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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是后世流传的‘三立’与‘三不朽’的最初版本——陈三立与马三立之名皆源于此语
聪睿才智之士，天赋超群之人，自幼年起，几乎都会兴起一种要让自己的精神生命比肉身活得更长久的强烈的欲望与企图心，死了，也要化身为雕像，长留在后人的视野与记忆中。
肖伯纳尤其好玩，他的自负使他腆颜声称自己与莎士比亚比肩而立、不分轩轾，似乎对自己最终‘大名垂宇宙’的结局信心满满。实在还是有几分心虚，没有十足把握，于是又请罗丹为自己塑了一座雕像，这就像是买了双重保险，就算若干年后（万一啊）自己的剧本被扔到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世人也将通过大师罗丹的雕塑，知道20世纪活过一个老头，叫做伯纳.萧。
幼年的查宜官，应该算作这些追求“不朽”者中的一个。
如今的金庸已是桑榆晚景，可以对他一生的行止作一总结清点了。
在‘立德’方面，似乎金庸并无几多建树，六七十年代他在香江倒也展现了一定的风骨气节，毕竟环境宽松，不比大陆之肃杀严苛，晚年就颇有结交官府，向威权靠拢的趋势了。
中国传统观念，向来都是‘道德’‘文章’相提并举，似乎文章大家必然同时就是道德楷模，所谓‘文如其人’。
这种观点其实大谬，对人也不公平。
金庸当然不是圣贤完人，读者先入为主地把他等同于郭靖或是乔峰，那只是我们的一个幻觉。然而因为金庸的一些道德瑕疵而彻底质疑/否定其人格操守，却也未免小题大做。
金庸也许真的很吝啬很小气，但我们总得承认他的财产每一分都是干净的，既不曾贪污受贿，也没有偷税漏税，像李敖大师那种侵吞朋友财产的豪举，金庸更是做不来的。既是合法所得，金庸当然可以自由支配，乐善好施，向社会多所捐献更佳，但不捐或是少捐，也是个人自由，不容他人置喙。至于批评金庸吝啬的诸君子，似乎也当扪心自问：“除了上头压制下的所谓‘自愿’捐款，我们又为社会公益事业做过几多贡献？”，如果你的家产仅有万元，而曾经帮助过他人100块，那也算‘乐善好施’，这样的人，我很钦佩，当然有资格指责金庸‘吝啬’；要是自己都还一毛不拔，腆着脸说别人，那恐怕就是‘红眼病’以及‘吃大户’的心理作祟了。
至于金庸对他前妻/家人如何如何，那更是私人领域的问题，与别人无关，与社会无涉。
金庸晚年略显趋炎附势，毕竟也还没到卖身投靠的地步。
金庸在《笑傲。后记》中说：“道德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两类：努力目标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是好人；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物质欲望，而损害旁人的，是坏人。好人或坏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损害的人数和程度而定。”
金庸当然不是‘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先进性’人物，似乎也不曾做过什么损人利己甚至伤天害理的恶行。人们对他的某些道德义愤未免无的放矢、过甚其词。
傅国涌在《金庸传》中讲述了传主吝啬/寡情/世故种种，我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既不‘隐恶扬善’，也非‘隐善扬恶’，那是传记作品的基本要求。知道这些，有助于破除对知名人物的‘偶像崇拜’，不再迷信盲从权威。
至于多位论者扭住这些事不放，对金庸全盘否定，牵连到他的作品，似乎作者道德上稍有瑕疵缺失，作品的价值也就跟着‘应声下跌’，这种思维未免过于‘中世纪’了！
宋明理学（道学），往往对人持论过苛，要求过高。一个人若‘不为圣贤’那就‘必为禽兽’了，其他‘存天理，灭人欲’‘大公无私’种种高调，实在无助于提高国人的道德修养，反而为岳不群这样的‘伪君子’的成长提供了丰腴肥厚的土壤。
至少在原儒时期，儒家尚未如此不近人情，孔子讲求‘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也包含‘自己达不到的标准也就不宜强求于他人’的涵义在，子夏则认为“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也曾犯过‘责人过苛’之病，他们的祖师爷耶稣同样不会赞同他们的观点、作风。
当众人无比兴奋地捉住一个‘淫妇’，满怀道德激情要用石头砸死她时，耶稣是这样说的:“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金庸在爱财等方面的特质，在傅国涌那本传记出版之前，我也零星知道过一些，失望是难免的，却不曾太过介怀，更不影响我对金庸作品文学成就的评价。
他的作品比他的为人更伟大。
我看我自己，实在看不出什么地方比人金庸更加地慷慨大方，重义轻利，纯洁无瑕。自审没有资格妄加指摘批评。
