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提到的错位点,其实就是民族相容的问题。而在金庸小说中对于这个问题表现的最典型的人物就是萧峰与李文秀了。一个是契丹难容于汉,而另一个则是汉难容于哈萨克。其实民族本身并没有矛盾,比如我国目前有五十六个民族之多,却依然能和睦相处、秩序井然;之所以民族间会出现矛盾,关键是来自各民族领导阶层的利益冲突与所受时代背景的影响。
首先来谈谈萧峰。由“乔峰”变为“萧峰”,仅仅是名字中姓氏的一字之差,就让原本被汉人顶礼膜拜的丐帮大英雄,在瞬间变为被万千汉人所唾弃的契丹狗,这种众叛亲离的落差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都是一时难以接受的,即使像萧峰这样的硬汉也是如此。可是萧峰又有什么错呢?他不但没错,以他身为丐帮帮主所做的英雄壮举,绝对大大有恩于大宋,有恩于诸多大汉豪杰与黎民百姓。萧峰绝对是无辜的,可是为什么汉人,甚至是与他出生如死的丐帮兄弟都容不得他呢?只因萧峰在别人的阴谋中为大环境的民族矛盾背上了黑锅,而这个民族矛盾就是宋辽之间的边境冲突。
当时汉人绝对是痛恨契丹人的,因为契丹人确实在宋辽边境有过野蛮的烧杀抢掠,并以此为乐。这种被契丹人称作“打草谷”的暴行虽然令人发指,但这仅仅反映的是人性中残忍的一面,却决不能成为某个民族的象征与独有的标志。因为每个民族在发生冲突时都会有此兽行,汉人不也是一样吗?是什么让萧峰对自己契丹人身份真正释怀的原因?正是他与阿朱在雁门关外亲眼目睹了大宋官兵对契丹人也有“打草谷”的暴行,才恍然明白了并不是所有契丹人都是施暴者,也并不是所有汉人都是受害者的这样一个原本明晰的道理,只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而已。
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天龙》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他就是大辽皇帝耶律洪基,也就是那个与萧峰结拜为兄弟,却最终让萧峰魂断雁门关、成就了萧峰民族英雄的辽道宗。 现代史学家姚从君教授对于耶律洪基的评价为:“大概是一个中材,外表虽然像煞有介事,实在却是固执任性,冲动而易怒。”但从《辽史》中记录的耶律洪基的种种“丰功伟绩”来看,此人简直就是一个糊涂透顶的昏君。在其登基初期,由于他的优柔寡断,引发了其叔父耶律宗元的一场大叛乱。幸亏南北枢密院的勤王之师及时平息了这场大辽历史上皇族内部最为激烈的夺位之争。然而糊涂的道宗并未吸取教训,而是继续任用奸臣耶律乙辛,最终听信谗言赐死了贤明的懿德皇后萧观音和太子耶律浚,酿成了杀妻灭子的历史惨剧,造成了大辽内部的一片混乱。而萧峰与此糊涂透顶之人结拜,并最终为他送命,实属可惜。
然而这时不禁引人深思,如此昏庸的大辽皇帝,如此混乱的大辽政局,居然还可以兴兵来犯大宋疆土,那么这时的宋朝统治阶层究竟又在干些什么呢?这只能说明大宋的统治者要比辽道宗更昏庸、政局更混乱,那么汉人百姓被契丹人欺辱真正又该怪谁?
不过单单将全部责任推到宋朝皇帝一个人身上也是不公平的,《天龙》的背景正值宋哲宗赵煦在位,哲宗在北宋史上其实可以算做一个较有作为的皇帝,但他眼高手低,富于空想却缺乏实干,所以终究难成大器。但责任绝对不能由他一人承担,大宋领导政权整体孱弱的事实是无法被掩盖的。即使一个皇帝想把国家变强,但下属地方官如果不能勤政爱民也是枉然,北宋后期的社会风气给人的总体感觉就是萎靡不振的,所以政局的混乱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引起的,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
现在又回到前面所说的问题,汉人被异族欺辱究竟该怪谁?也许汉人百姓要恨契丹人的血腥残暴与侵略贪欲;也许要恨大宋统治者的昏庸无道,致使百姓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但他们重要的是要正视在长期安逸下自身养成的不思进取的孱弱诟病。因为一个民族如果不想被异族欺辱,首先要做的就是自强!正如孟子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样,汉人为什么被契丹人欺负?正是当时的汉人迷恋安乐、原地踏步,从而被别的民族赶超而受欺辱。所以汉人不仅不该恨契丹人,反而要感谢契丹人,因为契丹人让汉人陷于忧患实在是一件好事,以此来刺激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的民族的复兴。否则即使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绝世警句,当朝者都会当耳旁风一样。那么“乔”变“萧”、“汉”变“契丹”,只不过是汉人已被扭曲的仇恨心灵的发泄而已,不幸的是这个发泄对象选择了萧峰这个大英雄。 相比来说,李文秀的故事所处的背景与环境要简单一些,并不像宋辽那样发生过大规模的正面冲突,而只是小范围的汉人强盗与哈萨克部族的矛盾,但二者的性质是相同的,所以民族间的仇恨程度相差无几,而往往这种上升到民族间的仇恨总会变得很扭曲、很盲目。
李文秀的处境与萧峰相比恰好又是一个横向的错位,一个是汉人不被容于异族,而另一个是异族不被容于汉,但二人的所承受的痛苦差不多,因为在这里用他俩的例子很好的说明了一个道理,汉人与其他民族的人民一样,并没有任何特权,民族间相容的道理都是相通的。文秀与萧峰都是在为自己民族同胞的恶行在还债,只是文秀的遭遇让人更加的怜惜,毕竟她想得到的只是一段简单而又真挚的爱情,但即使如此纯洁的情感也会被与她毫不相干的民族迁怒而无情的剥夺,实在让人心中不平。但幸运的是,文秀最终被异族接受了,虽然付出了一生无法挽回的代价,但毕竟实现了民族相容的意义,而萧峰直到死去的那一刻才在汉人心中重新找回了昔日的地位,不免令人唏嘘。在这里,对于文秀的故事不想再多说了,因为用她与萧峰的佐照已经说明了问题,这已足够。
然而很显然,一两个人的作用是很难左右民族问题的大局趋向的,因为这个问题太深刻,也太复杂了。但总体来说民族问题其实就是矛盾冲突与相容相处的正反两方面问题,而如何很好的相容相处,则需要更加巧妙的方法与手段了,这也是最为关键与核心的问题,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任重而道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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