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4-30 18:06 编辑
鲁迅鲁迅鲁迅
钱最要紧：中产阶级的爱与怕
经观书评 2022-04-30 13:32
以下文章来源于经济观察网 ，作者马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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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图虫创意）
在中国，到底有没有“中产阶级”（也有人称之为“中间阶级”，对应英文的“themiddleclass”）？在学术界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指标特征，学者们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个社会终究存在过中产阶级的“生活幻象”，是不容置疑的。
之所以说是“生活幻象”，是因为这个阶级的确短暂地存在过。根据经济史学者黄英伟和袁为鹏的《民国中产阶级账本》，关于民国时期江南乡绅董士沅的私人生活研究，结合许多学者关于鲁迅日记中大量账本式私人生活的研究，可以确凿无疑地证明过，中产阶级作为当年西方思想的舶来品，的确成为了民国时期从文化领袖到普通乡绅的个人生活追求和自我形象定位。
鲁迅对身属“中产阶级”的自我界定，一直要等到他正式定居上海之后的41岁那一年。他在1932年4月30日夜编写的《二心集·序》中写道：“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诚然，鲁迅对自身“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定，并非基于更重要显著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认定，更是关于一种社会形象的自我身份认同——即一种介于权贵阶层和底层大众之间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夹心饼”式的“中间阶级”。
中产阶级的痛苦大抵也源于此。在鲁迅自我意识到中产阶级定位的四个月前——1931年12月，鲁迅被从“中华民国大学院特约著述员”的职位上裁撤掉，这是他个人生活中的最后一个公务员身份，从此之后，他彻底转换成为一个靠码字为生的自由人。
在此四年前的1927年10月，鲁迅刚刚结束在厦大和中大的不满一年的南下动荡岁月，四顾茫然，生计无着，漂泊无依，不得已情形下，向同乡兼伯乐蔡元培求援，再表葵霍向阳之意。早在1912年2月，鲁迅经好友许寿裳推荐结识蔡元培，后者推荐他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在“社会教育司”当了14年科长，并一度聘请他兼任北京大学中国小说史讲师。
当时蔡元培新任刚成立的“国民党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院长，以爱才之举，蔡公再施援手，首批聘请吴稚辉、李石曾、马夷初、周豫才、江绍原五人为“大学院”的“特约著述员”，月奉300银圆“编辑费”，让他们可以从事自由创作。一直到1931年12月，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兼任教育部部长之命裁撤该编辑费，鲁迅领取了4年又1个月的“编辑费”，共计14700银圆（折合2009年人民币103万元）。
时局艰难，生计难继，鲁迅自己认定的“中产阶级”不免带有一点点自嘲。从1932年跻身“自由的中产阶级”开始，鲁迅为了谋取这点自由，开始了焚膏继晷的卖字生涯，不到5年的时间里，共出版了八部作品合集（包括编辑出版了后来获得大卖的鲁迅、许广平通信集《两地书》）。一直到临终前的1936年10月17日，鲁迅还在伏案写作他最后终究没有完成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相比鲁迅，乡绅董士沅的中产阶级自由生活更没有好到那里去。根据学者黄英伟对《董士账本（1936-1942）》的研究，江南乡绅董士沅的活动区域多为南京、上海、宿县和武进县一带，1937年南京沦陷于日军之手后，这位商界主人不仅失去了月薪46元的工作机会，标志其生活水准的恩格尔指数，迅速从1936年的0.25（富裕水平）飙升到1938年的0.605（贫困水平），而且不得不通过改换住房、出售字画和减少洗澡修发等服务性消费，来维持生计。
动荡时代里，战争、疾病、以及任何一场不期而至的天灾人祸，都会将中产阶级所允诺的自由击碎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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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中产阶级账本
副标题: 体面地用好每一文钱
黄英伟 袁为鹏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年1月
爱自由，还是“伪自由”？
《董士账本（1936-1942）》的主人董士沅，是一位民国时期的乡绅，他是江苏武进人，经营着一家和粮食贸易相关的商号，位于安徽宿州市符离集镇，因商号总部在上海，他不得不常年奔波于上海、南京和符离集。如果仔细研读《董士账本（1936-1942）》中的每一笔花销记录和每一个数字，可窥见一位地方乡绅私人生活中的欲望和情感、社会交往和精神世界。
董士账本记录的时间始于1936年1月，止于1942年2月。从翻开第一页始，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位中年中产阶级生活的忙碌和哀痛。1936年2月14日，是账本主人母亲去世两周年忌日，他花费5元钱举行了一场佛事（大祥）。到了三月底（清明前后），他又专程回乡为母亲举行隆重的葬礼，安葬的直接花费为50元。
除此之外，其他相关的费用包括：路途往返车费11元5角、橘子、点心、香烟及黄包车费用等共1元3角，洗浴及车力费6角，回宿县车力、行李搬运费及茶水费8角，堪舆费用8元（付给刘博溪先生），晚间请刘先生用饭2元，以及这一年的十月十三日（阴历），为母亲举行除灵仪式花费了6元5角。
对于董士沅来说，这一年祸不单行。在专门回乡为母亲举行除灵的第二日夜里，1936年十月十四日（阴历），其父亲因与二弟发生口角（可能与除灵费用分摊等家中琐事相关），引发中风，第二日即去医院请许乐山大夫医治，花去医费2元、“车力、挂号、病原课”检查等费用1元，药费1元5角。主人感觉不妙，还在当时就购买了寿衣料和棉布，分别花去16元8角和1元5角。后来十六日（阴历）再请许大夫看病，花费2元，然而，其父最后还是未能治愈，于十月三十日（阴历）午时病逝，死后第三日即举行大殓。
账本主人写道：“沅在符栈，得电回里，星夜驰归，不能一面，泣血痛心，呼天抢地也。”其心情可见一斑。
真是哀中年之多艰。账本主人在1937年的账本上，还特别记录了一段在回老家参加岳父葬礼后坐火车返回符离集的所见所闻及心情：“源因岳父举殡，回里办理安葬一切之事，事毕回符栈供职。由家至车站，天时阴霾，至站后不意大雪纷飞，一路之上，至南京下关时风雪未住，渡江至浦口站上车之后，雪略小。至天明时至蚌站，风雪已止，气候甚寒。至固镇站，天际红云朵朵，旭日高照，精神为之一振。源旅行往返，逢大学纷飞，为第一次也。”
短短一二百字，写雪后初霁的景象万千，写作者悲欣之际的心情转换，大有明清性灵散文的神韵妙笔，而人生如寄寓、悲喜化大浪，账本主人精神境界的自由意识和审美态度也毕现其中。
按照哈贝马斯在其开创性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变革》中的说法，18世纪报纸和小说等代表的印刷文化的流行，为当时新兴的中产阶级提供了一种身份塑造的可能性：通过他们所喜欢的书面文化，才得以构建他们独特的社会身份和自我形象。
如果说十八世纪欧洲中产阶级的典范读本是都市报纸、《旁观者》杂志、《约翰逊字典》和《圣经》等这样的流行读物，那么19世纪则换成了《简·爱》和简·奥斯汀的小说，而在21世纪初中国中产阶级的橱窗里，一定会少不了《哈佛女孩刘亦婷》和《文化苦旅》，前者代表了这一阶层的焦虑和梦想，后者则是他们的精神“面子”。而在董士沅那里，则是他大量购置的书籍和字画。其搜罗内容之广，品类之丰，从当时流行的西学书籍如《法律质疑会刊》《算书》《英语词典》，到《诗经集对》《左传》《史记》《王荆公文集》《官场现形记》，乃至包括《心经》《金刚经》和美术史、铁道史等各类书籍。
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和不同时期的中产阶级来说，阅读趣味和阅读代表的生活方式，不仅标识了他们独特的精神世界和个性追求，更是和下层划清界限和抵御粗鄙生活的一种形象姿态。养家糊口之余，如何安身立命，超然于物质生活之上，才是他们构建人生自由的第二重维度。
当然，董士沅作为中产阶级的趣味和生活态度还不止于此。他用精致典雅、游龙戏凤般的老道小楷记录个人生活，他迷信风水又酷爱个人卫生（战争发生前相当频繁洗浴理发搓澡扦脚），同时又钟爱宜兴紫砂壶和品茶，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甚至热爱字画艺术和创作，这些都标识了其超脱物质欲望之上、怡然自足的精神追求。
相比于乡绅董士沅的中产风范，大文豪鲁迅自然走得更远。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后，旧时代风雨飘摇，鲁迅和林语堂也赫然出现在北洋军阀的暗杀名单上，这一年7月，鲁迅收到林语堂南下赴厦门大学的邀请，他知道，为自己争取自由的机会来了。
虽然鲁迅对在厦大和中大的教书生涯并不满意，但是自从有了“女友许小姐”的陪伴（林语堂语），鲁迅在个人生活中第一次享受到了自由恋爱的滋味。南方不像北平那样沉闷，空气里到处都是革命和自由的新气息。
《两地书》里浓浓的甜蜜爱意，甚至进一步拓宽了鲁迅的理想生活的边界，他开始重新设计自己的自由中产的生活图景：“一者免得教书，二者免得陪客，三者免得做官，四者免得讲应酬话，五者免得演说，从此可以专心写报章文章，岂不舒服？”
中产阶级最爱自由，更明白自由身外处处皆是枷锁。内心的一面，鲁迅其实也非常挣扎，比如他还是希望在民国政府的中央研究员能够谋得一个职位，这样可以确保这个小小的自由爱巢有更扎实的物质支撑。事实上，等到他1932年真的恢复了完全的“自由之身”，开始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卖文为生时，他才发现，在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统一思想”的文化统制政策之下，他的中产生活已经面临危机。从1934年开始，鲁迅和许多左翼作家的作品受到查禁。
最是文人不自由。1933年10月，鲁迅将他在《申报》副刊《自由谈》的一系列批评时局的文章，结集为《伪自由书》，由北新书局化名青光书局出版。从那时开始，鲁迅最担忧的自由毒手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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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日记（全三册）
鲁迅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年12月
中产之忧：自由的毒手
对于中产阶级而言，这一阶层的体面生活和个人形象之尊严，无时无刻不遵循如下法则：“体面指数=社会形象的成本-个人欲望的成本”
这里的社会形象，是指一个社会中产阶层的理想生活方式/自我的社会形象期许，个人欲望是指维持生计所采用的生活标准。两者相减所得，就是其人生自由度/体面生活/个人尊严的范围区间。
在这个公式面前，维持中产阶级体面生活的最大危机，无一不是来自外部生活环境的突然变化：战争、动乱、疾病（常常体现为外部生活环境强烈变化之后的后果）等所带来的巨大剥夺感。
甚至在那个特殊的社会时期，中产阶级的命运在名士鲁迅和乡绅董士沅那里存在着某种传承和交汇。鲁迅日记中的中产阶级账本，从1912年5月记录到了1936年10月，整整24年又5个月，而《董士账本》里的账本记录，始于1936年1月止于1942年2月。我们无法假想，1936年鲁迅如果能继续活下来，他的中产生活该如何继续，当然也难预知董士沅们的中产阶级之梦，还能否依旧维持做得下去。
事实上，鲁迅1928年偕许广平定居上海后，蔡元培的再度援手，为鲁迅当时青黄不接的中产生活提供了最重要的自由保障。教育部当时每月300银圆的“编辑费”，占据了鲁迅这一年总收入（共5971.52圆）的55%以上。到了1929年，鲁迅开始为捍卫著作权向其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北新书局的李小峰（也是鲁迅的学生）提出版权诉讼，追回其应得的累计2万银圆（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140万元）的版税收入，双方最终达成和解，两年内分两次还清。
从1934年开始，受到国民党查禁书籍的影响，鲁迅的写作收入明显下降，1934年和1935年的月均收入都在470圆左右，而每个月的花费也至少需要四百圆（其中购书也需要100圆左右，平均占据年收入的10%以上）。鲁迅也成了“月光族”，时局动荡，加上忧思愤懑和积劳成疾，55岁就因肺病去世。
和鲁迅晚年的生活情形相似，乡绅董士沅的战后中产生活，同样处处面临危机。物价飞涨，失去工作，节流（减少消费次数）和开源（出租自有房屋并承租廉价房屋获得差价）并行，依然使这位绅士的日常生活陷入贫困。
家庭账本作为中产阶级特有的一种生活方式，本身就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意义：通过量入为出，从而时时刻刻可以维持一种更为体面、有尊严的生活。从鲁迅日记到董士账本，中产阶级的家庭账本，不像会计簿记账本那样专业严格，也不是底层阶级的无账可录（来源和花费一样稀少），它更象征中产阶级的一种生活态度，闪现了对自由的珍惜和有趣味的生活温度，就像鲁迅1923年在“娜拉出走之后”的演讲中所描述的那样：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鲁迅先生的忠告言犹在耳。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的所爱和所怕，其实是同一枚钱币的两个面向而已：如果自由和财富可以被随时或随意剥夺，中产阶级的生活恐怕只能剩下一地的碎梦，成为一种幻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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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6-6-8 09:31 编辑
关于“金庸茶馆”
注：本文系金庸为2003年7月26日首期《金庸茶馆》所作序
我撰写武侠小说，最大的动机是在于我很喜欢武侠小说。从儿童时起，大部分的零用钱就花在购买武侠小说上，每次从家乡（海宁袁花）到硖石（海宁县最繁盛的市镇，我外婆家，亦即我表兄徐志摩、表叔蒋百里的居处）、杭州、上海这些大地方，必定请人带去书店买武侠小说。和我同好者之一，是我的一个侄女查懿德，她比我年纪稍大，但因对旧小说有同好，她借了很多小说给我看，我们也常谈小说中的人物。另外一位同好，是我姑丈的四姨太，我叫她四阿姨。那时我八九岁，她已经四十多岁了，但我们仍可一起谈旧小说。我的额外收获，是承她给我很多糖果、糯饼、冰琪淋。
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有娱乐自己的作用。那时我在香港大公报工作，工作的内容是翻译英文电讯，编辑国际新闻，每星期写一篇“社评”。同事梁羽生（陈文统兄）是《蜀山剑侠传》与《十二金钱镖》的迷，日常自然有了话题。此外对文学兴趣的同事，有萧乾和袁水拍两位前辈先生（我编国际新闻，他们两位翻译，当时一起编国际新闻的，还有后来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谭文瑞先生，谭兄喜欢俄国文学，后来译了A·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暴风雨》），跟他们谈的是希腊悲剧等等话题。
总而言之，不论小孩或大人，谈论小说中的人物，是一件兴昧极高的事。我妈妈爱读《红楼梦》，她常和我的堂嫂、堂姐她们谈贾宝玉、林黛玉等等。我妈妈最喜欢的人物是探春，其次是薛宝琴，她会背薛小妹新编的“怀古诗”，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点奇怪。
自从我写了武侠小说之后，遇到的朋友，不论是旧朋友还是新识的，总是和我谈陈家洛、萧峰、阿朱、小龙女，我不大接口，旁边就有人接上去，谈论不休。有人还兴犹未尽，约了下次再谈。
如果有个茶馆，茶客们逢到了，沏一杯茶，谈谈袁承志、青青、阿九，倒也有点味道。因此，台湾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金学研究会”，要出版“金学研究”刊物。我就说我写的小说内容浅薄，平日消遣倒也不妨，茶余酒后，也不妨作为谈资。“金学”两字，愧不敢当。有读者说，有人研究钱钟书先生，称为“钱学”，金钱，金钱，金还在钱上，“金学”有何不可？我说，和钱先生相比，我学问太浅，天差地别，不可相提并论。但台湾还是有一批金庸小说爱好者，他们自称“拜”金主义者、“纸醉金迷者”，还组织了一个“拜金团”，到香港来拜访我，释称：“拜金者，拜访金庸也”。拜访某人，当然可以。
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的主持人赵先生、胡先生，文汇报前总编辑石先生，浙江站站长万先生为人厚道热心，都是我的读者兼朋友。承他们好意，发起组织“金庸书友会”，要开一家茶馆，供书友们谈天说地。我欣然同意，但坚决拒绝用“金学研究”之类名称，因我学问肤浅，作品肤浅，不敢当“金学”之称。“金庸茶馆”则小至九岁，老至八九十岁，大家都可来泡一杯龙井，指出金庸小说中的错误，我和各位书友谈天说地，高兴之极。既交朋友，又遣雅兴，岂不快载！“金庸茶馆”期刊，亦以此为宗旨，只谈小说人物故事，不涉时人时事，岂不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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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雨湿蝶翼——陈晴《蝴蝶飞》序
［ 作者：金庸 出自：金庸江湖论坛 ］
“落花人独立，细雨燕双飞。”园子中幽雅而有点孤寂的意境。但如果变成了“微雨蝶双飞”，那叫人心中酸痛了。细雨湿流光，也沾湿了彩蝶的双翼，小小蝶儿的翅翼薄薄的，上面敷着粉，细细的雨点沾上去，虽然很细很细，时间久了蝶翼就沉重起来，慢慢就飞不动了。
一只蝶儿的翅翼湿了，无力地抖动扑了几下，就停在地下几片落花瓣上，是黄玫瑰的落花，花瓣上镶上了细细的红边。蝴蝶是淡黄色的，翅翼上有些细红条，有点像是落花，它正落在青石路上，远处有人走过来，他信步一脚就会踩在小蝶儿身上，我很焦急，忙走到蝶儿身边，蹲下来保护它。那人绕过我身畔，说道：“有雨，别打湿了身上！”说着，走进了屋子。我心里说：我不要紧。不能让蝴蝶打湿了身子！我想把蝶儿拾起来，拿进屋去用薄纸吸去它翼上的水分，然后放它飞去。但它的同伴不断飞来飞去，绕着圈子。它一定不放心，如果我把湿了的蝴蝶拿在手里，那个同伴一定会心痛死了。吓得也会摔下地来。我蹲着细瞧，蝶儿双翼和身上在轻轻颤动，幸好，它没有死，过了好久，一片淡淡的阳光从我脑后射了过来，照上了蝶儿，“真好！真好！天晴了！”我站起来走开两步，让阳光全照在蝶儿身上。我走进书房，在练书法的宣纸上撕下两小片，把纸片在湿蝶翼上轻轻拂动，宣纸上水迹渗开来，过了好一会儿，两只美丽的蝴蝶在晴光中翩翩起舞了，像两片灵动的玫瑰花瓣，如果来一阵清风，满园都是黄蝴蝶吧！
我们的小晴晴就像一只勇敢的小蝴蝶，在风雨中飞了出去。她记录在风雨中的经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姊姊、男朋友、同学……这许多人这样爱她他们的爱化成一丝丝阳光，帮她晒干翼上的水滴。
我们中国人是龙的传人，有坚毅奋斗的一面，有十分可爱的小龙女，深情和爱是她身边的云雾。浓浓的、甜蜜的深情裹着她的身子，她的心。家人、亲友给她这些云雾，她才可以腾云驾雾，翱翔飞天，她也把这些云雾还报给爱她的人，使得大家心中温暖，身上温暖。
风雨伤人，水滴落上了你的双翼，叫爱你的人担心，心里疼。小晴晴只是我的小侄女，过去没有多少交往，但读了这本《蝴蝶飞》，我想叮嘱你：“有风雨的日子不要飞出去，要等晴晴，或者，等你姊姊的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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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直言不喜欢四种文风
2001年1月10日 07:35
中新社香港一月九日电 (记者 赵健)香港文坛巨匠金庸在出席留美青年陈晴的散文集《蝴蝶飞》首发式时，直言不讳地表示对四种文风极为厌恶。
金庸首先对八股化的文风予以批评，认为有的文章一上来就骂人，这是最差的文章。其次是欧化的文章，他认为，有的文章只是用中文写的外国文章，其文化、语气、结构、思想都是外国的，他说这种文章看上去令人讨厌。第三种不喜欢的文章是作者自己不懂的问题，就拿一些古里古怪的名词搬来搬去。第四种很讨厌的文章就是，一上来就嘻嘻哈哈讲笑话，油腔滑调的文章。
金庸说，我是很喜欢听相声的，讲笑话有幽默感很好，娱乐性很高，但文章一开始就油腔滑调就不好看。
这位文坛前辈认为，艺术首先要讲究自然，要自然地表现自己的技巧，不能老耍花腔。
向来不轻易为他人写序的金庸这次打破惯例，亲自为陈晴的散文集《蝴蝶飞》写了一篇《细雨湿蝶翼》的序言，细腻地表达了对幼蝶的呵护之情。他说，陈晴的文章没有上述的毛病，而是自然、平实地写自己的生活。文学最重要的是真实、真诚，不要为了讨好别人而作假。陈晴的路走对了，随着生活的积累，今后会越写越好。
留美青年陈晴的散文集《蝴蝶飞》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分别在香港和内地出版，首发式昨天在香港举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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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晴是前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陈佐洱的女儿；其丈夫李泽龙是华人首富李嘉诚的侄子。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5-7-31 10:07 编辑
君子淑女今世有——《笑笑傲傲365》序
［ 作者：金庸 出自：金庸江湖论坛 时间：2012-12-15 点击数：447 ］
从北京开完会后回到香港，见到中央电视台国际电视总公司发来的传真，要求续购《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三部小说摄制电视剧的版权，我和自己公司版权组的负责人在电话中商议后，就提笔回了个传真，表示同意，并说“我去参观了贵台拍摄《笑傲江湖》的工作情况，也看了未剪接好的一些片段，基本上很感满意，谨向贵台该片集制作组的工作人员们道谢及祝贺。”最后我在传真中说：“建议仍请委任《笑》集的制作组领导及工作人员、艺术创作者负责制作《射雕》等片集（此仅为建议而已，非敢代出主意。）”
事实上，内地另外有好几个电视制作单位来向我洽购《射雕》等小说的版权，港台方面也想再拍，大概他们见到中央台的宣传声势，相信拍摄这些片集在营业上一定可以成功，因此提高了出价来争取。目前我最乐意见到的，是我的小说与人物能够不经大加改动而在荧幕上与广大观众见面。我对中央电视台有信心，以他们的地位、信誉与认真态度，不会来随便改我的作品，那是可以信得过的。我曾对《笑》集的制片张纪中兄、导演黄健中兄说，“我跟两位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在下近来似乎也没有变得加倍面目可憎，言语无味。相信两位不会无缘无故的改动拙作，出手教训在下，要我的好看。请两位高抬贵手，多多包涵。”这番话虽似玩笑，实含真意，看来这一次我死里逃生，不会给人干刀万剐，批削得遍体鳞伤了。
奇怪的是，不论香港、台湾，还是新加坡，买了我小说版权去拍电视片剧或电影的制片、导演、编剧（尤其是编剧），一定要将原作的情节、人物、情感等等，大改而特改一番，若不是改得五痨七伤，决不轻易罢休。曾和一些作家们讨论，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想：“多半是原作不好，必须改一下才行。”“既然编导先生们才能这样高，何不自己创作故事，又何必花钱来买小说版权？”一位朋友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我连金庸的小说也改，你有什么办法？”我曾应上海《收获》杂志编者之邀，写过一篇散文，投去之后，我暗暗希望“最好巴金老先生看了之后，肯提笔改几个不妥的字眼，在我写作生涯中可是最大的收获了。”可惜巴老因病卧床休养，编务工作由他小姐小林女士代行。她客气得很，那篇《月云》居然一个字也没有改，照样登了出来。内地一位作家说：“巴老很尊重人家的作品，决不轻易改别人的文章。”我心中对巴老很尊敬，不管他怎么改我的作品，我都心悦诚服，决无不快的感觉，“人家瞧得起你才给你改，你请得动他老人家吗？”不料巴老请不动，请得动的老人家可就多了，甚至于不请自来。有人指导我说：你应该怎样写那样写，就可做中国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不这样写，浪费了你的才能；香港有人认为，东方不败是男人不大好，“引刀成一快”，变成林青霞；台湾有人认为，小龙女受了尹志平的强暴之后，应当跟这小道士做朋友，跟他学全真派武功。
