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金庸在新闻业机制改革与管理会议中的发言

江湖

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金庸在新闻业机制改革与管理会议中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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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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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同业先进、各位朋友：

　　我热烈欢迎各位驾临浙江大学，参加这次新闻界的研讨会。想不到竟有这麽许多位全国知名的报社的社长、总编辑、全国性新闻业务的领导人，著名新闻教育机构的领导和教授们、以及浙江省各重要报纸的负责人来参加这次会议。我真正是感到受宠若惊。来参加会议的各位朋友，有许多我闻名已久，仰慕多时，今天有机会相见，实在开心得很。

　　这两天浙江大学连续举行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例如国际关系教学研讨会、现代西方哲学研讨会等等，参加者都是这一行的著名专家和教授，人人发言均很有分量。我参加讨论时有点战战兢兢，生怕说了外行话，但今天这个会却不同，出席的都是同业，讨论的也是新闻事业，这门事业，我可内行了。

　　我从一九四六年参加这里杭州的《东南日报》做外勤记者兼收录国际电讯，後来转入上海与香港《大公报》、《新晚报》做编辑，直到一九九三年香港《明报》退休，四十多年中记者、翻译、编辑、社评委员、总编辑、社长都做过了；从采访新闻、编排，以至创办报纸、机器购买、厂房建筑、印刷、电脑化、广告、财务、人事管理、报纸的收购合并、上市公众化等等，都曾经做过；就是没有经营管理过广播电台电视台，现在又做了大学新闻系的老师，这一行，总算是挺内行的了（众笑）。

　　不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办报，跟在内地办报很不一样。

　　在香港办《明报》，我是主要投资人，拥有报纸百分之八十的股权，另外一位拥有百分之二十的股东沈先生是我在浙江读中学时的老同学，我们是好朋友，他从来不反对我的意见。我做董事长、社长、总编辑、社评执笔人，什麽事都是说了就算，不用讨论，而这里办报有制度、有法规，一切要一级一级的讨论，依制度办事。两种方式各有好处。

　　香港办事速度极快，反应灵敏，编辑部下午可能打个电话到我家里：“查先生，美国总统甘乃迪遇刺身亡，我们怎麽反应？”我在电话里回答：“立刻出版号外，评论与做新闻都谴责政治上的恐怖行为。”

　　“但我们反对美国打越战啊！”

　　“那是两回事，美国打越战，照样反对。但反对行刺甘乃迪。谁有美国签证，立刻订机票去华盛顿采访。”

　　“好的。XXX有签证。”

　　“就派他去。叫他来听电话，我来告诉他怎样采访。”

　　这里内地反应会慢一点，但有正确领导，经过郑重考虑，不会出错（众笑）。所以，关於内地新闻业机制改革与经营管理那些问题，我是没有发言权的，因为我的经验用不上。

　　今天到这里参加会议，是想向同业们请教，也就是浙大新闻系的老师和同学们向我提出的问题，即浙江大学新闻系今後的教学工作怎样进行。浙大新闻系的毕业生分布浙江省镑地的重要新闻机构，作出了很好成绩，得到重视和赞赏，照这样办下去，应该已经不错了，但同学们问到做新闻工作者的理想、作用、以及新闻自由的问题，我做他们的教授，应当有个合理答覆，我心中的想法，现在说出来请各位指教。

　　笔杆子里面出政权

　　资本主义社会的传媒与这里社会主义国家的传媒功能不同。在我们中国，传媒是一种重要的工具，用来保卫国家、保护人民，维护社会和政权的稳定。列宁在写《国家与革命》时，媒介在社会上的作用还没有现在这样大，所以他说维护阶级利益和政权，镇压敌对阶级的工具，主要是军队、警察、法庭与监狱，没有提到传媒。毛泽东主席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当然正确，那时他没有强调“笔杆子里面出政权”，只不过没有说而已，但相信他心中一定意识到了的，否则就不会发动“文化大革命”了（众笑）。

　　任何国家的反政府力量发动革命或政变，必定先占领电台、电视站、报社。最近巴基斯坦发生政变，政变的军队首先占领电台与电视台，发布有利於政变者的反政府消息。前几年苏联政局大变动，叶利钦的一派也先占领电台、电视台，以及《真理报》、《消息报》，比之占领情报机构KGB的总部还更早，可见今日传播媒介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如今，中国的政权十分稳固，江泽民主席领导党与国家，朱熔基总理办事，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全国人民拥护，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崩溃後，美国、西欧与日本的极右分子已将中国当作眼中钉，时时刻刻想阻止中国强大，想把中国变成一个四分五裂、衰弱混乱的国家。今年七月间，我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去游历了几天，亲眼见到俄罗斯这个第二大城市人民的生活。非常明显，圣彼得堡普通人民的生活，不论衣食住行，都远远不及我们杭州人，我後来到了爱沙尼亚，爱沙尼亚大学的一个女讲师（她是一位药剂师）兼职做我们导游，赚些外快。她介绍爱沙尼亚大学师生的生活，也远不及我们浙江大学的师生。

