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虬髯客传》与《风尘三侠》
金庸于唐传奇尤其是其间名篇《虬髯客传》特致推崇,他在高一时即已撰文考证《传》的作者问题,到了1970年,金庸在《卅三剑客图》中再次对小说作者杜光庭致敬:“这许多事情或实叙或虚写,所用笔墨却只不过两千字,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都写得生动有致,艺术手腕的精炼真是惊人。当代武侠小说用到数十万字,也未必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金庸也曾立意为任渭长版画集《卅三剑客图》的每幅画‘插’一篇短篇小说,1970年1月,《越女剑》在《明报晚报》刊出,然而金庸自谓:“写了第一篇《越女剑》后,第二篇《虬髯客》的小说就写不下去了.”为何写不下去?当然是深知‘用到数十万字,也未必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此事做来,吃力难讨好。
金庸不做,自有人做,并且在金庸写此文的4年前,有人已经完成了。
这个人,是高阳。
我在《金庸与古龙,我作如是观》一文中,违背了东坡居士‘不用思量今(金?)古,俯仰昔人非’的精神,对金庸、古龙两位武侠大家妄加评骘,惹得‘古迷’老大不高兴。自审对古龙先生绝无歹意,无奈当代武侠名家,金庸之后,仅见古龙,在阅读二氏之书时,心中不起比较之念,很难。
一旦放宽视界,不拘于武侠范畴,坦白说:我认为古龙比金庸,在文学成就上,所差不止一个等级。真正与金庸有可比性的,是古龙的酒友——高阳。
1966年,高阳撰写了《风尘三侠》一书,很明显是对唐传奇《虬髯客传》的改写。前几日听了苏贞昌那句模仿高阳笔下虬髯客“我要出城”的叫嚣,把此书取出重读一遍,益发叹服:金庸确有先见之明!
以高阳的笔力、才气,《风尘三侠》当然写得不错。然而跟《虬髯客传》的原文对比,不免如虬髯遇上李世民,相形见绌、神采尽失。《风尘》一书约18万字,大略如金庸所言“当代武侠小说用到数十万字,也未必能达到(原作)这样的境界。”
《虬髯客传》如烈酒,《风尘三侠》如冰啤,多出来的是水,丧失的则是原作的神味。高阳笔下的李世民,但见宽厚坦诚,原作中‘精采惊人,长揖而坐,神气清朗,满座风生,顾盼炜如’的那份大气,在高阳笔下,缺乏表现。
类似的感受,我在阅读唐浩明的《曾国藩传》时也曾有过:<曾〉书约1500页,逾百万字,然而读罢全篇,感觉书中的曾文正公面目模糊、有气无力,整个一标准‘死人’,相对应的是高阳的《慈禧全传》,书中正面描写曾国藩仅数十页,然而透过这几万字,仿佛仍可触摸到曾国藩的脉息……
人之才力,不可勉强也若是!
金庸与高阳,写小说起步都晚,1955年,金庸发表《书剑》,1962年高阳创作《李娃》,当时皆已过而立之年。《风尘三侠》可算作高阳的早期作品,如果他改写《虬髯》不在66,而在86年,当有更佳表现,恐怕还是达不到《虬髯客传》原作的境界。
高阳笔法细腻,以白描见长,至于雄放开阔一路,还要让金庸出一头地。如果金庸改写《虬髯》的初衷未改,可能比《风尘三侠》成就高些,恐怕也达不到原作境界吧?
[二] 《金庸……查慎行……高阳》
高阳[笺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一文与《清末四公子》一书,有些内容基本相同,这两篇文字中,高阳对陈寅恪为王国维所作《挽词》有所解析。有一处却是错解,跟金庸又颇有瓜葛,大是好玩。
陈寅恪原诗:“文学承恩值近枢,乡贤敬业事同符。君期云汉中兴主,臣本烟波一钓徒”。
高阳解:“‘乡贤’指罗振玉,罗原籍浙江上虞,‘同符’一典,始见于杨雄《甘泉赋》……后汉书《马援传》:‘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臣本烟波一钓徒’,为康熙朝查初白(慎行)《谢赐鱼纪恩诗》末句。”
实则,王国维的‘乡贤’不是高阳所说的罗振玉,而是诗中提到的‘敬业’,也就是金庸的先祖查慎行。高阳只怕误解‘敬业’为今日的‘爱岗敬业’之意,然而并不尽然!