台湾将人拳打脚踢的痛殴一场，称为“修理”。敝人不成气候的小说面世以来，常被电影、电视的编、导、制“修理”。修理金庸，蔚然成风，其乐不穷。香港有人爱把新买来的一辆汽车修理得面目全非，加一个汽缸者有之，换上阔边轮胎者有之，油漆得花花绿绿者有之。至于原厂的汽车设计师、工程师见了后是勃然大怒、长声叹息，还是回家痛哭流涕，那就无人理会了。
我对中央电视台《笑》剧制作组各位先生和女士们甚是感激，他们居然能自我克制，不把旺盛的创作冲动发挥到我身上，不将金庸小说修理成为四不像、五不像、六不像，大家互相尊重，颇显君子风度。
正是：
拙作本来不入流，
何必苦苦来大修。
自尊自重敬别人，
君子淑女今世有。
（《笑笑傲傲365》序，作家出版社2001年1月）
数十年的艺术酝酿
［ 作者：金庸 出自：金庸江湖论坛 时间：2012-11-26 点击数：192 ］
《董培新画说金庸》序
一九五○年代，当我正在《新晚报》撰写《书剑恩仇录》时，董培新先生在罗斌先生所办的《新报》与《蓝皮书》上为武侠小说画插画。他很欣赏我的小说，我也很欣赏他的绘画，当时我们都想，如果他能为我的小说绘插画，应当是相得益彰，大家都会欢喜，我们的读者也都会欢喜。
可惜，这件事没有能成为事实。
罗斌先生很喜欢我的小说，他觉得我的小说很有内容和趣味，可以吸引大量读者。那时他在办一份很好的报纸：《新报》，我也在办一份很好的报纸：《明报》。这两份报纸都是新起的小型报，都卖一毛钱，在香港这小小的市场上自然发生了竞争。那时《明报》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不能成为政治上独立的知识分子所热爱的自由报纸。由于竞争的关系，罗斌先生不同意董培新给金庸的小说绘插画。
当时给金庸小说绘插画的，主要是姜云行先生和王司马先生。姜云行先生用「云君」的笔名，他的画风细腻而生动，表现武侠小说中的动作和打斗很见功力。王司马先生的画风富于人情味，很能表现人物的情感，读者们往往为他的绘画所吸引，凝视画中的人物，神驰高山大漠，投入人物的欢乐和哀伤。
王司马先生在风华正茂、得到万众欢迎的时候以癌症去世。云君先生也移民美洲，不再以他生动的绘画和我们相见。香港回归中国，《明报》与《新报》都换了主人。董培新先生提起画笔，绘出了不少金庸小说中的场面。那些场面是他在心里酝酿了很久很久时日的。有的他已想了几十年，有的他反反复覆的修改，改了布局，改了人物的面容。
长期在心里酝酿的艺术作品，一出来果然不同凡响。
萧峰来到聚贤庄外，一场大战还没有展开，但剑拔弩张的气势已充满了画面的每一个角落；韦小宝在扬州妓院里和众女大被同眠，画面上没有猥亵和**，读者看到了滑稽、风趣，和人物的玩闹，那正是小说所要表达的情调。画面和小说配合得非常合拍，每个观赏者从心底和脸上，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内地有许多画家曾尝试为金庸小说画插画，有的画家功力很深、构图很美，但他们都没有董培新先生的创作成功。只因为，虽然是极好的画家，但缺乏了在心中酝酿数十年的艺术培养。这数十年的酝酿、修正，使得艺术成熟了。这是自然的培养，天然的陶冶。这本册子里的每一幅画，都是董培新先生在读了金庸小说之后，在心中思考数十年、或者十几年的成果。
香港赋
［ 作者：金庸 出自：金庸江湖论坛 时间：2010-10-14 点击数：421 ］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①香港一八四二年割让英国，国人言及，无不切齿扼腕，引为奇耻。诗人黄遵宪有《香港感怀》诗云：“岂欲珠崖弃，其如城下盟。帆樯通万国，壁垒遏三城。虎穴人雄据，鸿沟界未明。传闻哀痛诏，犹洒泪纵横②。”香港回归，已照汗青，洗却前耻，可慰先贤。倏然十年，繁华锦绣更胜往昔，谨作此文以记之。
中国南疆，有岛嶙峋。水清港深，便于航行。吾华人兮，族聚于斯，耕种蕃衍，源自汉秦。出口香木，远至天方，贸迁既盛，遂称香港。四方商贸，来此成群。
为祸，肇于南亚，迷人心智，败人体肤，英商挟资，贩运入华，害我生民，全国流毒。林公则徐，奏准禁烟，断其利源，戕其大祸。英人开衅，犯我海禁，攻粤不逞，北侵浙津。我军奋抗，兵折将损，炮台失守，订约江宁。
城下成盟，割我香港，百余年来，国人痛心。中山先生，香港为基，广州起义，驱除鞑虏。“革命歌”云③：“万象阴霾扫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此诚国人共同之心声也。众志成城，遂有民国。尔后国人，兴复革新。然内乱频仍，外侮不绝。七七事变，抗战八年，亦以香港为后援之基地。蔡元培、萧红，俱一时俊杰，埋骨于斯。
香港得兼中西方交汇之利，实施自由港外贸之制，社会法治厉行，港人重信勤奋。京沪资金大举南下，祖国大陆多方支援，于是乎小龙腾起，工商繁盛，乃享“东方明珠”之盛誉，而为国际金融、贸易、交通、航运之中心。小平宣布：一九九七，收回香港。创设“一国两制”之构想，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港人闻之，莫不欢忭拥护。
中英谈判，签署“声明”④。中央政府，设立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通过香港基本法⑤。一九九七，七月一日，回归大典，举世瞩目，数千嘉宾，共睹盛况。米字英旗，悄然卸下；国旗区旗⑥，高高升起。威武雄师⑦，进驻香港。举世华人，尽皆扬眉吐气，欢欣鼓舞。
兹当香港，回归十年。中央政府及特区政府，恪守香港基本法，谨遵“一国两制”之方针，香港亮丽更甚，活力更强。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文化、生活方式依然。小小一地，蔚成世界繁华都市，而为我国南方重镇。港口海运，迅猛发展，货物吞吐，超越纽约，已成世界第二港。
香港近倚珠江三角，远连华中六省，联袂发展，共荣经济。祖国全力支持，港人奋发努力。亚洲金融危机，得以沉着应对。疫症猖獗，终于冷静消弭。昔日文化沙漠，今为影视胜地⑧。从前海岛渔村，已是购物天堂。民主循序渐进，港人安居乐业。爱国爱港，与世共舞，伴我中华，和平发展。
噫吁兮，回归十年，花艳紫荆⑨；展望未来，笑傲香江⑩。
注释：
①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惶恐”原文作“皇恐”，其意一也。《过零丁洋》之下半首，作者文天祥，零丁洋在香港之西，原属香港海界。
②传闻哀痛诏，犹洒泪纵横：黄遵宪原注云“宣庙遗诏，深以弃香港为耻”。
③革命歌：即孙中山七言绝句《咏志》。此诗曾用作革命组织的动员口号和联络语，所以又称革命歌、起义歌。
④“声明”：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从1997年7月1日起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⑤香港基本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⑥国旗区旗：国旗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区旗指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
⑦威武雄师：指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1997年7月1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陆海空三军，从北起深圳沙头角、南至蛇口妈湾码头，由陆地、空中和海上，进驻香港，正式履行防务职责。
⑧影视胜地：香港电影的制作数量位居全球前列。
⑨紫荆：花名，香港市花。
⑩香江：香港别名。
2008年祭孔大典祭文
［ 作者：金庸 出自：光明日报 时间：2010-10-14 点击数：444 ］
岁在戊子，节届国庆，时逢中华文化先祖孔子诞辰2559年，海内外宾朋，港澳台同胞，世界各地华人华侨，谨备鲜花礼乐，肃立于济宁市曲阜孔庙大成殿前，恭祭夫子诞辰，文曰：
清风送爽，海晏河清。国泰民安，举世欢腾。
北京奥运，万邦风从。五洲四海，睹我雄风。
世界同运，人类一梦。中华崛起，国和人定。
为政以德，气正风清，有教无类，修齐治平。
国之将兴，听命于民，博我以文，删正六经。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为之不厌，不倦诲人。
今我立国，秉承遗教：忠孝首善，礼法持恒，
中道不倚，和恕宽容，以和为贵，华夏一统，
万邦和谐，世界和平。盛世再现，小康初成。
见利思义，仁为己任，中和至德，自强不息。
生态环保，天人一行。夫子圣教，百代维新。
孜孜不懈，永秉传承。伏惟尚飨！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4-30 18:06 编辑
漫谈《书剑恩仇录》
［ 作者：金庸 出自：金庸江湖论坛 时间：2013-02-23 点击数：857 ］
梁羽生弟是我知交好友，我叨长他一岁，所以称他一声老弟。他年纪虽比我轻，但写武侠小说却是我的前辈，他在《新晚报》写《龙虎斗京华》和《草莽龙蛇传》时，我是忠实读者。可是从来没想自己也会执笔写这种小说。
八个月之前的一天，新晚报编辑和“天方夜谭”的老编忽然问我紧急拉搞，说《草莽》已完，必须有“武侠”一篇顶上。梁羽生此时正在北方，说与他的同门师兄中宵看剑楼主在切磋武艺，所以写稿之责，非落在我的头上不可。可是我从来没有写过武侠小说啊，甚至任何小说都没有写过，所以迟迟不敢答应。但两位老编都是老友，套用《书剑》中一个比喻，那简直是章驼子和文四哥之间的交情。好吧，大丈夫说写就写，最多写得不好挨骂，还能要了我的命么？于是一个电话打到报馆，说小说名叫《书剑恩仇录》。至于故事和人物呢？自己心里一点也不知道。老编很是辣手，马上派了一位工友到我家里来，说九点钟之前无论如何要一千字稿子，否则明天报上有一大块空白。就请这位工友坐着等我写，那有什么办法呢？于是第一天我描写一个老头子在塞外古道大发感慨，这个开头下面接什么全成，反正总得把那位工友先请出家门去。《书剑》的第一篇就是这样写的。
后来情节慢慢发展，假如第一天写得豁边，第二天马上想法子补救，东拉西扯，居然读者们看得还有点兴趣。前天遇到中联公司的刘芳兄，他说，他与他太太天天争来看，中联很想拿它来改编电影。我一听之下，颇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前几天缅甸仰光一位曹先生写信来说，仰光说书的人，有好几位以《书剑》为压轴，颇得听众欢迎。此书在海外并有两家报纸逐日转载，想不到游戏文字，居然有人喜爱，难道：挥拳打斗，竟是人之同嗜么？
朋友们常问我，书中人物是否全部凭空捏造，还是心中以某人为模型？我的答案是：有的写生，有的想象。如悄李逵周绮，那就是我认识的一位小姐的写照，此人绰号“胡涂大国手”。天真直爽，活泼可爱。这位小姐常读《书剑》，常赞周绮有趣，而不知其有趣乃从她身上取出来者也。有一位朋友尤为热心。他把《书剑》逐句细批细评，什么“草蛇灰线法，横云断峰法”把这部小说详加分析，说得作者满腹经纶，成竹在胸，此书出单行本时准备附印他的评注，这是由于他的文思周密，笔调雅致，而不是由于他的“乌龙”——把我的胡思乱想说成刻意经营。
有时文思忽告枯竭，接连数日写得平淡乏味，此时最为难过。幸亏常接读者来信，讨论一场，鼓励一番。写武侠小说之乐，除了让想象力自由发展之外，大概以此为最了。
目前张水茜小姐，她说：你再不让文泰来救出来，就把你自己关进去。这位小姐之刁蛮，尤胜李沅芷。文泰来要不要让他被救出来，的确是大伤脑筋了。
（老编来信，又要我自吹自擂一番，谨吹擂如上。）
原载《新晚报》一九五五年十月五日。此文系金庸早年的一篇轶文，由金庸江湖论坛会员江湖发现。
【【【【【【【【【【【【【【【【【【【】】】】】】】】】】】】】】
2016、7，香港书展以“一代风气开金梁——清谈武侠巨人梁羽生、金庸”为题举办讲座，请来了研究梁、金的两位专家杨健思和杨兴安。前者是梁羽生的关门弟子，在梁羽生晚年帮他整理文稿。后者曾是金庸的秘书，也是金庸研究专家。两位均准备了第一手资料，不仅详论作品，更引出不少往事趣闻，解答了外界对金梁关系的猜测。担任主持的，是香港《武侠》杂志社长沈西城。
有一次台湾记者问金庸，你的很多小说里涉及很多影视技巧，你是不是很喜欢电影？金庸说，我从1952年开始，连续五年每天看一部电影，回去写影评。你算一算，他这五年间看过多少部电影？有多少题材印在他脑海中？他不是看完就算了的，他看各国电影，之后要写影评，因此他脑中有很多素材。
记者还问他，有没有看过以前的武侠小说。查先生想了一下说，我相信以前的武侠小说我全部看过。仅仅是这两个答案，我想当世应该很少人可以讲出同样的话。痛悼梁羽生兄
［ 作者：金庸 出自：金庸江湖论坛 时间：2012-12-15 点击数：954 ］
春节刚过，传来噩耗，梁羽生兄在澳州雪梨（悉尼）病逝。在刚得到消息的前两天，我妻子乐怡和他夫人通了电话，还把电话交到我手里，和他说了几句话。他的声音很响亮，显得精神不错，他说：“金庸，是小查吗？好，好，你到雪梨来我家吃饭，吃饭后我们下两盘棋。你不要让我，我输好了，没有关系……身体还好，还好……好，你也保重，保重……”想不到精神还挺旺健，脑筋也很清楚的他，很快就走了。我本来打算春节后去澳州一次，跟他下两盘棋，再送他几套棋书，想不到天人永隔，再也听不到他爽朗的笑声和浓浊的语言了。
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流了很多眼泪，拿起笔来，写了一幅很粗糙的挽联，交给秘书吴玉芬小姐，转交梁羽生夫人：
痛悼梁羽生兄逝世
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
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
如果他能亲眼见到这幅挽联，相信他一定会很高兴。因为他一直都耿耿于怀：“明明金庸是我后辈，但他名气大过我，所有批评家也都认为他的作品好过我。”我和他同年，如他得知我在挽联中自称“自愧不如”，他一定会高兴的。他嘴里会说：“你自谦，自谦（口既），好像下围棋，你故意让我，难道我不知道吗？哈哈。”
武侠小说之缘
梁羽生本名陈文统，他最初进《大公报》是做翻译（进《大公报》，最初往往是做翻译，我自己就是在上海考翻译而蒙录取的），当时的总编辑李侠文先生委托我做主考。我觉得文统兄的英文合格，就录取了，没想到他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多（他的中文好得可以做我的老师）。
他后来被分派到经济版工作，我则仍在国际版。再后来，我们两人都转到《新晚报》，都在干诺道一二三号楼下同一间办公室。我主编《大公报》的“大公园”，他则接手我手编《新晚报》的“下午茶座”，这一段时间是我们两人交往最多、关系最密切的时候。我们两人谈得最多的是武侠小说，是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和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我们都认为，文笔当然是白羽好得多，《十二金钱镖》干净利落，人物栩栩如生，对话言如其人；但《蜀山》内容恣肆，作者异想天开，我们谈到绿袍老祖、鸠盘陀等异派人物时，加上自己不少想像，非常合拍。同室的陈凡，高学远诸兄的武侠小说造诣远远不如我们，通常插不上口，听了一会，只好自做工作。那时文统兄每天下午往往买二两（子子）蒸、四两烧肉以助谈兴，一边饮酒，一边请我吃肉，兴高采烈。我不好（子子）蒸和烧肉，有时只好开一瓶啤酒和他对饮。后来他应《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兄之约而写《龙HU斗京华》，我再以《书剑恩仇录》接他《龙虎》的班，我们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不久之后，陈凡接写出一部武侠小说，我们三人更续写《三剑楼随笔》，在《大公报》发表，陈凡兄以“百剑堂主”作笔名。武侠小说不宜太过拘谨，陈凡兄的诗词书法都好，但把诗词格律、国文的“之乎者也”用到武侠小说上就不大合适了。所以他的武侠小说没有我们两人成功，但《三剑楼》以他写得最好。
围棋之缘
那时聂绀弩在《文汇报》任副总编辑，每天要写社评。他最好大的兴趣是跟文统兄和我下围棋。三个人的棋力都差不多，经常有输有赢，我和文统兄经常联手对付他一个。聂绀弩年纪比我们大，在报界的地位比我们高，文名更响亮得多，但在棋枰上我们互不相让，往往杀得难解难分，常常下到天亮，聂绀弩就打电话给《文汇报》，说今天没有社评。
后来我去办《明报》了。在政治上和《大公报》处于对立的位置。但《新晚报》编辑部的诸位旧友仍和我很好，没有敌对，包括罗孚兄、文统兄等人，不过平时也较少来往了。这时我请陈祖德、罗建文两位内地棋手到我家来养病，每天两人各教我一盘棋，都是开始让八子。从让八子开始，以后让七子、六子、五子地进步起来，直到陈祖德先生病势有所发送离港回沪，那时开始让四子了。之后，我又请了聂卫平、王立诚、林海峰、吴清源诸位老师指点，当时围棋界的朋友们开玩笑说“木谷实众弟子围棋段数最多；查良镛众师父围棋段数最多。”因为木谷实的弟子赵治勋、石田芳夫、武宫正树、加滕正夫等都已是名人、木因坊，个个九段；我则在香港、日本，见到围棋高手就拜师，众师父的自然多了。起初我只是和人对弈，弈理完全不懂，直到一众师父时时教导棋理，懂得多了，定石、手筋等也记了不少，水准自然提高了些。其实我的棋还是臭棋，和高手对弈，自己摆上四个黑子再说（请对方请四子）。不过和文统兄相比，他已下不过我了，但每次对弈，我还是和他缠得不死不活。前几年到雪梨他家里，他拿了一副很破旧的棋子出来，开心地说：“这是你送给我的旧棋，一直要陪我到老殛了。”想到这句话，我心中不胜凄然，真希望能再跟他对杀一盘，让他把我的白子吃掉八十子。
天生好品德自愧不如
他还在澳州，手边没什么棋书，只有我从前送给他的《弈理指归》（施定庵著）、《桃花泉弈谱》（范西屏著）等，那是清朝的旧书，中国和日本近年来的新谱他都没有，我摆几个新式的谱式给他看，他说：“这么多新东西，反正我记不住，下你不过，不下了！”把棋枰一推，高高兴兴地收起了棋，哈哈大笑，倒了半杯酒给我喝。他不论处在什么环境中，都是高高兴兴的毫不在乎。我说“自愧不如”，不是“自谦”，是真的“自愧不如”，我决不能像他那样，即使处在最恶劣的逆境之中，仍是泰然自若，不以为奇，似乎一生以逆境为顺境。对别人恶劣的批评，都是付之一笑，漫不在乎，。他初写武侠小说时，曾写到抓起一把敌人的头发，把他摔了出去，可是这敌人是个和尚，和尚怎么会有头发？文统兄捱了这些严酷的批评，只是哈哈一笑，说道：“我弄错！”
有一次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讨论会中，许多人都指责梁羽生不该在《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中批评金庸，有人的意见十分严厉，认为是人格上的大缺陷。我只好站出来为梁羽生辩护，说明这篇文章是“奉命之作”，不这样写不行，批评的意见才平歇了下去。我知道文统兄一生遭人误会的地方很多，他都只哈哈一笑，并不在乎，这种宽容的气度和仁厚待人的作风，我确是远远不及，这是天生的好品德，勉强学习模样也学不来的。
梁羽生指教过金庸
文统兄是广西蒙山人，蒙山县当地领导和人民为他建立了一个纪念公园，远道而来要我题一个字，我赶快写了“蒙山县梁羽生纪念公园”的字送去，现在看到照片，知道这幅字已复制在公园的进口处，很是欢喜，希望这幅字能长久保留。他写名著《云海玉弓缘》第十二回的回目是：“太息知交天下少，伤心身世泪痕多。”可见他内心的伤心处还多，只因知交无多，旁人不知罢了。
我撰写小说，拟订回目时常得文统兄指教，而他指教时常悄悄而言，不想旁人听到。有一次他悄悄跟我说：“『盈盈红烛三生约，霍霍青霜万里行』这一联对仗，平仄都很好。”又有一次，他轻轻的说：“你在《三剑楼随笔》中提到的『秦王破阵乐』，这个秦王不是指秦始皇，而是指唐太宗。”指点很轻声，怕人听到。现在我公开写出来，好教人知道：梁羽生指教过金庸，而且金庸欣然受教。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5-7-31 10:30 编辑
月云
一九三几年的冬天，江南的小镇，天色灰沉沉的，似乎要下雪，北风吹着轻轻的哨子。突然间，小学里响起了当啷、当啷的铃声，一个穿着蓝布棉袍的校工高高举起手里的铜铃，用力摇动。课室里二三十个男女孩子嘻嘻哈哈的收拾了书包，奔跑到大堂上去排队。四位男老师、一位女老师走上讲台，也排成了一列。女老师二十来岁年纪，微笑着伸手拢了拢头发，坐到讲台右边一架风琴前面的凳上，揭开了琴盖，嘴角边还带着微笑。琴声响起，小学生们放开喉咙，唱了起来：
一天容易，夕阳又西下，
铃声报放学，欢天喜地各回家，
先生们，再会吧……
唱到这里，学生们一齐向台上鞠躬，台上的五位老师也都笑眯眯地鞠躬还礼。
小朋友，再会吧……
前面四排的学生转过身来，和后排的同学们同时鞠躬行礼，有的孩子还扮个滑稽的鬼脸，小男孩宜官伸了伸舌头。他排在前排，这时面向天井，确信台上的老师看不到他的顽皮样子。孩子们伸直了身子。后排的学生开始走出校门，大家走得很整齐，很规矩，出了校门之后才大声说起话来：“顾子祥，明天早晨八点钟来踢球！”“好。”“王婉芬，你答应给我的小鸟，明天带来！”“好的！”
男工万盛等在校门口，见到宜官，大声叫：“宜官！”笑着迎过去，接过宜官提着的皮书包，另一只手去拉他的手。宜官缩开手，不让他拉，快步跑在前面。万盛也加快脚步追了上去。
两人走过了一段石板路，过了石桥，转入泥路，便到了乡下。经过池塘边柳树时，万盛又去拉宜官的手，宜官仍是不让他拉。万盛说：“少爷说的，到池塘边一定要拉住宜官的手。”宜官笑了，说：“爸爸怕我跌落池塘吗？万盛，你去给我捉只小鸟，要两只。”
万盛点头，说：“好的，不过现在没有，要过了年，到春天，老鸟才会孵小鸟。”
“鸟儿也过年吗？它们过年拜不拜菩萨？”
“鸟儿不会过年，它们唱歌给菩萨听。到了春天，天气暖和了，小鸟孵出来才不会冻死。”
两人说着走着，回到了家，万盛把宜官送到少奶奶跟前，表示平安交差，宜官叫声“姆妈！”就回自己房去，他挂念着他的八只白色瓷器小鹅。
“月云，月云！拿白鹅出来排队！”
月云是服侍他的小丫头，答应道：“噢！”拉开抽屉，小心翼翼的把瓷鹅一只一只拿出来，放在桌上。她黄黄的脸上罩着一层阴郁的神色，小小的手指一碰上瓷鹅的身子就立刻缩开，似乎生怕碰坏了鹅儿。
宜官把瓷鹅排成两排，每排四只，左右相对，他唱了起来：“小朋友，再会吧……哈哈，哈哈，咦！”拿起右边的一只小鹅，仔细审视它的头颈。长长的头颈中有一条裂痕，“咦！”左手稍稍使劲，鹅颈随着裂痕而断，啪的一声，鹅头掉在桌上。“月云，月云！”叫声发颤，既有伤心，又有愤怒，小脸慢慢涨红了，红色延伸到耳朵，拿着没了头的瓷鹅的右手轻轻发颤。
“不是我，不是我打断的！”
月云吓得脸上有点变色，右手不由自主的挡在自己面前，似乎怕宜官打她。她和宜官同年，但几乎矮了一个头，头发黄黄的稀稀落落，如果宜官要打，她逃也不敢逃，两条腿已在轻轻发抖了。
宜官蓦地里感到说不出的悲哀，他也不是特别喜爱这些瓷鹅，只是觉得八只鹅中突然有一只断了头，一向圆满喜乐的生活忽然遇上了缺陷，这缺陷不是自己造成的，是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外力突然打击过来，摧毁了一件自己喜爱的物事。他应付不来这样的打击，瞧着左边一排四只小鹅，而右边一排只有三只，一只断头的小鹅躺在一旁。他忽然坐倒在地，放声大哭。
月云更加不知如何是好了，如果宜官伸手打她的头，她默默忍受就是了，哭也不敢哭，因为那个鹅头确是她不小心碰断了的。当时她马上去找大姐姐瑞英。瑞英是少奶奶（宜官的妈妈）的赠嫁丫头，她从小服侍小姐，小姐嫁过来时，小姐的爹娘就把她当作礼物，送给了姑爷家。姑爷在镇上管钱庄，时常不在家，小姐懦弱而疏懒，瑞英就帮小姐管家，管理官官宝宝们（别的地方叫少爷、小姐。在江南，如果老太爷、老奶奶在堂，第二代的叫作少爷、少奶奶、小姐；第三代的是官官、宝宝），管理厨子、长工和丫头。瑞英心好，见月云吓得发抖，叫她不用怕，出了个主意，把熟粽子的糯米煮成了糊，做成粽胶，把断了的鹅颈黏了起来。
瑞英听得宜官的哭声，忙赶过来安慰，唱起儿歌来：“宜官宜官乖官官，卖鹅客人不老实……”宜官问：“瑞英姐姐，什么卖鹅客人不老实？”
瑞英撒谎：“昨天街上卖这八只鹅给我们的卖鹅客人，是个滑头，八只鹅中有一只是断了头颈的。他骗我们，用粽胶黏了起来，假装八只鹅都是好的。”她又唱了：“宜官宜官乖官官，卖鹅客人不老实……”江南人一般上很有礼貌，不大说粗鲁的话，把卖瓷鹅的小贩称为“卖鹅客人”，这只鹅的头颈这样容易断，可能本来真的有裂缝，但瑞英只说他“不老实”，轻轻的责备一句话就拉开了。月云小小的脸上现出了一点点笑容，大大的放心了。
宜官心中落了实，找到了这一场灾祸的原因，不再是莫名其妙、毫没来由地忽遭打击。他知道是一个陌生人的“不老实”，不是身边亲人瞒骗他、欺负他，于是安心了。拿起床边一本昨天没看完的小说来看，是巴金先生的小说，他哥哥从上海买来的，不知是《春天里的秋天》，还是《秋天里的春天》，说一个外国小男孩和马戏团的一个小女孩成了好朋友，有一点少年人的恋情，可惜两个人在一起玩不了多久，就给大人硬生生地拆开了，不许他们两人再在一起玩。宜官看着看着，心里感到一阵阵沉重的凄凉，带着甜蜜的凄凉，有点像桌上那盆用雨花石供着的水仙花，甜甜的香，香得有些寂寞和伤心。水仙还没有谢，但不久就会憔悴而萎谢的。
瑞英见宜官脸上流下了泪珠，以为他还在为瓷鹅断颈而难过，轻轻拍着他的背，低声哼唱：“宜官宜官乖官官……”
月云把一只铜火炉移近到宜官身边，好让他温暖一些。宜官在朦朦胧胧中看到月云黄黄的脸，想到了妈妈在月云初来时的说话：“人倒是端正的，也没有跷手跷脚，就是乡下没啥吃的，养得落了形，又黄又瘦，快十岁了，还这样矮……”月云的妈妈全嫂说：“少奶奶，我们苦人家，吃饭有一顿没一顿的。镬子里饭不够，总是让她爸爸和哥哥先吃，男人吃饱了，才有力气到田地里做生活。我……我吃少了饭不生奶水，小娃子没奶吃要饿死，所以……所以学云常常吃不饱，热天里还没割稻时，米缸里没米，学云成天不吃饭……：宜官的妈妈叹气说：“真是罪过……”宜官斜眼瞧着学云，说：“学云不肯吃饭，调皮，不乖……”全嫂说：“官官啊，学云不是不肯吃饭，是想吃没得吃。”宜官有时不高兴了，就不肯吃饭，表示不满，最长久的一次，是因为妈妈给他做的拖鞋上绣的蝴蝶不好看，蝴蝶翅膀只绣一条边线就算了事，不像二伯父家静姐姐的拖鞋，蝴蝶的翅膀用不同颜色绣了实地，好看得多，后来妈妈央静姐姐绣了两块实地蝴蝶的鞋面，宜官才高高兴兴地笑了。在他不肯吃饭的时候，妈妈和瑞英常说他“不乖，调皮”，他以为学云不吃饭，也是像他一样使小性儿捣蛋。
