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襄公“蠢猪似的仁义道德”
宋襄公是否有资格位居“春秋五霸”之列是一个颇值得争论的问题,围绕着这位可爱的君主的话题似乎也会引申出许多探讨。不过作为其一生中最失败的一场战役“宋楚泓之战”,宋襄公的“不鼓不成列”也是千古来军事上批判的反面教材,毛泽东更是直斥其为“蠢猪似的仁义道德”。
《左传·子鱼论战》的原文大至如此: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敌人未排好阵列是不能攻击的”,这是后世不断抨击宋襄公错误的军事思想之所在地。春秋末期的《孙子兵法·行军篇》中总结前人出一句“半济而击之,利”,敌人渡河过半时攻击,乃明智之举。一切都正与宋襄公相反。一句话,对敌人讲仁义道德愚蠢之极。这也成为后世兵法之无须多言的一条准则。
但宋襄公一心想要成就霸业,却为何行此可笑之事呢?宋襄公真乃蠢笨、昏庸之君否?倒不妨观其一生中的几件大事:齐桓公死,齐国大乱。宋襄公合卫、曹、邾三国之师,奉世子昭伐齐,一举平乱,奉世子为君。然后便抽师回军,但回军过早,齐国再乱,宋襄公又亲自出师再平齐乱。前有二平齐乱,后又有宋襄公于盂地盟六国诸侯,欲称霸业。虽然被楚劫持未能如愿,但宋襄公拥有一定的号召力当是不争的事实,说其昏庸倒也不绝对不是。
宋襄公乃商人后代,又爵位为公(此不同于楚的僭号为王),从天时讲起,称霸之时机倒也不差。其一心称霸并无过错,只是称霸之心过强,处处采用与其自身实力不相符的用兵之法。
古之称霸天下以德服四方为正统,欲称霸者皆会效仿先贤所言的德义,当时宋襄公也是这般打算。
虽然有此为后世批判的战例,但宋襄公并不是一个兵法盲,甚至可以说熟读兵书。他所被后世诟病战术也其实不过是按圣人所传兵法行事而矣。不妨从最严重的“不鼓动不成列”说起。
春秋所出兵法名著《司马法》卷上首篇的《仁义第一》中有言:“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大意是说,等敌人列好阵行而出击,以表明己方的信义。
此处兵法正与宋襄公所为相合。先不论此处,倒可看下《司马法》在军事的地位。《司马法》相传乃齐国名将大司马田穰苴所著,以官名命名为《司马法》,虽后世多有怀疑,但大概出于此时代当不假。此书列于宋朝《武经七书》之中,历来被尊为军事奇书,习兵法者不可不知。
军事奇才李靖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有关于本书有过这样的言论:“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毕服。”便是说李靖认为《司马法》是对姜尚军事思想做了很好的继承与发展,是相当大程度保留着太公当时的军事思想。而姜尚又是在对黄帝用兵做了大量搜集与整理的基础上研究兵法。不出意外,“成列而鼓”当也出自此上古兵家之所传。
事实上,“成列而鼓”也确实让人感受到强烈时代的背景。春秋及后世再不是一战可平天下的时代,也没再出现黄帝、文王这样可以德行服天下的人物,但这一军事思想却流传下来。
纵观《司马法》全书,满是王霸之言,是王者伯霸天下的兵法而非将者攻城拔寨的兵法,无太公之德又安能用太公之法?宋襄公显然是错估了自己的实力,虽然一心按着圣人的教诲行事,如盟会时轻车前来以表诚意,作战时不击不列之军以表信义,还以圣贤的“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自诩。但其却并不具备用太公兵法的实力,“成列而鼓”只会被斥为“蠢猪”。后世也没有再出现有此德行可对德义平服天下之明君贤圣了,所谓的“成列而鼓”也便沦为一种落后的军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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