张爱玲‘因为了解，所以慈悲’的说法，我向来喜欢，用在这里却并不妥当——识者当知我绝无居高临下、俯视人寰的心态与做派。
二
金庸之得以“不朽”，端在“立言”。
《左传》所说的“立言”，指的应该是苏轼评价韩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言’，而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指称的‘小说家言’的‘言’不与焉。逮及近世，标准放宽，凡是留下了可以传世的文字，都算‘立言’有成。
姑且不谈对金庸文学价值高低的认知，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金庸小说是必传的！
1931年，金庸的表哥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51年后，他的学生卞之琳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定《徐志摩诗集》并作序，在《序》文中，卞之琳认为一个人的作品50年后仍有较多读者阅读研究，证明其作品是有价值的，是可以传世的。
金庸1955年写作《书剑恩仇录》，至今也是51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其读者数量更多，而又遍及社会各阶层，上自学界名流，下及贩夫走卒，莫不以阅读金庸为生平乐事。
金庸小说这50年是站住了，以卞之琳的标准推论，以后的500年，也应该可以站得住。
因此我说：后500岁，必有广众乐读金庸，且其狂喜如我！
芦笛先生算不上“拜金主义者”，对金庸小说总体评价不高，但他仍然认为：
“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当在两极之间。他当然算不得伟大的文学家，但也不能算平庸的文学家。他写的当然是通俗文学，不过他好歹到达了通俗文学的最高峰。使得本来不能登堂入室的下九流玩意入侵了高知们的书房，其文风影响了整整几代人，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当之无愧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文学家之一。是否读过金庸，从作者的文风中一眼就能看出来。。。。。就连老芦写文章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金庸的影响，可见那流毒之深之广。在中国历史上如此影响全民文风的似乎只有三人：鲁迅、毛泽东和金庸”。
这段话，可以说是对金庸在“立言”所取得成就的最佳概括了。
金庸如此成就，得力于他在幼年及少年时期在文史上打下的坚实基础。金庸既生长在一个诗书世家，整个大家族都以读书尤其阅读小说为乐趣。他大哥良铿为花钱买书，‘弄得连饭钱也不够’，金庸更是自幼‘一天到晚地看书’，‘在小学期间，读过的小说就已不少’（《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86页），尤其是在８岁时无意间读到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琴剑二侠”的行侠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此后，他对武侠小说的阅读就没有间断过。
除了这份爱好与勤力，金庸的成就尤其得力于他的文学天赋。他自幼就喜欢也善于给弟妹讲故事，说者兴味盎然、津津乐道，听者孜孜忘倦、欲罢不能。金庸后来对池田大作说起：“文学的想象力是天赋的，故事的组织力也是天赋的。同样一个故事，我向妻子儿女外孙讲述时，就比别人讲的精彩动听得多，我可以把平平无奇的一件小事，加上许多幻想而说成一件大奇事”。
正因为这样，有件事就越发让人讶异了：金庸在30岁之前，几乎从来没有发表过也没有写过小说（唯一例外是《白象之恋》），也不写诗，散文也只寥寥数篇。
1969年，金庸对林以亮谈到：“在写《书剑》之前，我的确从未写过任何小说，短篇的也没有写过”。这种情形在中外古今的杰出小说家中可说是绝无仅有。也有过三四十岁后成名的大作家，但他们此前大多会有很多的习作试笔。
金庸的情形最古怪。他一出手写小说，就震惊当世，此前居然从未练习过！
原因很简单，在金庸早年，他的抱负，就不在‘立德’，也不在‘立言’，而在‘立功’。在于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具体而言，就是作外交官，折冲樽俎之间也。
‘学而优则仕’本来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传统，或者叫做‘通病’，金庸成为小说家后，曾对人引用过《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说法：“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青年时期的查良镛是把小说当作一种爱好与消遣，无心以此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君子弗为也’！