学云是原来的名字。她爸爸初次领着她来宜官家里时，宜官的爸爸说：“学云的名字，听起来好像是岳云，那是岳爷爷的公子，冒犯不得，不如改作月云。”她爸爸连忙陪笑说：“好，好，少爷改得好，我们乡下人不懂事。”在那小镇一带，“学”字和“岳”字几乎相同，岳飞岳爷爷是在杭州就义的，杭州离那小镇不远，岳爷爷很受当地人尊敬崇拜。从此之后，学云就改成了月云。
在江南这一带，解放之前，穷苦的农民常将女儿卖或押给地主家或有钱人家做丫头。小姑娘通常是十一二岁，可以做一点轻松家务了；八九岁的也有。卖是一笔卖断，一百多块或两百多块银元，看小姑娘的年纪，以及生得好不好，人是不是聪明机灵，手脚是否伶俐而定；押是八九十块或六七十块银元，通常父母在十年后领回，但押的钱要归还。等于向主人家借一笔钱，不付利息，小姑娘是抵押品，在主人家做工，由主人家供给衣食，没有工钱。虽说是押，但贫农到期通常没钱赎还，不管是卖还是押，小姑娘十八九岁或二十岁了，主人家往往会做主将她嫁到镇上或嫁给别的佃户、长工，能收多少聘金就收多少。如果是买的，几乎像是奴隶，小姑娘伤痛病死主人家没有责任。押的丫头地位略好，虽然主人家常常打骂，有时罚饿饭，但有什么事要去和她父母商量，倘若不幸生病死了，往往会酿成重大纠纷，主人家少不免要赔一笔钱。
月云是押的，她父母爱她，不舍得卖。宜官的妈妈说她又黄又瘦，长得很丑，不值得买。
宜官在睡梦中似乎变成了书中那个外国小孩，携着马戏团小女孩的手，两人快快乐乐地在湖边奔跑，那个小女孩好像是月云，笑声很好听。他很少听到月云笑，就是笑起来，声音也决没有这样柔嫩好听。两人见到湖里有许多白色的鹅，白色的羽毛飘在碧绿的湖水上。这些白鹅慢慢排成了两排，隔着柳树相向而对，头颈一伸一缩，好像是在行礼。宜官做个鬼脸，唱了起来：“先生们，再会吧！小朋友，再会吧……”他忽然闻到一阵阵甜香，是烘糖年糕的香气，睁开眼来，见月云拿着一只碟子，送到他面前，笑眯眯地说：“宜官，吃糖年糕吧。”
快过年了，宜官家已做了很多白年糕和糖年糕。糖年糕中调了白糖和蜂蜜，再加桂花，糕面上有玫瑰花、红绿瓜仁以及核桃仁。月云揭开了火炉盖，放一张铜丝网罩，把糖年糕切成一条一条的烘热。年糕热了之后，糕里的气泡胀大开来，像是一朵朵小花含苞初放。
宜官接过筷子，吃了一条，再夹一条提起，对月云说：“月云，伸出手来！”月云闪闪缩缩地伸了右手出来，左手拿过一根竹尺，递给宜官，眼中已有了泪水。宜官说：“我不打你！”把烘得热烘烘的一条糖年糕放在月云伸出的右掌里，月云吓了一跳，“啊”的一声叫。宜官说：“烫的，慢慢吃！”月云胆怯地望着宜官，见到他鼓励的神色，似信非信地把年糕送到嘴里，一条年糕塞满了她小嘴。她慢慢咀嚼，向身后门口偷偷瞧了瞧，怕给人见到。宜官说：“好吃吗？吃了还有。”月云用力将年糕吞下肚去，脸上满是幸福满足的神色。她从来没吃过糖年糕，一生之中，连糖果也没吃过几粒。过去烘糖年糕给宜官吃，闻到甜香，只有偷偷的咽下唾液，不敢给人听到见到。
过了几天，全嫂抱着几个月大的小儿子，来看望女儿。瑞英留她吃了饭，又包了两块肉，让她带回去给丈夫和儿子吃。月云抱了小弟弟，送妈妈出了大门，来到井栏边，月云不舍得妈妈，拉着全嫂的围裙，忽然哭了出来。宜官跟在她们后面，他拿着一个摇鼓儿，要送给小孩儿玩。他听得全嫂问女儿：“学云乖，别哭，在这里好吗？”月云点头。全嫂又问：“少爷少奶奶打你骂你吗？”月云摇头，呜咽着说：“妈妈，我要同你回家去。”全嫂说：“乖宝，不要哭，你已经押给人家了，爸爸拿了少爷的钱，已买了米大家吃下肚了，还不出钱了。你不可以回家去。”月云慢慢点头，仍是呜咽着说：“姆妈，我要同你回家去，家里没米，以后我不吃饭好了。我睡在姆妈、爸爸脚头。”全嫂搂着女儿，爱怜横溢地轻轻抚摸她的头发，说道：“乖宝别哭，我叫爸爸明天来看你。”月云点头，仍是拉着妈妈不放。全嫂又问：“乖宝，宜官打你、骂你吗？”月云大力摇头，大声说：“宜官给我吃糖年糕！”语气中有些得意。
宜官心里一怔：“吃糖年糕有什么了不起？我天天都吃。”跑上前去，将摇鼓儿摇得咚咚的响，说道：“月云，这个给小弟弟玩。”
月云接了过去，交在弟弟手里，依依不舍地瞧着母亲抱了弟弟终于慢慢走远。全嫂走得几步，便回头望望女儿。
后来宜官慢慢大了，读了更多的巴金先生的小说，他没有像《家》中的觉慧那样，和家里的丫头鸣凤发生恋爱，因为他觉得月云生得丑，毫不可爱，但懂得了巴金先生书中的教导，要平等待人，对人要温柔亲善。他永远不会打月云、骂月云，有时还讲小说中的故事给她听。他讲故事的本领很好，同学们个个爱听他讲。月云却毫不欣赏，通常不信。“猴子只会爬树，怎么会飞上天翻筋斗？猴子不会说话的，也不会用棍子打人。”“猪猡蠢死了，不会拿钉耙。钉耙用来耙地，不是打人的。”宜官心里想：“你才蠢死了。”从此就没了给她讲故事的兴趣。
宜官上了中学。日本兵占领了这个江南小镇，家中长工和丫头们星散了，全家逃难逃过钱塘江去。妈妈在逃难时生病，没有医药而死了，宜官两个亲爱的弟弟也死了。宜官上了大学，抗战胜利，宜官给派到香港工作。月云没有跟着少爷、少奶奶过江。宜官不再听到她的消息，不知道她后来怎样，乱世中很多人死了，也有很多人失了踪，不知去向。宜官跟家里写信时，不曾问起月云，家里兄弟姐妹们的信中，也不会有人提起这个小丫头。
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乱。在宜官心底，他常常想到全嫂与月云在井栏边分别的那晚情景，全中国的地主几千年来不断迫得穷人家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千千万万的月云偶然吃到一条糖年糕就感激不尽，她常常吃不饱饭，挨饿挨得面黄肌瘦，在地主家里战战兢兢，经常担惊受怕，那时她还只十岁不到，她说宁可不吃饭，也要睡在爸爸妈妈脚边，然而没有可能。宜官想到时常常会掉眼泪，这样的生活必须改变。他爸爸的田地是祖上传下来的，他爸爸、妈妈自己没有做坏事，没有欺压旁人，然而不自觉的依照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和方式做事，自己过得很舒服，忍令别人挨饿吃苦，而无动于衷。
宜官姓查，“宜官”是家里的小名，是祖父取的，全名叫做宜孙，因为他排行第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宜官的学名叫良镛，“良”是排行，他这一辈兄弟的名字中全有一个“良”字。后来他写小说，把“镛”字拆开来，笔名叫做“金庸”。
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他正在写的时候，以后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他写杨过等不到小龙女而太阳下山时，哭出声来；他写张无忌与小昭被迫分手时哭了；写萧峰因误会而打死心爱的阿朱时哭得更加伤心；他写佛山镇上穷人钟阿四全家给恶霸凤天南杀死时热血沸腾，大怒拍桌，把手掌也拍痛了。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伤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6-6-7 17:05 编辑
金庸武侠六十年 金庸的学术、文艺朋友圈
2015-02-08 22:38:00 来源: 澎湃新闻网(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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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林夏
学术圈
金庸和学者的往来，主要由于两个原因：他的武侠小说和围棋。
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的时候，记者提及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喜欢读金庸的小说，金庸回答道，学者是拿他的武侠小说“来换脑筋”，“很多科学家喜欢武侠小说，比如陈省身先生、华罗庚先生、周光召先生。北京天文台发现一个行星，来征求我的意见，叫 金庸星 ，我说：那欢迎得很。这些天文学家说：我们空下来就谈金庸小说”。数学家陈省身是大金庸迷，早早地入藏了金庸全集，其中《笑傲江湖》还是金庸在香港亲身送给他的。2001年，南开大学请金庸演讲，金庸在台上讲，九十岁的陈省身就坐在台下听。
终身执教于加州伯克利、主讲中国古典文学与中西比较文学的陈世骧也喜欢读金庸小说，1966年，他读正在连载的《天龙八部》时，曾写信给金庸，说“书中的人物情节，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因为在日本讲学，难以买到《天龙八部》，他还在这封信里请金庸“赐寄一套”。陈省身嗜读金庸小说也是陈世骧爆的料，他还说，除了陈省身之外，与他经常来往的北美华人学者，如杨联升、夏济安等都爱读金庸。
饶宗颐自小就爱读武侠小说，尤其喜欢还珠楼主，十三四岁的时候，自己还尝试写过。他曾将《东坡志林》的话略加改动，移用于评论金庸：“身如芭蕉，心如莲花。百节疏通，万窍玲珑。”（原文作：“耳如芭蕉”）。香港大学专门为饶宗颐建了“饶宗颐学术馆”，并成立了“饶宗颐学术馆之友”学术组织，金庸是成员之一，他曾经说过：“有了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浙江海宁博物馆编《海宁査氏》族谱，金庸曾为之过目修改，而为这套族谱题签的，即是饶宗颐。
金庸与沈君山、余英时、牟宗三等学者结交，都是通过围棋。在他们当中，沈君山的棋力最强，下起棋来，能让金庸三子、让余英时两子。牟宗三棋力较他们为弱，但是棋瘾极大，但凡金庸请牟宗三周日去他家里下棋，他一定会去。牟宗三、余英时对金庸的武侠小说评价都很高，牟宗三最喜欢《鹿鼎记》，余英时则最爱《射雕英雄传》。
诸多和金庸交往的学者当中，日本宗教思想家池田大作可能是一个例外。金庸和他交往，最主要是因为汤因比。在《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的前言中，金庸讲到自己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买到一本汤因比（金庸写作“汤恩比”）的《历史研究》节本，废寝忘食地才读了四分之一，就佩服得五体投地，越读下去，心中的念头就越强烈：“我如能受汤恩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满足的一生。”
此后，汤因比的著作，金庸是数十年间每见必买必读，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录英文本也在其中，金庸说，“对于两位先生渊博的知识、悲天悯人的宽广情怀”，他感到佩服不已。所以，《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建议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谈，他便欣然同意。对谈自1995年11月16日始，历时两年多，两人多次在香港和日本会面，并且常有书信往还，对话录在日本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
另一个例外，是金庸在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时的论文指导教师、著名汉学家麦大维（David McMullen）。麦大维比金庸小十五岁，他回忆说，金庸在剑桥时和普通学生一样，每周参加研究生读书会，“有次我们讨论到一个中国古墓穴的题辞，来自北京大学及欧洲的学者都不明白，金庸就向我们解释内容，他的古文修养真是一流”。“其实，金庸也是我的老师”，麦大维说自己与金庸的关系是亦师亦友。
围棋圈
金庸对围棋的痴迷，尽人皆知。他曾经拜围棋高手王立诚为师，也拜师聂卫平学过棋。聂卫平在其自传中回忆道，1983年他正在广州为了卫冕“新体育杯”而战，金庸突然托人转告他，要在从化拜他为师，“我以为他不过是想和我学学棋，而且我也想认识他，于是就赶到从化。一见面，他真的就要像他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行大礼，三叩九拜，举行拜师仪式。他比我大20多岁，这我怎么受得了，我立刻阻止了他；我说拜我为师可以，但不要磕头了。就这样我成了金庸的老师，以后金庸一见到我就以 师父 相称。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金庸对聂卫平十分尊敬，1984年“新体育杯”的决赛在金庸香港家中进行，聂卫平说，“金庸知道我爱吃螃蟹，专门在家里请我吃了顿螃蟹。那顿饭从下午5点一直吃到晚上10点半，我一共吃了十三只，金庸一直在旁边陪着。那天有两个菲律宾佣人对我稍有怠慢之意，第二天金庸的太太就把她们 炒 了”。
沈君山也是经由金庸介绍与聂卫平认识的。1987年，聂卫平与沈君山同时作为嘉宾，应邀参加在香港举办的“应氏杯”青少年围棋比赛，主办方知道两人都喜欢打桥牌，特意安排了一场桥牌比赛。好玩的是，因为台湾方面知道聂卫平常和猫头鹰、等**高层打桥牌，以为他有什么政治背景，而沈君山则是“台湾对大陆决策机构的重要人物，而且时有传闻他可能出任台湾当局的重要职务”，所以他们搭档打桥牌竟成了政治敏感事件。
桥牌比赛当天，沈君山对记者讲了一句话，他说：“政治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的，而围棋和桥牌是不会变的。”聂卫平说，“我没想到他会讲出政治色彩这么浓的话来，据说这话传到蒋经国那里，蒋听后勃然大怒，说沈君山被我 统战 了，并下了一道手令：沈君山这人永不录用”。等到蒋经国去世之后了，沈君山才当了台湾的“政务委员”。
影视圈
邵逸夫是金庸在香港影视圈中最为重量级的朋友。金庸称邵逸夫为“半个世纪的老朋友”，邵逸夫则说金庸是“我的小朋友小查”。还在《新晚报》做副刊编辑、写影人小传和新片影评的时候，金庸就曾前去邵逸夫住处拜访过他，拜访成果，是“影人小传”专栏的一篇文章：《邵氏兄弟与白金龙》，署名“姚馥兰”，即“your friend”（你的朋友）的谐音。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邵氏公司推出了多部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到七十年代末，香港电影市场呈萧条之势，邵逸夫邀请金庸喝茶，请金庸授权改编其武侠小说拍电视剧，从而打入内地电视市场。金庸一口答允。自此之后，邵氏金庸武侠剧席卷大陆，而封笔之后的金庸，作品在大陆的销量也借以节节攀升。
而为邵氏公司拍摄金庸武侠电影的，则是大导演张彻。他也是迄今为止拍摄金庸武侠电影最多的香港导演。早在1966年，改编自《神雕侠侣》、倪匡编剧、张彻导演的《独臂刀》，就收获了百万票房，张彻也被称为“百万导演”。张彻在台湾成立的“长弓影片公司”，“长弓”二字由金庸题写。上世纪八十年代，拍摄了多部金庸电影之后，张彻与邵氏合约期满，想要组建自己的影片公司，打入内地市场，曾经得到国民党高层官员张道藩赏识、与蒋经国有交情的张彻担心因为政治原因受阻，也是金庸出面为他疏通，强调他的“国民党文化官员”这一身份。
金庸爱慕长城电影公司“大公主”、有“香港演艺圈西施”之称的夏梦，是众所周知的八卦。金庸在《新晚报》以笔名“林欢”写影评时，夏梦是他着笔最多的演员。金庸为长城影片公司做圈外编剧的时候，夏梦主演的《绝代佳人》《不要离开我》和《三恋》都由金庸编剧。之后，金庸专职做了长城的编剧，又为夏梦写下了《眼儿媚》这个剧本，之后又创作了《兰花花》《小鸽子姑娘》《有女怀春》《午夜琴声》等剧本。后来他又学做导演，先与程步高合作导演了《有女怀春》，后与胡小峰合作导演《王老虎抢亲》等。后一部影片中，金庸执意要求夏梦女扮男装，反串出演主角周文宾，结果大获成功。金庸创办《明报》以后，夏梦去国外作长期旅行，金庸为她安排了专栏“夏梦游记”，又让记者报道她的行迹游踪。
大陆影视圈，张纪中是拍摄金庸剧最多的人。他是在金庸刚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的时候结识金庸的，在此之前，金庸已经同意以一块钱的价格将《笑傲江湖》小说版权转让给央视，由张纪中执导。张纪中说：“我觉得金庸是个谦谦君子，很讲义气。他喜欢热闹，每次我们到香港，他都会陪我们，有时候一陪就七八个小时。”不过，谦谦君子也有金刚怒目之时，金庸曾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他对张纪中的有些改编不满意：“我跟他说，你改了，我不承认。他拍的，我有些看，有些不看。有些拍得不好，我就不看，我跟他说你有些拍得不好，当面骂得他哭了（笑）。我太太就讲，你为什么骂人家，朋友嘛，他很努力拍，拍得不好有什么办法。我说：他不改好了。”
画家圈
黄永玉与金庸的交情，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当时两人在《大公报》同一间办公室里工作，黄永玉担任美术编辑，金庸担任国际电讯翻译。金庸常去黄永玉的住所参加朋友聚会，乔冠华、胡风、臧克家都是常客。黄永玉常约金庸、梁羽生等朋友去一家叫做“美利坚”的馆子吃饭，有一次吃到一半，大家发现谁都没带钱，这时，黄永玉对着饭馆里养的热带鱼画了一张画，用手指蘸着酱油为画着色。画完之后，金庸打电话给在《星岛日报》工作的叶灵凤，让他前来取走黄永玉的画，预付的稿费充作饭钱，大家尽欢而散。黄永玉的家乡特写《火里凤凰》是在金庸建议下，在《大公报》连载的，黄永玉离开《大公报》之后，也是金庸央求朋友帮忙，把黄永玉介绍到了长城电影公司。后来，黄永玉离开香港北上，自此与金庸南北暌违，三十多年没见，直到1988年他重返香港，两人才再次见面，金庸常去黄永玉在太平山半山腰的“山之半居”喝咖啡。1999年，黄永玉在香港举办“流光五十年”画展，其中，《春江花月夜》被金庸以一百万港币订购。
董培新、王司马、姜云行号称金庸的三大御用插画家。上世纪五十年代，董培新还在为《明报》的竞争对手《快报》绘制小说插画，和金庸的交往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他有空时会和倪匡到金庸家里打纸牌，一星期一次。董培新曾经给金庸的小说画过彩色的国画，并举办过以“金庸小说”为主题的画展。2008年4月上市的大陆新修版《金庸作品集》的封面即出于董培新之手。王司马原名黄永兴，1961年迁居香港后，起初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经常在香港的《星岛日报》和《晚报》上发表漫画。1966年，黄永兴应聘进了香港《明报》，成了《明报》专职漫画家，自此正式启用笔名“王司马”。他为《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侠客行》（附《卅三剑客图》）《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鸳鸯刀》《白马啸西风》《越女剑》。而《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龙记》《鹿鼎记》《连城诀》则出自姜云行（笔名“云君”）笔下，而金庸老朋友梁羽生的多部作品插图，也同样由姜来完成。可惜的是，这些插图仅仅是在小说于报纸连载时发表，后来梁羽生小说结集时，这些插图中的大多数却被遗漏了。
(原标题：金庸武侠六十年 金庸的学术、文艺朋友圈)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6-6-7 17:27 编辑
金庸论中国历史大势
[二000年九月二十四日湖南电视台卫星频道《新青年》岳麓书院“千年论坛”
主持：王燕]
查良镛（1924—），又名金庸，浙江海宁人。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
1946年起，先后在《东南日报》、《大众报》从事新闻工作。1948年创办香港《明报》、新加坡《新明日报》和马来西亚《新明日报》。现任香港明河集团公司、明河出版公司董事长，英国牛津大学汉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从事中国通史的学术研究。1999年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为新的浙江大学，金庸出任新组建的人文学院首任院长。自1955年至1972年，查良镛以金庸为名，推出《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鹿鼎记》等中长篇新武侠小说15部，计36卷，蜚声中外。另撰有《莎士比亚悲剧论》、《中国民间艺术论》等学术论著及大量国际政治、时事评论文章。
王燕：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南电视台卫星频道《新青年》千年论坛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王燕。自从我们《新青年》千年论坛开讲以来，在继承和传播中华文明与文化的同时，我们曾多次流连于岳麓书院和千年孔庙，体味著名的哲学家中国传统儒学，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新发现。我们也曾经在这里与优秀的经济学家，网络才俊共同探讨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每一次论坛，都使我们激动和振奋不已，同时， 也使我们发现，我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当中，也在享受着前人所创造的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在岳麓书院，回望过去， 回望历史。我们将看到传承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所记录的沧桑巨变之后，一个民族的强大中兴。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论历史这个话题，也请来了一位大家。他众人皆知 、家喻户晓，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就是享誉全球的金庸先生。请允许我简要的为大家介绍一下金庸先生的简历。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当代著名报人、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现任英国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荣誉教授，现从事中国通史的学术研究。从1955年到1972年，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推出了《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鹿鼎记》等15部中长篇新武侠小说，共计36卷，蜚声中外。此外他还撰有《莎士比亚悲剧论》，以及《中国民间艺术论》等学术著作。作为一个著名的学者，金庸先生今天在这里，将以“中国历史大势”为题。让我们在这里共同的回望过去、探求未来，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金庸先生。查先生，我们今天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 ，而且您可能不知道，站在边上的一些学生都是从今天上午就开始等在这迎接您，为了抢占有利的位置，他们已经在这里等待了四、 五个小时了。您是不是感受到了湖南观众的热情？
金庸：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同学，我坐在这里有点战战兢兢。因为我知道岳麓书院是中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很重要的一个学术中心。我在1993年来参观过一次，当时抱着一种很敬仰，很恭敬的心。踏进这个大门，走了一圈。心里留了一个很好的印象。但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刚才这位湖大的谢书记告诉我，这个椅子跟当年朱熹所坐的一模一样，这个椅子一模一样，人就大大的不同了，学问就更加大大不同了。我坐在这里，有点坐不安定。我知道，岳麓书院出过很多很多名人，比如像曾国藩 、左宗棠、 魏源，都在这里做过学问，做过学生的。我讲到湖湘文化，湖南的学术传统，跟我们浙东文化有一个很接近的地方。我们浙东学派很出名的话，大家认为浙东学派，最出名的是实用。研究学问是要来用的，不是就专门做学问而已。而你们湖南做学问呢？岳麓书院好像也是以实用为主。所以这一点上，我们浙江和贵省，倒有点共同之处。我们出的人才大大不及了，但就是在学问的学风上，有共同之处。既然我来了，我本来说跟一些朋友座谈，谈谈轻松活泼的，讲讲大家兴趣会好一点。我看到各位坐在大太阳底下，心里很不安。如果坐在这个庄严隆重的地方，如果讲些轻松活泼的话，又对不起朱熹他们这些老前辈了。所以，既然坐在这个椅子上，就应该讲点学术性的话。所以，我选了一个题目，讲中国历史的问题，讲中国历史大势，我的主题主要讲中国历史上有什么主要的特点。
