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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笔下的侠
【提 要】本文将金庸小说侠客形象放入武侠小说侠义观念的演变中考察，认为金庸小说的侠客形象丝毫不受传统的或既定的观念束缚，创作出的“侠之大者”等极其光彩的人物形象。金庸以敏锐的目光审视人性，他感悟到了许多侠士英雄无法言说的困境与无奈，解构了旧武侠小说中的侠士形象，还原了传统的侠士精神。
【关键词】金庸小说 金庸笔下群侠 还原 郭靖形象
金庸武侠小说的出现，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其十五部武侠小说风靡世界各地，读者亿万，以至于“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流行”。就在金庸小说长生不衰同时，一方面是港、台两地甚至大陆，掀起了所谓“金学研究热”；学者、专家、文人、名士于酒酣耳热之余，均给予金庸小说最高的评价,仍至于逐步被学术界接受，走进了学术讲坛。另一方面则是被尖锐的批评、否定，仍至是强烈的“拒绝”。
金庸小说的盛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金庸现象”，当浮华散尽，光环隐去，最终还是呈露出现象背后的真实面孔，那就是金庸小说依然盛行，依然被讨论，依然被思考。
金庸小说的深层建构是什么？为什么会得到平民大众、知识分子、学者专家的强烈认同？
金庸小说的成功，显然不仅是通俗文学作品的成功典范，不仅在于它“有较高的文化品味”（注），最主要的是在于它能在消遣的阅读中能给人丰富的历史和人文知识，能拨动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世界的隐秘心弦。金庸的小说在那些离奇诡异的情节，在那些古灵精怪的武功，提供了一种氛围，意象。这是我们失落了很久的“中国”，是我们梦幻里的“中国”，是如诗如画的“中国”，也是标准的中国味道的“中国”。那就是金庸笔下的侠士英雄。
金庸对侠士形象的塑造，尤其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迎合了大众读者的期待心理，拨动了他们的阅读激情，而侠形象的艺术创造及其深层次的探索与表现则引发了学者教授的关注与鉴赏。
一、金庸笔下群侠“众生相”
在武侠小说的历史中，金庸是一个例外。
就人物的塑造而言，金庸写了诸多各式各样的大侠小侠，活灵活现、千人千面。尽管带着一些程式，带着武侠小说文类的色彩。但是，在程式之下，金庸的每部武侠小说，都塑造了一些给人印象深刻的侠士英雄，群侠的侠路历程依然精彩纷呈。
《书剑思仇录》中的陈家洛以及个个是侠骨柔肠的英雄好汉红花会的英雄。陈家洛，出身书香门第，又从小跟着高人习武，文武双全，才貌俱佳，称得上典型的“白马王子”。
《碧血剑》中的发愤报国的袁承志袁承志，是名将之后，出身高贵，天赋聪颖，又得到异人的指导，成就了一身超人的武功，成为武林领袖。
《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被称为“射雕”三部曲，塑造了三位性格迥异的侠士形象。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其中的主人公郭靖也深得一般中国读者的喜爱。他善良忠厚、坚豪勇敢、勤奋刻苦，武功卓绝。他的一生，几乎毫无缺点：对父母孝，对国家忠，对爱情贞，对朋友义，对子女爱。到了他《神雕侠侣》，不仅是武林豪杰，而且尽忠报国、保卫社稷，升华为“侠之大者”。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与郭靖形成对比。他的名字是郭靖所取，有改过之意，因为他的父亲杨康不是好人。杨过命运多蹇，幼年丧父，学艺于终南山重阳宫备受欺凌；痴恋小龙女却奇变陡生；屡屡忍让于郭芙，竞至于断臂；一生为情所困，一十六年痴候小龙女；脱胎换骨再现江湖之时，一人一雕往来东西南北，问尽天下不平事，急公好义排纷解难，获称“神雕大侠”（可杨过却拒不接受那个“大”字）。在杨过身上，洋溢着独来独往的自由精神，他的一生，敢爱敢恨，潇洒无羁； 行事偏激，我行我素，可谓是充满反抗的一生，读来荡气回肠，悠然神往。
