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论韦小宝形象和***时代 作者：李劼

白鹤居士

作为新人，先转载一篇不错的妙文作为入门礼   此文作者不是一般的牛 诸位有空可搜搜他的著作

白鹤居士

我从来不把金庸小说看作是武侠小说，正如我不会把《红楼梦》看作是言情小说一样。因为金庸小说的历史文化意味远远超出了其武侠外形所具有的消闲娱乐功能，而金庸笔下的人物之中，最为成功最为精彩的男主人公又恰恰是最不会武功的角色。我是说，《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仿佛是为了向读者证明自己所写的不是武侠小说一样，金庸在他最后一部力作《鹿鼎记》里写了一个毫无武侠色彩的韦小宝，正是这个人物形象，使金庸小说获得了一个空前的飞跃，进入了超越自己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金庸不仅总结了他在以前小说里所孜孜不倦地探求的文化历史，而且无意之中预言了后来为中国人所置身其中的历史处境。
   几乎所有阅读《鹿鼎记》之前读过金庸其它小说的读者，都会对韦小宝这个人物感到突然和陌生。韦小宝形象打破了金庸小说读者的阅读期待，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在这个出身于妓院的小泼皮身上获得一种渴望英雄的满足。而且，随着这个形象的展开，读者又会发现，他们也无法就此判定韦小宝是个无赖，更谈不上是个流氓。人们一般都习惯了有关中国小说的那种结构模式，好人和坏人，英雄或流氓；然后是成者为王败者寇。而金庸以前的小说也通常是以这样的结构模式为构架的。即使所塑造的是比较复杂的人物，也不至于复杂到没法分类。杨过是复杂的，但比起其父杨康，杨过显然是个好人，是个侠义人物；对女魔头何铁手似乎很难下判断，但她最终皈依了袁承志，所以读者依然可以按照好人坏人的标准对她获得明确的印象••••••如此等等。唯独这个韦小宝，让读者不知该说是好还是坏，不知该算她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十分有趣的是，我的二位朋友，曾经对这个人物有过一场意味深长的争论。一个是曾经对金庸小说及其文化意蕴有过极为深湛的研究的胡河清君，一个是胡河清的好朋友、胡河清十分心仪的易学大师潘雨廷先生的弟子、对易学和东方文化都有相当造诣的张文江君。胡河清对韦小宝形象可谓深恶痛绝，每每提起都连连摇头，并且对张文江君的盛赞十分不以为然；而张文江君却对韦小宝极其推崇，简直赞不绝口。我跟张文江君总共见过两次面，两次他都提到韦小宝，并且大加赞扬。尽管彼此都不曾向我细说他们褒贬的具体原因和理由，但我却想从这两位朋友截然不同的评价上入手，论说一番这似乎说不明白的韦小宝形象。
   我曾在一篇纪念胡河清君的文章中说过，胡河清是个共工式的文化人，高贵，阳刚，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具有典型的为儒家所称道的文化人格。一个具有如此人格的知识分子，拒绝认同韦小宝可说是无庸置疑的。因为韦小宝刚好相反，不读书，没文化，连练一身武功的起码韧劲都没有；并且出身低贱，性格阴柔，可以被金钱所收买，可以被武力所吓倒，又可以被富贵所侵蚀。总之，儒家所谓的君子人格，在韦小宝是毫不沾边的。相反，中国社会中最为低贱最为下三滥的身份和人生，韦小宝几乎占全了。出身在妓院，做过太监，成了皇帝的弄臣，更不用说后来还当过好几回贪官污吏。以孔子的眼光来衡量，韦小宝根本是个不足挂齿的小人。晋国的季氏仅仅因为“八佾舞于庭”就被孔子视作越礼从而一再指责，更何况如韦小宝这样的“小人”因一朝得势而“沐猴而冠”的模样。就此而言，说韦小宝是个君子恶之小人乐之的形象，是一点不过分的。因此，我十分理解胡河清君对韦小宝的憎恶。
   然而，我又同样理解张文江君对韦小宝的盛赞。作为一个易学传人，张君显然不是从伦理的立场而是从历史变易流转的角度来审视韦小宝的。或者说，韦小宝在这样的审视下，不是作为一种人格而是作为一种现象得以展开的。正如同一个话语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有不同的涵义和不同的效应一样，同一个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意味从而让人获得不同的观感。与胡河清基于先秦文化来感受韦小宝不同，张君是从他所置身的历史环境里审视这个人物的。正如胡河清从韦小宝身上看出了他所不齿的人格一样，张君从韦小宝身上看到的是这个人物因为历史文化的变迁而获得的历史合理性。我对易学虽然无多研究，但我想其基本精神也许是在于“易”字本身的意味上，即变易，简易，不易。关乎宇宙奥秘和历史大运的衍变运行的易学，与儒学不同，不以某种人格为转移，而看重历史合理性的有无。孔子在春秋之际看到的历史没落，在我们身处的时代早已成了现实。对于这个时代来说，类似于伯夷叔齐那样的人物，就像恐龙一样绝迹了，即便是孔子那样的目光，也已是十分稀有，以致孔子成了高高在上的圣人。孔子的高度不是来自他本身的伟大，而是由于他身后的历史一步步的沦落。因为历史的沦落，才使孔子那样的人格海岸线成了高耸入云的山峰。基于人格的峰顶，胡河清君向韦小宝投去鄙夷的目光；而顺着历史的谷底，张文江君看出了韦小宝可行性的历史意蕴：变易，简单，不易。（当然，张文江君本人并没有对我说起过有关韦小宝的具体看法，我在此的论说乃是顺着他所研究的易学所作的一番发挥。）
   我想，倘若能把韦小宝作为一个卦像来看的话，那么就可以发现，这是一种十分有趣的性格典型和一个饶有意味的历史现象。韦小宝性格正好具有“易”字的三个特征，而韦小宝现象又蕴含着一种末世图景的基本信息。顺便说一句，金庸先生能写出这样一个人物，无意间得了易学的真谛，假如易字三解可算作易学真谛的话。
