975年6月出版。不知道为何这部电影在修订版推出6年后，依然按照连载版进行改编。周仲英杀子的情节是按照连载版来拍的。

这里补充一个版本，1967年邵氏电影《儒侠》，这部电影把片名、历史朝代和人物名字都改了，也没有标明原著和改编。但只要看过便知就知道是由《书剑恩仇录》改编而来的，片中角色与原著角色都可以对应的上。此片由高立导演，张翼饰沈秉义（陈家洛）、焦姣饰葛黛云（杜撰角色，一部分是原著里的玉如意和李沅芷）、虞慧饰丝丝（霍青桐）、舒佩佩饰蒙蒙（香香公主）。这应该是属于没有授权的改编吧。

1962年台视成立，为台湾电视之始；中视和华视于1969年、1971年相继开播，此后30年间，三台鼎足而立被称为“三台时代”。 1982年，港剧《楚留香》在台湾播出,掀起了香港武侠剧热潮。由于当时台剧制作水平难以和港剧匹敌，为了保障本土电视剧发展，台湾当局便从84年开始限播以武侠剧为代表的港剧。
港剧不能播，那就只能发展自制剧，于是台湾武侠剧开始起步。但那时台湾制作水平确实跟不上，于是便有了方便法门，一是所谓的 “台制港剧”，顾名思义，就是打着自制剧的旗号，但从演员到制作班底，香港团队都占据了主导。台视于1984年推出的《铁血猫头鹰》便是台制港剧的代表。二是直接翻拍香港武侠剧，邀请香港演员和制作人员参与。代表作品是1985年的《大漠英雄传》。正是这种港台演艺圈的互动交流，极大促进了台湾武侠剧的发展。同时台湾本土的三家电视台也各自培植了极佳的武侠剧制作人大力发展台湾自制武侠剧。台视为陈明华，中视为周游，华视则以韦辛为首。
1984年台湾电视推出了台视版的《书剑江山》，申江、游天龙导演，由游天龙饰演陈家洛和乾隆，森森饰演霍青桐，杨丽音饰演香香公主，汤秦饰余鱼同，斑斑扮演李沅芷。这部剧整体的感觉就是简陋但在努力的贴合原著，结局的京城的一大段剧情是用旁白的方式来讲述的，不由让人怀疑是不是拍到中途没经费了，只好草草收场。

1984年天津电影制片厂计划与香港扬子江影业公司合拍电影《书剑恩仇录》，金庸本人分文版稅不取，并愿意接受天津和扬子江影业公司邀请，“金庸亲自撰写剧本，这是他第一次亲自将小说改编为电影。” 但实际上金庸亲自改编的剧本只是个故事大纲，许鞍华曾找过王家卫帮忙写剧本，可王家卫却转身就走：“我对武侠片没特别认识，不懂写武侠片。”最终制作团队只得自行根据大纲创作剧本，由于当时金庸表示不署名编剧，最终编剧署名为许鞍华、郭凤岐和秦洗心。1986年3月该片在苏州开机、1987年2月在天津杀青。影片分内地和香港两个版本，香港两集的片名为《书剑恩仇录》和《香香公主》；内地版本片名为《江南书剑情》和《戈壁恩仇录》。影片由许鞍华导演，张多福饰演陈家洛、达式常饰演乾隆、刘佳饰演霍青桐、阿依努尔饰演香香公主。影片获得很多奖项， 1988年3月荣获法国巴黎国际妇女电影节特别奖；同年4月，在香港第七届金像奖评选中，又夺得十大优秀国语片奖。并应邀参加了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十多个国家的电影节。

这版电影版的《书剑恩仇录》可以说制作精良，电影整体质量很高，特别是许鞍华充分发挥内地拍摄取景上的优势，坚持采用实景拍摄，将书中的不少名场面给还原在电影中，如：钱塘江观潮、黄河夜战、西湖花艇、六和塔囚乾隆、大漠迷城和长城上劝香香公主等，全部实地取景呈现。但遗憾的作为一部武侠片却偏离了方向。许鞍华导演就不是一个武侠片导演，她用哀伤的情绪讲述了一个失败的武侠故事。结果可想而知，影片文艺色彩过浓，武侠分量太少，市场上显然不买账，观众也不接受。使得该片影响较小，口碑评价趋于负面。这也说明不是所有的香港导演都是能拍武侠片的。
这部片子一大的亮点要数阿依努尔饰演的香香公主了，这是一位真正的维族女子。另外，许鞍华对于陈家洛的人选第一个想到的是刘德华，但当时刘德华因为不愿续约被TVB雪藏，而许鞍华的分量又不足以让TVB放人。乾隆皇帝原本计划请郑少秋来饰演，但因为当时香港演员的片酬对于内地机构来说，太超预算了，因而作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乾隆的扮演者达式常。他以看似波澜不惊却又暗流涌动的表演，让乾隆这个角色有着比原著更为立体生动的诠释。纵观整部影片，达式常的表演有如定海神针一般，为整部影片定下了深沉而厚重的基调。也因此，他当年凭借这个角色提名了第七届香港金像奖影帝，成为首位提名影帝的内地演员。

