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在1955-1972年间总共创作了15部小说。这17年里,金庸一直是“人性论”的践行者。在《神雕侠侣》的〈后记〉中他写道:“ 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等社会的行为模式,经常随着时代而改变,然而人的性格和感情,变动却十分缓慢。三千年前《诗经》中的欢悦、哀伤、怀念、悲苦,与今日人们的感情仍是并无重大分别。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类似的说法又出现在〈笑傲江湖.后记>:“ 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划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
这种论调我们并不陌生,在金庸之前,主张最力者,厥为梁实秋先生。 他在一九二六年发表的《文学批评辩》中说“物质的状态是变动的,人生的态度是歧异的;但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依里亚德》在今天尚有人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到现在还有人演,因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
问题是:何以金庸如此自甘堕落,居然与那位“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沆瀣一气,一唱一和,遥相呼应?
金庸是小说家,也是政论家。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他的另一重身份,他还是一个大资本家!
金庸通过创办〈明报〉事业(包括〈月刊〉、〈周刊〉、出版社、旅行社等等),积累了大笔家私。家产约20亿港币。不过,据江湖传言他对〈明报〉员工以及外来投稿者,稍嫌刻薄,给的薪酬实在不高。
梁实秋与金庸,一个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个是豢养了大批“乏走狗”的资本家,两人如果不曾一个鼻孔出气,那反倒奇怪了。
对于梁实秋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人性论”,我们那位常年躲在租界不过据说“骨头最硬”的鲁迅先生曾多次撰文痛斥,其中〈文学与出汗〉一文因为编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尤其脍炙人口:
“人性是永久不变的么?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
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譬如出汗罢,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该可以算得较为“永久不变的人性”了。。。”。
然而我抄到这里,不禁心生疑惑。鲁迅已经简述了进化论关于人类进化的过程。我不明白的是:当古猿尚未进化成人时,它出不出汗?驴出不出汗?狗出不出汗?
既然鲁迅可以“人类自古就出汗”为由,把“出汗”归为“人性”,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出汗同样也是“猴性”“驴性”“狗性”?
相对于‘兽性’‘神性’,才有“人性”的观点。《论语》有言:“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份“几希”才是“人性”的真义所在。
每个人都喘气,但喘气不算“人性”。
每个人都饮食,饮食不算‘人性’。
每个人都排泄,排泄也算不上‘人性’。
只能算作‘动物性的本能’。
帕斯卡认为“人不过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思想与情感才应该是‘人性’的主要内容。
亚里士多德《动物学》:“人是唯一能笑的动物”。因此“笑”就可以归入“人性”——在简单的面部表情变化背后,是人类独具的复杂的心理活动。
“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这不是梁先生原话,是鲁迅的概括。使梁的观点显得更极端、更绝对化。但梁先生所指的“人性”从来与“出汗”这类的生理活动无关: “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人有理性,人有较高尚的情感,人有较严肃的道德观念,这便是我所谓的人性。”(《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其间差别,鲁迅又何尝不知呢?但为了驳倒对方,不惜偷换概念,玩起了障眼法:“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
“譬如出汗罢,我想……”.
前文谈‘脾气’,讲的还是心理意识,后面就开始“出汗”了,转成了生理活动。
鲁迅先生‘故乡’以出产‘绍兴师爷’饮誉海内,据说高明的师爷,其刀笔功夫,公文中改动一字,可以致人于死。观乎鲁迅《文学与出汗》,虽短短千字,也令我不寒而栗。。。
鲁迅如此乔张做致,极尽起转腾挪之能事,当然不仅为逞一时口舌之利,更是为了贩卖自己‘阶级论’的私货。于是乎,紧接着他写道:“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例如英国,那小说,先前是大抵写给太太小姐们看的,其中自然是香汗多;到十九世纪后半,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就很有些臭汗气了
。。。。”
一代文豪,滥用其才,晚年尽写这些胡搅蛮缠文字,殊堪扼腕!
二
金庸作品以其对人性的深入体察与精微刻画,吸引获得了众多学者文人的称许。对金庸小说的研究赏析,蔚为风尚,人称“金学”。但金庸本人一向谦光,敬谢不敏,自知己作与《红楼》相差甚远,不敢称“学”。
乃有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以“当代有代表性的”、“在海内外享有一定声誉的”、“著名的老作家”自居。强烈要求学术界组织“李学研究会”,致力于研究自己的旷世杰作《李自成》,与“红学”并立于世。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姚雪垠先生了。
20世纪前半叶,梁实秋与鲁迅分别鼓吹“人性论”与“阶级论”。逮至后50年,金庸与姚雪垠均以古代社会为背景建构自己的小说故事,分别与梁、鲁二人的主张相呼应,分别成为‘人性论’与‘阶级论’主要的的践行者。
姚雪垠在总结自己创作《李自成》的体验时说:“就历史题材说,首先要解决‘古为今用’的问题。……任何阶级都有各自的‘古为今用’的原则,通过历史著作和文学、艺术等不同手段反映出来。倘若不是在解放后通过思想改造,不是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明方向,而是继续按照我前半生的写作道路走,纵然勉强能够写出一部历史小说,它只能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产阶级巩固历史题材这一角阵地。”现在好了,姚老创作《李自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占领了历史题材这一角文学阵地”
于是乎,在姚雪垠笔下,李自成及其所领导的农民军理想何其远大,胸襟何其宽广,个个无私无畏,人人深谋远虑,。。。。。从李自成到崇祯的各级人物,都成了大大小小的阶级斗争的工具,而非灵肉丰盈的艺术形象。在他们这里,你看不到异彩纷呈的个性,你看不到丰富复杂的心灵。‘阶级性’空前鲜明,而‘人性观’在这部伟大作品中绝无容身之地。
《碧血剑》要算是金庸最差的几本小说之一,其中也出现了李闯形象。章培恒先生曾作过比较,认为成就远在姚雪垠《李自成》以上。最起码《碧》中之李,是一个‘人’,而《李》中之‘闯’,不过是落实‘阶级性’理论的一个玩偶,一个符号而已。
公道些说:姚的谋篇布局、文笔气魄,都不在金庸以下。可惜误入歧途,明珠投暗,才华被生生浪掷。他也曾辉煌过。在那全国只有八个样板戏、两本小说可看的‘激情燃烧岁月’,发行量逾百万。然而‘人性’复苏之后,突出‘和谐’之日,还有几个人要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近百年来,如此先进的‘文学阶级性’理论居然没有造就一位真正的大师,杨朔、刘白羽、秦牧放到20世纪上半叶,连三流作家都算不上。同一个的曹禺,当年的《雷雨》《原野》何等盛大,后期的《王昭君》《胆剑篇》又何等拙劣?就连鲁迅本人,创作《呐喊〉时,也根本不知‘阶级性’为何物。
沈从文先生则说:“水一样的湘西, 我只想在此建一座希腊小庙,里面供奉着人性” ,当‘人性’被否定,被践踏先生的搁笔又何尝不是一种别样的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