杨雄《法言》也有类似说法：“雕虫篆刻，壮夫不为”。金庸壮年时，无意于文字功夫。后来终于以‘雕虫篆刻’为生，是因为他50年到北京求官不顺遂，仕途绝望后不得已的选择，非其本意也。
李贺《南园》诗或可为金庸少年怀抱之写照：
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
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
那么，金庸从政济世的念头何时产生的呢？
答曰：起自幼年。
象任我行那样大政治家所必备的‘霸气’，金庸并不缺乏。
金庸7岁入学，12岁时受教于龙山小学堂陈未冬先生。50年后，金庸致信恩师：“我年少顽皮，自封为‘独裁者’，老师颇加优容，此时思之，仍感汗颜”。
12岁少年，而以‘独裁者‘自视，那绝对不是‘年少顽皮’的问题——此子志向恐不在小。
‘独裁者’与某人的‘春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如出一辙，只是更直白，更加有恃无恐。
金庸后来在他的明报，做了具体而微的‘独裁者’，那也是本性难移，只好退而求其次了。他说沈宝新先生（他的合作者）‘对我的意见从来没有驳回过’，也就是说报纸是两个人出资办的，大方针决策，从来都是由金庸一人说了算。此后，他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存在‘新闻自由’，不惜拿自己说事：“不管谁投的稿件，我拿起来就改，从头改到尾”而据常年为《明报》撰稿的林燕妮女士观察：“查良镛谈吐温文，但性格可说是刚多于柔，强多于弱。《明》系是他的王国，他的作风有点像帝王，永远礼数周到，但休想影响他的决定一分一毫。他是个天生便有权术的人，在他的王国内，没有人能逃得出他的五指山”。
40年代初，金庸就读于衢州中学，1941年他在《东南日报》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一事能狂便少年》与《人比黄花瘦》，文风剽悍，盈溢着一股‘浮躁凌厉’之气。两文都出现‘伟大’一词，一个17岁的少年文学爱好者，却没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迹象，尤其后一篇文字：
“我是对现代一切吟风弄月，缺乏战斗精神的思想提出抗议，我控诉那种自我怜惜的心理。。。人家的同情只能证明你是一个弱者，失败者。。。。失败者那种企图得到别人怜悯的心情，实在是充分卑劣的”。
如果现在有人拿这样两篇文章，不说谁写的，让我预言这个少年的未来，我绝对料想不到他成年后会成为小说家。
1943年，金庸考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成为‘天子门生’（蒋中正挂名校长，陈果夫主持校务）。
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也考取了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四川大学的外文系”，为何舍彼而取此？据他自称：“经济上负担不起，而中央政治学校不收费，我便去了”。
金庸所言，或许是真的，不过经济问题是他选择‘政校’的唯一考虑？其实大可存疑。
金庸选择的专业则是‘外交’，当1943年金庸入学时，中国空前地融入国际社会，国际地位大幅提高：
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同名条约同日在重庆签字，收回租界，取消了‘治外法权’与‘片面最惠国待遇’，获得了‘关税自主权’。基本废除了鸦片战争后100年来各种屈辱的不平等条约。
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讲，轰动美国朝野。
1943年10月30日，中美英苏“四大强国宣言”通过，倡议战后建立联合国，建立世界安全体系。使我国2年后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获得了对安理会决议的‘否决权’。
1 943年11月蒋宋与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会谈，通过了《开罗宣言》，郑重宣告：“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成就。
金庸在这一年选择了‘外交系’，固然是出于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希望自己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走向并了解世界，恐怕也从当时的势态看到：二战一旦结束，外交工作大有可为。至于数年后，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国‘一边倒’向北极熊，再次对西方封闭了国门，那是很难预料的。