《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他是武当传人之子，却兼有正邪血脉。他父母被逼双双自杀，成为一名孤儿，身中绝症常常濒临死亡边缘，在奋力求生中，因际遇而得到非常武功，并成为明教领袖。他的随和宽厚，他的优柔寡断，在武当派与明教，周芷若与赵敏之间，他一直不是在凭判断而是凭本能在作出选择；他善良的天性使他在朱元障，陈友谅等人面前形同弱智，他无力介入翻云覆雨的权力之争，最终选择了一条归隐之路，远离凶险的江湖，满足于自身的幸福和安定。
《雪山飞狐》、《狐外传》中有胡一刀、胡斐胡氏父子出场。胡一刀豪迈绝伦，鲜有比拟。他和苗人凤生死相拚，而又惺惺相惜，当真能传颂千古。的武功，靠他的家传刀谱外，便是不断自学，成为一代高手。胡斐是个急人之难、行侠仗义的侠士。为了替素不相识的贫苦农民钟阿四一家四口报仇，他穷追恶霸凤天南不舍，即使自己一见倾心的美貌姑娘袁紫衣软语央求，也不心软，即使江湖上的好汉低声下气求他放过凤天南，他也不罢手。胡斐的确是一个硬铮铮的汉子，是一个真正锄强扶弱的侠士。
《笑傲江湖》中有令狐冲。其坦率真诚、光明磊落，感情重于面子、权势其狂放自由，不受束缚，爱交朋友，嗜酒如命，真正能“笑傲江湖”，可谓是个最自然而不掩饰自己的侠士。
《天龙八部》中写了萧峰、段誉、虚竹子三人。段誉乐观豁达，宅心仁厚,痴情于王语嫣，半生为情奔波。虚竹子憨厚愚鲁，诸多奇遇，读来往往令人忍俊不禁。萧峰之雄才武略，独步武林，气吞牛斗，无人能敌。“虽万千人吾往矣”的气概，可钦可佩。萧峰没有弱点，但是命运却偏偏跟他开了个极大的玩笑，受尽冤屈之后，终以悲剧收场。萧峰是个莎士比亚式的悲剧英雄。
另外，《连城诀》中的狄云、《侠客形》中的石破天：谦虚、纯朴、良善、真诚，对事物完全没有成见，待人完全没有机心。
总而言之，金庸笔下有着多各式各样的大侠小侠。从陈家洛到郭靖，从杨过到令狐冲，从寻常的江湖豪客，到行侠仗义、济人困厄的一般侠士，到“为国为民、天下为怀”的“侠之大者”，写得一个比一个精彩，也一个比一个更见深刻、复杂。
可以说，金庸以一种倨傲不凡的姿态关照芸芸众生，将虚构的人物与真实的人物同处一起，把群侠写得入木三分，使我们在阅读时无形中就把自已视为书中的人物，与他们同喜悲，共命运，共走江湖路，共度心路历程，共同成长，实现真善美之理想人生。
金庸小说中的侠士，常常是自孩童时起便与读者见面的。从十岁八岁到十七八岁阶段，金庸为他们花费的笔墨最多。而且这些侠士不论相貌如何，出身如何，也无论抵天性仁厚，或傲骨多情。他们都是常陷于艰苦环境、重重矛盾之中，在重重夹缝中做人，甚至面临死亡大祸，杀身大劫；然后历尽磨难，受尽屈辱，最终又化险为夷。这些侠士常常会莫名其妙地遇到奇事奇人，或者莫名其妙地得到绝世武功。
郭靖既蒙江南七怪收录为徒，又得洪七公垂青，还与周伯通结下忘年交。胡斐先遇上赵半山，又与苗人凤交手。袁承志得穆人清为师后，再遇上木桑道人，得金蛇遗功。令狐冲则先得前辈高手风清扬剑术真传，后来又在不可思议的情况下获得任我行的盖世神功。段誉这个本来一点武功也不会的混小子，也莫名其妙地遇到石洞里的“神仙姐姐”之类。虚竹原来不过一个小和尚，还是打杂的，却成了当世第一神医和一流武术高手，堂堂大国的驸马爷。小叫化石破天也是，先是糊里糊涂地被谢烟客传授了一身内功，最后又糊里糊涂地破译了侠客岛上的绝世武功，成了武林第一人。当然，遇到贵人奇事最多的，还数韦小宝。
这些侠士还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他们的桃花运都不错。一般而言，每位英雄，都有两个以上的美人苦苦相恋。从郭靖到韦小宝，他们的烦恼不在于得不到女人的爱，而在于如何摆脱这些烦人的爱。
在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金庸">金庸ersonName>先生的武侠巨著里，他为我们塑造了诸多侠的形象。他们或傲然于世,光明磊落，勇猛果敢，心地善良，行事正义，智勇兼备；为国能做到忠，为家人能尽到情，为朋友能尽到义，为父母能尽到孝，充满了阳刚之美，可以说是中国人理想人格之集大成者。