我目前正在研究中国通史，也准备写一本书，关于讨论中国历史的问题。我在欧洲常常感觉，以前罗马帝国跟我们西汉差不多，处于同一个时期。疆域差不多大，国家武装力量很强，经济力量很发达。为什么罗马帝国一垮台就没有了？而中国汉朝封王之后，后来唐朝又复兴了，一直到宋元明清，到现在，我们中国还是很强大。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人口这么多，疆域这样大，欧洲就没有了，其中一定有个原因。我常常在考虑这个问题，将来我写中国历史，可能还是以这个为主题。以中国历史的历史性是什么道理。我想中国历史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我们哲学思想是融合的，不像西方国家，哲学思想是向外征服扩散的。我们是融合的，而且我们是讲和谐的。我们自己内部要互相调合，这几个要点，这个要点为什么要这样来。我想我们内部主要的要求。整个政治的思想都要互相不斗争，当然我们内部有斗争的时候，互相内部斗争的时候常常是中国国家比较衰落、比较动乱、比较不好的时候。都讲和谐，内部很团结，国家发展了，国势兴盛了，而且我们中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因素是很开放的。对外边民族不排斥，也能接受外边文化。我们小时候念历史的时候，外国人跟中国人都说，我们中国历史是从黄河流域开始的。但现在， 尤其解放之后，很多考古学发现，北大一位考古学家苏炳锡教授，他在这方面是权威，做了很多系统的研究，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地方的发源。不是就在黄河流域发展的。云南有一种叫元谋人，都是很早的跟猿猴差不多的人。所以每个地方都在发展，我们浙江在钱塘江边有个地方叫“河姆渡”，不久之前发现一个地方，把中国的历史提早了两千年。本来我们中国文化有五千年历史，河姆渡的文化发现之后，人家说有七千年历史。在河姆渡我们发现，稻谷差不多成为化石那样还在那里，以前外国研究说中国的稻是从越南传过来的，在河姆渡发现后，稻本身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发现的，是自己培植出来的，不是越南传过来的。河姆渡文化里面家俱、 用具、居住的地方跟现在已经有点接近了。所以把我们中国的文化推早了两千年。所以现在考古上的结论，我们中国文化是四面八方都有的，慢慢向中原集中，同时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也有这个情况。
当时我们汉人，也只是一小部分，其它我们都说蛮夷戎狄。西面我们称它为戎，东面称为夷，南面称为南蛮，北方称为北狄。我们湖南 、湖北和在广东这一地带，当时称它为蛮子。这此蛮子慢慢向中央靠拢，他们也接受我们了。哪一种是蛮人，哪一种罗马人，他们都分得很严格，是野蛮人就一直排斥，动不动就把你杀掉，或者拿来做奴隶。我们中国人习惯用文化来分，不是从军事力量，也不是从经济发展来分的。你只要接受我们中原的文化，就当你中国人一样。如果你汉人去接受蛮夷戎狄的文化，孔夫子也这样讲，你接受我们华夏的文化，你就是华夏子弟，当你是中国人。接受夷狄的文化，就当你是夷狄人。齐桓公之后就这样子分了。这不是按人种 、血统来分，而是按文化来分。所谓中国历史大势，最最重要一点还不是融合开放，最重要一点是人民的生活要过得去，要提高人民的生活。而提高人民生活最重要的是，第一要没有大的动乱，没有大的战争。生产力要提高，而秦国所以能够统一六国，最重要的商鞅变法之后一个生产力要提高，还有一个原因是要有组织 ，有秩序，国家一切要上轨道。军队、政治都要有组织力，组织得很好，秦国当时做到了。生产力提高了。政治、军事都组织得很好，所以他能够平定六国。其它的国家，好像我们楚国，虽然屈原很悲哀，提了很多好的谏见，但是他的军事没组织好，政治也组织得不好、不安，生产力也没秦国提高得这样快。所以跟秦国斗争的时候，楚国就失败了。不过当时全国统一对于广大人民而言，是适合当时全国潮流的。对于提高整个全国的经济生活是有好处的。但是秦国的政治，统一之后它就不大顾忌人民生活，很多政策、法律都非常苛刻，使得人们民不聊生，人民要赋很辛苦的劳役，所以他的统治不长久，人民对政府不拥护。整个社会不安定，国家不安定。所以统治不长久，后来秦末的时候就天下大乱，到楚汉相争，刘邦统一全国了。汉朝立国不久，北方一个很强大的民族，匈奴人就对我们中国威胁很大。汉高祖带兵去跟他打战，打败了， 也打他不过。匈奴人骑了马，跑马射箭 ，武艺很强。中国人打他不过。所以汉朝对他很委屈，向他求和。后来汉高祖一死，匈奴王很无礼的写信给汉高祖的皇后：你丈夫死了，就不如嫁给我吧。这封信是很污辱的。但是汉朝还是忍耐了一下。现在跟他打仗打不过，皇后就回他一封信，很客气很委屈的说：我现在年纪老了，牙齿也掉了，头发也掉了，不能做你太太了。国力不济的时候，有时候国力不济的时候，忍耐一下是很重要的。后来到唐朝的时候也一样，唐朝很强大的时候，李世民的时候，我们北方敌人匈奴已经被我们打垮了，他逃到欧洲去了。现在欧洲的学者有两种说法：匈牙利是我们匈奴人遗下来建立的国家。也有一种学者认为，匈牙利人是另外一种人，无论如何 ，如果有关系也是被我们中国人赶出去的。唐朝把突厥人赶出去，突厥人到土耳其建立国家。
回想一下，从春秋战国到秦朝统一，汉朝就大大强盛了，为什么汉朝会强呢？因为他们经过春秋战国，夏商秋这许多朝代，把许多不同的少数民族跟我们汉人融在一起了。我们也不把他当外国人，完全跟我们放在一起了，所以我们民族强大了。我们对于外交上的英明策略，内部组织的好和稳定。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时候，跟罗马帝国一样大。它是一个以罗马为中心，向外边扩充的。我们是向四面八方自己结合起来。主要我们汉人可以开放融合，所以很多很多少数民族就跟我们融合在一起，就变成中国人。中国人越多就越强大，经济力量越发展，就把外国人打出去了。所以我们中国历史上，汉朝是最强大的时候。到后来， 汉代末年，有几大少数民族入侵，曹操也带兵跟他打过。后来到了西晋的时候，有一个五胡乱华，大家读过历史知道，匈奴人、 鲜卑人、 羯狄羌、鲜卑人是在东北的。有人这样讲，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就是鲜卑族的“鲜卑利亚”。有人认为“西伯利亚”这个名字，就是从鲜卑人来的。因为鲜卑人当时在西伯利亚这一带，中国的北方，鲜卑人很厉害的。把我们中国的北方完全占了。我们汉人就退到长江以南，变成东晋人。鲜卑人差不多在北方统一了，成为魏国。当时北魏有个叫魏文帝的皇帝，他很仰慕中国的文化，他自己要整个北魏完全中国化所以， 魏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皇帝。他自己穿的衣服，住的房子 ，用的文字，这些字都要采取中国的。后来， 魏国又分为东魏、西魏。西魏变成北周、北齐。在西魏之后、北周之后，才变成隋朝，隋文帝在控制了北周政治之后，他自己另外建立了一个朝代。在隋代灭亡之后，唐朝又兴起了，到隋唐时候，中国又非常非常强大。为什么这样强大呢？现在的考察，隋唐的强大完全因为继续把匈奴、鲜卑、羯狄羌这些少数民族全部合在一起。北周根本是鲜卑人的国家，一个朝代。但是隋唐继承之后，李世民的血统，我们说李世民是唐太宗，我们汉人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其实他血统中间，从祖母到母亲都是有鲜卑人的血统。所以唐朝有很多作风，都鲜卑化。到后来 ，一直到宋元明清，元朝是排斥我们汉人的。在中国建立政权，把汉人放在第四等，所以阶级分明，民族排斥。所以元朝在时间上不到100年就没有了。后来到了清朝，满清它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对民族不排挤了，汉人满人大家共享政权。他也接受了我们汉人的文化，所以满清后来就很强盛。我讨论中国历史大势，大致上主要一个是要开放，外来民族如果接受我们的文化，我们可以当他们是自己人，我们这个民族自然会强大，不去歧视人家文化，也不去歧视人家。唐朝就吸取了佛教，到了近代西洋的思想，西洋的科学技术我们也接受。岳麓书院出过一个很伟大的人，他叫魏源。当时极力引进西方的思想，再在全国传播。整个唐朝一共有23个宰相是外国人。我们现在想象起来，我在西方国家跟他们讲学时跟他们谈到，你一个国家请外国人做首相行不行？在英国肯定不行，在法国也肯定不行。中国在唐朝时候，很久以前，一千多年以前，单单一个朝代我们已经有23个外国人在做宰相。我们中国人心胸很广大的，你只要本质好，对我们国家有用，你外国人也可以。
我研究罗马史，很多很多时间去看罗马的法律，叫《罗马法》。讲罗马公民的权力怎么样，那么罗马人也是分阶级的。哪些人可以当罗马公民，哪些人不能当公民？要是你家有财产（就）可以当兵打仗，罗马人当兵打仗很奇怪。这些步兵， 骑兵所有的盔甲、刀枪、 盾牌完全要自己出钱买的，国家不给的。穷人家盾牌买不起刀剑，买不起他就不能当兵，你有钱买盾牌、买刀枪，能够当兵参加军队，你可以当公民。所以他的公民规定的很严格。这样一个个分散了，国家不可能真正强大，我们中国人来者不拒，愿意做中国人，欢迎得很。所以我们因为开放，所以在唐朝就很强大，到后来满清它也比较开放，也强大 。 到后来，因为它内部组织得不好，内部**了，后来我们国家很排斥外边力量，外边思想的时候，我们国家内部比较乱，文革时候内部斗争很乱。等到邓小平来提倡改革开放，我们自己内部安定了 ， 稳定了，那么经济提高了，人民生活好了。所以现在可以说我们中国走了中国历史的正道。英国一个大历史家叫汤因比，他写了一本《历史研究》，这本书很有思想内容。它最后的结论就是说，西方国家已经走到尽头了，他这个哲学这个方式行不通了，将来全世界人类的出路怎么样，就是要东方哲学，以及中国的哲学。中国是讲究调和的，讲究大家合作。大家要开放的互相融合的，用这种方式，将来人类才会有前途。我很同意他的意见，我想将来全世界人类的前途怎么样的，就是要全世界人都能够接受我们中国的哲学。要开放的，任何人不要歧视。将来不管你是什么国家的人，美国人、中国人大家都一样，互相融合，互相合作的。这个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人类才有光明前途。我想中国哲学家的前途就是这样子，全世界都可以接受的话，我们中国几千年历史就证明这条路是最好的道路。所以我们要互相合作，提高生产，全世界人民生活改善，战争避免了，大家融合，这个可以说是人类的前途，也是我们中国历史的教训。请各位指教。
王燕：非常感谢金庸先生的精彩讲学，生动而且幽默。我想从我们今天热烈的现场气氛当中，可以感知出金庸先生非同凡响的号召力。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论男女、不论老少我们都是金庸先生的读者，他的作品展开了一副副波澜壮阔的画卷，塑造了很多的英雄人物。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美妙的爱情事。那么 ，今天金庸先生在这里用通俗的语言纵观中国历史大势，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对他表示感谢！
王燕：欢迎回到现场，这里是湖南电视台卫星频道《新青年》千年论坛的直播现场。好，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旁边的这一位，他是金庸先生在浙江大学的同事。他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常务副院长廖可斌先生。廖教授， 金庸先生，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因为我们都看过他的书。但是您今天来这和我们现场的观众都不一样，您在生活当中和金庸先生一起工作过 ， 学习过。我想问一下您，您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见到金庸先生的印象？
廖院长：记得， 那是1996年。那是金庸先生捐赠了1400多万港币，在杭州的西湖边上建了一座云松宿舍，在那个捐赠仪式上，我第一次见到金庸先生。
王燕：在我的印象当中，金庸先生虽然是1972年就已经封笔了，但他的小说在大陆非常热销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83年到84年、85年这个期间。当时我就是金庸先生的读者。我记得当时新华书店的书，都没有新书卖，只有旧书，因为翻阅率太高了。如果有新书放在那，都会被别人翻烂。而且图书馆里，金庸先生的书只有书目，见不到书，因为书永远都在别人的手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金庸迷？
廖院长：我读金庸先生的小说，可能算是比较后进的。我也记得很清楚，最早读金庸先生的小说是1987年。因为我那时刚到浙江大学，就是原来的杭州大学去读博士。那时候读金庸先生的小说，可能是不务正业。但是当时有一位朋友借给我金庸先生的作品，我和我的一位同屋，这位同屋现在是岳阳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我们两个读博士，交换读金庸先生的小说，从晚上十二点 、一点、二点、 三点、 四点、 五点，就这样读下来。那个情景也记忆犹新。
王 燕：我想问一下您，您在作品中认识的金庸先生，和您后来接触了金庸先生以后，在工作中认识的金庸，您觉得有什么不同？
廖院长：我得既有不同的地方，也有一致的地方。因为我是学中文的，我知道一个作家的想象力，他的神奇。所以我没想过金庸先生像有些朋友问的，金庸先生您会不会武功呀？您是不是武功高手啊？我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但是见到金庸先生以后，一方面， 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差别，另一方面我和金庸先生相处以后，我更能理解他的作品中的一些情节 ，一些人物。金庸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的东西。
王 燕：比如呢？
廖院长：比方说，因为在场的很多朋友过去都没见过金庸先生，但是今天见到了，金庸先生给我们的感觉是 他非常的谦虚；第二是感觉他非常的睿智；第三呢是非常的宽宏。那么这样，你反复去看他作品中的人物发现那些人物，首先是非常谦虚。无论是杨过、郭靖啊，令狐冲这些人物，实际上都非常谦虚，然后是非常聪明，非常聪明，包括里面那些女性。个个都是玲珑剔透的，另外也非常宽宏。昨天有几个朋友都讲金庸先生小说中的人物，无论受到多大的委屈，他都是原谅别人严格要求自己。
王 燕：其实我想您刚才有一句话我是听到心里去了。因为金庸先生的作品中，描写了非常多非常美好的爱情故事。比如说在《射雕英雄传》里，有一个人叫梅超风的，我相信大家一定都记得。这个人着墨不多，而且梅超风行事诡秘，杀人多多，是一个大恶之人。但是梅超风跟他的二师兄陈玄风的爱情的故事，也就是坏人的爱情故事，它还非常感人。他们为了怕被黄药师发现，他们逃离了黄药师，只好自练《九阴真经》。而且陈玄风在他生前一直是不把《九阴真经》给梅超风看的，因为怕梅超风这个小师妹练坏了身子。
廖院长：我想你的意思我懂了。金庸先生的小说里，还写了很多爱情故事。而且这些爱情故事，确实写得回肠荡气，令人非常感动。
王 燕：而且金庸的书里也写了许多侠义之士。比如你说的郭靖还有杨过等等，我不知道在你接触以后，你觉得咱们金庸先生也是大侠吗？
廖院长：表面上看他不是大侠，他不会武功。但是实际上他是侠之大者，侠在精神 ，侠在道义。
王燕：咱们现场也有不少的忠实金庸迷。而且金庸先生作品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说，不管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还是贩夫走卒，不管是在黄土高原还是在美利坚，到处都能见到读他书的人。那么我想金庸先生在全球的华人圈都有非常广泛的知名度和号召力。今天我们在现场，可以给现场观众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各位英雄您可以在这，跟金庸大侠在这过过招。
观众1：金庸先生你好！我是岳麓书院的研究人员，刚刚您在演讲当中反复说了那个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那么您在小说当中，我记得曾经有七次提到外族入侵的问题。但同时我最近看了您其它的文章，您又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您在小说中的说法，跟您在学术中的说法是否存在矛盾性？请您回答，谢谢！
金庸：这位先生问的这个问题，我想分为二部分。我们中华民族有时候会受外族入侵，他们来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要保卫自己，一定要抵抗。但如果它接受我们的文化，愿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就是说你来跟我们为敌，想征服我们，想奴役我们，我们无论如何要抵抗到底。等到你跟我们联合在一起，友好的对待，大家平等对待，我们也不当你为外人看待。
王燕：好， 谢谢！我们看看第二位！
观众2：金庸先生您好！我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一位研究人员。我想向你提个问。您是著名的武侠小说家，我们大家都非常希望听您谈您的小说，而您今天选择了历史作为您讲学的主题，这是为什么？请您谈谈， 谢谢！
金庸：我写小说其实当是一种副业。我主要是办报纸，报纸要吸引读者，我想写点小说就增加点读者。我本身从小对历史就有兴趣，所以现在正在做学问研究，我就选择历史（作为演讲主题）。其实现在还谈不上学问，不过对历史有兴趣自己现在努力在学习。主业是历史，副业才是武侠小说。
王燕：金庸先生，这是一位留名叫中国人的网友写的，他说您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静”的文化，而西方则是“动”的文化。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呢，武侠小说好像更符合“动”的文化特征。从这一点上来看，您的小说是否与中国的文化特征有点相背离？
金庸：其实我不认为中国文化是“静”的文化，我们说中国人喜欢调和 ， 融合，不太喜欢斗争，就这个意思。但武侠小说还是讲斗争，但我觉得这不矛盾，你不要主动去打人家，所以我们历史上最强大的时候也不大去侵略人家。我们到了这为止了。但人家来打的时候你不能束手待毙，总之要抵抗的。西方固然很“动”，但我们中国也不“静”。在需要“动”的时候，还是会“动”的。
王燕：英雄好汉该出手时就出手！好， 我们再把机会交给现场观众。
观众3：金庸先生， 您好！我们大家都知道，您不但在文学上而且在商业上办《明报》都有很高的成就。我想问一下，您自己认为您是一种传统型的人，还是一种现代型的人？
金庸：湖湘文化中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做学问和办事是两者合一的。王阳明在这里讲话，他讲知行合一的。一方面要求知，一方面要行为。朱熹，人家认为他是唯心的，其实朱熹也作了自己针对性的要自己修养之后，要内圣外王，中国的传统学者，自己修养好之后要施展出去，对社会有所贡献，能够帮助人家。孔子也讲“已欲利而利人，已欲达而达人”。朱熹、王阳明都是这样一个传统。所以说传统的中国学者不是只做学问，不管事（情）的，不过现代人跟以前人不同。以前的人，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做官 ， 靠科举。就是要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做了官，他才有权力有能力去为人家服务。但是现代人，不一定每一个都去作政府干部。从事工商业，做科学工作也是为人民服务，也是为国家服务。刚才这位先生讲是不是违反传统，我说这倒也是继承中国传统。研究学问，一方面还是要提高为社会服务。岳麓书院是儒家的一个中心。儒家和佛家、道家不同。佛家道家讲“出世”的，儒家讲“入世”的。研究学问之后，他要把自己的所得要贡献给社会，贡献给朝廷。以前要做官之后为人民服务，但现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广了。工商业、科学技术都可以为人民服务。所以我办报，我想并不矛盾，也不违反传统。
王燕：好，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现场的观众，请现场观众的提问尽量简明扼要。
观众4：金庸先生 ，我是湖南师大的学生。我们都十分喜欢你的小说，当我一遍又一遍读您的《雪山飞狐》的时候，我总对那个结局感到有点遗憾，所以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您能不能现在就给《雪山飞狐》续个尾，那么胡斐那一刀到底有没有砍下去？谢谢！
金庸：很多朋友，一些读者他自己写了一段寄给我看，问这样写可不可以？我也不说可以或不可以，很多人对这一刀砍不砍很挂念，我自己也不写。这位朋友如果有兴趣，自己可以续写一段，我好像提供这样一个供大家娱乐的节目，各位在睡觉睡不着的时候就想想看，这一刀是砍还是不砍？如果不砍怎么样砍怎么样？自己可以想一个故事下去，我也觉得很好玩。顺便提一提，我到湖南来过几次，关系不密切，我的小说里面，各位有没有想到：最好的一个女人是湖南人，最好的一个男人也是湖南人。
王燕：是谁？
金庸：有人说，我写的女主角最好的人，是在岳阳旁边的洞庭湖边的程灵素。这位小姐相貌并不很好看，但是一个很聪明的，内在非常美的，个性非常好的，对爱情很忠诚，是一位可敬可佩的湖南的一位小姐。
王燕：最好的湖南的男主角是谁？
金庸：男主角可能很忠厚、很老实、很贴心、很朴素，受点委屈也可以原谅人家，对人家忠厚体贴，叫狄云，《连城诀》中的，是湘西的。《连城诀》的狄云，一个是湘北的，岳阳湖南的，一个是湘西的，沅陵岳阳这一带的人，一个很好的男人，但武功不是很高，人不太聪明，但个性很淳朴，对朋友很忠实，对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好。
王燕：但是我发现你写的男女主人公武功都不太高强，还有点美中不足，这个女主角不是非常漂亮。其实我相信湘女多情一直很出名的。
金庸：我今天还跟我夫人、廖先生讨论，对于宋玉讲到楚国有一位小姐非常漂亮，增之一分则太高，减之一分则太矮，不高不矮刚刚好。饰朱者太赤，饰粉者太白，脸上的化妆也恰到好处，也不白也不太红，如果现在讲的话，增之一分则太肥，减之一分则太瘦，当时身材怎么样，大家都不管她了，总之她是楚国的。我们讨论到底是湖北的还是湖南的，后来请了廖先生去问他的老师，一位很有名的研究赋的专家。我向他请教，宋玉讲的这位美女到底是哪里人，是湖南人还是湖北人。他说宋玉大概是湖北人，这位小姐可能也是湖北人，总之我们跟湖南很接近了。
王燕：谢谢金庸先生！我想听了你这话，湖南湖北的女子都会很高兴的，但是更高兴的是湖南湖北的男子。好，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现场的观众，请您提问的时候简单一点，也请金庸先生在回答的时候注意一下时间，这样可以让更多的观众来提问。
观众5：我是中南工大的一名老师，很荣幸今天能听到您精彩的演讲。您今天讨论的是中国历史的大势，我想就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人物的小事情向您求教，您的小说中经常以乾隆作为你笔下的主人公，尤其是在《书剑恩仇录》这部小说中，您花了很多笔墨来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我还注意到，您把满清的这位皇帝写成汉人的儿子，我想请问您：这样写是否经过考证，根据史实来写的。另外一个问题，在您的创作当中，您觉得历史和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创作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谢谢！
金庸：这位先生是中南大学的，你这个问题其实也不大。因为乾隆到底是不是汉人，这是历史上的三大疑案，一个就是乾隆是不是汉人的问题；一个是顺治皇帝到底有没有出家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顺治皇帝的母亲，清朝称为大玉儿，有没有下嫁多尔衮的问题；这个问题历史上考证的糊里糊涂，不太清楚。北方的历史名家专门考证，到底乾隆皇帝是不是海宁人家的子孙，因为这个传说在清朝传得很普遍，全中国都知道。所以我就利用这个传说，也不讲它真，也不讲它假，写小说跟碰到历史一个重要的，恐怕就是（小说）可以虚构，但是对真的历史知识是不能改动的。乾隆是汉人或者不是汉人，因为历史上也有争执，可以讲他是汉人，讲他不是汉人也可以，所以到底怎么样也不清楚。但是讲乾隆把清朝推翻，变成一个汉人的朝代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历史上没有这个事情。历史上没有的不可以改变，如果有争议的可以虚构。外国人写历史小说也是这个原则。就像英国的乔治一世上断头台，有些小说就写他临上断头台，很多人去救他，最后救不出，被刽子手杀死了。如果写把这个人救了出来，是不可以的，因为违背历史，但是怎么去救是可以虚构的。（湖南大学出版社《智者的声音——在岳麓书院听演讲》130、131页）这位先生，问到乾隆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历史上的疑案，到现在都不可以肯定的，民间有很多传说，到现在还是有的。各位如果到海宁去看潮的话，陈家的房子现在还在那里。所谓陈家洛，是我故意创造出来假的人。
王燕：好的，谢谢！有一位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他说在您的小说当中，佛家和道家都曾多次出现，而且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是正面形象，而您对儒家的称道和赞颂却比较少，中国历史文化的主体是儒家，佛家和道家，您是否认为在指导个人行为和社会整体行为上，佛道二家胜过儒家呢？
金庸：中国传统儒、道、佛，实际上最最重要的是儒家，岳麓书院是儒家一个重要中心，我也不能作违心之论，实际上我写的很多正面人物可以说是儒家，但是他们不是读书人，好象郭靖。所谓“知之不可为而为之”，其实他知道守襄阳是守不住的，但是他明明知道这件事做不到的，儒家的教训说就是“杀生成仁舍身取义”，只怕牺牲性命也要做的，这是儒家的精神；如果道家、佛家，这个事情跟我无关，道家就是看破了，襄阳守得住守不住没关系的，最后还是一样的，佛家（认为）你不要对世事这样投入，襄阳守住守不住也是空的，不必去努力了。儒家（认为）这个事情明明做不到的，理所当然（认为）应该去做的就做了，所以郭靖跟黄蓉的精神是完全儒家的作风，不过我没有特别讲出来而已。
王燕：谢谢金庸先生，我们现场的时间还大约剩下15分钟，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现场的观众朋友。
观众6：我是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金庸先生您在刚才的回答提问中，多次表达了您对湖南的深厚感情，在您的小说中也不止一次以湖南的许多有特色的地方作为地理背景，请问您作为江浙才子，是如何评价湖湘文化的？谢谢！