1987年TVB对《书剑恩仇录》进行了翻拍。由李添胜监制，彭文坚饰演陈家洛、任达华饰演乾隆、黎美娴饰演李沅芷、吴启华饰演余鱼同、罗慧娟饰演霍青桐、梁佩玲饰演香香公主。当时选美大赛出身的彭文坚与梁佩玲（梁艺龄）担纲饰演陈家洛和香香公主，而稍有艺训班经历的罗慧娟饰演翠羽黄衫。
因担心上述三位实力不足，剧集更任用了多位有名气的演员担任配角。却成就了一部配角强势力压主角的金庸剧。此剧中主角不怎么出众，但是一众配角甚是抢眼。87版《书剑恩仇录》是一部捧新人的作品，但是却并没有成功捧红新人。这版《书剑恩仇录》在八十年代金庸剧里算是知名度比较低调的一部了

1992年台湾华视推出《书剑恩仇录》电视剧。由鞠觉亮导演，何家劲饰演陈家洛、刘雪华饰演霍青桐、傅娟饰演香香公主、沈孟生饰演乾隆、欢欢饰演李沅芷。该版本被人吐槽比较多的是傅娟所扮演的香香公主，很多人认为，她并不适合这个角色。

1994年，内地拍了一部电视剧版的《新书剑恩仇录》。这部剧当年宣传是内地第一次拍摄的金庸剧，也是完全尊重原著的版本。演员方面，的确是一众内地演员，由黄海冰饰演陈家洛、王菁华饰演霍青桐、杨紫嫣（杨雅娜/杨钫涵)饰演香香公主、王卫国饰演乾隆、曹颖饰演李沅芷、王志飞饰演余鱼同。但本剧的监制是香港的李兆华，导演是香港的黎学文，由于主创人员都是来自香港，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合拍片，或者是如早年台湾的“台制港剧”一般的“内地制港剧”。否则央视的《笑傲江湖》该算是什么呢？
这版的名字叫做《新书剑恩仇录》，剧情确实如宣传的一样，基本符合原著，经典场景基本还原。前几集增加了雍正夺嫡和调包计、于万亭设立红花会等的内容，有些多余但无伤大雅。但是在陈家洛与霍青桐、香香公主的感谢纠葛上，却做了较大改编，陈家洛没有犹豫彷徨，也没有自卑，而是一如既往地喜欢霍青桐。最终与香香公主在一起属于命运的捉弄。这个改编显然与原作的主题有所背离。但作为大众传播的电视剧来说，在只对剧情进行微调的情况下，用更易于大众理解的思想来对原著进行更为通俗化的改造，这种思路还是值得肯定的。这部剧走的也是正剧风格，场景道具、服装造型，都十分在线，但即便是以当时的标准来衡量，也还是有些简陋。实景取景也不够多，也不够大气。我们当时的评价是“有点土”。
黄海冰版的陈家洛没有了犹豫和自卑，比原著多了侠气，少了书生气，文戏武戏也都很出彩。香香公主的造型则比较失败，显得俗气。值得一提的是，曹颖饰演的李沅芷男装、女装扮相都立得住，表现抢眼。

2002年版《书剑恩仇录》由唐人电影制作公司出品，卫翰韬、黄伟明、冯柏源、卢泽良执导，赵文卓饰演陈家洛、关咏荷饰演霍青桐、颜颖思饰演香香公主、陈昭荣饰演乾隆、谢君豪饰演余鱼同、孙莉饰演李沅芷。进入新世纪后的金庸剧在制作上已经有了很大地提高，基本上服化道与取景上已经不再是短板，而且是越来越精致。但对于《书剑恩仇录》的大幅度改编也是从此版开始。此版不同于以往版本完全遵循原著的改编方法，对原著进行大量的情节补充和调整，多数上属于无可无不可，通俗说就是“水剧情”。比较大的改动是两点：一是把红花会三当家赵半山改成内奸，二是安排红花会当家多数命丧黄泉。选角和表演方面，人物形象的还原度较高，赵文卓扮演的陈家洛，吕良伟扮演的文泰来，谢君豪扮演的余鱼同、孙莉扮演的李沅芷等，都有精彩演绎。但香香公主的扮演者颜颖思，无论演技还是颜值，都只能算是一般。此版本中余鱼同与李沅芷的情节有所扩充，也颇受好评，余鱼同明显抢了陈家洛的风头。