   韦小宝性格的首要特征在于变易。韦小宝的灵活善变有时候比孙悟空还敏捷，只是比起孙悟空的阳刚和英雄盖世，韦小宝变得阴柔，变得鬼头鬼脑；有时像只小老鼠，有时有像鼻涕虫，有时又像泥鳅一样滑溜，并且粘粘糊糊，从不让人肃然起敬。孙悟空是个天上地下叱咤风云的人物，而韦小宝却是个仿佛在阴沟洞里钻来钻去的小爬虫。孙悟空的世界令人神往，且不说天宫玉皇殿和西方极乐净土，即便是花果山，都是散发着清新自然的芬芳之境。然而，韦小宝的世界却正好相反，整个儿一个下水道，无论是妓院还是皇宫，都像地狱一般下流肮脏阴森恐怖。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生存的唯一法则就是把自己变成跟周围环境同样肮的小老鼠或者小爬虫。或者说，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即便是孙悟空，也只有把自己变成韦小宝那样的小动物才能得以生还。在此，且不说人格尊严，即便是中国人十分看重的面子，也得全部扔掉，并且扔得干干净净。事实上，一旦连面子都不要了，那就什么都好办了，或者说，什么都可以变了。韦小宝正是扔掉了自己的面子，才在一个又一个的危急关头把自己变得足以幸存下来的卑琐模样从而保诠了小命。所谓急中生智，二此获得最为确切的涵义，因为韦小宝的生存智慧，几乎都是在性命攸关的时刻迸发出来的。他变得很下贱，变得让人恶心，但人们也许同时又会暗中羡慕他的生还。因为在同样的关头，人若秉持着胡河清那样的性格只能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然后从容就义或者一面说着砍头不要紧的豪言壮语一面让人把脑袋给砍了。也正是这个缘故，胡河清不等别人把他杀死，就自己先把自己了断了。在一个阴沟洞里或者说下水道般的世界里，要么像胡河清那样选择当年王国维式的“义无再辱”，自行了断，要么就像韦小宝那样什么都能变，该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该怎么变时就怎么变，把生命完全变成一个“易”字，变成变易本身。生存，还是毁灭，韦小宝绝对选择了先活下来再说，至于这样的活法算是生存还是毁灭，他是绝对不予考虑的。韦小宝绝对没有丹麦王子哈姆雷特那样的深度，动不动就思考生存还是毁灭那么高深的哲学问题。由此出发，韦小宝显示出他的第二个特性：简易，或者说，简单。
   比起哈姆雷特那种具有思想家特质的王子，韦小宝无疑是个头脑简单的小瘪三。但也正是这样的头脑简单，使韦小宝获得了生存的合理性。试想，倘若让哈姆雷特像韦小宝那样生存，那还有什么王子气度可言？哈姆雷特即使像韦小宝那样活了下来，也会遭到人们的鄙视从而战战兢兢地活在一种人言可畏的气氛里。不说哈姆雷特，就以周作人为例，生前身后都没能摆脱汉奸这个罪名的阴影。要说汉奸，韦小宝可说是做大了，做到了鞑子皇帝的身边，并且与之结成了既是兄弟又是师徒那样不伦不类却又绝对铁的牢不可破的哥们关系。然而，韦小宝如此“卖身投靠”不仅不会受到道德审判，而且还让人羡慕不已，即便是天地会的革命党人，都因为他的这种特殊身份而对他另眼相看，至少是觉得颇有利用价值，可以通过他“战斗在敌人心脏里”。韦小宝的这种特殊性，有力地证明了，下贱有下贱的好处，简单有简单的优势。韦小宝只消有一点点文化，或者说，读过一点点书，他的这种优势就会消失掉。他会因此而获得道德感，用孔子的话来说，知道耻辱了。于是他会生出一张面子来，并且有了为面子而奋斗的革命性。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许多造反者和革命者都是因为有了一点点文化从而为了一点点面子而造反而革命的。比如洪秀全就是因为一直考不上秀才，最后选择基督教充实自己，给自己鼓气，壮胆，争面子，高举上帝反皇帝。又如毛泽东，因为仅仅读了个师范学校，想到北大那样的高等学府里混个学者身份而不得，受尽羞辱之后，为了挣回面子，最后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井冈山道路。更不用说那些二、三十年代的革命小伙计和革命小骚货，几乎都是因为那么一点点文化，既成不了朱熹那样的学者，又做不出曾国藩那样的事功，于是成了“少年漂泊者”，成了“短裤党”，一言以蔽之：他们的秉性不像韦小宝那么简单。就大处着眼，他们是无敌的；但就秉性而言，他们的头脑又不简单，没有韦小宝那样的简易性。因为简单后面跟着的是容易，人的秉性一旦有了简单，生活就变得容易多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没什么复杂的问题需要思考。对于一个活在小瘪三层次上的孩子来说，简单几乎成了生存的首要前提。否则，就只有像八十年代中国著名诗人海子那样，为了兑现在诗歌中一再表达的王子梦，最后卧轨自杀。