金庸：江浙才子不敢当，我作为浙江人，我刚才讲过，我们浙江的浙东学派和湖湘学派有共同之处，大家做学问之外还是要献身社会，为社会服务的，这是其中之一。我觉得湖南人做事很踏实，我对湖湘文化，我觉得从曾国藩压迫的农民起义，并不能肯定，但他做事情的作风，坚毅不拔、继续奋斗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我觉得湖南文化中有了这一点，外省人毁谤湖南人，不好听，讲湖南骡子，好象骡子这样很倔性的，你拉东它偏偏要往西；你打它它都不屈服，这种精神是很了不起的。我一直很佩服的，所以小说里写到，湖南人提到几个正面的形象。谢谢！
观众7：那么我想问一下：您认为在中国历史上遗留下的，而且比较宝贵的文化内核是什么？再比如豪侠、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算不算中国历史上留下来的文化内核。谢谢！
金庸：你差不多自己回答自己问题了。中国文化中间，豪侠是一种很珍贵的文化传统，好象西方没有这种传统，所以呢，武侠这个“侠”字，你跟西方朋友解释，他们不太了解。因为他们道德中间没有这种“侠”的观念，我们中国人说这件事跟我没关系的，我看到很不公平的，我就要挺身而出，就帮他忙做这个事情，要打抱不平、拔刀相助。这个“侠”的精神，西方社会是不大了解的，这个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很好的传统，当然还有其它很好的传统。刚才我提到的，我们主张人与人之间要和谐、要合作、要团结，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传统。
王燕：谢谢金庸先生！所以我想在金庸先生的笔下塑造了很多的主角，比如说狄云，比如说杨过，比如说令狐冲，他们都是受尽委屈。很多时候个人利益是排在国家和群体之后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现场的观众朋友。
观众8：金大侠先生，我是湖南省文联的研究员。现在我只提一个问题：我们在从事理论工作的时候，文学界总是把“庸俗”和“通俗”这个问题经常提出来，我希望先生回答，您怎样看庸俗和通俗的区别在哪里？谢谢！
金庸：通俗和庸俗怎么分别，据我了解，我看“俗”就是大众化的，不能高高低低，大家都可以接受就很俗了，这种俗之间也有一种比较高雅的俗。所谓“庸俗”，我想通俗没有好的意思，也没有贬的意思，通俗就是大家不讲全部大家都能接受的。所谓“下里巴人”，它也不一定是讲不好，智商低、智商高大家都可以接受，就很俗了，范围很广的。庸俗我想有一种贬义，大家可以接受之外，这种艺术创作本身可能使得人的精神向下的。
王燕：好，谢谢！这是一位观众朋友他问您：封笔之作《鹿鼎记》当中，韦小宝这个人物形象和您前面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截然不同，他既不传统又不现代，大概是属于后现代的。很多人都觉得韦小宝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人物，请问您是如何评价韦小宝的？在您的武侠小说中，您最满意的人物是哪一个？
金庸：韦小宝的问题，我还忘了提到，现代作家中间，人家问我最喜欢哪一个？我说喜欢一位湖南作家沈从文。我从小就喜欢看他的作品，到现在还喜欢，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说：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把中国人不好的典型，愚蠢、愚笨，搞精神胜利，对于世界不了解、很尖酸刻薄、很否定的人物。但鲁迅先生写了中国人中间，个性中间、性格中间有着很多不好的在内，特别他提出了要否定这种人。这篇文章就说，沈从文写的文章里面，那些人物都是善良的、温情的，使人觉得乐观的、和蔼的，他写的都是湖南人，其他省份中间这种可爱的人也是比较多的。要了解中国人，应该看鲁迅先生鞭策的这种中国人不好的个性之外，还要看沈从文先生所讲的中国人个性比较好的一面。我写韦小宝，当时没想到这一点，但我主要还是想写中国一个封建时代官场里比较不好的一批人，他受贿赂、去做坏事，各种各样的坏事都做，所以韦小宝基本上是否定的，不过他也不是全面否定。中国人的性格中间还是讲义气的，有一种共同愿望这种性格。中国人性格很普遍的，大家都有。这一方面是可以值得肯定的。所以我不能说，借助了沈从文先生的好处，韦小宝不是全面肯定，十分之九是肯定的，也有十分之一的（坏）处在那里。
观众9：金大侠您好！今天能见到你感到非常的荣幸，我知道您（59）年就创办《明报》，在香港影响很大，大家都称您是报业大王。现在我们的传媒、我们的报纸、我们的电视竞争非常的激烈，我想请您跟我们介绍一套降龙十八掌，媒介怎么竞争？以及当初您办《明报》的宗旨是什么？对我们湖南的电视传媒，还有报纸怎样评价？谢谢！
金庸：这位先生问湖南的传媒，我对湖南的传媒只知道湖南卫视、广播电台，电视我知道你们拍了《还珠格格》、《雍正皇朝》这些很好的戏。我昨天见了广播局魏局长，我说你们广播事业做得非常成功，全国各省大概湖南最好了。他谦虚不承认。我认为传播媒介中间，湖南电视大概已经做的最好了。报纸情况我不大了解，我大部分时间，有时候在国外，有时候在香港，晚报比较轻松活泼，所以读者比较多，这也是适合全世界潮流的，总是分两路。一路比较严肃，一路比较轻松活泼的，轻松的报纸销路比较大，严肃的报纸也是有这个需要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有个新闻系，他们问我办报纸应该怎么办，在中国内地办报纸，我们的报纸是为人民服务的，要听中国**的领导，为人民服务。
王燕：非常感谢金庸先生，金庸先生对湖南媒体的评价很高，最后还有二分钟的时间，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可能是我的心声，也是现场观众朋友的心声，就是您还会不会重出江湖？我们都期待，会不会？
金庸：我想武侠小说不会写了，如果有可能，我想写一本另外的小说倒是有可能。
王燕：谢谢！我在金庸先生《鹿鼎记》的后记当中，看到金庸先生写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将是我最后一本武侠小说，但是后面打了一个括号，注明了一句“生命中永远都有特殊的意外”。我想不仅是我还有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期待着会出现这个意外。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文明渊远流长、博大精深。今天金庸先生在这里用他的话，他的故事为我们诠释了中华文化特有的内涵，让我们再次用掌声对他表示感谢！世界的发展需要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金庸先生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他相信在二十一世纪，世界的中心将是在中国，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只要是在中国就好。我想这也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自信和期待。我讲这个话，英国牛津大学演讲，因为英国很多经济学家在牛津大学教经济学。他们跟我说，你们中国超过11亿人，你们人口全世界最（多），现在已经发展到12亿，差不多13亿了。当时他就说，将来到2050年或2060年时，中国全国生产总值就全世界第一，超过美国。我说那不大可能吧。你们经济发展很快，每年8%到9%的增长，美国每年只增长1%到2%，同时他们人口只有2亿多，你们有11亿、12亿，平均增长值，美国当然比中国多，你们人多。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就超过了全世界第一，人口这样大、市场这样大、经济力量这样强，全世界经济中心在中国一点也不稀奇。非常感谢金庸先生，他在听到我的结束语之后，对我说的这一句话特别的有感慨。我想从这点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金庸先生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和我们一样所有的拳拳赤子之心。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让我们期待下一次在千年论坛再相会！再次感谢金庸先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和现场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论坛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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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天津情缘:论剑马蹄湖 终成南开人
来源： 每日新报2015年2月14日20版 发稿时间： 2015-02-15 15:15
菜单上的谜语
1955年2月8日，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开始在《明报》连载。一甲子岁月悄然而过，“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已成就其通俗文学的地位，成为几代人的文化记忆，至今盛而不衰，更不用说翻拍成的不计其数的影视作品，他的作品甚至被改编成戏剧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
而金庸作品正式进入内地读者的视野，正是在30年前——1985年，金庸授权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一套两册的《书剑恩仇录》。然而金庸和天津的缘分并非仅此而已，尤其和南开大学渊源颇深。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向记者讲述了2001年金庸访问南开大学的往事，以及二人作为朋友为文坛留下的种种趣话。
一甲子圆梦 金教授受聘南开大学
在2001年的金庸天津之行以前，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并未和他有过直接接触。但作为内地较早接触金庸作品的人，陈洪曾在文学前辈面前，给予金庸的小说以极高的评价。
1981年，邓小平在北京接见金庸时说，自己读过金庸的小说。彼时，已经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方式拥有港版或者盗版的金庸小说集了。然而，文学界内对其争议颇多。1988年，沈阳召开了国际小说研讨会，幼时曾就读天津南开中学的文学前辈端木蕻良在会上发言，对当时文学界特别是小说界的现状很不满，他形容当时是“沉渣泛起，武侠这种烂东西都出来了”。端木老先生说，梁羽生专门到北京要见他，也被他拒绝了。
会议休息期间，作为文坛后辈的陈洪问老先生：“梁羽生且不论，您对金庸怎么看？”老先生随即回答：“那都一回事啊。”就差说是一丘之貉了。陈洪追问：“您读过(金庸的小说)吗？”在听到老先生否定的回答后，陈洪直言：“您没读过怎么有发言权呢？”陈洪表示，自己读过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当时，会议已经进行到第二天，端木蕻良也了解到陈洪并不是一个随便冲动的文学青年，他就问陈洪如何看待金庸，陈洪说：“他(金庸)写得稍微多了一点，如果凝练成几本的话，将是五百年后的《水浒传》。”端木蕻良非常惊讶甚至哑口无言。陈洪所表达的其实是两个意思，《水浒传》当初也是引车卖浆之流读的通俗“文学”，很大程度不登大雅之堂，而五百年后，讲文学史甚至思想文化史都绕不开《水浒传》；金庸的作品亦同理，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很高明的通俗文学，影响之大史无前例，将来讲述20世纪文学史，甚至现代、当代中国文学史，金庸、金庸小说和金庸现象也同样难以回避，必定会被经典化。“这也是我看金庸作品的一个基本观点。”
1999年，金庸在浙大任职后，浙大文学院有朋友联系陈洪，说金庸表示希望能有机会来天津，并到南开大学访问。“据说起因有二，一是祖上在天津有产业，想看看水西庄，抒发思古之幽情。二是他和南开大学有着不寻常的关系。”原来，在1944年，金庸就读于有着官方背景的“政治大学”，因为言论有问题而被校方开除，他就报考了当时西南联大的经研所，经研所正是属于南开大学。当时已经被录取了，但由于没有从重庆到昆明的路费，而且道路不近，所以金庸和南开大学失之交臂。
2001年5月，金庸偕夫人抵津。在此之前，南开大学方面本想授予其名誉博士学位，但当时手续繁琐且极其难以达成，于是最终聘其为名誉教授。陈洪已经将金庸的行程安排妥当，却因为要赴苏州参加苏州大学“211”验收工作没能在天津迎接金庸。有意思的是，苏州大学前身东吴大学，也是金庸和西南联大失之交臂后就读的大学，陈洪还写小诗一首记录这件趣事：“先生莅南开，我事访东吴，千里缘何在，侠名满江湖。”
当时在天津，金庸一共有两场讲座，一是在天津日报社，另一场则是在南开大学内接受名誉教授的聘任。
前者论剑，金庸“尚礼”的儒雅之风给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在南开大学内，金庸破天荒地将讲座延展到了两个小时，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金庸有些讷于言，讲座一般也就半个小时。”当时，聘任仪式上，侯自新校长亲自为77岁的金庸先生佩戴上了南开大学校徽，90岁的数学大师陈省身到场祝贺，金庸题字：“六十年前，我曾跨入南开门槛，惜无缘登堂入室，今日得偿所愿，大畅心怀。”落款为“南开大学文学院金庸”。讲座开始，台上坐的是金庸和陈洪两人。“我们俩有点像说相声一般，他逗我捧，每一个话题快结束时，我就插话引出另外一个话题。”金庸对于同学们的问题一一作答，且说：“每天读一小时我的小说，让知识丰富一些，好处也有。”他坦承，几部小说中情节有雷同，不是白璧微瑕，是个大缺点，只好等将来修改时再说。“就像我自己一样，学问不好，便总想遇到奇书，遇到好老师指点。”
谜语“泯恩仇” 陈校长助力争“诺奖”读博士
在招待的宴会上，有人向金庸求证一件“传闻”：在香港，古龙曾出上联“冰比冰水冰”让金庸对下联。金庸连忙摆手：“哪有这回事啊。”这时，南开大学有人突然想起，陈洪副校长有一个上联，“悬赏十万美金”征下联，遂提出让金庸试试。
在1995年的南开大学迎新晚会上，组织者让陈洪也出个节目，于是陈洪即兴想起一个上联来：“一门二校长，侯门南开”。原来，当时是侯自新先生初掌南开大学，为南开大学第六任校长，巧合的是侯校长的夫人康岫岩也于当时担任了南开中学第六任校长，大学和中学分属不同系统，却在同时归了“侯门”，“古语说侯门深似海，南开又有‘南开南开，越难越开’之说。”言而总之，各种隐含意思加谐音的用法，这个上联难度太高，一直没有人对出来。后来范曾对过一个下联，因为侯校长是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他用奇、偶数对之：“奇数偶邻生，素数未约”。范曾也很得意能对出这样的下联，还特意拿给陈省身先生看，陈老先生看罢，写下几个字：“还可以，99分。”
而中国传统文化功底颇深的金庸看过上联后，也不说话，就坐在座位上闭着眼睛思索，大约十多分钟过去了，他拿过桌上一张餐巾纸写下：“六朝三故都，大江东去。”以六三对一二，故都是说南京，提南京必言长江，随带着“大江东去”一语。字面上或可算对上了，但上联丰富的内涵实在要远胜下联，但当时也只能如此。邻座一把抢过那张餐巾纸，叠好放在口袋中：“这是‘文物’啊，归我了。”众人也兴高采烈地让陈洪“赶快掏支票，支付十万美金”，金庸忙摆手，哈哈一笑：“不要了，不要了。”
这件事并未就此终止——2007年，陈洪接受教育部派遣，因“蒙民伟国内香港大学交换生奖学金”事宜赴港，其间又和金庸会面。晚宴上，金庸偕夫人和陈洪同桌，金庸说：“我上次去南开，你用个上联来难为我。我当时就想还击你，我就想了一个谜语，还没来得及说就分手了。”这事耿耿于怀五六年啊。结果在这个嘈杂的宴会上，陈洪实在听不清操着宁波口音的金庸说的是什么。金庸干脆拿过菜单写了下来，结果他是把谜面谜底都写了出来：“陈洪先生教正：诗圣有诗暗合先生大号，‘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萧萧下者‘陈’也。弟：金庸。”南北朝时有宋齐梁陈朝代更迭，其中齐、梁的君主都姓萧，两朝“萧”主之后就是“陈”，长江滚滚自然就是“洪”水来，杜甫名句成了为“陈洪”姓名做解，宾主无不莞尔。
2004年，多家网站转载一条消息，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据称，金庸是凭《天龙八部》一书获得大奖。很快，金庸亲自辟谣，纯属子虚乌有，“这些年确有朋友为我的小说参评诺奖”。陈洪告诉记者，之前东亚银行董事长李国宝就曾找到他，希望他能写推荐信。“我倒不认为他(金庸)能获奖。”陈洪觉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如果不在中国文化的语境内，是很难被外国人所理解的，“我还是很认真地给写了这封推荐信，从作品影响力和深度等各个方面向诺奖委员会介绍金庸。”2007年，83岁的金庸申请读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也需要一封推荐信，陈洪这次“推荐”成功。去年，陈洪和夫人去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剑桥大学安排了一场学术演讲，演讲的人就是金庸的老师麦大维，他比金庸小将近20多岁。闲暇时，陈洪和麦大维聊天问及是否和金庸先生还有联系，“偶然，不经常联系了。”对方回答。
陈洪和金庸其实也经常在各种会议上碰面，都是朋友，聊聊天拍拍合影也都是常事，有时互相“写字留念，最后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近几年来，各地的读书节多邀请陈洪讲座，陈洪的话题多选接受面比较广的“金庸话题”。陈洪对于金庸的十几部作品有着自己的偏好，他一直认为，《笑傲江湖》应该是最好的，因为里面蕴涵了很丰富的思想情感，而不止于一般意义的“武”甚至“侠”。而面对如今改编不计其数的影视作品，陈洪认为不能以同样的高度来要求作为通俗的大众文化的电视剧，“否则结果一定会失望”。
对于朋友金庸的作品，陈洪确认其高度，同时指出金庸的作品并非“成人的童话”那么简单，而是有着广义的“寓言”作用，甚至可以称之为新的文学品类。而在半年前，陈洪在一次文学研讨会上发言引得朋友“不太高兴”，原因是，陈洪觉得金庸从旧武侠小说著名作家还珠楼主那里得益很多，是一种点“珠”成“金”的关系，陈洪所表达的是金庸比还珠楼主有着更大的飞跃，“这种借鉴，其实是文学史上很常见的现象。”文人相交，真性情大抵如此。
2001年，陈洪陪金庸还在中国大戏院看了一出京剧，结果演出间隙，金庸被观众认出，纷纷要求签名、合影，金庸连忙和陈洪匆匆“逃离”，金庸觉得有些自己干扰了观众观剧，也干扰演员演出，还是低调些好。其实，那年访津，金庸和夫人还是去了一趟“祖产”水西庄,见到北查一支的亲属和一直给他邮寄水西庄资料的韩吉辰，但也留下一丝丝遗憾，值得留诗感叹：“前辈繁华事，后人想象中。”在采访中，记者也联系到198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负责出版《书剑恩仇录》的编辑范希文，他告诉记者，原本金庸是想在百花文艺出版自己的全部武侠小说，“可惜最后并没有达成这个愿望。”
差点在“百花”先出了全套修改版
30年前，作为全国知名的十大文艺出版社之一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成为当时内地首个由金庸正式授权的出版社，负责出版了金庸武侠的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作为当年主要编辑之一的范希文告诉记者，这在当时其实是一件领导指派的任务，而非后来者所说的大胆行为，“因为当时的历史环境，出版香港作家的作品是一件特别谨慎的事情。”
《书剑恩仇录》一书由香港带回天津后，一是交给了天津电影制片厂，要拍成一部电视剧。二则交给了百花文艺出版社，尽快出版。显然，出书的速度要比拍电视剧快得多。“我们做得并不复杂，是把繁体字转化成简化字，认真改正了一些错别字，是纯文字版，连插图都没有。”范希文说，这个版本的《书剑恩仇录》于1985年4月在天津新华印刷厂完成印刷，“当时的印刷技术还是铅字印刷，需要工人拣字。”《书剑恩仇录》首批印刷就印了50万册，定价为4元。在当时普通人月工资还都在数十元的情况下，4元的定价也属不菲。封底设计是陈新，他是出版社的美编部门的主任，封面是一张枯枝纵横的照片，也就简单写着作者和书名。陈新当时做完设计后，送给领导看，也征求范希文等编辑的意见。“当时大家都点头了，其实大家也都觉得不‘合题’。”
范希文说，书发行相当好，50万册毛收入就达到了50万元，需要正式支付给金庸的版税是5万元。仅这5万元的版税支付时间就“辗转”了好几年。“在出书过程中，我和金庸一直保持着联系。”范希文回忆，金庸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书剑恩仇录》的版税自己就不要了，全部给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员工们做福利。但老领导谢国祥还是希望范希文和金庸联系一下，能够让金庸发一份正式的公函，说明这5万元稿费的“去留”，然而当时的金庸常常不在香港，“我辗转多年，终于联系上了金庸一个香港电影制片人，他算是金庸的代理人。”此人告诉范希文，金庸当时一直住在英国，几次联系，代理人给范希文发来一封信，转述了金庸的话，将一直搁置在百花文艺出版社的5万元版税一式三份：1万元给了天津电影制片厂；2万元给了北京围棋协会；2万元还留在百花文艺出版社，留给所有员工当福利。“2万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全出版社当时有100多人，最后每人做了一套西服。当时买西服只有香港有，但特别贵。”让范希文觉得相当可惜的是，一人一身的毛料西服是当时由小白楼某个自称会做的裁缝做的，结果款式上是“西服不西服，中山装不中山装”的，这件瘦了那件短了还有褶皱，“总之很糟糕，白花钱了。”
1994年，金庸授权三联出版社出版全部武侠小说，他在序言里写道，在这次“三联版”之前，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是经其授权而出版的《书剑恩仇录》，“他们校印认真，依足合同支付版税，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这是一次愉快的经历……”范希文说，他看到三联的这套金庸作品集时，唏嘘不已，“金庸当年其实最早是想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他的全部武侠小说，而且是修改过的版本。”
原来，作为编辑的范希文在《书剑恩仇录》正式发行后，接到一封金庸热情洋溢的来信，“他在信中说，非常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范希文说，金庸告诉他，自己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要对自己全部的武侠小说进行修改，之后将授权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全部出版。之后，范希文的确收到了金庸发来的包括《白马啸西风》等三部作品，“每一部手稿，都有着几万字的修改，相当认真。”可惜的是，最后因为种种原因，金庸全部武侠小说没能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看三联的版本，都是没有修改过的。直到广州花城版的才是进行较大修改的版本。”
百花文艺出版社在近几年曾联系南开大学陈洪，希望其能帮忙联系金庸，和金庸再续前缘出版全部武侠小说，“但因为金庸年纪太大，此事也正在联系接洽中。”陈洪如是说。
未能泛舟品尝津菜 “故园”徒留想象中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前后，参加红桥区地方志编修工作的韩吉辰发现，南运河畔的查氏水西庄是金庸的“祖业”，于是韩吉辰通过天津文史馆联系到了金庸，就开始了与金庸十余年的书信联系，其间，只要自己有了新的发现，就把相关资料邮寄给在香港的金庸。2001年，金庸抵津已是深夜，在宾馆就让秘书打电话给韩吉辰。
“他原本执意要到我家登门拜访。”韩吉辰认为“斯是陋室”，最后定在红桥区区委礼堂见面。当时是周日，电梯停开，77岁的金庸最终是被工作人员架上了楼。礼堂里，金庸偕夫人对韩吉辰表示感谢，并说所有资料都看到了。“金庸曾在香港的一次聚会中，专门找到一位天津教授，兴奋地告诉他，查家在天津有一份祖业，叫水西庄。”金庸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遇到周汝昌先生，也表示对水西庄研究的关心。
聊到水西庄的重建时，金庸表示想看看水西庄的原址。“当时，水西庄原址已经是芥园水厂，重建最终选择了在子牙河畔。”一行人驱车来到附近时，韩吉辰已经明显感觉到金庸深深的遗憾之情。金庸表示想乘船游览一番，也未达成心愿。“红桥区亦是津菜发源地之一，我们想请金庸先生吃个饭。”韩吉辰说，金庸当时欣然接受，谁料金庸的夫人表示旅途劳累，肠胃有些不适，着急返回宾馆，“结果，最后也没能吃上咱们地道的天津菜。”
清朝初期，北京、天津查家显赫一时。查家分南查(海宁)和北查，南查代表人物查嗣琏(慎行)、查嗣庭、查嗣瑮、查昇，而北查代表人物有查日乾、查为仁、查礼。北查一支，在明代万历年间迁顺天宛平(今北京)，清初，少年时随寡母寄居江南，长大后才迁到天津。天津查家富甲一方，民间俗称“阔查”、“查半城”。在这次金庸的“秘密之行”中，家住大港的查胜，作为北查后人和金庸见面了。
