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心病狂说《连城》——兼谈张爱玲与金庸

刘国重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艾青



                                                      第一部分

                                                            一



    很多人认为金庸很虚伪。

    我也很觉得金庸在很多地方实在很虚伪。

    但，有些，不是虚伪，是自我矛盾。

    今天说的，与昨天所说，不大同，甚至大不同。这或许是虚伪，或许不是。

    直到今日，金庸怕也没有融会贯通形成他一以贯之的思想，许多东西还不曾或不能理顺。故此，往往有太多的自相矛盾。

    于犹烈先生，是古怪的。查良镛先生，是矛盾的。



                                                           二



       吾国向来是一个人情社会，国民政府大佬叶楚伧先生甚至夸称“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

       金庸对传统社会人情之美的宝爱珍重，当属真实，不是虚伪。

       2009年6月，《重庆晚报》登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对话金庸：不喜欢西方人的“薄情”》。节录于下：

       “金庸先生说他常到西方国家，但他不习惯那里的人际关系，就连父亲和儿子共进晚餐，吃了饭都是各付各的钱。他认为，这种生活没味道，不喜欢。有一次金庸先生到美国讲学，和一位大学教授乘出租车，付账时教授多给了五美金小费，老司机说了声多谢你，车便开走了。教授对金庸先生说，这位司机是我爸爸，所以我给小费多一点，并告诫金庸先生，不认识的司机不必给这么多。金庸先生问我（刘按：《晚报》记者胡殷红自指），你说他们这种父子关系，在中国要不得吧？……我就想通过我的作品提倡人性的温暖，提倡道德的可贵，提倡和谐的精神。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为了各种各样的利益，不顾传统道德了。封建的东西要破，但东方人传统的良好习俗和人情味不能都没了。子女孝敬父母，夫妻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如果能维持传统的道德观念，每个家庭会更温暖，社会也会更和谐。……”



      金庸认为：“武侠小说写的是中国人的道德伦理，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这是吸引中国读者的一个原因。”（引自黄里仁《掩映多姿跌宕风流的金庸世界》）

      金庸对传统社会人情之美的宝爱珍重，体现在他的十四（15-1）部小说中，应该不是假的。

      唯独在《连城诀》中，传统社会的所谓人情、亲情，遭到空前的质疑。这一质疑，当真不是真的？而十足体现了金庸的‘虚伪’？

       金庸自言“我就想通过我的作品提倡人性的温暖，提倡道德的可贵，提倡和谐的精神。”而《连城诀》，冰寒如雪山，道德如空花。

        一部不和谐的小说。

      在另一场合，金庸说自己“对传统文化是正面肯定的，不会感到虚无绝望。”但我很少看到像《连城诀》这样‘虚无绝望’的小说，更不要说“武侠小说”了。

       一部丧心病狂的小说。

     《连城诀》中的多数人物，皆已丧心病狂。一个小说家写出这样的小说创造出这样一批人物，说他本人在那一阵子煞是丧心病狂，也没什么不可以。



                                                             三



      我很怀疑金庸是否读过张爱玲的小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二人的作品拿来做一比照。

     金庸未必读过张书未必有受张氏影响，只是二人作品确有许多相通之处，更多相异相反之处。不管相通还是相异，将二人的作品拿来做一比照，总是很有意思的事。

     阿城认为“张爱玲发掘了人性恶的一面”，我看金庸，迥异于是。金庸小说，更着力发掘人性中善的一面，就像他自己所说“我写的武侠小说……真正的宗旨，当是肯定中国人传统的美德……”

      唯独《连城诀》，否定着中国人传统的美德，着实是一部发掘人性恶的小说。

       “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连城诀》，仿佛扩大版的《金锁记》。

       曹七巧化身为十数人数十人，那副“黄金的枷”也大大加料加价，变成价值“连城”的“大宝藏”。这些人举起这些枷，所劈杀、劈伤的，就像曹七巧杀、伤自己的子、女一样，都是亲人。

       父亲（凌退思）活埋女儿（凌霜华）；父亲（万圭）与爷爷（万震山）研究探讨并一致同意要杀死他们唯一的孩子（‘空心菜’）；丈夫（万圭）击杀妻子（戚芳）；师弟（戚长发）手刃师兄（万震山）；弟子（戚长发等三个）格毙师父（梅念笙）；师父（万震山）扼死弟子（吴坎）……

