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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专访金庸：我没有忘记外面的世界
2011-07-29 10:27:29作者：陈晓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2004年底，金庸请辞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之职。有评论说，一场错位终于结束，而金庸自己说，他还会到大学教书，他想做一个很好的学者。
本刊记者/陈晓
2005年1月9日，八十高龄的金庸，活动安排得满满的：上午，他在浙江大学参加了一个“封剑仪式”，接受了龙泉市赠给他的31把根据其武侠小说打造的刀剑并转赠给浙大；中午，他会见记者，回答媒体对自己请辞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一职的问题；晚上，赶到象山与央视《神雕侠侣》的主创人员见面并观看了《神雕侠侣》的片花。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前，他还在和一些文化商人谈小说的版权。金庸依然言简意赅：熟人可以打九折，不熟悉的按原价。
做生意时，讲点人情又坚持原则。在温和、满脸笑意的后面，是传说已久的精明和决断，文人和商人的特质融合在他个性里，这就是金庸。
他正在做的事情很多。要去很多大学做名誉教授，为仰慕“金大侠”的学生传道解惑；要写一部体现大历史观的《中国通史》；要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读莎士比亚；还要频繁出入于各种与金庸小说有关的场合。
外面的世界不停地打扰着他；而他的心里，也没有放下过外面的世界。
“我是录取优秀学生来教，你合格，但是不够好，我没兴趣指导”
从1999年金庸就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以来，攻讦之声不断。有人斥之为时下流行的高校傍名人的举动，也有学者质疑金庸做人文学院院长的资格。
2004年年底，金庸请辞人文学院院长之职，让这些指责再度抬头。虽至今辞职仍未获准，但有评论说，一场错位终于结束。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不继续做浙大的人文学院院长了呢？
金庸：我是浙江人，杭州是我的故乡。我最早在杭州《东南日报》做过事，以前也考过浙大，对浙大感情是很深的。浙大现在20几个院长差不多全部是院士。有了名人做院长，请教授也就好请了。就像报馆，总编辑很出名的话，人家很多人就愿意来了。当时他们请我，也可能有这种名人效应的想法。
现在年纪大了，担任院长相当吃力辛苦。本来浙大党委书记跟我是好朋友，现在他也退休了。新的书记来也恳切地挽留我。这边也给我很多优待，说你喜欢来就来，不喜欢来也没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其实你很会讲故事，讲历史，为什么你在辞职的时候说，我不会教学生？
金庸：我教学生主要是启发他的想象力。我主要告诉他，这本书讲得不好，你要从另外的角度去想。尽信书不如无书，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看。
我在历史方面的一些自己的发现，我不会教的，我要写成文章，你自己读我的书就知道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满意你的学生吗？你怎么指导他们？
金庸：我在浙大的一个学生是已经成名的学者，还有一个女学生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在读唐人小说，研究《说唐》，这也是我指导的。《说唐》这样的小说跟历史相去很远，比如历史上苏定方是一个很好的大将，打了很多漂亮的仗。但《说唐》最大的歪曲就是把苏定方这么好的大将写成坏人，完全不对。我就指导她，去看《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
那个男学生研究清朝同治年间的李慈铭的日记。李慈铭这个人对朝廷大官有很多批评，不能公开发表，就写成日记。包括当时慈禧太后怎么对付光绪皇帝的，这些意见日记里都有，现在来看是很有趣的。
我的学生想把这个日记整理一下。我说一定要加注解。光绪年间的很多大官，别人都不知道是谁，应该注解出来，让别人知道他是谁，有什么权力，李慈铭骂他骂得对不对。学生说他没能力做注解，我说你做的时候我给你看，做得不对我告诉你。
中国新闻周刊：有媒体报道，你说过学生不好。孔子讲过“有教无类”，你为什么会挑剔学生呢？
金庸：这是媒体讲谎话。他把问题A的答复嫁接到问题B上。当时在华山论剑现场，我两个学生都在旁边，有记者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的学生好不好？我说很好，很优秀。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查先生最近不收研究生了？我说来考试的研究生不好，学生程度不够，我没兴趣指导他们，所以不收。
当时有个学生在网上发表公开信，说他考分达到了浙大的分数线，为什么不收他做研究生？
这个学生考我的古代史，卷子题目我出的，批也是我批的，是73分。他的英文是62分。六十几分七十几分，分数不够，我不收的。另外一个学生的专业分数也是六七十分，俄文考得好，有80分。但他不参加俄文口试，所以也不能取。我是录取优秀学生来教，你合格，但是不够好，我也不收。
中国新闻周刊：你以后还会继续做老师吗？用什么方式做呢？
金庸：在浙大主要就是去学校开大课，比如去中文系讲半小时，启发性的，然后学生提问，我跟他们讨论问题。人文学院有7个系，都可以去讲。社会学系我不是很懂，没有去讲。
改动作品：“跟年纪有关系。我希望我的小说100年后人家还能看”
金庸最初写武侠小说本为挽救报纸销量。但现在，他一手创办的《明报》已易主，15部小说却被奉为写武侠的圭臬。这几乎是金庸一生中最无心插柳的一笔。
但晚年金庸开始修改15部已成经典的小说。让段誉不再痴恋王语嫣，让黄药师和梅超风暗生情愫，甚至要否定掉自己非常喜欢的韦小宝，“因为他教坏年轻人”。
在媒体披露的修改计划里，他力图史实准确，感情写实，还要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武侠小说的想象力和游戏精神似乎不是最重要了。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要改小说？是否因为以前的版本已经出了很多版，已经市场饱和了，所以改小说，有点新鲜感可以刺激销量？
金庸：不是。鲁迅也讲过，文章写好后放在那里，再拿来改改，第二次肯定会好一点。我希望我的小说50年、60年以后人家还能看，我过世之后，100年后还能看。那就要把文章写得完美一点，不妥当的字改得妥当一点。
新旧版本对照一下，你会看到，字减少了。有个作家说过，“最近由于太忙，所以文章写长了，对不起。”写得长了反而不好，应该多花一点时间把它删得短一点。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老版本的小说选择写一个完美的爱情观，现在却要推翻那些忠贞不二的爱情？
金庸：跟年纪有关系。现在了解人和事多一点了，知道世界上像小龙女和杨过一样的人太少了。比如袁承志对他女朋友青青，有三心二意，但最后也没变心。三心二意是现实中有的，完全没有反而不现实。
中国的小说中完全没变心的也很少。《西厢记》里张生对崔莺莺也变心了。小说里都改成动摇而克服，这样比较符合常情。
中国新闻周刊：小说里一个很受关注的改动是韦小宝。
金庸：我本来想让韦小宝的太太走掉几个，最后保留两三个。韦小宝这个人应该让他受点教训。他爱赌钱，我要让他遇到一个赌钱高手，输得倾家荡产，受点教训。最后韦小宝逃跑了，遇到一个老朋友，结果这个老朋友忠于皇帝，又敲他竹杠，把韦小宝抓住了，给钱才放了他。所以有些老朋友靠不住的。
中国新闻周刊：但你心里实际上是喜欢他的。改动是让对他不好的几个妻子走掉，对他好，武功高强的，都要留下来保护他。其实你心里并没有把他当作反面人物。
金庸：对，我其实心里还是希望他好的。但现在有很多不好的影响，很多年轻人都崇拜他，说最崇拜的英雄是韦小宝。呵呵。
中国新闻周刊：可你以前说过，文学作品不应该承担太多文以载道的责任？
金庸：这个意见很对，不要搞文以载道，不要搞意识形态。韦小宝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还是比较完整的，变成教育性很强的东西，反而不好，主要他的性格是随着社会在变化，无所谓善恶，是应该批判这个社会。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好，接受这个意见。
“一个人退隐，很寂寞的”
要让自己的学者身份像报人和小说家一样被公认，金庸被质疑最多的是他的学术水平。这种攻击通常来自内地的学者。金庸作品里，能称得上历史学专著的仅有一本《袁崇焕评传》。这显然与内地学术庙堂里著作等身的学者有很大距离。甚至南京大学的文学院院长称“金庸的学术水平还不够做一个历史系副教授。”而晚年金庸频繁出席各种以金庸小说为名号的活动，让人为他担心，还有多少时间来做一个学者。
中国新闻周刊：做学者是你现在最大的愿望吗？
金庸：是我可以走的路。现在我这么大年纪，完全可以退隐了。研究古代史、唐朝历史，这样没有什么政治牵绊，可以在浙大教书，教书就要发表意见，学生就要问啊。
中国新闻周刊：你上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之初，写过一篇文章《我到浙大教什么》，就是要教学生一种人文精神。
金庸：人文精神在社会的压迫下，往往发挥不到位。我写武侠小说，就说要做正派的人，做好人。我教学生尽量做正派的人，即使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要全心全意去贪污。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每天还在看书学习吗？
金庸：在研究中国的历史和外国的历史。《中国通史》是比较难写的，要从头研究考古学，研究经济、军事上的关系。社会学的范围太广了，我现在一部分一部分写。
中国新闻周刊：进行到什么阶段了？
金庸：现在在写跟浙江有关的，五代十国部分，一直下来到唐代。
南京大学有个院长批评我，金庸不是科班出身，不是研究历史的。但北大有教授就认为，历史学家和历史工作者不同的。历史学家要目光很远，需要一个大的历史观，而不是考证哪一点。历史工作者就是考证某一点，这个事件是二月发生还是三月发生？这个皇帝是十八岁，你讲成十七岁，就不对了。
我现在研究历史，写《中国通史》也是讲大的历史观，更多是研究中国为什么曾经强大。
中国新闻周刊：你希望你的研究得到内地史学界的认可吗？
金庸：能承认当然好。但有时候一旦妨碍到个人的利益，他觉得你想得太聪明了，他想不到，不肯承认就情愿打倒你，来贬低你。
中国新闻周刊：以你已有的成就，可以做完全的隐士。为什么现在还是愿意频繁出席各种活动？
金庸：一个人退隐的话，很寂寞的。我就只是在家里，一个人看看书。到这儿来访问，参加一些这样的活动，和他们聊聊天，也可以听到一些社会上的声音,如果发觉这个人可以做朋友，给他留点好印象也很好啊。
中国新闻周刊：做学问就是要耐得住寂寞。如果您现在的理想是想做一个很好的学者，为什么还怕寂寞呢？
金庸：也不是怕寂寞。真正做个学者，也不能完全坐在书房里，跟社会隔绝。我在研究历史，也研究社会学，想知道社会上的人心是怎么一种想法。做学问也要学以致用，这样的学问才对社会有贡献。
中国新闻周刊：你晚年经常出席各种地方政府举办的活动，有评论说是“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尽去宰相衙”。
金庸：呵呵，说我和高层的人还是有很多交往，是吧？这句诗吟得很好。还有句话是说，隐士你隐在哪里？终南山。为什么隐在终南山？因为终南山离长安近，说明你心不忘朝，还是跟大官交往。
其实，他们邀请我来参加活动，吃饭，我不只为参加，看看这些人也是好的。
我不是隐士，也没有忘记外面世界。我的兴趣很广，现在还在研究莎士比亚，好几百本书呢。当然别人讲过的，我不会再讲，要从新的角度来讲。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7-1-25 17:53 编辑
白岩松与金庸对话──迷人的“金大侠”
2011-06-29 10:53:26作者：佚名来源：生活时报
1999今年4月，再次来到浙江大学的金庸先生，已经以人文学院院长的身份，招待了来自美国的访问团。访问团中有些旧相知，过去面对的是大侠金庸，而这一次他们面对的却是学者金庸。这种变化让双方都感觉新鲜。
自打进了浙江大学的校门，金庸先生就一直以谦虚的面容见人，但到给学生开讲座时，谦虚就靠不住了，虽然没有公开说明，而采用暗中发票的方式，可蜂拥而至的学子还是在讲座前一小时就坐满了报告厅，甚至有人出下策制假票，只为一睹新院长的风采。
白岩松：在盖这个别墅的时候很多杭州人心里都知道，噢，金庸先生可能是回杭州来定居，可是后来为什么把它捐了？
金庸：当时我盖这个别墅的用意就是我退休之后到这里定居，做学问，会朋友。等到全部造好后我来看，我觉得这个地方太大了，房舍的结构太精美了，我一个普通老百姓来住这样好的地方不大适合，我就捐给了浙江省杭州市政府。
白岩松：1997年我们的记者在采访您的时候，您就说过特别希望将来能够回到浙江，这种念头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金庸：如果一个人离开家乡很久，在外边住的时间一长，对故乡怀念的感觉就越深。有时回忆小时候在这里的生活，有一些是很美丽的。总想，老了，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住。
白岩松：很多的读者可能在看小说的时候都觉得慢慢把您也变成一个大侠，说金庸是金大侠，他们可能觉得大侠是不会老的，但是大侠今年其实已经是七十有五了，您在接受浙江大学的聘任时候是否考虑了自己的年龄？
金庸：我这个教授是年纪大了，退休之后做学术工作，做研究工作。浙大的研究所，他们有很深厚的传统，而且这里教授的力量很强，他们要我到这里来担任这样一个工作，同时我想，除了在大学做研究之外，还要回到故乡来。
白岩松：就是在这您接受聘请为浙江大学教授和人文学院院长的时候，前面没有荣誉这两个字，这个是您有意去掉的还是……？
金庸：这个是大学的制度，全世界都一样，荣誉的话不是正式的，现在这个教授是正式的，浙大是终身制度的，一直到我死，总是浙大的教授，不管任何情况下，他们会发薪水给我，就是说我永远是浙大教授。
白岩松：可能很多人文学院其他系的教授或者老师，也特别希望查先生到这来之后，会有一种建设。
金庸：我有一个目标就是，思想上希望扩充教授的研究范围，引导同事、学生，把这个学习研究范围扩大点，不要固定在很小范围内。
白岩松：对于您个人来说，成为一个校园里的学问家是不是一直也是一个梦想？
金庸：是呀，我年轻的时候就希望将来能够到一个好的大学去研究学问，我一生对追求知识、研究学问有很大兴趣，但后来因为生活的逼迫和环境的影响，年轻时候的梦想总是做不到，心里觉得很愉快。
白岩松：我听说您要把您自己的薪水放到您原本已经在浙江大学设立的基金里。
金庸：我自己版税收入相当不错，自己很够用了，原来有资产在香港、外国，所以不需要靠这里的薪水生活，如果不请我做院长，我也会捐钱的。
白岩松：进了校园的学生当然会毕业，那您人文学院的院长当然也会到任，您特别希望在到任的时候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标会让自己觉得特别问心无愧和满意？
金庸：我希望要感染他们，做个好人、正正派派的人，不要做坏人，对国家、民族，对整个社会对人类要做一种贡献。终生要求学问、求知识，离开学校之后，无论做什么工作，读书的兴趣不要放弃，永远追求知识，如果自己的目标达到，我就觉得很满足很满意了。
白岩松：很多了解您的人都感触查先生的人生经历多变，您怎么看待自己人生的多变？
金庸：我在哲学上相信佛家的哲学，整个人生本身没有固定的，常常在变动，我自己，一方面我的兴趣也是多方面的，不是兴趣固定之后就不变了，自己的兴趣常常在变迁，有时喜欢这种，有时喜欢那种东西。
白岩松：一个小说当起始的时候很可能会有很多的设计，包括结尾的一些想法可能都会提前有，那对于您来说人生是否也经过非常仔细的设计？
金庸：没有经过设计的，可以说随遇而安，快快乐乐的，大家问我小说里哪一个人物我最喜欢，我说喜欢令狐冲，他不太追求权力、权威，遇到什么环境就解决什么问题，总是保持心情愉快，我觉得对自己满意，有些困难问题大致可以解决，我想不为自己名利，不为自己权力着想，希望为这个大学好、学生好、为教授好，同事大家和和气气一起工作，我想大概没太大的困难。
白岩松：现在世界也有很多的学者开始搞“红学”之外的金学研究，我看美国《世界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里头有这样一句话说：中国文学家里头，在中国文学史上，写进中国人生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有一个是金庸先生写这么多部小说，您怎么看待这个评价？
金庸：我不敢当，这个评价太高了，当代的评论家，我的读者，因为看我这个小说比较紧张刺激，他们看得很有兴趣，所以把文学讨论也加分了，实际我不值得这样高的评价。
白岩松：您从1955年开始写您的小说一直写到1972年，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一直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金庸：我自己也在慢慢不断求进步，希望小说内容跟这个主题包含的思想提高一点，不单单是打打杀杀，就打斗而言，传达一种比较关于人性的刻画，个性的感情的表示，涉及到后来接触到民族问题、人生问题，比较思想性的，我觉得作品应该不单单是娱乐性的。
白岩松：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肯定会投入特别大的情感，在您的作品里那么多鲜活的人物，那么多非常优秀的大侠，您在写作过程中是把他们当成朋友呢，还是当成一个榜样，或是当成一个理想？
金庸：写作的时候自己带进去了，就好像当年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男的女的甚至坏人有时也带进去了，想象他坏人在这个情况下会做什么坏事，他的心理状态怎样，尽量投入，所以我写悲剧的时候自己很难过，会流眼泪，自己很受感动。
白岩松：我听说您前些年的时候，在看到比如说《天龙八部》里阿朱死了那个情节的时候，您会掉眼泪，现在还会吗？
金庸：现在还会的，想起来都觉得难过的。
白岩松：在您的小说里头特别欣赏的主人公，除了令狐冲之外还有谁呢？
金庸：段誉是我喜欢的一个人物，特别敬重的，萧峰是我很敬重的一个人。
白岩松：有很多金庸迷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金庸这么多年的小说创作中一直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物，可是为什么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当中的这个主角韦小宝，却变成一个让人爱恨交加的这样一个人？
金庸：韦小宝我是写了开头不久，后来想法有了点改变，我把他作为一个中国的劣根性的典型，我受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的影响大，他写了一个中国人的一种很不好的个性，精神胜利，我自己觉得精神胜利当然是中国民族的很不好的一种缺点，其实中国人缺点还有其他更多的，像不诚实了、贪污腐化了、损人利己了这种事情，谈起来因为（当时）中国生活困难，生存竞争很激烈，所以有很多很多坏人，做很多很多坏事，慢慢变成一种传统了，尤其在下层社会，或在很高层的官场里，这种情况很多，所以我在《鹿鼎记》中比较集中地描写了。
白岩松：在池田大作先生和您的对话当中，池田先生也发出了一个惊讶，说看您外表非常温文尔雅的，怎么会写出那样天马行空特别侠气的作品来。
金庸：这个是补偿啊，就像我不会喝酒，所以小说里写很多很多人酒量好得不得了，有这种理想有种补偿作用啊，我自己不会武功，也觉得世界上有很多不平事情，那么在幻想的创作中发泄，拿来做补充，好像发泄、补救。
白岩松：您自己也说过就是讲故事的本领和这个想象力的东西对您来说是一种天赋。
金庸：我跟人家这样讲过，我擅于讲故事这个是天赋，好像不是学得来的，也不是天才，总之个性就是接近这一种。我自己想学跳舞、学弹钢琴都学不好，艺术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这一种可以做，另外一种没有这方面的才能就不行了。
白岩松：大家在读您的作品的时候会从作品中读出很多中国特别浓厚和扎实的古典基础，那您是在打好自己这个古典方面修养之后才开始动笔写作品呢，还是在写作品的同时一边写一边加强这种修养？
金庸：我本人很喜欢学东西的，我本来不会作诗，不会作词，这些都是在写武侠小说之后自己学的，我的书法写得不好，现在我出去人家都要我拿出白纸、拿出笔让我写字，没办法我只好在家里练字，所以没根底的，但是金体嘛，是我自己自创的，诗词书法这些都是自己写了武侠小说再练的。
白岩松：您在1972年决定不写后，这么多年就再没产生过再写一部武侠小说的念头吗？
金庸：有时候想过再写一点好玩的，但是我写武侠小说当时是为报纸服务的，后来报纸业务就很多了，范围很广了，我这个兴趣就集中在写政治评论了，评论国家大事，评论世界大事，好像再写小说脑筋转得有点困难了。
白岩松：您在《明报》来做这个主持整个工作过程当中，您自己一直希望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新闻人？
金庸：事实就是神圣的，评论完全是自由的，您喜欢发表什么意见都可以，但是您不可以歪曲事实，这很重要，所以我倒很欣赏这两句话，就是事实是不可歪曲，评论大可自由。
白岩松：您的预测非常准，比如说预测毛泽东去世之后江青可能会被逮捕，猫头鹰应该可能再出山，包括预测到了中国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大约在1982年开始进行谈判。
金庸：我看毛泽东去世，江青要倒霉，这个预测全中国人都想到的，不过是我有个机会写出来而已，而且一方面也是一个愿望，我想当时大多数人都这样想，大家都希望猫头鹰出来主持大局，我写文章、写社评，已经非常支持猫头鹰的主张意见，觉得我们中国的希望应该照他这个方式来做，不应该照文革政策来做，到后来一直希望他复出，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愿望在内，也不能说预测很准，可以说，我的想象就是实际上代表中国多数人民的愿望，既然是众望，大概事情就可以做到。
白岩松：很多人在评价您的时候会加上四个字：为民请命。您怎么看待这四个字？
金庸：为民请命倒也不敢当，我总觉得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讲话不大有什么畏惧，不为自己利益打算，应该讲的就讲了。
白岩松：在您的作品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比如说爱情观或是人生观，可是真正生活当中金庸大侠是一个怎样的父亲和丈夫？
金庸：我作为丈夫并不很成功，因为我离过婚，跟我离婚的太太有一位，我心里感觉对不起她，她现在过世了，我很难过。
白岩松：您是一个怎样的父亲呢？
金庸：作为父亲我对儿女很宽容，可惜少于教导，我爱他们但是好像我不太喜欢教人，所以我现在怀疑到底做教授行不行，好不好。
白岩松：在您心里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呢？
金庸：是的，我基本很快乐的，很乐观的，觉得人生对我而言虽然有很多困难，很多挫折，但是大致上是快乐的。
本文据《名人》杂志略有删改。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7-6-3 23:22 编辑
金庸先生叮嘱网络文学创作要坚持原创性
主持人：新浪第二届华语原创文学大奖赛进行的非常顺利，作品的质量也很高，那您作为最有权威的一个评委，对于创作者有一个很高的号召力，请您谈一下对华语原创文学的看法，还有对华语创作者的期望。