一年后，金庸被中央政治大学开除，他的外交官之路遭遇第一次挫折。
后来，金庸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专业，仍是远离‘艺文’，而亲近‘政治’。
1946年，金庸进入报界，先就职于《东南日报》，后转到《大公报》，似乎过的仍然是“煮字生涯”，其实不然，那时的新闻业实在更接近‘政治’，而疏离于‘文学’。
旧社会的报刊/出版社多是私人创办，官府很难切实控制其导向，一时间处士横议，百家并起，对社会人心影响力巨大，甚至影响到政府的人事任免及重大决策。１９４７年初傅斯年先生（五四时代《新潮》的主编）在《世纪评论》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文章发表后各报章纷纷转载，举国瞩目，行政院长宋子文只好卷铺盖下台。
因此，傅斯年的老师胡适之先生才会宣称：“这一班穷书生拿了笔杆在白纸上写黑字而印出来的话，可以得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好感，得到一部分人的同情，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这个就是力量。。。。而且是可怕的力量，是一种危险的力量。。。。我们拿笔杆发表思想的人，不要太看轻自己，我们要承认，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
在我看来，自清末以还，中国大政治家主要出身于军界与新闻界。以创办报刊起家的政客不知凡几，例如梁启超，章士钊，于右任，汪精卫，胡汉民。。。。
甚至毛在全国范围内为人所知，最早依凭的也是那份《湘江评论》。
篡改林副的说法，可以讲：笔杆子，枪杆子，想当官就得靠这二杆子！
最后，金庸北上外交部的故事就尽人皆知了：
49年国共双方就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金庸根据他的国际法知识，写了一篇题为《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的长文，阐明这些资产应归共和国所有。
这篇长文和金庸的一些其他政论文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而为著名国际法学家梅汝璈先生读到。梅先生到北京担任外交部顾问，发电报邀请金庸到北京来协助他工作。金庸接到邀请，正中下怀，于是兴冲冲地只身北上，赴京求职。
当时中国外交部的负责人乔冠华，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社长时，与金庸有过交往，也相当欣赏金庸的才干。金庸去找乔冠华。乔冠华自然表示欢迎，但是也坦白相告：由于金庸出身地主家庭，又在国民党的政治学校接受过教育，恐怕很难被红色政权接受。惟一的希望是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受训，或者在外交部的外围机构人民外交协会工作，等适当的时候争取入党，再被决定能否转入外交部工作。
这对金庸不啻兜头一瓢冷水，顿时满腔热情化为乌有。他后来回忆说：“我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感乐观。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党。而且，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做出贡献……”
于是，金庸黯然离开北京，重返香港。
金庸在1944年，写过唯一的一篇短篇小说《白象之恋》，参加重庆市政府举办的征文比赛，获二等奖，证明他在小说创作上确有天赋与能力，但此后十年间，金庸再也不曾写过一篇小说，我由此断言：金庸志不在此，他根本不想以文人墨客小说家作自己一生的职业，参加‘征文比赛’，看重的也是‘征’与‘赛’，不是‘文’。
金庸一九四九年，发表了一篇国际法论文，竟蒙国际法的国际权威梅汝璈先生赏识，证明他在国际法方面的学术功底，正可以此为契机，在学术上做出开创性贡献。
奇怪的是：金庸再度戛然而止，离开北京后，他再也没有写过国际法方面的专文，更不要说专著了。
由此，不能不怀疑：金庸写那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恐怕也不是出于学术兴趣而进行的纯粹的学术探讨，也不仅是为了以‘文章报国’，向新朝建言献策。
我认为金庸的行为，充满对个人功名的考量算计，这篇文章根本就是“投机”之作。此时的金庸类似于战国时期‘卖论求官’的‘策士’。唯一不同的是现代有报纸为载体，不需要把自己的策论直接投送中南海门前。