   从农村考到北大的哲学系学生海子，虽然比韦小宝要体面多了，但其起初的生存境地却与韦小宝相差无几，有时甚至还不如，不过是来到了天子脚下，还没有混到皇帝身旁。但海子心里想的却是韦小宝一点不懂的如何成为王子的哲学问题。韦小宝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王子，即便眼公主同床共眠也没有王子感或驸马感。从海子的一些短诗里，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个孩子的纯朴和天真，只是他被灌输了太多的哲学和思想，被一种称为王子的幻觉所牵引，最后引到了铁轨上乖乖地躺了下来，等着火车把他截成二段，就像昆仑山那样，被一个伟人裁为三截，并且连“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的理想都没能实现，只是被一些同样生活在幻觉里只是在生存上有着韦小宝式的清醒的诗人抬在肩上，到处吓唬不敢躺到铁轨上去的人们。那样的躺到铁轨上，在韦小宝是断断乎不干的。因为韦小宝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假如脑袋掉了，那么什么真理都没有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乃是一些中了某些精神病毒的青年男女的疯话。因为主义本来就是从脑袋中来的，一旦脑袋没有了，哪里还有什么主义？这些道理在韦小宝是常识，不用说都很明白的常识。所以，韦小宝的简易里面，同时蕴含着一种生活的常识性。对于一个正常的人来说，问他是要主义还是要脑袋，他（她）都会回答要脑袋。只有被主义或者类似于主义的东西弄疯掉的人，才会拿脑袋去换子虚乌有的主义。当然，这种疯狂也不完全是从西方传来的，中国历史上就有这种传统，有道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另一种美化掉脑袋的神话，不是叫做主义真，而是叫做身后名。身后名和主义真一样，把许多有点文化读点书的少男少女弄得死去活来，从而用鲜血和生命换得一些莫名其妙的墓碑，有的叫烈士，有的叫贞女，还有的被冠之以“生得伟大、死得光荣”的美名。这让韦小宝知道了准会要笑死。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小宝无意间获得了《红楼梦》中那个情种贾宝玉式的深度：在贾宝玉眼里，历史上的所谓“文死谏、武死战”全是混话和胡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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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明白了韦小宝的变易性和简易性，那么就会发现其中的不易之处。这里所谓的不易，不仅意味着不变化的恒定性，而且还意指把那样的变易性和简易性与这样的恒定性集于一身的不容易。韦小宝的不易，简单说来，主要在二个地方体现出来；一是在面对朋友的时候，一是在面对所爱的女人的时候。韦小宝什么都可以变，唯有友谊不变，爱情不变。当皇帝要杀他天地会的朋友时，他宁可舍弃在皇帝身边的一切利益并且冒着杀头的危险，也要把朋友从绝境里救出去；反过来，当他的天地会朋友要他行剌他的皇帝朋友时，无论别人如何向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都不愿承担这种“光荣使命”。这里的不容易，仅仅举出辛亥革命时代的徐锡麟就可以略知一二了。因为徐锡麟所面临的几乎是跟韦小宝一模一样的处境：出于革命大义，需要他亲手击毙已经成为他朋友的朝廷命官。在这样一种两难处境里，徐锡麟选择了赴革命之难，而韦小宝选择了远走高飞。当顾炎武等名流和天地会的革命党人力劝他杀了他的皇帝朋友从而打江山坐江山时，韦小宝索性一走了之，永远隐匿江湖。与韦小宝的这种“放得下”相比，徐锡麟就显得太放不下了。
   当然，韦小宝也有放不下的时候，比如他一旦喜欢上那个叫做阿珂的女孩子时，几乎说是一往情深，虽然不择手段，但也说得上矢志不移。这是韦小宝的又一个不易之处，不仅不易，而且不容易。尽管韦小宝的这种情感不要说比诸贾宝玉，就是比诸金庸另一部小说《天龙八部》里的段誉都是远远不及的，但作为一个来自扬州妓院的小太监，在面对美人时能有如此情义，无疑是相当不易的。说实在的，在江山和美人之间选择美人的中国男人，自古以来是屈指可数的。当韦小宝最后拥着他七个美人扔下江山扬长而去时，不管人们对他如何的看不惯，人们也不得不承认，韦小宝走得意味深长。试想，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假如有人也像韦小宝那样拥着美人浪迹江湖，还会有大跃进有“文化大革命”之类的荒唐事么？由此又可以想见，韦小宝简单得容易么？
   简单必有简单的优越，低贱自有低贱的高处。此乃易不同于儒学的地方。我想，张君也许正是得了易学的这种“真传”，才会对韦小宝赞不绝口。儒学由于在人格上的某种规定性，把世界缩小到了伦理学的范围里，从而忽略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道理。而所谓齐物论之与物所齐的，也就是把自己放到微不足道的用草扎成的祭祀物的位置上，由此才会获得一种我称之为对常识的本然体认的日常关怀。假如老是像孟子一样，感觉自己怀有“天降大任”的话，那么不是被骗到屠刀底下，就会像《天龙八部》中的慕容复那样被野心弄疯掉。顺便说一句，假如胡河清面对这个下水道般的世界不那么认真，也许就不会跳楼。胡河清跳楼的实质一如王国维看到历史在向阴沟里滑去时，不得不跳进昆明湖里一样。韦小宝是既不会跳楼也不会跳湖的，因为他本来就活得很低贱。而一些心高气傲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会在一个阴沟洞般的世界里坚持活下去，就因为他们多多少少有一些韦小宝那样的日常智慧。很难说，这两者之间哪一种算是更有勇气，一种是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被死亡威胁么？一种是中国人活得不怕还怕杀头么？而在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面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部困惑就在于，有些人既怕像王国维胡河清那样去死，骏马的像韦小宝那样的活。在这样二根座标面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可以一目了然。