金庸：文学一定要原创，如果抄袭的话就不算原创的，原创文学是应该有的。我一般不上网的，而且文学作品看了之后要慢慢的看，看了之后要想一下，或者想过之后要再从头看看，我作为评委要仔仔细细的看，不能晚上一看，看过有个印象，这个单单对文学印象来评分，我觉得不大公道。看文学作品应该看过之后想一想，要一下子想到这个文章有一点写的很好的，我回过头来再看看，所以被我选中的那些人，我是想了看，看了以后再想一下，再来评他的分数，这是一定很公正的，而且我评价文学的观点，“原创”两个字一定要，如果是抄袭的话就不算原创了。
主持人：所以您觉得原创是很重要的一点，在我们这一代的人就可以去开始多写作，然后创作不同的——好像你创作一个武侠的潮流，您觉得是不是可以多有一点原创的比赛就可以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
金庸：如果不能原创就更谈不上文学了，所以有些网上拿我小说的人物去发展自己再写一部小说，我觉得盗用我的版权是完全不可以的，我现在不能起诉他，因为这个事情搞起来不胜其烦，还要花很多钱。其实在香港用我这个名字马上是要付钱的，最近周星驰先生拍了《功夫》，他用了杨过、小龙女、郭靖、黄蓉，他每用一次就付一万块钱，他们很遵守版权法，遵守中国知识的版权，因为这个是独创的，这种借用有两种，有一种是不是你自己创作的，没有版权的，比如乾隆皇帝、康熙皇帝，这些中国本来有的。假如你自己独创的，比如，拍李连杰用了陈家洛这个人，陈家洛是我自己创作的，本来世界上没有这个人，他就要付版权费，所以中国拿金庸小说这些人，这是完全不可以的，侵犯我版权的，只是暂时我不追究，就是你犯法了，你是小孩子，我不来理你，要真理你的话，你已经犯法了。
主持人：您觉得对于华语创作者——他们已开始写作了——那您对他们有什么期望呢？
金庸：他一定要什么事情都要独立思考，要是自己创作出来的，不要去抄袭人家，你抄袭金庸不可以，抄鲁迅也不可以，你自己完全没有独创性就不要写文章了，只好去做其他的事情，文学一定要有独创才行，没有独创才能不要去做，你跑步也可以、你去打棒球也可以，打台球也可以，文学并不比踢足球高，但是你可能没有文学的才能，有踢足球的才能。
主持人：所以您觉得文字一定要原创，但是风格呢？就是我喜欢金庸的风格，感觉上有一些温柔，或者有一些武侠的。
金庸：风格，中国传统，我们的每一个字、好像金庸这个“庸”字也不能自己创作，它是古人几千年前创作就有这个字了，这个“庸”在以前四书五经里面就有《中庸》了，里面这个文字、风格，写作的方式是根据传统下来了，所以你不根据传统根本不行，字也不会写，写字也写错了，所以这个文字、语法，表达的方式、风格都是传统的，但是内容里面是自己原创的。
主持人：谢谢！最后2005年快要来了，您跟大家说一下，对于2004年的一个感受还有总结，对2005年您有什么看法，或者什么展望？
金庸：2004年对中国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年度，我们在雅典的奥运会里面得了很多金牌，我看得眉飞色舞很兴奋，到2008年在北京开奥运会的话，我们会有更好的成绩出来，所以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向前发展，所以我对中国抱着一种很高兴的态度，有很大的期待，一年比一年好。我从海啸的岛回来，经过一个大难不死的过程，对灾民表示同情，我只能给他们给予小小的帮助，没有别的帮助，但是经过这样一个大灾难，生命更加可贵了。
主持人：那2005年有一个什么期望？
金庸：希望2005年过得更加好了，各方面更加发达，我们坚决反对台湾独立，我们听到台湾跟这些人演讲，就是你独立绝对不可以，一独立就要战争，他说我到台湾是不是吓他们，我说不是吓你们，我说今天独立，明天战争就过来了，所以不要搞独立。所以他们人很害怕的，中国解放军登陆，你们哪个去打仗，没有哪个人敢打仗，所以你们不可以独立，要独立的话就不行，希望大家都了解，都到和平统一的路上去。
主持人：那您个人呢？个人对2005年有什么一个想法。
金庸：我自己要教书，我跟同学讲，你们要好好读书，在年轻的时候多培养一下自己的能力，你现在多读一些书，多学一点技术，将来实现梦想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主持人：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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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记
发表于 2009-01-01 21:58:30 权限：任何人可见 编辑 ┊删除八、金庸
漫天风沙的日子金庸先生来到北京。我按约定时间赶到香格里拉饭店。午餐后赶回饭店的金庸先生没能休息，来来去去已见了几批朋友。显然金庸先生有些疲劳，且口干舌燥。问他是否喝点水，休息一下？他温和地表示：没关系，没关系。我还是主动为他倒了一杯矿泉水，没几口他便喝光了。面对这位因武侠小说和古装电视剧而“妇孺皆知”的老人，我不知道我那么想见见他，是因为我们的媒体需要他的“效应”，还是他也需要媒体的“炒作”。不管谁需要谁吧，面对面交流总是好过“以讹传讹”。
在香港人们不大习惯称查良镛为金庸，而称他查先生。在内地，金庸的“粉丝”很多，人们对金庸这个名字耳熟能详。我问先生，您喜欢我怎么称呼您？他说，我喜欢称呼金庸，这样亲热一些。
和金庸先生聊天肯定离不开文学，离不开古装戏的写法，离不开正剧、正史与艺术作品的关系。金庸先生轻声细语、绵里藏针：人们不能在小说和戏剧中去找历史。古今中外，任何文艺作品都是三分真七分虚。历史资料常常是很平淡的，我们选择材料时当然要从中选择精彩的、动人心魄的内容。就好比历史上，明明是周瑜打败曹操，诸葛亮一点功劳都没有，而《三国演义》里却写了“诸葛亮借东风”、“草船借箭”，这使作品很生动，没有这些就索然无味了。但这不是历史本身，是艺术的创造。如果是从小说、戏剧中去找历史的绝对真实是不可能的。我听出，他的话是有针对性的。我知道他在为自己的作品辩解，我理解他对文学与历史及影视作品的评价。
多年前金庸先生就不再写小说，开始写一些关于政治、法律问题的文章。他参与起草了《香港基本法》，近年来有关法律问题的重大讨论金庸先生都参加。他说他离文学远了一点。
尽管金庸先生不写小说了，但读者对于他的小说仍然非常关注，也不间断地有一些批评和指责。所以金庸先生说，想丢掉作家这个帽子还丢不掉。我做学者的长处是我的文字还可以。我对历史的思考，我自认为独到的见解，可以用我擅长的笔法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用文学性的语言写学术性的文章，使各个层面的读者都可以了解。我说，作为作家和学者，您身上潜在的政治素质是被实践证明了的，也是人们有目共睹的。金庸先生认为这种素质得益于做过40年报纸，搞报纸的人不注意政治是不可能的。
谈话至此，我顺杆往上爬地说，您的意思很显然，长期的新闻报业工作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政治素质，可以培养出政治家。那我也跑了半辈子新闻，怎么就一点没有政治家气象？金庸先生笑笑说，报人多了，不可能个个卓尔不群、出类拔萃！我接上话茬，对，您说得对，所以我是“平庸”，您是金庸。
金庸先生听我说完，很优雅地笑笑。不像我满口白牙地哈哈大笑起来。心想，这就是我和高人的差距吧。我还没从“比较学”的思考里转回神来，金庸先生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话题。他说，一个国家培养高尚的道德风气是很重要的。我近年来研究法律问题，我主张让人们知法懂法，如果从政府的领导人到普通公民都遵守法律准则，那么我们的国家就算走上了法制的轨道。法律是冷冰冰的，是很严格的，要做到合情合理合法，就要从道德上进行教育，这种德育可以使法律变得温暖，有人情味。我们中国的观念，除了遵守法律之外，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以道德为基础，以社会和谐为目的的。
金庸先生说他常到西方国家，但他不习惯那里的人际关系，就连父亲和儿子共进晚餐，吃了饭都是各付各的钱。他认为，这种生活没味道，不喜欢。有一次金庸先生到美国讲学，和一位大学教授乘出租车，付账时教授多给了五美金小费，老司机说了声多谢你，车便开走了。教授对金庸先生说，这位司机是我爸爸，所以我给小费多一点，并告诫金庸先生，不认识的司机不必给这么多。金庸先生问我，你说他们这种父子关系，在中国要不得吧？我又点头又摇头地说，要是赶上我爸爸开“的士”，我会说，你坐到后面我来开！这回金庸先生哈哈大笑起来，说我很机智。
金庸先生接着说，我为人子，也为人父，还戴着作家的帽子，我就想通过我的作品提倡人性的温暖，提倡道德的可贵，提倡和谐的精神。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为了各种各样的利益，不顾传统道德了。封建的东西要破，但东方人传统的良好习俗和人情味不能都没了。子女孝敬父母，夫妻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如果能维持传统的道德观念，每个家庭会更温暖，社会也会更和谐。我立马说，是，是，您的作品的确人情味很浓，打打杀杀的情节都是因为“情到浓时情亦薄”的缘故。这回我俩一块乐起来。
趁着高兴我“见缝插针”：近年来总是有人写文章批评先生，说您文字不好，说浙江人写不了好文章，这样的报道您看过吗？金庸先生说，为此我写过文章：鲁迅，茅盾，郁达夫都是浙江人，怎么能说浙江人不会写文章。金庸先生心平气和地说，说我的作品结构不好，还说是假的。武侠小说就是武侠小说，这类小说有许多写法，怎么写是作家自己的事，如果没有虚构还叫小说吗？
会面即将结束时，我对金庸先生说，您的性情这么温和，举止更像一位学者，怎么能虚构出那些惊心动魄的打斗场面以及生生死死的悲欢离合？金庸先生不无疑问地说，在你心目中查伯伯一定是个好斗、打架成性的人吧！我当即表示，至少应该是我想象的那种言辞尖刻、锋芒外露的形象，可您却是位可亲可近的老伯伯。
我们的见面被下一拨到来的客人宣告了结束，而这位老伯伯留给我的印象颠覆了我心中的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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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豪 查良鏞（金庸）博士——池田大作
人生是波瀾萬丈的。
如小說中的英雄人物「鋤強扶弱」般的俠氣，金庸先生的人生也是這樣。
他是一位人稱世界上無論去到那裡「凡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說」的大文豪。
從市井小巷的販夫以至大學的教授，中學生到老人家，大家都追看他的武俠小說。讀者人數不知有幾億，人數之多不可估計。有人說這之中正有「中國人的心靈故鄉」。
在他小說裡的英雄人物，總是「見義為勇」的。將「義」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以至與惡人戰鬥，自己不惜走進危險的處境去。這是民眾中的英雄。
這些故事當中，有因懲戒弄權腐敗的貪官而被通緝的大俠，有不顧大軍正等待他來送死而為救朋友的壯士，有被他人陷害而蒙上汙名的正義之士，有為救自己深愛的女性的丈夫而身陷火海的青年，也有多愁善感的少年，經歷人生的試練而成為英雄豪傑的故事。
金庸先生所描寫的，是本著信義，經千錘百鍊的男兒，還有與他們一起面對命運的「真情女角」。 每一個人物在他的筆下都是有血有肉的；十個人就有十種不同的性格，沒有相同的。
金庸先生說：「我最想寫的人物，是在困境中本著不屈不撓的精神堅忍下去，排除萬難而奮鬥的人，因為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樣子啊！」這也就是金庸先生本人的人生吧。
金庸先生本名查良鏞，1924年生於浙江省。他的先祖也是富有正義感的人。金庸先生最敬重的祖父——查文清氏，是清朝末期一位知縣。那時，在丹陽這地 方，發生了民眾火燒基督教教會的事件。起因是他們憎恨這西歐列強侵略者的先頭部隊。主謀者雖要被處刑，但保他逃亡的就是查知縣。知縣個人承擔所有責任，表 現出「捨身救民」的氣慨。
金庸先生的一生就是秉承祖先這種「傲骨」過來的。 他在學校的成績總是位列第一名的，但卻遭到兩次退學的處分。 第一次是在十七歲的時候，在學校壁報上撰寫了一篇文章，諷刺人皆憎厭的訓導主任，結果得到學生們的喝彩而卻被校方開除。 第二次是二十歲時，他立志成為外交官而考進重慶大學。在這裡他的成績也是第一名，但當時對橫行校園的﹑欺負其他同學的國民黨學生的暴行不滿，向校方投訴， 結果反遭勒令退學。
後來，他在香港創辦《明報》後，亦遇上多番的波折。 他對我說： 「我常常堅守自己的主張，為此有時成為暗殺的目標，與威脅生命的重大壓力作正面對決。不過是非﹑善惡是清楚的，我從不向不合道理的壓力屈服。 我對自己這樣說： 『即使危險迫在眼前，感到恐怖也不卑怯退卻。因為我不想被我小說中的英雄們取笑啊！』」
正如金庸先生所說，他自己也是個「奮不顧身」的男兒。 當他的長子去世時，他仍繼續寫社評，因為他必要寫。 1962年，中國的大躍進政策失敗，大量難民湧進香港，他在報章上呼籲援助難民，而自己也投身救援運動。 1963年，中國的政治家發言「不要褲子要核子」，而他提出反論「寧要褲子，不要核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他最先作報導，指出這場運動的本質是「權力鬥爭」。 預測林彪的倒臺﹑鄧小平的復出﹑江青的末路，結果與他的社評中所寫一樣。
問他「為甚麼你的社評這樣精闢呢？」時，他說： 「保持獨立的原則，無論有甚麼誘惑或威嚇也不屈服。」 真是一位大丈夫。 這使我想起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大丈夫的意志，無論甚麼也不可以改變它的。
在他小說中一名人物說：「大丈夫能分清恩與仇。受到恩惠，便應盡所去報，受惡意對待，會永不忘記對方；是分清黑白的行動者。所以會與善人交友，不會輕易交上惡人。」這與連恩仇也很快忘記的日本剛好相反。
另一方面，「大勇」與蠻勇是不同的，英雄不會露出英雄相。 金庸先生仁厚大度，笑容滿臉﹑質樸寡言，毫不裝飾。他的學問如深山曠野般淵博，從口中流露出來的見解，如清流甘泉。
「日本人即使在其他方面優秀，但在國際感覺上就不可以這樣說。例如，某人縱有學問和優秀才能，但人際關係卻搞得不好，這樣會使人誤解他是個惡人。」 金庸先生想指出的是，日本政府到現在還未對其侵略行為作出誠實的謝罪。 「我的家庭本是很富裕，但遭日本軍燒掉了。母親在戰爭中，沒有足夠的藥物和看護下去世，弟弟也死了。」
論語裡有：「小人之過必文。」 犯了過錯，卻用說話來掩飾否認的就是小人。若果一而再地重覆下去，便會不受信賴。 亞洲的人們，不﹑甚至世界的人們都認為日本是個「小人」之國。為甚麼呢？原因就在此了。 其次這也缺乏了「義」啊！ 所謂「義者人之大本也。」（「淮南子」）明白正確道理的人，正是人中之人。在中國來說，這就是所謂「文明」了。
中國本來就是個對異民族寬容開放的社會。 金庸先生指出，在唐代非漢族而成為宰相的最少有二十三人。 不是計較出身，從中國來看只要有「文明」的話便可以。即是說，只要同是走在「義」這條人間之道的話，就是朋友。 這點，與日本以先天性「血統」來歸結的做法根本不同。在日本，如果引入了日本民族以外的「血」的話，就永遠視他為「外人」。但以文明來統合的，就是人間主 義，是具有普遍性的。
湯恩比博士的遺言也有「向中國學習」。 這是說，今後向著世界一體化的時代，應向有史以來以一個文明圈發展過來的中國，好好學習它的智慧。 最應要向中國學習的，不正是鄰國的日本嗎？
日本能否在二十一世紀存續下去，那便看能否學習中國那種普遍性了，這樣說也不算過分吧！而被評為最能表現出這種「中國心」的就是金庸文學。 所謂這個「心」……就是貫徹與迫害戰鬥到底的信念，即使捨命也決不悔約。我與金庸先生，就是以這種心情締結起友情的。
我們一見面，金庸先生便以堅決的口吻說： 「中國有句格言：『不遭人忌是庸才。』不遭人憎恨，不遭妒忌的人決不是大人物。」
池田大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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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欄作家蔡瀾日前在報章撰文，提及與金庸(查良鏞)和倪匡聚會，話題當然離不開當今最熱門的《色，戒》。
以下為對答內容摘錄：
“看過了嗎？上次陶傑安排的試片，你人不在香港。”倪匡問。
“一回來就即刻到戲院看了。”蔡瀾說。
“那幾場做愛戲呢？”這是必然的問題。
“我覺得拍得很好。”金庸說。
“哈哈哈哈。”倪匡大笑四聲：“沒什麼大不了，可能是我的四級電影看得太多。”
“在堂堂皇皇的戲院上，這三場戲已推到了極限，就算外國觀眾，也看得瞠目結舌。”蔡瀾說。
“有人說拿皮帶打，是因為男主角特務工作上施酷刑的習慣呢。”
“未必吧，對那種想給又不給的女人，誰都想在她們的屁股上打幾下。”大家都笑了出來。
“您認為湯唯美嗎？”蔡瀾問金庸。
“美講不上，是可愛的，你呢？”金庸反問。
“李安拍女人，可以愈拍愈美，在《臥虎藏龍》中就有例子可看，但是拍湯唯，就辛苦得多。”蔡瀾說。
“可是那種床上戲，現在的章子怡，就接不下了。”
“也許她肯，但李安要新鮮面孔呢，新人又什麼都做。”
“我們不是李安，不知道他是怎麼決定下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麼多人之中，只有湯唯達到他的要求。”大家都同意這個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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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 遭 遇 金 庸点击：245回复：10 作者：小五哥发表日期：2003-4-2 22:28:00
金庸大侠以其《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等武侠著作名满江湖，后又在浙江大学力邀之下出山执掌浙大人文学院，并同时担任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名校的客座教授。因为盛名的负累，公务的繁忙，金庸先生大多时间“居无定所”，常处于“奔波”状态。因而，笔者虽有幸投入金大侠执掌的浙大人文学院就读，但一直缘吝一面。直到2002年3月9日，这一状况才得以改写，此日，人文学院接到座谈会议通知的四十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有幸得睹金庸大侠的“庐山真面目”！
与查良镛先生（即金庸先生）同至现场的是颇负盛名的学者徐岱教授。查先生鹤发童颜，精神铄铄；徐教授江南俊彦，意气风发，二人互为映衬，相得益彰，大有古人松竹之韵。
整场座谈轻松活泼，学术性亮点不时呈现。
有人问到金庸先生“黄蓉在《射雕》与《神雕》中为什么会发生由‘可爱’到‘不可爱’的转变”时，金庸先生称，女人总在变化，少女时代当然是可爱的，但成人之后，身为人母，母性会掩盖绝大部分的少女天真心性，其“可爱”自然大打折扣。再则写《神雕》时刚看完《战争与和平》，受“娜塔莎”这一形象由“可爱”到“不可爱”之变化的影响。这其中涉及到了“女子发展观”与“比较文学”的学术命题，学术启示意义昭然。
关于“小龙女”的贞洁问题，金庸先生表现出“女权主义”倾向。他说是有意如此写作。小龙女的“不完美”引起了诸多男读者的不满，这是中国传统的“男子中心主义”造成的。他评论道，女子大多可以原谅有过性经验的男性，但男性却往往对有过性经历的女伴耿耿于怀，这是不公平的。他还说明，自己尊崇一夫一妻制度，所以在其创作的武侠小说里，除了韦小宝以外，男女主人公大多是“一对一”，至于张无忌是娶赵敏还是周芷若，实在不好安排，就有意写下一个令人回味的结局。联系金庸先生曾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的《我崇拜女性》一文，我们便可发现，他的这种民主性倾向是一以贯之、由来已久。
金庸先生记忆力惊人，阅读面甚广。对于唐史、明史的史实甚为清楚。对当前学界的一些研究现状也很是了解。其目前担任着浙大“中国古代史研究所”里的博士生导师，没有一定的学术份量显然是不行的。谈到治学，金庸先生说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选择自己喜欢的课业，慢慢做，认真做，做出自己个人的东西来。不要怕耽冷门，冷和热在社会的飞速发展中有时会发生戏剧性的转换。他着重强调学问的“个人性”，强调做学问者务必以创出自己“个人”的观点为指归。讲到读书，金庸先生称人生最大的乐趣莫过于读书。他现在仍坚持每天读书四个小时。由此可见，金大侠武侠著作中深厚的历史感并非凭空得来。
金庸先生并非健谈之人，但一涉及“专业化”问题，便温婉而谈，不急不徐，娓娓道来。关于写作的“中国化”问题，语言问题，历史研究的范式问题，“纯文学”与“俗文学”问题，等等，其都进行了创见性的论评。
座谈自下午3时始，至5时半结束，历时两个半小时，金庸先生端坐正中，未见倦态；徐岱教授于讨论过程中时有见解性意见道出；在场之人均感获益匪浅。金庸先生行色匆匆，香港董建华特首当选连任，许多会议有待其出席，故而很多问题来不及展开便告结束。座谈接近尾声之际，作为院长的金庸先生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此次座谈，本欲听听诸位对于人文学院发展、建设的意见，但听到的仍多是关于武侠著作的言谈。”
【【【【【【【【【【【【【【【】】】】】】】】】】】】】】】】】】
（女）记者访问金庸，说“您是一个很儒雅的人，写出来的小说却是很侠气很激烈”。金庸说，也许是现实中很多事我做不到，所以就让小说中的人物去实现；小说总是要写矛盾、冲突，冲突越激烈越好，人物、故事在激烈的冲突中得以铺展。象沈从文在《边城》里平淡地写得那么动人，我做不到，他是高手；沈从文是我佩服的大陆作家。 （CCTV6，人物专访）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6-6-8 10:31 编辑
【重复】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7-1-25 18:40 编辑
来源：外滩画报
专访金庸：走进查先生的香港办公室
文/ 曾进 赵家当( 香港)
80岁的金庸正忙于完成导师布置的寒假作业，为了顺利拿到剑桥大学毕业证书，他忙得连下一盘围棋的闲暇都没有了，人生大富大贵后，原来最想要做的，不过是完成少年时的未竟之志。本报记者目前在金庸先生的香港办公室，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如果读过“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金庸小说系列后，再遇见生活中的金庸——查良镛，你会认为这是两个人。这位华语世界读者数量第一的作家，身高1.75 米左右，戴一副金丝眼镜，皮肤白皙，斯斯文文。如果仅以外貌度之，没有多少人能认得出这个时常出入于香港北角一栋普通商务大楼的老人。
1月12 日下午4 时许，金庸先生比约定的时间更早出现在自己的明河出版社办公室内，接受了《外滩画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他到办公室后，从黄色公文包里抽出准备《外滩》采访的资料，将公文包轻轻放到办公桌左下角，缓步走到隔壁助手吴小姐的办公室，将资料交给她。前些日子，由于心脏不大好，他左腿的血管被抽掉一根，接到心脏上，行动也开始变得吃力起来。刚从英国回来的金庸，先是和久没见面的员工拉拉家常，再走到前台看是否有新近的报纸和信件。
当记者提前5 分钟到达时，他打开大门笑脸相迎。伸过来握手的那双手，给人温暖厚实的感觉。这就是金庸，一团和气，说话如和风细雨，浓重的乡音甚至让人有点听不清。
记者采访时提的那些问题，不过是他人生起伏中的一些小石小沙。在回答完了《明报》风云、武侠往事、博导风波等问题后，他反客为主，像长辈关心小辈般，反而关心起记者本人的经历：什么地方念的大学? 家乡在哪里? 工作单位好不好? 结婚与否?沪上文化名人的情况等等。每一个问题，都会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他谈到1949 年以前，自己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读书，几个四川同学、一张藤椅、一碟南瓜子、一段龙门阵??