金庸在《书剑恩仇录。后记》中写道:“我是浙江海宁人……(海宁)近代的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
在《鹿鼎记》第一回文后金庸自‘注’:“记得小时候在祠堂中听长辈谈论祖先,说到查慎行时称‘初白太公’”“查慎行有《敬业堂诗集》五十卷,续集六卷”“康熙又曾为查慎行题过‘敬业堂’三字的匾
陈寅恪诗中还有一句‘征奉南斋礼数崇’,其意与‘文学承恩值近枢’相近,均指王国维受命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之职。
‘南书房’的设置,始于康熙朝,查慎行当年也曾身任此职,在《鹿鼎记》中金庸也提到过:“康熙召他(查慎行)进宫,在南书房当直”。
‘乡贤敬业事同符’所指,绝非上虞罗振玉,只能是王国维的海宁先贤查慎行。
高阳引用的《马援传》‘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一语,金庸在50年代写作《三剑楼随笔》时也曾提及,不过翻成了语体文:“今日见你(刘秀)这样恢廓大度,就像汉高祖一样,才知只有你才是真皇帝。”
当时金庸身在香港文化左翼,写这篇《马援见汉光武》的文章,其实别有怀抱。不同于后期的借古讽今,此文却是在借古颂今,文章的结尾,所谓‘曲终奏雅’,金庸写道:“今日的情况当然与从前帝王的争天下完全不同,但做领袖的人如有风度有见识,自能使人一见钦佩,这在古今都是一样的。”
50年代的金庸,确实认为“我国自汉唐以后,直到今日才真正再有泱泱大国之风”(《三剑楼随笔。舞蹈杂谈》),歌颂领袖,在他,倒也并非完全违心,金庸这篇‘颂圣’之作较为含蓄,不至于像梁羽生那样露骨肉麻。
《射雕英雄传》中,黄蓉以宋人而歌元曲,确有不妥,梁羽生对此加以讥评,也不过分。我只是感觉:章回体小说的回目,应当自撰,引用他人的诗词作回目也无不可,不过所引作者还是生于小说的历史背景之前较为妥当,梁先生就有本事把“九州震荡风雷激”用在一部以满清为背景的小说上作回目,这算什么事啊?
金庸出身海宁查氏,高阳出身杭州许氏,门第相埒,同为绵延数百年的文化世家。可惜时世不靖,二人迭经丧乱,没有机会进入名校师从名师,二人的文史知识,基本得之于自学,数十年苦读,其知识容量,较诸大师芸芸的民国学人,或有不及,但跟大陆现在这帮五六十年代受教育的大部分文史教授并立,应无惭色。高阳以‘野翰林’自许,深得‘大傲若谦’三昧。
因为没有受过完整、严格的学术训练,金庸、高阳在学问上也确有疏漏之处。高阳错解‘敬业’,即为显例。以此为据,证明高阳学问根基太差甚至不及鄙人——我没有那么厚的脸皮。
余英时先生自称“对金庸深厚的文史造诣更为欣赏”,到了南京大学董健院长眼中,金庸可是连当南大‘副教授’还不够格!据说南京的历史名称董院长知道21个,金庸只能说出9个,学问比人差了一倍不止。不禁令我更加深切缅怀那位精通‘茴’字写法的鲁镇大儒孔乙己先生。
余英时不是伯乐,是九方皋,“色物牝牡尚弗能知”,但“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因此才欣赏金庸确有疏漏其实浩瀚的学问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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