金庸小说之所以感人,还在于作品中这些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人物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而深刻的生命参照：追求富贵，终达对富贵的超越；追求功名，终达对功名的遗忘；追求显赫，终达对恬谈的退守……
这里“群侠”与其说是虚无的，不如说是地地道道中国人。因为他们的语言是地道的汉语，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中国式的，他们活动的场景是中国式的，五岳的山山水水，宋明的村镇酒肆，从长河落日圆的大漠，到杨柳依依的江南，还有那曲径通幽的庭院，小桥流水人家。他们的情感也是中国式的，一切都洋溢着中国文化的神韵，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和习俗。
二、“侠”在金庸笔下“复活”
千古文人侠客梦。
“侠”首先是一种精神。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救人天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义者有取焉。”这就是侠的萌芽。而《游侠列传》更进一步勾勒出游侠的精神面貌是：“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到了后世的“武侠小说”里，在武侠小说里，侠士形象便作为一种人物类型而独立存在于人的视野中，他们不但武功超绝，而且注重个人品德修养，“重言诺，讲信义，尚气节，重情操，有一股浩然之气”；其外化形式大到镇邦安民、保卫国家，小至替天行道、锄强扶弱、济困扶危。
所以，一直以来，侠义精神都是人们所追求的,代表着一个集体无意识积淀的文化之梦。
但是，唐宋以降，侠的观念越来越脱离其初创作阶段的历史具体性， “侠客” 已不再完整了。明人沈风峰曾慨系之地说：“自易水之歌止，而海内无侠士千年矣，即有亦鸡鸣狗盗之徒。”（转引《论蒙汗药与武侠小说》王春瑜）此语也许有偏激之嫌，但仍不失为一针见血的精辟之论。清代的公案侠义小说、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尽管蔚为奇观，呈现的“侠客形象”却被无数平庸文人修改、腐蚀了，同大多真正的“侠客形象”、侠客精神相去甚远。神话、志怪、剑仙等作品中的侠士非鬼即魔，嗜血嗜杀；在宣扬“赴士之困厄”、“快意恩仇”等侠义精神，往往过分热衷于疾仇嗜杀、恃强施暴。为了“快意”报仇，杀人不算一回事，杀得性起，竟也殃及无辜。传统武侠小说中“揄扬勇侠、赞美粗豪”、追求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精神内涵逐渐萎顿，作品主人公也渐从笑傲江湖、替天行道的侠客英雄(如唐传奇中的聂隐娘、虬髯客和《水浒传》诸英雄)，堕落为依附王公巨卿们的“御猫”式奴才(如《金镖黄天霸》中的黄天霸及诸多公案小说中身怀绝技的捕快)，丧失了个体意志与独立人格。
金庸的创作则完全不同。金庸笔下的侠义英雄，从陈家洛到郭靖，从杨过到令狐冲，从寻常的江湖豪客，到行侠仗义、济人困厄的一般侠士，再到“为国为民、天下为怀”的大侠，“侠”不单是一个名号，而且要有实际行动，充满着浪漫的激情：轻生命，重然诺，锄强扶弱，惩恶扬善，保家卫国，豪气干云。这一群极有光彩的侠士，体现了新的变化。
首先在侠的观念上，金庸对“侠”的认识极具创造性。
香港武侠大师梁羽生再三强调“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应该更重要。与其有‘武’无‘侠’，毋宁有‘侠’无‘武’”（佟硕之，金庸梁羽生合论，金庸茶馆，第5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进而，他的创作也始终坚持：“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於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同时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腐败和暴虐，就是所谓的时代精神和典型性。”（参见冯立三《与香港作家一夕谈》）