       师父们欺骗弟子，传授他们掺水的‘武功’。



     狄云又看几招，更觉奇怪：“……师祖爷梅念笙是懂得这道理的，却为甚么不跟三个弟子说？……不错，不错，一定是这样。不过，又恐怕不会罢？做师父的，怎能如此恶毒？……万师伯也是这样，……却为甚么连自己的儿子也要欺骗？”……临敌之时使一招不管用的剑法，不只是‘无用’而已，那是虚耗了机会，让敌人抢到上风，便是将性命交在敌人手里。为甚么师祖、师父、师伯都这么狠毒？都这么的阴险？
“他们会和自己的儿子、女儿有仇么？故意要坑害自己的徒弟么？那决计不会。必定另外有更重大的原因，一定有要紧之极的图谋。难道是为了那本《连城剑谱》？”（花城版《连城诀》292页）



       ‘连城诀’，‘大宝藏’！

   “地下滚满了珍珠、宝石、金器、白玉、翡翠、珊瑚、祖母绿、猫儿眼……”（380页）

   亲情、人情在哪里？

  “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在哪里？

   金庸所看重的“东方人传统的良好习俗和人情味”，又在哪里？



                                                            四



         丁典、血刀老祖，此二人武功最高，光芒也是最盛。

        两个巨人，既未觌面，当然更不曾交手，却是在书中相映生辉，相得益彰。

        血刀老祖，是光辉万丈的人物。霹雳手段，魔鬼心肠！

        我读书有限，很少见这样的人物，如此邪恶，又如此壮美！

        惟其邪恶，所以壮美？

        邪恶如撒旦，壮美如雪山。

        血刀老祖，如此万恶。但他又活得真实，如此磊落。

        猖狂、血腥、横暴、野性，生命力勃发。

       在他的映照下，花铁干、戚长发、凌退思诸人等，乃如侏儒，苟且、怯懦、卑贱、猥琐，小鼻小眼、鼠窃狗偷……

         血刀老祖，实在要比凌退思戚长发他们，更洁净一点。

        离开《连城》特定的侏儒世界，而将血刀老祖放到另一时空，例如置入《射雕英雄传》，还是自有他的光彩，却不会如此突出鲜明。

        

                                                                 五



          一个问题我一直怕敢问我自己：与‘血刀老祖’这样的煞星相遇，我会不会成为花铁干？

       会不会？会不会？

       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怕敢问我自己。



                                                          六



        知堂老人谈起他绍兴故乡的一种民众戏剧，‘目连戏’。



     “有（一出）‘张蛮打爹’（的戏），张蛮的爹被打，对众说道：‘从前我们打爹的时候，爹逃了就算了。现在呢，爹逃了还是追着要打！’这正是常见的‘世道衰微人心不古’两句话的最妙的通俗解释。”（周作人《谈目连戏》）



