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笑傲江湖的金庸与金庸的《笑傲江湖》 [综合帖]

刘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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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论笑傲江湖的金庸》

       每当从电视或图片中看到似乎总在微笑、“满面佛光”的查良镛先生，我只是想问一声：查先生，你真的快乐吗？

       揆情度理，似乎再没有比查先生更不具备不快乐资格的人了。

       金庸的大半生功成名就、花团锦簇，近乎传奇。他名满天下，闻达于诸侯乃至海峡两岸最高当局；他富甲文苑，其财富较诸李嘉诚、郭炳湘等工商巨头或不足道，而在一干“爬格子”文人中却是自古及今一人而已。比之欧美日畅销作家的收入亦未遑多让。

       金庸于著述治学与经商办报两途均有绝大的成就。在香江一隅之地固然是大人物，却也是全球华人圈中的大人物。似乎真的象令狐冲之吹捧盈盈：得尽了天下好处。

       “九七”之前，有人猜度金庸颇有意于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的职位，金庸起而辟谣：“论名利，金庸所得，均比港督为多，金庸又何必图谋区区一介行政长官的权柄？”

       尤属难能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日益得到文苑推重，自林野而臻庙堂，金庸的文学成就亦渐为学界所公认。

       当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莫里哀分别完成他们最伟大的作品时，小说与戏剧完全不具备今日的正统地位，他们生前名气或许很大，但在当时的文坛及整个社会上不被看重，被认为只是一些些雕虫小技，不值一提。

       同样从事与被其时代认为“未入流”的文学品类的创作，而能及身见到自己的作品的经典化，金庸几乎是中外古今第一人。

       法兰西的查良镛要等到逝后一百三十年才获得入祀巴黎先贤祠的资格，中国的大仲马则身名俱泰，入牛津、剑桥为院士，入北大为名誉教授，入浙大为文学院院长，而且他得到了陈世骧、夏济安、何清涟、冯其庸、严家炎、钱理群、余秋雨、刘再复、陈省身、杨振宁等中华文化圈最高层级学人的几乎一致的推许。虽间有王朔、鄢烈山等人起而鼓噪，也正如蚍蜉撼树，无奈金庸的“大师”地位事实上早经确定，不可撼移。

       金庸无疑是极其幸运的一个人。

       但每次从电视或图片中看到似乎总在微笑、“满面佛光”的金庸，我总是想问一声：查先生，你真的快乐吗？

       这个问题势必牵涉到后期金庸皈依佛法之事。

       当代文人中最擅长四面树敌、不给人留一点面子的是李敖先生。金庸表白：“自从儿子去世后，自己精研佛学，已成为虔诚的佛教徒”，李敖的反应是：“佛经里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你有这么多财产在身边，又说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巨额家产呢？”金庸无言以答。

       李敖的解释是：“金庸的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

       除去“伪善”的讥评外，我非常赞同李敖的观点：金庸不是也难能成为一个虔诚纯正的佛教徒。

       论及传统文化对金庸的影响，人们往往过分重视他前期的‘崇儒’和后来的‘入佛’倾向。我倒分明觉得与金庸天性最接近的反而是三教中最不被重视的道家思想。

       假设不曾自幼接受时代书香的儒学熏陶，假设金庸一生未读佛经，那么“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夫子老二”和释迦文佛的学说与金庸不会有任何干系。但我敢断言：就算生于火星，就算金庸如令狐冲几乎从来不读书，就算他与老庄思想从未有过接触，金庸仍然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道家思想的“同路人”。

       “天生的隐士”一词是金庸对笔下人物令狐冲的考语，我们正可请君入瓮，将它套用到金庸本人头上。

       此一臆测应从以下事实得以证明：少年金庸两次因放言无忌而遭学校开除的经历；他对于“放下无求自在”的一贯追求；他“对于严守纪律感到痛苦的独往独来我行我素的自由散漫性格”（《探求一个灿烂世纪》）的自我认知；他自称“权力欲淡薄”，认为“且自逍遥没人管”是人生至大的欢乐；他对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这种“高明的自私自利”的推崇；《明报》事业在他手中三十年所坚守的自由主义立场……

       金庸至为崇仰的历史人物是功成身退飘然而去的范蠡与张良，金庸的毅然退出《明报》也与范、张的行事风格相近，体现了道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人生理想。

       金庸笔下最有光彩的人物，除个别例外，多染有浓重的道家色彩，如令狐冲、黄药师、郭襄、风清扬、杨过、张三丰、周伯通、任盈盈、何足道、韦小宝、石破天、张无忌诸人莫不如此。金庸对这些人的共同概括为“大吵大闹一通后飘然而去”。

        《金庸作品集》中所杜撰的种种神奇武功，从陈家洛的参悟“庖丁解牛”到后来的“空明拳”、“九阴真经”、“黯然销魂掌”、“乾坤大挪移”、“北冥神功”、“吸星大法”、“孤独九剑”甚至“葵花宝典”，其灵感也无不源于道家典籍。

       金庸难能成为“虔诚的佛教徒”，他是“杂家”，其思想与性情的底色则为道家，前期浸淫于儒学久，后期沉潜于佛学深，如此而已。

       金庸身上的道家特质出于天性，而非后天被动的接受，信从。我相信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主要得自先天生成，而非后天的环境影响。这一点在中国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及西方的“星座”、“血型”等“迷信思想”中均有所体现。近来更有“基因破译”的科学理论以为验证。

       金庸本人也将令狐冲称为“隐士”，并且是称为“天生的隐士”（《笑傲江湖·后记》）。

       《世说新语》记王衍之评山涛：“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

       苏轼自号‘东坡居士’，似乎也在以‘佛教徒’自居。然而诗人眼中的东坡却是与释家远，而与道家近；与佛陀疏，而与老庄亲。他自陈初读《庄子》的感受：“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刘熙载则认为苏轼诗“出于《庄》者十之八九”。（《艺概·诗概》）

       山涛与苏轼都不是被动地接受庄子学说，而是与庄周的精神契合，是睽隔千载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苏轼与金庸后天都受有相当程度的儒学与佛学影响，但他们“自由人”的本性无从更改，其主流与底色仍为道家。