金庸的看法则力图纠正、改进这样的观念，灵活地运用文类的特点，重视侠观念的人性化和侠士形象的个性表现。金庸小说虽无一例外地是写古人古事，并且也确实写出了历史的情境及古典风貌，然而，在骨子里却又与众不同且出人意料地写出现代人生的神韵，并以此而与现代的高层次读者产生广泛的共鸣。
金庸在创作后记多次谈及他的创作感想及看法。
《神雕侠侣•后记》中谈到：
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
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免有过分的
离奇和巧合。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
人的性格总应当是可能的。
《笑傲江湖•后记》中谈到：
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
这些，为我们解读金庸的群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
首先，在主题上，最突出的表现，金庸小说从根本上批评和否定了“快意恩仇”。
旧式武侠小说的一个普遍观念是“快意恩仇”。“父仇不共戴天”是一条不证自明的江湖规则，侠士报仇雪恨甚至也被认为是正义之举，复仇甚至被渲染成一种值得尊敬的行为。金庸笔下，也写到侠士的快意恩仇、排纷解难、除暴安良。
《碧血剑》中的名将袁崇焕被明朝末代皇帝崇祯杀害，其子袁承志自幼就担负起复仇的重任——杀明帝与清酋，但是当他面对朝廷腐败、清朝崛起，他的大志大愿大仇大恨，终于在水深火热的现实中消解了，自己也逃到海外去。
《射鹏英雄传》里的郭靖，可以说最具有复仇的资格。但当他怀着家国双重悲痛对完颜洪烈完成了复仇，却引出一场思想危机：他“一想到‘复仇’二字，花刺子模屠城的惨状立即涌上心头。自忖父仇虽复，却害死了这许多无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来这报仇之事，未必就是对了。”
复仇并没有将他们渲染成一种值得尊敬的行为。事实上，金庸带着的更多是批判与怜悯。《雪山飞狐》金庸展示了一场荒唐之极的复仇。胡、苗、范、田四卫士原是李自成身边的护卫，也是最亲密的战友。可是“百余年来，胡苗范田四家子孙怨怨相报，没一代能得善终。”（注）当年沧州乡下苗人风与胡一刀大战几天几夜，但结果却是侠气冲天的胡氏夫妇惨死，苗人风为此后悔终身。因为复仇，胡斐又找上了苗人风，尽管金庸留下了一个悬念，但不论结局如何，都无法逃避悲剧的涌现。也许最好的结局就是苗若兰所说的苗人凤想法：“……所以我爹立下一条家训，自他以后，苗门的子孙不许学武。他也决不收一个弟子。我爹说道：纵然他将来给仇人杀了，苗家子弟不会武艺自然无法为他报仇。那么这百余年来愈积愈重的血债，愈来愈是纠缠不清的冤孽，或许就可一笔勾销了。”这里，复仇很大程度上带着一种忧虑、一份怜悯，一怀慈悲。
对“快意恩仇”的反思与表现，最精彩的莫过于《神雕侠侣》中杨过为其父杨康报仇。他以为黄蓉、郭靖害死父亲，矢志复仇尽管没有多少正义可言，但是他毕竟按照自己的心理本能去做。小说中多次写到杨过想杀郭靖，却一次又一次被郭靖夫妇“国事为先”的精神所感动，深责“自己念念不忘父仇私怨”，后来知道了父亲的为人和死因，更是惭愧无地，彻底放弃复仇的念头。
金庸的快意恩仇、排纷解难、除暴安良，不再是侠的全部作为，即使做到了这些则还远远不够，侠还有更高的理想追求。所以将侠客之救民于水火与国家民族的兴亡动荡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而不斤斤计较于个人复仇与江湖争霸。
