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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小妹的学年论文的节选，发表一些浅见的见解，各位大侠女侠们勿笑。
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几乎每一部都融入中国历史，渗入作者的历史意识，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类精神融为一体。严家炎教授称金庸小说阅读现象是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金庸武侠小说阅读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覆盖地域之广，读者文化跨度之大，超乎政治分歧之上，这些文学奇观是其他小说无法企及的。如今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各方面的研究探讨正在文学界和学术界逐渐走向兴盛。本文借《鹿鼎记》中的历史意识这一视角，对金庸小说试做一番粗略的考察和研究。
“金庸的小说虽是以传奇人物作为主人公，以传奇故事作为情节线索，但他喜欢让其传奇人物与历史人物‘攀亲道故’，拉上关系，从而使小说情节形成一半传奇，一半历史的独特格局。” [1](P275)金庸小说这一特性在《鹿鼎记》中也有突出的体现，在小说中作者援引了大量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使读者产生浓厚的“历史感”，从而无法分辨是武侠小说还是历史小说。连金庸自己在《鹿鼎记》中的后记中说：“《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那么《鹿鼎记》到底是武侠小说还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并非中国传统文类，而是在近代受到西方文学影响下才产生的文学概念，《大英百科全书》对‘历史小说’（historical novel）的解释是：试图以忠于历史事实和逼真的细节等手段来传述旧时的风气、习俗以及社会概况的小说，作品可以涉及真实的历史人物，也允许虚构人物和历史人物相混合，它还可以集中描绘一桩历史事件。”[2](P22)从这个概念可以看出《鹿鼎记》仍然是一部武侠小说，而不是历史小说。因为书中大量的历史史实不是用来传述旧时的风气、习俗以及社会概念的，而是为了为小说的主人公提供活动的空间和演绎传奇经历的需要。“因武侠‘快意恩仇’的思维方式和‘自我了断’的社会行为，已与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格格不入，难以表现现实社会的种种恩怨是非，必然会借助古代社会作为背景展开，这也决定了金庸小说里充满了历史意识。”[3](P37)这是金庸小说融入历史的客观原因，但金庸是更加有意识，主动地将历史融入武侠的，从而使“武侠小说与历史的有机结合，为武侠小说本身营构了一个更为广阔、深远的文字表现空间，同时也使武侠小说本身跳出了纯娱乐文学的文类范畴，有效地提升了这一小说品种在整个文学园地中的地位。”[4](P62)提高武侠小说的品位是金庸有意识地将武侠与历史结合在一起的主观因素。从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至封笔之作《鹿鼎记》都体现出作者的历史意识，虽然每部作品的历史含量不一样，但作品中的历史意识都得到鲜明地体现。《鹿鼎记》非常突出地体现出金庸将历史与武侠相结合的这一特点。现在笔者将从“演义历史，大民族史观和批判皇权人治制度的史观”三方面来探讨《鹿鼎记》中的历史意识。
大民族史观
“从《鹿鼎记》的书名和第一回的内容来看，小说似乎应写‘争斗’，但到了后来却越来越体现出‘融合’这一主题。”[10](P33)从这段话中可看出《鹿鼎记》不但写的是有关争夺政权的故事，更为重要的是民族融合的观点。《鹿鼎记》这一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清初这一社会矛盾尖锐，民族矛盾突出的时期。小说中涉及到汉、满、藏等民族之间的矛盾，甚至中华民族与俄罗斯民族之间的矛盾。就在这些民族矛盾中，作者将自己的民族史观表达得淋漓尽致。
《鹿鼎记》中塑造了康熙这一英明神武的满族皇帝的形象，从而成为本书中最光辉的形象，从书中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作者对康熙的敬佩。康熙不仅是满族这一民族的领袖，更是由汉、藏、回、蒙等多民族组成的国家的君王。他心中想得最多的是怎样让百姓过上好生活，而不是怎样让满族统治奴役汉族或其他民族。康熙这一广阔的胸襟远比那些反清复明的明朝遗民光辉高大得多。这些所谓的反清复明的义士心中是狭隘的民族观，在他们心中中国的皇帝只能是汉族人做，其他民族是应该被汉族奴役的。在他们心中非汉族的明君比汉族的昏君更坏，在小说中作者对这狭隘的民族观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讽刺嘲弄。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是一个武功高强、品格高尚、谋略过人的侠义之士，江湖上盛传一句顺口溜“谁人不识陈近南，自称英雄也枉然。”可见陈近南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物。但一涉及到政权斗争问题他就毫无办法，而对明朝和台湾郑氏的愚忠更是使他冤枉地丢了性命——被一个他忠心维护但又卑鄙无用的小人从背后插刀害死。就是这位踌躇满志、反清复明的大侠以无果而终，一生毫无作为，成为作者对天地会这类反清复明组织的辛辣讽刺，预示着像他们这样怀着狭隘民族观而去反清复明是不会成功的。
汉族大知识分子如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查继佐等虽然学富五车，通晓大义，但在对待民族问题上，也是被大汉族主义的狭隘民族观所限制。在小说的最后他们居然一本正经地苦劝出身于妓院，连父亲都不知道是谁，靠撒谎、溜须拍马而飞黄腾达的韦小宝作皇帝。
查继佐说：“决不是开玩笑，我几人计议了几个月，都觉得大明气数已尽，天下百姓已不归心于前朝。实在是前明的历朝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可是清廷占我们汉家江山，要天下汉人剃头结辫，改服夷狄衣冠，这口气总是咽不下去。韦香主手绾兵符，又得当今皇帝信任，只要高举义旗，自立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风景从。 ” [11](P482)韦小宝推辞说自己是小流氓做不来天子。但吕留良道：“凡英雄豪杰，多不拘细行，汉高祖豁达大度，比韦香主更加随便得多。”他心中是说：“你是小流氓出身，那也不要紧。汉高祖是大流氓出身，他骂人赌钱，比你还要胡闹，可是终于成了汉朝的开国之王。”[12](P484)