   相对于这样的困境，韦小宝是自由的。也许这种自由是连《鹿鼎记》的作者本人都不曾想到的。我是说，由于韦小宝的低贱，获得了一种空前的自由，其情形一如中国古代的妓女由于在道德上被打入了另册，她们反而在人格上得到了完整的可能，从而变得十分精彩，涌现了诸如杜十娘李香君柳如是赛金花之类光彩照人的优秀人物。同样，韦小宝的出众也是因为道德上的劣势。在皇帝身边韦小宝不需要成为“文死谏”的典型，而作为一个没有任何组织帮会原则的韦小宝也不需要在任何一次战斗中充当“武死战”的屈死鬼。相反，他该投降时就投降，一如当年在战场上的美国兵一样。这种在失去抵抗能力的前提下保全自己性命的生存权利，在一般的中国人那里是被剥夺的，因为这种权利长期以来被一系列的罪名所掩盖，诸如汉奸、叛徒、投降派、卖国贼，等等。在孔子以后的儒学逐渐变成一种意图伦理之后，所谓的君子就为种种伦理原则所裹胁；唯有韦小宝这样的小人，由于道德上的不入流而无意之中走出了这种伦理原则的困囿。韦小宝的变易简易不易三个特征，构成了一种高智商低原则的自由人格。在此，人格由于被市场化而获得了空前的弹性。对于韦小宝来说，没有什么是不能变换的，没有什么是不能商谈的，没有什么是不能谈判的。韦小宝跟他加入的帮会组织做交易，他也同样跟他的皇帝朋友谈生意。对他来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敌人。除了情敌之外，他不会对别人耿耿于怀，念念不忘，然后来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什么的。韦小宝由此在帮规森严的江湖上和秩序井然的庙堂里同时引进了一种新的游戏规则，不是各持原则或主义的互相对立，而是选择坐下来谈生意的方式解决种种纷争和冲突。主导问题获得解决的不再是人格的高尚与否，而是智商的高低如何。正如商业文明的前提是平等交换一样，平等交换的前提是不以“原则”为转移，因为有原则就会有敌意，而有敌意就不会做交易。尽管韦小宝选择这种方式是不自觉的甚至是迫不得已的，但他却获得了他的师父们所没能获得的交换自由和交换权利，或者说，获得了一种不为伦理原则所束缚的商业人格。这种商业人格具有变易的弹性，具有简单的正常，具有不易的指向。“易”的奇妙性由此充分显示了出来：当人被抛入韦小宝那样的处境时，突然一种与从不同的人格和新的历史游戏规则不知不觉地甚至是懵里懵懂地呈现了，致使人在最低贱的地位上有了为一般“高贵者们”所没有的权利和自由，而韦小宝性格也由此体现了他所特有的历史文化意味。
   当然，金庸本人也不是一下子就悟出韦小宝形象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金庸小说是一直写到《鹿鼎记》才写出悟性来的。在最初的金庸小说里，人们可以看到与大陆小说相近的道德模式和伦理说教。比如《书剑恩仇录》中的一号英雄陈家洛，几乎是别一种类型的“高大全”形象。此公作为一个革命组织“红花会”的领袖，不仅能文能武，而且年青漂亮，有教养，有学问，有气质，就连出身都高贵到了与皇帝齐头并肩的程度；更难得的是，他于江山大义之外，还有一种贾宝玉式的缠绵悱恻，凡是一个中国女子心目中的理想男人应有的优点，陈家洛几乎应有尽有。我想，写完《鹿鼎记》的金庸先生倘若回过头看看当初所塑造的陈家洛形象，自己都会哑然失笑的。从陈家洛到韦小宝，读者不仅可以读到一种人物形象的系列生长和连续发展，而且可以读出作者本人的心路历程和内心修为。
   自《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之后，金庸小说的人物造型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在平面上滑动的。我把这种滑动称之为寻找英雄。从某种意义上说，金庸小说首先不是为了演义历史，而是为了寻找英雄。从金庸小说所展现的历史内容来看，金庸对中国历史是读得透熟的。他感到陌生感到无从把握的乃是在这样的历史之中的英雄应该是什么模样的。于是，从陈家洛形象开始，他一步步地寻找这样的英雄。诸如《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还有《雪山飞狐》中的胡蜚和苗人风，然后一直找到《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应该说，找到令狐冲在金庸小说是个变化。我之所以把金庸小说之于英雄的寻找看作是一种平面上的滑动，乃是因为这种寻找在实质上是儒家人格的展开。无论是袁承志的家仇国恨，还是郭靖的讷于言而敏于行，抑或是杨过的代父补过的赎罪历程，乃至张无忌于亲情和帮会原则之间的内心冲突，基本上都是以儒家信条为轴心开展出来的。唯独到了令狐冲，人物造型突然有了一种放浪江湖的美丽。也就是说，在侠义之中带上了庄子色彩。而且，令狐冲的性格里面就有着庄子式的放达和超脱，尤其是他在死亡面前的坦然，全然就是庄子那种之于生死的漠视。于此，金庸笔下的人物在儒家信条的平面上立起了一根庄子逍遥游那样的生命维度，而且，在随后的《天龙八部》里，作者又把这样的维度扩展为对佛学真谛的领略，从而使其人物造型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天龙八部》里的主人公们不再是儒家人格的演绎，而是佛学把揭示的几种有情众生相的展示。慕容复，萧峰，段誉，虚竹，四个男主角正好对应了“贪、嗔、痴、空”四种人生之相。