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北大颁予金庸‘名誉教授’荣衔，北大中文系前系主任严家炎先生即席发言，指出：“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巨大成功”“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此论甚是，只是窃以为犹有未谛。金庸所接受的西方文化影响，并非仅限于“近代文学”，他受古希腊罗马文化以及莎士比亚戏剧的影响，绝不比受于大仲马、司各特的更弱。
我认为：金庸小说是西风东渐以来，华夏本土文明与西方外来文化相碰撞、而融合，产生的最美的收获。
金庸小说，带有明显的史诗性格，这一点，已经有学者透辟地指出过，问题是：因为中国的神话传统太过薄弱，汉民族几乎不存在史诗，金庸小说的这一特质，更多取鉴于古希腊神话、史诗、悲剧而非华夏本土文化——杨过为了使与小龙女相约的那一天不消亡而翻越群山追逐落日时的身影，倒是跟《山海经》中‘夸父逐日’的身影相重叠。
金庸接触古希腊史诗为时甚早，在《袁崇焕评传》中，金庸写道：“希腊史诗《伊里亚特》记述赫克托和阿喀琉斯绕城大战这一段中，描写众天神拿了天平来秤这两个英雄的命运，小时候我读到赫克托这一端沉了下去，天神们决定他必须战败而死，感到非常难过，‘那不公平！那不公平！’”
《碧血剑》中有两位隐身的主角，其一即为袁崇焕。金庸对他的认知是：“在阅读袁崇焕所写的奏章、所作的诗句、以及与他有关的史料之时，时时觉得似乎是在读古希腊剧作家欧里辟得斯、索福克勒斯等人的悲剧。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会到：对于‘古希腊的悲剧英雄’身上那种浩莽苍郁的气息，金庸的推崇绝非泛泛。如果说金庸从来不曾把这种气息赋给他笔下的英雄人物，那反而是极其可怪的。
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悲剧中尽多英雄，而在古希腊罗马的真实历史上，同样英雄辈出。在《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中，金庸与池田大作用了相当大的时间、篇幅漫谈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池田称为《布鲁达库英雄传》）。金庸读的是诺斯的英译本，自言当年‘苦苦研读’，当时金庸‘已过三十岁’，也就是说应该在1954以后，我们知道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发表于1955年，两件事几乎同步，金庸塑造的众多英雄形象，会不会受到这本书影响呢？不好断言，然而其间也确实存在有太多相似、巧合之处。
例如金庸说“书中所记载的英雄，大都是坚毅不拔、意志力特别强韧之人”，谈的是《布鲁达库英雄传》？还是他自己的小说？
金庸谈到：“伯利克里斯是我最佩服的古希腊人……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际的一次演说中）主要说雅典是一个自由人的社会，宝爱自己的生活方式；雅典人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但雅典人决不会去干预别人的生活，也不希望别人来干预雅典人的生活”，而“令狐冲对任我行的心情更是奇特，虽憎他作威作福，横行霸道，却也不禁佩服他的文武才略，尤其他肆无忌惮、独行其是的性格，倒和自己颇为相投，只不过自己绝无一统江湖的野心而已”，任我行则是眼中唯有自己的绝对自由，绝不容许他人点滴的自由存在，肆行自己的意志，干预每个人的生活，不仅要在版图上更要在精神上‘一统江湖’、统一思想。他更像是那位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除了在天上为王而外，做什么事都有困难；除了宙斯而外，任何人都不自由”（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接着金庸又借伯利克里斯“时间是最好的忠告者”的题目自我发挥：“这真是真知灼见。对于过分急躁的‘欲速不达者’，与其固执己见，认为缓进派的主张一定错误，不如多想一想古希腊这位了大政治家的忠告”，这里，金庸含蓄地在为自己当年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制小组召集人’时的作为进行辩护。当时香江民意希望‘直选特首’，而金庸提出的草案坚持‘间接选举’——今日香港状貌，金庸实为始作俑者之一。
“伯里克里斯临死时的一句话我更加佩服。他重病将死时，大批亲友和下属……赞扬他的丰功伟绩和造福于国家人民的大贡献。他在昏迷中听到了，接口说：这些胜利和成就，别的将军与领袖们如果运气好，也是可以做到的，他自己真正伟大的成就，却没有人提到，他觉得奇怪，他说自己一生最卓越的了不起的功绩是——‘没有一个雅典人曾为了我的缘故，而不必要的为他亲人服丧。’”
萧峰则宁愿杀死自己，也不乐见汉与契丹两族残杀，不必要的为他亲人服丧。
金庸自言：多数武侠小说的主角在书中都有漫长惊险的学武过程，而萧峰一开始武功就好，是为了写出新意。不过，把萧峰放在希腊背景上考索，就不见新奇了。金庸笔下的萧峰神威凛凛宛若天神，是半人半神的英雄，而古希腊史诗和悲剧的英雄都是人神结合的产物，例如《伊里亚特》最伟大的英雄阿喀琉斯就是海神忒提斯和凡人珀琉斯的儿子。乔三槐夫妇对养子敬若天人，书中说是出于对少林方丈玄慈的敬畏，换一种角度，亦不妨理解为凡人对神祗的礼敬。萧峰少年杀人，可以说是契丹血液中野性的勃发，也可理解为出于初入人寰的不适应。