      我相信（或者希望是）：当古代的圣王们制礼作乐之时，于人伦、礼法之中，是有真情灌注的。

      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七



    《连城诀》，令人悚惧。

      一部丧心病狂的小说。



                                                   第二部分



     金庸一直对佛学感兴趣，50岁之后，皈依我佛。
     谈到金庸的入佛，《素心剑》（《连城诀》）一书不可不读。此书是金庸作品中最为独特的一部，与其他十四部小说一起编入《金庸作品集》，一时竟有鹤立鸡群或鸡立鹤群的突兀之感，不协调得紧。这一篇相对较短的作品，却对其他十四部在理念上构成了颠覆罪，或是一，或是十四，其间总有一项不真实或不够真实，掺杂有太多“瞒和骗”的“童话”成分。
    《素心剑》是一本描写苦难与欲望的“言志”之作。狄云身上仿佛浓缩了五十年来历次运动中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的全部苦难，似乎凝结着近代一百五十年来国人兵罅偷生、前路无望的一切祸殃，也似乎积存着中华五千年兆亿民众挣扎求生、死里求活的所有伤楚。
     而造成这大苦难的，是人性中的贪婪与邪恶，是人心中的魔念！
     只有这部书中，金庸才真正抛开一切粉饰与遮掩，对人性作出切实而痛苦的揭示。
   “我写的武侠小说…… 偶然也有一些对社会上丑恶现象与丑恶人物的刻画与讽刺，然而那只是兴之所至的随意发挥。真正的宗旨，当是肯定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和崇高、崇高思想使读者油然而起敬仰之心”，由金庸的此段文字，不难看出他在描绘自己所见的社会现象和人物时绝非不偏不倚，如实道来，而是有所侧重，有所遮瞒。摹写美善则浓墨重彩，大肆渲染，刻画丑恶则轻描淡写，若不经意。这固然是武侠小说这一文学品类的内在要求，却也是出于金庸的“有意为之”。
    金庸对池田大作说过：“我的小说往往把友情过分美化了，理想化了。”
    其实金庸所加以“美化与理想化”的绝不仅止于‘友情’，而是美化理想化了整体的人性。这一倾向在《素心剑》中接近于零，于是人性在此书中袒露了几乎全部的真实与荒诞。
    冯其庸盛赞金庸小说“无一雷同，无一复笔”。此语大致不差，但仍有例外。金庸笔下就多次重复出现过大恶人因滥杀无辜有愧于心在临敌之际神志错乱致使为敌所乘的情节。《素心剑》则大为不同：“万震山（自认为）将师兄戚长发杀死，将尸身砌在墙中，藏尸天迹，他做了这件事心中不安，得了离魂病，睡梦里也会起身砌墙。不，他不是心中不安，他是十分得意，这砌墙的事，不知不觉地要做了一次又一次……刚才他梦中砌墙，不是一直在微笑么？”（《连城诀》三联版357页）
    两相对照，何者更接近人性的本来面目？
    如果说两者都有现实可能性，那么何以前一种情节在金庸笔下多次重现，而后一类则仅此一见？
    华罗庚称“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诚属见道之言。武侠小说确有张扬美善、隐讳丑恶的“瞒和骗”的成分，代表武侠小说最高成就的《金庸作品集》亦未能免俗。
   《素心剑》，则是异数。
    近代以来，不乏虐杀数百万上千万生灵的独夫民贼，只是从他的谈话及文字中，我们感触到一种“天生德于予”的浩然正气，全不见“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的细微迹象。
   ‘红色高棉’治下，300万柬埔寨平民惨遭屠杀。当美国记者问及此事，波尔布特先生瞪大了眼睛，满脸无辜的表情：“你可以看着我的眼睛，我是一个野蛮人吗？一直到现在，我的心都是清白的。”
    夫复何言？
    相较于“连城诀”，我更喜欢原先“素心剑”的书名，应是出自陶渊明“闻多素心人，相与数晨夕”句。只是，书中的“素心人”多乎哉？不多也！全书数十人物，称得起这一名号的不过丁典、凌霜华、狄云、水笙、戚芳寥寥数人而已。余者都是人性被各种欲望和恐惧所扭曲的“社会的人”，“书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处芷着魍魉和鬼蜮”（陈世骧评《天龙》语），这一点，《素心剑》较之《天龙八部》更甚。
    如此江山如此路，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水笙说：我等了你这么久！我知道你终于会回来的！”水笙与狄云不约而同，前后回到荒蛮的雪谷，两个“素心人”，同命鸳鸯，相依为命，而与红尘隔绝，正是不得不尔。因为人心太可怕，他们别无他处可去！
    我读到此书幽微之处，不禁毛骨悚然，有一种怕敢读下去的恐惧，又猜想作者撰作此书时，内心该是何等的荒凉与绝望。
    我总感觉：只有这本书背后所隐现的才是接近于完全真实的查良镛先生。去伪装，少遮瞒。
    金庸将一切看得太透，太明白，而情愿糊涂。
    佛学不能使人更糊涂，却有助于金庸把世事看淡一些，看得更疏离一点。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先生有言：“宗教是民众的剂”，对编户齐民如是，不料，对通人如金庸亦复如是。
    相信金庸在五十岁前后的“封笔”也与此有关。此前的种种“美化、理想化”犹可自欺。只怪自己少不更事，过于轻信。而过了“知天命”之年，再这样做，将一切美化、理想化、童话化，总不成个样子。
    金庸越来越难以自欺了。
    金庸自言他写作的动力是“自娱娱人”，但“几十部写下来，娱乐性也差了，现在娱乐自己的成分是越来越少了，主要都是娱乐读者”
    折磨（欺骗）自己去娱乐（哄骗）读者，智者不为也。
    金庸，于焉封笔。