2009年3月20日，又一个版本的《书剑恩仇录》播出，此版是由湖南電廣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由香港导演谭友业、温伟基、何振华执导，乔振宇饰演陈家洛、郑少秋二度出演乾隆、刘德凯饰演于万亭、周丽淇饰演霍青桐、颖儿饰演香香公主。这个版本最大的亮点是郑少秋时隔多年后再次出演乾隆皇帝。76版的《书剑恩仇录》中，郑少秋第一次出演乾隆帝，此次是其第二次扮演同一角色。但真正让郑少秋成为扮演乾隆帝的最佳人选的是当年风靡全国的《戏说乾隆》。秋官巅峰期的气度、容貌、形态，一举手一投足，一挑眉一瞪眼，使得乾隆爷的形象前所未有的受人追捧。所以，此次制作方能够请来郑少秋扮演乾隆，自然让人满怀期待。
可惜的是这个版本却是一个魔改版本。于万亭的真实身份成了康熙第九子胤禟，与雍正夺嫡斗争中失败，创立了红花会作为自己复位的工具，故事开始不久后，这位九爷便假死并一直在幕后搞风搞雨。另外就是大幅增加了乾隆与皇后、与九爷的宫斗戏。然后这剧情就开始放飞了，但好在主线剧情，主要人物也还都在。
此版中乔振宇扮演陈家洛，郑少秋扮演乾隆帝，刘德凯扮演于万亭人物形象和表演都还可圈可点，人物虽有不足，但还都立得住。也许制作方就是为了不浪费郑少秋、刘德凯这两位老戏骨才魔改出这么多的戏吧。

2023年，《书剑恩仇录》的影视版本中多了一部网络大电影，是由刘彬杰执导，李明轩主演，出演陈家洛。从电影时长就可以知道，这绝不是一部忠实于原著的改编。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此片只是抽取了原著的一些主要元素，构建了一段还算说的过去的江湖恩怨和政治宫斗。此种网大投资有限，但也可以体现当下的影视制作的技术手段与水平较以往有大幅提高，武打戏还是有些看头的。

明哲

八

《书剑恩仇录》再金庸小说中并不属于“影响较大、广受好评”的那一档。但却颇受影视改编的青睐，至今已有11个版本的影视作品，可谓金庸小说影视化之最。而书剑恩仇录的影视化也贯穿了香港及内地影视界的整个发展过程，其影视改编也体现了各个时代不同的改编风格。
峨嵋影片公司的粤语残片，现在估计没有人会去看，《书剑恩仇录》也是粤语残片的标准套路，三部电影将原著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是营救文泰来，第二部是回部故事，第三部是乾隆背盟。保留了主线故事，对支线剧情和人物进行了取舍，主要侧重的是情节和人物关系。
1981年的邵氏版，虽然拍摄时间较晚，但采用的是标准的邵氏武侠片的模式。在此之前，邵氏已经推出了《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等多部金庸武侠电影，导演楚原也已经拍过《倚天屠龙记》，作为编剧的倪匡对于改编金庸小说更是驾轻就熟。
邵氏版很清楚一部电影无法装下原著的全部内容，所以只采用了原著上册的部分，且简化了支线剧情，对主线剧情进行合并压缩。最终采用前半段刻画铁胆庄剧情，后半段杭州府剧情是将救文泰来和劫持乾隆两段情节进行合并。两段剧情中均设置一段比武情节来增加武打戏份。两段剧情之间由周绮和徐天宏剧情进行一个过渡，将章进和杨成协设计成两个搞笑人物来活跃气氛。整体上就是一副相当标准的武侠片模版模式，有如商业片制作流水线下的标准化产品。
这种标准化产品只能做到对原著的形象化再现，是无法表达原著宏大的格局。