       他们是道家思想的“同路人”而非“追随者”。

       苏轼更接近庄周而金庸更接近老子。

       古人云：“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既将金庸定位为“天生的隐士”，那么他算哪一种呢？都有些仿佛，又都不是。其实金庸是隐于佛，刻薄点说，就像鸵鸟之埋首沙丘，金庸是将破碎甚至绝望的灵魂栖隐于释迦的寂灭之说，来寻求逃避与解脱。

       欧阳修在《释秘演诗集序》中说：“曼卿隐于酒，而秘演隐于浮屠”，栖息于佛学的隐士，古已有之。

       概括言之，金庸既是功名之士，兼具隐逸之心；既入世，又出世；其行为入世，而精神出世。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言：以出世精神来做入世事业。

       王国维自沉之后，吴宓深有所感，在与陈寅恪的谈话中，提出了“二马之喻”：两条处世之道，或积极入世谋求功利，或怀抱理想恬然退隐。如果硬要二者兼得，就如同二马并驰，两只脚分别踏在它们背上，勉强要求它们并驰一途。然如果控制不当，则二马分途而奔，自身必将受车裂之刑矣。

       金庸“皈依佛法”之后，并不曾减少更没有放弃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和干预。相反地，介入层面更广而干预程度转深。从他的立身处事上也看不出太多“四大皆空”的觉悟，而分明是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态度。

       倡言放弃一切作为的是庄子，老子则否。对《道德经》中“无为而无不为”一语历来有不同解读，我的理解是：之所以“无为”正是为了“无不为”，这种解释至少用在金庸身上未有失当。林语堂对《老子的智慧》径以‘老滑’评之，对金庸一生尤其是后半生的作为，除‘老滑’二字外，我也找不到更好的概括。

       与其说金庸近于佛，勿宁说更近于道；与其说金庸近于庄，勿宁说更近于老。

       鲁迅与知堂兄弟都认为国人思想的根柢乃是道教（家），而金庸身上具有中国文人的典型性格。他的一切优点与缺点几乎都是‘完全中国’的。梁羽生乃以‘洋才子’目之，尤属皮相之见。

       金庸的本性是自由主义者，是隐士，无奈当今之世久无桃源南山可供归隐。今日此地要获自由，则鱼与熊掌必须兼得，金钱与书籍不可或缺。财产、地位可使金庸获得行动上的自由，“且自逍遥没人管”的自由；而佛经及其他典籍则可使金庸获得心灵上的自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由。

       于是我们看到的金庸，一方面精研佛学，另一方面却又坐拥数十亿家产，出现于各种场合，参加各种活动，发表各种见解，并乐此不疲。

       金庸的“隐于浮屠”，无从证实其“虔诚佛教徒”的自我认知。入佛仅是一种手段与凭籍，仍无损于金庸的“隐士”本色，同时也就难逃李敖的“伪善”之讥了。

       问题是：别人也倒罢了，金庸有什么资格不快乐以至于要从佛学中寻求逃避解脱？

       吾人请试论之：

       第一，金庸有极深的人伦隐痛。

       “母亲和我最亲爱的弟弟都是在抗日时被日本人间接害死的”（见金庸与池田《对谈录》）。其母因“战时缺乏医药照料而死”。《书剑》中陈家洛吊祭之母一节，情意真切，应有本人的情感投注。其弟死因金庸不曾细说，十几岁的少年遽而夭亡，诚堪痛惜。

       1950年查枢卿先生被国家政权以“反动地主”的罪名枪决，后虽予以平反并致歉于金庸，无补于人子的惨痛。“倚天”中的张三丰临摹《丧乱帖》“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罹荼毒追惟酷甚”时书空咄咄，忽忽如狂。王羲之、张三丰那“字作丧乱意彷徨”的心境，金庸也曾身历。

       1976年，金庸长子查传侠以十九岁的英年自杀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庸“伤心得几乎自己也跟着自杀。”四个月后金庸为《倚天》写出《后记》；“……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也肤浅了，真实人生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我还不明白。”

       金庸于丧父、丧子之时都曾几日几夜地痛哭。后来他又多次表示对处决老父的那个政权并无恨意。我相信金庸于此并无诳语。然而有没有恨意是一回事，有没有痛苦则是另一回事——有时仇恨且有助于消解痛苦。

       金庸极重亲情，却接连遭逢丧母、丧弟、丧父、丧子且均非自然死亡的惨祸，心中凄苦莫可言喻，中心藏之，又何日忘之！

       第二，金庸内心的痛苦有来自地域文化的影响。

       在提及近世海宁乡贤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时，金庸写道：“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书剑·后记》）。

       这分明是金庸的夫子自道。能如此深入地体认海宁人物的共同禀性是因为金庸“心有戚戚”而致同病相怜。

       金庸与王、蒋、徐诸先生不同程度地拥有源自海宁潮的天性与禀赋。他与蒋百里、徐志摩且有相当深的血脉关联。金庸称蒋百里的女公子蒋英为表姐，而徐志摩的姑姑正是金庸之母。

       尤其可注意的是：三（四？）个人身上都有某种厌世轻生的倾向。蒋百里于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任内开枪自杀获救；王静安“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自沉于昆明湖；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但此前情绪极其消沉，多次发出类似“这魂魄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的哀鸣。我也曾于《连城诀》读到一个对人性绝望到近乎崩溃的灵魂。查传侠自杀后，金庸也坦陈自己曾有过从亡儿于地下的心念。

       沈西城谈到：“一个作家做到金庸的地步，可谓苦乐兼尝。他一方面享受成功带来的乐趣，另一方面又受着精神压力煎熬的苦处，正是茫茫然不知所措。 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便是受尽这种心情的煎熬而踏上自毁之路的。 金庸比川端康成聪明得多，在事业上，他有《明报》，让他享受成功的果实，在精神上，他籍自潜修佛经和围棋来得到解决，所以他能超脱，不会有任何困扰。”

       从佛学中，金庸获得了心理平衡与精神寄托：“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大疑问，我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见《探寻一个灿烂世纪》）