1948 年，在去香港的飞机上，《国民日报》社长潘公弼借给他10 块港币，那时的查良镛，连出租车都坐不起。现时的他，早已是亿万富翁。他那近200 平方米的超大海景办公室位于25 层，两边的窗户占据了半面墙壁，窗外即是维多利亚湾，一艘白色的巨型游轮静静地停泊在岸边，海水湛蓝、高楼巍峨，香港的浮华和浪漫似乎触手可及。另外一半墙壁则被书籍填满，墙内还安装了“机关”。“机关”打开又是一排排的书架—左侧全是他自31岁起写就的武侠小说的各种版本，右侧则是滋养他精神和灵魂的各类书籍。
听说《无极》一塌糊涂，我没去看
外滩画报：您已经完全辞掉了在浙江大学的职务吗?
金庸：辞去了，他们同意我辞去了，但是帮我保留了教授职务。等我的病什么时候好，他们还是欢迎( 我回去)。薪水没有了。我有10 多万元的薪水没要，成立了金庸基金。( 因为) 有很多学生苦得不得了，交不起学费。
外滩画报：现在主要的精力就是放在读剑桥的学位上吗？
金庸：对，读书。现在放假回香港。
外滩画报：您每天花在读书上的时间有多少?觉得辛苦吗?
金庸：( 每天) 读书4 到5 个钟头。喜欢就享受，不是辛苦。现在不用做工，读书是很大的享受。以前办报很辛苦，我每天要写一篇社评，写一篇小说，一些大新闻我要看过，一些新闻还要教记者去采访，教他们做什么新闻，怎么研究。
外滩画报：平时晚上几点睡觉?
金庸：晚上看看电视、看看电影或者读书，随便看看，到12 点。好莱坞电影、中国电影我也( 都) 看。
外滩画报：最近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和陈凯歌的《无极》看过吗?
金庸:《千里走单骑》我没有看过，《英雄》我看过一点。大家批评说：不好，我也觉得不好。张艺谋的历史观和我完全不同。他不是历史学家。他说秦始皇很好，跟我(的)观念完全相反，所以我不同意。陈凯歌最近的《无极》( 听说) 也是一塌糊涂，人家批评家说不值得看，我(觉得)花两个钟头没意思，我没去看。
外滩画报：那中国大陆的导演您喜欢谁?
金庸：张艺谋本来蛮好的，我喜欢他。
外滩画报：您觉得谁拍摄的武侠电影比较好？比如徐克或者张彻?
金庸：武侠电影我没有( 怎么) 看过。徐克，我不讲这个人( 我) 喜欢不喜欢，不提。因为他跟我认识，我对他批评( 得) 太差，所以不好意思提。No Comment。
外滩画报：你平时怎么锻炼身体?
金庸：家里有个机器，就随便走走路。平时会在山上跑一圈。去年有点冷，就不跑了。
外滩画报：还有什么其他爱好?
金庸：现在没工夫了。忙着写论文，要交给老师。我自己也要修改一些。寒假作业很多。
外滩画报：您家藏书特别丰富，都是自己一本本买的吗?
金庸：是。我搬家的次数特别多，丢了很多; 现在想起来很可惜，很多( 要) 用的书都找不到。我出门旅行，( 在) 英国和日本都买的，我太太去时装店Shopping，我就去买书。我家的书和办公室里的书差不多一样( 多)，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个书库，澳大利亚也有很多书。可能(一共)有几万册有用的书。
外滩画报：您认为对您文学生涯最有影响的人是谁?
金庸：中国古人，司马光、司马迁这些人。( 我) 还是史书看得多，苏东坡( 的文章)我看得多。近代作家，沈从文文章写得好，鲁迅也好，周作人也好。
外滩画报：谁是您曾经崇拜过的偶像?
金庸：我当时喜欢看沈从文的书，很佩服，( 但) 也不是崇拜。佩服就可以了。
外滩画报：您很喜欢下围棋，听说您以前专门从大陆请了很多围棋专家?
金庸：是啊，是啊。聂卫平这些人都是我的老师，我还请陈祖德到我家里住了半年。我也到日本，请人教过。学围棋很难的。现在不大能下了，很花时间，下一盘棋要好几个钟头，我现在没有什么时间下了。
外滩画报：您做导演和编剧时，还学过芭蕾?
金庸：是的，我学过音乐、舞蹈。我当时做导演，音乐、舞蹈不懂，就去学了。我导演过《有女怀春》，就是英国奥斯汀(写) 的，非常好。
朋友来往照旧，但没共同话语了
外滩画报：您卖掉《明报》后，还有什么生意吗?
金庸：没有什么，只剩下这家出版社，亏本的。这里有一间office，就是用于你们来访问、见见朋友。我也基本不来的，主要忙于读书。
外滩画报：从英国剑桥回港后，和哪些朋友联系得较多?
金庸：张彻死了。倪匡在美国，不常回来，最近我请他到韩国玩了一次。倪匡现在也不写稿了，年纪大了，享受生活了。蔡澜我们倒是常常见面。跟老朋友还是来往的，但没有什么共同话语了，他们都在谈什么办报，我不大有兴趣，讲电影我也不大有兴趣，就风花雪月地乱讲讲。
外滩画报：和老朋友主要谈什么，比如和蔡澜谈吃吗?
金庸：主要讲闲话。比如( 都) 认识乙小姐，就跟甲小姐谈她结婚没有？生孩子没有？( 和) 蔡澜不能谈吃的。他喜欢吃的，我全部不喜欢。他写的什么( 东西) 好吃好吃，我说，不行，这些我不喜欢。我是上海人，他对上海菜完全不懂了。他写福建、新加坡，这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们两路的。我是上海路子，淮扬菜、川菜也好吃。
外滩画报：春节有什么打算? 和子女一起过，还是去澳洲?
金庸：去澳洲，我太太( 是) 澳洲( 国籍的) 人，她的兄弟姐妹都在那里。每年春节时我们就去澳洲。子女不过去。我有一个女儿在加拿大，还有一个小女儿和儿子在香港。平常每个星期六聚会一次，我请他们吃一次饭。
外滩画报：您的孩子名字和武侠小说有什么关系吗？
金庸: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家有一个传统，我是“良”字辈，儿子是“传”字辈。一门忠良，传家效尤。
忙着写有关唐朝的博士论文
外滩画报：您在英国主要读什么? 每周几次课?
金庸：( 在) 剑桥念历史。一星期念两次，我去学校一次，老师来我家一次，一次2个钟头。外国大学跟中国不大一样，单独一个人( 教学)。每次五六个硕士和博士一起读，老师找了很复杂的古书来读。除了读书外，我在牛津大学还有一个工作，那里有一个汉学研究所，我是高级研究员。
外滩画报：您的导师是谁? 同学多吗?
金庸:Professor David MeMullan。我们没有班级，有一些二三十岁的同学。台湾的一些小朋友会来找我，问一些历史问题。
外滩画报：您是什么时候进的剑桥，考进去的吗?
金庸：不是。2004 年，他们给我一个荣誉文学博士。我没有大学和硕士学位，进入牛津、剑桥很难，( 即便) 英国人也很不容易进去。我大学没有毕业，曾经在上海念书，但没有拿到学位就离开了。当时上海快解放了，一打仗什么毕业考试都没有了。我没有大学wen-ping和硕士学位，他们要我重新念硕士学位，再念博士学位。
外滩画报：您和夫人就是两个人去剑桥的，没有带秘书吗?
金庸：没有，她帮我打字。我很讨厌用电脑，这个发明对人类只有害处没有好处。我喜欢用笔写。我跟学生演讲的时候举例说，拿100 台电脑放在那里，看它们是否能发明牛顿定律。电脑永远写不出一首诗。现在大陆的网络上，十一二岁的小孩子，( 竟然) 把我小说里面的人物进行改写，进行发表。
外滩画报：您在英国的日常生活怎么安排?
金庸：在剑桥，我们请了一个意大利人帮我们做中饭，晚上我太太做菜，她是香港人。平时上学就是打的过去。早饭我从来不吃，几十年办报习惯了。在大公报工作时，每天工作到凌晨4 点钟，从来不吃早饭。我以前在杭州报馆做工，以前中国办报纸都( 工作得) 很晚，留下来的习惯就是睡得晚，起身晚。起来就是12 点了，起来就吃中饭了。
外滩画报：您读的博士具体研究什么?
金庸：关于唐朝的，现在我不能宣布，内容也不能讲。英国人写论文，有一个教师委员会，有十多个教师，( 都是) 很有学问的，看以前有没有人写过这个题目，题目和意见如果1980 年( 就) 有人写过，就不用( 再写) 了。所以，我这个题目不能讲出去，一讲出去，别人拿去发表了，我就糟糕了：学位也没有了，念书也评不上去了。
外滩画报：以前您的小说中较多涉及宋、明、清的历史，现在做研究为什么选择唐朝?
金庸：因为我有新的意见，别人没有写过，我可以写。我写宋朝和大理，看了很多书，也容易写，有人说那个( 课题) 别人研究过了，我不能写。研究宋朝的人，没有新的意见就不能写。
外滩画报：您现在研究历史，是否考虑过出版一本史学专著?
金庸：中国历史很难研究，我自己有一个观点，( 等) 这个观点研究透彻了再说。
外滩画报：具体观点是什么?
金庸：我的这个观点就是中国( 历史的发展) 是( 因为) 民族融合，不是马克思主义( 的观点)，阶级斗争我就不同意的。所以我要写得很理智，很有资料，所以这本书很难写。我还没有开始写，但我知道一写出来就会被人家骂得体无完肤。人家都是讲阶级斗争，讲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我不同意，我认为中国( 的发展)是( 因为) 很多民族融合在一起的。
写小说最成功， 办报很难，做学问更难
外滩画报：您认为您一生中的转折点是什么?
金庸：就是办《明报》。现在我研究历史，把《明报》卖掉后，我就开始做学问了。
外滩画报：现在还会每天看《明报》吗?
金庸：不看了，《明报》办得没有趣味。我看《苹果日报》，(虽然)它办得也不好，但是它消息很多，真的假的都有。
外滩画报：现在在香港办报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金庸：现在的报纸，越来越堕落了，这样对社会有害处。以前我们办《明报》，出了问题，政府马上要处罚，5000 港币，要坐牢的。所以当时报馆会花200 块钱请一些人，专门替报社去坐牢。我们那时( 言论) 不可以这么随便，但是批评政府是可以的。
外滩画报:“文革”初期，好像您的报馆也出了事情?
金庸：当时是因为香港的红卫兵。如果我们反对“文革”的话，他们就要采取武力报复，公开( 说) 要暗杀我。说第一个人已经烧死了，第二个就轮到我了。当时警察局派了两个人，跟进跟出，坐在我家门口。后来周总理宣布不允许香港红卫兵这么搞，才有好转。我去新加坡办了一个报纸，避难2至3个月。
外滩画报:1960 年代时，您和《大公报》也发生过论战吧?
金庸：是。当时《明报》刚创办，《大公报》是历史悠久的大报。跟我论战，就好像在替我做宣传。后来陈毅出来干预，廖承志也出来干预，让他们不要再围攻了。
外滩画报：您当时写的社论很精彩，是不停修改后的结果吗?
金庸：经常改。我旁边站着排字工人，我还在改。他就说:“查先生，无须再改了，得了，要拿去排字了。”整个报馆在等我的这篇文章。我写文章很慢，要写一个钟头，主要是想的时间比较多。倪匡写得很快，快得不得了，我说你这样快的文章写不好。
外滩画报：听说当年您把《明报》副刊的专栏稿费开得很低，倪匡和亦舒都催你加稿费，亦舒好像还写专栏骂过您?
金庸：其实加稿费是讲不通的。在香港稿费是一样的，不可以加，我是秘密地给他们加的。如果加了，别人报告给他们的老板，我就会收到同行的20 个电话，说破坏规矩、破坏办报传统，他们就会集体对付我。
外滩画报：那当时您是怎么把他们这对泼辣兄妹劝服的?
金庸：倪匡，我就带他去旅行。我买东西，买几个照相机送给他，其他老板是不能抗议的; 亦舒，总之( 我) 有办法，女孩子，我买几个东西送给你。有办法可以，但不可以破坏行规。每个行业都有行规。
外滩画报：您当社长时，听说特别爱给倪匡写信，为什么?
金庸：我不是写信，是写条子。我当时广东话不好，辞不达意，就写条子。讲过话他会耍赖，写了条子，他就不会赖了。
外滩画报：您办报时的用人之道是什么?
金庸：大家的思想差不多，愿意跟我一起搞，我薪水也出得不比别人高。可能( 是因为) 和我一起工作比较愉快，我对人家客客气气，没有老板架子，不会骂人家，当别人好朋友，所以工作环境比较好。
外滩画报：所以倪匡说，您是老少咸宜的朋友，能够容忍别人胡闹。听说他还想抢走您那张值10 万元的围棋盘?
金庸：他比较爱胡闹，( 现在) 他年纪大了，就不了。其实他拿不去，很重的；( 他)不会下围棋，就是口头上讲讲。他很有才气，做人很随便，( 如果) 在自由社会就很好的。
外滩画报：您觉得武侠小说家、办报人、历史学家这三个身份，对您现在来说，哪一个身份是最重要的?
金庸：武侠小说家当然是最成功啦。办报纸很困难，做学问更难了。( 我) 学问未必( 能) 做得好。现在年纪大了，精力不怎么好了。
我写我的，你来影响我，永远没有用
外滩画报：在您最新的修订版本中，您把降龙18 掌改成了28 掌，但是在《射雕》中郭靖仍然使的是18 掌?
金庸：那你就买本新的来看看。《射雕》没有改，《天龙八部》有。因为乔峰后来自杀了，没有把28 掌全部传下去。
外滩画报：听说这次《鹿鼎记》的结局改动比较大，倪匡和严家炎都劝过您?
金庸：不改了，结局不会变。他们劝的，我都不听，全部不听。人家来劝我，我说你罗里罗嗦干什么? 各人写各人的，你写你的小说，我写我的。你来影响我，永远没有用。不要罗嗦。
外滩画报:《鹿鼎记》的结局没有改变?
金庸：没有改变。我主要是文字的修饰(改了) 很多。以前文字写得不好。( 文章)放在那里要仔细地看，文章要改得越多越好。人家问鲁迅先生：文章怎么写法?他说，你把多余的字删掉就好了。所以我现在修改( 后)，篇幅少了很多。我把过去很罗嗦的字，如“的”、“了”、“吗”什么的拿掉了很多。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8-2 12:03 编辑
来源：生活时报
温迪雅访金庸
1999-01-03
温：查先生，大家都知道您是《明报》的创始人，也是写武侠小说的大作家，但很少有人知道您年轻时的愿望是做一名外交官。
金：我想做驻外记者的愿望是在抗战的时候产生的，我当时很想周游列国，到全世界去看看。
温：据说1950年时，你曾到新中国的外交部求过职？
金：也不是去求职，当时是外交部有个人邀请我去的。那时候我研究的是，因为梅汝敖先生和我认识，他是当时东京战犯法庭的官。作为外交部的顾问，他到北京时希望有个助手，要我去，我就去了。到了以后我才发现，我将从事的工作不是在外交部，而是在人民外交学会，这和我的理想不一样，我就又回到香港继续我的新闻工作。
讲故事，是文学创作的起点。
温：您在香港呆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要选择武侠小说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
金：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看武侠小说。最初，一家报纸需要一篇小说，由于兴趣所在的缘故，我自然而然就写了。中国的武侠小说看了很多，外国类似的武侠小说我也喜欢看，具有冒险性、斗争性的这类小说我都特别感兴趣。
温：您在自己的武侠小说中，构筑了一个具有自己道德、准则的“江湖社会”，这是否是您理想中的社会？
金：这不是我想出来的，以前的小说中就有这样的假设。比如《水浒传》这部小说，它里面描写的环境和人物，如宋江、武松……本身就是“江湖社会”中的故事和人物，当然它也有对一般人民的描写，但主要的，还是对特定的江湖社会的描写。
温：您并不会武打功夫，但您小说中所描写的情景，充分表现出您丰富的想象力和结构布局能力，这种能力您认为是训练出来的，还是天生的？
金：好像是天生的，就像讲故事，我可能会比别人讲得好一点、生动一点。企业家须有经济头脑，文人则可浪漫一点。
温：您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文化人。在香港，文化人办报确实很不容易，我想请您谈谈这方面成功的经验。
金：文人本来是写文章的，我是新闻记者出身，但办报纸就变成一个企业家了。做企业家必须要有经济头脑，要学会计算，学会经营，这是跟文人无关的。
温：也正是因为您把“文人”和“企业家”分得清楚，才得以成功？
金：我这个脑筋可以变的。办报的同时我写两种文章，每天写一篇社评：评论政治、经济问题，有关国际政治或是内地、香港、台湾方面的问题；另一篇文章是武侠小说。写的时候两个脑子分开。写武侠小说时不去考虑国际政治问题。
温：您写了三十多年的政论，对很多社会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这是否也是您办报成功的一个原因？
金：恐怕报纸成功，跟我社论写得成功有关。买我的报纸，他就能看到我的一篇社评，其他的就不需要看了。
温：据说您有非常强的推测能力，您预言的很多事情在若干年后都得到了验证？
金：我比较大胆，反正这报纸是我自己办的我推测错了，也不会有人管我，也没有太大的责任。如果我拿大家的薪水，替人家做事，就不敢这样大胆，推测错了，老板要骂你了：你怎么这样乱写！
温：武侠小说和《明报》这两样东西，都为您带来了声誉和财富，武侠小说在1970年时您说不写就不写了，而《明报》也是说卖掉就卖掉了。您做事总是很决断的？
金：这些事在决定前都详细地考虑过。办报纸，人多、责任很重，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趁着我精力还好、体力还好、头脑还清醒时，早点把报纸卖掉，让适当的人来继承发展下去，这样比较合适，我应该让出来。关于武侠小说，我自己有个原则，希望不要重复：这样性格的人写过，我希望不要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写了，我希望不要重复。我一共写了15部，很多事情都写过了，很多人物都写过了，再写下去就都重复了，读者就会觉得不好看，我自己也觉得不好看了。也可以这样说吧，已经是“江郎才尽”了，已经没有才能再创造新的故事、新的人物了。对家乡、对祖国的依恋，是我真正的感情。
温：您生长在浙江，在重庆、上海都念过书，后来您又在香港这么多年，对香港的感情，与很多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相比，肯定会有所不同？
金：这种感情是不同的，我真正的感情还是对家乡、对祖国的依恋。所以，我有这样一个想法：老了以后，回到杭州去，死在浙江。
温：能否谈谈您对香港和对故乡的感情有什么不同？
金：香港对我很好，我很多事都是在香港做的，香港给了我很丰厚的回报。我从小时候对香港很欢迎，我现在对香港也很欢迎，我做生意也很成功。我到饭馆里吃饭，很多人见到我都笑嘻嘻的，很开心，有的人会拿本书来请我签名，我觉得这是个对我很温暖的地方。我在香港得到很多东西，我希望能够对她做出回报。所以当年参加了《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现在又做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都是出于这种回报的心理。有人误会，以为我想做官，希望搞政治，其实我这个人的个性不适合做官，因为我不喜欢接受命令。
温：据说当初有意邀请您来参加《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时，您曾经犹豫过？
金：这件事1985年开始去做。当时一直犹豫，因为《明报》是个很独立的报纸，对于内地的事情有时候批评、有时候赞美，如果我参加《基本法》起草的话，人家会说：你受了“人大”的委任，但只有赞美，没有批评了，那你就不是很独立、很公正的报纸了。当时犹豫，后来，他们向我解释，这个不是捧场，是为香港服务，希望起草一部很好的法律，为香港今后50年的发展制定一个根据。我在学校是念法律的，在这里又做了几十年的报纸，对香港非常了解，对内地也非常了解。基于这几个条件：了解内地、了解香港、又懂法律，最后就当仁不让了。我也觉得应该出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就很热心、很努力地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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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迪雅金 庸初访武侠小说大师 编者按:香港著名作家金庸(查良镛)的武侠小说在大陆拥有广泛的读者, 据有关资料记载 , 邓小平是目前所知道的大陆最早阅读金庸小说的人。 本文是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主持人温迪雅对金庸先生的专访(摘选自《温迪雅访谈》 , 东方出版中心, 1998 年8 月)。外交官, 年轻时的梦想温 查先生, 大家都知道您是《明报》的创始人, 也是写武侠小说的大家, 但很少有人知道您年轻时的愿望是做一名外交官。金 我想做驻外记者的愿望是在抗战的时候产生的, 我当时很想周游列国, 到全世界去看看。温 据说 1950 年时, 你曾到新中国的外交部求过职?金 也不是去求职, 当时是外交部有个人邀请我去的。 那时候我研究的是国际公法, 因为梅汝 王敖先生和我认识, 他是当时东京战犯法庭的官。 作为外交部的顾问, 他到北京时希望有个助手 , 要我去, 我就去了。 到了以后我才发现, 我将从事的工作不是 在外交部, 而是在人民外交学会, 这和我的理想不一样, 我就又回到香港继续我的新闻工作。温 我想, 您年轻时想做外交官除了想游历世界的意愿以外, 恐怕还有一种年轻人的抱负在里面?金 也有, 那时候爱国 心很强, 我觉得应该为国家做点事。 当时, 一般人认为在香港生活惯了,物质条件很好, 回到北京去会很艰苦的。 可我想, 吃点苦有什 么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时, 国内革命胜利不久, 再大的困难那么多人都经受过了。 更何况天下大事已经安定, 北京再苦也苦不到哪里去。温 当时要是在北京做外交54 南京史志 ' 99.2 官的话, 那您的历史就要重写了?金 是啊, 我这个人反叛性很强, 不大安分守己。 如果在政府当干部的话,“ 反右” 啦、“ 文革”啦, 这些运动经受过来, 可能人都没有了。温 现在想起来还是值得庆幸的了。金 也不是庆幸。 一个人的命运都是交叉的:走了这条路, 那么前面还会有两条路 让我选择。总之, 一个人的命运不是肯定的,是有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在里面的。讲故事, 是文学创作的起点温 您在香港呆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要选择武侠小说这种题材来表达自己?金 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看武侠小说。 最初, 一家报纸需要一篇小说, 由于兴趣所在的缘故, 我自然而然就写这种题材了。 中国的武侠小说看了很多, 外国类似的武侠小说我也喜欢看, 具有冒险性、斗争性的这类小说我都特别感兴趣。温 当初您写第一部武侠小说时有没有想过后来竟一发不可收拾?金 我的第一部小说写了三四个月, 完成以后就登在报纸上。刊登出去没多久, 就有很多来信、很多回音, 引起较大的反响。 我哪儿知道后来自己的武侠小说写得这么受读者欢迎。温 您在自己的武侠小说中,构筑了一个具有自己道德、准则的“ 江湖社会” , 这是否是您理想中的社会?金 这不是我想出来的, 以前的小说中就有这样的假设。 比如《水浒传》这部小说, 它里面描写的环境和人物, 如宋江、武松… …本身就是“ 江湖社会”中的故事和人物, 当然它也有对一般人民的 描写, 但主要的, 还是对特定的江湖社会的描写。温 您并不会武打功夫, 但您小说中所描写的情景 , 充分表现出您丰富的想像力和结构布局能力,这种能力您认为是训练出来的, 还是天生的?金 好像是天生的, 就像讲故事, 我可能会比别人讲得好一点、生动一点。
温 很奇怪, 平时您说话的速度很慢、很温和……
金 没有什么戏 剧性是吧?但我知道故事的高潮在哪里。 同样讲笑话, 有的人讲得使人哈哈大笑, 有的人则讲得平淡无奇。 小说创作时要掌握什么地方该紧张, 什么地方是高潮, 什么地方应平淡一点, 对于这些我是自然而然知 道的, 这是不大会教的。 人家说你教我写武侠小说行不行? 可以, 但实际上小说是教不来的。 有的人学问好得很, 什么东西都懂, 但写小说不会安排剧情, 因为他没有这个天赋。企业家须有经济头脑 ,文人则可浪漫一点
温 您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文化人。 在香港, 文化人办报确实很不容易, 我想请您谈谈这方面成功的经验。
金 文人本来是写文章的, 我是新闻记者出身, 但办报纸就变成一个企业家了。 做企业家必须要有经济头脑, 要学会计算, 学会经营, 这是跟文人无关的。
温 也正是因为您把“ 文人”和“企业家”分得很清楚, 才得以成功?