郭靖与杨过在襄阳联床夜话，郭靖说：“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这样侠义精神，更多的是秉承汉魏以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精神，远远的突破的“快意恩仇、排纷解难、除暴安良”的局限。这样，恢复了侠士做人济世的尊严、责任，侠在金庸笔下又开始光茫四射。
金庸笔下，为国为民，这才是侠之大者，这才是侠的最高境界；金庸笔下，天下为怀，苍生为念，这才是侠的最高理想。侠在行为上有了扩大，在人格上有了升华。 从某种意义上说，“侠之大者”是金庸对传统侠意识的突破与升华，也是对中国武侠文化及整个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
再次，金庸侠士形象的塑造，融入的文学色彩，注重个性表现，展示了侠士自由不拘，至情至性的精神本质。
我们可以发现，金庸写完极其光彩“侠之大者”郭靖之后，金庸的笔就开始转向，它的思考也随之变化。创作了杨过、张无忌、令狐冲，仍至出现了一个反武侠形象韦小宝，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一个政治怪胎。（注）
他早期小说中的陈家洛、袁承志、郭靖、胡斐及中期小说中的杨过、张无忌、狄云（《连城诀》），以及晚期小说中的令狐冲，展示了人物性格的多彩多姿。陈家洛外表温文，但内心抑郁；乔峰豪迈，但不解风情；袁承志山野草夫，郭靖忠厚鲁钝；胡斐苦难孤独，令狐冲落拓不羁；石破天单纯，狄云正直，张无忌随和，虚竹拘泥，段誉不通世务，是个出世人物，而非浊世公子。
梁羽生曾经诟病金庸小说，说，正邪不分。诚然，金庸在许多作品中表现出善与恶，爱与恨，永远不能有圆满的解释。《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喜欢自由自在，甘愿做浪子；而侠义门中，如青城观主余沧海、嵩山掌门兼五岳盟主左冷禅、华山掌门兼五岳剑派掌门岳不群等人，争权害命，只是披了侠义的外衣，而实质上或卑鄙无耻，或蛮横霸道，或虚伪阴险，说是侠却全然似是而非了。《连城诀》中的侠士贪利怕死，所表现出的人性弱点大大掩盖了侠的光芒。
这些表现出的是金庸对侠道的最深刻的怀疑，是金庸对人格模式的思考已由理想化向真实性的深入发展。郭靖的大侠形象固然令人景仰，然而他的理想化痕迹也十分明显。相比之下，杨过的至情至性就要真实得多。从张无忌的拖泥带水到狄云的无知无识和受屈蒙冤，在其求真实的艺术道路上又进了一步。而韦小宝这一人物形象无疑是中国文化传统下的最真实的典型形象。
《鹿鼎记》一书的艺术成就，多半在于它塑造了韦小宝这一闻所未闻的千古奇人的形象。韦小宝这一形象已完全不是什么侠士而是一个地道的小流氓了。就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描写而言，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可以说无出其右者。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鲁迅">鲁迅ersonName>先生笔下的阿Q形象虽然十分出色，但在丰富性、深刻性及其个性方面都还不能与韦小宝形象相比。韦小宝这和人物形象包涵了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极其深刻的奥秘以及传统文化心理的极其丰富的信息，可以说这一人物形象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万能钥匙。在金庸的小说中，韦小宝是一个被谈论得最多的人物。
所以，当不能简单地将金庸群侠划分为“正”、“邪”、“善”、“恶”的类别，金庸已经以敏锐的目光审视人性，洞察了人性的全部奥秘，以及人性自身的冲突和矛盾。而当感悟到金庸对于善与恶，对于爱与恨，流露出一种隐痛，金庸已经将侠士还原为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