       第三，金庸有非常惨淡的家国情怀。

       百年前的倭仁，徐桐犹能自慰：虽不及欧美富庶雄强，要论道德文章，中国终是天下第一。这种论调到了王国维、陈寅恪一辈就已经很难自欺了。再到金庸、高阳一代，答案久已彰明昭著地摆在那里：国势不强，这个民族的文化在世界上就没有地位甚或被认为毫无价值。

       高阳生平至感遗憾的是：没有学好英文，不能将己作亲手移译而使欧美人士亦得见识高阳小说写得如何之好。

       金庸、高阳的文学成就未必逊色于欧美名家，而文人著述总切望得到更大范围、更多人的欣赏，这都事属寻常。

       不寻常的是：当北海太守孔融被困于黄巾贼迫不得已向刘备求援时，至感荣宠的反而是被求助的一方：“孔北海亦知世间有刘备耶？”（《后汉书》），至于吾家玄德公久闻海内大名士孔融其人，则属题中应有之义，毫不稀奇。

       盖孔融，刘备二人在当时的位望，势力相差悬殊远不相侔也。

       没有一个欧美作家抱憾因不曾没有掌握中文而失去十三亿可能的读者。以欧美之雄强，其文苑艺界诸名家亦必为举世所瞩目。其作品自由各东方民族最优秀的学人译者争相绍介。

       高阳此念此语，充分表露了处身于一个世界二、三流强国，中国文化及中国文化人的尴尬与困窘。

       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其缘由人言言殊，众说纷纭。陈寅恪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王国维无力承受这种痛苦，终致率尔自戕。

       金庸像他的海宁前辈王国维一样，身罹此痛。相较于此一痛苦，其他各种苦难颇减份量，如此消除此一痛苦，一切牺牲在所不计，在所不惜。

       只要金庸能使自己相信造成父亲死亡的那一势力同时有助于中国的复兴和传统文化的重光，他是能够相对平和地承受、处理此事的。因此在其父遇害后金庸“很悲伤，但没有怀恨在心”。至于他近来所发“新闻记者应向军队学习”的惊人之论就不难理解了，只要能促成国家强大，牺牲一些些新闻自由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记者学军”于国家有何裨益正可商榷，金庸那份对神州故国及传统文化的强烈归属感和炽热恋情委实可敬可悯。

       金庸晚年言行可议处正多，但如傅国涌那样，将金庸的做法完全解释作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精确算计，未免有失公允。虽不能排除讨好当权者的用心，金庸所言所行多是受心中民族情绪控制，几乎有几分身不由己。

       只是金庸对国家强大的热望近于偏执，身上的民族主义情绪近乎狂热，从佛教的本初教义而言总是“有所执”罢？

       下面我尝试推想金庸这份家国情怀德来影去踪：金庸生于1924年，其时蒋的北伐军已如箭在弦，不数年便削平群雄，中国复归一统。1928-1937年，在全球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中国发展速度应属难得。无奈倭贼不欲坐见华胄的壮盛，悍然西侵，八年苦战，与美国协同作战，虽取得了百年来国际战争的第一次胜利，赤县神州却已是“残山剩水无态度”，国穷民困，“惨胜”而已。加以国民政府措置失宜，贪腐横行，民不聊生。少年查良镛面对国事蜩螗，国运不张，且身经丧乱，满目兴亡，谅必忧心如捣，有何快乐可言？

       其后国共内战，中共开国，一时确有除旧布新，发愤为雄的气象。金庸感叹：“我国自唐汉以来，直到今日才有真正再有泱泱大国之风”。其时心中正有无穷热望，并曾北上入京试图以自己的国际法知识为新朝效力，虽铩羽而归，也无怨悔。无奈其后除了创办《明报月刊》，在“破四旧”的喧哗与骚动中“保藏一些中华文化中值得珍爱的东西”之外，金庸虽心忧故国，却完全无能为力。

       皈依佛法，此正其时。

       第四，金庸身上有太多不可调和的矛盾需要调和，心中太多无力解决的冲突仍待解决。

       古来文人就没有不矛盾的，但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如此繁杂而剧烈的矛盾冲突如金庸者，仍属罕见，一旦从金庸身上发现某一性格特征和思想倾向，我们立刻可以找到与此正相反的性格、思想也正存在于此人身上，且难分轩轾。

       金庸其人既有恢廓大度的一面，又有睚眦必报的一面；既有向崇高人格理想的践履，又不乏庸人气息；既是“世故老人”，却又童心未泯；既乐天知命，又悲观厌世；既尊尚文化，又政治本位；既矫矫不群昂首天外，又不免对大政客的英雄崇拜；既崇尚自我，又强调群体；既道学气十足，又时而放浪形骸；对名利既趋之若鹜，又似避之唯恐不及；既是功名之士，又具隐逸之心……

       金庸内心满是困扰：儒、释、道三家的莫衷一是；从商、论政、治学、述侠的轻重权衡；希望与绝望的瞬息更变；色与空的迷茫莫辨；“可爱”与“可信”间的依违不决；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忠与孝的两难；神与魔的对垒；天人交战……，一时间金庸分明已达到接近鲁迅的思想高度，随即又退回到离辜鸿铭老先生不到五十米的地步。

       金庸如身中“玄冥神掌”的张无忌，一阴一阳，一冰一炭集于查氏一身，当此境遇，欲求心魂的自在无碍，岂可得焉？

       金庸的复杂、矛盾成就了他笔下人物的奇情壮彩，作品的瑰丽变幻而不可测，同时却也造成他精神上的大苦恼。

       佛陀于是入于金庸之心。

       金庸于是入佛。

       谈到金庸的入佛，《素心剑》（《连城诀》）一书不可不读。此书是金庸作品中最为独特的一部，与其他十四部小说一起编入《金庸作品集》，一时竟有鹤立鸡群或鸡立鹤群的突兀之感，不协调的紧。这一篇相对较短的作品，却对其他十四部在理念上构成了颠覆罪，或是一，或是十四，其间总有一项不真实或不够真实，掺杂有太多“瞒和骗”的“童话”成分。


       《素心剑》是一本描写苦难与欲望的“言志”之作。狄云身上仿佛浓缩了五十年来历次运动中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的全部苦难，似乎凝结着近代一百五十年来国人兵罅偷生、前路无望的一切祸殃，也似乎积存着中华五千年兆亿民众挣扎求生、死里求活的所有伤楚。