吾国戏曲小说多以‘大团圆’结局，却也并非没有悲剧；吾国戏曲小说中，也并不缺乏英雄的存在，但是真正的‘悲剧英雄’，我可以武断地声言：“中国历史上有，文学作品中，没有”！……直到萧峰出现。
在古希腊神话以及悲剧中，不可抗的支配者永远都是命运。英雄们抗争，总无力改变命定的结局；虽无力改变，这份抗争，也就更显出悲壮。因此古希腊悲剧被称为‘命运悲剧’，例如前面引述的赫克托战败，不是力不如人，而出于众神的决定。
萧峰是悲剧英雄，萧峰的悲剧，是命运悲剧。他身上流着契丹人的血，却被收养于汉人，这个开头，就预言着最后的自戕结局——康敏在其中的作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这一矛盾早晚会以其他各种形式爆发。
‘悲剧英雄’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几乎阙如，历史上还是有的，明末的袁崇焕是一个，清末的谭嗣同也算一个。谭嗣同那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百年之后听来，仍觉惊心动魄、撕肝裂肺。‘命运悲剧’是：就算贼已就戮，仍感无力回天。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写道：“古希腊英雄拚命挣扎奋斗，终于敌不过命运的力量而垮了下来。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而是时势。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时势也就是命运。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但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他笔下的英雄萧峰，是否正是这样？
萧峰自戕之后，书中的描写，更堪寻思：
丐帮中群丐一齐拥上来，团团拜伏。吴长风捶胸叫道：“乔帮主，你虽是契丹人，却比我们这些不成器的汉人英雄万倍！”
中原群豪一个个围拢，许多人低声论议：“乔帮主果真是契丹人吗？那么他为甚么反而来帮助大宋？看来契丹人中也有英雄豪杰。”
“他自幼在咱们汉人中间长大，学到了汉人大仁大义。”
“两国罢兵，他成了排难解纷的大功臣，却用不着自寻短见啊。”
“他虽于大宋有功，在辽国却成了叛国助敌的卖国贼。他这是畏罪自杀。”
“甚么畏不畏的？乔帮主这样的大英雄，天下还有甚么事要畏惧？”
这段描写，总觉似曾相识：古希腊悲剧，往往不是由英雄收梢，而是由歌队完成，有些甚至将歌队一分为二（或三），所谓的‘甲半队’、‘乙半队’，还有‘歌队长’。这里，乱糟糟的声音，分为两种，共同完成对萧峰的咏叹，而丐帮长老吴长风所起到的，俨然‘歌队长’的职能。
书中随后写道：“辽军渐去渐远，蹄声隐隐，又化作了山后的闷雷”，渲染的，仍然是一种剧场气氛，按戏剧规则，至此，这出《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的大戏，也该落幕了。
其实，早在金庸的第一部武侠作品《书剑恩仇录》中，其希腊印记已是清晰可见：“清军官兵数万对眼光凝望着那少女出神，每个人的心忽然都剧烈跳动起来，不论军官兵士，都沉醉在这绝世丽容的光照之下。两军数万人马箭拔弩张，本来血战一触即发，突然之间，便似中邪昏迷一般，人人都呆住了。只听得当啷一声，一名清兵手中长矛掉在地下，接着，无数长矛都掉下地来，弓箭手的弓矢也收了回来。军官们忘了喝止，望着两人的背影渐渐远去……但觉心中柔和宁静，不想厮杀，回头一望，见手下一众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和亲兵，人人神色和平，收刀入鞘，在等大帅下令收兵”
这哪里是中国勇士的英姿，吾国军人，面对红颜祸水，不仅不会放下武器，只能更加激发起战斗豪情，看鲁迅、知堂兄弟的文字可知：‘三。一八’时，北洋军警的棍棒如自动聚焦，多往女学生身上招呼，下手只有更狠辣，至于‘六军不发可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的传奇故事更是尽人皆知。
金庸说过：“在写《书剑恩仇录》之前，我的确从未写过任何小说，短篇的也没有写过……事实上也必然受到了许多外国小说、中国小说的影响。有时不知怎样写好，不知不觉，就会模仿人家”，金庸并且举例来说明：“陈家洛的丫头喂他吃东西，就是抄《红楼梦》的”，这是他和红学家林以亮的对谈，假设对面坐的不是红学家，而是古希腊学家，金庸也会坦率承认：前一情节，明显抄袭自《荷马史诗》，当海伦出现在特洛伊的城头时，其魅力竟使正在搏命的将士们不约而同地放下武器，盯住海伦，打愣、发呆。
谈到了世上最美丽的女人、宙斯与丽达的女儿海伦，这张帖子也当煞尾了。
“你风信子的柔发，古典的面孔，
你女神的风姿已招我回乡
回到昨日希腊的光荣
和往昔罗马的盛况。”
——爱伦坡《给海伦》
那招引爱伦坡回乡的绝世风姿，也在招引金庸，回到古希腊罗马，那是美国诗人的精神故乡，对于金庸，是异乡？还是故乡？
或许，自由所在的地方，即为故乡。
刘国重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1258533427http://blog.sina.com.cn/liuguozhong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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