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宁愿推举一个流氓当皇帝也不愿一个异族明君来领导，更可悲的是道出中国的历史就是在不断地重复着以流氓来当开国皇帝的过程，这些人执拗于狭义的民族观中不能自拔。在他们心中只是存在着满汉之分，而根本没有从老百姓的利益着想，假如让韦小宝这样的流氓当了皇帝，天下百姓的日子就难过了。无怪乎康熙深感委屈的说：“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统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13](P460)
“金庸用历史的观点客观地分析了宋元更替，明清更替或者说是汉族政权被少数民族政权取代的原因，他试图阐释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不应该用民族来区分皇帝的好坏，每一个民族都有好的皇帝，也有坏的皇帝，不能单纯地囿于民族之分而对统治者进行主观的情绪的评价。”[14](P74) 《鹿鼎记》中真正光辉的形象不是陈近南、顾炎武等志于恢复汉家河山的人，更不是韦小宝这样的小流氓，而是康熙皇帝。从而可知金庸摒弃了大汉族主义的思想，提出了超越各民族差异的大民族史观。
在《鹿鼎记》中作者明确地提出汉、满、蒙、回、藏等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各民族是有机的统一体，少数民族和外国侵略者是不能同等对待的。在签订《尼布楚条约》这一节，韦小宝和索额图始终都在强调，满洲人、蒙古人、汉人都是中国人，毫无分别。还利用成吉思汗曾经占领过莫斯科，一直过到波兰、匈牙利，渡过多瑙河这一历史上的伟迹，从心理上战胜了罗刹使节，从而在以后的谈判中取得主动权。从这里便体现出金庸各民族融合的大民族史观，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伟迹，都是全体中华民族的荣耀。
在《鹿鼎记》的结尾处，作者交待韦小宝的身世。
“韦小宝说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儿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韦小宝道：‘外国鬼子没有罢？’韦春芳怒道：‘你当你娘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韦小宝这才放心，道：‘那很好！’韦春芳抬起了头，回忆往事，道：‘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子生得好，有点儿像他。’韦小宝道：‘汉满蒙回都有，有没有西藏人？’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之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15](P494--495)
金庸赋予韦小宝的身份是汉满回蒙藏五族的血统，从而韦小宝这个形象也就是民族融合的象征了。从他们的对话中可知，韦小宝和其母都不因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而感到羞耻，但要是外国人那就大大不妙了。所以作者借一小流氓和妓女之口说出了民族融合的大民族史观，从而与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侠义之士形成对比，批判他们在民族观念上还不及下层人民。
金庸曾经在北大演讲中就明确地提出他的民族融合的大民族观，他说“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我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坐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很多很多……。”[16]这种思想在金庸的小说中得到很好的贯彻，金庸不但摒弃了大汉族史观，而且在小说人物形象上少数民族形象甚至比汉族地更放光彩。大多数人都认为金庸武侠小说的第一英雄是萧峰，第一美女是香香公主，而他们都是少数民族。但金庸不是为了赞扬少数民族，贬低汉族，而是以民族融合为主题。“汉族文化给少数民族以典籍智慧，少数民族文化给汉族以新鲜活泼的生命力。”[17](P624--625)各民族相互融合，从而使中华民族越来越强大，金庸这种深刻的、进步的甚至超前的民族观，对今天的社会仍有重要意义，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 陈墨 《孤独之侠——金庸小说论》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0.9
[2] 陈硕 《经典制造——金庸研究的文化政治》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3] 胡小伟 《金庸小说的历史意识》 《嘉兴学院学报》 2003.3 第15卷第2期
[4] 张根柱 《历史文本的传奇化与文学文本的历史化——论金庸武侠小说的历史写作策略》 《华文文学》 2005.1（总第66期）
[11]、[12]、[13]、[15] 金庸 《鹿鼎记》 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 1985.9
[8] 张旭、林文普 《金庸小说的历史观及其社会现实意义》 《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2.1第一期
[10] 杨升 《〈鹿鼎记〉楔子与清初两大文字狱》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2.4 第24卷第2期
[14] 刘卫英 徐蓉 《浅谈金庸小说中的民族融合观念》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3.9 第16卷第3期
[16] 金庸论述 焦小云记录 《金庸的中国历史观——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明报月刊》 1994.12
[17] 陈墨 《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9
[ 本帖最后由 朱紫 于 2007-7-13 22:24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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