许鞍华导演是香港新浪潮时代的代表人物，由其执导的上下两部的《江南书剑情》和《戈壁恩仇录》两部电影和港台武侠片在风格与追求上截然不同，明显区别于邵氏武侠片的套路化风格。许鞍华与武侠片的渊源很深，入行就师从武侠宗师胡金铨。而促成许鞍华赴内地拍摄《书剑恩仇录》的幕后人物则是夏梦。
这版剧本最初是由金庸本人写出的故事大纲。所以对于原著情节的取舍和改变，应该体现了金庸本人的想法的。
影片的大部分情节都出自原著，但此时的电影人也都清楚用电影的篇幅无法容纳原著的浩大篇幅。因此影片采用了突出主线，省略支线的方法。李沅芷与余鱼同；徐天宏与周绮等等大量的原著人物与情节都进行了缩略与删除。此片最大的改编是对故事结尾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红花会成员被乾隆屠戮殆尽，仅剩陈家洛一人。事实上这个结局也许是原著应有的真正结局。不仅显得更加悲凉，也更切合现实逻辑、更具有历史真实感。胡金铨的文人式武侠和历史写实风格，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许鞍华的创作理念。许鞍华对原著中历史演义的“江山”部分进行了提炼，却对快意恩仇的江湖故事进行了省略，这就导致本片向历史剧靠拢。电影重点突出了原著中的两大核心冲突，江湖庙堂的斗争和个人情感的挣扎。全片自始至终都在呈现陈家洛于家国大义和个人情理间的矛盾、抉择和牺牲。而对故事情节的丰富性上则有所忽略，这也就导致全片没有了原著的跌宕曲折，扣人心弦。
突出历史的沉重感来提高影片的格局、强调人物的思想冲突而淡化情节，这种牺牲娱乐性的做法在文艺片来说是基本原则，但在商业片、武侠片来说则是本末倒置。再加上全片拍摄手法偏重实感，从演员的造型、台词、场面的营造和武打设计，全都走朴实无华的路线，如此一来导致影片的娱乐性被进一步减少。影片上映时，内地合拍片已经退热，不够娱乐化的故事，也难以征服港台观众，导致此片票房和口碑都低于预期。
许鞍华作为女性的文艺片导演，涉足商业片中的武侠片类型，本身就有一种错位。这种错位就产生了一部不像武侠片的武侠片。拍摄完这部电影许鞍华去《笑傲江湖》剧组给胡金铨救场，以执行导演的身份与徐克合作，看到徐克对商业片驾驭能力，许鞍华感叹她这一辈子都达不到，于是放弃商业片的拍摄，用毕生心血打造写实题材文艺片。
总体上来说，这部电影全片在摄影、美术等方面极尽考究，对于原著的改编和提炼是忠实于原著精神的，很好地还原了小说的主线故事，也深刻地表现了小说的主题。金庸曾对武侠小说影视改编做过几项设想和期待，包括影片必须和中国人固有的民族传统道德观念相符合；戒除**描写；打斗不宜过于残酷、血淋淋；不宣扬迷信、恶有恶报；英雄可以死亡或不幸，但不使观众沮丧；避免“诲盗”暗示；颂扬爱情上的坚贞和真挚；主张人类平等、各种族之间和平相处等 。在这部电影里，这些要求一一得以实现。
而且许鞍华这种文艺片思维来拍摄武侠片的方式也的确让人耳目一新，流畅的场面调度、寓意深刻的画面、极为内敛的情绪传递，加上大量实景空镜的使用，让本片的文艺气息盖过了武侠气息。本片这种兼具的历史感、人文思考以及文艺气息的独特气质其实在所有改编金庸小说的影视中最为亮眼的、独一无二的存在。后来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也是用文艺片的手法来表现武侠故事，只是技巧上更为成熟，风格融合上更为圆融。因此整体呈现的效果与取得的反响也远超这部《书剑恩仇录》。