金 我这个脑筋 可以变的。办报的同时我写两种文章, 每天写一篇社评:评论政治、经济问题, 有关国际政治或是内地、香港、台湾方面的问题;另一篇文章是武侠小说。 写的时候两个脑子分开。 写武侠小说时不去考虑国际政治问题。
温 年轻的您认为自己是个桀骛不驯的人, 自己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总希望能够发表……
金 是啊, 希望自己办报, 能把自己的意见写出来, 不受人家的干预, 这一直是我 的愿望。 做编辑、记者的时候, 常常是文章写好了不能用, 这是记者很生气的事。而有机会自己办一个报纸, 就能做到我高兴写什么就写什么。
温 您写了三十多年的政论,对很多社会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这是否也是您办报成功的一个原因?金 恐怕报纸成功, 跟我社论写得成功有关。 买我的报纸, 他就能看到我的一篇社评, 其他的就不需要看了。温 据说您有非常强的推测能力, 您预言的很多事情在若干年后都得到验证?金 我比较大胆, 反正这报纸是我自己办的, 我推测错了, 也不会有人管我, 也没有太大的责任。如果我拿人家的薪水, 替 人家做事, 就不敢这样大胆, 推测错了, 老板要骂你了:你怎么这样乱写!温 这种对社会的洞察力、预见力, 是因为您对历史了 解的缘故?金 亚里士多德说:行动是跟个性来的。 一个人个性怎样, 就会有怎样的行动。 也有哲学家说:性格即命运。 我很同意这种讲法, 历史上很多人的命运都是根据性格来的, 秦始皇这样做, 因为他的性格是这样;刘邦跟项羽打仗, 为什么刘邦会赢, 项羽会输, 跟性格不同有很大关系。 所以有些事情, 这个人办得好, 那个人办不好, 这跟55 南京史志 ' 99.2 性格是有关系的。 历史看得多了,就可以推测现在的事情;他现在这么做有什么目的, 下一步会怎么做? 他性格是这样的, 大概会这么去做, 结果会怎么样? ……如果胆子大一些, 想得周密一些, 推测就不是太难。温 您认为自己是什么性格的人?金 我自己是个自由散漫的人, 不大守规矩, 不愿受约束。温 武侠小说和《明报》 这两样东西, 都为您带来了声誉和财富, 武侠小说在 1970 年时您说不写就不写了, 而《明报》也是说卖掉就卖掉了。 您做事总是很决断的?金 这些事在决定前都详细地考虑过。 办报纸 , 人多、责任很重, 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 趁着我精力还好、体力还好、头脑还清醒时, 早点把报纸卖掉, 让适当的人来继承发展下去, 这样比较合适,我应该让出来。 关于武侠小说, 我自己有个原则, 希望不要重复:这样性格的人写过, 我希望不要写了, 这样的一个故事写了, 我希望不要重复。 我一共写了 15 部, 很多事情都写过了, 很多人物都写过, 再写下去就都重复了, 读者就会觉得不好看, 我自己也觉得不好看了。 也 可以这样说吧, 已经是“ 江郎才尽”了, 已经没有才能再创造新的故事、新的人物了。对家乡、对祖国的依恋,是我真正的感情温 您生长在浙江, 在重庆、上海都念过书, 后来您又在香港这么多年, 对香港的感情, 与很多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相比, 肯定会有所不同?金 这种感情是不同的, 我真正的感情还是对家乡 、对祖国的依恋。所以, 我有这样一个想法:老了以后, 回到杭州去, 死在浙江。温 能否谈谈您对香港和对故乡的感情有什么不同?金 香港对我很好, 我很多事都是在香港做的, 香港给了我很丰厚的回报。 我从小时候对香港很欢迎, 我现在对香港也很欢迎, 我做生意也很成功。 我到饭馆里吃饭, 很多人见到我都笑嘻嘻的, 很开心, 有的人会拿本书来请我 签名, 我觉得这是个对我很温暖的地方。 我在香港得到很多东西, 我希望能够对她做出回报。 所以当年参加了《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现在又做筹备委员会的委员, 都是出于这种回报的心理。 有人误会, 以为我想做官, 希望搞政治, 其实我这个人的个性不合适做官, 因为我不喜欢接受命令。温 据说当初有意邀请您来参加《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时, 您曾经犹豫过?金 这件事 1985 年开始 去做。 当时一直犹豫, 因为《明报》 是个很独立的报纸, 对于内地的事情有时候批评、有时候赞美, 如果我参加《基本法》 起草的话, 人家会说:你受了“ 人大” 的委任, 但只有赞美, 没有批评了, 那你就不是很独立、很公正的报纸 了。 当时 犹豫, 后来, 他们向我解释, 这个不是捧场, 是为香港服务, 希望起草一部很好的法律 , 为香港今后 50 年的发展制定一个根据。 我在学校是念法律的, 在这里又做了几十年的报纸, 对香港非常了解, 对内地也非常了解。 基于这几个条件:了解内地、了解香港、又懂法律, 最后就当仁不让了。 我也觉得应该出来做这个工作, 所以就很热心 、很努力地做了。温 刚才您说想多研究些历史, 对未来有什么打算?金 以后的计划还是希望能做个学者, 研究历史, 写一两部历史研究心得的书。 我在英国大学里, 做过一些研究。温 我们知道您对佛学也很有研究, 如果从自身的经历来看,怎样总结自己的人生?金 人生是无常的、变化的,没有永久不变的 。 人生在世, 总希望向好的方向发展。温 怎样看待自己的命运?金 命运掌 握在自己手里。一句话, 应该努力去追求自己心里的平安, 自己心里的欢喜, 觉得我这个事情做对了, 那就可以了。温 但愿望总是要受到各种束缚的?金 是啊, 内心的愿望总不大可能实现的, 照佛教来讲, 只能愿望少一点, 不要有太大的愿望。温 当您的愿望与现实冲突时, 如何平衡自己的?金 只好把自己的愿望再降低一点, 这似乎比较消极, 但对国家不能希望她不要太富强, 对香港不能希望她不要太繁荣, 这个愿望不能降低标准。 但对自己希望得到的却没有得到, 没得到就算了,就不要去想它了。(责任编辑 平涛)56 南京史志 ' 99.2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7-2-17 20:00 编辑
第七回 嚼饼置酒招薄怒
周仲英喝了一口酒道：“我一向听人说，贵会于老当家是少林派的高手，和我的门户很近。我总想见他一面，互相印证，但一个在江南，一个在西北，这个心愿始终没了，他竟撒手西归。我常在打听他的师承渊源，可是始终没什么头绪。”徐天宏道：“于老当家以前从来不提他的师承，直到临终时才说起，他从前是福建少林寺学的武艺。”周仲英道：“我也是在少林寺学的啊。”他一手拿着酒杯，皱眉思索，突然问道：“他相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徐天宏道：“他虽然六十多岁了，看上去还是很英俊的，只是右边额角上有一个大伤疤，所以右眉是没有的。”周仲英把酒杯重重在桌上一放，眼中忽然流下泪来，哽咽着道：“师兄师兄，我早疑心是你，你瞒得我好苦。”徐天宏等见他神情突然大变，都惊呆了。
周仲英道：“老弟，文奶奶，你们于老当家可并不姓于，你们知道么？”徐天宏道：“哼，他姓沈。”周仲英“啊”了一声道：“不错，他姓沈，真名字叫做沈有榖，他是我师兄。我们师兄弟情谊好不过。后来他犯了门规，被师父逐出少林门，徒此我们就不知道他的音讯，我在江湖上到处打听，都没一点消息，总以为他心灰意懒，不再出山，那知他改名换姓，做了这样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出来。从前就听人说红花会总舵主武术是少林派，隐隐约约有点疑心，写了几封信给他，他客客气气的答覆了我，完全当我是未见过面的朋友看待。我想我沈师兄是至性至情之人，决不能如此待我，所以也就没再往这条路猜。师兄师兄，你待你师弟就如此薄情吗？”说着心情十分激动，又道：“要是我早几月知道，一定不顾一切的赶到江南，也好让老兄弟再见一面。现在人鬼殊途，永没相见之日了。”他大口干杯，自怨自艾，感慨无已。
徐天宏劝道：“于老当家如此作法，一定有他难言之隐，他待朋友最是热肠厚道，他不肯和老前辈相认，总有什么异常重大的索连，我想他心里一定也很难过的。”………………………………………………………………………………………………
骆冰继续说道：“于老当家到江南后，就和我们分手。我们回太湖总舵，他到杭州府海宁州去。”周仲英暗暗点头，轻轻叹道：“这几十年来始终不能忘情。”周绮道：“不能忘什么情？”周仲英道：“你不懂的。”周绮道：“所以我问你呀！”周仲英不理她，周绮依稀见徐天宏似笑非笑的模样，赌气就不问了。骆冰道：“他从海宁回来后，神情大变，好像忽然老了十多岁，整日不见笑容，过不了几日就一病不起。四哥悄悄的对我说，老当家因为生平至爱的人逝世，所以伤心死的……”说到这里，骆冰和徐天宏都垂下泪来，周仲英也不禁唏嘘。骆冰拭了眼泪说道：“老当家临终时，召集内三堂外三堂正副香主，遗命要少舵主接任总舵主。他说这件事是汉家光复的关键，要紧之至。”周仲英问道：“少舵主与你们老当家怎样称呼？”骆冰道：“他是老当家的义子。少舵主是海宁陈相国的公子，十五岁就中了解元。中举之后，不久老当家就把他带出来，送到回部天池怪侠那里去。这件事江湖上知道的人很多。至于宰相府中的公子怎会拜一位武林豪杰做义父，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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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回 乌鞘岭头斗双侠
韩文冲道：“镖局来给我送信的趟子手说，皇上对公子府上的恩宠厚得了不得，过不了十天半月就赏下一批珍珠宝贝来，现在积得多了，要送到江南老宅去，府上就叫我们镖局护送。兄弟今日栽在这里，哪里还有面目在武林中混饭吃？我把焦师兄的家属安顿好之后，回家种田打猎，决不能再到江湖上来了。”陈家洛道：“韩兄肯听陆老前辈的金玉良言，那真是再好不过。在下索性交交你这位朋友。心砚，你把镇远镖局的各位请进来。”心砚应声出去，把钱正伦等一干人都带了进来。韩文冲一见，双方面面相觑，都说不出话来。陈家洛道：“我们冲着韩爷的面子，这几位朋友都请韩爷带去。不过以后要是再见到他们不干好事，可休怪我们手下无情。”韩文冲给陈家洛软硬兼施，恩威并济，显功夫，套交情，弄得哑口无言，那里敢再向陆菲青提一句报仇的话。陈家洛道：“我们先走一步，各位请在此休息一日，明天再动身吧。”红花会群雄纷纷上马动身，一干镖师官差呆在当地，做声不得。
群雄走出一程路，陆菲青对陈家洛道：“陈当家的，镖行的这些小子们留在后面，小徒不久就会和他们遇着。他们吃了亏没处报仇，说不定会找上小徒，我想迟走一步，照应一下，随后赶来。”陈家洛道：“好，陆老前辈请便，最好是和令贤徒一起来，我们也好多得一臂之力。”陆菲青笑道：“这个人就会闯祸淘气，哪里会帮什么忙？”一拱手，掉转马头，向来路而去。群雄继续赶路，陈家洛没能询问陆菲青关于他徒弟的事，心中老大纳闷。
且说余鱼同奉命侦查文泰来等一行人踪迹，沿路暗访，没有丝毫线索，不一日到得凉州。凉州民丰物阜，是甘肃省的一个大郡。余渔同住下客店，踱到南街积翠楼上自斟自饮，感叹身世，想起骆冰声音笑貌，思潮起伏，这番相思明明无望，万万不该，然而总是割舍不下，见满壁都是某某到此一游的字句，诗兴忽起，命店小二取来笔砚，在壁上题诗一首：“金笛纵横一去来，秋风愁绪不能排，人言九转肠应断，我已为君转十回。”下面写了“鱼题”两字。
酒入愁肠，更增郁闷，吟哦了一会，正要会帐下楼，忽听楼梯响，上来了两人，余鱼同眼尖，见当先一人似乎那里见过，忙把头转开，才一回头，猛然想起，那是在铁胆庄交过手的官差。幸喜那人和同伴谈得起劲，没见到余渔同。他们上得楼来，四下一望，拣了靠窗一个座坐下，正在余渔同桌子旁边。余鱼同十分机伶，伏在桌上，假装醉酒。店小二来叫他，只是不应。那两人先谈了一些不关紧要事，只听见一个人道：“瑞大哥，你们这番拿到这点子，真是奇功一件，皇上不知会赏什么给你。”那姓瑞的道：“赏什么我也不想了，只求太太平平把点子送到杭州，也就罢了。我们八个侍卫一齐出京，只剩下我一个人回去。肃州这一战，不是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到现在想起来，还有点汗毛凛凛。”另一人道：“现在你们张大人在一起，决失不了手。”那姓瑞的道：“话是不错，不过这一来，功劳都是御林军的了，我们御前侍卫还有什么面子？老朱，这点子干么不送北京，送到杭州去做什么啊？”那姓朱的低声道：“我姊姊是刘大学士府里的人，那你是知道的了。我听她传出消息来说，皇上就要到江南去。把点子送到杭州，大概皇上亲自要审。”那姓瑞的唔了一声，喝了一口酒，说道：“你们六个人巴巴从京里赶来，就为了下这道圣旨？”那姓朱的道：“还做你们帮手啊？江南红花会的势力大，我们不可不特别小心。”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7-1-27 10:35 编辑
湖南卫视访金庸：猫头鹰曾为我点烟
2004-04-01
2004年3月21日至27日，湖南卫视由“晚间”客串“背后”的主持人张丹丹会同《背后的故事》摄制组专程到香港采访了金庸，期间不仅与金庸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精彩对话，还亲眼见证了金庸在香港的生活。3月28日，风尘仆仆的张丹丹刚回长沙，第一时间向本报透露了采访金庸的全部过程。
久别朋友正点重逢
3月22日下午，香港明河集团金庸的办公室，远道而来的湖南卫视《背后的故事》栏目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忙碌，架线、调机位，一切有条不紊进行。这是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往外眺望，正好是美丽的维多利亚港湾，在办公室的左右两边墙壁，整齐地摆放着各种版本的金庸武侠小说和精美图书。
3点30分，一位老人走了进来，正在忙碌的张丹丹定睛一看，对方穿着麻灰色西装、打着亚麻领带，手里还拎了个公文包。“是金庸先生！”张丹丹立即起身迎接，她怎么也不敢相信80多岁的金庸大侠还会打扮得如此“时尚”。张丹丹与金庸约好的采访时间正是3点30分，金庸这么守时，有点出乎她的意料。更为特别的是，这次金庸没有带任何随从，尽管他的身份是明河集团的董事长。
张丹丹与金庸是第二次见面了。之前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去年9月底，金庸应邀到南岳衡山当“武林盟主”，并做客湖南卫视《背后的故事》。头次见面，金庸对张丹丹的印象很好，张丹丹对这位“大侠”也顿生敬意。后来，张丹丹得知金庸每天有看四本书的习惯，还特意在长沙买了几本书寄给香港的金庸。
“你寄给我的书，我已经收到了，非常感谢你！”金庸没有任何寒暄，打起招呼来完全像面对一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这次能给我多久的时间？”张丹丹也直截了当。上一次金庸在长沙参加节目录制时，就因为时间过于仓促，才使得采访不很充分，这次来香港，目的就是为上次的节目做补充采访。
“我5点钟约了人，还要请别人吃饭，如果没有约定，我肯定会请你们吃饭。”说完，金庸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查看了一下日程安排。
张丹丹知道金庸守时的办事原则，为了让采访顺利一点，她真诚地说：“我是主持人，还不能算一个专业的记者，如果我问的问题比较幼稚，你不要见怪，不过，我希望今天的采访能无所不谈。”
“当然无所不谈。”金庸笑了一下，然后说：“但是，我不想回答的问题，我不会回答。”
采访就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中开始了。
一个故事要排除10个不同内容
采访内容主要围绕武侠小说，金庸显得分外高兴，他从随身带的公文包中掏出正在修改的《越女剑》书稿给张丹丹看，只见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修改的文字。金庸说，目前他的武侠全集大多已经修改完毕，前期的修订本也已经在香港上市，不久后将进入大陆市场。他创办的企业——明河集团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武侠小说的删改与出版。
对于小说的修改，张丹丹很久以前就有耳闻，特别让她关心的是，在《射雕英雄传》的修订版中，金庸竟然让“黄药师爱上了梅超风”。
“黄药师爱上梅超风好像是不可思议的事，其实看看小说就很自然了，我第一个版本里面黄药师跟梅超风的师生感情早就有了，不过以前我写得比较隐晦，很多读者看不懂，现在我修改一下，写得更加明白了。”
“等于就是说让黄药师爱上梅超风，您早就有预谋了？”
“也不是爱上她，实际上是有相当好的感情，所以后来欧阳锋去打黄药师，梅超风扑在师傅身上代受一掌，用自己的命救了师傅，这里面既有师徒感情，也隐约包含一个女人对男人的爱。”
“您写的小说故事总是曲折离奇，令读者欲罢不能，请问你的故事为什么写得这么好？”
“我写故事通常会根据人物的发展写下10个不同的内容，这10个内容通常是读者或其他人能够想到的，我都会全部舍弃。等到写下常人想不到的第11个故事内容，我才认可，这样我的小说故事不可能不曲折离奇。我通常就是用这种排除法来写小说的。”
电视编剧不见得有资格改我的小说
在张丹丹看来，金庸是个儒雅风趣的人，采访中，她多次被这位80多岁老人的丰富知识与人生阅历所折服。然而，在敬佩的同时，张丹丹也感觉到金庸是个非常“狂傲”的人。
金庸对电视剧的改编一直心存异议。近年来，他的武侠小说被拍成多个版本的电视剧，且在电视剧市场一度被称为“救市之作”，由此很多读者与观众多次问金庸：“你对哪部电视剧最满意？”金庸通常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凡是把我的作品修改太多的，我都不满意，改得最少的我最满意。”
金庸说：“我并不是说我的小说最好，但我不喜欢别人改动我的文章，而且一个电视编剧也不见得有资格来修改我的小说，他如果喜欢改编，为什么不去写一部比金庸写得更好的武侠小说呢？”
他的隐私像一座城堡
在金庸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张金庸与夫人的照片，照片里的金庸夫人梳着短短的头发，穿着白色外套，非常漂亮，仔细观察，还真有点像香港女明星关之琳。
指着照片，张丹丹问：“你能说说自己的感情生活吗？”
金庸迟疑了一下，然后风趣地说：“这是我的秘密，你现在拿着摄像机对着我，我不能说。”张丹丹想继续追问他的家庭与爱情生活，但都被金庸婉言拒绝。
采访之前，张丹丹查找了很多关于金庸的资料，她知道金庸有个弟弟不久前去世了。金庸很落寞，多次面对媒体都不愿意提及此事。为了挖掘背后鲜为人知的兄弟故事，张丹丹在采访中不时引导，不料金庸说：“你对感情很感兴趣？”话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但带着一个回绝的信号，张丹丹只好欲言又止。
感情话题屡屡遭拒，张丹丹感觉到：在金庸儒雅的背后，其实也有着深沉的孤独，“他的隐私就像一座城堡，任何人都别想攻进去”。
猫头鹰、为金庸点烟
金庸是“猫头鹰单独接见的第一位港澳同胞”。“文革”时期，猫头鹰遭到“猫头鹰”的迫害，金庸在香港写了很多社评支持他。1981年，猫头鹰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决定在北京单独接见金庸。
提起这段往事，金庸显得特别高兴，他对张丹丹说：“中国有两位领导人为我点过烟，一位是猫头鹰，另一位是。猫头鹰很爱抽烟，他在接见我时，问我：‘你抽不抽烟？’我说抽，他便拿出一包‘熊猫’牌香烟递给我，我从中拿了一支，他随即划燃火柴给我点上。接见完我要走时，猫头鹰又把那包‘熊猫’牌香烟递给我，说：‘这烟很不错，你拿回去抽吧！’我没有客气，就把那包烟带回来了。”
喜欢君山银针“针锋相对”
采访不知不觉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坐在椅子上的金庸显得有点不安，他不停地摆换着坐姿，像个“不听话的小孩”，弄得在旁的摄像师不知所措。
张丹丹知道金庸坐得太久需要活动，而且事先约定的采访时间也快要到了，于是，她起身扶起金庸，并拿出一包随身带的“君山银针”茶，说：“您小说里面黄蓉当帮主时，召开的丐帮大会正好在君山，我们就把这份特殊的礼物送给你。”金庸很高兴，连连点头：“好，谢谢，我很喜欢君山银针‘三起三落、针锋相对’的风格。”
金庸的头衔繁多，既是香港明河集团的董事长，又是《明报》的股东，在送别的电梯里，张丹丹与金庸聊起了生意。金庸说：“我不是生意人，我在浙江大学当教授，我是教书的。”金庸还当即转换话题，然后开玩笑地对张丹丹说：“你们湖南省广播电视局的魏文彬局长与湖南卫视的欧阳常林台长也是武侠小说迷，而且魏局长还很喜欢我的小说，你回去之后，请代我向他们问好！”
香港不乏金庸“追星族”
采访完金庸，《背后的故事》一行5人立即兵分两路：一路忙着拍外景，一路去金庸创办的《明报》做采访。《明报》是香港三大报之一，属金庸一手创办起来的报纸，虽然现在已经转手他人经营，但金庸还是占有10%的股份。张丹丹本想找些《明报》的原始资料，结果由于种种原因，采访未能如愿。
金庸是香港人，张丹丹原本以为香港市民对金庸不会过于崇拜，但有一天，张丹丹在酒店里看《天龙八部》，一位服务员看到后，急忙问：“这是金庸送给你的吗？他有没有给你签名？”急迫的心态一点也不亚于狂热的“追星族”。
通过与金庸近距离接触，张丹丹如今对金庸有了更深的了解。她告诉记者：“金庸小说中涉及的棋局其实也是一种人生的棋局，他对我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是智慧，二是多读书。”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7-2-10 08:23 编辑
南方周末
访金庸：学问不够是我的一大缺陷
2003-08-01 14:49:27作者：来源：南方周末
金庸在杭州
7月23日，杭州市气温超过38摄氏度，地表温度高达60摄氏度。下午3时左右，金庸先生和夫人从香港乘坐飞机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降落。
3天前，一本叫《金庸茶馆》的杂志刚刚以《新读写》增刊的形式在杭州诞生出版，杂志的主办单位是上海的文汇新民报业集团，负责该杂志具体编辑工作的是该集团的驻浙江办事处，所有的编辑都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迷。
金庸此次冒着高温前来杭州，正是为这本内地版《金庸茶馆》的诞生造势。此前，在台湾，一本同名的《金庸茶馆》杂志已经存在有3年了。对这本杂志的诞生，79岁的金庸显得非常高兴。最明确的支持是在武侠小说创作上封笔多年的金庸，将为每一期的《金庸茶馆》写上一两千字的文章，以帮助这本杂志获得读者。在杂志的创刊号上，金庸撰文回顾了自己创作武侠小说的历程。
为这本杂志的创刊进行的演讲活动只是一个围绕金庸精心筹划的庞大商业计划中间的一部分。
根据《金庸茶馆》主编万润龙的介绍，除了出版杂志《金庸茶馆》，由金庸、文汇新民报业集团文汇出版社、北京吉利国际教育公司、杭州文星广告公司联合创办了杭州金庸书友会有限公司，这个公司除了把金庸的武侠小说改编为动画、漫画，拥有“金庸”商标的广泛使用权，在广州出版社出版金庸全集的版权到期以后，还将获得出版权。3亿金庸迷是书友会的服务对象，将围绕他们的需要开展像贝塔斯曼图书俱乐部那样销售图书的业务。