        而造成这大苦难的，是人性中的贪婪与邪恶，是人心中的魔念！



        只有这部书中，金庸才真正抛开一切粉饰与遮掩，对人性作出切实而痛苦的揭示。



      “我写的武侠小说…… 偶然也有一些对社会上丑恶现象与丑恶人物的刻画与讽刺，然而那只是兴之所至的随意发挥。真正的宗旨，当是肯定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和崇高、崇高思想使读者油然而起敬仰之心”（P275）由金庸的此段文字不难看出他在描绘自己所见的社会现象和人物时绝非不偏不倚，如实道来，而是有所侧重，有所遮瞒。摹写美善则浓墨重彩，大肆渲染，刻画丑恶则轻描淡写，若不经意。这固然是武侠小说这一文学品类的内在要求，却也是出于金庸的“有意为之”。



       金庸对池田大作说过：“我的小说往往把友情过分美化了，理想化了。”其实金庸所加以“美化与理想化”的绝不仅止于‘友情’，而是美化理想化了整体的人性。这一倾向在《素心剑》中接近于零，于是人性在此书中袒露了几乎全部的真实与荒诞。



       冯其庸陈赞金庸小说“无一雷同，无一复笔”此语大致不差，但仍有例外。金庸笔下就多次重复出现过大恶人因滥杀无辜有愧于心在临敌之际神志错乱致使为敌所乘的情节。《素心剑》则大为不同：“万震山（自认为）将师兄戚长发杀死，将尸身砌在墙中，藏尸天迹，他做了这件事心中不安，得了离魂病，睡梦里也会起身砌墙。不，他不是心中不安，他是十分得意，这砌墙的事，不知不觉地要做了一次又一次……刚才他梦中砌墙，不是一直在微笑么？”（《素心剑》三联版P357）



      两相对照，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何者更接近人性的本来面目？



       若谓：两者都有现实可能性，那么何以前一种情节在金庸笔下多次重现，而后一类则仅此一见？



       华罗庚称“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诚属见道之言。武侠小说确有张扬美善、隐讳丑恶的“瞒和骗”的成分，代表武侠小说最高成就的《金庸作品集》亦未能免俗。《素心剑》则是一个异数。



       近代以来，不乏虐杀数百万上千万生灵的独夫民贼，只是从他的谈话及文字中，我们感触到一种“天生德于予”的浩然正气，全不见“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的细微迹象。



       在红色高棉治下300万柬埔寨平民惨遭屠杀，当美国记者问及此事时，波尔布特先生瞪大了眼睛，满脸无辜的表情：“你可以看着我的眼睛，我是一个野蛮人吗？一直到现在，我的心都是清白的。”



       夫复何言？



        相较于“连城诀”，我更喜欢原先“素心剑”的书名，应是出自陶渊明“闻多素心人，相与数晨夕”的句子。只是书中的“素心人”多乎哉？不多也！全书数十人物，称得起这一名号的不过丁典、凌霜华、狄云、水笙、戚芳寥寥数人而已。余者都是人性被各种欲望和恐惧所扭曲的“社会的人”，“书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处芷着魍魉和鬼蜮”（陈世骧评《天龙》语），这一点，《素心剑》较之《天龙八部》尤甚。



       如此江山如此路，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水笙说：我等了你这么久！我知道你终于会回来的！”书末水笙与狄云不约而同地前后回到荒蛮的雪谷，两个“素心人”，同命鸳鸯，相依为命，而与红尘隔绝，正是不得不尔。因为人心太可怕，他们别无他处可去！



      我读到此书幽微之处，不禁毛骨悚然，有一种怕敢读下去的恐惧，又猜想作者在写此书时，内心该是何等的荒凉与绝望。



      我总感觉：只有这本书背后所隐芷的才是接近于完全真实的查良镛先生。去伪装，少遮瞒。



      金庸将一切看得太透，太明白，而情愿糊涂。



      佛学不能使人更糊涂，却有助于金庸把世事看淡一些，看得更疏离一点。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先生有言：“宗教是民众的麻醉剂”，对编户齐民如是，不料，对通人如金庸亦复如是。



      相信金庸在五十岁前后的“封笔”也与此有关。此前的种种“美化、理想化”尤可自欺。怪自己少不更事，过于轻信，而过了“知天命”之年，再这样做，将一切美化、理想化、童话化，总不成个样子。



      金庸越来越难以自欺了。



      金庸自言他写作的动力是“自娱娱人”，但“几十部写下来，娱乐性也差了，现在娱乐自己的成分是越来越少了，主要都是娱乐读者”（传P171）



      折磨（欺骗）自己去娱乐（哄骗）读者，智者不为也。



  

      金庸于焉封笔。

      于是，金庸在十数年间写出了十五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江山》到《鹿鼎记》完成了一个轮回：始于书剑飘零、指点江山，终于逐鹿问鼎、一争天下；始于乾隆的少不更事，终于康熙的老谋深算；始于红花会，终于天地会；始于满汉之争，终于满汉全席；始于“庖丁解牛”，终于‘神行百变’；始于天山，终于鹿鼎山；始于残缺的英雄，终于完美的流氓；始于查良镛自撰联语为回目，返祖为取查慎行的诗联为回目；始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忧郁，终于“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强自宽解；始于“齐人有一妻一妾”的茫然，终于唐伯虎坐拥七美的坦然；始于万隆会议开幕的序曲，终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尾声；始于书、剑，终于鹿、鼎；始以江山，终以天下……

       此中因缘，殊不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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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第二部分      

[   灭，灭门，灭灭门，灭灭灭门……———相斫书《笑傲江湖》  ]     



       ‘对敌须狠，斩草除根，男女老幼，不留一人！’
            ——恭录  《文成武德、仁义英明日月神教东方圣教主宝训第三条》

                                 一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做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鲁迅《小杂感》

    “《笑傲江湖》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金庸）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见《后记》），因此，小说劈头盖脸第一章就是《灭门》故事，揭示了政治生活的血腥残酷。