慕容复主贪，对天下抱有中国通常会有的野心，或者说打江山的抱负，也可以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雄心壮志，反正此人让人联想到的是诸如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那一类的英雄。这类英雄在大陆的戏剧小说里通常是被拔高升华从而高耸入云的，而在金庸的《天龙八部》里却露出了本相，以致最后为野心所苦，丧心病狂，疯疯颠颠。相比之下，萧峰没有慕容复式的野心，但他生来就有像哈姆雷特一样肩负着复仇的使命。萧峰被这种使命纠缠得精疲力竭，最后像哈姆雷特一样用生命承担了这样的使命。为了履行命中注定似的复仇义务，萧峰不得不交出生存的权利，爱的权利，甚至是继续活下去的权利。不管武林前辈和他所挚爱的姑娘如何对他以死规劝，萧峰都无法醒悟，无法从复仇的义务之中摆脱出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那样的勾践哲学在此显示出了与在慕容复身上不同但又同样惊心动魄的魔力，乃至最后把萧峰送上绝路，并且还把真心爱他的姑娘也随之推入深渊。勾践哲学在慕容复是主动体现的，在萧峰是被动执行的，但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二者都同样被这种哲学所毁灭。与这种哲学相对，读者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形象，段誉。
   段誉从金庸小说本身来说，乃是对令狐冲形象的一个继续展开，只是在段誉的放浪江湖之中，又平添了一股贾宝玉式的脂粉气，所以于缠绵悱恻之中，没有显出令人震撼的性格力量和人性魅力。同样写得有些平白的还有虚竹。与贾宝玉的由色而空不同，虚竹乃是由空而空。虚竹一出场就向读者告示了一个“空”字，在棋盘上填了一个“空”字而定下了形象的基调。随后，由于是从“空”起步的，所以小说难以引入“色”的变奏，最后不得不让人物始终停留在“空”字上，没能作进一步的展开。顺便说一句，正是这样的遗憾，才使金庸后来在《侠客行》中特意写了一个虚竹式的续集形象，石破天，以补足虚竹在造型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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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八部》展示了金庸小说的优势，也暴露了其不足。金庸十分擅长于有关慕容复或萧峰那样的人物塑造，而难以把握诸如段誉之类的性格，并且对虚竹之虚，还缺乏深透的体味。应该说，整个小说写得最为成功最为精彩的，乃是萧峰，几可与哈姆雷特相比较。而且，萧峰不仅有着同样的王子气度，还有着比哈姆雷特更加阳刚的英雄气概，敢做敢当，义无反顾，赤心忠胆，一往无前。萧峰也许是金庸寻找了很久终于找出来的一个英雄形象。然而，当金庸找到这样的英雄时，他又发现，这样的英雄在他所置身的历史之中恰恰是行不通的，或者说，不具备操作性。历史注定这样的英雄除了毁灭没有其它出路，就像当年的勾践肯定会最后得胜利一样。因为中国历史发展到后来就成了勾践的历史，或者说慕容复的历史，而不是萧峰的历史，或者说，唐明皇的历史，李后主的历史，宋徽宗的历史。当《红楼梦》说出历史是大荒无稽的唯有情恨是可靠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时，恰好反证了历史本身的无情。有情有义的英雄落在无情无义的历史之中，命运只能是悲惨的，结局只能是毁灭的。然后，究竟是怎样的英雄才具有操作性呢？才能与一部以勾践为标记的历史相得益彰呢？
   我想，正是这样的疑问把金庸带到了韦小宝身边。因为不管金庸有没有意识到，他所找到的萧峰式英雄，其实只能在《山海经》那样的神话里才能成立 。而中国历史本身的滑坡，早就把《山海经》故事远远地扔到身后去了。《山海经》中的人物性格，在今天看来全都成了高不可攀远不可及的神明。历史从山顶上滚落下来，滚到山脚下还没能停住，一直滚入了下水道，或者说阴沟洞。在这样的历史之中，不是《山海经》中的阳刚气质，而是《鹿鼎记》里的阴柔秉性，成了应运而生的主角，或者说反过来写的英雄。韦小宝就是这样一个反写的英雄。萧峰式的英雄，在韦小宝的故事里不再具有悲剧意味，而是变成了令人哭笑不得的喜剧形象。有一句北京土话十分生动地描绘出了这样的喜剧性，叫做“傻逼”。这是十分有趣的衍变：在萧峰那样的王子式英雄面前，韦小宝不过是个小瘪三；而在韦小宝面前，萧峰又成了“傻逼”。假如可以把英雄分成悲剧英雄和喜剧英雄的话，那么萧峰显然是悲剧英雄，而韦小宝则是喜剧英雄。在悲剧面前，韦小宝渺小得一无是处，什么都不是；而在喜剧面前，萧峰又可笑得令人发噱，迂腐，不开窍，死心眼，如此等等。
   从萧峰的悲剧性格走到韦小宝的喜剧性格，金庸小说完成了一个由严肃到轻松的审美过程，从崇高走到滑稽。金庸小说走到滑稽面前，划了个句号，然后驻足。这不是金庸本人倾向于对滑稽的审美，而是由于金庸本身就身处在一部滑稽透顶、并且滑稽的命运还没有被全部走完的历史之中。金庸不得不停下，金庸小说不得不停下。就金庸本人的生命修为而言，其过程并没有完成，但金庸小说却只能走到韦小宝这个喜剧人物跟前，再往前走则是一片《红楼梦》预言过的白茫茫大地了。