现实中的金庸茶馆也将于今年10月份在杭州西湖曲院风荷边的杨公堤一处历史悠久的老庭院开张营业，届时金庸将亲自来剪彩。因为他是自己是茶馆的主要股东。同时，金庸茶馆将作为连锁店在全国落地推广。
下午4时左右，刚下飞机的金庸和夫人被一排车队接到了西湖边的香格里拉饭店，金庸的卧房被安排在东楼629房间。据服务员说，这个房间是香格里拉最好的观景房间，也是最难订到的房间。
由于长期办报和写作形成的习惯，金庸习惯中午起床，下午参加活动，晚上读书写作。此次杭州行所有的活动都被安排在每天下午举行。
晚上6时，金庸应杭州市政府的邀请出席宴会，与市领导共进晚餐。
8时，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俊生匆匆赶到，与身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金庸一起就学校的工作和金庸招收的3名博士生等情况一起聊到了10时。这个临时出现的造访使得中央电视台《新闻夜话》陈大会对金庸的采访往后推迟了两个小时，到12时30分才结束。24日下午3时，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的主持人沈冰对金庸进行了两个小时的采访。晚上6时，金庸和夫人出现了在西湖楼外楼的一条船上，金庸在这条船上宴请了《金庸茶馆》的全体编辑和这次活动的赞助商，几位从各地赶来的新闻界的记者也参加了这个在西湖水上游动的观景晚餐会。这是在西湖开动惟一可以举行宴会的船只。据说，能够订到这个黄金时间段还是市领导打招呼的结果。饭后，金庸赶回香格里拉接受了一个小时不到的纸质媒体的联合采访。
25日下午的金庸演讲会在杭州剧院举行。大厅两侧摆满了刚刚印刷出版的《金庸茶馆》杂志和为这次活动用来做宣传的《文学报》专号，杂志10元一本，报纸1元一份。大厅中央的展台上摆满了这场演讲会主赞助商生产的啤酒，由于啤酒免费品尝，因而挤满了人。此次演讲会的门票均为188元，除少量出售外，大部分门票被主赞助商作为奖品发放。这家啤酒公司以金庸演讲为由头在杭州搞了一次有奖促销活动，凡是喝该公司6瓶啤酒的消费者均获得抽奖机会，奖品除了一台空调以外，剩下的都是金庸演讲会门票。也就是说，坐在台下听金庸演讲会的听众中间，有一大半至少是喝了6瓶啤酒以上才获得了这次演讲会的门票。
3时，金庸演讲开始。金庸的演讲持续了半小时不到就结束了，下面的时间变成了自由提问。现场听众和网民通过现场直播的新浪网共向台上的金庸提出了40个问题。
有意思的是，来自金庸家乡嘉兴的市、县、镇的党政负责人来到了现场，争先恐后竞相邀请金庸回老家走走看看，为了打动金庸，市长、镇长分别借提问的时候说起了家乡方言。当镇长说到政府已经修复了金庸老宅，希望金庸文化搭台，帮助地方发展经济时，会场上笑声四起。
一位拥有两所私立小学的校长，希望金庸能够到自己的学校传播人文精神；一位来自陕西的记者当场邀请金庸参加五岳联盟联合主办的华山论剑活动；一家公司希望能够和金庸合作生产“金庸酒”；还有来自天台山、千岛湖、青城山的代表邀请金庸前去考察参观；一位杭州作家希望能够成立金庸影视剧发展总公司，请金庸当董事长，自己愿意效劳。
由于提问中间穿插了大量明显有商业嫌疑的提问，因此，当有人问金庸在金庸公司当中起什么作用、能从中分得多少钱的问题时，金庸颇为尴尬，台下一片哄笑声。
下午5时，演讲活动结束。为了索取金大侠的亲笔签名，数百金庸迷冲上了演讲主席台，团团围住金庸。由于没有保安，场面顿时大乱，连金庸用来签名的桌子也被热情的金迷撞倒。
26日下午3时，在杭州世贸中心的三楼世贸厅，在杭州、浙江高官的陪同下，金庸与文汇新民集团的领导签署了各种合作文件，同时应邀担任杭州东方记者村村长，并从开发商手中拿到了一把金闪闪的钥匙。
在杭州的3天里，尽管气温始终在39摄氏度上下徘徊，79岁的金庸却显得精神很好，白色的短袖衬衫，浅灰色的裤子，打着浅色的领带，头发一丝不乱，脸上堆满了处世不惊的笑容。偶然出现在他身边的是清秀的查夫人，她总是在人多的时候离开，在活动结束的时候出现。
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两次采访前，金庸分别对主持人陈大会和沈冰说，“你尽管问，我随便说，有什么话过火和不合适的，你们自己把它处理掉。”在采访结束以后，金庸又向主持人要名片，拿在手里一边看一边说，“你如果到香港的话，可以和我联系，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尽管以自己有3亿读者为荣，但是金庸现在开始后悔当初选择写小说而不是搞学术研究。“写小说，娱乐的是别人，对自己却没有什么好处。”他说，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教授交谈，发现自己的学问太少了。要是当初不办报纸，不写小说，就能有多点时间来研究历史和西方文学。
作为博士生导师的金庸正在写《中国通史》，试图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写一本人人都能够看懂的历史书。同时，金庸还在修改自己的小说，这是他第三次对自己的小说进行修改。“过去的诗人，比如杜甫，他可能觉得自己的一首诗不够好，但流传出去了，就没法动了。我现在有机会改，多好啊。”
在修改的时候，金庸参考了很多网上“金迷”的意见，并且增加了许多帮助理解作品的注释。
有趣的是情感的变化：《射雕英雄传》里专情的黄药师变成了一个和弟子梅超风有暧昧关系的人；《碧血剑》里专一爱青青的袁承志因为爱上了阿九而陷入了情感的迷茫。问他为什么这样改，金庸回答得很有意思：人生最理想的是专一的爱情，但不专一的爱情常常有，这样改更接近现实。”
写自传没有资格
南方周末：在国内一些媒体联合举办的“20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的评选中，您得票24429张，排名第二，仅次于鲁迅，在钱钟书、老舍、巴金、钱学森、梅兰芳、杨振宁等人之前，您认为文化应该有偶像吗？您是否有“偶像”？
金庸：无论喜欢不喜欢，年轻人总有他们喜欢的人物。他们喜欢我的小说很开心，或者喜欢某个电视剧、电影里的角色记住了我。是一种喜欢的表达方式。但我也清楚，我的小说并不是多么重要，它还是一种娱乐性很强的消遣读物，是不能和胡适和陈独秀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的。
我自己刚刚应万先生的要求，选了我心里的十位“文化偶像”：鲁迅、胡适、陈独秀、巴金、蔡元培、王国维、梅兰芳、齐白石、钱学森、马寅初。他们都是我非常尊敬的人，不仅对文化有巨大的贡献，而且还体现了人格的伟大。如果只论个人喜爱，则我喜欢鲁迅、吴清源、梁漱溟、巴金、齐白石、沈从文、钱穆、裘盛戎、王国维、朱光潜。
南方周末：您年轻的时候第一选择是从政做外交官，后来您做了报人和小说家，而且都很成功，但是您又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做一名学者？对社会的影响来说，学者的作用并不见得比记者、政治家起的作用大。
金庸：因为记者、政治家、作家没有真正的快乐啊，我现在的想法觉得自己学问太差，如果照我自己的意思，最好小说也不写，从大学开始就专门研究历史，研究外国文学，那么到现在大概跟其他大学教授的学问差不多了。我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跟这些大学教授也谈过天，觉得自己和他们差得远，他们精通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又好，法文又好，谈到法国史就背一段法文出来，和我真是不同的。就是浙大的教授，我跟他们也差得远。我自己很惭愧。花这么多时间，去做一些现在没有用的事情，我现在真是希望自己有很好的学问。
我花那么多时间写小说娱乐别人，自己却没什么好处的，办报纸给人家看，自己没什么好处的，而做学问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乐的。
现在我觉得学问不够好，开始学着写点儿文章，也觉得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这个文字也不懂，那个文字也不懂。那么早一点儿，三十年前我学这个东西那就好了。学问不够，是我人生的一大缺陷。[
南方周末：您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已经有好几年了，在任期内，您主要做了哪些工作？您会介入到日常业务吗？
金庸：我这个院长实际上是挂名的，没有怎么做过具体的行政工作，日常的工作由专门分管的副院长他们管，我没有时间和精神管这些具体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也给他们出点主意。我们这个人文学院有7个系，中文、历史、哲学、国际关系、艺术、新闻和社会学系，我的工作重点在中文、历史、哲学这三门学科上。我从香港来杭州的时候，会偶尔给学生们讲讲课。
南方周末：除了担任浙江大学的教授、博导，您还是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名誉教授，您说自己将把一半的精力放在教书育人上，您在教学上有什么成果呢？
金庸：我去年就收了一个学生，他在清华大学读硕士，还差一年毕业。那他今年就可以来浙江大学读书了，另外我还收了两名学生，一名来自山西大学，另外一个来自杭州社会科学院。所以我今年实际上有3名博士生。
南方周末：您的历史研究进行到什么环节了？
金庸：我现在主要在研究中国古代史、宋史、唐史和罗马史，为什么我会同时进行这些研究呢？因为中国历史和罗马史有关联，比如为什么当时罗马政权垮台，罗马帝国就四分五裂没有了，中国西汉、东汉政权垮台了，后来隋朝、唐朝又复兴了，我要找出这中间的道理和原因出来。所以我不仅研究中国历史，也对外国历史进行研究，这样对比，更加容易找到答案来。
南方周末：您今天作了一场关于历史观的演讲，那么您的历史观是怎样的？
金庸：如果你将来看完了我写的《中国通史》，你就会了解我的历史观了。我试图采用一种新的观点，以中华民族的角度和观点去写历史，而不是以前的历史书都是从汉族人的观点和角度出发，还有就是客观去呈现中国历史，我认为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伟大恰恰在于团结。
南方周末：您不大同意黄仁宇的历史观？
金庸：我认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有三个要素，有才能，有见识，有学问。如果历史学家没有见识的话，是不能称为历史学家的。历史观一定和人家不同，如果跟人家完全一样，直接照抄就行了，何必让你去写呢？一定要有自己的见解。
南方周末：能不能谈谈有关您传记的情况？好像有消息说你会自己写一本《金庸自述》？
金庸：所有的《金庸传》，最近出的（还没有详细看过）和以前出版的，都没有经过我授权，傅国涌先生和香港的冷夏先生，我几乎可以说不认识。
我这一生经历极复杂，做过的活动很多，兴趣非常广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写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金庸为人所注意只是一个写武侠小说的人，并无多大价值，不值得为他浪费笔墨，写自传似乎没有资格。而且我这辈子和太多的人交往，有太多的秘密，也不方便公开。
北京的人民出版社曾经约我写一本自传，还建议找一个朋友听我说，他动笔写，我们一起呆上十天半个月的，可以写一本权威的传记。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想法。
《天龙八部》改动最大
南方周末：广州出版社出版了您的新版全集，但是台湾的消息说，您还没有全部改完，全部改完的版本将在年底才能够出版。您在怎么修改的？
金庸：是的，全部修改完的作品将在年底出版。我现在每天要花将近10个小时的时间来修改自己的作品，所以外出散步和锻炼的时间少了。但是我修改的原则是故事的结果不变，人物不变，只是对一些前后矛盾的情节进行修改。比如《射雕英雄传》中，黄蓉和郭靖的年龄要修改，同时又增加了黄药师和梅超风之间的一段感情。在《碧血剑》中间袁承志对青青是一见钟情，专一到底，写何铁手、阿九爱他，袁承志不为所动，但是，我现在改为袁承志后来被阿九慢慢吸引，甚至越来越爱她，只是因为道义所限，袁承志一直压抑自己的感情，没有背叛青青。但是他人生里就有了很多遗憾了。
在修改的所有作品里，这15部作品中，改动最大的是《天龙八部》。
南方周末：早期的时候，您对自己的小说评价很低，看得很淡，现在是不是越来越重了呢？您的小说不仅进入了北京大学教授谢冕主编的《百年文学经典》，还成为了大学的研究课题。
金庸：这是人家给我的评价，跟我自己没关系。人家评价高评价低，你不应该问我，应该问批评家的。我的小说以前没有大的修改，现在要修改，跟进入文学史没有关系的。我的想法是，把以前小说里的错误进行改正，把留下的遗憾挽回，修改主要是围绕情节来进行的。
南方周末：您曾经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的东西，不管写得怎样成功，能否超越它本身的限制，这是个问题。”您觉得自己的小说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金庸：我的小说娱乐性还是很强的。我认为娱乐性很重要，能够让人家看了开心、高兴，我觉得并不是一件坏事。小说离开了娱乐性就不好看了，没有味道，我认为这是一种创作的失败。现在有一种文学风气，不重视读者的感受，不注重故事，老是要从小说的内容里寻找思想，寻找意义，这就变成“文以载道”了，这不是文学。我个人觉得思想和意义是不合适用文学来表现，应该用散文或者论文来表现的。
我从来是反对“文以载道”，文学应该是审美的，有美的观点，并不是真或善，欧洲有些作家的作品是不是合乎上帝或者圣经，讲究真或者善的。
有些科学家研究我的小说，问我是不是合乎科学，我说，不合乎科学也没有关系，因为文学作品不是科学。合不合乎科学应该去和一个物理学者讨论，他们是真正需要符合科学的。
南方周末：目前武侠小说面对的困难是什么？突破点又在哪里呢？
金庸：现在的困难是没有人愿意写武侠小说了，而且因为年代久远，今天的年轻人很难鲜活表现那个时代。
如果有好的武侠小说，我的出版社是愿意出版这样的作品的。突破点我自己也在找，但是没有找到。
徐克不懂武侠
南方周末：您的作品大部分被改成了电视剧和电影，早期的香港版追求娱乐性，台湾版追求煽情，大陆版看重的是小说的道德意识和精神高度，正剧色彩比较浓，您喜欢哪一种风格的改编？
金庸：小说是当文学作品来看的，人家都说文学作品有真、善、美的追求，在作品里我只追求美的范畴，跟真、善没有关系，把我所喜好的所见的美好融到作品里面去。
两岸三地拍电视剧我不关心，他们追求什么样的风格，和他们的市场有关，跟我没有关系，人家喜欢拍就拍，我只关注电视剧是否忠实于小说原著，这一点我比较在乎。
南方周末：张纪中改编了您的《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和《天龙八部》，引起了很多争议，他还要拍《神雕侠侣》，您是不是特别欣赏他？
金庸：张纪中的性格很豪爽，有侠客之气，我和他很谈得来。
在目前的电视剧改编当中，中央电视台还算是不错的。本来《笑傲江湖》的版权我只要了他们一块钱，完全是象征性地卖，等于就是赠送的，结果电视剧令我不满意，所以《射雕英雄传》就不送了，按市价卖了80万元，因为是央视打了九折，就是72万元，后来看他们还算忠实原作，我就拿出10万元送给了编剧和导演，我自己拿了62万元。
南方周末：在那么多的电视剧版本中，您最喜欢谁演的版本？
金庸：大多数演员我都不满意。送我的录像带经常是看几集就看不下去了，觉得他们真是演得够傻的，然后放在一边，不要看了。到现在为止，我喜欢刘德华和陈玉莲演的《神雕侠侣》，这一版的杨过和小龙女非常符合我小说的味道。还有郑少秋演的《书剑恩仇录》，他那个时候年轻，演乾隆皇帝，也演得十分到位。这两部电视剧可以说是我到目前为止最满意的。
南方周末：您以前也做过电影导演，现在有没有可能去做导演？您做编剧的时候是不是也对原著进行修改呢？
金庸：我也做过编剧和导演的工作，我知道这些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但是我以前是直接编剧本，我没有改过别人的小说。我不喜欢当导演，比如拍《射雕英雄传》，为了拍摄一会要从杭州赶到蒙古，一会儿又要去沙漠，一会儿又回到桃花岛，而且一个剧组有那么多复杂的人和事，很累的。写小说就很容易，在房间里写写就可以了。观众觉得这个演员不像郭靖，这个不像黄蓉，他们演得不好，我就可以批评导演。如果小说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再进行修改。
南方周末：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制作精良，被认为是武侠片表现形式上的一个分水岭，您看过这部电影吗？
金庸：张艺谋的《红高粱》我喜欢，后来的《菊豆》也很好，最不喜欢《英雄》，完全否定。《英雄》把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秦始皇拍成了这个样，和历史上的形象截然相反，欺骗观众，而且有为他洗身翻案的意思，把人的价值分几等，不尊重生命，这是一部拍得很荒唐的电影，所以我不喜欢。
南方周末：您曾经在去台湾的时候，和《卧虎藏龙》的导演李安见过面，您喜欢他的《卧虎藏龙》吗？
金庸：我很喜欢他的电影，虽然他对中国古代过去的历史并不是特别了解，他把一个江湖的老故事讲得很好看，而且电影里的那种味道特别对，非常优雅、飘逸，他是真正懂电影的。
南方周末：徐克的《东方不败》被很多您的读者喜欢，认为拍出了您小说里的味道和精神，您为什么不认可他的改编？他可是个公认的武侠片、动作片高手。
金庸：我不喜欢他，他不懂武侠，把《蜀山剑侠传》拍得不知所云。而且把我的小说《笑傲江湖》瞎改，把东方不败由男人改成女人，并用一个女人来演，而一个男人的变性，在性格上是会有变化的，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复杂的，有变化的、有过程的，是不自愿的，并不像电影里表现得那么简单。他后来还要买我的小说拍电影，我说朋友还是做，但是小说不卖给你了，合作的事情不做了。
南方周末：中国武侠片是惟一被国际电影市场认可的电影类型，您对武侠电影有什么期待？在电影上您希望和哪位导演合作？
金庸：虽然我的小说由中文变成法文、英文在国外出版过，但是我不知道文字变成电影以后会成为什么样子。我看过一些武侠电影，绝大部分都和小说原著差太远。找我的电影导演很多，但是我不知道谁好谁不好，我在写小说的时候从来都不关心拍电影这些事情。
南方周末：您为什么这么在意电视剧、电影必须忠实于您的小说原著呢？这可能是那些导演所反对的，因为电影、电视剧是在小说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的，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有这个权利。
金庸：不仅我在乎，我想读者都在乎。《笑傲江湖》的导演改了一些故事的情节，有5万读者不满意，反对他的改编和自作聪明，在网上骂他。我的小说并不很好，打个七十分吧，但是经过电影、电视编导先生们的改动以后，多数只能打三四十分，他们删减我的小说可以，但是不要自作聪明，增加一些故事情节进去，结果不和谐，露马脚，“献丑”。
南方周末：现在，很多西方的电影，以影像创造了武功，像《黑客帝国》、《星球大战》等电影，还有《华英雄》里的忍者功夫，您怎么看待他们想象制造出来的武功？
金庸：我不喜欢，这些动作片，用拳用的电影我还爱看，但是把一些科学、科幻的东西放到武侠片里，这样的电影我绝对不看，我女儿把票买好了让我一起去电影院看《黑客帝国》、《星球大战》，我都不肯去看。因为我觉得这些电影太假了。
南方周末：金庸品牌产业化的想法已经浮出海面，现在已经有了出版、杂志、研究会、电影、电视剧，最近又有了动画、漫画、卡通，还出现了桃花岛、天龙八部影视城、新昌的影视城，还有了金庸影视一日游。您对这些经营的态度是怎样的？
金庸：与“金庸”有关的企业运作，我都是被动的。但是别人喜欢用我的名字利用这个名字搞商业，或者开发产业，我不反对。拍电影电视、改编京剧、拍动画片、做电脑游戏、翻译成外文、把人物画成卡通放进移动电话、设立金庸游乐场等等，都是经营者向我提议要求商标授权的，我不参与经营。
这些对我没有任何损害，你请求我授权给你使用，那我们就来谈好合同。像今天晚上，请我吃饭的老板想出品一种金庸酒，问我可不可以，我也同意了，但是你必须把酒让我看看好不好，我请专家鉴定，好就合作，如果不好，那就对不起了。如果品牌好，酒好，那我们再谈合作的事情。
公正是有条件的南方周末：您在创《明报》的时候，提出的公正、善良、独立的办报宗旨，善良在媒介以什么方式体现？
金庸：善良实际上还是两个字：侠气。干预社会，对好的人和事件进行赞扬和表彰，对坏的人和事情进行批评和反对，一张报纸，它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并不是下三滥的讲金钱的报纸，会屈服于商业利益或者权力。比如我批评你，你说在我们报纸上投放大量广告，给我几百万，要求我撤回对你不利的新闻稿，那我还是不能做。所以，归根结底，人要讲良心，坏事不能做，时间长了，报纸的公信力就有了。
南方周末：您曾经提出“事实不可以歪曲，评论大可自由”，您批评过西方媒介的报道倾向，提倡内地的新闻媒介应该像解放军一样保家卫国。
金庸：新闻完全、彻底自由是不可能的，你所说的那种报纸可能在一个理想国才会有，是一种空想。
新闻肯定会带有倾向，但是，新闻的事实、准确这是最重要的。任何事情都是有条件的，没有无条件的，公正、善良也是有条件的。
南方周末：您的小说在台湾和大陆都曾经被列为，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现在看起来这自然是非常可笑的事情，您能够谈谈被禁和解禁的过程吗？
金庸：在台湾被禁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大公报》工作，凡是给这家报纸写东西的人、工作过的人都不能在台湾发表文章。在大陆被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很左的，不管是武侠小说还是鸳鸯蝴蝶派小说，不管好不好，连古典小说都不能发表和出版的。所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跟革命无关的创作都根本没有人敢写，写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就变成反革命了；任何艺术创作一定要为革命目标服务、一定要有社会作用。姚文元这么讲的，张春桥也是这么讲的，跟他们意见不同，就不能发表了。
一提到文学作品，人家就马上问这个作品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害处，我不赞成把文学和社会功能相提并论，文学跟音乐、图画、雕刻都一样，可以有社会功能，也不一定非要有社会功能不可，因为它本身就是纯粹的艺术创作。
我去台湾采访以后，见到了蒋经国，之后，我的书就在台湾通行无阻了。
猫头鹰邀请我来大陆，见了面以后，我才知道，猫头鹰请我来大陆，不光是他看过我的武侠小说，重要的原因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猫头鹰”批彭德怀、邓拓，我反对，后来他们又批猫头鹰，我坚决反对，写了很多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当时猫头鹰也看到了，所以，猫头鹰才会邀请我访问大陆。