从陈家洛到韦小宝，从张无忌的拖泥带水到狄云的无知无识和受屈蒙冤，从“乔峰豪迈，但不解风情”，到“花铁干侠名远扬却终现人性弱点”；从郭靖的理想人格到韦小宝的现实人格，在其求真实的艺术道路上又进了一步。金庸对对传统的侠义精神无疑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与表现，恢复了侠士的真实面以及遗失已久的侠士精神。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的责任，就在于告诉人们，生活不是像他们所看到的那样，不是的，在生活的表象下，有着不可言说的复杂性，超越我们一般伦理、法律等的判断。
再次，如果说侠形象的浪漫想像、艺术创造，恢复了侠士的真实面以及遗失已久的侠士精神。那么，对侠士英雄人生价值观的深刻迷茫进行表现，金庸写出他们的困境，
这是一次精神解构，这也是现代意识的最突出的表现，更是一次严肃的哲学思索作全面的、深层次的探讨。
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笼罩在一种无处不在的历史悲剧的阴影中。陈家洛、袁承志单纯地以反抗民族压迫和暴政为己任，最终还是远走边疆、海外。杨过、令狐冲似乎更多的走在道德的悬崕边，是徘徊于善恶之间的边缘人，到政治怪胎韦小宝，尽管成功过，但终究还是归隐江湖。狄云练好一身绝世武功只能"拔剑四顾心茫然"；而最有代表性的或许还是石破天，最终不知“我是谁”。
在《射雕》、《神雕》、《倚天》、《天龙》这几部小说中，共同构筑了一副内忧外患并存的历史画卷，湖上的血腥仇杀和现实中残酷的战争交织在一起。“侠之大者”郭靖最终只能无助地孤军奋战，他最后的悲剧性结局也就顺理成章了。萧峰是金庸小说中最突出的一个悲剧人物。所作所为无不大仁大义、深得人心，众望所归，可说是中国传统的“侠之大者”。但“因为是契丹人”，丐帮容不下他继续做丐帮帮主了，中原武林更容不下他，甚至变成了武林中“杀人无数”的公敌；到后期，他作了最激烈的抗争，得到中原群雄的释疑、但当民族仇恨的焦点集中在他身上时，他注定要成为这场争斗的牺牲品，唯一可选择的就是他最后的一种还算有意义的“自我终结”方式。乔峰的悲剧是那种命运的悲剧，是因自己内心产生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一种无法分别是非，无法分辨善恶的无可奈何的冲突所造成的希腊式的悲剧。（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沈">沈ersonName>君山语）
总之，我们看不到一个真正的成功者。金庸说，“我觉得人生永远美满的似乎不太可能，就算最后圆满，茫然的感觉也在所难免，一切目的都达到了，还是很空虚的。于是我们也可以品味得出，中国人的悲欢苦乐往往是交织着茫然了。”
不用说，这是金庸所创作的人生寓言。
金庸的小说显然将中国传统的“侠文化”提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他不完全受那种“忠君报国”，“除暴安良”之类框框的局限，而是将人生的丰富与多面性溶入侠义之中，使侠义与人性相结合，使他的武侠小说对人物性格的挖掘达到了空前的深度。
三、郭靖形象及意义
郭靖，是“神雕”三部曲的主要人物，有许多人认为，这个人物太高大、太完美。
诚然，郭靖是金庸笔下一个近乎完美的侠士形象，似乎是正统道德观念及传统侠义精神的化身。事实上，金庸也是刻意把郭靖写成一个符合儒家做人标准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塑造心中“侠”的典范。金庸在北大回答严加炎关于“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查">查ersonName>先生对郭靖这个人怎样的看法”时，做了这样回答：“我是想塑造一个中国北方忠厚朴实的勤奋而且具有伟大同情心的、但绝不笨的人物。”
“郭靖”把英雄品质和人格理想，尽情抒发，倾诉无遗。从某种意义上讲，“郭靖”的出现，让许多人寻找到丢失已久的中国魂。
象郭靖这样的“侠之大者”，是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人物。他与中国古代诸葛武侯、岳飞、文天祥等忠正人物的不同，除了他有盖世的武功，一是在于以布衣任天下事，二是他为民而不为君，没有愚忠于一家一姓皇帝的愚腐气。因为他没有“安邦定国”的抱负，也没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才干。他所作的事情只有一件：守住襄阳，不惜一死；他所作的事情，企图也极其简单：为国御侮，为民造福。