　　中国如果跟随苏联的脚步，如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愿，国家和人民的处境一定悲惨之极。解放军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跟随党的政策，不是甘心作党的工具，受它利用，丧失作一个诚实的新闻工作者的良心与立场，而是尽一个爱国公民的职责，保卫国家，不受外国的颠覆和侵略。

　　美国资产阶级统治者和国家的需要，一方面必须树立一个假想敌，用以花费庞大的军费，维持一个规模巨大、利润极高的军火工业；另一方面，摧毁全世界所有不服从美国指挥的政权与势力，以建立全球性的美国霸权。在这些目的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自然成为美国目前战略目标的首要对象。一九九六年，我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导弹演习时，美国派出几艘航空母舰，驶近台湾海峡，摆出威慑姿态，企图阻挠我国使用武力统一全国。最近，美国又与日本签订导弹防御体系协议，想把台湾包括在内。不久之前，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军事力量，悍然以导弹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公然进行挑衅。美国迫使我国在国防力量、科技力量、经济力量尚未充分发展之时，作出反应，就此一举摧毁我国政权，要迫使中国像俄国、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等国一样，屈服於美国的军事力量之下。

　　对於这一类挑衅与威胁，邓小平当年提出了英明之极的决策，那就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八个字。“韬光养晦”是尽量忍让，不与美国针锋相对的对抗，但并不是一味屈服，认输投降，而是不动声色的培养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全世界重要的经济学家们估计，以我国十三亿的人口，与美国二亿多人口相比，到得二○三○年，最多是二○五○年，我国的总生产值就可超过美国，至少是与之相等，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堂堂正正的站出来，对抗美国的霸权，维护真正的世界和平了。

　　我们传播媒介，如同军队、工农业一样，要为这个大战略目标服务，要遵从中央统一指挥，各自尽力。

　　美国传媒虚伪的一面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传播媒介，表面上说得很好听，什麽新闻自由、真实报道，自称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传媒不同，在以前苏联，党的机关报是《真理报》（Pravda），政府的机关报是《消息报》（Izvestiya），西方国家的传媒就讽刺说：“《真理报》不是消息报，《消息报》不是真理报。所以《真理报》上无消息（讽刺《真理报》报道缓慢，封锁真实的新闻）；《消息报》上无真理（讽刺《消息报》上登的都是虚假信息）。”

　　其实，资产阶级的传媒，也是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的，也不免假话连篇。例如轰炸中国大使馆事件，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都公布说，由於根据了错误的地图，以致“误炸”。但美国中央地图局随即发表郑重声明，宣称地图局刊行的正式地图年年修改，精密之极，连极小的错误也没有，该局刊行的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地图，中国大使馆的位置毫无错误，国务院与中情局的说法纯属捏造，与事实不符。美国大部分传媒并不报道这则重要消息，美国政府也就含含糊糊，企图不了了之，愿意作出小额赔偿，却不肯认错道歉。

　　如果传播媒介真正公正，对这项事关重大的事实，定会调查追究到底，公诸於世，然而，他们的报道与评论全然是有倾向性的。

　　西方传媒大肆渲染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军队在科索沃省杀害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不顾国际公法与联合国宪章，而鼓吹轰炸南斯拉夫为合理合法。对於塞尔维亚军队撤出科索沃後，阿尔巴尼亚武装力量集体杀害塞尔维亚人的事实，则不论电视还是报刊，都是语焉不详，轻描淡写的顺手带过。

　　对於俄国在车臣共和国进行武力镇压，西方传媒也是毫不重视。车臣是俄国的一部分，内部发生武装叛乱，纯粹是俄国的内政，用不着任何国家来说三道四。但其性质与南斯拉夫武力镇压国内一省科索沃的武装独立运动，完全相同。只因为俄国早已听从了美国的指挥，同时俄罗斯的共产党政权已经垮台，西方国家用不着以轰炸为手段迫使俄国屈服；同时俄国的军事力量仍然很强，北约决不敢去轰炸，於是无耻地采用了双重标准，对俄国性质相同的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从这些新闻的处理中，可以明显见到西方传媒的倾向性，可以看到它们的“非正义性”，全然谈不上什麽“真实报道，公正评论”。

　　这种情况，第三世界的新闻工作人员是十分反感的，在国际会议中经常提出抗议与抨击。现在全世界大部分报纸的国际新闻来源，都是采用西方国家大通讯社的，最强大的是美国的美联社（AP）、合众国际社（UPI）、英国的路透社（Reuter）、法国的法新社（AFP），以及日本时事社。此外，我们中国有新华社、苏联有塔斯社、南斯拉夫有唐杰普社，但采用者不多，影响力不够大。西方国家通讯社报道新闻，根据他们自身的利益与标准，将公理正义完全归之於他们国家的一方。例如，朝鲜战争期间，所有发布的消息全对美国及其联军有利，似乎中国志愿军与北朝鲜军队不堪一击，但事实俱在，最後还不是在三八线附近停战，签订协议。越南战争也是一样。