    灭谁的门？林震南一家吗？

    不是！起码不全是！

    “灭门”的情节贯穿整部《笑傲》始终：林震南之前，华山派‘剑宗’几乎被灭门；之后，是刘正风一家被灭门；曲洋被灭门；恒山这一门派险些被左冷禅灭门；童百熊(将)被灭门；东方不败和他的爱人同志杨莲亭被灭门；天门道人和他的弟子们被灭门；华山、衡山、泰山、嵩山四岳门派被灭门；青城门派被灭门……

     最后，文成武德、泽被苍生圣教主任我行规划了前无古人、史无前例的‘一统江湖’的伟大目标，要把整个正教，包括少林、武当、恒山、丐帮……诸门派全部灭门。可惜天妒英才、天不假年，为山九仞，终竟功亏一篑！

     灭门，倒灭门，不灭门。灭门的被杀于倒灭门的。不灭门的或当作灭门的而被杀于倒灭门的，或当作倒灭门的被杀于灭门的，或并不当做什么而被杀于灭门的或倒灭门的。

     灭，灭门，灭灭门，灭灭灭门，灭灭……

     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指出：“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

     梁启超曰：“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中国之旧史》）

    《笑傲江湖》浓缩了一部《二十六史》，是一本具有典范意义的“相斫书”。

    《笑傲江湖》亦书亦曲，作为一部乐曲，它有两大旋律，一隐一显。‘笑傲’‘自在’是主旋律，其音也显；‘相斫’‘灭门’是副歌，其声也隐。

     两大旋律摩荡冲撞，造就《笑傲江湖》这部乐曲、这本书的伟大。

     令狐冲所要‘笑傲’的正是那动辄‘灭门’的‘相斫’‘江湖’。


                           二


     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在经历了青城派野蛮血腥的‘灭门‘事件之后，整个江湖又立马云淡风轻、天下太平了。人们除了关心那部《辟邪剑谱》的最终归属外，整件事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

    ‘灭门’罪行的主谋与首犯余沧海先生在百忙之中，拨冗来到三湘，参加衡山派第二号政治人物刘正风同志‘金盆洗手’的退休典礼。与华山岳不群、泰山天门道人、恒山定逸师太、丐帮副帮主张金鳌等‘正教’同仁把酒言欢、雍容揖让，好一派安定团结的氛围。

    ‘江湖’世界是只讲利害，不讲是非的。

     没有人心痛，没有人质疑，没有人愤怒……

     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更是武林、江湖的不二法则。只要余观主坚定地站在‘正教’方面，与魔教势不两立，做坚决的斗争，灭了个把‘门’算多大点屁事呢？

     至于刘正风同志，丧失革命立场，居然跟魔教长老曲洋合伙搞什么艺术创作，合奏什么《笑傲江湖》之曲？！据嵩山派费彬估计，一旦刘、曲二人多弹几次这首曲子：“不但要害死武林中不计其数的同道，而且普天下善良百姓都会大受毒害。”

     既然刘正风站错了队、屁股挪向了世仇，那就决不可容情了！对他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残忍。费彬仁至义尽，争取最后一次挽救他“刘正风听者：左盟主有令，你若不应允在一个月内杀了曲洋，则五岳剑派只好立时清理门户，以免后患，斩草除根，决不容情。”可惜刘正风鬼迷心窍，仍是坚持与魔教长老继续搞音乐，他一家惨遭‘灭门’之祸正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了。

     “费彬将令旗一展，朗声道：‘自来正邪不两立，魔教和我五岳剑派仇深似海，不共戴天。刘正风结交匪人，归附仇敌，凡我五岳同门，出手共诛之。接令者请站到左首。’

　　天门道人站起身来，大踏步走到左首，更不向刘正风瞧上一眼……

    岳不群长叹一声，走到了天门道人身侧。劳德诺、岳灵珊、陆大有等也都随着过去……

　　定逸师太合十念道：‘阿弥陀佛！’缓缓走到岳不群之侧，说道：‘魔深孽重，罪过，罪过。’座下弟子也都跟了过去。”
                                     ——《笑傲。洗手》

     这几位‘正教’大政治家在关键时刻经受住了考验，眼睁睁地看着嵩山派大侠大展神威放手屠戮刘家一门良贱，老幼妇孺、门人弟子皆在除恶务尽之列。为‘正教’事业的发展去除了隐患。功德无量啊。

     在险恶的对敌政治斗争中，立场问题是第一位的，悲悯之心决不可有！那个愚昧的农夫把冻僵的毒蛇捂在怀里，蛇一旦苏醒，生生咬死了农夫。血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三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会员，我不是工会会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 德国新教神父马丁，镌于美国波士顿犹太大屠杀纪念碑


     当林震南一家被灭门后，刘正风很识时务，他不会对余沧海作任何指责的，当他自己被灭门时，也没有人说话；

     当刘正风一家被灭门时，天门道人坚持了正确的阶级立场。当他和弟子在嵩山被屠杀时，也没有人说话。

     当林震南、刘正风两家被灭门时，恒山派是相应不理的，因此当左冷禅的屠刀指向恒山悬空寺时，也就永远不会有人说话了。

                     ……   ……   ……   ……  ……
     左冷禅之流的政治家先用一些‘绝对正确’的意识形态话语悬到众人头上，然后利用人性中固有的自私与怯懦，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以此来宰制天下，敲扑生民脑髓……

     可怜的东方不败，他首先制定了“对敌须狠，斩草除根，男女老幼，不留一人！”的伟大原则。但在实际执行上，对政敌既不能斩‘草’（任我行），更没有做到绝‘根’（盈盈）。这种错误是致命的无可挽回的.钱钟书“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的观点在此得到的是反面的印证。

     “东方不败道：‘请你饶了杨莲亭一命，将他逐下黑木崖去便是。’任我行笑道：‘我要将他千刀万剁，分一百天凌迟处死，今天割一根手指，明天割半根脚趾。’东方不败怒叫：‘你……你好狠毒！’”（《绣花》）

     你没有狠心灭别人一门，那么别人就要灭你一门良贱了。你不杀他他杀你，领袖早有明训啊。

     东方不败做不到任我行的狠毒，‘厚黑学’上的修养不够，最终名裂身败，消失在东方的地平线，怨得了谁呢？


                            四

  