郭靖所作所为虽然简单，但“义”在其中，“仁”也在其中。前人说得好：“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 (唐，李德裕《豪侠论》)这种以“义”为本的“非常”之人，无疑是英雄品格的一种写照。
在《射雕英雄传》的结尾，成吉思汗与郭靖有一段对话。成吉思汗说：“我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
郭靖答道：“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泪”。
郭靖又道：“自古英雄而为当世景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
“为国为民”，这才是侠之大者，这是侠的最高境界。
郭靖不是“天降大任”的少年领袖。郭靖不过是个貌不惊人，痴傻木讷的“普通人”。他“不会说话”，没有心眼儿，也没有一丝男人的柔情。他自小只有这样的人生目：做个好男儿，为父亲报仇；他最大的责任不过是为父亲报仇，为七位师父争面子，好好打赢杨康。
郭靖成为“侠之大者”，自有他有一段发展及成熟的过程，在险恶的江湖随着经历与见识的增长，他渐渐体会到正邪之间的斗争，国家大事及民间疾苦需要有人承担解救。渐渐地，报仇及争天下第一名衔这些私事变为次要。尤其得到岳飞的遗书之后，他陡然发现到自己的真正抱负和理想。到了蒙古大军压境之时， 黄蓉是作如此想的：
蒙古兵不来便罢，若是来了，咱们杀一得一个是一个，当真危急之际，咱们还有小红马可依赖。天下事原也忧不得这许多。
郭靖却正色宣告：
这话就不是了。咱们既学了武穆遗书中的兵法，又岂能不受岳武穆“尽忠报国”四字之教？咱俩虽人微力薄，却也要尽心竭力，为国御侮。纵然捐躯沙场，也不枉了父母师长教养一场。
郭靖是在意外情形之下领导了蒙古人抗金战事，其后在《神雕侠侣》中，两次死守襄阳，抗击蒙古大军。经过这番经历，随后又经过极艰难的考验反省，郭靖不再是“傻小子”，他终于确立了“为国为民”为终生目标，他的领袖地位是主动承担的。他的觉醒，跟他的武功一样，全是经他努力，一点一滴积聚至充盈处，终于水到渠成。
郭靖的死，在襄阳城破的那一天。 金庸聪明的回避了这一段，给了读者一个想象的空间，给自己笔下英雄的生命旅程画上一个悲壮的句号。也许这还不能称之为悲剧，但郭靖这种为民甘愿牺牲自己的精神，无疑树立起一座丰碑。 从某种意义上讲，“郭靖”的死，将侠士精神掀腾起一股难得的雄奇崇高和阳刚之美，再一次让许多人寻找到丢失已久的中国魂。
郭靖形象的意义，在于所涉及的人生经历、侠路历程蕴涵着智慧。郭靖的传奇人生是一个寓言，但不是一个神话。
郭靖从傻小子到“侠之大者”的传奇人生，金庸就叙述得千曲百折，几乎令人匪夷所思。
金庸笔下，郭靖天资愚拙、傻头傻脑，不仅开口说话远比正常儿童要迟，而且甚至终身不善言辞。幼时跟随“江南七怪”学艺，因资质钝鲁反应又慢，勉强学了点功夫；初行中原巧遇黄蓉，学得了丐帮洪七公帮主的至刚至阳却简单适用的“降龙十八掌”（不能忽略的是，刚开始洪七公可是不愿意正式收他为徒）；闯荡江湖，郭靖历尽种种曲折，见识了当时武林中最杰出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以及中神通的武功，仍至研习独一无二的“九阴真经”，武学境界终登上华山之巅。与此同时，在社会的感召下，在岳飞的《武穆遗书》的影响下，郭靖渐渐领悟到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之精髓。
郭靖的人生经历侠路故事本身就是他性格的自然表现，他的性格推动着他的侠路故事精彩纷呈。
郭靖行走江湖，不负众望。因他的纯品忠直而逢凶化吉，适逢其人。郭靖生性愚钝，他在道德抉择上也异常清楚。他对敌时，虽死不屈，一生之中，未曾玩过半点花样，说过半句假话，行过半点诡诈；他卫国时，想法简单得只有一句话：“咱们既然学了武穆遗书中的兵法，又岂能不受岳武穆‘精忠报国’四字之教？咱们虽人微力薄，却也要尽心竭力，为国御侮，纵然捐躯沙场，也不枉了父母师长教养一场。”