                                                                                                   2010、2



       补记：本文第二部分，写在多年以前，最初我把它放在《金庸，一捆矛盾》文中，如今挪移到此。

        保留原貌，不打算再做修整了。

        如此， 第一、第二部分就难免或者重复或者扞格之处，也只由它，不强求统一。



      又：周作人《谈‘目连戏’》，谈到一个《泥水作打墙》的剧目，瓦匠砌墙，一砖一砖地砌墙，很敬业很认真，砌墙，“终于把自己封进墙里去。”

      我觉得这跟《连城诀》所写‘砌墙’情节没关系，虽然是一样的恐怖。

      更多几分滑稽。





                                       附录    《金庸与张爱玲》



         金庸对《红楼梦》评价更高，相信所受影响也更大，但他自己的写作路数，还是更近于《水浒》。

         张爱玲则直承《红楼》谱系，就像她自己所说“（《红楼梦》《金瓶梅》）这两部书在我是一切的泉源，尤其是《红楼梦》”。现代作家要续写《红楼》，张爱玲是唯一有希望写得不比高鹗更差的。（刘心武拟续《红楼》，纯属脑子发烧。）

           金庸的对顶角，是张爱玲。就像《水浒传》的对顶角是《红楼梦》一样。

【未完】

血刀

金庸和张爱玲是两个我都喜欢的作家。

人的性格本来就是多重的，事物也是在变化发展的，因此，在金庸身上出现矛盾也并不为奇。我们身上有时候也会有矛盾的一面。

金庸身上虚伪的地方确实有，但《连城诀》并不足以成为他虚伪的证据。或许，它反映了金庸身上一种比较深层的东西。

不论金庸矛盾也罢，虚伪也罢，我们普通人何尝又不是这样呢。把金庸当作一个凡人就可以了。

其实，金庸自己说对东方人情之美的宝爱珍贵，这一点我是并不赞同的，至少金庸本人做的不够好。这一点，从金庸的婚姻可以看出来。为理想，他可以抛弃第一任妻子。自己出轨，可以让筚路蓝缕的糟糠之妻（第二任妻子）活的那么凄惨。

金庸说他信奉佛教，这一点我也是心存怀疑。佛家讲求四大皆空，虚名俗利不足萦怀，金庸似乎只是嘴上说说。

其实，金庸本质上更像一个商人，人情世故都是手段。另外，连城诀我很喜欢，血刀老祖是我这个名字的由来。

金庸第一

不是金庸虚伪，而是金庸通过作品反映了人性虚伪的一面。

刘国重

第三部分



          本文第二部分，写在多年以前，最初我把它放在《金庸，一捆矛盾》文中，如今挪移到此。

        一仍旧贯，不打算再做修整了。

        如此， 第一、第二、第三部分就难免或者重复或者扞格之处，也只由它，不复强求文风的统一。

          上文谈到“狄云身上仿佛浓缩了五十年来历次运动中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的全部苦难”，有网友不理解，认为“《连城诀》和现实政治牵扯太少，硬要和这‘五十年’联系起来确实牵强。”　

       实则拙文有一处更明显的‘错误’，这位朋友没好意思给我指出来：《连城》写在1963年，与‘五十年’根本就搭不上。

     ‘五十年’云云，与金庸本人的写作意图几乎无关，只是我站在20世纪末（整理后发于网上则在2006年）对小说文本及狄云命运的一点个人感受。
　　这也可以？
　　我不知道。
　　拉个垫背的，海宁大儒王国维先生这样做过。
　 《人间词话》：“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李煜写词之时，一心想念着并且时刻准备着“担荷人类罪恶”，会吗？
　　还真有人曾经以此为由批驳静安先生。苦笑笑。

        钱钟书先生认为：“作者寓意,只为己设;他人异解,并行不悖”