   对于金庸小说来说，韦小宝形象不仅集悲剧与喜剧于一身，而且还融江湖与庙堂于为一体。金庸之于英雄的寻找，乃是在江湖和庙堂之间展开的。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的世界主要是由江湖构成的。我曾经说过，在《红楼梦》出示了庙堂的没落之后，金庸小说展现了江湖的破败。江湖，是金庸小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母题之一。好友胡河清生前曾说，金庸小说和钱钟书著述一起，构成进入中国古典文化之宝山的两扇大门。然而，这在我看来，金庸小说乃是对《红楼梦》的一个补充。正如《红楼梦》以庄子笔法写了一个庙堂故事一样，金庸小说以强烈的庙堂关怀写了一个江湖世界。彼此两相对照，读者可以从中读到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化空间。因为中国过去并没有社会这一说法。所谓社会云云，是西方文化进入后才产生的概念。过去的中国人只知道天下，而天下又由两个大空间构成，一者是庙堂，一者是江湖。当人们表达到天下关怀时，他们就会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从某种意义上说，《红楼梦》的精彩就在于写出了一个十分生动的庙堂世界，而金庸小说的特色则在于展现了一片悲云惨雾的江湖景象。而且，金庸小说把这片景象最后归结在了韦小宝形象上，致使整个小说世界显得尤为意味深长。
   写江湖而不止于写侠客，这是金庸小说远远高出于一般武侠小说之处。倘若金庸小说仅仅是写出一种“以武犯禁”式的游侠气度，那么其价值并不在于一般武侠小说之上。金庸小说之所以能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经典，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展示了与庙堂景观相对应的江湖世界。比起《红楼梦》把一个清纯的大观园女儿世界置放到阴森森的庙堂里的优雅飘逸，金庸小说将一种庙堂里的阴谋权变移植到江湖上，从而使整个江湖世界充满了腥风血雨。可以说，正是这样的一种观照，使金庸小说有了其它武侠小说所不太具备的历史文化价值。
   就中国文化空间的构成而言，江湖是庙堂的一个重要补充，或者说彼此相辅相成。中国文化所谓的进退之道、所谓的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无非就是在庙堂和江湖之间的往返转换。一般说来，庙堂是一个秩序井然等级森严的地方，而江湖则是一个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去处。中国古代文人在他们所置身的文化空间里，只要把庙堂的交椅一推，即可获得他们所向往的自由；比如陶渊明，比如更多的不愿留下姓名却比陶渊明更具有退隐之心从而退得更远隐得更彻底的山中高士。庄子所谓的逍遥自在，古人所谓的寄情于山水之间，其实无非是在江湖这一空间里所寻得的自我完善。然而，金庸小说所关注的却不是这样的修身养性，而是庙堂之于江湖的渗透，或者说，在江湖上的庙堂景观。
   这种江湖上的庙堂景观来自于有组织的暴力，也可以说组织起来的暴力行为。因为倘若仅止于暴力，不会具备庙堂性质；但暴力一旦得到了组织，江湖的平静就完全被打破了。不中国古代的许多游侠传说，大都没有严密的组织背景。即便是聂政荆轲，也不过是为人所利用而已。比起金庸小说中那么严密的帮会组织，先秦时期的游侠基本上只是一种个人行为，或者说江湖义气。金庸小说里的江湖故事不同于先秦时期的游侠传说之处在于，小说揭示了一种有组织的暴力，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江湖帮会。人们在正史里面般看不到这样的江湖帮会故事，比如在《资治通鉴》里，人们读到的只是宫廷政变，没有江湖风云。然而，有趣的是，金庸小说恰恰让人们在江湖帮会的故事里读出了《资治通鉴》那样的历史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金庸小说是《资治通鉴》的江湖版。
   人们可以在金庸笔下的《资治通鉴》江湖版里读出一种历史文化的沦落。这种沦落简单说来，便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流氓化过程。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鼎盛时期，人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暴君，比如秦始皇。然而，这种暴君随着历史的发展，具体说来随着下层造反的历代更迭，越来越流氓化。这样的流氓品性在刘邦身上似乎还仅仅是初现端倪，到得后来越来越泛滥，以致成了气候，致使历史被一次又一次的江湖暴乱所任意涂写。所谓的草莽英雄，到后来几乎等同于江湖流氓。由于暴力获得了越来越严密的组织，江湖失去了早先的逍遥意味，从而变得越来越混浊，越来越被各种各样的权力斗争和阴谋权术所笼罩。庙堂里和种种罪恶，结果全都在江湖上以更加肮脏的形式呈现出来。真可谓兴也江湖，败也江湖。历史的这种兴败，在金庸小说里，最终由韦小宝形象作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从江湖到庙堂的融化和破败，在韦小宝形象上被描述为从妓院到皇宫。韦小宝身兼二者：既出身于妓院，又在皇宫里做了小太监，最后既成为江湖上的一个首领，又成为皇帝身边的首席大红人。中国历史的流氓化过程，由此获得了十分生动的展现。人们既可以在此读出刘邦、朱元璋之流的成功，也可以读出所谓的“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其实是怎么回事。庄子笔下的“无用之用，在此获得一种全新的诠释：一个是一无是处的人才是最有本事的人，或者说，一个文武不全的人，结果把文人武夫全都给整治了。比起《西游记》里孙悟空的英雄气概，比起《红楼梦》里贾宝玉的风情万种，韦小宝是个十足的小流氓，并且集庙堂的黑暗和江湖的破败于一身。但又恰恰是这样一个小流氓，体现了历史的全部“合理性”。因为他在皇帝面前显得十分无奈，在江湖领袖面前又显得十分机灵；在文人面前他是个讲求实际的人，而在黑帮首脑跟前，他又成了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他的成功在于：他在大臣面前耍了皇帝的威风，在皇帝面前扮演了忠实的仆人；在江湖英雄那里坚持了义气原则，然后在各种女人面前完成了一个中国女人心目中的男人形象的塑造••••••如此等等。倘若要用一句话来描述这种人物类型，能够想出来的只能是：低原则，高智商。