郭靖的傻，郭靖的土，郭靖的笨拙，郭靖的木讷，正好反衬出了他的另一面。他的善良，豁达和朴实，他的勤奋和对感情的专一。观其六岁时掩护蒙古勇士哲别，以及救出豹口下的华筝公主，便见其勇敢的天性。待到他长大成人，有一次随成吉思汉进攻撒麻尔罕，因该城城坚守固，久攻不下，成吉思汗便当众宣布：谁能攻破此城，城中的玉帛子女全数赏他。当郭靖用黄蓉之计攻破撒麻尔罕城后，成吉思汗果执行诺言，叫他领兵前去点收。在攻城之前，郭靖本与黄蓉计议好，破城后向成吉思汗提出解除与华筝公主的婚约。正当他要说出这个要求时，蒙古军开始屠城，城中数十万奔逃苦叫，面对此惨像，他毅然把要求改为“饶了这数十万百姓的姓命”，即使因此而与黄蓉的姻缘化为流水也在所不惜。其后在《神雕侠侣》中，两次死守襄阳，抗击蒙古大军。当金轮法捉了他的女儿郭襄，要挟他献城投降时，他大义凛然，不为所动，高声激励女儿慷慨就义，不可害怕，以社稷为重，儿女为轻，为国为民，不愧大侠称号。
他在华筝公主与黄蓉之间，选择了跟华筝成亲而舍弃黄蓉，黄蓉凄然问他原因，他就是说：“我是个蠢人，什么事理都不明白，我只知道 答允过的话，决不能反悔。可是我也不打诳，不管怎样，我心中只有你。”郭靖没有陈家洛的优柔寡断，他的笨拙反而令人信任敬重。
金庸写出了一个男人应有的胸襟，责任感，和原则。
当然，郭靖的一生中，环境的力量不可忽视。他是梁山好汉的后代，父亲郭啸天不愿意做亡国奴，从山东逃亡到当时的都城临安，最后还是难避金人的祸害，家破人亡。郭靖自幼生长在风沙苦寒的蒙古荒漠，蒙古人的粗犷豪迈，简陋直爽的文化习惯恰好培养了郭靖的纯朴质实、厚道无伪的人格，其母李萍，虽文盲没什么文化却也懂得教诲儿子、晓以大义，这势必坚定郭靖的信心与决心；尤其是全真弟子丘处机与江南七怪一场极具侠义色彩的豪赌，这种不可抗拒的机会，更为他提供了一个成长、成才的环境准备。
郭靖的成功之路，有很多的东西值得总结，期间包涵着奇特的智慧。在他的人生故事中，最出乎意料、也最精彩动人、更是最发人深省的，是他的学艺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郭靖形象的意义，还在与由一个比常人还要拙笨几分的人越而练就超人武功，成为一个绝世高手所带来的启示：成才在于自强不息。郭靖也是一个奋进向上、具有奋斗精神的典型。
郭靖的成才在于他的努力与奋斗不止。看文本中叙写郭靖练习“降龙十八掌”：
郭靖茫然不解，只是将他的话牢牢记在心里，以备日
后慢慢思索。他学武的法门，向来便是“人家练一朝，我
就练十天”，当下专心致志的只是练习掌法，起初数十掌，
松树总是摇动，到后来劲力越使越大，树干却越摇越微，
自知功夫已有进境，心中甚喜，这时手掌边缘已红肿得十
分厉害，他却毫不松懈的苦练。
“人家练一朝，我就练十天”，足见郭靖的用心与勤奋。所以，郭靖用自己的意志、毅力、和汗水一点一滴地换取成功。“人家练一朝，我就练十天”，也足见郭靖的心思之钝拙，只是“志坚韧身勤奋，十数年如一日”，却是一种若愚之大志、若拙之大巧。在这个意义上，郭靖称得上一个超人：有着超人的意志，超人的勤奋，超人的奋斗精神。所以，郭靖的传奇人生不是一个神话。
郭靖不是没有缺点的。郭靖是人，他是有缺点的，这无损于这个人物的成功，反而令他更有真实感和亲切感。但郭靖作为一位儒家之侠，一位草莽英雄，其形象是十分难得的。简而言之，看郭靖，第一层会觉得羡慕他，第二层会觉得他可敬，第三层则会觉得他可佩。
从傻小子到真英雄，“布衣之侠”到“侠之大者”，郭靖的人格，郭靖的侠义之路，在金庸笔下始光茫四射。郭靖身上，恢复了侠士的真实面以及遗失已久的侠士精神。 | 
狗仔卡
发表于 2007-3-7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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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3-8 1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