时任大港档案局局长的查胜回忆，当时两人见面都非常高兴，席间说起先祖过往，按北查家谱本名查保廷的查胜询问金庸：“宛平查氏按‘为谨维勤，以绥尔禄，保世光大，承家之福’16字排序，我是慕园公(查日乾号慕园)第九世孙，如从家谱论，您应该如何论？”金庸在纸上写过自己南查一脉传承续表——南北查氏绪论家谱，意义非常。韩吉辰说，在天津的查氏后人不少，据他所知除了南开大学早逝的著名教授穆旦(原名查良铮)外，还有在天津的查五小姐查良英一脉。查良英是金庸的堂姐，那年金庸在天津，却没有见到堂姐的儿子金兆新，而金兆新当时也因多种缘故，最终也没能在天津见到金庸。“水上公园的园林工程师查良钢也是赫赫有名。”韩吉辰说，在天津的查氏后人其实为数不少。
当时，韩吉辰还向金庸展示了水西庄复建图，金庸也欣然为其题词：“韩吉辰先生：研究水西庄，长期有贡献！金庸”同时，当场题诗一首：天津水西庄，天下传遗风。前辈繁华事，后人想象中。落款：“金庸(本名查良镛)辛巳年夏”。“当时，我们送给金庸先生一个传统工艺制作的浑天仪模型作纪念。”整个会面只有3个小时，当时，金庸得知韩吉辰在编撰红桥区志，分别之际嘱托成书之时，可不可以送给他，“我当时就告诉他，这部书中对水西庄有着详细描述。”去年5月份，金庸委派堂弟海宁金庸研究会的会长王敬三访津，王、韩二人会面时，韩吉辰郑重将百万字《红桥区志》托王会长交给金庸，“我完成了我的一个承诺和心愿，也不知道他现在看到没有。”
新报记者 单炜炜
金庸台北会萧蔷
----摘自《文学报》
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最近与著名台湾影视明星萧蔷在台北进行了一番引入注目的
交谈。
金庸此次台湾之行的目的是参加他的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每一场会议他都一定要
亲自参加，多方聆听学者专家们的意见。为专心与会，金康特别交持主办者，除事先敲
定的一二个活动之外，其他任何走访或是活动一概不做安排。
但是，从金庸到达台湾的那一刻起，四面八方的采访邀约就蜂拥而至，结果全部被
一一挡回。但只有一个例外，当金庸听到让他与萧蔷对谈构想后，金庸几乎是不加考虑
地就答应了这一活动安排。金庸曾经私下和萧蔷聊过天，他觉得萧蔷对他的武侠小说还
是颇有心得的，所以乐于一谈。
而萧蔷为这次会谈，早就提着一大摞金庸小说拼命“练功”了。萧蔷从十五岁就读
金庸的小说，她说：“帮主的书陪伴我度过了充满联考压力的青春岁月。”
“帮主”这一称谓，最早是由金庸的好友倪匡开始如此称呼金庸的，而只有自认金
学深厚的人才敢如此称呼。而萧蔷一上来就“帮主长”、“帮主短”，可见她早已自比
为金学帮派的成员，而金庸对萧蔷也确实另眼相看。
谈话一开始，萧蔷便立刻发挥背剧本的功力，“哗啦哗啦”背了一长串金庸小说中
的句子，使得金庸赞叹不已。萧美人立即乘机请擅长写美女风姿的金庸以一句话来形容
她。金庸说话本来就慢条斯理，美人一逼，他更加踌躇迟疑，一直到谈话结束也还没想
出适当的词来形容萧美人。谈到“女人的话是否可信”这一话题时，金庸仍坚持当年在
《倚天屠龙记》中借殷素素之口道出的看法“漂亮女人说的话不可相信”而且“愈美丽
的女人就越会骗人。”于是萧蔷立即问道：“帮主，那你觉得我的话有多不可信呢?”还
是希望金大侠评价一下她的美丽。
虽然金庸明知“漂亮女人说的话不可相信”，但见到萧蔷后却讲“美人骗我，我都
会相信，所以你不管说什么，我都会相信，都会相信。”
金庸是如何看待爱情的呢? 他说：“其实跟一个人交往，感觉很深刻，也不一定要
天长地久。虽说爱情重恩义，但闪电式的爱情也有很惊心动魄的。两三天也可抵二十年
。”也许，金庸是很能接受段正淳式的爱情。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是一句金迷人人皆知的曲词，在交谈中
,萧蔷用广东话唱起了它的下半阙“欢乐趣，离别苫，就中更有痴儿女……”使忙碌了一
天的金庸听了精神为之一振。决定如果将来写爱情小说，就将萧蔷当作女主角写进去，
而且会写得“空前绝后的美”。萧蔷听后激动得直喊：“帮主封笔二十七年为我重出江
湖。”
萧蔷的美丽动人，金庸的风趣令整个谈话充满生机。
以下是由台湾一家媒体刊登的他俩对谈的部分内客。(萧蔷简称萧，金庸简称金，记
者简称记。)
萧蔷与金庸对话：谈谈金庸笔下的美女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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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武侠小说家金庸不久前到台湾参加他的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应邀与台湾演员萧蔷作了一次生动有趣的对谈。萧蔷是金庸迷，金庸也认为“萧蔷人美料多”。在作品中塑造过众多“美女”的金庸与生 活中的美女萧蔷对话，当然有别样情趣。
以下是谈话内容。
萧：我是您的忠实读者，虽然没有像学者那样去分析讨论，不过我觉得您的小说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是其中对女人描 写，非常细腻。
金：谢谢，不过我到美国开会时，却有人觉得我不懂女人。
萧：怎么会？我觉得像《天龙八部》当中，萧峰偷听段正淳和马夫人说话，描写马夫人的声音“腻中带涩，软洋洋的 ，说不尽的婉转缠绵，令人神为之夺，魂为之销。”
我都把它背下来，如果我说话有她一半的功力就好了！
金：美女在你面前说话，令人“神为之夺，魂为之销”的可能性比较大，像这样在隔壁听到就这么厉害，可见马夫人 是真的美极了。
萧：除了声音，还有在外貌方面的形容，像郭靖第一次看到黄蓉穿女装的描写：“肌肤胜雪，绝色容光，不可逼视。 ”您觉得美人都是漂亮到令人不可直视吗？
金：这是因为郭靖一直住在沙漠，蒙古小姐大概不太美，不像江南的美女，所以月光之下第一次看见黄蓉就惊呆了， 他是因所见不多，才有这种感觉。
萧：您书中对女性角色的形容，赵敏是着墨最多的一个，像“艳丽不可方物”，我一直在想，只有夕阳才会给我艳丽 不可方物的感觉，您这么写赵敏，真令我羡慕。
金：赵敏是我比较喜欢的角色，因为她的个性比较复杂，不像有的女孩个性很简单，像双儿就是。
萧：书中还有很多小细节，像赵敏在酒店见张无忌，在小杯子上留下胭脂令张无忌痴痴难忘。我也试过很多次在喝东 西时留下口红印，却没有一个人注意我！我从此就愤而喝完就把它擦掉。您是如何注意到这些细节的？
金：是想像的，如果对这个女人没感觉，她做什么都还是没感觉呀！有感觉，什么细节都会注意到了。
记：（报刊记者，下同）《倚天屠龙记》中，殷素素死时对张无忌说“漂亮女人说的话不可相信”，倪匡评说金庸留 下了一个谜团。您为什么说漂亮女人说的话不可信？
您被美人骗过吗？
金：她是教训儿子，因为她死前想到男女之间的问题，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但她已经没时间教儿子了，就用很简单 的一个原则让儿子记住。
萧：您可不可以用一句话形容我？
金：我将来如果写爱情小说，就把你当作主角写进去，而且会空前绝后的美。
记：您笔下有很多聪明漂亮的女孩子，但很多人对她们没多少好感，认为她们不适合做老婆，您觉得呢？
金：做情人、老婆的都要聪明比较好。（记者插问：听说您欣赏黄蓉，却不敢娶黄蓉？）如果世界上有黄蓉，愿意嫁 给我，我当然要娶了，这样人生会丰富很多。
记：您写的爱情故事都在古代，比较含蓄，现在社会步调快，您书中的爱情还存在吗？
金：其实中国古代的爱情发展步调很快，因为男女见面很难，一见面马上就要表示、要行动，一错过，下次可能没有 见面的机会了。现在反而可以常见面，步调反而慢了。
金：段正淳这种人你可以接受吗？
萧：段正淳在当下说爱你时，是全心全意的；但之前和之后就不知道了，所以每个女友都愿意为他而死呀！
金：其实跟一个人交往，感受很深刻，也不一定要天长地久，虽说爱情重恩义，但闪电式的爱情也有很惊心动魂的， 两三天也可抵２０年。
萧：您喜欢惊心动魄还是细水长流的爱情呢？
金：有惊心动魄也很好。
萧：您小说中很多咬人的情节，像蛛儿咬张无忌、赵敏咬张无忌、小康咬段正淳。嘴巴是很亲密的器官，为什么要用来咬人呢？您被女人咬过吗？
金：暂时没有！其实咬人是感情强烈的表现，是不自觉的。
记：您如何面对自己的文字作品被改编成的影视？
金：文字改编成的影视很难，因为看小说，自己的脑中会创造过程，化作一角色，和他发生化学作用；但是，化成影 视，惊心魂魄的感受就没了。
记：所以您觉得不论谁来演，影视永远都赶不上文字？
金：很难，其实演员的问题不大，但整个故事情节都改掉就很不好。我很喜欢的作品，就像我的儿子女儿，今天我有事出门，把他托人照顾，结果却被打了，你说痛不痛心？作品被加东加西、东改西改，感觉就像儿子被打。
萧：我觉得不只是痛心，我看到这些影片觉得好像它们只是一幕幕动作而已，对我没有任何意义。看到这些影片，才更觉得您作品的伟大。所谓“武戏文唱”，武侠小说很重要的是动作，您把它写得好、招式也好，而这是很难拍出来的吧！
金：写小说时，会把感情放进去，这很难拍出来。我现在看到《天龙八部》阿朱死的那段还会哭呢！别人自己创造一个故事，我当然更不高兴。
原来萧蔷的台湾第一美女这样来的，金庸台北会萧蔷实录 转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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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原来萧蔷的台湾第一美女这样来的，金庸台北会萧蔷实录 转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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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月29日，他在《明报》发表的社评《作读者的耳目和喉舌》中说，自己从来无意做革命家，但他一直对政治充满关心：
我们在香港办报，只是经营一件企业，并无做革命家的大志，自知无此本事，也没有雄心或野心去反对任何中国政府。但因为我们的读者都是中国人，人人关心中国的事务，而《明报》的读者又比较是关心政治的，因此我们有义务作为读者的耳目和喉舌，一方面将中国的消息向读者报道，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各种情形表示意见。
中国应即派兵上》（1972年5月7日）等一系列社评传递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1971年4月13日，他在社评《保卫主权·不可节外生枝》说：“参加保卫钓鱼台，不必附有任何条件，不必身家清白，政治思想纯正，阶级出身良好，不必一定品行端正，动机正确……任何条件的附加，都会引起争执，削弱了力量。”对于这个立场他一直很自豪。
他有抱负，更有纵横捭阖的手段与谋略，香港甚至有人说他是“马基亚维里型的知识分子”。他的“政治现实主义”使他在两岸三地游刃有余。有一种看法，他晚年日趋保守，他在功成名就之后，安享富贵，已失去六七十年代批判的锋芒。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他毕竟是个复杂的人物，不仅仅是个商人，“他是一位有信念的文化人却是更重要的事实”。
有人评论：
数十年来，读他的报章，或有一种举头望月的感觉，其阴晴圆缺，视节令而定，初一十五，并不一样。
而按他的解释，又或可用另一个形象的角度以譬喻：读他的报章如在一日之间仰观天日，可见日头于晨在东，于午居中，于暮而又西坠，而未知转动的是观日者足下的大地，而非太阳本身。理想与宗旨，应是毕生追求的精神太阳，永为光与热之所寄的恒星。望月与观日的两派理论，各有所据，最后的公论，大概要交给历史去仲裁。
他本人却认为，“我的立场，就像一双笔直的筷子，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桌子上摆放食物的圆盘。”
我们所衷心希望的，是大陆和台湾双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分别改进，逐步成为类似北欧各国 （例如瑞典、挪威）的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制度。
这就可以理解他的大中国情结不仅是民族主义的选择，同时也是他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他认为，“平等的社会主义、自由的民主主义、仁爱的人文主义，这种三结合，终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7-1-31 16:51 编辑
郭宇宽：金庸和他的江湖——这篇重复了
“向问天右手高举，划了一个圆圈。数千人一齐跪倒，齐声叫道：‘江湖后进参见神教文成武德、泽被苍生圣教主！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这是《笑傲江湖》中华山朝阳峰顶的一幕。2003年九月，我当时还是陕西卫视《开坛》栏目的主持人，参与了以金庸为旗帜的“华山论剑”系列活动。
当时海内豪俊莫不奔走相告，涌于华山一睹金庸侠范。在形形色色人物的拥簇下，敲锣打鼓声中老先生平生第一次登临他多次描写到的华山绝顶，当然是借助缆车和滑杆。
在文学作品中的侠客常在功成名就之际飘然退隐，生活在二一世纪的金大侠却无处可去。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媒体的猛料，他已不再需要象他当年办报纸时那样忙于捕捉新闻，他自己就是新闻。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围绕在他身边的各路豪杰各怀所托，求名逐利者亦如过江之鲫，我就亲见一位江湖颇有名头的“反伪科学大侠”，主办方多次推阻还是不请自来，而且多方努力就是为了能凑到一个离金庸近一些的位置，而一位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为尚不登大雅之堂的金庸作品鼓与呼的文学理论界前辈却被挤得连和金庸说上两句话的机会都没有。更多的情况下，金庸名义上是主角儿，实际上是众人的背景、道具和新闻素材。我从始至终观査老先生的态度，有些人的表演让我都觉得恶心，金庸其实都看得非常清楚，但他一概应酬如仪、礼数不缺，甚至有些明显的屈己从人，面对不同对象在不同场合说甚至相互矛盾的不同的话，尽可能让大家都觉得很舒服，也许是江湖使人无法坚持自己。金庸曾说过自己最崇拜的人是陶朱公范蠡，人们知道携西施退隐又富甲天下的趁兴逍遥，却忽略了其实每一次对权力和诱惑的抗拒都需要经过精确的掂量算计。
象我这样酷爱金庸小说的读者常会走一段弯路，就是从他笔下的侠客身上寻找金庸的影子，这常常是徒劳的。在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金庸唯美的人格理想，在现实中我们更可以体会金庸纵横捭阖、审时度世的人生智慧。1962年前后受“大跃进”影响，大陆饥民波浪式地涌向香港这片富足的弹丸之地，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逃亡潮”。“明报”倾力报道、评论“逃亡潮”，遂声名大噪，发行量倍增。而金庸的政论充分体现“政治现实主
义”色彩，也从客观上迎合了香港岛民生怕大陆灾民拖累自己富足安定生活同时又要给自己寻求良心安慰的心态。事隔多年，金庸一直反对将自己当初为报纸撰写的时政评论集结出版，他的理由是“那没有什么意义。”
金庸不仅是一个文人更是一个江湖客，他的政治智慧使得他几十年来周旋于在台湾、大陆、香港本土和港英等多方政治势力的博弈，得到各门各派的认可，这是真实的江湖。那苦心孤诣十五部煌煌大作不妨当做是他于无人处拍遍阑干。
我接触过的文化人中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大陆的文化人愿意把自己表现得很忧患，哪怕自己其实很快乐，香港的文化人愿意把自己表现的很快乐，哪怕自己并不快乐，这是不同的文化土壤使然。在所有照片中金庸的笑容都如雏菊般灿烂，我无意中近距离看见休息室中当摄像机和闪光灯没有对准他的一刹那老人疲倦落寞的神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忽然感觉他的那种微笑其实是历尽世事打磨的职业化表情。
那次非常幸运，我得以近距离的接触金庸，询问了一些我对他困惑已久的问题，包括他父亲的死对他的影响。金庸确实是一个不善谈吐的人，他讲话很慢，而且口吃，讲一个小时话，记录下来也没有多少字。但是每一句条理都很清晰，很有逻辑。在整理出来之后，特别有一种动人的力量，而且直到今天我重新从电脑中找出这篇谈话，也感觉他是真诚的。感谢他当时把我当作可以坦诚讲心里话的人。
当时，他跟我说他以后最想做的事，是到大学去读书，当时我研究生刚毕业，以为他是表示谦虚在开玩笑，两年之后就传出了他去剑桥大学读博士的消息。
当时他还跟我说，秩序和自由是特别重要的命题，要好好研究，我当时并没有很强的共鸣，今天回想起来，真是值得品味。
我之后没有再打扰过这位老人。
愿他长寿。
对话金庸
中国人的精神还乡
郭：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武侠小说曾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品类，您现在当然是获得了世人的肯定，可在当时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不主流的方式来传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金：最早我一人孤身远离家乡，在香港，写一些大家都爱看的东西也是为了谋生。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从小就爱看《七侠五义》这样的武侠小说，喜欢里面的人物和故事，觉得很好玩。
我觉得武侠小说这种传统中国形式可以借鉴。我也喜欢西洋音乐和油画，但我更喜欢中国古乐和山水画，我很眷恋古典中国的美，中国人骨子里喜欢中国的东西，这没有办法。
郭：古人说“侠以武犯禁”，今天有一些知识分子认为武侠小说所传达的精神内涵是和现代法制精神相违背的，您如何看待？
金：当时没有太多考虑评论界的观点，主要看社会影响，能吸引大家，让老百姓觉得好看。我的小说里也一直对下层社会很关注，特别是那种远离高高在上的庙堂的生活。
郭：您说的很谦虚，说是为了好看，可我们看您的小说，我们常会被打动，不仅仅因为好看，更是因为看您小说中的英雄人物那种高洁的人格和理想主义的追求，想必也寄托了您的怀抱。
金：是的，我一直敬佩历史上那些舍生取义、坚持理想的英雄、非常执著的追求信义，为了守信和道义不惜牺牲生命。
遗憾自己有时候也作不到，为此我经常感喟，现在这种人太少了。但我希望大家能感受到中国人历史中有这样的人物，这些值得我们向往的人物。所以我在小说里创造一个现实中不大可能的世界，即是安慰自己，发怀古之幽思，也想借一只笔，记录传达中国人灵魂中曾经有过的美好情怀。
郭：有很多读者对您封笔都感到遗憾，还有人觉得好奇，您的作品中塑造了这么多顶天立地的拔尖人物让人荡气回肠，可为什么在炉火纯青的封笔之作中塑造了韦小宝这样一个有些萎琐，在对自己没有太大伤害的情况下才讲一点义气，却在官场人生都处处逢源的主人公形象？这是否出于对民族性的悲观。
金：我生活在在香港，每天看到和接触到很多中国同胞，大陆当然也有，他们物欲很强烈，没有信念和原则，整天吃喝嫖赌，不正经做事，说话不算数，讲一套作一套，有好处就投机，当然也不是没有可爱的一面。
我们中国男人是不是骨子里就是这样？我有些担心，心里很不舒服，我写韦小宝实际是要揭露这种人，基本是否定的，有反思批判的意思，不是要大家去学。但是我没有他塑造的很丑陋，很倒霉，叫大家一看就讨厌他，因为这样就没有意思了。
郭：把您各个时期的创作连贯在一起看，会发现您在比如国家民族观，道德正义观方面您一直在变化或者说修正自己，那么您怎样看待您早期的作品，比如《书剑恩仇录》？
金：很惭愧，《书剑恩仇录》是我年青时的作品，很多道理我还没有真正懂得，老实说有一些大汉族主义，以为只有汉族才是正统，杀其他的民族是杀鞑子，好像汉族的好汉才是英雄，还有以为正邪是绝对对立的，君子杀小人就是天经地义。这些观念是狭隘的，后来我对历史有了一些理解，渐渐才明白这些道理，不希望看我小说的人有这样的偏见，所以在我的后来小说里都努力避免。
郭：从您的小说中我们能感觉到扑面而来的中国文化之美，有人把您的作品视作对中国文化最深沉的一次回眸，为什么这次回眸偏偏是在香港这个殖民地的文化孤岛上完成的？
金：我是从大陆过去的，从小读的是中国的书，我的根在大陆。在香港生活以后，远离故土，那个时候和大陆交流不方便，只是远远的看到大陆发生的一切，害怕文化的根断了，也有一种忧患在里面。只有用小说寄托对故土延绵不绝的思念和乡愁，也许是离的越远这种情感反而越强烈。
现代社会的侠义精神
郭：您的作品中给人以幻想的空间，一个善良的人得高人传授剑术，或者意外获得武林秘笈，有了盖世武功从而能锄强扶弱，替天行道，那么现实社会中一个没有武功的人，甚至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如何行侠义之道？
金：没有武功的人也要有一颗正义的心，街上有歹徒行凶欺负弱小，就算打不过，也应该站出来。我原来也是当记者的，我相信作一个记者要敢说真话，除非你不干这行，否则要替弱视群体说话，当有看不过的事发生要有责任心指出来。主持公道，打抱不平。
降龙十八掌、独孤九剑这样的武功是虚构的，生活中没有这样的功夫，要作一个有侠义精神的人，会不会武功不是关键。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人我很佩服，她一个弱小女子（指的是刘姝薇），是一个学校的老师，发现一个很有背景的大公司发表年报是假的，骗股东的钱，她就指出来，揭露它。她也没有很多钱，别人要收买她她不理，恐吓威胁她也不后退，倾家荡产都要拼到底，最后把那个大公司拉下马。中国需要这样的人多一点。
郭：在个人精神领域怀着侠义心肠相对比较容易，政治生活常常需要妥协和交易，在其中一个人无法报着理想主义率性而为，您的作品中英雄人物最终结局常常不是杀身成仁就是退隐江湖，远离政治。我想这是否也有您自身精神困境的写照？
金：圆满的人生是很难的，如果参与政治之中，最起码要讲公道，不能恃强凌弱，要讲是非，谁对，谁不对。掌握力量的人不应当欺压弱小，靠暴力主宰秩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为那些不幸的人感到难过，对那些欺凌别人的事非常愤怒。
郭：我在读《笑傲江湖》从中从中可以体会出很多对于政治和权力斗争的残酷丑陋的反思，很深刻的揭露了政治对人性的异化，其中很多描写我几乎可以百分之百肯定的说，是一一对应的影射我国文革的一幕幕荒诞剧。而奇怪的是，据我所知您在以前各种公开场合都从不承认自己的小说里有影射，让大家不要朝这方面想，当做是巧合。我想认真的请教您，这样此地无银三百两，到底是一种明哲保身、回避政治风险的圆滑，还是别有考虑？
金：这件事有一个背景，从理智上我一直持这样的观点，文学要和现实和政治保持距离，要描写永恒的人性，我认为小说毕竟不是用来讲道理的。写《笑傲江湖》的时候，文革正在大陆发生，香港也很动荡，白天我在报馆办报纸还要写评论，我每天从各种途径了解关注大陆发生的一切，那种最丑陋的事在上演，毕竟是自己的故土，不仅悲痛而且愤怒。晚上坐到书桌前写小说的时候，总想静下来，但可能是我下笔时控制不住自己，把这种情绪和思考流露于笔端。
秩序与天下太平
郭：在武侠小说的创作中，除了传统的恩怨情仇发掘到了极至，您对于自由、权力和人性的关系也有很多开创性的深入思考。可是到了《鹿鼎记》，您突然封笔，是否意味着您无法超越自己？有人说武侠小说已经让金庸写尽了，假设上天再给您时间和激情，您觉得还有待开发的思想资源来源何方？
金：我的小说表现了很多个人的精神自由的追求，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自己的作品里还有一点遗憾，就是秩序这个主题我涉及的比较少，一个国家光有自由是不够的，光有秩序也不行，特别是如何处理好社会的秩序和个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也希望有更多的有学问的人来一起研究思考这个问题。
郭：有一个迷一直使我困惑，想请您回答，我从各方面了解到，您的家庭大陆解放以后遭到很多磨难，您的父亲查枢卿先生作为一个地主被新政权镇压惨死。可是长期以来您在香港都被视为“亲中共人士”，甚至被有些人称作“马基亚维利型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参与基本法起草的过程中更是顶住误解的压力，您是如何走出和超越这段阴影，您的信念是什么？
金：我父亲是一个和善的人，只是生在这样的家庭，继承了一份家业，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当时听到他的事情，我很难受，在香港痛哭了很久，半年多才恢复过来，但我没有恨那个政权，因为我已充分了解，这是大时代翻天覆地的大动荡，里面难于避免很多悲剧。在那个年代受伤害的不止我的爸爸，在过去的战乱年代很多穷人家骨肉分离、妻离子散，他们有更多的苦。
我后来这些年来一直都很尊重中国**，尽管它有过很多缺点。这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它让国家强大不再受外国的侵略，改革开放，社会稳定，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这些大方向都是对的。
郭：您现在在大学当教授，令很多人遗憾地不写小说改为研究历史，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人安身立命之所？
金：这些年来一些朋友对我的小说评价比较高，过奖了，其实没有那么好。早年实在工作太忙，我自己想偿还一个遗憾，希望能多读一些书，最好去学校里，多研究一点问题，弥补自己的不足。如果说有什么愿望，我盼望我们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老百姓都能有好的生活。
原来萧蔷的台湾第一美女这样来的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7-1-31 17:34 编辑
谈「彷徨与抉择」 金庸