说过电影版，我们再来看电视剧版的改编。1976年的郑少秋版让人想起金庸迷中经常说起的一句话，“金庸小说用什么改编，直接照着书拍就好了。”这就是一部典型的照着书拍的电视剧。全剧中除了狼群的戏拍不出来而去掉了，其他情节基本就是原著情节的复刻，甚至比原著情节还要细致。往往有人置疑“照着书拍”的效果可能会不尽人意。这一版就是一个活的例子。忽略掉影视制作的硬件条件和技术水平，单纯地从剧情和表演上看，应该说效果很不错。
1987年彭文坚版属于忠于原著的作品，但也并未像76版一样完全照搬原著，但也只是进行了一些情节上的微调，突出了红花会与朝廷的斗争，深化了乾隆的老奸巨猾，政治手腕高明。同时也保持了八十年代港剧生活化的风格，情节、对话、台词上都进行了一些日常化、口语化的改造。而且这部剧由于主角上都是新人，估计是担心新人撑不起剧情，于是为黎美娴扮演的李沅芷和吴启华扮演的余鱼同增加了一些互动剧情。这部剧充分体现了TVB八十年代金庸剧的特点。
台湾1984年台视版的《书剑江山》虽然制作粗糙，画质感人，但也属于忠实原著的版本。92年何家劲版本也属于尊重原著的版本，但此版也开始对原著进行了一些改编，主要是增加了朝堂上太后与和亲王的夺权阴谋。
内地1994年黄海冰版全剧开篇先叙述了雍正的调包计，然后又交待了于万亭救陈世倌，成立红花会，徐天宏家破人亡、无尘断臂出家的情节，以及骆冰与文泰来结识倾心等等原著中的背景情节，情节还都合理，只是无甚必要而且篇幅过长，迟迟不能进入正片。此版最大的修改在于对陈家洛的人设进行了调整，将陈家洛性格上的懦弱，感情上的摇摆、动摇进行了调整。修改成为了一个运筹帷幄，情谊深重，心胸开阔，感情专一的完美侠客形象。只是由于阴差阳错和大势不可违，才造成事业与感情的双双失败。成为了一个古希腊式的悲剧英雄。如此修改看似只是一些小修改，甚至是向好处修改，但实质上却是完全去除了原著中的批判精神，消减了原著的文学品味，拉低了原著的格局层次。从还原原著角度来说，应该是对小说主题和人设进行了颠覆式的修改，但作为通俗版本的大众传播的电视剧来说，保持原著的情节不变的情况下，对原著进行更易于受众理解的世俗化地改编方式，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改编方式。央视版的《西游记》的改编也是采用的此种方式。
2002年赵文卓版《书剑恩仇录》开始了对原著进行大幅度改编。增加了一些原著中不存在的剧情，比如陈家洛与霍青桐是陈家洛在苗疆学艺的时候相识的，二人颇有互动。李沅芷也是在苗疆的时候与霍青桐便有了交集。这种剧情属于可有可无，丰富一下剧情也无不可，基本也不对原著产生影响。此版比较大的改动是两点，一是红花会三当家赵半山成了太后分配到红花会的探子， 心机深沉，冷酷无情。因此对于红花会的一切行动，清廷都了如指掌。 而于万亭和四家“奔雷手”文泰来也惨遭其杀害。最后被四嫂骆冰识破了它的身份，陈家洛除掉了赵半山。按说红花会中有清廷卧底也在情理之中，如此修改也算合理。但将在原著中正义凛然的三当家写成叛徒、卧底，这让《飞狐外传》怎么办？二是红花会的所有会员，都在皇帝的阴谋下惨遭杀害，除了陈家洛和徐天弘活着外，包括其师父和十五家心砚在内，一个人也没有幸免。这个结局比许鞍华的电影版还多留了一些希望。

2009年乔振宇版本则是对原著进行大幅调整的“魔改”版本了。虽然这版保留了原著的主要情节线，但增加的九王爷允禟化身的于万亭这条线，可以说是丰富了剧情，增加了矛盾冲突。但对于红花会这样的纯洁的、团结的革命团体的形象则是彻底颠覆。增加乾隆的戏份倒是确有必要，因为乾隆毕竟是原著主要冲突的一方，增加其人物刻画对于提高戏剧冲突，丰满原著人物与情节确有帮助。
反派人物实力不足的确是原著的一个缺陷。原著中正派人物红花会十四位当家，老一辈中还有天池怪侠、天山双鹰这样的顶级战力，还有陆菲青这样的顶级外援。而反派这方面，则只有一个张召重在上蹿下跳。不到最后，作者都不舍得让他领盒饭，几次都是从“领盒饭”的边缘上再给捞回来。没办法啊，张大人下线了就没反派可用了！但偏偏这样一个失衡的正反派力量对比，正派还老是拿不下反派，这就让人感觉比较气闷了。
09版增加了允禟这个更有分量的反派，同时强化了乾隆帝朝廷这一方面的力量，形成了一个三足鼎立的局面，这个创作思路是很合理的。但败笔就在于故意哗众取宠地将红花会老当家变成一个大反派，再增加许多与主线联系不紧密的情节，其目的恐怕就是在创作原因之外的商业化考虑了。全剧中这样受创作之外因素影响颇多，如“可兰经”就变成了“盟书”。
陈家洛的剧情上则增加了其少年时的顽童行为及与提前了与霍青桐在学艺时的相识，这些情节对人物塑造并无多大意义，反倒导致人物前后性格有些分裂。
全剧这些增加的情节，故作离经叛道，但实际起到的作用也就是增加情节的曲折性，让整个故事看起来更热闹、更离奇一些。但从好的一面来看，这些增加的剧情并没有过分地去影响原著情节主线，使原著情节得以相对完整地展现出来。总结下来，09版的魔改完全就是一次商业行为，于万亭是允禟化身的设定，也完全就是个商业噱头。其目的无非是为了给一个老故事增加一些新热点来刺激收视率。如此而已，也无需过多吐槽。
关于改编原著是否可以增加情节，如果确实是对原著进行补充、丰富，从改编角度是合理的。但从尊重原著的角度来说，增加的情节并不是原著中的内容，即便写的再好，也是与原著无关的内容。如果只是查缺补漏的话，尚容易让人接受。但增加一整条故事线这样的大幅度增加剧情的，则属于过犹不及吧。