和猫头鹰见面以后，他叫人陪我在全国各地走走，好好玩一玩。这样，我的书在大陆也进来了。我的书在香港出版多年以后才进入台湾和内地，正式出版。
南方周末：您当时见了猫头鹰，在您的文章里，也能够感受到您对他的印象非常好。
金庸：我对猫头鹰的好感不是因为和他见过面，而是他确实能够让中国走上正确的道路，发展经济，不搞政治运动，使得这个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国家富起来了，老百姓的日子也好过了。
他留给我的印象非常好，猫头鹰我很佩服他，他脑筋很清楚，很有魄力，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直到现在，路线完全正确。
南方周末：您的政治评论现在看起来仍然印象深刻，您在文章里预言的很多事情在后来都得到了验证，您预测两岸的统一会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统一？
金庸：这个很难预测。但是，如果我们政策保持一贯性，工作做得好的话，国家的经济发展保持稳定，香港的民主化制度能够保持得比较好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力强大，均衡发展，这肯定是对统一有好处的。
我也跟台湾的领导人说过，你们不要搞独立，没有好处，你们一搞独立，战争就来了，你们要打仗就派你们自己的儿子去打仗，不要派别人的儿子去当炮灰。打仗对你们没有好处。而且一打仗，上层中层的官员和企业的老板、有钱人肯定全跑了，倒霉的是最下层的老百姓。
中国人最后和平统一是最好的结果。
南方周末：大家都叫你金大侠，您曾经说做人要讲真话，人品最要紧，要有风骨，这也是您的人生信念吗？
金庸：大侠我不敢当。我喜欢那些英雄，不仅仅在口头上讲侠义，而且在遇到困难的危险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而不是遇到危险就往后跑，我自己正是这样努力去做的。远离危险躲在后面的人，这样卑鄙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却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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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
金庸：学问不够，是我人生的大缺陷
新闻午报 2005-08-21 09:50:25
尽管以自己的三亿读者为荣，但是靠写小说起家的金庸现在开始后悔当初选择写小说而不是搞学术研究。“写小说，娱乐的是别人，对自己却没有什么好处。”他说，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教授交谈，发现自己的学问太少了。要是当初不办报纸，不写小说，就能有多点时间来研究历史和西方文学。谈起电视剧改编，谈起两岸和平问题，金庸的直率和坦诚令人印象深刻。
1。62万卖掉《射雕英雄传》
记者：您曾经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的东西，不管写得怎样成功，能否超越它本身的限制，这是个问题。”您觉得自己的小说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金庸：我的小说娱乐性还是很强的。我认为娱乐性很重要，能够让人家看了开心、高兴，我觉得并不是一件坏事。小说离开了娱乐作用就不好看了，没有味道，我认为这是一种创作的失败。现在有一种文学风气，不重视读者的感受，不注重故事，老是要从小说的内容里寻找思想，寻找意义，这就变成“文以载道”了，这不是文学。文学应该是审美的，有美的观点，并不是真或善。欧洲有些作家的作品是不是合乎上帝或者圣经，讲究真或者善的，有些科学家研究我的小说，问我是不是合乎科学，我说，不合乎科学也没有关系，因为文学作品不是科学。合不合科学应该去和一个物理学者讨论，他们是真正需要符合科学的。
记者：在您的小说里，像陈家洛、乔峰这样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英雄生活多磨难，多以悲剧告终；而像朱元璋、韦小宝自私自利追求利益不择手段的人却成就大事，活得多姿多彩。中国历史的现状往往如此，这是不是您对历史的理解？
金庸：我的小说每一部都不同，不能放在一起讲的。陈家洛、韦小宝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是两种类型人的极至。陈家洛在红花会那种环境里生长决定了他必然会成为那样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人，韦小宝生活在妓院那样复杂的环境里，他自然就会自私自利为利益和目的不择手段。这两个人是碰不上的，活动的范围也不同。
记者：您的作品大部分被改成了电视剧和电影，早期的香港版追求娱乐性，台湾版追求煽情，内地版看重的是小说的道德意识和精神高度，正剧色彩比较浓，您喜欢哪一种风格的改编？
金庸：小说是当文学作品来看的，人家都说文学作品有真、善、美的追求，在作品里我只追求美的范畴，跟真善没有关系，把我所喜好的所见的美好融到作品里面去。两岸三地拍电视剧我不关心，他们追求什么样的风格，和他们的市场有关，跟我没有关系，人家喜欢拍就拍，我只关注电视剧是否忠实于小说原著，这一点我比较在乎。
记者：张纪中改编了《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和《天龙八部》，引起了很多争议，您是不是特别欣赏他？
金庸：张纪中的性格很豪爽，有侠客之气，我和他很谈得来。在目前的电视剧改编当中，中央电视台还算是不错的。本来《笑傲江湖》的版权我只要了他们一块钱，完全是象征性的买，等于就是赠送的，结果电视剧令我不满意，所以《射雕英雄传》就不送了，按市价卖了八十万元，因为是央视打了九折，就是七十二万元，后来看他们还算忠实原作，我就拿出十万元送给了编剧和导演，我自己拿了六十二万元。
2。最不喜欢《英雄》
记者：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制作精良，被认为是武侠片表现形式上的一个分水岭，您看过这部电影吗？有什么看法？
金庸：张艺谋的《红高粱》我喜欢，后来的《菊豆》也很好，最不喜欢《英雄》，完全否定。把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秦始皇拍成了这个样，和历史上的形象截然相反，欺骗观众，而且有为他洗身翻案的意思，把人的价值分几等，不尊重生命，这是一部拍得很荒唐的电影，所以我不喜欢。
记者：您曾经去台湾的时候，和《卧虎藏龙》的导演李安见过面，您对这部电影有什么看法？
金庸：我很喜欢他的电影，虽然他对中国古代过去的历史并不是特别了解，他把一个江湖的老故事讲得很好看，而且电影里的那种味道特别对，非常优雅，飘逸，他是真正懂电影的。
记者：徐克的《东方不败》被很多读者喜欢，认为拍出了您小说里的味道和精神，您为什么不认可他的改编？他可是个公认的武侠片、动作片高手。
金庸：我不喜欢他，他不懂武侠，把《蜀山剑侠传》拍得不知所云。而且把我的小说《笑傲江湖》瞎改，把东方不败由男人改成女人，并用一个女人来演，而一个男人的变性，在性格上是会有变化的，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复杂的，有变化的，有过程的，是不自愿的，并不像电影里表现的那么简单。他后来还要买我的小说拍电影，我说朋友还是做，但是小说不卖给你了，合作的事情不做了。
记者：您为什么这么在意电视剧、电影必须忠实于小说原著呢？这可能是那些导演所反对的，因为电影、电视剧是在小说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的，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有这个权利。
金庸：不仅我在乎，我想读者都在乎。《笑傲江湖》的导演改了一些故事的情节，有五万读者不满意，反对他的改编和自作聪明，在网上骂他。我的小说并不很好，打个七十分吧，但是经过电影、电视编导先生们的改动以后，多数只能打三四十分，他们删减我的小说可以，但是不要自作聪明，增加一些故事情节进去，结果不和谐，漏马脚，“献丑”。
3。很佩服邓小平
记者：您的小说在海峡两岸的解禁又分别与政治领导人有关，先是人解禁，再是书解禁，挺有意思的。
金庸：对，是这样，恐怕是和人的关系有关的。蒋经国请我去台湾，我去台湾采访以后，见到了蒋经国，之后，我的书就在台湾通行无阻了。邓小平邀请我来内地，见了面以后，后来我才知道，邓小平请我来内地，不光是他看过我的武侠小说，重要的原因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江青、猫头鹰批彭德怀、邓拓，我反对，后来他们又批邓小平，我坚决反对，写了很多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当时邓小平也看到了。所以，邓小平才会邀请我访问内地。和邓小平见面完以后，他叫人陪我在全国各地走走，好好玩一玩。这样，我的书在内地也开禁了。我的书在香港出版多年以后才进入台湾和内地正式出版。仔细想一想，书的开禁和人的这种关系是分不开的。
记者：您当时除了见邓小平，还见了，在您的文章里，也能够感受到您对他们的印象非常好。
金庸：我对邓小平、他们的好感不是因为和他们见过面，而是确实他们能够让中国走上正确的道路，发展经济，不搞政治运动，使得这个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他们留给我的印象非常好，邓小平我很佩服他，他脑筋很清楚，很有魄力，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直到现在，路线完全正确。主要是邓小平政策的执行者，这个人是很直爽，很正派的一个领袖，做了很多具体而重要的工作，我很佩服他的人格。
记者：国民党领导人蒋经国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金庸：当时我见蒋经国，他拼命地反攻内地，我就跟他讲，你不要老是想着反攻内地，内地已经很强大了，比你们的军事实力强，你反攻不成的，弄不好会全军覆没。而且一旦开战，两个地方死的都是中国人，几百万人死掉有什么意思啊。你在台湾，把台湾建设好，就对中国有很大的贡献了。我和他在谈话时一直举诸葛亮的例子，劝告他，诸葛亮的蜀国力量比较小，和实力强大的曹操的魏国打了几次战争，都打不过。但是诸葛亮把成都建设得特别好，他当时修建的道路和水利设备到现在还在造福于民，直到现在，成都的老百姓还在怀念诸葛亮。后来，蒋经国在任的时候把台湾建设得很好，台湾的老百姓到现在还在纪念他。
记者：民进党的你也见过，他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金庸：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当时正参加台北市长竞选，当时总共有三个候选人参加竞选，其中国民党的马英九也是候选人，他们分别都要见我，想利用我为他们的竞选造势。当时我跟他们说，你们三位候选人，各有各的抱负，不管你们谁当选台北市长，都是好事。如果你们是为了自己的权利、名利、名位这些目的参加竞选，那都是不好的。反之，如果你们的动机是好的，将来工作真的好的话，三个人之间只能选出来一个，另外两个落选的也可以参加其他地方选举，把你们的理想和抱负付之于实际。后来竞选总统，选上了。这个人看起来很有心计的。
记者：您的政治评论现在看起来仍然印象深刻，您在文章里预言的很多事情在后来都得到了验证，您预测两岸的统一会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统一？
金庸：这个很难预测。但是，如果我们政策保持一贯性，工作做得好，国家经济发展保持稳定，香港能够保持得比较好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力强大，均衡发展，这肯定是对统一有好处的。我跟台湾的领导人也说过，你们不要搞独立，没有好处，你们一搞独立内地就派兵来打了，你们要打仗就派你们自己的儿子去打仗，不要派别人的儿子去当炮灰。而且一打仗，上层中层的官员和企业的老板、有钱人肯定全跑了，倒霉的是最下层的老百姓。中国人最后和平统一是最好的结果。
4 。靠良知办《明报》
记者：您在创办《明报》时，提出公正、善良、独立的办报宗旨，善良在媒介以什么方式体现？
金庸：善良实际上还是两个字：侠气。干预社会，对好的人和事件进行赞扬和表彰，对坏的人和事情进行批评和反对。一张报纸，它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并不是下三滥的讲金钱的报纸，会屈服于商业利益或者权利，比如我批评你，你说在我们报纸上投放大量广告，给我几百万，要求我撤回对你不利的新闻稿，那我还是不能做。
记者：从创刊到现在，《明报》实现了您这种新闻追求吗？
金庸：我办《明报》四十年，我问心无愧。直到现在为止，《明报》不是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但是它不传播流言，不制造谣言，没有失实的新闻，在香港的报纸评比中，品行和公信力都是第一，是值得信任的一张报纸。而且，当年《明报》确定的“公正无私”、客观报道、客观评论，信守“明辨事非”，靠良知办报的传统直到现在还在延续。读者可以在《明报》看到最靠得住的新闻。
记者：您说自己晚年的心愿是做一名学者，但是你在年轻的时候第一选择是从政做外交官，后来您做了一名记者，办了一份报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对社会的发展来说，学者的作用并不见得比记者、政治家起的作用大。
金庸：因为记者、政治家、作家没有真正的快乐啊，我现在的想法觉得自己学问太差，如果照我自己意思，最好小说也不写，从大学开始就专门研究历史，研究外国文学，那么到现在大概跟其他大学教授的学问差不多了。我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跟这些大学教授也谈过天，觉得自己和他们差得远，他们精通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又好，法文又好，谈到法国史就背一段法文出来，和我真是不同的。就是浙大的教授我跟他们也差得远。我自己很惭愧。花这么多时间，去做一些现在没有用的事情，我现在真是希望自己有很好的学问。
我花那么多时间写小说娱乐别人，自己却没什么好处的，办报纸给人家看，自己没什么好处的，而做学问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乐的。现在我觉得学问不够好，开始学着写点儿文章，也觉得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这个文字也不懂，那个文字也不懂。如果早一点儿，30年前我学这个东西那就好了。学问不够，是我人生的一大缺陷。
摘自《文学人生》张英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
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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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庸聊天
2000-11-01 来源：中华读书报 聊天中华读书网 陈晓梅 我有话说
金庸用他的“侠”与“义”造就了江湖地位。
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征服了世道人心。
10月22日，记者因采访中国青基会三辰影库文化项目“中华成语千句文”研讨会来到杭州，有幸见到主持会议的金庸先生。作为浙大人文学院院长，金庸每年春秋两季在内地行走。此次会议期间，金庸是朝九晚五，蔼然倾听。永远是谦谦君子，温和如玉的风度。记者只能在饭余休息时间和年事已高的金庸先生闲聊几句。
提及近期作家王朔在网上对他的攻讦，金庸先生不以为绌，只微笑说：“流派不同而已。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去衡量浪漫主义那会一钱不值。写惯旧体诗的人去看新诗也会觉得那什么也不是。我看作品只分好坏，不分流派。好的就是好的，只要描写了人的性格，人的感情，人的同情心，人道主义，就是有价值的。托尔斯泰曾全面否定莎士比亚，但今天看没人能否定莎剧是好的文学，伟大的作品。”
“我不否定现实主义，人家写得好的我也佩服。我也喜欢左拉、巴尔扎克。”
“内地对文学的研究应该开放一些。我想，只要有利于国家富强，不违法，不妨多元化一些。”
笑问他，最喜欢笔下的哪位女性，金庸先生想了想说：
“郭襄，聪明善良。可惜没写完，很有余味。”
“最不喜欢程凌素，如果男人不规矩，就会有被下毒的危险。”
“很喜欢任盈盈，永远不吃醋。令狐冲遇到困难还帮他解决，不吃醋。”
开玩笑问他，“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14部作品中女性众多，而且个个可爱，那些女魔头也是为情所伤，骨子里仍是可爱。是不是对女性别有心得？
这次金庸想都没想，很爽地说：
“女性好。”
“我崇拜女性。”
“我天性与贾宝玉相通。见过坏男人比较多，却只见过女性的好。”
果真性情中人。
由于时间仓促，未及详谈，这里将金庸先生一篇文章刊发，让读者领略一下金庸先生“侠之大者”的深厚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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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5]我在浙大教什么
金庸
我去浙江大学任人文学院院长。有一位朋友经常对我很不佩服，他讽刺地说：“你去教他们写武侠小说吗？去教他们写明报式的社论吗？”如果武侠小说和我过去所写的那种政论文章可以教学生照学来写作，我当然乐于教导，但有些学问、有些文章是只能凭自己习得、由自己抒发的。所以我回答说：“我想去提倡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浙江大学向来以工程、自然科学著名，我希望中国所有学理工的人，身上也都带有浓烈的传统人文精神。你看华罗庚先生、陈省身先生、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竺可桢先生等等那些卓有成就的大科学家，哪一位不是对中国传统学问有相当高的修养。外国的爱因斯坦、达尔文等等，他们哲学上的造诣，恐怕还超过不少专业的哲学家。”
我在浙大，除了往大讲堂讲课外，还跟学生们作小型的茶会座谈。有一次我问：“你们知道谢安和谢玄吗？”几乎所有学生都举手，异口同声地说：“淝水之战。”我说：“谢安是了不起的政治家，他侄子谢玄是能干的军事家。但我们今天不是讲政治、军事或战争，而是讲文学。”一个女学生举手说：“未若柳絮因风起。”
我说：“对的，谢安的侄女谢道蕴是很高明的文学家。有一天大雪，谢安身边围了很多子侄，他指着漫天飘飘而下的大雪，问道：‘这像什么？’谢安的一个侄儿谢朗说：‘散盐空中差可拟。’谢道蕴接着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大家都赞扬谢道蕴说得好。试想一想，在空中散盐，虽然有点像下大雪，但平白无端的，什么人会去空中散盐？那时候没有飞机，要在空中散盐也无可能。而且盐粒沉重，在空中一散开便即落地，不像柳絮那样在空中飘飘荡荡的很有诗意。”
一个学生问：“这跟谢玄有什么关系？”我说：《世说新语》中另外有个故事：谢安有一次和众子侄聚会谈天，谈到了《诗经》，谢安问：“你们以为《诗经》中哪一句最好？”谢玄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谢安说：“我最喜欢‘讦谟定命，远猷辰告’这一句，含有高雅而深远的意义。”谢安引的这两句诗，意思是说：朝廷中筹划方针政策，定下了确定的施政方向，深思熟虑而规划长期路线，但要时时刻刻使得众所周知。谢安是宰相，朝廷大计对他特别有吸引力。但就文学性来说，谢玄引的这四句就感人得多了。东晋之后的许多诗人，在谈到这件事时，都赞成谢玄的选择。
一个学生说：“谢玄是很会打仗的大将，哪知道他的文学修养也这样好。”我说：“‘杨柳依依’这四句诗，本来是说军人长期出征而后归家的感想。你们试想，一个军人当年离家出征，春风骀荡，新婚妻子依依惜别；打仗多年之后回家，风雪满途，他不知道妻子还在吗，是在家苦苦等候呢，还是另外嫁了人。二次大战后法国文学中也有类似的作品，进步诗人艾吕霞有一首诗，抒写法国一个从战场回来的老兵回归家乡，经过故乡旧路，‘近乡情更怯’，心中波涛起伏，诗歌感人之极，可见永恒的情感不因时间、地域而有分别。好的文学作品，就有这种感人的魅力。”
后来我们谈到了其他的古诗文，有个学生问：“查教授，四书五经之中，你最喜欢哪一段？”我说：“《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一段，提出了长期的历史发展方向，自然是最为重要的；至于讲到个人修养，我最喜欢《论语》开端孔子所说的第三句话：‘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生们有点茫然不解。我说：“孔子在别的地方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当然有更加积极的意义。但你们想：‘人家不了解我，我不会不高兴，这岂不是挺有君子风度吗？’当真是豁达潇洒，雍容自若，谦谦君子，湿润如玉。我所理解而仰慕的君子，大概就是这样的了。可惜在我所写的十几部小说中，还没能够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张无忌与殷誉有一点点接近，然而还差得远。虽然真实，格调就不高，张无忌野而无文，略带霸气；段誉文质彬彬，但时有小丑味，格调不够纯而高雅。”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7-1-27 11:38 编辑
祖业水西庄 “微服”金庸偕夫人天津寻梦此博文包含图片 (2008-11-14 16:00:48)转载▼
你可知道，金庸金大侠与天津有着一段不解之缘。天津有许多和大侠有关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清初三大私家园林之一的“水西庄”就是他家的祖业；曾在南开大学任教的现代主义诗人穆旦是他的叔伯兄弟；一位在他65岁时才得以相认的堂姐，至死都未能与他谋面，仅收到大侠寄来的一封信……
前年，金大侠曾偕夫人来天津寻梦……
堂姐查良英苦盼三十年未能见一面
金庸原名查良镛，这查家可不是一般的人家，原是“浙江海宁的望族”。康熙年间，曾有两代人在朝中做官，有“一门十进士，兄弟三翰林”之说。但雍正年间一场“维民所止”的文字狱，牵连了查家在朝的许多人。经过了这样一场劫难，查家很长时间才翻过身来。
20世纪初，老北京的“八大家”声名显赫，“查家”就在其中，而金庸的堂姐查良英就是当时有名的“查五小姐”，因相貌出众、天资聪慧而远近闻名。据查良英的儿子金兆新回忆，当时查宅位于北京南五同。院子里套园子，园子里又有院子，大大小小十几座，每个院子都近几百平方米，溜冰场、游泳池一应俱全。