编者按：前香港大公报编辑周榆瑞最近到伦敦定居，并出版一部个人回忆录——「彷徨与抉择」。这部书以英文书写(LONGMAN出版)所叙述者，为作者个人如何与大公报及中国大陆政府的意见分歧。此书颇受人注意。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前同周榆瑞一起在香港大公报工作，同事多年，对周氏个人的思想和私事知之甚详，故特就所著「彷徨与抉择」一书，予以评述。
金庸所撰之长篇文章，定名为「谈『彷徨与抉择』」。此篇文章由本期起在本报连载不久将转在第二版「小说世界」刊登，敬请读者注意。周榆瑞于一九一五年诞生在满洲，后来在北京大学毕业。毕业后曾任西南联大讲师，英美新闻机构职员、报馆特派社员、翻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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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于1963年4月30日至7月14日连载于「南洋商报」，署名作者：金庸，全文共40期。
本帖最后由 学习雷锋 于 2015-11-24 21:31 编辑
一、斜风细雨候选人
偶然在一本旧书上看到自己从前留下几个字批注，偶然翻到抛在抽屉角落里的一枝旧笔，偶然听到远方一位旧友的消息，往往会感到几分喜悦，几分惆怅。日子是永远永远的逝去了，但在心底深处，过去的事总是不能忘记。年青时代的欢乐与哀伤，偶然的，会在汽车声和电话铃中，蓦地里闯到脑海中来，于是，忍不住眼眶有些湿润，手掌有些颤抖。虽然是在现代大都市中的尘嚣中，我还是根深蒂固的带着中国封建时代的传统和温情。旧日朋友们的争执和吵闹都忘记了，只是记着他们的亲切。对于过去，我常常感到茫然和惋惜，很多歉仄 ，然而，没有什么后悔。
读到周榆瑞兄那本「彷徨与抉择」，许多早已模糊了的记忆，忽然又鲜明起来。第一件想到的事，是十二年前的秋天，一个斜风细雨的傍晚，我和榆瑞，凡如，刘朱，寿龄四个人，在山顶缆车站旁的茶室中喝茶。我们在等一个人——等费彝民先生。
这件事，当刘凡如兄去年去开罗途中在曼谷堕机逝世时，我曾想到过。我又忽然想到了英国哲学家宁罗素的一段话。他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历史完全是经济发展决定的，其实，世界上许多偶然的意外，往往会改变历史，如果当日德国的移民局局长消化不良、脾气不好，没有批准列宁离开德国到俄国去，那么苏联革命的面貌恐怕会大不相同。
我们这些小人物，当然对历史丝毫不起什么作用，但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命，一些偶然的事件，却是影响了我们的一生。如果十二年前我们在山顶中的商量有另一种结果，今天，凡如或许仍是在「新晚报」的编辑部中精心琢磨地翻译，榆瑞或许仍是坐在凡如的桌上肆无忌惮地大笑，寿龄或许正成为榆瑞取笑的对象，而我自己，正在给「新晚报」写着影评，或者正在将「大家谈」读者的投稿，一篇篇地投入了字纸篮——虽然，心中不无有些抱歉，为了这般的无情，将许多年靑的希望投到了字纸篮中。
如果是这样，我们都会很欢喜的。
我们四个人那时都是「新晚报」的翻译。凡如兼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我兼编新晚的「下午茶座」副刊。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过后，下午的闲谈是最愉快的享受。在凡如的发起下，我们计划出版一本杂志，一本文艺性的学术性的杂志。我们不准备这杂志中讨论政治，只是介绍外国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散文和诗，也包括图画、音乐、电影、戏剧和舞蹈。我们介绍中国人最光采的才华，也介绍外国人最诚恳的成就。我们想，为了适合海外读者的胃口，我们应当办得尽可能的通俗。把乌兰诺娃和玛哥芳婷美丽的图片，放在一起，把戴维罗的漫画和黄永玉的装饰画放在一起，我们评论美国电影和香港电影，也评论明星和导演……这本志杂的名字叫做「新杂志」。
这时候，榆瑞写的几本「金陵旧事」出版后，销路很好，我译的「中国震憾着世界」销路也很好，凡如译的「外交家」刚脱稿，「新晚报」的销数已超过了「星岛晚报」……我们满怀信心，年青人的精力过剩，觉得国家前途光芒万丈，报纸的发展步调迅速，我们每天下午与其在咖啡馆中闲谈过去，不如替报馆多做一些工作。
我们已草拟了整个计划，这天约了费先生来，再跟他详细商量一下。天气突然的寒冷，细雨从窗中不住的飘进来。到了约定的时刻，费先生来了。他以一贯的兴高采烈，替我们叫了许多食物，又以一贯的兴高采烈，接受了我们的计划。他说：「良镛负责编辑，寿龄做经理，凡如负责国外的组稿，榆瑞负责国内的组稿。我先去筹一万元向华民政务司登记。」我们向他郑重声明，这些工作完全是义务的，绝对不要任何报酬。在几个年青人的眼中，薄暮时分的寒雨变成了阳光。对于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创造的喜悦是最大的喜悦。榆瑞提议:这本杂志第一期出版后，我们五个人每人手中拿一本杂志，再到这里来庆祝，「不过我还要带一瓶香槟！」凡如说：「新晚报是在狂风暴雨的飓风风中诞生的，『新杂志』是在寒风苦雨中诞生的。」
但「新杂志」并没有能够出版。
二、费彝民慷慨豪爽
我们所计划的「新杂志」没能出版，那是在山顶之会后的数天，费彝民先生通知我们的。他所说的理由是「社务委员会」没有通过。我们相信这是眞实的理由。因为我们计划中的杂志，主要目的是为新中国的文化作宣传，就像初期的「新晚报」那样，没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以新中国的好处，潜移默化的传达给读者。我们不接受从这杂志中得到任何报酬，也不想宣扬自己的名字。至于经费，那是没有问题的。费先生是一个很慷慨的人，他在香港有许多很有钱的上海朋友，例如维大洋行的董事长王宽诚先生（他是旧大公报的董事，现在是中华总商会会长）、前长城电影公司的董事长吕建康先生，随便要谁拿出一两万元来赞助一件文化事业，都是轻而易举，何况，这杂志未必会赔本，而费先生自己也有钱。
他是苏州的世家子弟，有相当的产业。当香港大公报向中共靠拢的前夕，总经理胡政之先生已逝世了，那时每天只销二千多份，经济窘迫之极，报馆的担子都压在费先生的肩头。后来他在同人的会议上透露，他从上海到香港，私人有几十根金条的财产带来，结果都在这段时期中贴在报馆里了。大概，以后大公报还了给他。
「彷徨与抉择 」中批评他生活豪华，据我看，费彝民不是共產黨员，既然自己有钱，住得宽敞一点，有汽车坐，并不能说怎样过份。
一九五〇年，刘芃如的太太杨范如有一位女同学流落在香港，没法子回上海去。杨范如谈起这件事时，无意中给费先生听见了，他立时便送了一千元给她，使她得能北归。后来我到上海，还见到这位女士，她对费先生十分感激，说她始终没能见到费先生，向他说声「 谢谢！」连他是怎么样的相貌也没法知道。
前年，书画鉴赏家朱省斋先生想出版一部「中国书画」，没有经费，费先生给他邀了几个朋友，每人筹借三千元，就解决了问题。
所以，我们杂志的流产，不是在于计划的本身，不是在于经费。问题在于，我们这四个人的作风太自由散漫，太没有组织和纪律的观念。将这计划「越级」去向费先生提出，本身就是违反纪律的事。我们以旧社会中天真幼稚、漫不在乎的方式，企图在一个左派机构中推行一个小小的计划。在十二年后的今天想起来，我们在政治上实在是不可饶恕的无知而单纯。
我谈到这小故事，决不是对大公报和新晚报的领导者表示抱怨，如果当时我是大公报的社务委员会之一，或许也否决这个计划的。 当然，榆瑞、芃如、寿龄和我四人失望之余，不免在咖啡馆中大发牢骚，指摘这个人眼光太小，那个人胸襟太窄，但我们就没有指摘自己的无知，没有责备自己缺乏必要的政治经验。
共產黨认为每个知识分子都有本质上的严重弱点，太个人主义，太自由主义，凡是在一个左派团体中太突出的个人，迟早会被要求将锋芒和棱角磨光了去。我们四个人后来各有了不同的道路，那是这大时代中，香港知识分子的四种不同的道路。道路之不同，似乎主要决定于这个事实：他能不能放弃或改变自己的个性，以服从团体。芃如的路已走完了，我们三个人还在走着。
「彷徨与抉择」第一章开头记叙楡瑞在苏州被捕的情形说：「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二日，下午一时还差五六分钟，京沪直通车将到苏州车站。我和一位来自香港的银行界朋友在餐车中吃了中饭。他邀我到他车厢中闲谈。他将一个大柑塞在我手里，随口道：『潮州柑』。突然，一个铁路警察走进来，说：『同志们，请拿通行证出来。』 我的银行界朋友似乎有点紧张，立刻从皮夹中取了通行证出来，低声说了几句抱歉的话。我没有觉察出有什么不对，从左边胸口袋中取出了路条。我还没递给他，那警察就从我手中抓了过去。他对我的路条细细看了大约两分钟，于是说道： 『你路条上注明只是从广州到上海的。』」
其后记述他如何被捕而送入上海的监狱，经过的情形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里不必重述。榆瑞所说的银行界朋友，就是朱寿龄。他在上海解放之前，是中国农民银行的襄理。在任何场合之中，他都喜欢以「小丑」的姿态出现，但他决不是「小丑」。这是任何文学作品中都未描写过的角色，复杂的性格中充满着丰富的矛盾。我和他第一次相识，是颇为戏剧化的。
三、以为我要跳车自杀
火车缓缓地爬过巨龙般的钱塘江大铁桥，空气中有初春的花香，也有大江的水气。那是一九五〇年的一个春夜，我从北京回到香港来。我是浙江海宁人，儿童和少年时期在海宁和杭州两个地方长大，钱塘江日夜潮汐，西湖畔杨柳桃花，那是我生命的一部份。当火车带着我慢慢离开杭州时，窗外江南春夜的风，似乎用葡萄酒醉人的气息来酿成的。我凝望着西子湖边的万家灯火，灿烂的月光铺在滚滚的江水之上。铁桥上巨大钢柱的阴影，在窗子上迅速掠过，一回头，高高的六和塔耸立在江边。六和，那是六种和谐，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成熟文化结晶，这六和塔在庄严和雄伟之中孕育着温柔和平的精神。钱塘江大桥却是现代中国人的骄傲，杭州学生对这座大桥的景崇，代表着他们对现代科学和工程的向往。学校中大家津津地谈论，茅以升敎授如何设计这座铁桥，怎样外国工程师对之束手无策的难题，这位中国的天才工程师却巧妙的解决了。茅夫人在工程上的帮助和贡献，尤其是女学生们最喜欢的话题。在抗战前后成长的我们那一带的学生，课余谈的总是鲁迅和郁达夫，总是茅以升和华罗庚。华罗庚的女儿是我们同学，大家对她很尊敬。那时蒋经国的儿子在杭州弘道女子中学附设的幼稚园读书，同学们见到他时，只是好奇地瞧瞧。我们只尊敬学者和诗人，不大去理会另外一些浙江的名人：蒋介石、陈诚、陈果夫、 陈立夫……他们在浙江一般中学生心目中，远不如浙江大学校长、国际知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在这样的风气下，所以浙江大学出了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我们同学从来不谈梅兰芳，更加不谈电影明星。那是上海、北平大都市中学生们的事。
从火车窗中望到对江，那是萧山和余姚，是大哲学家王守仁和黄宗羲的故乡。中国成了共产主义国家，在马克思这巨大的幽灵笼罩下，王守仁、黄宗羲他们还被人们尊敬么？
瞧着江水，心中想着这些杂乱的念头时，我脸上的表情一定很是古怪。突然间，一只手臂伸过来挽住了我的左臂，一个人靠到了我的身旁。我惊异地转过头来，朦朦的灯光下看到一张戴着眼镜的圆脸，是一个陌生的旅客，四十左右的中年人。他向我温和地微笑，说道：「心里不高兴么？ 」我摇摇头，说道：「离开故乡，有些难过。」他放心地松开了手臂，问道：「到广州？」我说：「是的，再到香港，你呢？ 」他兴奋地说：「那好极了，我也到香港。我们有伴了。我去香港大公报工作。你在香港那里得意？」我有些奇怪，道：「我是香港大公报的编辑。」
这样的会见实在很是戏剧化，原来他见我忧郁地望着江水，以为我要跳车自杀，好心地来拉住了。这个故事，大公报许多老同事都是知道的，以后常常引为笑谈。这位朋友朱寿龄，就是「彷徨与抉择」中所写的那个香港银行界人士。
我们谈不到一分钟，立刻就很亲热。因为他父亲朱老先生，是国民党政府的监察委员，浙江省监察专员公署的主任，与我家有些世谊，在杭州时我见过他几次。他弟弟朱启平，是大公报驻在纽约的特派员，从美国回来后，在香港大公报工作过一段时期，和我同在编辑部的国际组，晚上坐在一张桌子旁。
朱启平是北京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燕大的毕业生，在大公报中有比较特殊的地位。因为战时大公报和燕大在成都合办一个新闻系，由大公报拨付经费，系主任由大公报桂林版的编辑主任蒋荫恩先生担任。该系的优秀毕业生，自然都汇了大公报。那时在香港大公报工作的燕京学生，有马廷楝、李宗瀛、谭文瑞（现在在北京人民日报编国际新闻）、刘克林（现在是北京大公报的副编辑主任）、张学孔（现在是香港商报总编辑）、何巧生等等 。另一位从纽约回到香港的特派员杨刚大姐，从英国回来的萧乾，也是燕京学生，不过他们是早期的。香港大公报内部没有派系，没有甚么结党把持的情形。那时我年纪轻，职位低，他们对我都很照顾。尤其是萧乾先生，他对西洋文学的爱好，自由主义者的气质，特别和我谈得来。詹姆士·乔埃士那部现代派技术的小说「攸利赛斯」，我读来读去不懂的地方太多，工作之暇，常常向萧先生请敎。他总是很热心的指点。
在香港大公报向左转前后这段时期中，我在报馆中学到的东西，实在比大学所学到的更多。萧乾先生是我西洋文学的导师，杨刚大姐是我国际政治的导师，李纯青先生是我马列主义和中国政治问题的导师。他们的亲切和热诚，我终身会记得的。扬刚大姐到北京后，任中共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任秘书，已于几年前逝世，萧乾和朱启平则在呜放期间成为右派份子。
榆瑞和这些同事们的关系，却是完全不同。
四、乔木谈香港前途
榆瑞在一九四六年参加上海大公报，我在一九四七年加入。虽然我只比他迟了一年，但两人的身份地位是颇为悬殊的。他在西南联大（当时全中国最好的大学）做过英语讲师，在英国和美国的新闻构中担任过相当重要的职位，进大公报后就被任为驻南京特派员。我进上海大公报是考进去的，担任电讯翻译，那时白天还在东吴大学法学院读书，不论年纪、资格、能力，都和他相差很大（他大我十岁或十一岁）。对于当时香港大公报中李纯青、杨刚等共产党的领导人，我能心悦诚服的受敎，而他则格格不合，那也是很自然的。那时候，香港大公报编辑部中，不但有李纯青和杨刚，还有王芸生、周太玄、杨东蒪这些第一流的左派学者，日夕的亲炙之下，我自己的思想情感很是和谐，确信共产主义是我们这苦难的国家唯一救星。在那时候，我的学识和见解,都没有使我能对马克思主义有丝毫怀疑，至于我发觉中共做法中的各种缺点，自己在思想上越来越离开马克思，终于成为罗素所主张的理性主义者，那是许多年以后的事了。
榆瑞是一个出色的记者，他坦白亲切，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和一个陌生人混得很熟。他个性极端外向 ，是典型的多血质性格。在于交际这一点上，倒是与费彝民先生很相像的。榆瑞记忆力很强，各种细微的小节都记得清清楚楚。他受过文学的训练，对于人的性格和言语，有强烈的兴趣，但他不是一个深思内省的人。他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哲学这些问题，几乎是漠不关心。「香港时报」总编辑李秋生先生以「车攻」的笔名，在「新生晚报」写了三篇「再谈周榆瑞书中的人与事」，其中有一段说：「周不是个政治上有深刻的人，他只是一位硬干的职业性的新闻记者，从他的书中可以看到他缺乏思想上的深度，有时天真流于浅薄。因此对于『彷徨与抉择』一书你可以找出许多缺点。」李先生的结论，仍是认为这本书有价值。他不认识榆瑞，他对榆瑞的了解，只是根据这本书内容而达成的，但我以为这是与事实很接近的看法。
由于榆瑞过去在新闻界的成就和地位，由于他对政治思想的不感兴趣，更重要的，由于他直接认识周恩来、董必武这些中共要人，他对大公报中的左派人士自然不见得怎么尊敬。事实上，这些左派人士的过度狂热，什么事情都是一面倒的看法，往往成为榆瑞公开讥嘲的目标。下面这个小小的例子，或许可以说明当时香港左派新闻工作者（包括我自己）的心理状态。
一九四九年间，香港左派文化人中研究国际问题的，每星期有一个讨论会，经常是星期五下午，在干诺道中一二三号四楼（那时是华商报的报馆）举行。新华社的乔木（现在他是中共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任，周恩来在外交问题上的主要助手）常常出席报吿。此外夏衍、张铁生等也偶尔来分析一下当前的重要问题。因为参加这座谈会的领导人物，确是目光敏锐，学识丰富的中共优秀份子，我现在仍旧认为，这座谈会对于我这种当时什么也摸不着头脑的青年，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记得在南京解放前夕，我曾在这会中问乔木：「乔木先生，将来全国解放后，香港和澳门的问题怎样处理？」
他用手指轻轻弹着茶杯，想了一想，说道：「反对中国人民的，主要是美国政府。我们以后的重要工作，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据我个人看，香港的现状是否保持，要看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是不是有利而定。各国帝国主义者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不能够一下子将全世界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打倒了。」他在十四年前的分析，直到今日，似乎仍是中共对港澳的外交政策。应该承认，这是了解全盘局势的远见。
榆瑞对国际问题没有兴趣，从来不去参加座谈会。同时，他认为外国记者对局势的分析，一定比中国人更加准确。他并不掩饰自己这种观点。当时我们认为所有的西方国家记者都是大资本家御用的宣传员，而他对于西方记者的尊重，远胜于许多有头脑的本国人士的尊重。
不久，大公报驻美特派员朱启平从纽约回港，这个座谈会便请他去报告美国的近况。他的报告令大家很失望。他着着于美国民主党和其共和党之间的政争，但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人早就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只是代表不同的垄断资本集团，他们互间的争权夺利，没有多大的重要性。他报告一完，立刻有人问道：「朱先生，据你所看到的，美国劳动人民现在的失业情形怎样 ?」朱启平道：「唔，唔，我想，我想，总有一百多万人。」
但在当时，美国失业者高达三百二十余万，是参加座谈会的人个个挂在口上的。朱启平的答复，立刻显出他对美国的弱点认识不够清楚，也就是说，思想不够前进。于是，一连串的问题向他提了出来，登时令他颇为狼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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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乔木，即乔冠华，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五、周榆瑞向来反 共
座谈会中所提出来的问题，全都着眼于对美国不利的方面：美国周期性的经济恐慌目前有什么象征？白人对黑人的歧视，是否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垄断资本家财富的集中，在政治上有什么具体表现？美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不是有长足进步？美国人民怎样反对政府的庞大军费预算和援外计划？华莱士领导的进步党有无可能在国会中多占一些席位？
这些间题，平时我们在座谈会中是已研究得很清楚了的，但朱启平显然没有多大准备，因此答复得令与会者大大不满，而这些不满，有些人当时便礼貌地表示了。大公报派朱启平到纽约作记者时，那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报纸，真正的主持人吴鼎昌先生是贵州省政府主席和蒋介石先生的文官长，总经理胡政之先生是国民参政员。大公报对国民党政府的基本方针本来是「小捧大帮忙」，朱启平带着这样的方针到纽约去，他不可能将这方针全部抛在太平洋中而回来。他在座谈会中所显示的狼狈，正表示了大公报在短短一段时期中转变得如何快，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无法圆满地与之适应。同时，这也表示，一般过激的左派文化人，只愿意听好消息而不愿听坏消息。
「报喜不报忧」的作风，不能容忍与官方路线有任何距离的意见，我以为道是中共许多人士的重大缺点。朱启平这件事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以后事过境迁，也没有留下任何不愉快的回忆。但道个小插曲是有象征意义的。我个人以为，「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件事，是中共的「三失」。这「三失」之所以造成，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许多原因之外，在心理上，那是当政者不容忍异见的直接后果。
朱启平当时在座谈会中的发言，并没有赞扬美国，事实上已是尽可能的予以抨击，只因为抨击得不够狠、不够热心，只因为他对苏联和中共所惯用的逻辑太不熟悉，所以即使是在一个学术性的讨论会中，很快就令人感到「难以容忍」。
周榆瑞的态度，与朱启平更有距离。这些自由参加的讨论会，他根本从来不出席，在报馆内部的学习小组，他在发言时最通常的方式，总是说：「对于这问题，外边的毛子们（指外国人）如何如何看法。」他决不掩饰自己与英美人士的熟悉，事实上，他对外国人的意见很有兴趣听取。由于异乎常人的记忆力，他把这些意见都记在心里；由于个性不喜欢研究政治和哲学等抽象理论，他也没有什么驳斥这些「毛子们」的自己意见。
我和榆瑞在政治上的见解并不一致。他一直反 共，我一直不反 共。不认识榆瑞的人，以为他写这本「彷徨与抉择」，是一个极重大的转变，但我和他有十多年的交情，直到今天，我仍旧认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却以为他根本没有什么转变。他一生之中，从来没有信仰过马克思主义，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唯物辩证法、剩余价值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等），从来没费心硏究过，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也不见得有什么关心。虽然在大公报的公开集会中，他没有发表反 共言论，但在他可以信任的朋友面前，从来没有说过半句有利于共产主义的好话。
他只对具体的人有兴趣。他在「新晚报」上写过许多攻击国民党要人的文章，然而这些文章之中，谈的只是其某人某一件事的荒唐和昏庸，某一桩有趣的桃色事件，他对罗家伦的英文名宇叫做「拿破仑·华盛顿」嘲笑得最厉害。他反对国民党，并不是认为国民党的政策对国家人民有害处，只是瞧不起官僚们的腐敗和低能。他很尊敬周恩来，出发点不是相信共产主义是中国最佳的希望，而是尊敬周恩来的才能和性格。这一点他在「彷徨与抉择」的序言中说得很明白：「一九四六和一九四七年，我在南京担任一家主要中国报纸的特派员，在中国人目光中，总是将这家报纸比作『卫报』和『纽约时报』，我的职位使我经常能会见共产党的领袖周恩来（现在是北京政权的总理）、董必武（现在是北京政府副主席），而他们的主要助手，几乎每天都和我相见。他们都给我以『坦白』与『诚恳』的印象。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强调地对我说，如果他们建成了共产国家。中共要争取西方国家的同情与友谊，他们决计不愿将中国关在一张铁幕的后面。那时我还不过三十岁，对中国国民党的无能与腐敗又十分失望，所以我立刻接受了他的话，毫不保留的信任了他。」
我和榆瑞过去在政治上见解的不同，并没有影响到我们成为好朋友，今后，我相信我们的友谊也不致因此而有什么损害。现在和过去所不同的是，他将内心的反感，公开发表出来，而我希望借这个机会，指出中共的许多缺点，提出一些理智的批评。这些批评，我三年多来经常在本报（即香港明报）的「社评」中发表，所不同的，只是现在署上「金庸」的名字。（待续）
六、回忆苏联展览会
榆瑞在他这本书的序言中又说：「虽然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共产党统一中国的大事业，使我有深刻的激动。自从我儿童时代起，我就被教导必须爱国，共产党掌权后，我决心通过共产党而表现我的爱国心。但另一方面，我所受的自由主义敎育，以及我作为一个独立报人的生涯，使我成为一个真理和自由思想的主张者。我拥护共产党，但同时，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却绝不赞成。当他们派遣军队进入朝鲜时，我不能认为这是合理的，我甚至在大公报的办公室中说出了我心中的不安和反对。」
我以为，榆瑞全书写得最好的，是这篇「序言」，有概括的思想而不单只是描写一些琐屑的细节。我说他对政治和经济问题不感兴趣，说他在报馆中公然发表反 共言论，他在上述引文中自己也这么说了。榆瑞因为是大公报高级职员，又因为这些反对言论是随口说说的，所以当时并未受到甚么处分或批评。如果换一个身份不同的人，或者这种意见公开在报上发表出来，情形当然就完全不同了，下面我举两个小例子：
一九五六年秋天，苏联在广州举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香港所有的左派人士，全部分批去参观。那时中共和苏联的友好关系正到达高潮，苏联展览会有新建的固定的华南会所，是中共不惜工本全力建造的。上海的苏展会天花板用真金镀顶，以致后来成为浪费和奢侈的典型例子。广州的苏展会虽然不及北京和上海，那也是华南数一数二的大建筑。