       还有网友说“善良不死，结尾给人的感觉还是温馨的”，可能是我的心理太阴暗，朋友的这句话，让我想起的，却是鲁迅小说的那条‘光明的尾巴’。

        鲁迅自己说来就是“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

        给绝望中的人们保留一丝希望。却总是‘曲笔’，而已。恐怕作者自己先就没有确信。

    ‘善’，在《连城》仍未绝迹，毕竟太微弱了。

      丁典、凌霜华，如灯火，煜煜照人，终归熄灭！

     《连城诀》所写，如“死荫的幽谷”，太阴暗。是一个‘魍魉世界’，很极端。     

       这样的世界真实吗？存在过吗？

       很少啊，仍是有的。

      《连城诀》是1963年的作品，我们不妨看看时寒冰先生听母亲讲起的1959年：



        母亲的妹妹，被饿死；父亲的妹妹，被饿死；我的太爷（父亲的爷爷）被饿死……1959年，所有家庭的锅碗瓢盆被没收，一律吃大食堂。但由于干部虚夸，虚报粮食产量，上面要求多交公粮，交不上去的有的被活活打死。……姥姥去地里弄些草根、菜叶在铁锨上面煮，驻队干部看见谁家生火就闯进去，看到好吃的就端走，看到不好吃的就砸掉……就这样，母亲才两岁的妹妹在哭声弱下来的时候，饿死了……
      母亲说：“村里谁家死人，都不会说，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瞒着多分一碗稀汤……XXX的娘，就是把家里死掉的孙女吃掉活下来的，她吃了7个人……”想到小时候见到的那位和善的老人，我突然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母亲说：“才两岁的妹妹死了，家里的人也都饿得不行了……一个亲戚来家，就劝把妹妹吃掉，皮包骨头，也没有什么可吃的，就是把肝什么的掏出来吃掉……我怎么能吃我的妹妹！我娘也不同意，哭着说，我怎么能吃自己的闺女！宁饿死也不……”
       ……  然后，父亲告诉我，他小时候因刮榆树皮遭到毒打，打他的那个人现在还活着，身体很不好。父亲说话的时候，很平静，没有半点仇恨。
       ……故乡的土地，那片生育我、养育我的土地，承载着那么多的苦难与不幸！


　　又几何时，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批斗父母；妻子揭发丈夫；学生批斗老师打死校长；朋友相互揭发竞相告密（连黄苗子、吴祖光、冯亦代居然也做过此事）……　
　　人与人之间，失去最后一点的温情与信任。像不像《连城诀》的魍魉世界、‘非人间’？
　　这就是我将二者联想到一起的缘由。
　　但，‘五十年’云云，跟金庸本人的写作意图几乎无关，只是我在上世纪末对小说文本及狄云命运的一点个人感受。

       所以，我说“狄云身上仿佛……”，‘仿佛’二字，必须要有。就像王国维先生所说“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必须著一‘俨’字一样。

        妄攀前贤，惭愧惭愧！




                                                                                                   2010、2



         



                           附录     《出于‘通俗’，超越雅俗——谈张爱玲与金庸》



         金庸对《红楼梦》评价更高些，相信所受影响也更大，但他自己的写作路数，仍是更近《水浒》。

         张爱玲则直承《红楼》谱系，就像她自己所说“（《红楼梦》《金瓶梅》）这两部书在我是一切的泉源，尤其是《红楼梦》”。现代作家要续写《红楼》，张爱玲是唯一有希望写得不比高鹗更差的。（刘心武拟续《红楼》，纯属脑子发烧。）

          金庸的对顶角，是张爱玲。就像《水浒》的对顶角是《红楼》一样。

        “一阴一阳之谓道”，二者互补，似相反，实相成。

         有朋友看了此文，认为“张爱玲和金庸不具有比较性,楼主说的联系太牵强。”

         似乎这位朋友认定：两样东西有太多共同点才可以拿来做比较，并且只可以谈二者‘联系’？

         我是认为：相同，可以拿来比较，不同（甚至相反）更可以拿来比较。

         我很奇怪金庸从来没提过张爱玲，就像他从来不谈张恨水一样。金庸未必读过张爱玲的作品未必有受张爱玲影响，只是二人作品确有许多相通之处，更多相异相反之处。不管相通还是相异，将二人的作品拿来做一比照，总是很有意思的事。