四九年《大公报》放弃了以往“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的立场，急速“左转”，与北京声气相通，这份报纸高层必看，金庸的专文谈的又是他们最关心的财产问题，新旧易代之际，在外交与国际法方面需才孔亟。。。。
金庸假想的读者，恐怕还不是梅先生，更可能是北京的外务官员，甚至是周。
当然，以上可能都是我胡乱猜疑。。。。
金庸后来多次表白自己“权力欲极其淡薄”，那么，他在骗人吗？那倒也不是。
金庸的性格充满了矛盾，在某一性格特质上，把完全相反的词汇用到他身上，都可能是对的。
金庸权力欲比较淡薄是真的，他具有强烈的功名之念也是真的。并且在这一点上，他并非特例。念念不忘建功立业‘兼善天下’，是传统文人的通病，五柳先生的权力欲够‘淡薄’了吧？仍然慨叹：“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此中之‘志’，仍是政治抱负。
我把政治家分为两大类：大多数人为了做官而做事，如陈水扁；少数人为了能做事而做官，例如朱镕基/徐匡迪。金庸一旦从政，应该归到第二类。
把标准放宽，他们也算“权力欲淡薄”罢！
据传朱镕基致仕之后，对自己没有坚守不从政的初衷深感后悔，认为自己更适合在文化学术方面发展。他的真诚我不怀疑，但重新活过的话，恐怕他还是会走向仕途——‘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实在太大，根本挥之不去。
1993年，金庸写道：“对于我，第一个理想是，少年和青年时期努力学习，得到相当的知识和技能。第二个理想是，进入社会后辛勤发奋，做几件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都有利的事。。。”，这‘几件事’，最早金庸想的恐怕不是写小说、办报纸罢？
如果金庸果真是‘嗜权如命’之人，他就不会离开北京，毕竟升迁之路没有断绝，要做大官此地最佳。他是感到当时“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做出贡献”才黯然离去的。青年金庸立志从政，主要不是为了做大官，而是为了做大事。此愿难遂，毅然告退。
金庸生平钦仰的历史人物，是范蠡/张良，‘在大吵大闹之后飘然而去’，范张二人也算‘权力欲淡薄’的政治家吧？
没有像范蠡张良那样，先在政坛‘大吵大闹一通’，就只得‘飘然而去’，是金庸心中永远的遗憾。
这次求职不遂的经历是金庸一生的转捩点。
从12岁到26岁，金庸一直在为踏上仕途作准备，从来没有偏离过航道。具备如此卓异的文学天赋，却没有小说创作，不写诗，不编剧，散文寥寥。。。
50年，金庸仕途绝望，51年老父在‘土改’中被枪杀，此后金庸开始真正把精力投入文艺创作，作影评，编剧本，写小说，‘金庸’之名，横空出世。。。。
1966年4月，金庸应罗孚邀约，在《海光文艺》刊出一篇短文《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30年前那个以‘独裁者’自视的查良镛如今却说：“我只是一个‘讲故事人’（好比宋代的‘说话人’，近代的‘说书先生’）。。。写这种小说，自己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社会一般观念‘说书先生’算不得多么高尚的职业，金庸在‘自娱’之余，心中不能没有怅惘、郁结。
浙江海宁虽蕞尔一小邑，却是人文荟萃、人才辈出。近代以还，最特出者，厥为王国维先生。他把元杂剧提到与唐诗、宋词等同的高度来研究、评价。在《宋元戏曲史》中，静安先生指出：“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
金庸生性热爱具有戏剧性的作品，同乡大儒的著作更是必读。他对《宋元戏曲史》一定非常熟悉。那么，金庸的‘自娱娱人’与王国维笔下元剧作者的‘自娱娱人’，能否毫无关联？
如今，关汉卿的文学巨匠地位已经确立，成为常识、共识。但在他死后600年时间内，一直不为文苑仕林承认，人们充其量把他的剧作看作消闲佳品。这与金庸小说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相仿佛。尤其元杂剧的大师们是因为蒙元政权长期停办科举，仕途绝望之后，才走向瓦肆勾栏，从事这种下贱、很没前途职业的，这与金庸的经历如出一辙。
知识分子地位低贱，古时以元代为最，所谓‘八娼九儒十丐’，似稍嫌夸张。到了金庸发表《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的那一年，‘臭老九’的称谓虽然还没有横空出世，但‘读书越多越蠢’早已成为既定主旋律。作为传统文化的宝爱者，金庸不能不起‘异代同符’之叹。
1970年，陈世骧教授致函金庸：“当夜只略及弟为同学竟夕讲论金庸小说事，弟尝以为其精英之出，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其实，在此前4年，金庸已经（可能只是在潜意识里）用王实甫、关汉卿、马致远等人的经历、怀抱来安慰自己。陈先生的信，相信会使他产生“相交遍天下，知己此一人”的感慨，因此他不寻常地在78年《天龙八部。后记》中对故友深致缅怀，若不胜情。