    “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狂人日记》

     金庸认为：自己与鲁迅最大的区别在于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自己不是。

     因此，鲁迅笔下的‘狂人’从三千年‘仁义道德’的辉煌历史中看到了‘吃人’，而金庸这个庸人仅仅在‘君子剑’的画皮后看到了绵延3000载的“灭门”。

     《鹿鼎记》受到《阿Q》影响，无人不知。其实，《笑傲江湖》也颇有《狂人日记》（或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

     ‘灭门’是现象，而‘吃人’是本质。自古帝王对付臣下最常用的惩罚是‘满门抄斩’‘诛灭九族’，无非是‘灭门’的官方用语。

     要讲‘灭门’，明成祖朱棣是其中佼佼者。他篡夺侄儿帝位之后，对大儒方孝孺采用了‘诛十族’的方式，在九族之外，添加了‘学生族’，实为与时俱进的典范。与嵩山派诛灭刘正风的弟子门人是一脉相通。

     让我们重新记忆这些光辉的名字：嬴政、黄巢、成吉思汗、张献忠、多尔衮、乾隆、洪秀全……

     他们或因为曾‘一统江湖’而被后人称颂，或曾领着一群穷棒子造反而被认为‘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他们最大的功业建立在擅长‘灭门’的基础上。不断的灭门、镇压、屠城、坑杀、民族灭绝……

    ‘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人被倭贼戕害，我们没有忘记。但是否还记得‘扬州十日’（清兵屠城10天，纵兵抢劫屠杀，约80万人惨遭杀害）、‘嘉定三屠’‘江阴三日’呢？

     张献忠在四川几乎把人全部杀绝了，逾千万的白骨。并且为后人留下了‘杀杀杀杀杀杀杀’的‘七杀’遗训……

     黄巢所过，无不残破。800万生灵涂炭，在广州一城就屠杀了30万……

     于是，这个民族在长久的‘灭门’‘倒灭门’中，日益滑向卑劣、怯懦、兽性、凶残……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见《狂人日记》）

     屠宰场上，当第一只羊被杀，剩下的羊只全部跪了下来，不响也不动雕塑一样，满眼含泪，等待屠刀。

     啊啊，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当满洲辫子兵浩荡南下时，一声‘鞑子兵来’，所有的汉人漫说抵抗，连逃跑的勇气都已丧失，一行行跪倒在街旁，等着解脱的那一刻。

     每当看到这些记载，我总是满眼含泪——我知道那个人就是我！

     伟大的国家，可哀的民族，可耻的我自己！

     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太多这样的新闻：一个并不凶恶的歹徒却能震慑一群人，当他滥行抢劫、强暴、屠杀时，我们自幼被教育要见义勇为的人民，好像没有见到一样，我们管这叫作‘成熟’，殊不知我们的脊梁早已在历代统治者的灭门游戏中被彻底敲断了。

     我们参与了‘灭门’，我们为别人被‘灭门’而衷心歌颂杀人者的屠刀，我们终于将被‘灭门’……

     这个民族将要被‘灭门’，凶手不是万恶的帝国主义者，正是我们自己！”。

     周作人说“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此种现象，除中国嗜杀之说外别无方法足以说明。”针对天津“清党”时上万人围观两名女革命者就刑时看稀奇的无聊，周作人一种绝望之情溢于言表，“这实在是一个奴性天成的族类，凶残而卑怯，他们所需要者是压制与被压制，他们只知道奉能杀人及杀人给他们看的强人为主子”。

     而胡适先生预言：“一个现代的国家绝不是靠一群奴隶能够建成的”！


                           五


      “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痛，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鲁迅    《病后杂谈之余》


     余沧海灭了林震南一门，终于青城一门亦被林平之灭绝。左冷禅并派不成，想要灭掉恒山一门，最后反而是他的嵩山一门靡有孑遗；东方不败、杨莲亭要灭童百熊一门，最终二人也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似乎天道好还，报应不爽，尽够我们得到安慰的了。

     然而并不尽然，‘江湖’是一个放大了的丁春秋的‘神木王鼎’，聚集了所有的毒虫互相吞噬、撕咬，剩下那一个才是真正的万毒之王，江湖是属于他的，不是我们的。

     方证、冲虚等人当然是了不起的政治家，但中国古代（尤其在乱世）取得最后胜利的政客永远都带有痞子赌徒流氓性格。金庸含蓄的表明“政治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任我行不死，没有人能阻止他一统江湖的步伐。冲虚的种种妙策读者看着都有些悬乎，能制得了任我行吗？

     当任教主重返黑木崖他老人家就已经晓谕我们这些狗彘不如的教众了“若有谁胆敢作逆造反，不服令旨，那便严惩不贷。一人有罪，全家老幼凌迟处死。”众人战栗恐惧，齐声道：“属下万万不敢。”

     任教主死了，还有隋我行、舜我行；任我行不在了，终有任天堂、任逍遥……

     唯‘灭门’的伟大精神，‘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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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一九八四》与《笑傲江湖》     2007-04-14 18: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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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桥先生为金庸的《明报月刊》做过12年主编，1988年，又就聘为《明报日报》总编辑。他当年“读金庸写袁崇焕的时候，觉得笔调和佈局都超出了中国史家的规矩和视野，后来在金庸府上的书房里果然看到几部斯特拉奇的传世之作”，言下之意是金庸的《袁崇焕评传》与斯特拉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一样，“兼俱深远的史识和清明的文采”，而前者文风必然受到后者影响。

    读到老董这段文字，我非常好奇：不知在金庸那堪称‘书城’的大书房里，董桥有没有看到两本小册子，也是英国佬的作品——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庄》？

    奥威尔1948年完成政治寓言小说《1984》，第二年出版，在英国首印2.6万册，在美国首印数为56万册。到今天，此书以60种语言，全世界共发行5000多万册。

    金庸在1967年创作《笑傲江湖》之前，没读过《1984》?可能性有，然而，微乎其微。

    1946年，当时的金庸，20岁出头，已经在阅读英文原版的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了，他的英文没有问题，不需要借助翻译。金庸自称：“我看的英国书多。受那边大学的影响也深，我也喜欢法国、意大利……”（《金庸传〉381页），在欧洲文化大国中，似乎金庸还是对英吉利更偏爱些。

   《1984》是小说，金庸喜欢小说；奥威尔是英国人，而金庸欣赏英伦文化；〈1984〉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寓言小说，而金庸不消说，对政治的关注，与生俱来、贯彻终生。

   “他生活中的主要兴趣仅集中于两种酷爱之事上——文学和政治”，这话说谁呢？


    不是金庸!是美国作家迈耶斯在〈奥威尔传〉中对传主的认知.