然而这样的奢华生活随着家道中落戛然而止，40年代初查家搬出了祖辈留下的大宅子。显赫的家世非但没能让查良英享受多少荣华，倒是“贵族小姐”的身分让她在人生的后40年里吃尽了苦头。
60年代中期，正当金庸以《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射雕英雄传》大红大紫的时候，这个远在天津的堂姐却因有他这个亲戚背上了“社会关系复杂”、“反革命”的罪名。据其子金兆新回忆，母亲在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之后，特别想见见这位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的亲戚。从那时起，金兆新就千方百计打听金庸的联系方式，终于在1988年得到了确切的地址。然而在提笔写信的时候，已经69岁的查良英老人却叮嘱儿子，自己受过的苦在信中一个字都不要提，只要向堂弟报个平安，告诉他自己很想念他，想在临死之前见他一面就够了。令人意外的是，金庸很快就回信了，信中这样写道：“良英姐姐：收到你的来信，知道姐姐是先祖天津的一支，也知道你的近况，多谢来信问候。在香港，我也是和常人一般工作和生活，过着平淡的日子，而最近已退休，多谢来信。并祝健康愉快查良镛”。这封信一直被查良英老人完好地保存着，但是直到1994年去世，和堂弟金庸见上一面的愿望也未能实现。
2001年5月26日，金庸来津到南大座谈，得到消息的金兆新膝盖刚刚抽过积液，两条腿根本不能支撑，但是一想起母亲的临终嘱托，他就发誓爬也要爬到南大。他打了辆出租车，一路飞奔到南大却被告知校园内修桥，无法通车。偏偏这时两条伤腿又不争气地开始剧痛，沟坎和土堆在63岁的金兆新面前却像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和峻岭。与亲人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金兆新涕泪横流……
后来金兆新得知，原来金庸在来天津之前也打听过查良英的近况，在知道老人已经去世之后，金庸表示“一定要见金兆新，因为他是五姐惟一的儿子”。可是由于金兆新多次搬家，几易其址，金庸联系不到这个外甥，这次擦肩而过对两个老人来说都是个遗憾！
在这次采访中，金兆新多次慨叹：“金庸已近80高龄了，我死之前还能不能见到这个两代人想念了一辈子的亲人呢？”
叔伯兄弟穆旦文坛查家双杰情作诗侠为梦
在天津的查家名人还有一位，这就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主义诗人和诗歌翻译家———穆旦。穆旦本名查良铮，祖籍浙江海宁，1918年生于天津。穆旦与金庸是叔伯兄弟，都是“良”字辈，名字都带金字旁，而且二人在起笔名的时候有着惊人的相似，查良铮拆“查”字为木旦———穆旦；查良镛，拆“镛”为金庸。
1957年穆旦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期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并于1977年2月26日在天津辞世。穆旦是天津著名作家周骥良的妹夫，据周老先生回忆，穆旦和金庸少有联系，特别是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然而令人敬佩的是，尽管当时身处逆境，穆旦却一直孜孜于自己喜爱的翻译事业。只可惜在近花甲之年，他带着未尽的遗憾离开了尘世。
阔查跻身三园乾隆御笔留诗 昔日宏大水西庄大侠妙诗忆繁华
说到水西庄(芥园)，天津人都知道。2001年5月，金庸先生一到天津，就希望到“水西庄”遗址看看。
这个令金大侠极为神往的水西庄，就是天津南运河畔，一座占地百亩的宏大的私家园林。它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扩建兴盛于乾隆年间。与扬州的小玲珑山馆，杭州的小山堂同为清初三大私家园林。它的创建者是津门巨商查日乾、查为仁父子。由于当时的查家富甲一方(民间俗称“阔查”)、喜结名流，一时间水西庄成为当时天津的文化艺术中心。其名声越来越大，以致引起了乾隆皇帝的关注，在南巡时先后四次驻跸水西庄，并留下御笔诗三首，且“芥园”一名也由乾隆皇帝所题。
金庸前年抵津，第一站前往水西庄，整个行程十分保密。据水西庄学会常务副秘书长韩吉辰回忆，金庸一到天津就马上给他打电话，表示要立即前往水西庄，并提出不见媒体、不坐高级轿车。第二天上午，一辆中巴车载着金庸及其夫人来到会见的地点。简单的寒暄之后，金庸直奔主题，希望能看到与祖业有关的资料以及重建水西庄的方案。在看过真实再现了水西庄原貌的《秋庄夜雨读书图》和乾隆皇帝的御笔诗之后，金庸对重建水西庄规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表示如此精致的园林文化如果得以传承，将是一件流芳千古的好事，而天津能拥有这样一座“景幽意美”的古迹，也会令人刮目相看。尽兴之余，金庸题诗一首：“天津水西庄，天下传遗风。前辈繁华事，后人想象中。”
这次金大侠的天津之行还有一段小插曲：金庸听说水西庄原貌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景致荡然无存之后很是失望和痛心，甚至站起身来欲走，在座的陪同人员赶紧向金庸解释：“由于紧靠运河，水西庄早在庚子之乱以后就因水灾和人祸彻底消失了。”金庸仔细琢磨了一下，想起确实已经过去100多年了，就又回到座位。
韩吉辰研究水西庄历史已经12年了，这12年里，每次找到有关查家历史的新资料他都会给金庸寄去。有一次金庸偶然碰到一个天津人，就兴奋地告诉他：“查家在天津有一份祖业，叫水西庄。”并且感谢天津人没有忘记查家，还在不遗余力地计划重建这一壮观的历史名迹。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5-7-13 17:13 编辑
重复，删除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7-1-27 11:42 编辑
独家专访金庸小女查传讷：我不是小龙女，我像极了郭襄
在《天龙八部》中，一代武侠小说宗师金庸（查良镛）雕刻出了家喻户晓的大侠乔峰。在《神雕侠侣》中，金庸笔下的小龙女留给世界惊世之美，倪匡曾报料“小龙女”原型就是金庸的小女儿查传讷。88岁的金庸给江湖留下很多传奇，目前他在香港低调养老，连同他的儿女们都很低调，少见媒体访问。
正在成都龙泉举办的“首届中华武侠文化节”，勾起了大众对武侠小说宗师金庸的怀念。近日，经过成都商报记者为期一个月的努力，金庸小女儿查传讷首次接受内地媒体独家专访，讲述一代大师温暖的晚年家庭生活、与儿女们的相处之道，以及那些惊心动魄的武侠小说创作细节……
查传讷给成都商报提供的金庸父女亲密合影
谈父亲
女不类父金大侠怡然
父亲常常叮嘱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要模仿他，人，贵在有“自我”，独立自主。
记者：金庸先生最近身体如何？有没有外出的活动？去年你说过金庸从早到晚都在看书，还会趁大家不去影院的时候看电影。他现在仍然保持这个习惯吗？
查传讷：在此，我想代父亲多谢你们广大读者们的关心。父亲年纪不小了，可是脑筋甚灵活。他在洗手间里甚至放了一套《资治通鉴》，阅读间更是放了一本本有关国家大事的时政杂志，闲时他喜欢和九段职业围棋高手一较高下……智慧不容置疑。
不过，他身边的老朋友们一个个先他离去，所以他没有太多可以倾诉的对象，这是事实。“细妈”（“细妈”林乐怡是金庸第三任太太。因为父亲娶林乐怡女士之时，查传讷的母亲尚在世，所以不能唤她作"后妈"）有时会和老父二人出外看戏，在非繁忙的时段。
记者：虽然是一代武侠小说宗师金庸的女儿，但你一直很低调。现在似乎过着隐居的生活，这个和你父亲有关吗？
查传讷：以前的生活比较简单，父亲拥有爱戴他的读者，查家不需要另一个小说家；我和你们一样，心里万分倾慕金庸，不同的只是：我乐于做大侠膝下的一个小女。
成为讲故事高手，素来不是我的梦想。打从我懂涂鸦开始，整天嚷着父亲去找一支魔法笔给我，好让我把画得丑丑的小动物都变得活生生的。终于，父亲拿我没法子，叫我替他打理锦鲤鱼池，把癞蛤蟆都一一赶上岸。
隐居大概是形容文人弃官场归故里之意。只可以形容我一直非常低调，因为我知道自己尚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希望他日能够在父亲有生之年，踏足国际舞台。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记者：不少媒体报道金庸儿女们都没有从事写作，金庸先生会不会感到遗憾？
查传讷：父亲三番四次，在“细妈”、我的丈夫面前，对我说，我以你为荣。外人怎样报道，怎样形容，我也懒于理会，也不要解释。
父亲常常叮嘱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要模仿他，人，贵在有“自我”，独立自主，自己管掌命运，努力上进。金庸的儿女们都没有从事写作事业，可是传字辈有一个从事艺术的人。写作和绘画一样，也是艺术，不是吗？
记者：都知道金庸现有三个子女，能不能聊一下你的兄弟姐妹查传倜、查传诗的近况？
查传讷：（查）传诗排行最大，移居加拿大温哥华，育有三个子女。（查）传倜现居深圳，专注饮食事业。现在我们三姐弟各自有自己的生活圈子。童年时同桌吃饭，长大了各自修行，这或许是一种遗憾。不过，人生无常，我自小早已明白了。上天对我很公平，我有了这些就没有那些，上天赋予我的必有其原由。我不能住得离老父太远，婚后这些年也和他住得比较近，方便照顾家父。
记者：听说金庸最喜爱吃川菜里的东坡肘子这道菜？
查传讷：其实，凡是那种看起来弹性十足的富含胶质的美食他都喜欢，比如我们广东菜里的“白膏”，比如肘子，甚至包括海参。
我的二哥传倜很懂得美食，我可没有他那么丰富的美食阅历。有许多朋友形容过我，说我不太懂享受，每天只懂画、画、画，没有其他……
谈武侠
父亲笔下郭襄是我最爱
我最喜欢金庸笔下的郭襄，我觉得自己最像她了。什么都懂点皮毛，足矣！
记者：平时和父亲在一起时，查先生会和你们探讨关于武侠的话题吗？你最喜欢哪一个武侠人物？为什么？
查传讷：父亲很欣赏自己的作品，每每翻阅之，也会笑眯眯地说，写得真的好！
“探讨”这二字，口吻像高考试题，或金学研究学者常用的字眼。我从小就有机会接触文化界雅士和众多大导演，父亲平日话语不多，倒是他们在一起时很爱争相谈论小说的情节。
我最喜欢金庸笔下的郭襄，我觉得自己最像她了。什么都懂点皮毛，足矣！如果最终可以成一派宗师，更不错啦！为什么是她，不是小龙女？郭襄属于金庸着墨不多的人物，发展空间较大。
记者：电视上经常播出金庸的武侠剧，你们喜欢吗？最满意的一部是哪一部？你认为是否拍得和小说贴近？
查传讷：我有严重的“电视剧障碍症”，无法“坐定定”（坐不住）。每每欣赏任何电视剧集，总是无法集中精神。奇怪啊，戏院里上映的，倒是可以很沉着地观赏。
至于你问的最满意、最好、最贴近的一部，就留给金庸迷们去探究吧！现阶段，我不懂得去形容。或许将来可以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记者：金庸先生塑造的主角经常会在几个女性之间徘徊，是否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
查传讷：试问，谁人不想有更多的选择？孔雀开屏求偶，雌雀外表平凡，所以一雄拥数“妻”。雌雄难辨的，多奉行一夫一妻制。男人有魅力，才会迷倒天下间的女人。
记者：你画画也是搞艺术创作，父亲的小说也是艺术创作，这点是否是受父亲影响，如果有可能，你会不会创作一些和金庸武侠有关的美术作品？
查传讷：金庸的小说已有别人为他画插图了，我再画会变得画蛇添足。倪匡先生曾建议，把全部小说都翻看一次，你最有资格去画你爸爸的小说人物。其实说实话，作为大侠小女，我承认，心理压力不少。
记者：你为了推广金庸武侠具体做了些什么事情？你自己喜欢的艺术创作是什么风格？
查传讷：说没有做，是假的，不过这涉及能力问题。我酷爱画人物，不过武侠小说如果以油画物料表现，相较现代映画，有很多限制。人们都跑去影院看戏，我凭什么吸引别人看我的平面艺术？打破框架，很重要。正如韩国艺术家李二男的电子版中国四季山水，他的作品很打动人，没有文字解释……这些就是艺术了。
记者：对和金庸同时期同名气的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大家，你有什么评价？
查传讷：论辈分，我哪里有资格去评价他们！想也没想过，能够成为武侠已非易事，更不要说一代宗师了！好像坊间没有速成班或补习班教写长、短篇小说的吧？为什么呢，我认为创作是需要有很大勇气的事情，它要求把身体里所有的欲望，全部注入一个个理性经营的人物角色，又要顾及大小场景、历史背景、故事发展……不容易啊！
记者：去年你在香港地区举办个人画展，为香港贫穷的弱听儿童筹钱买助听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时，你也曾参与捐款，你是否经常参与公益活动？这一点和金庸小说中的“侠义”契合，是否受到父亲小说影响，还是父亲从小对你的言传身教？
查传讷：做善事，很自然的。没有受什么人影响，我只是普通人，以平常心，在能力范围内去做喜欢的事。
记者：倪匡先生曾说你就是金庸笔下的“小龙女”原型，你怎么看？
查传讷：哈哈，我也不会“打功夫”，潜水、帆船、游泳倒是懂一点点。
查传讷来信：我愿用余生专注发展金庸小说
曾几何时，父亲曾说过，看破，放下，自在。
他细阅了贵报今天的头版及文化报道，并略读了访问的稿子后，一如既往，看破，放下，自在。
看破，在江湖闯荡多年，现在回首也是如过眼烟云；
放下，儿女都已近半百，如果还要他老人操心，由爱故生忧……
自在，无欲无求，无忧亦无心锁。
他轻轻说道，我记得，我去过(成都)。
谢谢你们对大侠小女的盛赞和鼓励。完成2012-2013一系列的“流金岁月之我的童年”后，我会尝试余生都专注发展金庸小说系列，在幻想领域里忠于原创原著。
前天重读《倚天屠龙记》，感受之深如五十学易。父亲把元朝丘处机的“无俗念”里对梨花的描写比作小龙女，又把原句“玉树琼葩堆雪”改成“玉树琼苞堆雪”，符合丘处机初次邂逅小龙女之时，正值含苞待放，而非如盛开的梨花。
我不是小龙女。我不会参考太多剧集和电影版本或电玩和漫画，因为不是我心里的幻想。当然，也不代表好。
查传讷
查传讷画笔下的金庸小说人物
金庸小女查传讷小传
查传讷，1963年生，金庸最疼爱的小女儿，是金庸与前妻朱玫所生。画家查传讷的首个画展于2011年5月15日在香港视觉艺术中心开幕。查传讷，一个更为响亮和传奇的身份则是：一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小女儿。目前，金庸现有的三个儿女中，只有她守在金庸身边，其余的各奔东西，加上查传讷绘画天分卓著，难怪金庸最宠爱她。
查传讷每开始创作一幅新作，她都会先播一段《出埃及记》的音乐，“钢琴家马克西姆把1960年的美国电影《Exodus》主题曲升华到一个极高的境界，他改编了原来的乐章，把超卓的琴技配合了管弦乐和现代敲击乐、电吉他等，选此歌，好像加了不同种类的辛辣咖喱粉，提升了我对艺术的味蕾！”
记者手记：为了你的前程似锦，我不曾离开过书房，仍思考怎样回答你的问题
数十封电子邮件、上百条短信、数次通电话，在长达两周的时间内，成都商报记者和大侠金庸最宠爱的小女查传讷进行了一次颇为深入的交流。能以如此规模和“阵势”专题讨论金庸的家庭生活，这在内地媒体中绝无仅有。在更多时候，一直坚持上午10点到下午7点工作的查传讷为了更全面地介绍金庸先生目前的生活状态，不得不在凌晨用电子邮件、短信与本报记者交流，16日凌晨1点零5分，查传讷仍在书房给记者回复邮件，“为了你的前程似锦，我不曾离开过书房。仍思考怎样回答你的问题。”
查传讷一直很回避自己是金庸女儿的身份，她更是首次在媒体上透露，“我的娘亲生前叮嘱万遍，不可以对外张扬自己的父亲是谁，别人知道了不用再加以强调。当你们都长大成人了，可以为查家光宗耀祖之时，就不用避忌了。"人贵乎有自知之明，一定要脚踏实地做人"。这是娘亲对我最大的教诲。”
同时，由于地域差异，很多词汇需要反复在短信里确认和校准，在认认真真写下采访问题的答案后，查传讷还要专门发邮件确认，“平时绝少有这样的心态接受媒体专访，我良久没写字了，表达力不足。还望指教。”就在3月18日晚，查传讷专程赶往金庸住处，将成都商报及读者们的亲切问候转达给一代武侠大师。同时，她还将本报的电子版地址告知金庸先生，以便以后时时阅读。
“我只是个普通人，很多媒体欲联系我采访，其实不用感到压力大。新闻工作不易为，铁鞋破了，胃未填饱，也要将真相淘出来，不易的。”今年已49岁的查传讷作为报人金庸的小女儿，也深深知晓作为一个媒体人的辛苦。得知本报的这组报道主题后，她也表示非常感兴趣，并专门提到“我也很想知晓其他宗师的后人都在做些什么啊。”
值得一提的是，在提到与成都商报记者交流切磋的感受时，查传讷曾专门致信表示：“我之前在给你的邮件里形容过，你们这次的提问水平之高，好似研究院论题或高考题目，这次能真正静下心来与你交流，更是因为我也是首次遇上高手想与我切磋。”
谢礼恒（成都商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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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梦中情人“小龙女原型”夏梦谈金庸[图] www.yn.xinhuanet.com 2014年11月24日 21:19:31 来源： 新华港澳
小龙女原型夏梦
小龙女原型夏梦
年轻时的夏梦。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秋风沉醉，伊人垂泪。当92岁的秦怡和88岁的王文娟把手轻轻地与夏梦交叠，这个82岁的“小妹妹”竟有些动了情、动了容。夏梦没想到，阔别银幕多年，回到出生之地上海，老朋友待她如初见。影迷们更觉惊喜，从来只觉银幕上斯人如天仙下凡，袅袅婷婷，怎知暌违多年，一身素色难掩光彩。
11月，“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纪念著名表演艺术家夏梦女士从影65周年”活动在上海电影博物馆举行。那一晚，能容纳百人的艺术影厅里座无虚席，连通道都挤满了人。不仅是观众，秦怡、王文娟、叶辛、吴思远、曹景行、佟瑞欣等许多文化名人也在挤挤挨挨的人群里化身影迷。不为别的，只为谈谈旧电影、聊聊当年情。
“我和金庸，其实不如不说”
一说夏梦，金庸对她的那点爱慕之意便不可不提。武侠大师为梦中情人委身长城影业当个小编剧的轶事，当年的华语文学圈里人尽皆知。一度还有人揣测，大侠笔下的黄蓉、小龙女、王语嫣，其原型都有夏梦若隐若现的影子。而金庸以化名“林欢”为夏梦度身定制的剧本《绝代佳人》，单看片名，爱意已了然若揭。
但无论是“襄王有心，神女无意”，抑或是“才子有情，佳人有意，只是恨不相逢未嫁时”，穿行过春花秋月，一切往事都如烟。回到上海的夏梦只言：“我和金庸，其实不如不说。”再无他语。
不如不说，是夏梦惜字如金，也确实是无话可说。对她而言，故事都是别人的，她选择的是兢兢业业的工作与踏踏实实的家庭。
出身于一个文艺之家，父母都是票友，夏梦的少女时代在老上海浓重的艺术氛围中度过。她读玛利诺女书院，写一手好字与好文，还热衷戏剧表演，尤爱莎士比亚的作品，“夏梦”这个艺名正是取自莎翁《仲夏夜之梦》。
在长城电影出演第一部作品《禁婚记》时，18岁的夏梦演活了片中妻子的角色，该片一举获得当年的国语港片票房冠军，并蜚声新加坡、泰国和越南。此后，《娘惹》、《白日梦》、《孽海花》等，夏梦主演了近40部影片，红遍香江、南洋。但她却在事业最辉煌时激流勇退，21岁就嫁给商人林葆诚，并与之携手同行半个多世纪。如此一生端庄，难怪影视评论家石川这样评价她：“是传统士大夫心中理想女性的化身，又是承载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文人家国梦想的梦中情人。”
“我与秦怡，永远站在一起”
纪念活动当天，电影博物馆特意放映了夏梦主演的越剧电影《三看御妹刘金定》，勾起台下老艺术家王文娟的一段回忆。“60年前我们初见，印象中夏梦言语不多，一开口就是跟我们探讨越剧身段、唱腔。”小半个月的相处，王文娟对这位港岛来的女影星刮目相看，“她好像从不把自己当明星，只想做一个称职的演员”。
同样塑造过大批银幕女性形象，秦怡则这样描述自己对夏梦作品的怦然心动：“它们就像驶往过去的列车，让那些美好变得生动又鲜明，叫人强烈感受到电影的蓬勃生命力。”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上海，就曾有“千方百计为‘一计’，三日三夜为‘一夜’”的流行说法。“一计”指的是陈思思主演的《美人计》，而“一夜”便是夏梦的《新婚第一夜》。
在秦怡看来，找来夏梦，回顾历史，是为定格瞬间，征服时间，“会会老观众，放放旧电影，有时候回头看看过去，可以更好地出发”。而在夏梦不善言辞的表达里，回到上海见见老朋友，只因：“我与秦怡还有谈不完的话，我们还是在一条线上。”这条线，便是中国电影的传承一线。
巧的是，纪念夏梦从影65周年的当口，适逢上影厂成立65周年。没有官方正式的庆祝活动，电影博物馆里这样一场光影岁月的故事会，却牵出几代影人的豪情勃发。演员佟瑞欣说：“电影事业不可能平地惊雷般重新开始，它应该有所继承才能发展前进。”而放映一部老片，回望一批老影人，就是电影在不忘却的前提下焕发新生的证明——佳人韶华仍在，还请风华传代。（完）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4-10-29 09:52 编辑
《明窗小札1963》大陆版
《江南周末》=Q 李以建=A
Q ：《明窗小札》是金庸先生在办《明报》时用笔名“徐慧之”开的一个有关国际政局分析和时评的专栏，文章风格与他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这个专栏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开设的，金庸先生为何要用“徐慧之”这个笔名？
A：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视觉文化产品甚少，更谈不上普及，因此报纸刊物种类繁多，竞争甚为激烈，丝毫不亚于现在。诸多大报，均设立专栏，范围涉及很广，但更多是街谈巷议和生活小知识之类。虽也有少数涉及海内外政经评论的专栏，但都囿于左右的政治立场，无法做到客观中立。
金庸当年创办《明报》提出了“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办报方针。《明窗小札》是当年《明报》为金庸撰写国际政局分析和时评专门开设的一个栏目，正是为了秉持“明辨是非，积极中立”的原则。取笔名“徐慧之”，有着多重考虑，其目的在于有意识地将自己在报纸上扮演的不同身份和角色严格区别开来，这是很有深意的。他为了让外界读者不至于将“徐慧之”等同于创作武侠小说的金庸，以致先入为主，认为只是从事文艺创作的作家议论政局时事。金庸刻意隐去其作家身份，是为了表明自己是一名从事新闻事业的时事评论者，他将给读者呈现的是专业人士的评论。其实，这从金庸曾使用诸多笔名可以窥探出他的用意。
Q ：金庸先生用过哪些笔名？