        看张、金小说二者的相通处，蛮有意思的，看二人正相反对的地方，感觉更有意思。

       例如我在《丧心病狂说<连城>》中谈到《连城诀》着力摹写人性之恶，这是与张爱玲小说的‘小同’。除《连城诀》外的金庸的大多数作品摹写美善浓墨重彩，大肆渲染，刻画丑恶则轻描淡写，若不经意，这是与张爱玲小说的‘大异’。后者，比前者，更有意思。

       张爱玲比金庸，更真实，更肯于、敢于正视。

        下面，还是先谈二人的相同、相通。

        张爱玲、金庸，从血统上说都出身于世家，家世清贵。从文学谱系来看，却是皆出身‘通俗’，多年来还是‘妾身未分明’。

        某种程度上，张爱玲自认是张恨水的‘私淑弟子’，她最早几篇作品干脆就登在‘鸳鸯蝴蝶派’刊物上。

        近世吾国‘通俗小说’有两大部，一为‘言情’，一为‘武侠’。张爱玲、金庸分别是言情与武侠小说家中之特出一头地者。出于‘通俗’而又超越雅俗，张爱玲如是，金庸亦如是。

        夏济安、志清兄弟与陈世骧先生为莫逆之交。张爱玲的小说大家地位的确立，得力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揄扬。而夏济安、陈世骧二位先生，可能是最早对金庸小说作出高度评价的大学问家。

       夏志清《小说史》关于张爱玲的章节1956年写成，1957年夏济安译为汉文，登在《文学杂志》上。

       1960年夏济安先生给弟弟夏志清写信，谈到：

“（最近）买了两种武侠小说，自己看看亦很出神，且把陈世骧引诱得亦入迷了。他对于武侠小说的知识，只停留在‘彭公案’、‘施公案’阶段；但是近年来香港所出的武侠小说，其结构文字人物描写等已可与Dumas的Three Musketeers，MonteCristo等相颉颃。……有个名叫做金庸（笔名）的，……台湾人亦等著看香港的武侠小说，其情形犹如当年Boston的人等英国来船，看Dickons小说也。”（夏志清辑录《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



《天龙八部》书后收录了陈世骧写给金庸的两封信，“以为其（金庸小说）精英之出，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

金庸并且在该书《后记》中写道：“以他（陈世骧）的学问修养和学术地位，这样的称誉实在是太过份了。……我的感激和喜悦，除了得到这样一位著名文学批评家的认可、因之增加了信心之外，更因为他指出，武侠小说并不纯粹是娱乐性的无聊作品，其中也可以抒写世间的悲欢，能表达较深的人生境界。……夏济安先生曾在文章中几次提到我的武侠小说，颇有溢美之辞。……常常惋惜，这样一位至性至情的才士，终究是缘悭一面。”

其他同时喜爱（或研究）张爱玲、金庸小说的学者，还有宋琪（林以亮）、刘绍铭、唐文标、刘再复。

张爱玲与金庸的写作态度很相近的。金庸是要卖的，张爱玲也是要卖的！她居然《童言无忌》：“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雇主。”

金庸写小说是要‘娱乐读者’，很不纯粹很不高尚。张爱玲呢？“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作者有什么可给的，就拿出来……”（张爱玲《论写作》）

金庸也是“此外再多给读者一点别的”，即是《天龙·后记》所说“抒写世间的悲欢，表达较深的人生境界。”

有些‘纯文学作家’的态度，很让我想起麦当娜的歌名：《宛如处女》。似乎只要写着所谓‘纯文学’，就天然比‘通俗作家’更高贵，更杰出。

莎士比亚戏剧是面向观众的，甚至荷马史诗也不是要驱离听众！

张爱玲、金庸，既是小说家，又是电影人，都写过多部电影剧本。即以电影而论，‘商业片’中自有伟大作品在（张爱玲金庸的电影却不是），绝大多数的‘艺术片’，照样是垃圾。

‘纯文学作家’对‘通俗作家’的蔑视，是‘嫡子’对‘庶子’的蔑视。‘二世祖’再怎么没出息，还是可以（也只可以）如此自慰：俺可是老爹的大老婆生的！

张爱玲、金庸，虽然‘通俗’，却皆属坚定的‘人性论’者。金庸自陈其创作宗旨：“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而刘再复先生眼中的张爱玲是“一个以描写‘一切时代’永恒人性为宗旨的作家。”