    金庸又何尝不是这样？只不过次序要颠倒一下：“金庸生活中的主要兴趣仅集中于两种酷爱之事上——政治和文学”。

   〈1984〉出版于1949年，〈笑傲江湖〉撰写于1967年，18年间，金庸没有读过〈1984 〉，可能性极微，虽不能完全排除。

     果真没有读过，那就充分验证了钱钟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论断；如果此前读过<1984>,那么，金庸就堪称落实‘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最高指示的光辉样板。

     前两年，满世界喧传“金庸承认〈笑傲江湖〉发生在明朝”，乍闻此语，不禁莫名惊诧：金庸不会这么瞎扯罢？

     看了最近出版的〈金庸散文集〉，我才回过神来。

     北大学生提问：“《笑傲江湖》的时代背景是否明朝正德至崇祯年间？ ”

     金庸是这样“承认”的：“大致是明朝吧，没有具体时代背景。因为我想这种权力斗争、奸诈狡猾，互相争夺权位的事情，在每个朝代都会发生。如果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反而没有普遍性了。这位同学估计是在明朝正德至崇祯年间，我想他很有历史知识，大致差不多。 ”

     一头一尾，都在'承认'，首尾之间的每个字，又无一不在'否认'。这一回答，与〈笑傲。后记〉中“因为想写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所以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说的还是同样的观点。

     金庸这个人，非常厚道，也非常世故。好在他的世故，往往表现得非常厚道。例如这次答问，就给足了提问者面子，表扬他“很有历史知识”，避免伤及年轻人的脆弱自尊。在下妄作解人，解析如下：《笑傲江湖》确实、绝对不存在历史背景问题，但你一定要说它有历史背景，那么，此书确实与朱明一代更为契合。

     如果〈笑傲江湖〉是历史小说，那么，我认同克罗齐“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的观点，然而，〈笑傲〉之后的〈鹿鼎记〉才被金庸认作“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鹿鼎。后记〉）。《笑傲江湖》却并非历史小说，“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它不像〈鹿鼎记〉，更像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和〈1984〉，是一个政治寓言传说。

    “寓言”也不能完全与现世隔绝，〈笑傲〉不可避免会在官制、服饰或其他方面带有明代或其他朝代的印记，以此来坐实〈笑傲〉的历史背景，未免有些个胶柱鼓瑟。

    奥威尔〈动物农庄〉中那头猪领袖，名字唤做拿破仑，我们是否可以以此断言：书中曼诺农庄的这些畜牲生活在拿破仑。波拿巴或者是路易。波拿巴时代的法兰西？



    曼诺农庄与人类、与其他农庄，无从完全隔绝，然而，关起农庄大门，这个‘动物世界’就隐喻着一整个国家，一个大的社会。



   《笑傲江湖》与《动物农庄》在这一点上，非常相似。“江湖”与外面的世界，不可避免地存在交错。但是，金庸似乎刻意把这个‘江湖’，与外面大皇帝管制的‘天下’，尽可能的撇清关系。‘江湖’由‘正教’与‘魔教’两方势力组成，然而，对于朝廷，两方都持一种坚决的排拒态度。刘正风要‘金盆洗手’，弄了个朝廷的‘参将’官位，前往致贺的‘正教’成员皆深为不齿，认为是‘自污’之举。而当恒山派女尼遭遇令狐冲假扮的‘吴天德参将’时，开始也有人疑心“只怕他是魔教的奸人，在此向咱们挑战”，马上有人坚决地予以否定：“魔教中人决不会去做朝廷的军官，就算乔装改扮，也当扮作别种装束”（三联版873页）——似乎这是当时的‘江湖’常识。



    一般情况下，相对于‘庙堂’，才有‘江湖’的概念。‘居庙堂之高’是‘在朝’，‘处江湖之远’，是‘在野’。但，任我行所要‘一统’而令狐冲想要‘笑傲’的‘江湖’，不是酱紫。



    “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而这些‘政治现象’，金庸是以‘江湖’为背景展开的——他把‘江湖’与‘天下’尽量隔绝，写的是‘江湖’中的‘在朝’与‘在野’，刻画的是‘江湖’范围内的权力争夺。在〈笑傲江湖。后记〉中，金庸一开头就写道：“所以一向有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有一点必须首先确认：书中的“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与‘朝廷’‘天下’无关，金庸写的是‘江湖’‘绿林’中的“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



    此时的‘少林’‘武当’‘华山’‘青城’各派，与其他武侠小说中的‘门派’，绝对不是一回事，他们象征着各种政治势力，而不仅是一帮豪客散人的乌合。岳不群令狐冲的‘华山派’，与穆人清袁承志的‘华山派’均以西岳为活动基地，但是，两者绝无传承关系，完全是两码事。



    在〈动物农庄〉，关起曼诺农庄的大门，这个‘动物世界’就隐喻着一个国家，一个大的社会；在〈笑傲江湖〉，与‘天下’隔绝，‘江湖’本身就象征着一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现代意义的‘天下’，就是‘全球’。



    当‘江湖’隐喻一国时，是一种战国、三国或北洋时期群雄并起的乱世，金庸本人不可能反对‘一统’，他反感反对的，恐怕是秦始皇那种伴随疆域一统而来的思想钳制、精神一统。与《一九八四》齐名的另一部‘反面乌托邦’小说《我们》出版于1932年，书中的国家，就叫做‘大一统王国’，这个伟大的国度，全体国民在‘大恩主’的英明领导下，在《守时戒律表》的光辉指引下“在同一小时、同一分钟，像一个人似的一齐起床。在同一小时，几百万人一齐开始工作，又一齐结束工作。我们融合成一个有百万只手的统一的身躯，在《守时戒律表》规定的同一秒钟，把饭勺送进嘴里，在同一秒钟出去散步……”更重要的是全体国民被灌输了同一的思想，仍然有一小撮‘坏分子’自甘堕落心中残存着对于‘自由’的想望，对这些人，当然要进行最后的灵魂拯救——‘大恩主’会亲自操作一台特制的‘机器’对他们完成‘人体原子的分裂’。