   韦小宝的这种低原则高智商，让人想起历史上一个相同又相反的著名人物，即吴越春秋故事中的勾践。比起韦小宝的能屈能伸，勾践同样是个该投降时就投降的典型。然而，勾践的阴柔狠毒，坚韧不拔，充满一种悲剧气氛；而韦小宝做得轻松自然，我行我素，全然一派喜剧腔调。因为基于当时的时代，勾践的一切行为是有背于为人的起码准则和基本道德的，是为时人（而不是为后人）所不齿的；而基于韦小宝时代，韦小宝根本就不知道他这么做有什么非礼或不道德的地方。人说这种行为很流氓，韦小宝会说，他本来比流氓还不如呢。正如从妓院到皇宫，人们可以看出庙堂的沦落和江湖的破败；从勾践到韦小宝，人们可以读出历史的退化和文化的没落。
   中国历史走到韦小宝时代，已经没有内心追求没有理性原则可言了。而这二者又恰好是中国文化的二个重要传统：一个是从先秦乃至更久远的年代比如“山海经”时代就已经开始了的文化气韵，注重于人的内心修炼；一个则是近代尤其是从“五四”时期开始从西方引进并且在中国奠定的理性传统，讲求做人的原则和政治文化的游戏规则。然而，这二种传统在金庸小说里全都被诉诸失落的命运。这与其说是金庸小说写得无情，不如说是历史文化本身沦落到了让金庸小说不得不这么写的地步。金庸小说的写作背景尤其是包括《鹿鼎记》在内的后几部小说的写作背景，恰好是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中国历史文化被推入了谷底，或者说，坠入了深渊。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这样的年代里被弄得无法做人。人们别无选择，唯一的出路就是成为“韦小宝”。

白鹤居士

在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中，几乎没有什么英雄可言，也没有什么风月可谈。人们既做不了孙悟空（尽管在文革中有许多“孙悟空战斗队”），也成不了贾宝玉（一个执着于感情的人会被人们普遍看作神经病），最后只好选择流氓道路，或者说向流氓学习。大流氓学不了，退而求之，学习做小流氓。于是，韦小宝应运而生。孙悟空是江湖上的英雄，贾宝玉是庙堂里的叛逆，韦小宝则介于江湖和庙堂之间，可以向英雄做鬼脸，也可以向叛逆耍滑头。做不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人们，只消就地一滚，就可以做成一个“韦小宝”。生存的本能迫使人们放弃为人的尊严。也许人人都不把韦小宝放在眼里，但又没有人不暗中羡慕韦小宝的生存策略和韦小宝的成功人生。韦小宝集中了流氓文化的全部秘密，也体现了人们在流氓文化空间中如此生存的全部现实和历史的合理性。TO BE OR NOT TO BE，在此完全变成了，你想不想成为韦小宝？
   不管怎么说，金庸小说无意中为历史作出了一个绝妙的贡献：有关未来的预告。我是说，金庸笔下的韦小宝预言了一个时代，预言了一个象征着这个时代的人物；这个时代我称之为韦小宝时代，这个人物则是当今站在权力顶峰的第三代中共领袖***。
   为金庸所预言的这个韦小宝时代，乃是在一场悲剧落幕之后除临的，或者说，一场大梦做醒之后出现的。在韦小宝之前，人们经历的是一个没有唐僧的孙悟空时代。有关这个孙悟空时代，金庸曾经在小说里一再暗示过，比如《笑傲江湖》中的东方不败，或者《鹿鼎记》中的神龙岛。可以说，也正是对没有唐僧的孙悟空时代的领略，才使金庸最后悟出了韦小宝。相对于这样的时代，《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乃是十分幸运的，因为他有幸遇到了唐僧，从而使他的英雄主义有了大慈大悲的导引。比起孙悟空的这种幸运，作为没有唐僧的孙悟空时代的主角和象征性人物的毛泽东实在是太不幸了，因为他除了知道“金猴奋起千均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除了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来不曾领会过暴力只有在慈悲的导引之下，才是积德的，才是于人类于历史有功德的。孙悟空尽管不太情愿，但他毕竟还服从了唐僧，跟着唐僧走上了一条为人民服务的道路。然而毛泽东恰好相反，他没有领会孔子作为一种文化人格在中国历史上无意中扮演着唐僧那样的角色，从而十分蛮横地不以孔子为然，要把孔子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用他身边那个头号文化太监的说法，叫做“千万万剐唐僧肉”。为了表示他的帝王气概，毛泽东自作聪明地将大太监的这句奉承话改为“僧是愚氓犹可训”，也即是说，免唐僧一死，但要改造其世界观。于是，人们便领教了一个没有唐僧或者说唐僧被孙悟空强制进行思想改造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行为原则就是造反有理，就是阶级斗争。用毛泽东本人的话来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种观点解释历史的是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种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孙悟空由于没有唐僧的限定，成了历史上的勾践，成了金庸小说里的慕容复，或者东方不败，或者神龙岛主。总之，成了一个用暴力取得的权力话语统治世界，用同样具有暴力意味的话语权力来改造人们思想的自大狂，或者说精神病患者。毛泽东由此以喜剧的方式导演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历史悲剧。一直等到这场悲剧结束，才轮到韦小宝式的人物，***，出场。