  金庸讲过：“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中国传统文化于金庸之深入骨髓，自不须多说。张爱玲于此居然也未遑多让。曾经胡兰成“竟敢说出《红楼梦》、《西游记》胜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歌德的《浮士德》”，张爱玲的反应是：“平然答道，当然是《红楼梦》《西游记》好。”（胡兰成《今生今世》）

       金庸说道：“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

       这话很容易遭人误解，以为金庸持‘文化保守主义’甚力而完全排斥外来（当然是主要西方）文化影响。

       不是的。

       我的理解：金庸此言，反对的是‘食洋不化’，是邯郸学步竟致‘失其故步’。而金庸（以及张爱玲）所实践的，与陈寅恪先生“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之见暗合。

       我不认为金庸所受西方文化影响较之新文学的小说家们更弱。

       如果传统文化是河水而西方文化是海水，金庸（及张爱玲）与多数新文学小说家的区别仅在于：前者是五斤河水融合五斤海水而后者是二斤河水掺和了五斤海水。

       以下， 只是我个人的浅见。金庸的文学成就高于茅盾、巴金，因为他“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也高于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因为金庸更多更深切地“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

       金庸小说的结构远较还珠等人完满，得力于西方文学的影响，他以人物而非故事为主来构思小说，尤其得力于西方文学影响。

       “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这话，用不到张爱玲小说头上。张的作品，是真正用中文写成的中国小说，如夏志清先生言：“《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

      金庸自承其小说创作受唐传奇影响至大，而张爱玲的小说集即名为《传奇》，我不认为张爱玲只是截取这一名目而未暗示己作与中国旧‘传奇’之渊源。

      张爱玲金庸，皆具商业头脑，在金钱上，张爱玲比金庸，可能更‘抠门’。

张、金皆早慧，当其年纪小小，已如千年老妖狐。

金庸小说多与政治相牵连，他的《明报》社评尤以对国内外政局的精准预测而为人称道。张爱玲小说的政治成份微乎其微，而她本人在政治上的敏感度不在储 安平等人以下，我想分明是出于一种天才的直觉。

这几年看厌了表演作秀，我时常想起的是金庸引用过的汉乐府“来日大难口燥舌干”以及金庸自作的“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更想起张爱玲的两句话：“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一阶一阶，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我真正崇拜的人物，不是张爱玲，也不是金庸，是胡适先生。张爱玲以摩西比胡适（《忆胡适之》：“联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来的，摩西是被以色列入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是我见到的对适之先生历史地位的最精到的预言与评判。

此为题外话。

也不算太‘题外’啦，张爱玲与金庸的小说，都留下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印迹。

     ……   ……        ……       ……

     《张爱玲与金庸》是个好题目，就像《沈从文与金庸》是好题目一样。我曾写过两篇《沈与金》，自己很不满意，还是写了，先占着这样的好题。

      写的都是很浮面的比较，深入探讨，超出目前我的能力以外。

      先到这里，以后再谈。



林以亮：那么我要讲一个故事了。我有一个好朋友，夏济安，不幸在美国病故了。他也非常喜欢看武侠小说。在你写武侠小说之前，他跟我说过，说武侠小说这门东西，大有可为，因为从来没有人好好写过。他说，将来要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他一定想法子写武侠小说。后来，在台湾忽然有人给他看了你的“射雕英雄传”，他就写封信跟我说：“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余国去了。”（众大笑）后来他就到美国去了。

酒罢问君三语

居然有幸坐到国重兄的沙发！！
坐下细看。

酒罢问君三语

自喜居然坐沙发
回后方觉是傻瓜
楼上已有血刀在
地板尚与金一差

自嘲打油一下，哈哈、

刘国重

感谢！只是此文写得很不满意，有些惭愧。

问好

西门飘雁

楼主好深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