少年时的梦，太难忘却。金庸别开生面，‘夹带私货’，在武侠小说中也居然融入自己的政治主张与观感。2000年，金庸在岳麓书院演讲时提到：从《天龙》之后，自己‘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
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为了赚钱？当然是！
但赚钱恐非主要目的，金庸终究对政治不能忘情，不能干，只好谈了。小说与《明报》在金庸心目中主次分明，武侠小说是为报纸服务的，还是在岳麓，他接受记者采访：“我写小说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副业，我主要是要办报纸。报纸要吸引读者，那么我写点小说就增加点读者。”——他的主要精力/志趣寄托于《明报》而不是他那名满天下的小说。“〈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和荣誉，是我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
金庸论政，成就有目共睹。他对国内政局的预测之精准，令人惊叹。要是别人，我们可以说是文人论政，能说不能行。但金庸不同，他从不缺乏把认识落实到行动上的执行力，岂是一般书生可比？
假设金庸50年留在北京，一般情况下是要倒霉的，然而也不尽然。“生命中永远有特殊的意外”（《鹿鼎记。后记〉）。金庸的污点不外：（一）出身大地主家庭，其父是资本家。然而姚文元的令尊姚蓬子，早年参加过中共和左翼作家联盟，与鲁迅有交往。后被捕自首，出狱后成为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和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走钢丝”的书店老板。姚还不照样青云直上？（二）曾在国民党的党校‘中央政治大学’受教育。然而据康生临死揭发江、张二人还曾经叛变呢！其实情况上头早就掌握了，此前还不照样向林副推荐张作第二继承人？
金庸从政倒霉只是‘极其可能’，但不是‘绝对一定’——他未尝不会‘做大官’。
至于‘做大事’，经世济民，那就绝无可能了。19世纪中期与20世纪中期，中日两国都曾经站在同一起点上，但两次我们都渐渐处于较大劣势，‘战败国’日本却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超越战胜者，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在当时的大气候、大环境下，以周的大才，尚且只能和稀泥、拆东补西，何况查良镛？
但，文学家金庸实在比政治家查良镛更具永恒价值。这几天从《大国崛起》中看到希拉克总统如奉神明，戒慎戒惧地护送大仲马灵柩进入先贤祠。希拉克明白：自己死后是无福消受这块圣地的。先贤祠230年间埋葬了72位法兰西伟人，其中仅有11位政治人物。是伏尔泰、卢梭、帕斯卡、雨果、巴尔扎克。。使法兰西伟大，而不是那些摇唇鼓舌、播弄是非的无耻政客。
金庸被称为‘中国的大仲马’，他或许不能比雨果，巴尔扎克，但与大仲马比肩，绝非僭越。
汉、犹太两个古老也堪称智慧的民族，在创造力上却有霄壤之别。看诺贝尔奖典礼，感觉遍地犹太，总有十几亿的总人口才能诞生如此多人才，而汉族人，恐怕也就几百万人口。。。。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官本位文化’在犹太族没有市场，而对于不能用来进入官场的纯粹的学问、文化，人家比我们有太多的尊重、仰赖。
自民国起始，我们也取消了叩拜官员的高雅仪式，但国人在面对权势时，仍是一副跪倒尘埃的心态、做派。我以前写过谈金庸与某大员的帖子，网友普遍认为是在抬举、拔高金庸。而犹太人认为：“学者的地位高于以色列王，因为如果一个学者死了，没有人能替代他，而如果一个国王死了，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有能力担任国王”。
犹太伟人（更是世界伟人！）爱因斯坦拒绝了担任以色列复国首任总统的提议。他临死最大的遗憾是：“再也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了”。
老爱同志，有没有搞错？！你同时也再听不到艾森豪威尔大总统的重要讲话了，你就丝毫不觉得遗憾？死后你又如何把握自己的方向，你就根本没有彷徨？
这个，爱因斯坦没说，我也不知道。
刘国重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25853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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