可是要香港人去参观苏联展览会，这决定未必明智。因为苏联经济建设之所长，集中于重工业，它的消费品生产，却远远落在资本主义国家之后。它在火箭、飞弹、氢弹、坦克上的成就，展览中是看不见的；它的重型机械、采煤技术、石油制炼，香港人是看不懂的。我们大家所懂的东西，它偏偏制造得最弊。苏联的汽车、雪柜、冷气机，那里有美国人的好？它的照相机、望远镜，岂能和西德相比？它的收音机、电唱机，比日本货差得多。展览会中大量展出的绒料、时装、衣饰，和英国法国的水平相距实在太远。它的糖果、香烟、塑料用品，连香港工展会也未必及得上。香港市场上集中了全世界最精巧、最丰富的消费商品，可以说资本主义国家最精灵新奇的产物，天天都在这里开展览会。苏联笨拙而呆板的商品设计，在香港人眼中看来，觉得那都是半个世纪前的过时货。
苏联实施的是计划经济制度，它的消费品注重实用，因为商品之间没有竞争，它不必花费金钱和心力去注重式样的新颖和美观。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它可能是比香港更为先进的。这个展览会对于大陆人民有启发作用，显示了一种模范和远景，但一般香港人无法领会到它的优点，只能看到它的缺点。那为它的优点在于制度上经济平等的理想，在于重工业的飞跃发展，却是展览不出的，而所具体看得到的东西，在香港人眼中，都成为「班门弄斧」。何况，我们游惯了工展会和百货公司，看到中意的东西立刻便可以购买 。但在苏展会中，每人只能买四角钱的苏联糖果，每人只能喝一杯饮料，吃一件点心，不但要凭票购买，还得排队轮候，而且质料甚差。
总之，这展览会展出的是社会主义的弱点。我们只感到凭证购买和排队相当无聊和不自由，不会想到人人有饭吃的伟大理想，很难感觉到财富平均分配的制度，比集中于少数大富翁手中是更为公平。参观了苏联展览会，再去参观最近在香港举行的意大利展览会,如果不是经济学家、工业专家、或者是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一定会觉得意大利产品之精缤富丽，决非苏联之可比，很少会想到苏联巨大的重工业潜力胜于意大利不知多少倍，很少会想到苏联普通人民的科学水平和文学修养比意大利一般人高得多，更难想到一个意大利失业工人的孩子，生了病买不起药，他母亲会眼睁睁的看着心爱的儿子痛苦地死去。
对苏联消费品拫本瞧不起的心里，我们都是世故地藏在心中，但有一个工友却直言无忌的说了出来 :「这些东西香港都有，有甚么希奇？香港百货公司的东西远好得多。」回到香港之后，这句话使他被记了一个大过。这处分写在簿子上，通传全报馆的同事作为一种敎育。
这位工友的意见虽然不是全面的，但他所说的却是事实，是人人都感到了的印象。只是旁人比较聪明而他比较老实。聪明人不着边际的表示了赞叹和钦佩，老实话却受到惩罚。我相信中共大陆上任何团体中都存在着这种现象。那就是没有言论自由，就是鼓励虚伪和世故。于是，整个事业受到了报复和损害。
我们几个朋友私下也谈到了对苏联展览会的不佩服，那主要是关于所展出绘画的枯燥乏味。（待续）
八、个性坦白直率
前天晚上，一些朋友们谈起这篇连载的文字时，董千里兄说：「我觉得有些文不对题。这篇文章应该批评周榆瑞的『彷徨与抉择』，但是在你笔下，许多地方都越出了评论该书的范围。我说：「你的批评很对。其实，周榆瑞的书，主题是谈在他大陆被捕，和受审的经过，要评论这部书的优点和缺点，写一两千字也就谈完了。我现在是在借题发挥，主要是写我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或许那也是香港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感情。千里兄点头说：「你的主题是在写你怎样渐渐离开马克思主义，转而信仰罗素的理性主义。这篇文章中，所写的思想和感情，和我所了解于你的，丝毫没有分别。」
对于常常在一起的朋友，一个人是很难掩饰自己的个性和想法的，偶然的一个小动作，一句闲谈，总是泄露了自己的内心状态。我在认识榆瑞的第一天，就觉到他对外国和外国人的兴趣，远胜于对本国人事的关切。他在家中和儿子女儿谈话，大部份是用英语的。他儿子安尼往往叫他的英文名字「艾立克」而不叫他「爸爸」。有一次我眼睛有病，他介绍我去看他的襟兄眼科专家程伯京医生。他随手用英文写一张便条。在我们所有的朋友和同事之间，这种习惯和作风显得很是突出，别人虽然不致不愉快，却总有一些不自然的感觉。又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吃西餐，朱寿龄将刀子放到了口里，又用小匙羹来搯咖啡喝。于是榆瑞便大大的嘲笑他，似乎餐桌上一些小小外国礼节的错误，是世界上最失面子的事。可是在中国人的礼貌观念中，别人的失礼是不可指出的，只能假装看不见，以免对方尴尬。他指出别人外国礼节的错误，这件事本身的失礼，可能更加重大些。当然，我们大家是好朋友，谁也不会介意。
他的坦白和热诚，常常使他的粗鲁变成无关紧要，别人反而会感到他的亲切，大公报附属的「文宗出版社」初成立时，出版了几本英文对照的小册子，叫做「中国的光荣」，内容是介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历史上各种伟大的成就。中文部份是上海大公报编辑部的同人撰写的，英文的译文则由香港大公报同人分篇执笔。全书译就后，主持翻译工作的杨历樵老先生叫我写一篇英文序言。我的英文写作平时极少练习，水平很低，这篇序言写得自然十分拙劣。榆瑞一看之下，立刻就说：「你的英文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太不时髦。」我说：「快给我修改一下。」他毫不客气的提笔就改，将长句子缩短了些，将迪更斯小说中所用的字眼，改成了「时代周刊」中所用的现代化语句。结果是流畅得多，简洁得多。中国文人写了一首诗一篇文章，送给别人欣赏时，总是说：「敬请某某仁兄斧政」，如果这位某某仁兄当真「斧政」了一两个字，说不定双方从此生了嫌隙，因此向来是谁也不敢「斧政」的。然而榆瑞对人的坦率，胸中极无城府，以我所知，很少有人对他的批评指敎有甚么反感。
相形之下，在这方面我之对他，却是不及他对我那么「够朋友」了。他曾以「田牧风」的笔名，在新晚报写过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书名似乎叫做「异域英雄传」。他对外国有兴趣，因此中国武侠小说的背景也搬到了外国。这部小说人物的性格模糊，故事缺乏高潮，男女侠士动不动就结婚，因之报馆中有一个同事在背后挖苦说：「这小说的书名应当改作『侠客结婚记』。」我只对榆瑞简单地提了几次意见：「对话太多，情节不够紧张，没有作为中心的人物和故事。」却没有好好的和他讨论，如何补救和改进。现在想来，不禁内心有愧。虽然，这种游戏笔墨本身并无多大价值，他在这方面尝试失败，那也算不了甚么。
我回忆到这两件小事时，想起了一九四九年春天和杨东蒪先生的一席谈话。杨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对先秦诸子很有硏究，那时是大公报的顾问。现在他是广西大学校长，中共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那一次我向他请敎的，主要是「墨子」和「庄子」上的几个间题。他谈了一些古代哲学后，兴致勃勃的谈到「与人为善」这四个字。他说，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应当是为别人好，「与人为善」这四个字，几乎可以包括中国所有大思想家的全部政治哲学。只不过一般哲学家大都是空想的、不切实的。他对我说：「你将来一生之中，会遇到许多严格的批评和考验，不过你只要记得「与人为善」，即使你情感上一时受不住，理智上却会懂得这些批评是为你好。知识分子有强列的自尊心，受到批评时会很痛苦，但我们只须了解，批评只是『与人为善』，并非打击和损害。」
杨东蒪先生这番话说得很诚恳，完全出于爱护，当时令我很是感动。（待续）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5-11-27 14:09 编辑
九、胖子和间谍
那一天春日艳艳，南国的香港已如江南初夏。杨东蒪先生穿一件白色的夏威夷衫，手中插着一柄葵扇，在大华酒家顶楼的茶座中纵论世事，潇洒如晋人挥尘谈玄，清言妙语，差相彷彿佛，而诚恳拳拳，又有过之。可是时间过了十多年，我在左派团体中的经历，却发觉很少有人在提出批评时时候，是根据「与人为善」的原则来进行的。或许这是因为人性中「恨」的冲动，比「爱」的情操有更原始更长期的传统。现代心理学家与人类学家得出来的结论说，人类在许多方面，和数十万年前实在很少差别，每个人下意识中，自然而然的会认为旁人是他的敌人，认为他可能夺去自己的食物或配偶。「幸灾乐祸」是人的天性，从打击别人中所得到的愉快，远比帮助别人为多。「助人为快乐之本」，那只是一种道德理想，对于大多数人，打击别人才是快乐之本。这种人类的天性，几千年的文化教养使它隐晦了些，但并不能根本的予以铲除。中国人是这样，美国人是这样，爱斯基摩人和伊瑞安的猎人头族也是这样。在历史学家的眼光中看来，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想要彻底改变人类的天性，那未免是一种奢望。
如果我们想得透彻一些，如果我们能心平气和一些，应该可以认识到，许多人类的弱点固然是一种不幸，但究竟世界上向来是这样的。刘邦擒杀韩信、凯撒被他爱将布罗特斯刺死、美国大资本家范特皮尔逼得他许多合伙人破产自杀、赫鲁晓夫将斯大林的尸体迁出红场……封建社会中是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如此、在共产主义的国家和组织中也是如此。
然而，在临到自己遭遇到损伤和不幸时，我们很难能以哲学家的气度，处之泰然。我个人在左派团体中没有受到什么真正的打击，然而精神上的创伤和苦痛，仍旧是很巨大的。现在隔了许多年再来回想，我不以为这是共产主义特有的偏狭和冷酷。如果我曾在国民党时代工作很久，那些想起来很心酸很没趣的遭遇，一定会同样的遇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斗争，不见得比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斗争更加温和，更加的「与人为善」。 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的「绅士们」，比之共产主义的「同志们」坦白些，打击就是打击、排挤就是排挤、逼得破产就是破产、自杀就是自杀。 他们不称这种行动为「帮助」、「说服」、「教育」、「改造」。
我不相信个性可以「改造」。学习一些表面上的口号与言论，那是很容易的；要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服从，要人们虚伪地说些违心之论，只要有足够严厉的惩罚和制裁，也不困难。但我不相信「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能对一个人有什么根本的好处。唯一的好处，只是强制他服从权威。一旦外在的压力消失了，他所表现的反抗，只有更加强烈。在我看来，共产党人的批评和教育，实际上的作用和资本主义国家「罚款」很少差别。批评和罚款使身受的人痛苦，以后要更加小心，不要犯规，同时使没有身受的人有所警惕。至于「与人为善」，那只是某些高尚的心灵的理想。
中共给榆瑞所受的批评敎育，是一种极强烈的方式，但并不是最严厉的。在肉体上，更严厉的方式有强迫劳动；在精神上，更严厉的是遭受家人、朋友、同事的侮辱。他在书中描写中共公安人员对他不公开的侮辱和审讯，但我想他还是很幸运的。如果责骂他的是他的妻子儿女，是他的同事好友，如果这些羞辱是公开的，那可能会比死亡更加不幸。事实上，曾有许多人受过这种折磨。
我详细读了榆瑞的书后，发觉他自称中共冤枉他是外国间谍，但真正内在的原因，似乎只是反对他和外国朋友的过份亲密，只是惩戒他拒绝「改造」和不遵从工作的调派。榆瑞实在是世界上最不适宜于做间谍的一种人。他说中共释放他的条件，是要他回到香港来替中共做间谍。「间谍」这个名词，不免用得有些夸张。他在报馆中的绰号，叫做「周大炮」，由于他直言无忌，想到什么便说什么。他有一百八十多磅体重，即使以西方人的标准来说，那也是一个胖子。我不知道全世界的间谍之中，有没有胖子，至少，恐怕没有一个成功的胖子间谍。因为一般胖子总是太爱说话，太不善于保守秘密。
榆瑞和外国朋友交际，不免谈到大公报的情形，广义的说，那也可以认为是泄漏了国家宣传机构的内幕情形。他和领导人员谈话时，不免也转述了外国人的意见，这当然也帮助了中共了解西方人士的观点。然而我想这些谈话都不致有什么重大的军事或政治意义。双方或许都是有意通过他而探听消息，在他自己，却只是坦率的，没有什么目标的闲谈。（未完）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5-11-27 13:53 编辑
十、周榆瑞的同居者
榆瑞书中谈到他一九四九年春天去香港时的情形说：「在南京『解放』前夕，我决心留下来 。但报馆的代理总编辑劝我离开，我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一日飞到上海，就在这—天，共军进入南京。我在上海短时期的停留是很不愉快的，报馆没有工作给我。我和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记者亚尔拔，雷文霍特在百老汇大厦中一起住了几天。后来，报馆当局决定调我去香港分馆，我大为高兴，立刻准备动身，因为自从徐州陷落后，我家属便已到了香港。那是我到了香港之后，才知道报馆已靠拢了共产党。」
当徐蚌大会战胜负一决，香港大公报便靠向中共，这其间所起作用最大的，当是杨刚和李纯青，他们都是有长期党龄的共产黨员。等到总编辑王芸生先生从上海来到香港。香港大公报的态度已非常明确，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蒋介石发布「在五个条件下进行和谈」的声明之时起，香港大公报的倾向和面貌已和现在没有多大分别。南京的易手是在四月廿三日，二十一日是共军全面渡江的日子。那一天毛泽东发布那著名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凌晨我在利源东街十五号三搂（新生晚报的楼上）大公报的编辑部，翻译这个命令的英文稿（是外国记者抢先发出的），「坚决、澈底、干净、全部歼灭」的语句，就是出现于这个命令之中。其中一句话我译作「不论他们逃到甚么地方，均须缉拿归案 」。李纯青说：「这个命令看来是毛主席自己亲自写的，」他将译文中这句话，提笔改成「不管他们逃到何处」。后来新华社的中文原稿到达，果然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这篇文告，大公报当然做了第一版的头条。）
当时国民党政府或和或战，举棋不定。香港大公报虽已很明显的亲共，还是能销到广东四乡 ，远及沪杭，榆瑞在上海大公报时，应当已经知道香港分馆的情形。
他书中谈到到香港不久，费彝民就要他去看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人乔木，他写道：「那时，乔木和他妻子龚澎住在英皇道一所旧楼中。所有的国民党官员蜂涌而至，谈判他们向共产党靠拢的条件。乔木虽然很忙，还是摆脱了其余的访客而接见我，他仍旧和从前那样，亲切友善，兴高采烈的和我说笑闲谈。他说到，我在香港的工作将很是重要。他似乎仍旧确信，中共决心与西方友好。他强调说，「艾立克，我们知道，你在英美的外交家和记者之之中许多朋友。如果你和留在香港的那些人继续保持友好，那会很有用处。打听他们对于新中国的观感。我一向认为，这种个人之间的接触，有助于决定我们的外交政策。我们现在需要朋友，你要负责为我们国家争取朋友……』乔木的话使我印象十分深刻，我转述了给费彝民听，他立刻同意，我应该和外国人保持接触。」
事实上，报馆在铜锣湾新宁道租了一层相当考究的楼给他住，作为他招待外国朋友的地方。 和他同住的是周太玄先生。周老先生是四川人，著名的生物学家和佛学家，为人和蔼可亲，兴趣极为广泛。在香港时是大公报的顾问，常常向同事们作学术性的演讲，回大陆后曾担任四川大学校长，也是中共的人民代表。在香港时我偶尔同他去看足球比赛，那时南华的高保强正当新扎，周老先生对他的球技极是欣赏，谈起来津津有味。他在西南素有人望，在香港和西南各省人颇多往还。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上旬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人投向共方，周老先生大概在其间做了一些穿针引线的连络工作。周老先生对佛学有很深湛的研究，有一次我听他谈论佛学中的「因明」，那是和西方的「逻辑」差不多的一门学问，分析之精，说理之明，令人欢喜赞叹。他虽是佛学家，但思想向来进步。星岛日报资料室保存得有全套「东方杂志」，前几年时我常去借阅，看到一九三〇前后周老先生在「东方杂志」上所发表的生物学论文，已是根据辩证唯物论的哲学。
周老先生回大陆后，榆瑞一家住这样一层楼，房租很贵，他一个人负担不起，费彝民私人付给他房租津贴。我不知道这房租津贴付到甚么时候为止，但报馆当局鼓励他交外国朋友，这是无疑的，周榆瑞太太现今仍旧住在那层楼，当然，中共再也不会付房租津贴了。
中共所不满于榆瑞的，据我推想不是在于他和外国朋友接触，而是在于他的立场和态度。很可能在这些西方人士的交往中，榆瑞的同情是更加倾向英美一面。他在中共的机关中工作，身份很是明显，外国人和他接触时自然深具戒心，不可能透露甚么重要的情报给他，除非是故意要中共知道的消息。相反的，他个性坦率随便，又没有中共所十分重视的那一套「保密」习惯，说不定反而无意中透露了一些中共方面的情况。
一一、对乔木的印象
榆瑞书中引述乔木的话，要他和西方友人保持接触。乔木说：「我一向认为，这种个人之间的接触，有助于决定我们的外交政策。我们现在须要朋友，你要负责为我们国家争取朋友。」或许乔木确曾对榆瑞这样说，但乔木是「党性」极强的共产党人，我相信他决不认为西方人士的意见，可以有助于决定中共的外交政策。
中共黨員对于「党性」这两个字十分强调，那包括有坚持立场、服从组织、为了党而牺牲个人幸福和个人意见等含义。一九五〇年春天我曾在北京大公报的办事处住了一段时期，常和乔木、李纯青、杨刚等见面。有一次在闲谈之中，乔木说到周恩来对杨刚的一句批评。那时杨刚担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任秘书，工作十分忙碌， 身体不大好。周恩来对她说：「杨刚同志，你对自己的健康，警惕性太低。」乔木正在旁边，半开玩笑地接口说：「杨刚同志的党性很强。」周恩来笑着点点头。在他们认为，「党性很强」这句评语，几乎是一个共产黨員所能获得的最高评价，成为是津津乐道的事。
共产党人注重党性和斗争性，要坚决克服自己的个性以服从集体，凡是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稍有温情主义的倾向，那便被认为是「党性不强」。乔木在考虑中共的外交政策时，一定将共产党人的党性和斗争性提到最高限度。据我的看法，西方人士的意见他或许会听听，但对于中共的外交政策，决不致发生任何影响。
有一天，他约我到中共外交部去见他，我所获得的印象，和榆瑞书中所写颇为不同。
中共的外交部，所在地就是从前北洋政府的外交部，钢骨水泥的现代化建筑，巍峙庄严，规模宏伟。大门外没有携带武器的卫兵，传达员的态度也很平易近人，我只在一张小单子填写「要会见乔木同志」，他要我在会客室中坐坐，替我斟一杯白开水，将小单子拿进去，不久乔木出来了。这张「会客单」，印在一些用过的废纸背面。那个传达员只有十八九岁，穿着不很干净的棉制服，神态和说话，完全是一个质朴的青年农民。我当时所感到印象，这绝对不是「官衙」，而的确是一个「人民」的组织，我不知道中共的外交部现在是不是仍旧这副样子，然而我后来在另外许多方面看到中共的情形，官僚习气、统治者的威风架子，那是渐渐浓起来了，「为人民服务」的味道，是越来越少了。这个青年农民型的传达员，在接待我这种毫无地位的人是这样平易，在接待贵宾时，我相信他也是这样平易，也不过是温和地笑笑，说：「你请坐，喝杯水，我去跟他说。」但就我们在香港所见到的某些左派团体而言，对待「贵」与「不贵」者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如果中共能像解放初期那样，「官性」很轻而「人民性」很重，老百姓对他们的拥护，一定会多得多吧？
乔木那次约我去见他，主要是谈谈我所写的一些关于國际公法的文字。他谈话的要点是这样说：你这些论文分析细致，立场也稳，但是有一个要点没有认识到，國际公法整个系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学者发展起来的。这些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于维护西方国家既得的掠夺利益。他们不重视落后国家的主权，不承认被压迫者的革命权利，反对弱小民族求解放的斗争。他说，我们在和西方国家交往时，在一般习惯上遵守全世界通行的国际法，然而决不能让资产阶级学者定下的法律，牢牢的缚住我们双手。他举例说，如果我们遵守国民党政府的戡乱法，共产党领导的解放运动还能成功么？乔木那番话的中心思想是这样：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國际公法中公平合理而于革命有利的，我们遵守，于革命不利的，我们或者要求修改，或者反对。决不能以西方国家所谓「权威学者」的著作，作为理论根据。
乔木在香港时，曾以「于怀」为笔名，写过许多评论国际时事的文章，出版过几本评论美国经济的书。从这些著作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决计不会重视西方资产阶级人士的意见。（待续）
一二、「侍卫官杂记」
榆瑞书中说到他担任新晚报的翻译，辞去印刷公司经理的职务。「不久，在一九五一年，费彝民很客气的将督印人的名义从我手里接了过去。我并不怎么介意，因为这个头衔对于我并无多大意义。后来报馆改组，我被推荐为三名副编辑主任之一。另外两名得到了批准，我却没有。这使我相当的不快。但不久我便置之度外，因为在那时候，我第一部连载小说已带给我相当大的声望。」
这部连载小说，便是他以「宋乔」为笔名写的「侍卫官杂记」。我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个读者，因为这篇小说在新晚报的副刊「下午茶座」连载，而我当时是这副刊的编辑。小说通过蒋介石先生一个侍卫官之口，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包括两部份，第一部份是蒋先生和一位陈小姐的恋爱，第二部份是那侍卫官和一个军长的姨太太的恋爱。故事的背景是庐山。榆瑞跟我说，除了加插一些细节之外，两个故事都是真实的。当时他是大公报驻南京的特派员，蒋先生上庐山避暑，中国的政治中心便即随而转移。他也跟着「身在此山中」，每天晚上总是和蒋先生的侍卫官们喝酒打牌，许多消息便在闲谈中透露了出来。这位陈小姐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侄女，据说做过蒋的私人护士。私情之中当然不免也有些政治因素。榆瑞的书中描写，蒋夫人知道这消息后，如何大发脾气而去了美国。那个侍卫官的爱人，榆瑞说是四川军人范绍增的姨太太，现在他们已结了婚，好好的住在台北，也有了孩子。电影明星李嫱（范之慧）是范绍增的女儿，她在闲谈之中，对父亲的风流艳事并不讳言。我曾问过她关于这位姨太太的事，她笑着说：「爸爸的姨太太太多，我也不大弄得淸楚，可能是有的。」
蒋先生的侍卫官们会不会泄漏「先生」（蒋的侍卫官们都称蒋为「先生」）的秘密呢？我以为是可能的，当然，泄漏秘密的不一定就是这个姓陈的侍卫官。榆瑞是东听一点、西听一点，综合起来写了这个故事。在这里，我不妨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一九四三年秋天，我在重庆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读书，蒋先生是我们校长。蒋的侍从室第三处，也是在南温泉，就在学校隔壁。第三处中有几位股长股员很喜欢下围棋，我和他们结成了棋友。逢到「刑法概要」、「民法总则」、「三民主义」这些索然无味的功课时，我总是溜出课堂，和他们下棋去。那一年十月间有一天，一位棋友兴匆匆的来找我，说：「这几天你有没有考试？如果没有，我们下三天棋。」我问他为什么这样空闲，不必办公。他说：「先生到开罗去了。你不知道么？」蒋先生到开罗去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那是国防大秘密，如果给德国人和日本人知道了，自然会不顾一切的派出大队飞机来拦截。可是蒋先生动身的第二天，中央政治学校中倒有一大半人已经知道了。讲到保密工作，国民党那是绝对不能和中共相比。这次中共的货轮「跃进号」沉没，五十九名船员被日本船救起，关于沉没的情形，五十九人没一个吐露当时实情。在这种生死一线的情形下，对于自己的救助者居然仍是这般保密，说是「组织观点强」也好，说是「不近人情」也好，总之是十分「难能」。至于是否「可贵」，那要看你是共产主义者还是温情主义者而定了。
「好奇」本来是人类的天性，这种性格在许多动物身上也有。许多人所以「追」报上连载的长篇小说，就是出于好奇的心理，为了「欲知后事如何」，才每天不断的「且听下回分解」。「天方夜谈」中的波斯王后薛哈拉查德所以能保全她的美丽的脑袋，全靠她能说一千零一夜处处充满了悬宕的故事，使得波斯苏丹晚晚非听下去不可。我们这些写连载小说的人、电台中讲故事的人，从伟大的迭更斯、柳敬亭以至最没出息的笔耕者和舌耕者，所以能够生存，主要就依靠于一般人的好奇心。如果人们缺少了好奇心，报纸是否能够存在，那拫本便是一个疑问。
在共产党团体中，好奇心却往往是一种惹麻烦或自讨没趣的原因。与你无关的事，你最好别问。上级认为你应当道的，自然会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你。否则你问也没用，甚至他们会怀疑：「你打听这些消息有什么用意？」在左派机构中工作过的人，大概多多少少曾碰到过这些软钉子。往往，一件事本身既无关重要，而外界许多人也早已知道了，在机构内部却还在紧紧张张地保密。你能够被容许知道多少消息，通常是一种「政治待遇」。知道得多一些的人，在知道得较少的人面前，常常会流露出一种优越感来。我和榆瑞一起时，称这种情形为「故作神秘」。最佳的对待办法，乃是「不稀罕听」，或是以「故作更神秘状」反击之，表示：「我知道得比你更多，不过不能告诉你」。如果你根据新闻记者的传统，好奇地询问几句，那别人马上就会比希治阁更加紧张，比蒙娜丽莎的微笑更加神秘。（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