A：他曾以“姚馥兰”等笔名撰写影评，以“林欢”笔名撰写文艺批评文章，以“金庸”笔名撰写武侠小说和翻译外国小说。创办《明报》后，除了撰写《明报》社评不署名外，他继续用“金庸”笔名写武侠小说，翻译严肃的学术性文章和著作，例如英国大哲学家罗素的《人类的前途》等，分别连载在《明报》上。他在《自由谈》上则以“黄爱华”笔名撰写了《祖国的问题》，在报纸上连载，之后结集成书。此外即以“徐慧之”笔名来撰写《明窗小札》的专栏文章。由此可见，他有意识地将文艺创作、评论、政论和翻译加以区别，即通过撰写不同类型的文章来扮演不同的角色，也不断提醒自己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周围的世界。
严格来说，金庸的这种写作策略，无论是双重身份的互换，还是三种身份的重叠，或是四重身份的交错，其中最清晰的是他作为新闻工作者和文学作者的泾渭分明。即小说就是小说，新闻就是新闻，二者不容产生混淆。
Q ：《明窗小札1963》后记中说，《明窗小札》这个栏目从1962年12月起开设，前后约六年。据说金庸先生当时几乎保持每天一篇的频率，为何这次先结集出版1963年的专栏文章？
A：这个专栏是从1962年12月1日开始，直至1968年10月30日，除了1967年曾经中断约5个半月外，几乎每日一篇。为什么不从开辟专栏的当天开始选编，而从1963年起首呢？因为在查阅和整理过程中，发现三个棘手的历史遗憾：
其一，原版报纸本身的残缺。早期的《明报》，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报纸，常常被人用剪刀裁掉一些文章，留下一个个方形的空白。金庸先生撰写的社评和文章比较多，其中有些文章就遇到这种被他人剪裁而导致残缺不全的命运。
金庸先生基本上不太留存手稿，无论他为《明报》，还是为其他报刊，以及外来的邀约撰稿，目前所存大多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由秘书负责保留的，至于1950至1970年的，几乎都无法寻觅到。
其二，除了部分文章的残缺外，更为严重的是，报纸的缺失。《明报》在早期创刊阶段，总共才有四五个人，不仅要负责采访撰稿和编辑报纸，还要负责市场发行，根本无暇顾及有意识地保存归档，可能连最起码的数据室都没有。
其三，由于当时使用铅字拼板印刷，许多常用字因使用的次数过多，磨损很快，于是在报纸上就出现这种现象，但凡是常用字使用一段时间后，就变成残缺不全。又由于经过缩微胶卷放大后打印出来的稿件，就更加模糊不清了。个别字词尚可由上下文来辨别判断，加以补遗，但有的文章因油墨消退或泛污，甚至造成整句话或一整段的文字模糊一片，难以辨清。因此这次收录了金庸于1963年发表的《明窗小札》专栏文章，预计应该为320余篇，因其中有一个月的报纸迄今无法找到，目前查阅到的篇数为295篇。由于某些篇幅残缺不全，或片断的字迹已无法辨清，加上部分内容的重复，或大同小异，故此次出版的仅为大半数，达三分之二，计194篇。分为上下册，上册96篇，下册98篇。
Q ：读这套书里的文章，能够感觉到，似乎都保留了原样，忠实于历史。金庸先生为什么没有像修改小说一样修改这个专栏的文章？
A：三年前，金庸先生嘱我帮忙查阅和整理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撰写的专栏文章，其中之一，即用“徐慧之”为笔名，发表在《明报》的《明窗小札》专栏上的文章。金庸先生不仅亲笔写下当时所用的笔名交给我，而且在结集成书的编辑过程中还特地告诉我，要尊重历史，保持所有收集到的数据的原貌，不作任何修改。其目的就在于“以史为鉴”，希望读者能“温故而知新”，既不要忘记过去的历史，能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也不要做事后诸葛亮，刻意修改或掩饰自己当时的观点和立场。他认为，文学创作和时政评论不同，前者允许不断修改，臻于完善，后者则不容随意修饰或篡改，因为公道自在人心，一切都应留给历史去评判，这不仅包括历史的事件，也包括金庸先生自己的政论文章和观点。
Q ：金庸先生本人对这套书的香港版和大陆版满意吗？
A：都很满意。金庸先生为自己的专栏文章能结集成书，并能够继香港之后在大陆地区首次出版发行，深感欣慰。他表示，会继续将余下数年的《明窗小札》结集，按照年份来编辑成书，更希望广大读者能给予指正。
Q ：您作为这本书的收集者和编辑，阅读这些专栏文章有什么特别的感触能和我们分享吗？
A：我是先阅读到金庸小说，而后才有机会比较全面地阅读到金庸的政论专栏文章。唯有用“敬佩”二字才能形容我的感受。因为他写这个专栏并非偶尔为之，而是贯穿于毕生的写作担当。金庸惊人的天赋和能力展示，体现了他极为尊重不同文类的写作，且对各领域都研究得极为深透，无论是双重身份的互换，还是多种身份的交错，从来不会有丝毫的含混。
Q ：您在金庸先生身边工作二十年，在您眼中，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A：在我眼中，金庸先生不仅是蜚声世界文坛的中国文学家和学者，也是华人世界的著名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更准确地说，金庸先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之一。他涉猎的领域之广，视野之阔，著述之丰，对中华文化贡献之大，在华人世界以及中华文化历史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Q ：金庸先生已有多年不参加社会活动，也不接受媒体采访，他的身体还好吧？
A：金庸先生身体很健康，精神很好，依然关心外界所发生的事情，每天都翻阅报纸杂志，而且保持读书的习惯。只是暂时不接受记者的采访，也不参加外界的社会活动，保持自己清净的生活。近两年来，由于社会各界人士和机构来信提请金庸先生为大作写序作评或题词者甚多，金庸先生为一视同仁，以免引起各方的误解，表示不再接受类似的请求，敬请大家给予谅解。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5-7-13 17:30 编辑
金庸访谈录
谭胜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生于浙江省海宁县，1955年发表第一 部新派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后，曾获全球华人读者喜爱，共有号 称“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带《越女剑》的15部作品， 均有英、日等多种外文译本，并有政论文集、文史研究著作多种。他 所首创的《明报》及文化性刊物《明报月刊》，是香港舆论的重镇， 在知识分子中影响尤巨。作为国际知名报业巨头，他曾多次与国内外 政府首脑进行对话，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参与香港回归中国后的法律、政治运作。1993年他辞去明报集团主席职务，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其后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香港 （海外）文学艺术协会曾于1998年颁授“当代文豪金龙奖”予冰心、 巴金和金庸3人。1998年5月17日—5月19日，“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 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学隆重举行，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的15名教授与 博士生及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日本、英国、加拿大的26名学者聚首一堂，提交了37篇论文，深入探讨了金庸小说的政治意识、文化意义、艺术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就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热烈的探讨，如金庸小说是否因超越武侠而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雅俗共享的文学境界是否高于雅俗分享的文学境界，金庸写作的现代汉语是否最纯熟的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等。研讨会研讨的作家本人—— 75岁的金庸也参加了这次盛会，并在闭幕式上发表了演讲《小说创作 的几点思考》。他谦虚地称自己写的小说“内容平凡，没有多大深刻意义，不值得劳动许多学者先生们来研讨，说到‘金学’，万万不敢当。我自己目前还在用功读书，希望自己学有所成，将来能做一个学者”，并且透露：他的作品正在进行第三次的修改，全部作品准备在修改后出线装本，目前已改定了《书剑恩仇录》，《碧血剑》正在修改中。他说：“我喜欢小说创作，但只是普通的作家，很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批评也好、指教也好，都能使我得益，对以后的创作会有帮助。”这次会议是历年来金庸研究的深入和广延，一方面进一步确立了金庸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标志金庸小说越过中国文学批评的边界而进入国际汉学界的批评视野。会后金庸一路风尘，又去了日本、云南大理，于7月底回到香港，机缘凑合，笔者得以在香港大学的晚宴上一睹大侠神采，复于8月14日在金庸先生位于香港北角的书房中与他进了一个半小时的晤谈。以下即是采访的记录。
（注：“○”为本文作者谭胜，“●”为金庸）
不准备写自传
○查先生，在访问您之先，我拜读了冷夏先生所写的《金庸传》，这本书是由明报出版社出版的。您如何评价这本书？
●这本书是不可靠的，我不认识冷夏这个人，他也从来没有访问过我。因为人家访问我的材料很多，发表在报章杂志上，他东抄一段、西抄一段写出来，有些是他自己想象的，我不同意。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完全是在赚钱，很不负责任。
○这本书流传很广，况且又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家都认为可靠，在这种情况下，您为什么不采取措施呢？
●可以告的。因为这本书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要告的话必须告明报，明报跟我关系好，他们来求我，就不要告了。
我将来要出一部我比较认可的（传记），我自己把真的资料告诉他。冷夏这本书内地也出版了，但其中有很多靠不住的内容。
○您准不准备写自传呢？
●不写。人家来访问我，我好好告诉他，他来写。
一生钟意在小说
○您创办明报、写武侠小说，以及做自己的历史研究和佛学研究，对您来说，哪一件是最令自己满意的？
●写小说比较有成就感一点。明报也办得很好，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这个报纸的评论是很公正很中肯的，当时对于中国政治的进步是有贡献的。但新闻工作是一个短期的，不是永久性的，而文学创作是一个长期的、永久的事情。
○现在还有没有写小说？
●现在没写什么，到外面演讲，有些演讲稿，将来准备出一本演讲集。（谈话及此，金庸先生找出一本七月份新出的书赠送笔者。）
○有学者认为《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是一种道德宿命意识的反映，您也曾提到在小说中想表现一种侠义精神，但《鹿鼎记》似乎有所不同？
●《射雕》中的郭靖可能主要是反映中国儒家的道德观念。韦小宝在中国古代有这种人的。反而郭靖黄蓉出现的可能性小一点，尤其是像黄蓉这样的女侠，几乎不可能。有人讲我写韦小宝有点像《阿Q正传》，鲁迅先生写阿Q是写一般的平民，韦小宝是一个运气比较好的人。中国古代成功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韦小宝的味道。
○您自己觉得自己小说中的爱情描写有没有什么模式可循？
●也不一定。（郭靖和黄蓉）我写了两种性格不同的男女在一起的情感。如果郭靖和小龙女恋爱那情况又不同了。我在北大演讲，他们问我，查先生，郭靖很笨，黄蓉很聪明，你给他们配在一起，如果两个人都很笨，或者两个人都很聪明，那又怎么样呢？两个人都很笨，说不定结果很好的，一个笨，一个聪明，那也不错，如果两个人都很聪明，那就麻烦一点了。
○请您谈谈以您、梁羽生先生、古龙先生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和以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为代表的旧派武侠小说？
●我们新派受西洋文学的影响比较多一点，还珠楼主他们没受过外国文学的影响。我本人就很喜欢大仲马，受他的影响。
每个人的写作风格也不一样。古龙的书就写得很活泼很有趣，他写过的人，写过的事可以再写，我自己则希望每一次写出的都有所不同。
和金庸先生谈话真有如坐春风之感。不觉时光飞逝。告辞出来，金庸先生坚持送到门口。回望头发花白的老先生，我不由想起魏文帝 曹丕一句很有名的话：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7-1-27 11:58 编辑
北京娱乐信报 金庸：最大心愿是和平统一(图)
2004年11月22日10:36:40
2014年11月16日下午，著名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出现在深圳市民中心Ｂ座演讲大厅的讲坛上，深圳市委宣传部长主持本次论坛，他说自开设“读书论坛”以来，第一个想要邀请的演讲嘉宾就是金庸先生，5年盛情相邀，今天终于有了“一睹真容，倾听教诲”的机会。金庸热情欢迎读者就历史问题向他提问，并说：“我能答得上来的就答，答不上来的我就说对不起，我回答不了，再回去看看书，等弄清楚了，第二年第三年再来讲。”
历时两小时的演讲和现场交流结束后，年已八十、精神矍铄的金庸先生又与部分记者相谈甚欢。“我不喝酒，但美女是喜欢的。男人说不喜欢美女那是骗人的话。”虽然夫人就在一旁，金庸仍一脸坦然。
谈古论今
不希望两岸金庸迷兵戎相见
记者：您通读中国古籍，认为最经典的书和词句是什么？
金庸：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就这一句。这是我此次演讲的真正主题，邀请方要我讲《我的武侠世界》，我说这个题目不好，这个是你们读者自己的事，你把我的书读完，我的武侠世界你不就清宄??寺穑?
记者：您的主要历史观是什么？
金庸：我一直认为编撰中国通史的各派历史学家大都陷入“大汉族本位意识”的怪圈中，不能将中华各民族平等对待，眼光颇为狭隘。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观我也同意，阶级斗争带来社会变革。但具体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就又有其自身特点。我们就看欧洲吧，罗马帝国跟西汉差不多处于同一个时期。疆域很大，武力很强，经济很发达。为什么罗马帝国一垮台就没有了？而中国汉朝封王之后，后来唐朝又复兴了，一直到宋元明清，到现在，我们中国还是很强大。中国历史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中国人哲学思想是融合的，不像西方国家哲学思想是向外征服扩散的。中国历史最大的特点，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每当汉民族与其他兄弟民族融合一次，中国就强大一分。最初的夏商周无一不是民族联盟的结果——夏与东夷、商与北狄、周与西羌……而中国历史上最盛的四个朝代（汉、唐、宋、清）也都是民族大融合大团结的成果。唐太宗，我们汉人心中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其实他的血统中有四分之三鲜卑人的血统。
记者：您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是哪个时代？
金庸：中国最好的时代是现在。衣食住行都很好，热了有空调，冷了也有空调，在宋朝、汉朝，还得对付蚊子（笑）。我平生最大的心愿真的就是看到祖国的和平统一。我不希望两岸的金庸迷们兵戎相见。
谈书论学
读书就像追女朋友
北京娱乐信报 记者：您认为现在的年轻人该读什么样的书？
金庸：今天上午，我到深圳书城参观，得知这里图书销量全国第二，列在北京王府井书店之后，可??钲谑橄愫芘āＬ?醪砍そ樯芩担?饫锏哪昵崛死醋匀??2200个县，都是笑傲江湖的侠客嘛。听说来深圳的名人很多，写书的也不少，总有很多年轻人向名人请教，要他开书单。不用说我也知道，每个人推荐的书单都是两部分：自己的书，外加所有传世名著。我从来不开书单的。我的读书观其实很简单——什么书都可以读，自己喜欢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不用听老师的话。读书为自己，这和追求女朋友一样，父母之命是奉不得的。读什么书、考什么专业，首先都要自己感兴趣，赶时髦是靠不住的。比如一个并不喜欢法律的学生，不得不去念法律的书，结果念书不开心，后来上班了也不开心，始终不开心，做人又有什么意思？
记者：现在有很多学者主张青少年多诵读一些古代诗、经？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金庸：我受的是现代教育，四书五经我看过，那是在高中阶段和大学阶段我自己找来看的，现在还在学习、补课。我平生最爱看的是历史书。一生读史，我在近年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历史观点，这方面我是一有机会就讲的，在湖南岳麓书院，在北大，在浙大，在“华山论剑”的时候，一有机会我就爱宣扬我对中国历史的观点。我目前还在研究中国通史，也准备写一本书，关于讨论中国历史的问题。
谈世论道
当代国人最缺乏侠义精神
记者：您认为当代人最需要继承和提高的是什么？
金庸：很多人说是书卷气，但我说，现在最缺乏的就是侠义二字。中央电视台做“感动中国”的专题节目，要我推荐“感动中国”的年度人选，我选择的人物都是有侠义精神的人。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侠义精神。每个人，都是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名过客，有个小朋友问我，来生愿意做男人还是做女人，做郭靖还是做黄蓉？我说，不论做男人也好，做女人也好，都要做一个好人。
记者：您的作品最要紧的就是宣扬侠义精神吗？
金庸：对，]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宣扬侠义精神的，本意基本与打打杀杀的“武”无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侠义精神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可当今社会，比如看到一个流氓在欺负一个姑娘，能够出手相助的有几人？我金庸这个八旬老人倒是时时会有这种“少侠冲动”。
记者：您认为自己写得最成功的武侠人物是哪一个？
金庸：佛说：不可说。最成功的武侠人物，要读者来评。不过老实说，和许多读者一样，郭靖、乔峰也是我最喜欢的男子汉，至于女孩吗，我喜欢的就很多了。
记者：阿紫这个姑娘你自己喜欢吗？这个人在网上评价分歧最大。
金庸：怜香惜玉吧，宽容来看，每个姑娘都是我喜欢的。写阿紫这个人，本意是探讨一下一个无邪的儿童在不良环境教育下能被异化到什么程度，又如何能被拯救[/u]。我写的小说人物的观点，不一定是我自己的观点。有个读者问，洪七公说他杀人二百多个，自信没有被他冤杀的，你金庸是不是同意他的观点。当然不是，否则现代司法制度就乱套了。法制化程度必须越来越高，国家才会进步。我主张现代人学侠义二字，是补课，是主张勇于承担责任，拥有快意人生。侠义真的是个很远大很美丽的世界。你喜欢我的书，其实就是向往这个世界。
谈武论剧
我要改到自己满意为止
记者：您预测，什么时候能够出现代替您这位“武林至尊”的武侠大家呢？
金庸：“武林至尊”我可不敢当啊。你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我也盼望着早日出现这样的好事啊。现在我到欧洲去玩，在飞机上动辄十几个小时，也看不了学问书，随身带的可看“闲书”还是梁羽生和古龙的旧作啊。
记者：您有没有考虑过收几个徒弟，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您的徒弟？
金庸：我在浙大人文学院收了几个博士生，不够好，我现在也不教了，还把院长的官也辞了。我这个人当官，不行。拜师，我很愿意，让我教别人，我就不大愿意，也教不来的。
记者：您不看自己的书吗？
金庸：当然看，这是正事之一啊。我一部部地修订着呢。有的读者不理解我的修改，认为有很多老头子的昏庸之笔。这个我是没办法的。我还是要改到自己满意为止，过去写得很苦，时间也拖得很长，一部书两三年的，四五年的，很多前后呼应问题，前面呼了，后面忘了应。还有一些，当初很美丽的创意没有实现的。
记者：您对《神雕侠侣》所作的修改，我不太理解，请您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修改。
金庸：你不能理解，我希望你再慢慢看看，真是不好意思。这可能和年龄有关，我现在80岁了，所以你可能是不了解年纪大的人的心理。比如有人说不喜欢书里面的黄蓉，但有一位女教授就为我辩护，她说你们不喜欢是因为你们不懂得，你们没生过女儿，没当妈妈，母亲的心理就是那样的。
记者：你怎么评价扮演黄蓉、小龙女的内地女演员？
金庸：刘亦菲还太小，我比较喜欢周迅。但周迅的嗓音不太好，如果换个配音演员就更好了。
谈文论己
现在还不想落叶归根
记者：现在有许多中学生从事武侠小说创作，您怎么看？
金庸：很简单，就是反对，为什么？我觉得武侠小说很难写，不要说中学生，大学生都写不好。中学生不要说写武侠小说，写其它小说我也不支持。因为武侠小说是讲人生、讲情感的，你还是小孩子，懂什么爱情呢？你对爸爸妈妈的爱情还不大清楚呢。所以，先经历，再创作。学生写点随笔散文可以，但小说是写人生的，要有经历和体验，要有很多历史知识，可有个9岁的女孩却写了本武侠爱情小说，还要我写序，我是坚决不写：再过20年你写了我再作序吧。做人最要紧的是，年龄小时别充大，年龄大后别装小。写小说很难，做人也很难，难就难在要有责任感。
记者：您的好友倪匡曾经说过，金庸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将会达到《红楼梦》一样的高度。您怎么看？
金庸：这是好朋友的拔高。《红楼梦》在中国小说中写情最好，我的作品自愧弗如，还达不到曹雪芹那样的高度。
记者：尽管如此，“金学”研究已经成形，您怎么看这些评论？
金庸：我欢迎批评，那些批评文章我都会去看。作品中有缺点的地方，我在修订时会吸收批评意见。当然我对某些观点并不认同，自然也不会采纳。
记者：您真不打算写自传？
金庸：我不愿意讲自己的坏事，也不愿意总说自己的好事。自传是不能骗人的，不写坏事是欺骗，老写好事也是欺骗。
记者：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您想在哪儿归根？
金庸：我现在还不想落叶归根，四海之内皆兄弟，到哪里住下来都很好，在香港，在杭州，在北京，在深圳落户都很好啊。[/u]
信报记者李冰／文并摄