　　世界性的国际报业协会（IPI, 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开年会，第三世界的报业代表一定纷纷提出，这种情况违反新闻原则，要求改善，然而成立一个世界性的通讯社，投资极大，第三世界的国家无力负担。直到今天，情况还是照旧。国际报业协会是西方世界的新闻企业联合会，由各国大报的社长或总编辑作代表参加，我任香港《明报》社长时，也参加作为会员。每年的年会在不同国家举行，该国的总理、外长等主要官员都会出席，发表演说。协会的目标，号称是“保卫新闻自由”，讨论了会务之後，就会在该国游览参观。因为出席年会的，是全世界最重要报纸的领导人，所以当地政府首长必定隆重宴请招待，宣传该国的政策。我参加过在土耳其、英国、瑞士、加拿大、意大利、以色列、印度、西德、日本等国举行的年会。因为会员以西方国家的报纸占多数，第三世界的报纸的提议多数不获通过。至於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因为协会认为没有新闻自由，所以不能参加作为会员。

　　“老板话事”的资本主义新闻自由

　　香港现在回归祖国，但实行“一国两制”，所以仍实施资本主义，新闻事业仍和以前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新闻自由”，是指政府当局不能干预新闻工作。报纸和电台要报道什麽新闻，发表什麽评论，政府、立法机关不能干预，但如违法，法庭可以依据法律而下禁制令。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於老板不可。我在香港做了四十年以上的新闻工作，十分明白所谓“新闻自由”的真相。香港政府的确不能干预报社和电台的工作，事实上也完全没有干预，但新闻机构的方针政策，却完全由机构的主持人决定。记者、编辑必须听命於总编辑，而总编辑必须听命於机构老板。他们如果不听命，老板即刻可以下令解雇，可以召机构的保安人员进来，将不听命的工作人员赶出办公室。

　　我自己做过报社的编辑人员，也做过总编辑和老板。我在主持《明报》时，关於香港回归後行政长官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的问题，和主持编务的编辑主任看法不同，他消极抵制，我并没有即刻将他解雇，仍保留他的职位，但不让他处理实际工作了，换一个听话的人来做（众笑）。

　　西方社会中，其他新闻机构的情况也差不多。澳洲的报业大王梅铎（R. Murdoch）（他本是澳洲人，後来因收购美国的电视台而改入美国籍），控制了英国销数最大的小报《太阳报》，以及历史悠久、影响极大的《泰晤士报》。梅铎我个人和他相识，他曾和我谈过收购合并《明报》的事（和他拥有的香港英文《南华早报》合并，後来没有谈成）。他个人以及他夫人都为人和蔼可亲、彬彬有礼。不过他办报却手段严峻。他和《泰晤士报》的资深总编辑伊文斯（Harold Evans）在编辑方针上意见不合，迫得伊文斯辞职而去。“谁出钱，谁话事。”（“话事”意谓“决策”），资本主义社会中什麽都是这样，新闻工作并无例外。

　　信奉“忠於事实、公正评论”信条

　　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从事新闻工作，那又怎样呢？“为人民服务、为国家的利益效劳”这是第一要义，所以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因为党在领导国家人民，在做根本的大决策。

　　然而，这中间也有个尺度与分寸的问题。如果再遇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之类明显违反国家与人民利益的大事，新闻工作者有义务搜集人民的真实意见，向上级领导反映。在从前，有可能被打成“反右”、“反党”、“反革命”，那时候，要作取舍是极困难的。我现在可以说的是，现在这种情形大概不会再发生了。否则的话，我们国家又会陷入一次大不幸之中。我只能说，一个人真心诚意的忠於人民、忠於国家、忠於组识，自己问心无愧。後果如何，不是我所能说的。

　　作为一个一生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我信奉“忠於事实，公正评论”的信条。在工作中说“假大空”的话终究不好。说“假”话，歪曲事实最要不得；吹嘘得“大”一点，还不是最严重的；说些“空”话，旨在敷衍，倒也无可厚非（众笑）。苏联以前在新闻工作中反对“客里空”。客里空是一个新闻记者，他到处乱走，听到一点点消息，十成中倒有九成靠不住。这种作风，不论在那一种社会中都须反对。

　　将来我们社会更进步、更开放，法治更加制度化，我们新闻工作者应当负起更大的任务，协助政府改善工作，揭露各种各样不合法、不公正的情况，在社会上提倡良好的风气，抨击腐化和不道德。新闻工作者要做社会的良心。但我们不能代替法庭。在法庭还没有审判定罪之时，报纸和电台就不根据严密的审判程序，而裁定某人或某某公司、某某机构犯规犯法，那是不可以的。新闻工作者不可自以为是警察、法官、是足球赛中的裁判。新闻工作者手中有一件强大的武器，我们要用来做好事，不可随便伤人。（小题为编者所加）

　　＊记录、整理者：万润龙

　　上海《文汇报》杭州站站长

　　记录者注：《新闻机制改革与经营管理》是国家级社会科学课题，全国性的研讨会於一
九九九年十月廿五日在浙江大学举行。课题组组长桑磷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教授，金庸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金庸於十月廿五日下午的研讨会中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