至于2023版的网络电影版，则是延续了香港新武侠电影以来的对金庸作品电影改编的传统，重点在于表现视觉效果。剧情只是借用了金庸原著的一个壳，将武侠、爱情、情色、背叛、反转等多种流行元素进行拼凑而成的一个工业化产品而已。

严勇.

按照以往，shaolinpai必定回帖，等……

shaolinpai

哈哈，明哲兄料敌机先，颇得独孤九剑之真谛也。     明哲兄之文，从作品本身、影视、历史、人物性格与社会思潮等多方面关系全面深入分析理解解读金庸作品的特点或优点，以前其他几个帖子都已经说过了，此文当然继续延续这种优良传统，无须多言了。明哲兄以错之一字概括书剑恩仇录，可谓眼光高超，总体说——借用明哲兄本文中用的阶级分析法（当然不止于此），陈家洛本人的小资属性，注定无法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一个连自己的感情都拎不清的男人，缺乏政治人物的杀伐果断和对天下局势的清楚判断，手段也比较幼稚，与鹿鼎记中的本家陈近南有一拼，也可以说陈家洛所有的特点都对应了金庸本人此时的境界之初级阶段，不是陈家洛而是金庸本人此时的世界观、人生观还不算成熟，表现为虽然书剑恩仇录比之于其余作家的处女作算得高明之作，但在金庸作品整体中属于境界比较低端的作品，具体表现为，金庸在民族关系的认识上还是汉族中心主义为主，远没有达到儒家的高境界，其实儒家的最高理念是所有民族都平等，人人皆可成圣人，这是道家一切众生皆可修仙，佛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人道版，当然了，与此对应，本作中金庸虽然也描写了道士与僧人，但对于深邃博大的道学与佛学义理还远为揭示，无论武功还是人性亦或是社会法则的揭示或反映都极为不足，流于表面，特别是如果看了天龙八部或笑傲江湖或鹿鼎记之后再回头看书剑恩仇录等作品，在韵味、意境等方面就差得老远了。总之，书剑恩仇录在金庸作品中应该属于中下之作，明哲兄此文已经做了非常全面的论证。

明哲

严勇. 发表于 2024-4-12 22:34
按照以往，shaolinpai必定回帖，等……

感谢兄关注哈
不必非要等shaolinpai兄，欢迎大家都多多指正

明哲

shaolinpai 发表于 2024-4-17 16:14
哈哈，明哲兄料敌机先，颇得独孤九剑之真谛也。     明哲兄之文，从作品本身、影视、历史、人物性格与社会 ...

兄弄错了。料敌机先的是严勇兄，并非小弟
金庸晚年经常提起自己早期作品在民族关系的认识上不成熟，而提倡民族融合的观念。我不大赞同这个观点，文中也分析了金庸早期作品中或许有汉人中心主义，但在民族问题上还是很注重民族团结的。民族融合只是个结果，用结果来解决冲突，这逻辑本身就不大通。
儒家的核心是礼，对待四夷的态度是接受礼乐文明的便是华夏，不具备礼乐文明的就是夷狄，其实多少有些大国沙文主义的意思。民族问题等到鹿鼎记的时候再进一步分析吧。

感谢兄的支持和指教

shaolinpai

有道理。原来是严勇兄，弄混了，这属于刻板印象，失敬失敬。

shaolinpai

整体说，明哲兄三观很成熟，也很正，辨析明白，说服力强。

shaolinpai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人之常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