   与毛泽东不同，***出场的前提正好是慈禧太后式的历史人物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以悲剧的方式导演完了一场叫做改革开放的喜剧。要不是八九年的血案，整个历史气氛是相当轻松的。昔日的悲剧已经演完，人们从没有唐僧的孙悟空时代的阴影里走出，感受到明媚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然而，突然就听见枪声响了。人们没想到在喜剧后面居然还隐藏着由暴力担任主角的悲剧，全体楞住，瞪着历史舞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在一片强烈的舞台灯光里，***登场了。***是以笑嘻嘻的形象出现的，他的笑容跟韦小宝一模一样。他告诉台下的观众，没事，没事，继续改革，继续开放，没做完的生意继续做，没谈完的项目继续谈。人们起先还没有反应过来，并且对这个油腔滑调的角儿十分反感。直到这个韦小宝式的人物真的坐下来跟这个谈判跟那个做生意时，人们才发现，孙悟空不见了，慈禧太后也不见，整个舞台上重新忙碌起来，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尽管有关***的介绍中列出了许多细节组成的履历，事实上这样的人物乃是直接从《鹿鼎记》里走出来的。彼此不仅有着相同的籍贯，并且也具有天生的随机应变能力。韦小宝所置身的时代是如此的和谐，以致人们分不清他是这个时代的象征，还是这个时代是他的写照。这个时代表面上崇尚只做事不说话的人，但人们心里却全都明白，这个时代流行的是高智商低原则的商业人格。因为对于这个时代来说，一旦由高智商低高原则的人执掌大权，那么虽然轰轰烈烈，但人们将再度体验专制的滋味；至于低智商高原则的家伙，那就更让人难以忍受，到了九十年代还在坚持无数个主义；相比之下，倒是低智商低原则的人比较可爱一些，至少不会干扰别人，至多是让别人牵着手儿走。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指的大概就是这类人。在这四类人之中，***很幸运地性于高智商低原则的那一类，从而成了这个时代的流行色，成了这个时代的象征，致使被原则性压了很久很久的中国人，如今终于可以指望出现一种低原则的政治。从韦小宝的立场来说，这叫做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大家方便。
   从孙悟空到韦小宝，从毛泽东到***，中国历史从悲剧走向喜剧，从高原则走向低原则，从斗争走向谈判，从互相敌对走向自由买卖，其轨迹一如金庸小说中的男主角，从完美无缺的陈家洛走向经济实惠的韦小宝。历史和文学，文化与审美，历史的阅读和小说的阅读，竟然有着如此对称的同构性，实在令人吃惊。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有意味的现象，***与韦小宝一样，具有一种句号的特性。韦小宝是金庸小说的封笔形象，而***将成为一种专制制度以及与其相连的一段下水道阴沟洞的历史的终结。历史悲剧和历史喜剧的重复上演，不是因为历史本身的丰富多彩，而是由于某种历史正在呈现其全部内容，从而归于消失。用当年马克思的话来说，历史场面总是重复二次，一次是悲剧，一次是喜剧。悲剧已经演完，喜剧业已开场，人们于是看到了韦小宝的出现，并且是不带有康熙皇帝作背景的韦小宝。强权政治由此开始消解其强度和硬度，呈示了软化的可能。我想，无论是金庸还是金庸笔下的韦小宝，都不曾料到韦小宝有朝一日会真的坐江山，而且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就这么煞有介事地坐了。可见历史其实是多么容易为人所虚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句看上去很哲学实际上很常识的话，如今突然显得十分当下。只是在指出了这样的当下性之后，我想重申胡河清的立场。因为不管韦小宝具有多大的历史合理性，对其保持批判姿态与肯定他的合理性同样重要。正如“易”字是因为变易才生出了不易，对韦小宝的肯定也将由于坚持对他的批判才显出肯定本身的合理性。读者应该感谢金庸小说提供了韦小宝这样一个人物，但人们没有理由说，我们应该同时感谢韦小定，尽管他在客观上也许会做出一些有益于历史进步的举措。因为人们最终会从一部丑陋的历史中走出来的。这部历史的上半部分叫做没有唐僧的孙悟空时代，其下半部分则是失落了康熙的韦小宝时代。也即是说，在金庸小说写完的地方，人们可以看到这部历史是怎样终结的。
   一九九八年四月初稿于上海华东师大陋室
   一九九八年六月修改于奥克拉荷马
   注：此文系向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举办的“金庸小说和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国际研讨会”提交的学术论文

白鹤居士

完，请各位细心欣赏，小弟只转载不评论

白鹤居士

被hx了。提醒一下，***是半死不活的前任江主席 大家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