    更大程度上，‘江湖’所指归的，是金庸创作《笑傲》时的世界格局，‘一统江湖’就可以理解为当时某一国家‘独霸世界’的野心与动作。



    果真如此，则《笑傲江湖》与《一九八四》，具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在奥威尔假设的1984年，国际上有三大超级大国：俄国吞并欧洲后形成的欧亚国、美国吞并整个英帝国组成大洋国、以及日本的东亚国。



    当年读《笑傲》这部政治寓言，有些东西总觉得混乱不堪，理不清头绪。前年复习了一下《几何》课本，再读此书，顿觉豁然开朗。



    《笑傲江湖》的政治格局，无非两个三角：整个‘江湖’，由少林武当联盟、五岳剑派联盟和日月神教，构成一个大三角；在‘日月神教’内部，则是任我行、东方不败、向问天三派势力组成的三驾马车、形成的小三角。



     金庸对政治，情有独钟。而他的视野，从未局限于母国，年轻时的志业在于做外交官。创办《明报》后，对国际局势更是念兹在兹，而写作《笑傲》的1967-1969年，国际情势相当紧张，世界大战的威胁，阴霾了整个天空，金庸在撰写《明报》社论，纵谈世界风云的同时，这份关心与忧虑，不可避免要反映到每日连载的小说情节中去。



      下面的推论一定有言过其实、过于坐实的弊病，我虽心知，亦无力避免：



      日本以神道教为国家信仰，崇奉日神‘天照大神’，因此，《笑傲》中的‘日月神教’，或许是‘日之本’的投影？



      冲虚道：“少林之次，便是武当。更其次是昆仑、峨嵋、崆峒诸派”（《笑傲。密议》）。置换到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格局，少林似山姆大叔，武当像约翰牛，而昆、峨、崆等接近法、（西）德、意……



      下面冲虚接着给令狐冲上国际关系课：“五岳剑派在武林崛起，不过是近六七十年的事，虽然兴旺得快，家底总还不及昆仑、峨嵋，更不用说和少林派博大精深的七十二绝艺相比了”，那个执五岳派牛耳的嵩山派像不像苏俄？左冷禅对付其他四派的手段跟苏俄打压控制东欧卫星国的方式是否如出一辙？



     概括言之：《笑傲江湖》中的‘大三角格局’，与《一九八四》中的三大国并立的情势，惊人地相似。



     金庸在1967年写作《笑傲》之前，不曾读过《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金庸在《笑傲。后记》中写道：“因为想写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所以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没有《后记》，但奥威尔有‘后语’，在此书出版的当年（49），公开澄清：“此书的背景地放在英国，目的是强调讲英语的人并非天生优于别人，如果不与其斗争，jiquan主义可能到处取得胜利”。



    两相对照，别有意味。金庸使年代‘不确定’，来表现‘普遍性’；奥威尔则使背景地‘确定’，表现的还是‘普遍性’。



    〈一九八四〉与〈笑傲江湖〉的相似处，还有不少，不想再饶舌了。



     说点题外话：

     

     二战一结束，奥威尔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报复是酸的》，雄辩地指出：“报复”这回事，根本无法成立，因为牵涉其中严重的逻辑自我矛盾。人只有在无法报复时，才会生出报复的欲望与情绪。等到报复那刻真的来临时，报复行为不可能带来报复的快感，只会有事过境迁的怅然与疲惫；所以说，报复必然是过时的、发馊的，是“酸的”。



      这一点，金庸与奥威尔的观点是相通的。‘报复’‘复仇’是武侠作品最重要的主题（或之一），金庸笔下的复仇英雄在诛杀仇敌之时与之后，多数得不到真正的快感与安慰，只有事过境迁的怅然与疲惫，他们的感受，是酸的，而不是甜的。这是金庸小说在思想意识方面较唐传奇、旧武侠和梁羽生们高明的地方。

   

     斯蒂文。朗西曼认为奥威尔其人“对人类状况感到怜悯，但对个体的人却没存多少怜悯之心”，金庸是否也是如此？



    ‘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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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风观观主

文学家眼中的政治仍是过于公式化：
      一个大三角、小三角恐不能概而括之。
而中国能走到今天已经算是不容易了。
     这个世间，白中有黑，黑中亦有白，其实，本无黑无白。

花开既败

诚如楼上所言，何谓黑，何谓白?
自然和万物共同选择了生命生存法则，可谓其黑乎？
大千宇宙物质一点一点积累变化而成，可谓其白乎？
人们苦苦追寻上帝想为所谓的智慧生命的意识和美好精神做一个先天、先验的解释，但最终被众多人们利用并认为是聊以自慰的麻醉工具，上帝是什么？是有意识创造世界的化身，是智慧生命意识世界的曾经依靠，是人们对意识中绝对真理的渴望。有人就说上帝已死，而其所谓超人也无非是不受限制地发扬权力意志的返祖人类。
说到这里，不得不承认科学是我们现在认识客观事物的一项有力武器。从一项又一项令人惊异的发现（当然科学使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多少，90%？1%？没人知道）中人们对自身有了更多发现，量子力学的发现解释了物质与能量更深层次的奥秘，人们看待自身和世界的哲学观念也不免受到冲击。事实上现在的科学在信仰还多是扮演一种客观的、非意识的角色。但当人们真正发现自身及这个宇宙的奥秘（如果这种更深的东西确实存在的话），人们的历史才会有新的一天。
奇如金庸，复杂如金庸者描述了世间的一些现象，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但他和我们一样在忧患中仍不免向几千年来所有的人类那样向佛，向上帝寻一个说法。
或许所有这只能再次说明当今唯一一条客观上的意识真理 ‘怜我世人，忧患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